社会与法主编

『壹』 郭晓飞的科研成果

翻译[美]：迈尔文·艾隆·艾森伯格《普通法的本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合译）
参编朱景文教授主编教材：《法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专著：《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5月。
参编朱景文教授主编的《全球化条件下法治国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
参编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法律职业伦理》，许身健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对一起同性卖淫案的法理学解读》，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
《从行动中的婚姻法看国家法的局限》，载《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6期。
《求同存异和求异存同：同性婚姻的宪法之维——《<same-sex marriage and the constitution>述评》，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5期。全文转载于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5年第11期。
《这就是我看到的：评苏力作品〈也许正在发生〉》，《法律书评》2006年第四辑。
《中国有过同性恋的非罪化吗?》，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4期。
《法学院里的法律信仰》,《人民法院报》2004年4月21。
《从陆德明事件看警察职业伦理》，《新京报》，2004年11月15日。
《“数目字管理”与百年树人》，《中国青年报》2005年4月7日。
《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最好的刑事政策》，《新京报》2004年4月1日。

『贰』 教育学师范类考研主要考哪些科目

考试科目：思想政治100分，外语100分，教育学综合专业课300分。教育学考研初试考试时间为：政治180分钟，外语180分钟，教育学综合专业课180分钟。

照学习方式的不同，中国的研究生可分为脱产研究生和不脱产研究生。前者指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全日制学习的研究生，又称全日制研究生；后者指在学习期间仍在原工作岗位承担一定工作任务的研究生。

不脱产研究生按照入学和考核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博士）学位，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包括参加十月联考的攻读专业学位、一月份管理类全国联考、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等）和单独考试取得硕士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

(2)社会与法主编扩展阅读

教育学专业它包括教学论、课程论、小学教育和数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等专业。其中，教学论是着重对教学方面的研究，它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既包括做好教学这件事的行事依据，又涉及如何提高教和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而课程论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学校课程设计、编制、实施和课程评价等的理论与实践。

课程论与教学论难以说有明确的划分界限，至今有三种理解，教学论中包含课程论，课程论中包含教学论，教学论与课程论有交叉部分。所以一般这两个专业所学内容大致相同，有很多高校所开设的就是“课程与教学论”这一学科，不会分的如此详细。

『叁』 夏吟兰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课后练习题答案谁有

婚姻的意志
摘要：婚姻关系是人类社会文明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存在婚姻关系,而且任何一种法律都必然要对其进行调整。马克思的《论离婚法草案》正是揭示了婚姻的本质不是夫妻的任性,而是一种社会伦理关系。
关键词：婚姻关系 法定婚龄 婚姻解除
一、婚姻的本质
(一)婚姻的目的和基础
人们由恋爱到结婚是一个质变的过程。人们恋爱大多都是以结婚为目标前进的,但每个人结婚的目的又都是不同的。有的是出于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心理需求;有的是出于经济原因,希望从对方身上获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或经济帮助;有的是出于对对方的责任等。结婚目的的不同,就是对婚姻基础的认识不同。
婚姻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婚姻的基础也包括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婚姻和家庭是密不可分的,婚姻关系是以两性结合为自然基础的,进而繁衍后代,这也是婚姻关系特殊的特征。由此才能产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在婚姻家庭法的立法中,就要遵循婚姻的自然属性。比如,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同性恋结婚就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自然不符合婚姻的自然基础,在法律上是不能予以承认的。所以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仍未承认同性婚姻的地位。再有,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法定婚龄,这也是尊重自然基础的表现。人类的成长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有一个过程,在立法中都应该考虑到。结婚年龄不宜过小,这样双方都还没有发育成熟,一方面身体稚嫩不利于下一代的繁育,另一方面心智不成熟,夫妻双方不能和睦相处,也不能够很好的照顾、教育子女,这些都会产生社会问题,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年龄太大又不利于两代人互相交流和照顾。立法规定要遵循自然规律。各个国家的根据国情的不同,在结婚年龄的规定上有着不同立法。
婚姻立法要尊重自然规律,但是婚姻的社会基础更具重要性,因为婚姻的社会基础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所以更应该在婚姻家庭的立法中得到重视。婚姻的社会基础首先包括感情因素。感情因素是婚姻成立的基础,也是婚姻解除的理由之一。我国《婚姻法》就规定了:“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其次,社会基础还包括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互敬互爱,互相照顾,互相忠实,照顾家庭成员,这是婚姻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一旦结婚组成家庭,就要与家庭成员一起生活,就不能任由自己的任性,要对家庭成员尽到照顾抚养的义务和责任。
但事实上,婚姻不是建立在单一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多种基础的综合作用。婚姻的目的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永远共同生活。在婚姻这种关系当中,夫妻双方都在互相奉献和牺牲,这样才能维护婚姻的稳定,婚姻才能长久。这是婚姻的目的和核心。如果不是以此为目的,那么当人们希望通过婚姻取得的其他东西比如金钱、名利等一旦得到,那这个婚姻实质上也就不存在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婚姻按其实质来说是已经离异了。
从另一个方面说,笔者认为,婚姻目的的不同也决定了婚姻制度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类生产能力低下,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为了生存人们群居在一起,为了解决生理需求人们之间没有固定的配偶。这一时期根本谈不上婚姻和家庭。之后,有了群婚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劳动分工,这样人们也分开了,通婚只存在于一定的年龄阶段中,但也没有固定的配偶,由于人类的寿命很短,孩子的成活率也不高,所以为了种族的延续就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形成了群婚制。但仍是没有婚姻基础的。再之后,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过渡到更高级的父系氏族,这个时候女性的地位低下附属于男性。这一时期形成了对偶婚,即一男一女形成不稳定的关系。后来,发展到封建社会,形成了一夫一妻制,但是此时的一夫一妻制与现代社会的一夫一妻制是截然不同的。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夫一妻制是允许多妾的。正妻只能有一个,但是妾可以有很多。这个时候,婚姻的主意目的在于生育后代和继承家庭财产或者显示社会地位。所以一个男人可以有很多妻子,尤其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更多的妻妾也是显示其社会地位的象征。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夫一妻制得到了空前的进步,婚姻的目的不再是为了生理需求或者简单的繁衍后代更不是为了社会地位,此时的婚姻是以人们永久的共同生活、相伴终生为目的的。所以人们就要求了一人一个固定配偶,并且,人们也认识到近亲繁衍不利于优化后代,对人类种族的繁衍不利,只有具有固定的配偶才能固定亲属关系,才能避免这样的问题,这样就形成了现代的一夫一妻制。
(二)婚姻的特征
婚姻不但是人类自然属性的需要也是社会属性的需要,在各种社会形态中都是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婚姻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具有它特有的特征。
首先,婚姻的特征表现在婚姻主体的身份性上。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在婚姻关系中包涵了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两个个体,这是其他社会关系所不具有的特点。民事关系、刑事关系的双方或多方都不是有且只有两个人,而且不具有这样固定的性别搭配。婚姻的主体的身份特征具有自然性,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这是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不可改变的社会发展规律。现在有的国家出现了同性恋结婚的现象,但是同性恋结婚即便作为婚姻,也不具有婚姻的本质,婚姻的自然属性已经被打破,颠覆了伦理,不能作为真正的婚姻。
其次,婚姻具有稳定性。这既是婚姻的目的,也是婚姻的重要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婚姻是家庭的基础。一个婚姻不仅会产生一个新的家庭还会将几个原本没有联系的家庭连接起来。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每一个细胞的稳定都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婚姻的稳定与和谐是家庭、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
再次,婚姻充满了牺牲与奉献。组成婚姻的男女无论基于什么目的结婚,他们都要共同生活。人与人总是有差异的,在婚姻的共同生活中是要求同存异、互相包容、彼此关爱,这就要互相奉献与牺牲。这样婚姻家庭才能稳定和谐。
最后,婚姻包涵了共同生活的实质。在婚姻中,夫妻双方有着共同的生活内容,还要共同面对困难,共同承担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这也是婚姻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这共同生活的内容这个婚姻是不完整的,也可以说是不具有婚姻实质的。
(三)婚姻的本质
上述讨论了婚姻的这么多特征,那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从马克思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婚姻的本质在于它的伦理性。马克思说:“立法不是把婚姻看作是一种合乎伦理的制度,因此,婚姻的世俗本质被忽略了。”婚姻不是夫妻个人的意志,是一种伦理关系,两个人结婚、离婚看似是两个人的私人意志,但婚姻不能任由已婚者的任性,一旦结婚,就要受到婚姻法的规制。婚姻的本质是伦理性,伦理是人类在演进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婚姻的意志不是指婚姻关系双方的意志,而是指婚姻的本质即婚姻的伦理实质。婚姻不仅包括两个人的感情,还有子女抚养、夫妻共有财产这样的关系,所以一个婚姻的成立也代表了一个家庭的组建。马克思说:“如果婚姻不是家庭的基础,那么它就会像友谊一样,也不是立法的对象了。”男女之间的爱情与友情一样都是意志关系,不是法律调整的范围,但是伴随着婚姻关系的形成也会相应的形成一个家庭关系,这就迈进了法律调整的范围。马克思认为婚姻法立法时要遵循这种伦理性,反映这种伦理关系。法律是对现存社会规律的反映,它不能创造规律,而是表述社会规律。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律,发明法律,而是把婚姻法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即把伦理关系表现出来。马克思认为,伦理价值是婚姻的本质而伦理价值的基本内容是来自于现实的世俗社会的。我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该尊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一条就体现了我国婚姻法的伦理基础,是我国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婚姻法中增加的夫妻彼此忠实等各项义务,将婚姻中的爱情固定了下来,有利于家庭的稳固,社会的和谐。
二、婚姻法
婚姻法是国家对婚姻关系伦理实体的固定,是国家维护保护婚姻关系和家庭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所以在离婚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是赞成实施严格离婚法的。马克思说:“婚姻不能任由已婚者的任性,相反地,已婚者的任性应该服从婚姻的本质。”但是他也不否认离婚的自由。那么离婚的标准是什么呢?既不能纵容草率的离婚,也不能剥夺离婚的自由。对于离婚的条件,马克思认为是婚姻已经死亡。婚姻的本质已经死亡也就意味着婚姻不再成为婚姻,也就是婚姻的伦理不复存在,此时它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外表和骗局。在婚姻法的立法中,对离婚条件的规定应当以婚姻关系中是否存在伦理价值为依据,婚姻死亡的标志是伦理价值的消灭,伦理价值又取决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所以离婚成立的条件不是由立法者的任性决定的,也不是由当事人的意志决定的,即使夫妻双方的自由意志判断婚姻已经死亡也不能代表他们的婚姻就没有了伦理价值。婚姻的死亡的判断应该根据客观事实,这个客观事实就是最无可怀疑的“征象”,这样才能确定伦理的死亡。立法者要根据这些征象来确定离婚的条件和原则。
我国1980年《婚姻法》对离婚判决的法定条件采取的事概括性的规定,就是法律不具体列举离婚的理由,制作抽象地概括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发生主观臆断、执法不统一的问题。现行2001年新《婚姻法》增加了示例性立法,法律先具体列举一定的法定离婚理由,最后以一个抽象的、概括性的兜底条款加以规定,以弥补列举理由之不足。我国《婚姻法》规定了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的五项法定情形: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又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这些客观条件的列举可以看作是婚姻消亡的表征,是在社会生活和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使得法官判案的时候减少了主观因素,可以从客观上判断婚姻是否已经死亡,丧失了伦理的本质。
婚姻的死亡不是私人的任性,也不是立法者的任性,是取决于婚姻的伦理本质,而不是取决于当事人的愿望。立法者只能规定婚姻在什么条件下按其实质来说已经离异了,“法院判决的离婚只能是婚姻内部崩溃的记录”。
马克思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揭示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且指出婚姻的意志不是当事人的任性,婚姻应该以其本质的消亡为死亡,立法更应反映这一事实。这篇文章给我们婚姻法的制定和修改提供了思想指导,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3页.

参考文献:
[1]夏吟兰.婚姻家庭与继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巫昌祯.婚姻与继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杨大文.亲属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王利明.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亲属继承篇.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6]杨晋玲.夫妻财产制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一、血缘家庭的纽带
19世纪70年代，美国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为了进一步研究人类史前史的可能，发表了《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一书，该书指出一个部落分为若干母系血缘集团即母权制氏族，而这正是后来的父权制氏族的基础。他找到了全部原始历史的新基础，并据此描绘出家庭式的略图，从而揭示了原始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演变过程。 现代社会，以血缘关系捆绑起来的家庭观念也早已不像过去那么浓烈，情感与道德的地位逐渐凸显出来。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增大，社会关系越来越不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家庭的作用看似减小，但是它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单元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重视家庭的建设，特别是家庭的伦理道德建设。

二、道德家庭与婚姻的支撑点
家庭伦理道德是指调整家庭成员间关系的原则与规范。家庭道德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有着不同的内容：夫妻相爱，志同道合，尊敬和赡养老人，抚养和教育子女，尊重家长，爱护弟妹等等。而家庭关系中的核心是夫妻关系。如果每个家庭都能遵守家庭道德的规范，做到夫妻和睦，尊老爱幼，那么，整个社会就可免除后顾之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有了很坚实的基础。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家庭道德建设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内涵也不同。在封建社会中，男性家长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是通行的戒律。男子有休妻的自由，女子却没有离夫的权利。男子可以再娶，女子却不可以再嫁。《大戴礼记·本命》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这七去在元明清三代的法典里都有明文规定，成为压迫妇女的工具。封建道德要求女子绝对忠诚于男子，妻子对丈夫从一而终，夫死之后要守节。夫妇的伦理规范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礼制中，《礼记·婚义》中规定：“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侍宗庙，下以继后世。”婚姻的目的只是为了连接两个家庭的利益，是为了传宗接代和祭祀祖先，在这里夫妇双方的感情和幸福不在考虑之列。
现代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不断扩大，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立，个性获得了充分的解放，原有的封闭观念被打破，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进入家庭，带动了家庭伦理道德文化向文明的方向发展。表现为：自我意识增强，自由恋爱，自主婚嫁；男女平等，长幼平等，夫妻平等，家庭成员一律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注重婚姻质量，追求高水准的爱情生活，被视为成就、维系婚姻的价值趋向。但同时，在文明的家庭主流中也搀杂着大量的腐朽的家庭伦理生活的暗流，造成家庭伦理道德的模糊性和伦理行为的矛盾性。因此，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是一个婚姻与家庭幸福和稳固的保证。人的性爱需要早已从动物的自然本能发展成为人的一种基本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实践，两性的关系也早已从单纯的为物种的延续而结合的自然关系，发展成为在性爱基础上具有强烈而持久的思想感情结合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成为人性和人的社会本质的特殊实现方式。马克思也曾深刻地揭示了爱情的本质，认为爱情是只有从动物演变出来的人才有的，它已是人的社会需要，是人的行为，是人的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婚姻与家庭的组建“是不是由于爱和对应的爱而发生的任何贪图享受，破坏他人家庭，置道德于不顾的行为都是应当收到人们谴责的。爱情不是一闪即逝的，一旦双方确立了爱情便以彼此结合为幸福，以分离为最大的不幸。但爱情伟大，婚姻繁琐，要想经营好一个家庭不是唱唱高调就能经营好的，它需要夫妻双方相互包容、相互体谅和理解。这里也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当热恋甚至结合的双方一旦面对爱情的潮起潮落时，不得不考虑分离。因为爱情的双方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随着生活的变迁、岁月的流逝，人的感情也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一方或双方不爱了，或一方产生了新的爱情，离异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爱情本质的、合乎道德的、合乎人性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如果感情确实已消失或者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斥，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者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 三、法律家庭与婚姻的守护者
婚姻家庭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着国家的产生，原始社会中长期形成的有关婚姻、亲属的习惯和禁例等，就被注入了新的、阶级的内容，开始转化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婚姻家庭法大致经历了古代婚姻家庭法、近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婚姻家庭法、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家庭法。中国古代的婚姻家庭法详于礼而略于法，在奴隶社会，有关婚姻家庭的礼起着法的作用，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是礼、律并用的。
新中国的婚姻家庭法则经历了根本的制度变革。男尊女卑的夫权统治、漠视子女利益的家长专制式封建包办婚姻、剥削阶级的一夫多妻制和以“休妻”为主要方式的男子专权离婚等一系列有违女性尊严的不平等条令都被废除，确立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社会主义婚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也分别从结婚、家庭关系、离婚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每个公民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认真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爱情观，实现制度法律化和伦理道德化，使夫妻双方从情感和谐做起，促进家庭和谐，进而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和谐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血缘家庭的纽带
19世纪70年代，美国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为了进一步研究人类史前史的可能，发表了《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一书，该书指出一个部落分为若干母系血缘集团即母权制氏族，而这正是后来的父权制氏族的基础。他找到了全部原始历史的新基础，并据此描绘出家庭式的略图，从而揭示了原始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演变过程。 现代社会，以血缘关系捆绑起来的家庭观念也早已不像过去那么浓烈，情感与道德的地位逐渐凸显出来。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增大，社会关系越来越不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家庭的作用看似减小，但是它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单元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重视家庭的建设，特别是家庭的伦理道德建设。

二、道德家庭与婚姻的支撑点
家庭伦理道德是指调整家庭成员间关系的原则与规范。家庭道德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有着不同的内容：夫妻相爱，志同道合，尊敬和赡养老人，抚养和教育子女，尊重家长，爱护弟妹等等。而家庭关系中的核心是夫妻关系。如果每个家庭都能遵守家庭道德的规范，做到夫妻和睦，尊老爱幼，那么，整个社会就可免除后顾之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有了很坚实的基础。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家庭道德建设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内涵也不同。在封建社会中，男性家长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是通行的戒律。男子有休妻的自由，女子却没有离夫的权利。男子可以再娶，女子却不可以再嫁。《大戴礼记·本命》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这七去在元明清三代的法典里都有明文规定，成为压迫妇女的工具。封建道德要求女子绝对忠诚于男子，妻子对丈夫从一而终，夫死之后要守节。夫妇的伦理规范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礼制中，《礼记·婚义》中规定：“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侍宗庙，下以继后世。”婚姻的目的只是为了连接两个家庭的利益，是为了传宗接代和祭祀祖先，在这里夫妇双方的感情和幸福不在考虑之列。
现代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不断扩大，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立，个性获得了充分的解放，原有的封闭观念被打破，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进入家庭，带动了家庭伦理道德文化向文明的方向发展。表现为：自我意识增强，自由恋爱，自主婚嫁；男女平等，长幼平等，夫妻平等，家庭成员一律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注重婚姻质量，追求高水准的爱情生活，被视为成就、维系婚姻的价值趋向。但同时，在文明的家庭主流中也搀杂着大量的腐朽的家庭伦理生活的暗流，造成家庭伦理道德的模糊性和伦理行为的矛盾性。因此，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是一个婚姻与家庭幸福和稳固的保证。人的性爱需要早已从动物的自然本能发展成为人的一种基本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实践，两性的关系也早已从单纯的为物种的延续而结合的自然关系，发展成为在性爱基础上具有强烈而持久的思想感情结合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成为人性和人的社会本质的特殊实现方式。马克思也曾深刻地揭示了爱情的本质，认为爱情是只有从动物演变出来的人才有的，它已是人的社会需要，是人的行为，是人的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婚姻与家庭的组建“是不是由于爱和对应的爱而发生的任何贪图享受，破坏他人家庭，置道德于不顾的行为都是应当收到人们谴责的。爱情不是一闪即逝的，一旦双方确立了爱情便以彼此结合为幸福，以分离为最大的不幸。但爱情伟大，婚姻繁琐，要想经营好一个家庭不是唱唱高调就能经营好的，它需要夫妻双方相互包容、相互体谅和理解。这里也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当热恋甚至结合的双方一旦面对爱情的潮起潮落时，不得不考虑分离。因为爱情的双方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随着生活的变迁、岁月的流逝，人的感情也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一方或双方不爱了，或一方产生了新的爱情，离异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爱情本质的、合乎道德的、合乎人性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如果感情确实已消失或者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斥，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者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 三、法律家庭与婚姻的守护者
婚姻家庭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着国家的产生，原始社会中长期形成的有关婚姻、亲属的习惯和禁例等，就被注入了新的、阶级的内容，开始转化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婚姻家庭法大致经历了古代婚姻家庭法、近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婚姻家庭法、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家庭法。中国古代的婚姻家庭法详于礼而略于法，在奴隶社会，有关婚姻家庭的礼起着法的作用，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是礼、律并用的。
新中国的婚姻家庭法则经历了根本的制度变革。男尊女卑的夫权统治、漠视子女利益的家长专制式封建包办婚姻、剥削阶级的一夫多妻制和以“休妻”为主要方式的男子专权离婚等一系列有违女性尊严的不平等条令都被废除，确立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社会主义婚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也分别从结婚、家庭关系、离婚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每个公民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认真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爱情观，实现制度法律化和伦理道德化，使夫妻双方从情感和谐做起，促进家庭和谐，进而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和谐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肆』 明太祖的法律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汉族，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人，少时穷苦，一度入皇觉寺当和尚。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郭死后统率郭部，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龙凤七年(1361)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在位期间，为了缓和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实行了抗击外侵、革新政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与此相适应，在法律思想上鉴于元末法纪纵弛导致的各种弊端，认为“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治国理想---1、发展生产，阜民之财
2、节约开支，省民财力
3、节省工役，减轻负担
4、宣传教化，加强法治
5、打击贪官，澄清吏治
除了两汉、南宋三朝皇帝较为重视法制外，其余的皇帝，无一有如朱元璋那样重视法律，其对法律的思考和见解，可以说是独步古今。
一、重视法律，以法治国。

明太祖虽然布衣出身，起于微末，但是在参加和组织领导农民起义军的反元斗争以及在和其农民起义军的杀伐中，他看到元末法制败坏，官吏贪蠹，民不聊生，深刻认识到了法律的治国作用。太祖曾告诫群臣说：“从前朕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要严立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正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朱元璋高度肯定了法律的治国作用。他说：“夫法度者，朝庭所以治天下也”。于是在朱元璋即吴王位时（公元1364年）就提出“建国之初，先正纲纪”，命左相国李善长等草创律令，编律285条，令145条，到吴元年十二月“甲寅，律令成，命颁行之。”这便是最早拟定颁行的《大明律》。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律法的精髓要义，文化程度不高的朱元璋曾令“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作为制定大明律的依据。事实上，早在吴元年的《大明律》制定时，朱元璋就专门发布了上谕，要求议律官“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每御西楼，诏诸臣赐坐，讲论律义”。洪武六年冬重修《大明律》时，朱元璋诏赐刑部尚书，“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即对律条亲自审定。明朝最高统治者的这种崇法精神和有关作法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正是由于朱元璋的高度重视，经过吴元年（公元1364元）、洪武六年（公元1373元）、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四次修订，最终完成了《大明律诰》“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正如《明史·刑法志》所概括的：“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始颁始天下，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

二、注重法律的继承性

明初，丞相李善长等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制”。太祖从其言。事实上，由于《唐律疏义》所表现出的盛唐文明对中华文化的浸淫，太祖皇帝对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文化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如即位初，使“诏衣冠如唐制”。在大明律的制定上，朱元璋曾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在《御制大明律序》中，朱元璋特别强调了“朕仿古为治”的立法继承性思想。洪武七年刑部尚书刘惟谦、翰林学士宋濂在《进明律表》中宣称大明律“篇目一准之于唐…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弘治十五年的《御制明会典》中专门申述说：“我太祖高皇帝以 至圣之德驱胡元而有天下，凡一政之举，一令之行，必集群儒而议之，遵古法，酌时宜…”。正德四年的《御制明会典序》中也说：“我太祖皇帝稽古创制…”。除了立法，明太祖创制的司法制度基本也是沿袭唐宋旧制的。正是由于对前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借鉴吸收，才使得《大明律》“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条例简于唐律，精神 严于宋律，成为终明之世的“百代之准绳”。

三、注重和强调法律的稳定性

法律作为调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基本行为规范，其不断更改和变动自然而然地会对社会统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导致统治者的更替。明太祖鉴于以往法律制度朝令夕改，民不知所遵，百姓往往无所适从的弊端，从维护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对法律的稳定性尤加重视。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修订以后，朱元璋即“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变更，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正是在此严旨之下，《大明律》成为“万世之常法”，在有明一代，“历代相承，无敢轻改”。此外，在洪武十八年颁行《大诰》初编时，朱元璋便在《御制大诰序》中，特别申明“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因而太祖以后的明朝诸帝，总是坚持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如嘉靖八年《皇帝敕谕内阁》：“近守祖宗成法，夙夜柢慎，罔敢违越”。万历四年《皇帝敕谕内阁》强调“唯我祖宗之旧章成宪，是守是遵”。正是由于后世坚持了太祖遗训，从而保障了明律对社会关系调整结果的相似性或一致性，最大程度维护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尤其从明宪宗到熹宗前后长达160余年里，在皇帝避居深宫而不愿临朝听政期间，明王朝统治却相对稳定性，这可以说无不得益于《大明律》的稳定性。

作者： 奎峰 2006-6-6 16: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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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太祖法律思想初探（转）

四、力求法律的简明科学

鉴于元末法制“条格繁冗”，“其害不胜”的教训，朱元璋在吴元年便对议律官发布上谕：“法贵简当，使人为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更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洪武元年，朱元璋在《颁行大明令敕》中再次申述了立法简明的思想，敕文中说：“古者律、令至简，后世渐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义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难知，是启吏之奸而陷民之法。朕甚悯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正是在此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大明律》的制定从吴元年 的律285条、令145条到洪武六年的三十卷、六百有六条，再到最终的三十卷、460条，相比《唐律疏议》的12篇、500条，《宋刑统》的三十卷、十二篇、502条、213门来看，确实简明多了。另从体例发展变化上讲，《大明律》源于唐律但细于唐律，新创了《公式》、《课程》、《人命》等十篇。采取律、诰、令、条例并行的法典式立法与编纂式立法相配合、制定法与案例法相配合、原则性与解释性相配合、惩治性立法与训诫性立法相配合等方式，使体例编排呈现极为科学。法律史学家杨鸿烈曾说：“洪武三十年制定的《大明律》，比较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体裁惧极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楷模…可见得，这书实在算得中国法系最成熟时期的难得产物”。

五、立法因时制宜和重典治国

明太祖的立法简明虽然有利于民众知法懂法，但由于法律的过于简单，在很大程度上却和社会的发展变化状况难以适应。太过于简明的法律针对错综复杂、日益尖锐的社会统治矛盾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对此，明太祖于初便对皇太孙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在具体的治国方面，朱元璋以元末“朝延暗弱，威福下移”，纲纪败坏，官吏骄恣，从而致使元朝倾覆，顺帝北迁作为教训，立国后采取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朱元璋始终认为“胡元以宽而失，朕收中国，非猛不可”。与此同时，朱元璋为了解除自身周围一批农民出身的武将同一批地主出身的文臣之间互相争斗而对皇权产生的威胁和实现其急于求治的目的，表示“民经乱世，欲度兵荒，务习奸滑致难齐也”。又说：“今之臣民，凡所作为，尽皆杀身之计，趋火赴源之筹”， “若不律以条章，将必仿效者多，则世将何治”。在朱元璋看来，“历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元朝倾崩正是由于“元政驰极，豪杰峰起，皆不修法度以明军政”。因而太祖主张“反元攻，尚严厉”。以此思想作为指导，如在刑名制定方面，明朝对“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一类非直接侵犯君主政权的犯罪量刑轻于唐律，但对“盗贼”及“帑项钱粮”之类直接危及专制统治的重大犯罪量刑则重罪加重，法外用刑，狂诛滥罚，制定了族诛、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挑筋去膝盖等一系列法外刑。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七年儋州陈逢愆起义，陈被斩，部属1400多人被鼻刑。

六、重礼明理，以礼导法

自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到后来的“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及“出礼入刑”以来，“礼”在封建统治中所占的地位绝不亚于“刑”的作用。对此，朱元璋亦不例外。他在《御制大明律序》中就倡导“明礼以致民，定律以绳顽”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在他看来“礼法，国之纲纪。礼法定，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并指出“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朱元璋在给皇太孙的上谕中又说《大明律》“首列二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顾愚民无知，若于本条下即注宽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广大好生之意，总列《名例律》中”。由此可见，朱元璋在实行严刑峻法同时，又注重倡礼明理，礼刑并重。

七、注重发挥和强化法律整肃吏治的功能 先王立法，自古以来都是重在治民而不治吏，但是明太祖则不然，可能由于其出身寒微，早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深知“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不禁贪墨，则民无以遂其生”的缘故。因而对于官吏贪污，他有着一种近似乎变态的痛恨和彻底惩治的执着。洪武二年曾告诫群臣：“昔在民间时，见州县长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民者，罪之不恕”。《明史·刑法志》说：“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脏吏”。由于明初特定的政治条件和朱元璋本人的特殊生活经历，使其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更坚决、更严厉地整肃吏治。如对官吏的职务犯罪规定，《唐律》把官吏犯脏罪的处理列在《职制》篇中，未设专篇，《明律》专设《受脏》一篇计十一条，同时，还专设《课程》篇十九条，从重论处官吏犯罪。如规定监守盗仓库钱粮四十两即判斩刑。难怪清代刑部尚书薛允升对比《唐律》条文后直呼《大明律》“太严”。如果说朱元璋的《大明律》惩处脏吏十分严厉的话，那么他亲手制订的《大诰》则应属于惩治官吏贪墨的特别刑事法规。《大诰》共二百三十六条，其中惩治官吏贪污、盗窃、受贿等脏罪的共有一百五十条。在惩治官吏方面，朱元璋认为“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因而“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因而罪之”。如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等人的贪污巨额粮食案，所牵连的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处死，波及各省的官吏达数万人。在对脏墨官吏的刑罚适用方面，明《大诰》列举了阉割、断手、剁指、挑筋去膝等肉刑，其中最为残酷的是“剥皮实草”之刑，即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吏（价值约折合明正七品官年俸）都捉到所在府、州、县、卫衙门左边的“皮场庙”剥皮，皮剥下后填上稻草，然后摆在官府公座旁边，警示后继者。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注重利于民众力量来惩治贪官污吏，他诏告天下：“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即允许百姓对那些违旨扰民的官吏进行抓捕，然后送往京师问罪。为了反贪，明朝初期牺牲的御史达以数百。可以说，经过朱元璋一系列的整顿，虽然明朝官吏的俸银是历史上最低的，但是明初的吏治却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八、注重普法和法律宣传

如果说宋太祖刊印《宋刑统》颁行天下达到了普法宣传的效果的话，那么明太祖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强调法律的讲读和宣传。早在吴元年，便命大理卿周桢将刚刚制定好的《大明律令》中涉及民众生活的部分用口语写成《律令直解》发布郡县。尤其是明《大诰》颁布以后，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规定有《大诰》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即规定有《大诰》者可以以该书折抵刑罚。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又下诏命各级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大诰，乡民集会宣讲大诰。明刘三吾曾在《御制大诰后序》中说：“载劳圣虑，条画成书，颁示中外臣民，家传入诵，否者罪之”，从而使“天下有讲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遗还”。此外，为了加强法律宣传，朱元璋下令每岁正月、十月或逢节日时，让专人讲读律令。可以肯定，正是于他对法律宣传的高度重视，才使得明律法精义深入人心，为民所知而遵之。
参考书目：

《明太祖实录》实录卷。

《明 纪事本末·开国规模》。

《明史·刑法志一》。

《明史·刑法志》

《明太祖实录》

《进明律表》。

张晋藩主编：《中国刑法史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下，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746页。

转引自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75页。

《皇明祖训序》。

《大诰·君臣同游第一》。

《高皇帝御制文集·赦工役囚》卷 三。

《皇明祖训·祖训首章》。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卷 14。

《明通鉴》卷1。

《明太祖实录》。

《大诰续编·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

《大诰·颁行大诰第七十四》。

『伍』 有哪些适合小学生读的书

适合小学生读的书有：《窗边的小豆豆》、《列那狐的故事》、《城南旧事》、《夏洛的网》、《唐·吉诃德》。

1、《窗边的小豆豆》

《窗边的小豆豆》是日本作家、主持人黑柳彻子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首次出版于1981年。

这本书讲述了作者上小学时的一段真实的故事：小豆豆因淘气被原学校退学后，来到巴学园。在小林校长的爱护和引导下，一般人眼里“怪怪”的小豆豆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孩子。巴学园里亲切、随和的教学方式使这里的孩子们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5、《唐·吉诃德》

《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1605年和1615年分两部分岀版的长篇反骑士小说。

故事发生时，骑士早已绝迹一个多世纪，但主角阿隆索·吉哈诺却因为沉迷于骑士小说，时常幻想自己是个中世纪骑士，进而自封为“唐·吉诃德·德·拉曼恰”，拉着邻居桑丘·潘沙做自己的仆人，“行侠仗义”、游走天下，作出了种种与时代相悖、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径，结果四处碰壁。但最终从梦幻中苏醒过来。回到家乡后死去。

『陆』 结合实例论述中西方主要的文学批评方法

《生活在来别处--西方文学批评方法源与实例》由付晓帆、林会丽、宋洪雷主编，本书力图适应当下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概括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主要阵营，勾勒出了一个20世纪西方文论整体发展的基本概貌。全书共分14章，侧重于文学批评方法和文学实例分析的讲解。批评方法理论配合相应的案例分析，它们的紧密结合突出了文学批评方法的前瞻性和应用性。

『柒』 民俗的社会功能有哪些

民俗的社会来功能
文章节源选：《民俗学概论》主编：钟敬文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教化功能
社会生活先于个人而存在。个人不能选择他所希望的社会形式；人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条件下创造历史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R。F。Benedict）曾这样描述风俗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个人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
人是文化的产物，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人一出生，就进入了民俗的规范：诞生礼为他拉开人生第一道帷幕；他从周围人群中习得自己的语言；在游戏中他模仿着成人生活；从称谓与交际礼节中逐渐了解人际关系；他按特定的婚姻习俗成家立业；直到死去，特定的丧葬民俗送他离开这个世界。人生活在民俗中，就像鱼生活在水中一样，须臾不可离开。

『捌』 社保是不是只用缴满 15 年就可以不用交了

社保不是缴满15年了就不用缴纳，而是满15年后，在其退休后，就可以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8)社会与法主编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直接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