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在奴隶社会中的作用

① 奴隶制法和封建制法的主要共同特征

奴隶制法和封建制法的主要共同特征：都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占有)关系基础上的法律、都是公开维护等级特权的法律、都是残酷野蛮的法律、都是落后的法律(特别是成文法不发达)。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阶级类型的法，它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是奴隶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特点：具有极端的野蛮性和残酷性；公开体现和维护等级特权；普遍带有原始公社行为规范遗迹。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奴隶制法主要有：古埃及法、楔形文字法、中国奴隶制法、古代印度法、古希腊法、古罗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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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法人类历史最早出现的法，同时作为私有制类型最早的法。奴隶制法的本质和特征是由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奴隶制法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

严格保护奴隶主的所有制，确认奴隶主阶级经济、政治、思想统治的合法性，确保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占有权。

公开反映和维护贵族的等级特权。刑罚种类繁多，刑罚手段极其残酷，刑罚的执行带有极大的任意性。长期保留原始社会的某些行为规范残余。

封建制法赖以建立和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和部分占有农民或农奴，封建主依靠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超经济剥削迫使农民依附于封建主阶级。封建制法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维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确认农民对封建地主的依附关系，严格保护封建土地的所有权。确认和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刑罚酷烈，罪名繁多，滥施肉刑，广为株连，野蛮擅断。

② 法的观念产生于什么时期

春秋时期
法家的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其早期代表为专战国中期的李悝属、商鞅、申不害和慎到,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则是先秦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
法家的思想主要包括：
特别强调法的作用，以法治国。
倡导耕战。
强化君主专制和独裁..

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藉,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 他主张“不贵义而贵法”,“刑无等级” 。韩非也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这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宗法制度的否定。
韩非“法治”思想,我们现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来论述:依法管理、法不阿贵、厚赏重罚、赏誉同轨。

③ 奴隶社会有哪些制度起了什么作用

古代奴隶制度
1、简介
中国的奴隶有很多种类，成因也很不相同，总的趋势是从周朝开始，奴隶或者说主仆的人身依附关系一直在削弱，基本承认到战国开始就没有了奴隶制。在民国成立后，中国最终从法律上明确消除了奴隶的存在。
2、发展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都是奴隶制时代，奴隶多产生于战争，从敌方俘虏的平民成为奴隶，也有因犯罪被贬为奴隶的，有官奴和私属之分。战国中期，秦朝秦孝公任用法家商鞅变法结束了这个体制，使国民（自由民）与奴隶获得了平等的民权地位。汉朝，奴隶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土地兼并而形成的私属，另外东汉末年，人民为躲避战乱，投靠大庄园主，也成为私属。汉唐时期，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良贱之分，如部曲（奴隶的一种）殴伤良民要处死，良民打死自己的部曲，部曲有罪不论、部曲无罪只判徒刑且可以用钱赎免。犯叛逆罪的，全家乃至全族要没为官奴。宋朝以前，长期受雇于人的，其地位低于良民，也是奴隶的一种。宋朝开始，因雇佣关系形成的主仆关系不再视同于良贱关系。但实际上，私属奴隶的现象大量存在，不过在法律上禁绝了私属奴隶、也不允许将良民卖为奴隶。元代，由于蒙古族本身实行奴隶制，所以官奴盛行。清初也对汉人实行奴隶制，至雍正年间才废止奴隶制，清初经济繁荣，康熙皇帝采低税负，像明朝一样卖身为奴者实际上已大幅减少。

④ 如何理解法的阶级性

法律有阶级性——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至于法律有无继承性,则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恐怕至今还有很多人根本否认或怀疑法律有继承性。否认或怀疑法律有继承性的论点,固然不止一种,但是最常听到的乃是以法律的阶级性为根据的理由。例如,我们常听到人说:旧社会的法律具有社会的反动阶级本质,因此和新社会的阶级要求不合,不能由新社会继承,是应该全部摒弃的……。这样的说法是否对或是否全对,可留待后面讨论。但由此可以看出:在许多人看来,法律的继承性是决定于它的阶级性的。所以要解决法律的继承性问题,必须先进一步研究法律的阶级性。这种情形在法律思想及法律科学方面也同样地存在着。本文题目之所以将阶级性和继承性并举,也就是为此。
法律的阶级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它的表现方式怎样?这些问题在过去虽然被接触到过,但是一般人的认识还是相当地抽象、模糊。现在让我们从国内法与国际法两方面来加以研究。

一、国内法的阶级性

关于国内法的阶级性,过去曾有过下列几种不正确或似是而非的看法:
1.认为法律的起源是决定法律的阶级性的唯一标准。照这种看法,凡是产生在某一个阶级社会里的法律规范,永远具有那个阶级社会的阶级本质。这种看法的缺点在于将法律规范的起源作为决定阶级性的唯一标准,而没有注意到法律规范的起源作为决定阶级性的唯一标准,而没有注意到法律规范的阶级性主要是决定于每个时代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的条件的[2]。例如,同样一个“不得杀人,杀人者处死刑或徒刑”,或“不得窃盗财物,窃盗财物者处徒刑或死刑”,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其作用便各不相同,因此,其阶级本质也不能相提并论。其主要原因是各个类型的社会里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条件使这个规范发生不同的作用,而具有不同的本质。如果因为这个规范最初产生于奴隶社会而便认为它永远具有奴隶社会的阶级本质,那就大错而特错了[3]。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近代各国的、甚至于苏联的法律里还有不少发源于古代的规范。
2.认为法律规范的阶级性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照这种看法,凡被某一个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采用过的法律规范,永远是为那个阶级服务的,不能改为其他阶级服务;即或被另一个阶级采用的话,它还仍旧保持着它原来的阶级本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十年间,苏联的法学界就有过这样的看法。如芮叶斯纳尔(M.Peйc Hep)认为当时苏联的法律是由三种不同阶级性质的法组成的复合体系,其中包括:(1)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法、(2)农民阶级的土地法、(3)资产阶级的民法[4]。这种看法的缺点在于机械地、孤立地看问题,而没有想到旧社会采用过的法律规范在新社会里,因为社会经济的及政治文化的具体条件不同,可以具有新的内容而发生不同的作用。
3.认为法律的形式是法律的阶级性的可靠的标志。照这种看法,凡形式相同的法律,其阶级性亦相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有时就采取这种看法。我国解放后反对旧法的学者,在旧法能否被批判地吸收这一问题上,也往往表现出这种看法。这样的见解显然是错误的。法律形式的相同并不一定意味着内容的相同。同一形式的法律规范,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条件之下可以具有不同的内容,为不同的阶级服务,从而表现出不同的阶级性[5]。
4.认为一个法律体系内的法律规范在反映阶级利益或立场时其作用是一样的,没有主次之分的。照这种看法,凡是一个法律体系内的法律规范,其阶级性都是一样强。这样的见解是与事实有出入的。实际上一个法律体系内的法律规范,都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主导性或关键性的,一类是辅佐性或从属性的。主导性的规范是纲领,是主干;辅佐性的规范是细则,是枝叶。主导性规范的变动是可以改变法律的阶级本质的,而辅佐性规范的变动则往往无伤于大体。主导性规范往往只能用于某一特定阶级社会,而辅佐性规范往往可以用于各种不同性质的阶级社会,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关于确立公有财产制的法律规范是主导性的,而关于保护公财产制的方法的规范则是辅佐性的。如果将前者废除或加以基本改变,则社会主义的法律将失去其社会主义的特点;如果将后者删去或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范以替代之,那就不一定会发生这么大的影响。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确立公有财产制的规范移植到资本主义国家去,那末资本主义国家便失去资本主义的特点;如果只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保护公有财产制的法律规范移植到资本主义国家去,那就不会引起这样的结果。
5.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有一个阶级性[6]。照这种看法,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不同性质如何,都只能为那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服务。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是对的;但对剥削级国家来讲,则未必完全说得通。这有以下几个事实可以证明:
(1)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过去在剥削阶级国家里领导统治权不一定完全掌握在一个阶级手中。而这几个不同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也可能是不相上下或无大区别的。这从某些资产阶级国家过去议会中各党派或成分所占的席次往往可以看出来。如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制宪会议及国民会议的组织成员中有僧侣及贵族代表,也有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其党派或集团中有替封建僧侣贵族说话的,有替农民说话的,也有替工商界说话的。他们往往是势均力敌的。他们维护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所制定的法律也是反映着不同阶级的立场的。
(2)在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垄断资本家虽占领导地位,但劳动人民的觉悟一天天提高起来,反抗反动统治的进步力量也一天天壮大起来。掌握统治权的资本家及其伙伴们不得不对进步人民的要求作一些让步。因此出现了一些对进步人民比较有利的法律。统治阶级之所以同意制定这些法律,是为了对自己的利益作长远的打算。就这点来讲,这些法律的制定可能还是间接反映着统治阶级的立场的。但是从被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这些法律究竟是他们初步争取到的,或多或少地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是可以直接反映他们的立场的。就意志表现的程度来讲,在这些法律里被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程度无疑地要比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程度强得多。因此在体系上这些法律虽是资产阶级法律的一部分,而在实际作用上它们却反映着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性。
(3)进步势力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情况以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证明: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并不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国家里当进步力量强大到和敌对力量相等或超过它,而在议会中力一的对比上得到相应的反映的时候,则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就不可能反映一种阶级性。那么在同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里面,在某一个阶段,也许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包含着两种或更多种的不同阶级性的法律用范。这些不同阶极性的法律规范,在进步力量完全可以控制整个形势而在议会中各种力量的对比上也反映出来时,是会统一的,但在这以前是不可能马上具有一个阶级性的。
从以三点看来,法律的阶级性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必然是统一的——这样说法是值得考虑的。这里所谈的乃是我个人研究的一点体会,特别希望法学界的同志们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⑤ 法律是如何产生适用于哪些范围

法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法理学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也有一个逐渐深化和发展的过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针对蒲鲁东主义者散布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写了一组重要文章，先后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而后以《论住宅问题》为题出版了单行本。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鲁东主义者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的理论基础——“永恒公平”论，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住宅问题的解决总是有利于资产者，资产阶级法律不可能解决住宅问题，并从正面科学地揭示了法、法学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联系，对法律起源问题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阐述，然而由于受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局限，恩格斯关于法律起源的论述中仍然包涵着若干没有获得解决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人类学研究的迅速进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才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观条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问题的杰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定型之作。
《论住宅问题》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阐述与存疑《论住宅问题》是恩格斯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蒲鲁东主义者）论战的产物。法律的起源是这场论战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恩格斯看来，与国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问题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根本对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他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的历史时期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实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但是，这个研究的基本点却很容易被忽略，“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9页。）例如，拉萨尔在他的那本法学专著《既得权利体系》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法权不是起源于经济关系，而是起源于‘仅以法哲学为发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页。）至于蒲鲁东主义者A·米尔伯格，更毫无掩饰地宣布法权为“永恒公平”或“永恒正义”的产物。诸如此类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予以严厉驳斥的“法学家幻想”的典型表现。

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认为，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有两种类型：一是西方式的，其社会的演进以突破性方式为特征，另一种是非西方式的，社会的演化进程是连续性和非突破性的，以中国文明最具典型。比较中西国家和法律的起源，可以看出中国国家的形成并不是如同古希、罗马那样以氏族组织的瓦解为代价，也不是表现为调和旧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它有自己的发展道路。随着原先部落社会的平等原则被打破，社会出现了“分层”，男子的劳动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主要生产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少数人控制、掌握了生活资料、资源，这些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权，在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中，位于顶端，是最高的权力中心和主宰，所谓“帝，天神也”，“执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1]《说文》中也说“帝、谛，王天下之号也”，可见，中国国家前的这种组织结构明显与以“民主”、“平等”为组织原则的西方部落联盟不同，它没有相应的权力或机关可以与之抗衡，由于国家的产生没有民主的、平衡的色彩，家与国、政权与族权混然一体，融为一炉。这种独特的国家演进模式，对中国法律有重大影响，致使中国法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统治，具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此外，战争对中国法律的产生也有重要影响。我国史前的“五帝”时期，社会极不平静，不同血缘、不同地域、不同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战争经常发生，为了争取胜利，调整在战争中所发生的长官与士兵、士兵与士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战争中往往要颁布一些誓词、军纪、军令，《汉书. 刑法字》认为“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在我国《说文》解说中，法的古体为“ ”，古法音废，废、法往往通义，废有废止、禁止、限制的意思，另外古音法、伐相近，法借为伐，具有攻击、惩罚的意思。“刑始于兵”、“兵刑合一”、“法就是刑”的这种传统在史前和上古三代形成之后，对中国法都有重要影响。在奴隶社会，法律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刑”，如“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2] 此阶段基本上是用血缘来确定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法律兼有国法和家法的两重性，或者说宗法就是国法。习惯法还起着很大作用。进入封建社会，中国法律的发展，经历了确认、成熟、发展和解体的几个阶段。

战国李悝著《法经》六篇，打开了中国成文法发展的先河，但将《盗法》和《贼法》列为其首，是受“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指导思想影响，奠定了中国传统法律重罪名，重刑罚，重打击的格局。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当数先秦法家。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3] 法家“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发展进化的历史观。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这种本性不可抑制和教化，只能用法令加以防范，所谓“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行”[4]秦统一中国，第一次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制，围绕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统一的法律调整，改法为律，从此法称为律，如《秦律》、《汉律》等。汉初，倡行黄老之学，与民休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用，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儒家思想开始占统治地位，法律下降到从属的次要地位。历史进入唐代，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兴盛时期，法制趋于完备，以《唐律疏议》为代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5]这标志着礼法结合以法典的形式稳定下来，封建法制趋于完备。在宋时，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严重，统治阶级全面强化专制主义集权，皇帝颁发的敕令是最有权威的法律，编敕成了最经常、最重要的活动。到元时，大多法规是条格汇编、律令判例混为一体。内容庞杂，结构松散。明时，法律出现了两个大的变化，一是加强对经济领域的立法，如制定了盐法、茶法、税法等门类。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广泛用例。清朝，皇帝的谕令是最主要最经常的法律，单行条例也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清入关后，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突出，在法律形式上出现了针对少数民族的立法加强，如《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苗例》等，宋、元、明、清，由于君主专制主义日益发展，导致法律成为“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封建“法治”渐渐走向它的尽头。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产阶级“法治”（Rule by law）理论被介绍到中国。 特别是沈家本主持变法修律输入大陆法系以来，中国传统的法律开始解体，中国法制的发展开始与世界法制的发展连结起来。法律中才出现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等部门的分类。在此法律的演变过程中，围绕中西法文化的“体”“用”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极力宣传和鼓吹西方的法律，认为中国贫穷、落后、软弱的根源是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他：“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权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6]“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7].孙中山以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等先进思想为武器，对封建政治制度和传统的法律学说也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推行民主法治，他大声疾呼：“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民主政治赖以维系不敝者，其根本在于法律，而机枢在于国会。必全国有共同遵守之大法，斯政治之举措有常轨，必国会能自由先例其职权，斯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所谓民治，所谓法治，其大本要旨在此。”[8] 他说我们要承认“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9]应该“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但由于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性，建立民主法治的重担最终还是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
参考别人的，你看看吧。

⑥ 《汉谟拉比法典》对奴隶制社会的影响是怎样的

法典严格保护奴隶主私有财产权和他们对奴隶的所有权，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阶级关系。法典规定，盗窃王宫或神庙财产的人，必须处死；侵犯别人住处的人，必须就地处死掩埋；趁火盗窃财物的人，必须当场丢到火里烧死。有趣的是，这部法典处罚原则竟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比如，两个自由民打仗，一个人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另一个人就要同样被打瞎一只眼睛作为赔偿。然而，对奴隶的惩罚却是十分严酷的。如果奴隶主把一个自由民的眼睛弄瞎，只要他拿出一定数量的钱财就可了事。如果被弄瞎眼睛的是奴隶，那么奴隶主什么也不必赔偿。

尽管法典的内容有失公正，但是，成文法典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公贵族随意、解释法律，滥用司法大权的现象，这是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

⑦ 请问中国奴隶制法系的特点是什么

由于它们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本质相同，又具有不同于其他类型法的共同特点：

确认并用极其残酷的刑法维护奴隶主的私有制 特别是维护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奴隶。奴隶主不仅直接掠夺奴隶的劳动成果，而且完全占有奴隶的人身。在法律上,奴隶不是权利主体,而是权利客体——物。奴隶主可以任意处置奴隶，就像处置自己的所有物一样，可以买卖、赠与、继承，甚至屠杀和充作殉葬品。主人杀伤奴隶，不仅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而且是奴隶制法所确认和保障的重要权利。如果他人杀死或伤害奴隶，不认为是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只对其主人负责赔偿财产上的损失（《汉穆拉比法典》第219、220条）。如果盗窃或藏匿奴隶，协助奴隶逃跑，或者去掉他人所有的奴隶的标志者，则认为是犯罪，处以重刑，甚至可以处死(《汉穆拉比法典》第15、16、19、226、227条)。除奴隶外,奴隶主的其他私有财产,如土地、房屋、牲畜等，奴隶制法也都有极其严格的保护条款。如果奴隶侵犯奴隶主的财产,要处极刑。在《汉穆拉比法典》的282条中，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文就有100多条,侵犯私有财产被处以死刑的条文就有30多条。罗马的《十二铜表法》规定，债务人如果不偿还债务，债权人可以将他拘捕，带上足枷或手铐出售于国外,或处以死刑,乃至砍切成块（《十二铜表法》第3表第2、3、5、6条）。

公开规定自由民之间的不平等地位 奴隶制法不仅明确规定了奴隶的无权地位，也明确划分了自由民内部的不同等级以及他们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中国古代的礼,严格划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维护着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和奴隶主内部上下等级之间的关系，即所谓“别亲疏贵贱之节”（《礼记·三年问》），“序爵所以辨贵贱也”（《礼记·中庸》）。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统治者采取了“亲亲”、“尊尊”（《礼记·丧服小记》、《谷梁传·成元》）等措施。“亲亲”就是按照宗法关系来区分贵贱，使亲者贵，疏者贱，任命官吏则任人唯亲。“尊尊”就是所有的平民和奴隶，都必须尊敬奴隶主贵族，不得违抗；下级奴隶主也要尊重上级奴隶主，不许“犯上”；还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礼记·曲礼》）。这些都说明了中国奴隶制法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公开的阶级不平等的奴隶主专政的法。《十二铜表法》还在第11表以最残忍的法律规定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另外，在婚姻家庭关系上，妇女的无权地位以及父权支配家庭的绝对权力，在奴隶制法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中国西周的礼规定“男帅女、女从男”（《礼记·郊特牲》），确保丈夫统治妻子、妻子从属丈夫的男女不平等地位。子女的命运也要完全听从家长的摆布，甚至父亲对子女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汉穆拉比法典》第117条规定:“倘自由民因负有债务，将其妻、其子或其女出卖，或交出以为债奴，则他们在其买者或债权者之家服役应为三年；至第四年应恢复其自由。”古希腊、古罗马等国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

⑧ 古代的法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执行者是谁

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

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从战国李悝著《法经》始，至秦、汉、唐、宋、明、清诸律，都是以刑法为主，兼有诉讼、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于封建社会各朝代。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和司法官，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各级行/政长/官，中/央虽设有专门司法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君/权）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⑨ 中国奴隶社会的法制指导思想是怎样变化的这种变化对后来的封建法制有何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当权者指导思想的不断变化导致了刑罚发展变化。法律制度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门，任何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其特色的形成，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传统等社会经济条件紧密相连的。原始社会时期，没有国家，没有法律，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低下，当时的原始习惯也是由以采集和渔猎为标记的低下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惩罚方式简单残暴，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成为主导。逐渐产生了相当多的习惯法，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进一步认识，刑罚的体系逐渐完善，目的性也更加专一，保护私有制财产，保护人身权利，维护政治统治。自夏代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起，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坚持以刑法为主的法律体系。

由于专制、集权贯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发展史，中国的法律文化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没有西方世界的民主与法制、人权的概念。大量的充斥于刑法之中的完全是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和刑罚的随意性。

从简单的同态复仇到夏、商时期奴隶制刑罚，及至演变到封建社会的“五刑”，刑罚的变化，同当权者的统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集权的家长制统治，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主宰，所谓家天下。“溥天之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法律也集中体现了维护王权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崇尚刑法，重视刑罚。使我国古代不管民事、行政、刑事的制裁，无一例外的采用刑罚的手段。法律不但凭借严酷的刑罚手段惩办危及王权统治的政治性犯罪，同时也严厉制裁破坏国家统治、扰乱社会程序的刑事犯罪。统治者从长期的实践中体会到，既要使犯罪者受到惩罚，又能保存劳动能力，是更为有利的。所以刑制的改革，更加适应了经济基础需要，同时更好的维护其统治。夏、商时期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同时又刚刚从原始野蛮时代演变而来，维护王权成为其首要的目的，同时人的愚昧无知又使统治者假借天意的图谋得以实现，虽然其刑罚十分的野蛮残酷，但是统治者借天的名义，成功地表明其刑罚的合理性。同时，统治者鉴于前朝的教训，至周时提出“以德配天”、“明法慎罚”的思想，强调“用刑宽缓”，将教化和刑罚结合起来，体现到刑罚上，出现了“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以作为五刑的补充，不再单纯是伤及人肢体、生命的酷刑。秦以后到明清，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更加牢固的确立，虽然各朝代执政者执政的指导思想各有不同，但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也逐渐促进统治者对刑罚作出变革，以绞、斩死刑代替以往残酷的生命刑，以笞、杖、徒、流代替野蛮的肉刑，实质是统治者逐渐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文明程度提高的反映。

二、古代社会高度集权的家长制统治，统治者权力的无限制和无制约，当权者往往凭一己好恶行事，使刑罚形成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特点。所以，我国古代刑罚发展变化的进程中人为的痕迹浓重。总趋势是朝者宽缓的方向，但是其中也多有反复。我国古代社会自从有国家以来，无论是不成文立法的时代，或者是成文法时代，法律对刑罚的种类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经常有随意增加法外刑罚的情况。隋初，制定《开皇律》、《大业律》，强调用法宽缓，然而隋炀帝并不依律行事，他“更立严法”，并恢复枭首、灭九族等等酷刑，自毁法制，滥施淫刑。又如唐时法律为我国古代之最鼎盛时期，但是法外施刑的现象也层出不穷。武则天时，酷臣周兴、索元礼、来俊臣非法采用酷刑，摧残人犯，将人犯“禁地牢中，或盛之如瓮，以火圜灸之，兼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瞰之者。”明时，皇帝设厂卫特务机关，滥用刑罚更为严重。清律中根本没有关于文字狱的直接规定，但所有的文字狱均是按照谋反、大逆定罪，是最严重的犯罪，并且处以最严厉的刑罚。所以，古代专制制度下，皇帝的行为往往将法律沦为一纸空文。

另一方面，较为开明的当权者的举措，又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据史载，汉初文帝改刑罚的原因，是为缇萦的孝心感动，遂下诏说：“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生不息”，是 “不德”。由此引发了汉初刑罚的改革。

所以，在我国古代社会以仁者治国的指导思想下，法制的推进显然有其偶然性，但是反过来说，这样的发展变化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