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闯合同法

㈠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的区别王泽鉴

伴随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最高人民法院在数十年来民商事审判的实践中，越来越明显地贯彻鼓励交易、契约自由的合同法精神，倾向于保护合同效力，对认定合同无效的态度日趋谨慎。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将“强制性规定”限定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范围内，明确了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该司法解释实施后，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成为考量合同效力的关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引发热烈讨论。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详析如下：
【强制性规定分类】
首先，强制性规定包括效力性规定与管理性规定，并非所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均一概无效，应判断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当然无效。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首次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的层面上，提出了应当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效力的观点。奚晓明院长在该次会议中指出：“强制性规定又包括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出台，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的司法态度。该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5条亦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王闯法官对此作了详细阐释。王闯法官提出，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就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之间区分和效力形成的共识：强制性规定区分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合同未必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意味着，司法解释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作出效力性和管理性之区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该区分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的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合同应被认定无效；而管理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违反管理性强制规范的，合同未必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此类合同未必绝对无效。

【如何区分】

其次，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二者主要区别在于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确认违法行为无效不能达到立法目的的，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仅在防止法律事实上之行为的，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前引奚晓明院长讲话与王闯法官意见，也不同程度阐释了这一观点。
就具体如何识别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应当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的司法意见。在肯定性识别上，应区分以下两个层次判断。首先的判断标准是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是，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在否定性识别上，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从立法目的判断，如强制性规定的目的是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从调整对象判断，一般而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

当然，采取上述正反两个标准判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叶阳法官提出，关于效力性规定的实质判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第一，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是对公共利益造成直接、现实性的损害，如果仅仅是间接的、可能的损害，则一般不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二，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应当是对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如果仅为轻微损害则不宜认定为效力性规定；第三，辨识效力性规定还应当综合把握公共利益与交易安全、信赖利益等利益关系的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标准。该意见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举例】

如《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海商法》第四十四条前段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作为合同凭证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中的条款，违反本章规定的，无效”。《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前段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超出业务范围管理权利人的权利的，由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与使用者订立的许可使用合同无效”。采用肯定性识别标准，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或合同条款无效，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又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本身。《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明确，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遵守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八等五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信用社违反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所签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答复》（法经[2000]27号函）中明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是“关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面的规定，它体现中国人民银行更有效地强化对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的审慎监管，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应当依据该条规定对自身的资产负债比例进行内部控制，以实现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经营原则。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所进行的民事活动如违反该条规定的，人民银行应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但不影响其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资格，也不影响其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即举此例，“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即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范”。

《国际海运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调整对象是限制主体的行为资格，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经营者与托运人订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签发的提单是否有效的请示的复函》（[2007]民四他字第19号）中明确，根据《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本案中当事人在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情况下签发了未在交通主管部门登记的提单，违反了《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当向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交通主管部门予以处罚”。但当事人“收到货物后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提单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提单应认定为有效”。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亦有对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例。这些判例中亦体现了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方法。如（2003）民二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认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时要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范围和额度进行收购，超出确定的范围和额度要由国务院专项审批的规定，是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债权转让合同的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债权转让合同违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不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认定合同无效。又如最高院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梅州市梅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江南信用社诉罗苑玲储蓄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认定“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是对金融机构管理性规定，不是对储蓄机构对外签订、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效力性规定，不影响储蓄机构在从事民事活动中的行为的效力，不能以储蓄机构违反该项规定为由，确认涉案储蓄合同关于存期的约定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针对特定主体的对内管理行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总结】

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作出区分，在实务界与学术界均渐成共识。但亦有不同观点，认为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无实义。有学者提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是一记‘马后炮’，其实质不过是对强制规范对合同影响之判断结果的一种描述，并无能力指导法官的预先判断”，“要真正识别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是离不开实质的利益衡量方法的。如果舍弃了实质的判定，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几乎就无法展开。而一旦我们采取了实质的判定标准，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叶阳法官回应，“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从司法实践角度，强调将违法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无疑意义重大。一方面，公共利益本身性质决定了其抽象性和不确定性，难以从实体上界定。如脱离违法的层面而单以利益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可能导致法官因其个人认知的不同而使得合同无效判决随意化，造成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显著不公。……另一方面，合同无效的本质乃是损害公共利益，而违法则包含了损害公共利益的绝大多数情形。”
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见，合同不因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当然无效，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当然无效。应当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综合衡量，判断强制性规定构成效力性规定还是管理性规定。

㈡ 我合同到期了没有续签合同，我离开公司有补偿吗。我在公司工作了十二年了。

按照《劳复动合同法》制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的规定，那么在合同期满后，如果公司未与你继续签订合同或者与你签订的合同条件低于之前的条件，那么你自己在合同期限届满后自行离开公司，公司是需要支付你相当于3个半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否则公司不需要支付你任何补偿。

㈢ 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您好！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请您阅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意见，全文如下：
伴随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最高人民法院在数十年来民商事审判的实践中，越来越明显地贯彻鼓励交易、契约自由的合同法精神，倾向于保护合同效力，对认定合同无效的态度日趋谨慎。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将“强制性规定”限定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范围内，明确了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该司法解释实施后，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成为考量合同效力的关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引发热烈讨论。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详析如下：

【强制性规定分类】
首先，强制性规定包括效力性规定与管理性规定，并非所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均一概无效，应判断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当然无效。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首次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的层面上，提出了应当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效力的观点。奚晓明院长在该次会议中指出：“强制性规定又包括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出台，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的司法态度。该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5条亦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王闯法官对此作了详细阐释。王闯法官提出，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就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之间区分和效力形成的共识：强制性规定区分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合同未必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意味着，司法解释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作出效力性和管理性之区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该区分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的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合同应被认定无效；而管理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违反管理性强制规范的，合同未必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此类合同未必绝对无效。

【如何区分】
其次，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二者主要区别在于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确认违法行为无效不能达到立法目的的，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仅在防止法律事实上之行为的，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前引奚晓明院长讲话与王闯法官意见，也不同程度阐释了这一观点。

就具体如何识别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应当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的司法意见。在肯定性识别上，应区分以下两个层次判断。首先的判断标准是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是，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在否定性识别上，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从立法目的判断，如强制性规定的目的是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从调整对象判断，一般而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

当然，采取上述正反两个标准判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叶阳法官提出，关于效力性规定的实质判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第一，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是对公共利益造成直接、现实性的损害，如果仅仅是间接的、可能的损害，则一般不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二，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应当是对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如果仅为轻微损害则不宜认定为效力性规定；第三，辨识效力性规定还应当综合把握公共利益与交易安全、信赖利益等利益关系的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标准。该意见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举例】
如《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海商法》第四十四条前段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作为合同凭证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中的条款，违反本章规定的，无效”。《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前段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超出业务范围管理权利人的权利的，由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与使用者订立的许可使用合同无效”。采用肯定性识别标准，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或合同条款无效，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又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本身。《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明确，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遵守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八等五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信用社违反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所签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答复》（法经[2000]27号函）中明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是“关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面的规定，它体现中国人民银行更有效地强化对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的审慎监管，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应当依据该条规定对自身的资产负债比例进行内部控制，以实现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经营原则。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所进行的民事活动如违反该条规定的，人民银行应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但不影响其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资格，也不影响其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即举此例，“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即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范”。

《国际海运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调整对象是限制主体的行为资格，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经营者与托运人订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签发的提单是否有效的请示的复函》（[2007]民四他字第19号）中明确，根据《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本案中当事人在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情况下签发了未在交通主管部门登记的提单，违反了《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当向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交通主管部门予以处罚”。但当事人“收到货物后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提单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提单应认定为有效”。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亦有对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例。这些判例中亦体现了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方法。如（2003）民二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认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时要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范围和额度进行收购，超出确定的范围和额度要由国务院专项审批的规定，是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债权转让合同的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债权转让合同违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不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认定合同无效。又如最高院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梅州市梅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江南信用社诉罗苑玲储蓄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认定“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是对金融机构管理性规定，不是对储蓄机构对外签订、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效力性规定，不影响储蓄机构在从事民事活动中的行为的效力，不能以储蓄机构违反该项规定为由，确认涉案储蓄合同关于存期的约定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针对特定主体的对内管理行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总结】
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作出区分，在实务界与学术界均渐成共识。但亦有不同观点，认为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无实义。有学者提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是一记‘马后炮’，其实质不过是对强制规范对合同影响之判断结果的一种描述，并无能力指导法官的预先判断”，“要真正识别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是离不开实质的利益衡量方法的。如果舍弃了实质的判定，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几乎就无法展开。而一旦我们采取了实质的判定标准，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叶阳法官回应，“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从司法实践角度，强调将违法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无疑意义重大。一方面，公共利益本身性质决定了其抽象性和不确定性，难以从实体上界定。如脱离违法的层面而单以利益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可能导致法官因其个人认知的不同而使得合同无效判决随意化，造成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显著不公。……另一方面，合同无效的本质乃是损害公共利益，而违法则包含了损害公共利益的绝大多数情形。”

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见，合同不因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当然无效，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当然无效。应当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综合衡量，判断强制性规定构成效力性规定还是管理性规定。

谢谢阅读！

㈣ 王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问题解释（一）的若干理解》

据我所知，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这部法规已经失效，你如果想找，可以登陆中国法院网，点法律文库页面，输入法律名称，就能查到。

㈤ 你好，麻烦帮我发些法律本科的毕业论文相关材料，最好是关于劳动法、合同法等方面的，谢谢

探析《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不足及完善
摘 要：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立法精神和理念、基本制度上均有重大改革和创新，基本上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争议处理的要求，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意义重大。 但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这部新法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不足，亟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本文着重基于法理与比较法视角，在分析劳动争议的概念和本质、西方各 国劳动争议处理模式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对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不足及完善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争议；本质；处理模式；特征；完善

2007年12月29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获得通过，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这部劳 动争议处理方面的“权威大法”的立法精神和理念、基本制度上均出现了重大改革和创新，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亮点”。例如，明显突出了调解功能，扩大了仲裁的 受理范围，延长了仲裁时效，缩短了仲裁审理期限，确立了先行裁决与先予执行制度，增加了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对于劳务派遣情形下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专门予以 明确，劳动争议仲裁不再收取费用等等，基本上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争议处理的要求，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意义重大。但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这部新法仍存 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不足，亟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本文基于法理与比较法视角，在分析劳动争议的概念和本质、西方各国劳动争议处理模式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对 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不足及完善进行了初步探讨，期盼对我国将要进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配套立法工作贡献绵薄之力。

一、劳动争议的概念和本质

（一）劳动争议概念界定
开展一项研究，首先应当弄清研究的对象，这就涉及对劳动争议概念界定。尽管“在每一研究的初期阶段，概念恰恰最难界定。”〔1〕在我国，最早对劳动争议 概念进行界定的学者是史尚宽先生，且该界定对后世影响最广泛：“劳动争议，广义的谓以劳动关系为中心所发生的一切争议。于此意义，因劳动契约关系，雇用人 与受雇人间所生之争议，或关于劳动者之保护或保险，雇用人与国家间所起之纷争，雇用人团体及受雇人团体本身之内部关系所生之纠纷，以及雇用人或雇用人团体 与受雇人团体间因团体的交涉所生之纠纷，皆为劳动争议。然本章所称劳动争议，乃指狭义之劳动争议而言。即仅以各个之雇用人与受雇人间所生之争议及雇用人或 雇用人团体与受雇人团体间所生之争议为限。如因争议之当事人而为区别，前者可成为个人争议，后者称为团体争议。”〔2〕黄越钦教授认为，“‘劳资争议’四 个字乃一法律上具有特定意义之专有名词，并不是一切冲突、械斗、纠纷均可称之为争议行为。”因为：“依据‘宪法’生存权之理念，劳工得行使团结权，以进行 团体交涉，进而行使争议权，以达成其改善劳动条件之目的。为达此目的，劳工之争议权最后将落实在与雇方签订团体协约，故争议权行使之目的在缔结团体协 约。（凡不是以缔结或修订团体协约之行为，均不是劳资争议，笔者注）”所以，“可惜不论在立法上或在实务上甚至在学术上均有庸俗化的倾向，不但不能正确体 认此一专有名词之法律上的意义，甚且任意加以切割或以其他名词加以混淆。”〔3〕318王全兴教授认为，劳动关系有单个劳动关系与团体(集体)劳动关系之 区分。与单个劳动关系对应的劳动争议为狭义劳动争议，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关于劳动权利义务的争议。与团体(集体)劳动关系和单个劳动关系对应的劳动争 议为广义劳动争议，其中包括狭义劳动争议和团体(集体)劳动争议。〔4〕
基于上述分析，劳动争议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所生之争议及用人 单位或用人单位团体与工会之间围绕权利、义务以及相关利益所生的争议。其与史尚宽先生的狭义劳动争议、王全兴教授的广义劳动争议是一致的。因为王全兴教授 的广义劳动争议实际上就是史尚宽先生的狭义劳动争议。这一含义包含以下几点内容：（1）劳动争议的主体是特定的，即一方是劳动者及工会，另一方是用人单位 及用人单位团体。（2）劳动争议的内容具有广泛性。劳动权利和义务本身就具有广泛性，既有法定权利，也有约定权利，既有财产性质权利，也有人身性质权利。 包括就业、工时、工资、劳动安全与保护、劳动保险与福利、职业培训、民主管理、奖励惩罚等若干方面。同时，在集体合同争议中还会围绕相关利益生争 议。（3）劳动争议是劳动领域中的经济利益的冲突。例如，劳动关系解除争议，从其实质讲，都是为了一定的利益而产生的争议。（4）劳动争议是主体权利或利 益主张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劳动争议的处理也就成为解决这种权利或利益冲突的法定程序。（5）劳动争议由于以劳动关系为基础，而劳动关系又具有极强的社会 性特征。因此，劳动争议处理的程序公正会对劳资关系的稳定产生重要作用。
（二）劳动争议的本质
劳动争议的现象呈现出多重个别 性和不完整性。从世界范围看，总结劳动争议现象的个别性，可抽象出的共性是：权利或利益的要求是彰显的，形式上表现为争执和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的劳动争议呈现出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时代特征：一是劳动争议案件数持续大幅增长；二是非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数量急剧上升；三是集体劳动争议大幅增加。以 上劳动争议所呈现出的个别性特点，一方面说明了劳动权利义务配置的复杂性，不同的争执涉及各个不同层次、不同属性的权利请求权；另一方面也使得解决劳动争 议的各种程序法更应具有操作性，更应符合程序正义。
冲突只是社会主体利益不协调的外部表现。虽然冲突表示“有明显抵触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争 夺、竞争、争执和紧张状态。”〔5〕但西方的冲突理论也认为，冲突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实际上，权利救济本身的目的，正在于通过对冲突现象的价值评判，抑制 冲突的负面效应，减少冲突的发生或防止冲突的恶化，从而引导社会变革。因此，以法律解决或限制冲突的基础在于确认权利，而以法律解决或限制冲突的前提则在 于权利本质属性。对劳动争议性质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劳动关系本质的分析基础之上。
劳动关系是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所结成的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社会经济关系是一个矛盾体：追求生存机会与追求利润的不同价值取向。劳动关系矛盾体要求法律对其的调整，既要实现人格的自由和平等，又要反映人的生存与发展，是二者和谐的统一。
从历史分析方法着手，劳动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具有极强的社会关联性。从劳动关系的历史发展线索考量，雇佣劳动时代，是劳动关系的 革命时代，自由主义者将劳动关系全面债权化，实现了劳动关系“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利益的差别性和人格的独立性，使劳动关系的矛盾性也日益凸显。但是抽 象的平等性却掩盖了这种关系事实上的不平等，并在人权平等的幌子下，忽略了劳动关系冲突的积聚过程。而且，伴随着工业的膨胀，劳动关系社会化加剧，自发和 自觉的双重力量使劳动者群体力量逐步产生。进入20世纪后，随着社会权利理念的确立，工会法及其团结权等制度赋予劳动关系更丰富的内容。以注重对劳动关系 的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有机调整的劳动法，也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而被立法者所重视。从历史的视角考察劳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与其的联系是如此紧密，而法律思想和法律理念的转变：公法——私法——社会法的运行和融合轨迹，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劳动关系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

二、劳动争议处理模式及其特征

(一)劳动争议处理模式
以上分析了劳动关系内部结构的不同利益取向以及外向性表现——权利冲突，并指出劳资争执是劳动关系运行的必然结果。劳动关系的社会化及与社会经济制度的 密切性，使得调整这种关系的实体法——劳动法颇具独特性：集中体现劳动权本位思想，使私法中的自然人格在劳动法中得以扩张，而成为法律关怀下的真实人 格。〔6〕
西方各国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之形成与发展，与各国所采劳动法制模式有紧密关联。台湾著名劳动法学家黄越钦先生将这些模式划分为四 种，即斗争模式、多元放任模式、协调自治模式和统合模式。〔3〕73斗争模式目前已无采用国家；多元放任模式主要指美国，与欧洲解决劳资问题大异其趣；协 议自治模式又分为劳资抗衡式和制衡式两种，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统合模式比较复杂，形成了社会统合模式、经营者统合模式和国家统合模式，分别以瑞典、日本 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这些模式的差别主要在于劳资争议及劳动条件改善所依托的力量：协议自治模式强化工会在其中的作用，而统合模式则强调国家、团体在其 中的作用。
(二)西方各国劳动争议处理模式的特征
1.普遍将劳动争议分为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个别劳动争议和集体合同争议，并采取不同的程序法救济。
按照争议标的不同，将劳动争议分为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权利争议，是指劳资双方依据法律、集体合同、劳动合同的规定，当事人主张权利存在与否或有无受到 侵害或有无履行债务等发生的争议。按照“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劳动争议当可以公力救济——诉讼解决。利益争议，一般指因为确定或变更劳动条件而发生的争 议。这类争议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可衡量性和可诉性。利益争议在各国均以专门设计的调解、仲裁解决，在必要的时候，如日本、美国等采取公力强行介入的“紧急调 整程序”。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之划分，成为程序立法乃至于管辖划分的重要依据。
按照争议主体的不同，将劳动争议划分为个别劳动争议和集体合同劳动争议。个别争议发生于劳动者个人与雇主之间，争议的内容一般是劳动合同所约定的劳动权利和义务。这种争议涉及的是具体的劳动者直接的和切身的权益。其争议主体是个别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和雇主。
集体合同劳动争议，是指工会与用人单位或其团体之间因为签订、履行集体合同而发生的劳动争议。集体合同劳动争议的一方是工会代表，另一方是用人单位或其团体。
划分个别劳动争议和集体合同劳动争议的意义在于，二者在争议处理中采用不同的程序。 2.三方机制原则是劳动争议程序法中的主要原则。三方机制原则在劳 动争议程序法的体现，主要在不同的程序中予以构建。美国仲裁机构，虽分为特设仲裁机构和常设仲裁机构，均由三方人员构成；德国的权利争议案件由劳动法院受 理，初审法院由1名职业法官和2名来自雇员和雇主的名誉法官组成，二审法官组成与初审相同，但二审中要求雇主方面必须有雇主协会的代表、雇员方面必须有工 会代表出庭应诉，当事人不能出庭。三审法官除与一、二审相同外，职业法官和名誉法官的比例都有所提高。利益争议之调解仲裁机构，一般由邦劳工部长担任主席 或任命，其他委员则由雇主团体与受雇劳动者团体组成。
3.健全的工会法律制度及集体谈判法律机制。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颁布有工会法 或工会法律制度。在西方一些国家，工会成为本国劳动法制模式中重要的因素。如以法国、意大利为代表劳资抗衡模式，推崇工会理想主义，强调劳资关系自治；以 德国、奥地利为代表的劳资制衡模式，推崇“产业民主化”，除经营参议会制度外，尚强化工会的维权作用；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统合模式，其最大特征是工会在全 国劳动者中的领导地位，全国总工会与全国雇主联盟之协调构成个别劳动关系的基础，反对国家干预；以经营者统合模式为代表的日本，虽没有像瑞典那样有强大的 工会力量，但仍强调在企业层级的工会与雇主之间的协商机制。与以上工会的法律地位相对应，各国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集体判决法律机制。而且这种法律机制，绝 不仅仅是签订集体合同或团体协约，而是建立在结社权、缔约权、行动权等“团结三权”基础上的劳资协商的有机体系。
4.法定的和平义务。劳资 争议之表象——冲突，决然不能只理解为械斗，激烈的外部对抗。各国劳动法或劳动程序法对当事人均得以法定的和平义务。如对罢工权的行使，一般规定必须由工 会来行使，而且必须是谈到破裂时当可行动。根据资料统计，瑞士有57%的团体协约中订有绝对和平义务。〔3〕76而当劳资双方以协商程序订立集体合同或团 体协约后，则应全面履约，不得违背协约内容而加以争议，否则违反和谐义务。

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不足及完善的初步探讨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其以前的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存在的诸如仲裁前置限制了当事人的诉权、仲裁机构与行政职能不分、程序周期过长及效率低、“三方 原则”存在虚拟性等问题和弊端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解决，出现了文章开头所言的许多值得肯定的“亮点”。 但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这部新法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不足，主要有：劳动争议以个人劳动争议为程序法构建重点，没有将集体争议列入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 仍坚持实行强制仲裁制度（只是在个别情况下部分案件实行一裁终局），而且争议仲裁范围又只限权利争议；立法技术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等等。这些问题亟待进 一步研究和解决，以利于将要进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配套立法工作。基于法理与比较法视角，《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完善应围绕上述问题与不足从以 下几方面问题着手：
(一)完善集体争议处理机制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的劳动争议针对的是个别劳动争议与集体劳动争议。由 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的集体劳动争议是指10人以上具有共同诉求的劳动争议，其本质仍属个别劳动争议，所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际上没有涉及集 体合同劳动争议，这实为一大遗憾。实质上，从集体合同劳动关系的产生原因看，它以个别劳动关系为前提，并对个别劳动关系进行内部机制约束，其主体、内容、 客体、运行的方式及范围，对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所产生的影响力，都与个别劳动关系有着差别。从一定意义上说，集体合同劳动关系的运行结果，影响着一国的经 济基础，进而会间接影响着上层建筑的变化。集体合同劳动争议也不仅仅只是集体合同履行纠纷，既包括集体合同的订立、变更、解除纠纷，也包括罢工权的行使以 及确认不当劳动行为纠纷等。在我国，由于没有罢工权立法和系统的不当劳动行为立法，实质上这两种争议已完全脱离权利救济法的运行机制。而集体合同的缔约纠 纷与履行纠纷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实际上没有涉及，这就使得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极不规范。
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不完善与对集体合同劳动关系的功能认识不到位有很大关系。实际上，无论是劳资抗衡模式抑或劳资制衡模式以及社会统合模式，均强调了劳资之间的自治功能。而这些模式之代表国家在市场经济初期也与我国当前情形相类似，即主要依赖个别劳动关系法和劳动基准法来调整劳资关系。但由于劳动基准法的低标准性和刚性特征，使得劳资之间的对立难以和 谐。二战后，西方各国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寻求自治途径，并逐步强化了工会法律制度和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目前，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劳动关 系的调整基本上使用了三层法律结构：以个别劳动关系法为主线(中层结构)，以劳动基准法为基础(下层结构)，以集体合同劳动关系法为重点(上层结构)。
完善我国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基础是健全工会制度和强化劳动者的团体权。无论是企业内部的职工民主管理，还是集体协商，抑或集体合同劳动争议，都 应以健全的工会制度和协调、谈判机制作保证。由于我国实行一元工会制度，自上而下的工会结构体系在国有企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私营企业的数量和规 模的扩大，在其中建立工会组织成为当前一个重要任务。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紧张，对立情绪较为严重，解决集体争议的情绪化手段普遍。而在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 业中，工会的代表性问题值得重点关注。代表性弱化或丧失代表性，实际上等于丧失了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存在的基础。就劳动者的团结权而言，应以法律规 范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并就协商和集体合同争议建立单独的解决机制，强化“三方机制”，注重调解和集体合同劳动争议仲裁。在当前法律还未赋予劳动者罢工权 的条件下，拟应在原解决因签订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基础上扩大调解范围。在相关法律中，将雇主与劳动者的协商谈判课以义务。在集体劳动争议中，宜将 利益争议和权利争议分开，利益争议主要以调解机制解决，而权利争议则应以仲裁机制解决。
(二)进一步改革劳动争议仲裁体制及程序
我国以前劳动争议实行强制仲裁制度，这实际上过度强调了仲裁程序作用，其立法之出发点概以为仲裁机关具行政依托性所致，由此又使得劳动仲裁行政化倾向加 重。《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部分案件实行一裁终局，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强制仲裁制度，但这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实际上强制仲裁制度并未根本动摇，而且争 议仲裁范围又只限权利争议。西方多数国家推崇诉权平等的宪法原则和权利，以“司法最终解决”为原则，构建了权利争议与利益争议诉求的不同解决机制，有着严 谨的学理基础和制度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因“诉讼爆炸”〔3〕320之现实影响，一些国家试图以调解程序分解法院之压力，但并未改变司法程序的 主要救济功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在各国的实践表明，劳动争议仲裁并非是争议解决的关隘和必经之路，实行强制仲裁的范围大多被严格控制在影响公共利益和社 会秩序的范围内的劳动争议。”〔7〕对《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完善，宜应以个别权利争议与集体争议划分为标准，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个别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和集体争议处理程序。个别劳动争议(权利争议)以司法解决为主途径，集体争议以“三方机制”主导下的仲裁程序为主途径，两个途径均可配之以调解程序解决， 充分体现程序的公正价值。
(三)立法技术要高
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法律制度中的许多规定是立法技术缺陷造成的。主要表现 为：（1）用绝对确定性规则的形式表达了相对确定性规则的内容,用相对确定性规则的形式表达了绝对确定性规则的内容。例如，《劳动法》第80条的规定： “在用人单位内，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10条并未明确解决这一问题。既然劳动争议调解机构的设置是“可以”，那么，如 果一个企业里不设置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该如何调解？等等，这一切都需要《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明确规定。（2）目前存在的多头制定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现 象，尤其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办事机构发布关于时效、管辖与主管、当事人制度、保全制度与先予执行制度等一系列事关仲裁制度、仲裁体制以及诉讼制度、诉 讼体制这样一种状况。（3）由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没有涉及劳动争议诉讼制度、诉讼体制问题，那么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先行确定劳动 争议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则等重大问题的合法性？根据《立法法》的第8条“仲裁和诉讼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劳动争议处理诉讼制度、诉讼体制也应当由全 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来制定，以求法制权威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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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郑尚元.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法的现代化〔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136.

㈥ 崔建远的学术成果

代表性学术成来果《合自同责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准物权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土地上的权利群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论争中的渔业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合同法总论》（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物权：生长与成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等专著、《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与他人合著《合同法》（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第4 版。合著者：于淑妍、王轶、王闯、王成、申卫星、杨明刚、韩世远、薛文成）《债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合著者：韩世远）等 10 余部；
发表《 “ 四荒 ” 拍卖与土地使用权》（《法学研究》 1995 年第 6 期）、《无权处分辨》（《法学研究》 2003 年第 1 期）等 150 余篇学术论文。

㈦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的区别是什么

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二者主要区别在于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确认违法行为无效不能达到立法目的的，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仅在防止法律事实上之行为的，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前引奚晓明院长讲话与王闯法官意见，也不同程度阐释了这一观点。

㈧ 什么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什么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有什么区别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范；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
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而且违反此类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规范。
对于二者区分方法，学者界讨论不一，以下给出王利民教授的方法：
第一，法律、法规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为当然的效力性规定；
第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但违反该规定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也属于效力性规定；
第三，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虽然违反该规定，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属于取缔性规定(管理性规定)。
(8)王闯合同法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无效合同的种类应该包括如下几种：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而订立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确认，这里所谓的“强制性规定”仅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㈨ 您好，没签劳动合同，最快多少天可以走

上班故意迟到，做事故意拖拉，不出一个星期你就可以走了

㈩ 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有什么不同

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请您阅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意见，全文如下：
伴随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最高人民法院在数十年来民商事审判的实践中，越来越明显地贯彻鼓励交易、契约自由的合同法精神，倾向于保护合同效力，对认定合同无效的态度日趋谨慎。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将“强制性规定”限定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范围内，明确了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该司法解释实施后，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成为考量合同效力的关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引发热烈讨论。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详析如下：

【强制性规定分类】
首先，强制性规定包括效力性规定与管理性规定，并非所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均一概无效，应判断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当然无效。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首次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的层面上，提出了应当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效力的观点。奚晓明院长在该次会议中指出：“强制性规定又包括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出台，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的司法态度。该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5条亦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王闯法官对此作了详细阐释。王闯法官提出，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就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之间区分和效力形成的共识：强制性规定区分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合同未必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意味着，司法解释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作出效力性和管理性之区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该区分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的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合同应被认定无效；而管理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违反管理性强制规范的，合同未必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此类合同未必绝对无效。

【如何区分】
其次，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二者主要区别在于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确认违法行为无效不能达到立法目的的，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仅在防止法律事实上之行为的，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前引奚晓明院长讲话与王闯法官意见，也不同程度阐释了这一观点。

就具体如何识别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应当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的司法意见。在肯定性识别上，应区分以下两个层次判断。首先的判断标准是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是，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在否定性识别上，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从立法目的判断，如强制性规定的目的是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从调整对象判断，一般而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

当然，采取上述正反两个标准判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叶阳法官提出，关于效力性规定的实质判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第一，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是对公共利益造成直接、现实性的损害，如果仅仅是间接的、可能的损害，则一般不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二，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应当是对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如果仅为轻微损害则不宜认定为效力性规定；第三，辨识效力性规定还应当综合把握公共利益与交易安全、信赖利益等利益关系的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标准。该意见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举例】
如《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海商法》第四十四条前段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作为合同凭证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中的条款，违反本章规定的，无效”。《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前段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超出业务范围管理权利人的权利的，由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与使用者订立的许可使用合同无效”。采用肯定性识别标准，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或合同条款无效，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又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本身。《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明确，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遵守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八等五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信用社违反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所签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答复》（法经[2000]27号函）中明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是“关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面的规定，它体现中国人民银行更有效地强化对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的审慎监管，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应当依据该条规定对自身的资产负债比例进行内部控制，以实现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经营原则。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所进行的民事活动如违反该条规定的，人民银行应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但不影响其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资格，也不影响其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即举此例，“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即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范”。

《国际海运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调整对象是限制主体的行为资格，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经营者与托运人订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签发的提单是否有效的请示的复函》（[2007]民四他字第19号）中明确，根据《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本案中当事人在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情况下签发了未在交通主管部门登记的提单，违反了《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当向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交通主管部门予以处罚”。但当事人“收到货物后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提单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提单应认定为有效”。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亦有对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例。这些判例中亦体现了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方法。如（2003）民二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认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时要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范围和额度进行收购，超出确定的范围和额度要由国务院专项审批的规定，是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债权转让合同的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债权转让合同违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不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认定合同无效。又如最高院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梅州市梅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江南信用社诉罗苑玲储蓄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认定“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是对金融机构管理性规定，不是对储蓄机构对外签订、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效力性规定，不影响储蓄机构在从事民事活动中的行为的效力，不能以储蓄机构违反该项规定为由，确认涉案储蓄合同关于存期的约定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针对特定主体的对内管理行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总结】
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作出区分，在实务界与学术界均渐成共识。但亦有不同观点，认为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无实义。有学者提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是一记‘马后炮’，其实质不过是对强制规范对合同影响之判断结果的一种描述，并无能力指导法官的预先判断”，“要真正识别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是离不开实质的利益衡量方法的。如果舍弃了实质的判定，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几乎就无法展开。而一旦我们采取了实质的判定标准，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叶阳法官回应，“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从司法实践角度，强调将违法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无疑意义重大。一方面，公共利益本身性质决定了其抽象性和不确定性，难以从实体上界定。如脱离违法的层面而单以利益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可能导致法官因其个人认知的不同而使得合同无效判决随意化，造成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显著不公。……另一方面，合同无效的本质乃是损害公共利益，而违法则包含了损害公共利益的绝大多数情形。”

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见，合同不因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当然无效，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当然无效。应当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综合衡量，判断强制性规定构成效力性规定还是管理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