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慧星合同法讲座视频
⑴ 合同法案例分析
以下为我的个人观点：
1、属于单方解除，约定解除。
2、天一公司对合同不享有解回除答权，此种解除需要双方协商一致。
3、应履行单方通知，异议起诉或仲裁的程序。黄某某若不同意对方意见，应当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的效力，诉讼请求包括确认合同的效力和继续履行，承担违约责任等几项。
5、该主张不能成立，情势变更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而天一公司目前要求解除合同，多半是因为商业的原因，是因为房价已经翻了好几倍。
5、若我是本案法官，我会要求天一公司继续履行原合同。
⑵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否有高低位阶
发的基本原则是否有高低慰藉？这个怎么说呢？严格来说是没有的，大家都是国家的公民
⑶ 梁慧星：劳动合同法：有什么错为什么错
很多现行法律，颁布实施十多年，社会生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应当进行执法检查，却没有安排执法检查。为什么劳动合同法2007年颁布，2008年生效，常委会就进行执法检查？是因为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在社会上引发了争议。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对劳动合同法执法检查的结果，有个明确的交代。这部法律有无错误之处，有无欠当之处？如果法律没有错误，没有欠当之处，则存在哪些障碍其贯彻实施的问题？如果法律本身存在错误或不当，则应当如何予以补救？
常委会工作报告首先说：劳动合同法执法检查“直接关系”“亿万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这样的认识，未免失之片面。常委会工作报告然后说：“我们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弄清法律实施中的突出问题”。遗憾的是，常委会工作报告并没有告诉我们，常委会的执法检查，究竟弄清了劳动合同法实施中的哪些突出问题？常委会工作报告接着说：“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劳动合同签订率明显上升，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3%，新签劳动合同的平均期限有所延长，就业再就业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企业职工尤其是农民工权益保护工作得到加强”，然后便把话题转移到“劳动就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显而易见，常委会工作报告没有回答社会各界对劳动合同法的疑问。
劳动合同法刚一颁布实施就引发争论。实施尚不满一年，常委会就匆忙启动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究竟发现了哪些突出问题，得出什么样的检查结果，劳动合同法本身是否存在错误或者不当，常委会工作报告均避而不谈。如何能够使人信服？二、劳动合同法的定位常委会工作报告将劳动合同法定位在“民生”立法，说劳动合同法“直接关系”“亿万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有将劳动合同法误解为“劳动者权益保护法”之嫌。劳动合同法，难道与千千万万企业的切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难道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没有直接关系？难道与国家整体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不能一看到“劳动”二字，就想当然地将劳动合同法定位在“民生”立法，混同于劳动者保护法。这样认识和理解劳动合同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劳动合同法不同于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犹如合同法不同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合同类型。劳动合同法属于民事法律，是现行合同法的特别法。
现行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其中所谓“自然人”，在劳动合同法上称为“劳动者”；所谓“法人、其他组织”，劳动合同法上称为“用人单位”，亦即各类企业。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据此可知，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有关劳动关系的协议，属于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合同法与劳动合同法之间，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我们说，劳动合同是现行合同法上的合同的一种；劳动合同关系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劳动合同法是现行合同法的特别法，其立法根据和法理根据，就是现行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
因此，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和违约责任的追究，应当遵循现行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及总则性规定。片面夸大劳动合同的特殊性，否定劳动合同作为民事合同的共性，背离合同法基本原则和总则性规定，将劳动合同法混同于劳动者权益保护法，无视劳动合同法的民事法律性质，是劳动合同法的错误根源。
三、劳动合同法的指导思想特别应指出的是，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有所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谓中国特色，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集中体现在如何认识和处理劳动者与企业的关系上，即认为劳动者与企业双方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这是实现党和国家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伟大目标之所以可能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政策，都是致力于兼顾、协调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建构和谐劳动关系。而建构和谐劳动关系，有赖于切实保障企业和劳动者双方“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合同法第4条）。劳动合同法，未能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劳动者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夸大了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劳动合同当事人即企业和劳动者双方依法享有的合同自由，即依法自愿订立合同、决定合同期限和解除合同的权利，进行了不适当的限制和干预。
特别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劳动合同法第一条规定“立法目的”，仅仅规定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对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只字不提。可见，劳动合同法无视企业的合法权益，忽视对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源于“立法目的”之偏颇。充分表明，劳动合同法立法指导思想，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偏离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验，并且无视劳动合同法的民事法律本质，误将劳动合同法混同于劳动者权益保护法。不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国民经济难于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发生动摇，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难于继续推进！所谓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必定落空！四、我国企业的复杂性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不高，存在着复杂多样、千差万别的企业形式和经营形式。既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型企业，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还有许许多多合伙企业、个体企业，许许多多小作坊、小商店，还有诸如“来料加工”、“三来一补”等难于归类的企业。而且各种企业在经营形式、劳动管理形式上差别甚大。例如，有的实行计时工资制、定时上下班，有的实行计件工资制、自由上下班。特别像“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之类，有材料、有订单就加班加点干，没有材料、没有订单就闲着。有的行业季节性强，旺季就多招工、多用工，淡季就少招工、少用工。特别是一些服务行业，就指望节日、假日赚钱，平常生意很少。这就要求规范劳动关系的立法，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不能套用规模化、现代化工业生产企业的模式，不能搞一刀切。
遗憾的是，劳动合同法没有注意和重视这一点，而是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采用一个标准，采用一个模式，搞一刀切。例如，一律要求签订书面合同，追求长期限的合同，以为合同期限越长越好，对解除合同的权利严加限制，甚至强制签订所谓无固定期限合同，等等。常委会工作报告说，“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 93%”，而“服务业、建筑业以及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正好说明劳动合同法未注意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企业之间的差别，搞一刀切。
五、照搬照抄西方制度常委会工作报告强调指出：“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不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我们不搞。”劳动合同法第五章第一节规定的“集体合同”，就是这种盲目照搬西方的、不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法律制度。必须注意的是，所谓集体合同，不是合同法上的合同类型，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明的处理劳资关系的特殊制度。实行集体合同制度的制度基础，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独立工会制度和集体谈判制度。所谓独立工会，被认为是劳动者利益的唯一代表者和捍卫者，而且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政府。所谓集体谈判，即由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表，就工资报酬、工作时间、福利保险、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等条件，与企业主定期举行集体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即是集体合同。对于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政府不作干预。工会用来对企业主一方施加压力的手段，是组织工人罢工。工会每年一次为在集体谈判中争得有利地位而组织的罢工，在日本称为“春斗”，在韩国称为“夏斗”。
所谓集体谈判，通常在三个层级举行：一是中央级集体谈判，由全国总工会与全国企业主协会谈判；二是行业级集体谈判，由全国性行业工会与行业企业主协会谈判；三是企业级集体谈判，由各企业工会与企业主谈判。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多数欧洲国家，以中央级和行业级集体谈判为主，而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则以企业级集体谈判为主。
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曾经试行过集体合同制度。建国初期，劳动部等曾发布关于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的文件，限于在私营企业试行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但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今天的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实行过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我之所以断言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不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关键理由是：我国不实行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独立工会制度。在我国，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绝不仅仅是工会，而首先是居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其次才是工会、青年团和妇联，还有极具中国特色的职工代表大会。我国的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助手。我国工会的性质和职能，与美国的劳联－产联、法国的五大工会、波兰的团结工会以及日本的工会、韩国的工会等所谓独立工会，是根本不同的！绝对不应混为一谈！
我国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和维护，主要靠党的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例如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关于社保医保的规定，关于劳动安全的规定，关于劳动卫生的规定，关于工作时间的规定，关于休息休假的规定，等等。中央人民政府对企业增加工资实行政策指导。地方人民政府出面解决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纠纷，解决企业拖欠员工工资问题，更是常见。当然可以而且应该采用改革开放以来，由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合同示范文本引导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成功经验，由劳动主管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制定各种行业的劳动合同示范文本，指导劳动合同的签订，完全没有必要照搬照抄西方国家所谓集体谈判制度和集体合同制度。
怎么能够设想，像西方国家那样，由全国性工会与全国性企业主协会进行集体谈判，由行业工会与行业企业主协会进行集体谈判，由企业工会与企业主进行集体谈判，通过订立集体合同以规定工资福利、医保社保、劳动工时、劳动安全、劳动卫生、休假休息等等条件？怎么能够设想，像西方国家那样，在中央级、行业级和全国所有的企业，就增加工资福利待遇和改善劳动条件，每年一度地举行所谓集体谈判、工资谈判，每年一度地搞所谓“春斗”、“夏斗”？怎么能够设想，像西方国家那样，允许工会动不动就发动企业罢工、行业罢工和全国大罢工？我国工会是党和政府的助手，绝不是所谓独立工会，绝不可能这样做！并且，这样做、这样折腾，也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禁止的！是违法的！六、在法理上的错误按照民法原理，合同必须有期限。法律不允许订立无期限的合同。未约定期限的合同，被视为当事人双方随时可以解除的合同。劳动合同由传统民法上的雇用合同发展而来，其实质是，企业取得对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支配，劳动者必须按照企业的指令进行劳动。劳动能力是人格之一部，劳动是人身自由之一部。有鉴于此，现代民法绝不允许订立无期限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未约定期限，当事人双方均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劳动合同约定了期限，即使期限未满，当事人双方亦有权解除合同。无论是劳动者解除合同或者企业解除合同，劳动者均应得到一笔补偿金；如果是企业解除合同，还应再向劳动者支付一笔解约金。
劳动合同法将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合同、无固定期限合同。所谓“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亦即民法上所谓未约定期限的合同，按照民法原理，当事人双方均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但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不允许当事人解除的合同。劳动合同法还特别规定，在若干情形，强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甚至“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端限制、剥夺劳动者和企业订立劳动合同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正当民事权利。更有甚者，劳动合同法竟然将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作为对企业的惩罚（第14条第3款），并对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的企业进行惩罚（第82条第2款）。劳动合同法关于所谓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不仅在法理上是错误的，也是与现行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相抵触的。
按照民法原理和现行合同法，当事人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包括自愿决定合同形式的权利。现行合同法第十条规定，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法律法规要求采用书面形式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按照现行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即使法律法规要求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如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则该合同成立。可见，即使在法律法规要求采用书面形式的情形，此书面形式也不是合同实质要件，不具有决定合同成立、生效的法律效力，只具有证明合同成立及合同内容的证据效力。对于劳动合同关系来说，除书面形式即合同书之外，职工登记表、职工名册、职工工资薄册和工资单，等等，均可作为证明劳动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
我们看到，劳动合同法片面强调劳动合同的书面形式，夸大会同书面形式的意义和作用，否定合同的口头形式，不考虑各种企业的差别，一律要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甚至动辄对未及时订立书面合同的企业施加“支付双倍工资”的惩罚！（第82条第1款）劳动合同法这样对待合同的形式，不仅在法理上是错误的，也是与现行民法通则和现行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相抵触的。
⑷ 有关多方法律行为是否适用合同法的疑问
多方民事法律行为是可以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不违反目前的法律规定。
⑸ 梁慧星的主要著作
物权法（第5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梁慧星，2007-6-1版
生活在民法中（法学家讲演录）/梁慧星著，2007-3-1版
民商法论丛（第37卷）/梁慧星主编，2007-5-27版
民商法论丛（第36卷）/梁慧星，2006-11-1版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搞附理由-债权总则编/梁慧星，2006-10-1版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设稿附理由-亲属编/梁慧星，2006-10-1版
民商法论丛（第35卷）/梁慧星，2006-6-1版
民商法论丛（第34卷）/梁慧星，2006-2-1版
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梁慧星，2006-1-8版
物权法（第3版）（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梁慧星 陈华彬,2005-9-1版
民商法论丛（第33卷）/梁慧星，2005-8-1版
民商法论丛（第32卷）/梁慧星，2005-5-1版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梁慧星，2004-12-1版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梁慧星，2004-12-1版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 继承编/梁慧星，2004-12-1版
民商法论丛（第31卷）/梁慧星，2004-11-1版
物权法（第2版）（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梁慧星 陈华彬，2003-1-1版
民法总论（第2版）（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梁慧星，2004-9-1版
民商法论丛（第30卷）/梁慧星，2004-6-1版
民商法论丛（第29卷）/梁慧星，2004-3-1版
民法总论（第2版）（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梁慧星，2004-1-1版
中青年法学文库：民法解释学/梁慧星，1995-1-1版
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44）/梁慧星，2003-9-1版
民商法论丛（第28卷）/梁慧星，2003-11-1版
梁慧星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精萃）/梁慧星，2003-10-1版
民商法论丛（第27卷）/梁慧星,2003-7-1版
民商法论丛（第26卷）/梁慧星，2003-4-1版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梁慧星，2003-5-1版
合同法总则精讲（VCD)（5碟）/梁慧星，2003-3-1版
裁判的方法/梁慧星，2003-4-1版
物权法（第2版）（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梁慧星、陈华彬，2003-1-15版
民商法论丛（第25卷）/梁慧星，2002-12-25版
民商法论丛（第24卷）/梁慧星，2002-10-28版
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梁慧星，2002-7-15版
民商法论丛（第23卷）/梁慧星，2002-6-15版
民商法论丛（第22卷）/梁慧星，2002-5-25版
民法总论（2001年版）（高等法学教材）/梁慧星，1996-8-1版
民商法论丛（第21卷）/梁慧星，2001-12-1版
物权法（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民商法系列）/梁慧星 陈华彬，1997-9-1版
民商法论丛（第20卷）/梁慧星，2001-9-1版
加拿大国际私法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2001-12-1版
离岸金融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2001-11-1版
国际银团贷款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梁慧星，2001-9-1版
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2001-8-1版
从近代民法到与现代民法-梁慧星先生主编之中国大陆法学/梁慧星，2000-10-1版
为权利而斗争-梁慧星先生主编之 现代世界法学名著集/梁慧星，2000-10-1版
民商法论丛（第19卷）/梁慧星，2001-6-1版
民商法论丛（第18卷）/梁慧星，2001-3-1版
迎接WTO-梁慧星先生主编之域外法律制度研究集（第3集）/梁慧星，2000-9-1版
迎接WTO-梁慧星先生主编之域外法律制度研究集（第2集）/梁慧星，2000-9-1版
迎接WTO-梁慧星先生主编之域外法律制度研究集（第1集）/梁慧星，2000-9-1版
民商法论丛（第17卷）/梁慧星，2000-12-1版
民商法论丛（第16卷）/梁慧星，2000-8-1版
民商法论丛（第15卷）/梁慧星，2000-7-1版
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梁慧星，2000-9-1版
民商法论丛（ 第14卷）/梁慧星，2000-4-1版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梁慧星，2000-3-1版
海事国际私法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 王国华,1999-2-1版
违约损害赔偿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 韩世远,1999-1-1版
民商法论丛 （第13卷）/梁慧星，2000-1-1版
民商法论丛 （第12卷）/梁慧星，1999-6-1版
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 （二）/梁慧星，1999-1-1版
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梁慧星著，1999-1-1版
民商法论丛（第11卷）/梁慧星，1999-1-1版
民商法论丛(第10卷)/梁慧星主编，1998-10-1版
中国物权法研究/梁慧星主编，1998-6-1版
民商法论丛（第9卷）/梁慧星主编，1998-5-1版
破产程序和破产法实体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梁慧星，1995-1-1版
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1998-2-1版
瑞士国际私法法典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1998-1-1版
反垄断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1996-2-1版
环境法原理（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1997-12-1版
物权法（九五规划教材）/梁慧星 陈华彬，1997-7-1版
民法总论（九五规划教材）/梁慧星，1996-8-1版
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梁慧星，1993-5-1版
中青年法学文库：民法解释学/梁慧星，1995-1-1版 中国产品责任法——兼论假冒伪劣之根源和对策 /梁慧星，，
引文索引
恶意抗辩与合同无效的认定 /张建平,,
浅议典当的法律性质 /陈兆利,,
浅谈世界法律发展的趋势 /朱烈松,,
物权行为理论之重构 /陈召利,,
从法律行为的成立及生效要件看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及其限制 /王斌周,,
关于构建中国善意取得制度的几点意见 /李俭,,
物权公示主义研究 /陈华锋,,
新型永佃权——开启农地制度困境的钥匙 /玄朱,,
浅议公司型基金的法律性质及其引进 /何小明,,
禁止多层次直销的立法研究 /周禅,熊焱，
再论“诚信原则”——以法哲学和社会学为视角 /罗亚海，，
股权转让优先权的适用及其除外 /罗亚海，，
论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雷云汉，，
法人独立责任之我见 /王红良，，
论精神损害赔偿/肖婧，艾阳,
《合同法》第80条关于债权转让之我见 /王 晶，，
海域使用权基本法律问题研究 /叶知年,,
论违约责任中的过错归责原则 /叶知年,,
民事诉讼行为与诉讼时效中断之关系辨析 /叶知年,,
《合同法》第80条关于债权转让之我见 /实用法学,,
房屋买卖中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问题 /刘京柱,,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商品房买卖中的适用问题 /刘京柱,,
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原则研究 /翟巍,,
“消费者”概念之法律厘定 /张颖璐,,
道路交通事故过错责任原则探析 /翟巍,,
完善担保法若干问题研究 /廖炳光,,
引入情事变更原则之研究 /潘志国,,
浅议法律行为的条件及相关问题 /苏望,,
论电子合同 /谢波,,
论中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王巍,,
取得时效制度概述 /何旺翔,,
论中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王巍,,
论物权法定主义及物权自治趋势 /滕之杰,,
新交法“机动车负全责”解读 /胡银月,,
论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 /唐伟元,,
论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及相关问题 /唐伟元,,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问题探讨 /唐伟元,,
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思考 /易昕,蒋津泉，
浅析契约自由原则 /周建,,
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研究 /宋绍青,,
注册会计师审计法律责任的性质研究（上）---- 现行注册会计师审计法律责任的理论缺陷 /肖义方,,
不动产收益权质押贷款研究 /秦凤伟,,
论缔约过失责任适用范围的适度扩大解释——兼议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界限 /潘志国,,
试论中国物业管理制度的立法构建及完善 /冷帅,,
对现行商品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管理制度的反思 /王兴敏,,
产品质量问题之法律研究--附赠商品质量问题 /郝连忠,,
共有房产可适用善意取得 /邱凯,仲亚励，
司法公正与依法治国 /刘京柱，，
从中国的监护法律制度看《婚姻法》的立法瑕疵 /郅四清，，
对民法典草案中取得时效制度的几点思考 /王斌周，，
论对不正当利诱性销售的规制 /何旺翔，，
对中国诚实信用原则研究现状的评析 /何旺翔，，
中国物权立法不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 /李林启，，
论经济法的精神 /李昌麒，薛克鹏，
理念、体系与规则：合同法域的经济法解读 /刘显刚,,
论网络运营商对用户隐私权的侵害 /管荣齐,,
遗失物制度研究 /蒋拯,,
典权与抵押权并存之问题分析 /赵志琴,,
试论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 /倪昊,,
论社会转型期中道德法律化的问题 /金泽清,,
试析媒介消费中的民事合同关系——兼论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保护媒介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宋小卫,,
看民法文化的本体价值 /王晓君,,
浅谈“私法根本价值所在”之意思自治原则 /齐汇,,
对中国遗失物拾得制度的几点反思和建议 /支太红,,
善意取得法律要件之重构 /奚玮,,
论合同自由原则/齐艳铭,,
法析非典论古今之道 /李百琛,,
对合同生效中“意思表示真实”要件之思考 /俞华权,滕聿江，史明钊
试论中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立法完善 /陈儒，，
沉默权的立法思考 /施国明，，
论诚实信用原则是如何被放弃以及怎样重新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孟庆凯,,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归责原则 /陈冲,,
缔约过失责任法律制度研究 /黄文强,,
诚信原则的人性检讨 /郑景元,,
论银行抵押贷款业务中的财团抵押权 /肖祖平,,
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郑坤山,,
广义趋同论——从《民法典草案》的人格看经济法与民法的合一 /胡颖廉,,
典权制度的价值复兴及其发展 /杨昕宇,,
试论共同抵押 /叶明,,
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对合同法相关规定的思考 /李洪奇,,
论善意取得 /田翠,,
论担保物权的竞合与实现 /马江,,
试析中国专利权保护的特别规定 /徐巍,,
也论债权人撤销权与无效合同制度的选择适用问题 /梅瑞琦,,
论撤销权的性质及撤销之诉的当事人 /梅瑞琦,,
抵押权物上追及力之检讨 /梅瑞琦,汪淑华，
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 /梅瑞琦，，
论遗失物拾得 /李淑梅，郜永昌，
国内民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研究 /孙瑞玺，，
浅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 /李荣冰，,
论情事变更原则 /张安腾，，
公民的健康权及其保障（2002） /苏志,,
侵占罪若干问题研究 /李秉勇,,
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性质再评议 /刘成伟,,
民事诉讼中的抗辩和否认 /徐巍,,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梅瑞琦,,
动产抵押第三人范围研究 /梅瑞琦,汪淑华，
不动产善意取得研究 /梅瑞琦，汪淑华，
公、私法的划分与宪政 /谢维雁,,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逻辑前提之重构 /梅瑞琦,,
未成年人侵权责任之研究 /刘锟鹏,,
论契约自由原则的演变与发展 /林曦,,
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与缔约过失之比较研究 /吕巧珍,,
论刑法的民法化 /姚建龙,,
私法的死亡——兼论私法的后现代性与后现代私法 /涂斌华,,
公民的健康权及其保障 /苏志,,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一些法律问题━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时的难点探讨 /焦璐,,
对张学英诉蒋伦芳案判决的三点质疑 /陈岑,,
手机商业短信息广告合法性初探 /林岳澄,,
《合同法》与情事变更 /张照东,郭小东,
论无权处分中权利人承认的效力 /孙毅,,
目前医疗纠纷的法律误区与思考 /欧运祥,,
《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优点和不足 /卜炜玮,,
论表见代理 /饶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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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我国合同法的违约归责原则是什么
应该是严格责任，不是过错推定。正如你所说的，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是根本版不考虑过错问权题，所以并不存在过错推定的问题。有了违约行为就应承担违约责任，除非存在免责事由，这显然是严格责任。当然，严格责任是一般性原则，在合同法分则中诸如无偿保管、无偿委托仍然是以故意或重大过失等主观过错作为承担责任的要件。
据我所知：如梁慧星（见《从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载《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韩世远（见《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90页）等国内主流合同法学者倾向于认为从法条解释的角度来看，我国合同法的违约责任归责原则应当是严格责任。至于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但这种争论只是立法论上的争论，即我国立法到底应将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确定为过错责任还是严格责任，如崔建远（《严格责任？过错责任——中国合同法归责原则的立法论》，载《民商法论丛》第1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以下），但这种争论并不影响解释论得出的结果。
⑺ 合同法问题
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
关键词: 合同自由原则/确立/限制/重塑
内容提要: 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精神内核和实践纲领。虽然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合同自由原则不断受到限制,但并没有动摇合同自由在现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则的地位；我国新合同法尽管对合同自由原则未加以明文规定,但从合同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和整体内容来看却始终贯彻了合同自由的精神和理念,而且,我国新合同法关于合同自由原则是规范化了的现代合同自由原则。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及其在两大法系的确立
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是和私有制社会商品经济的出现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的,而这一原则在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确立则是私有制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作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罗马法,已孕育了契约自由的萌芽。在优士丁尼《民法大全》有关诺成契约（Contractus Consensu） 的规定中已基本上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1]在诺成契约中,当时并不注重契约的形式,而只注重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因为它决定着契约的成立和生效。事实上,这一观念“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极具生命力的契约法原理:契约的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契约之债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这一原理被后世概括为契约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契约自由。”[2]尽管如此,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罗马法并没有真正形成完备的契约自由原则。
通说认为,合同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完备形式定位于18 —19 世纪,因为此时合同自由原则开始具备了其所需要的理论基础。[3]一方面,从理性哲学的层面来分析,合同自由首先建立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所推崇的人权观念之上。一切人生而平等,人们对财产、自由和生存有着不可否认的自然权利,社会应最大限度地承认个人的权利,应当承认人所具有的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合同自由只不过是上述思想的一种特殊表现。为强调个人天赋权利与公共权力的抗衡,资产阶级法学家特别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区别,私法主体平等,权利义务设定自由而不受公法的干涉等。正是在这一资本主义制度下,合同自由才能实现,也才能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身份性的法律本身就与契约平等的观念水火不融,所以在古代罗马时代,契约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罗马法的一种理想而存在,因为要在皇帝和臣民、贵族与平民的等级社会中,真正实现合同自由,罗马帝国就不会有斯巴达克斯的起义,罗马法也就不会出现历史的断层,故封建专制制度不可能将合同自由作为普遍的法律原则。另一方面,从其经济基础的角度来探究,合同自由直接反映了自由经济的要求。如果说,理性哲学的理论为合同自由原则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导的话,那么自由经济的理论则为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提供了最合适的土壤、最充分的条件。自由经济的基本理念,即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交换相互的财产或服务。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即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订立合同。在他们看来,以这种理念建立__起来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最为公平,于社会亦最为有利。同时,根据自由经济理论,每个人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竞争,既可以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又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即是说,在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在不自觉地为社会服务。因此,自由经济理论为合同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的根据。
公允地说,上述理论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形成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合同自由原则在近代合同法中成为一项基本原则,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自原始积累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劳动力成为自由交换的商品,各种产品无限制地进入市场进行流通,财富的证券化扩大了交易的范围,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也拓宽了契约自由的范围。凡此种种,都为契约自由观念提供了生长的土壤。[4]为此,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主要国家都相继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通说认为,合同自由最早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于19 世纪初的法国民法典。但法国合同法问题研究专家尹田先生认为,在法国,合同自由原则的阐释从来都是仅仅存在于法学理论之中,法国民法典对之并未予以明文规定,只是暗示性地规定了这一原则。如该民法典第6 条规定:“禁止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即是说,在不涉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前提下,当事人有权自愿签订合同。该法典第1134 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将当事人的特别约定置于与来源于公共权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赋予当事人的意志以强制力,显而易见,该法典已确认了合同自由原则。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当时的法国,合同自由原则确是民法规范具体适用于法国商品经济社会的准确表现,作为对合同关系有关法律准则的一种高度概括,合同自由原则包含了一种最为普遍适用的理论,是对各种具体的合同法律现象和问题所作的最科学的解释,对于法国的司法实践产生过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德国,1900 年德国民法典的实施标志着以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为中心的抽象的合同理论的最终完成。这一理论以意志自由为基础,通过人类理性达到法的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从而使私法自治的逻辑成为契约法的基本逻辑。德国民法典虽没有像法国民法典那样“暗示性”地规定合同自由原则,但却处处体现出合同自由的底蕴。其总则编和债权编中的规定,大多数都是任意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这一事实又促使这种自由得到了强化。德国大多数学者都比较一致地认为,合同法一个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合同自由原则。“契约自由在整个私法领域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5]魏玛宪法第152条第1 款也特别规定:“在经济关系方面,依法实行契约自由原则。”在没有法典化传统的英美法系,虽然没有像大陆法系国家一样以法典明示、暗示契约自由,但自由权利为天赋人权,这不仅是政治权利,而且也表现为私法上的权利。尤其是19 世纪当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和亨利·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史观奇妙地结合起来,加之受大陆法系概念法学的影响,从而营造出了英美法系上的自由主义契约论。在这个契约论中,“任何人都有权和任何人缔结他们所想要的契约,他们也有权选择订立合乎他们自身利益的任何条款。”[6]到了19 世纪晚期,法学家认为,契约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然权利,契约自由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主要工具,是永恒和绝对的,甚至于契约自由已被明确地包括在宪法保护的自由之中。美国最高法院在奥尔盖耶诉路易斯安那州案中,首次宣布:契约自由是一种基本的宪法权利,宪法第14 条修正案所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缔结所有能够成为适当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契约的权利。为此表达的契约自由原则支配了全部法律。因此,契约自由作为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19 世纪美国法的主要特征。[7]合同自由原则在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的相继确立,标志着合同自由原则已成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核心和精髓。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及其在现代合同法上的地位
按照传统合同法学理论,合同自由原则一方面意味着当事人享有绝对的意思自由,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具有不受其他法律法规限制的效力,合同自由原则主张完全的、绝对的自由。其实,强调合同自由原则. 并非法律的一切规则都可以被当事人所排斥。合同自由原则在法律上也从未被绝对化,即使在1804 年,当对意思表示的哲理上的论证被适用于法国民法典时,也不能不受到诸多限制。如前已述,该法典第6 条规定:“禁止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自由不可能毫无限制。任何人在获得某种利益的同时,都有可能被强制接受某种义务。法律的目的不仅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此外,合同自由原则还必然意味着确认符合法定条件的合意势必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这就是合同自由的本质之所在。
著名法学家梁慧星先生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的理念归结为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合同法上反映得尤为典型。进入20 世纪以来,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迫使20 世纪的立法者、学者、教授、法官等正视当事人之间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抛弃形式正义观念而__追求实质正义、兼顾个人本位实现社会本位。而对实质正义、社会本位的追求,必然要求对合同自由从立法和司法上进行必要的规制。在法国,“强制性”合同的大量出现,形式主义的悄然“复兴”,附合合同理论的深刻影响,以及保护消费者利益立法运动的蓬勃发展,表明在法国现代社会中,合同自由已不再被刻板遵守,合同自由原则受到了严格限制。[8]在德国,合同自由原则从民法典颁布时起就受到了适当的限制:不得违背法律、不得违反善良风俗及不得违反诚信原则等。[9]在英国,该原则同样也受到默示条款（如1979 年的货物买卖法、1982 年和1994 年的货物及服务提供法均规定一些合同必须包含某些默示条款,以便维护社会公正,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不公正条件（如1977 年的不公正合同条款法和1994 年的消费者合同不公正条款规则规定如果协议中存在不公正条款或免责条款,法律可以限制这些条款的效力） ,以及合同形式要求等限制。[10]在美国,众所周知,合同法重述和美国统一商法典都是合同自由的产物,但二者都对合同自由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限制。如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90 条规定:在一方当事人依赖对方当事人允诺的情况下,即使不存在合同,合同责任仍可以产生。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 —302 条规定,可以拒绝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合同。[11]
英国法学教授、牛津大学圣约翰协会会员P·S·阿蒂亚在其《合同法概论》一书中指出:“自由放任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已经黯然失色了,这标志着人们已不再用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法已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其主要作用仅是执行当事人经选择而达成的协议的一种工具。现在的趋势是把合同看作达到公平的一种积极的工具。”[12]接着,他又深邃地分析道:“今天,人们一般认为: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常常是无可非议的,即使从纯粹的经济理由上看,也是如此”,“对契约自由的合法干预并非是要破坏这种自由市场,而是要支持这种自由市场。当然,对契约自由的合法干涉,并不总是用来调整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平衡。例如,为各种经济目的,如控制通货膨胀而制定的立法现在并不罕见,这些立法对限制契约自由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3]有学者惊呼,对合同自由限制意味着合同自由的衰落。其实,对合同自由必要的限制并不是合同自由原则的衰落,而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真实内涵的恢复和匡正。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对合同自由的绝对放任,就会使合同自由背离其内核———实质正义,甚至对实质正义造成侵害；而对合同自由的过度干预,就有可能缩小私法自治的空间,侵害私人权利。因此,科学的态度是,一方面我们应承认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权利滥用造成事实上的不公正。因此,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从根本上说只是为了弥补合同自由的不足,发挥合同自由之法律真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是合同最根本、最富有活力的因素。进一步说来,意思自治不再像当初一样,表现为当事人所当然享有的一种自愿、独立地创设权利和权力,而只是表现为一种由法律赋予的权力。法律在保障社会利益和公正的前提之下,确定了当事人行使这一权力的范围和形式。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自治的方式,掌握和运用自己的各种权利。”[14]更何况,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严重的经济不景气,使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重又陷入危机,新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复兴,合同自由原则再次得到了重视。正如经济领域内各国逐渐奉行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以国家干预为辅的政策一样,各国又逐渐采用以合同自由为原则以法律限制为辅助的主张。众所周知,由世界主要的法律及社会经济制度之代表者组成的专家小组起草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 1 条就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自由订立合同并确定合同的内容”,该通则第3. 2 条又规定:“合同仅由双方的协议订立、修改或终止,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要求。”代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权威学者经过充分的斟酌权衡之后所达成的共识的《欧洲合同法原则》第1 :102 条关于合同自由中也规定:（一） 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并决定其内容,但要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以及由本原则确立的强制性规则。（二） 当事人可以排除本原则的适用或者背离或变更其效力,除非本原则另有规定。合同法的立法实践表明合同自由原则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对合同自由原则作出必要的适当的限制,并没有动摇合同自由在现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则的地位。
三、我国新合同法关于合同自由原则规制的新思考
我国合同立法是否明确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出于对经济实行过多的干预和指令性计划管理,从而在合同法律制度中,很长一段时间强调以计划为基本原则,合同自由原则甚至被看作资产阶级民法理论而横加批判。改革开放后出台的经济合同法第5 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客观地说,这一规定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自愿”,这是历史性的进步,但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该法不仅没有明文规定合同自由原则,即使对自愿原则也没有明文表述,甚至还将遵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作为经济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特别强调合同的__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许多方面都必须遵守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并郑重确认凡违反国家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1993 年修改经济合同法时,尽管摒弃了一些计划经济的成份,但对该条文规定保留不动未加修改。倒是1986 年颁布的《民法通则》把自愿原则明确规定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法第4 条规定:“民法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合同是典型的民事活动,自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在一定意义上,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灵魂,离开了合同自由,合同法也就难以成其为“合同法”。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在新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法学界对合同法明确合同自由原则普遍持赞同态度,但未获有关方面认可,以至于1999 年颁布的《合同法》很明显是以《民法通则》的规定为基础,直接从原《经济合同法》第5 条规定的内容中引申出了合同自愿原则。新《合同法》第4 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由此,有学者认为:新合同法规定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并使其贯彻于整个法律,规定了较多的任意性规范。[15] “自愿原则（通说为合同自由原则） 是合同本质的体现”。[16] “统一合同法抛弃了反映计划经济体制本质特征的经济合同概念,明文规定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立法目的,规定反映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合同自由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规定合同管理、合同管理机关和合同管理机关对合同的监督,不规定行政制裁措施,符合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17]也有的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新合同法未能规定自由原则,而是照搬《民法通则》,将合同自由表述为“自愿”,而且还将其适用范围限定于合同订立。似乎除合同订立需要“自愿”或“自由”外,合同的变更或解除就不需要“自愿”或“自由”。[18]
认真研读新合同法,我们以为,应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开放地而不是封闭地对新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进行思考。
（一） 合同自由与合同自愿。一般说来,认为新合同法已明确规定了合同自由原则的,是将合同自愿与合同自由划等号的。从他们对合同自愿的内涵的界定及本质的阐述上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诚然,合同自愿原则源于合同自由原则,在其内涵上有交叉的情形。但二者还是有明显地区别的。一方面,二者在内容上不可相互混淆。通说,合同自由可以归纳为缔约自由、相对人自由、内容自由、方式自由及变更、解除或终止自由等五个方面；而从新合同法关于合同自愿原则的规定来看,主要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自愿,大体相当于当事人缔约自由这一含义或再稍宽一些。另一方面,二者所体现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语,合同自愿原则是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或残留着计划体制的思想影响和烙印,其目的和结果都是在承认市场机制必要性的同时,又对市场机制的适用范围给予限制；而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和直接的法律反映,合同自由的原则和制度是保证市场运行的最基本条件。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法律原则,合同自愿原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法律原则,是折衷的、不彻底的合同自由,是合同自由原则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形式。[20]如前已述,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只不过一、二十年时间。在整个社会中,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观念尚未完全确立。合同自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是过度,而是犹显不足。现实迫切需要用立法的手段来巩固改革成果,来强化合同自由的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我们的现状既不象1804 年制定法国民法典时的法国,个人主义、私法自治的思想风靡一时；也不像1896 年德国民法典颁布时市场经济和合同自由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如果说在他们的法律中不明确规定“合同自由”,同样意味着法律坚持了合同自由原则,那么我们今天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在我国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旗帜鲜明地在合同法中确立合同自由原则。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新合同法未能将法学界这一共识加以采纳,而代之以合同自愿原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限。如此说来,新合同法是否完全抛弃了合同自由原则呢？
（二） 合同自由原则仍然是新合同法的精神。从合同法的指导思想、起草过程和新合同法整体内容来看,始终贯彻了合同自由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其一、更新合同观念,最大限度地摆脱了计划原则的影响。新合同法结束了合同立法三足鼎立的局面,统一为民事合同,强调“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从而为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贯彻确立了前提条件。新合同法还重申,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得将自己意志强加于另一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当事人订立合同。这也就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其二、健全了关于合同自由的一系列合同法律制度。第一、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国合同立法中较为系统地规范了要约和承诺制度。当事人订立合同必须采取要约和承诺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中的“意思表示”本身已包含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充分体现了私法自治、合__同自由原则；另一方面,要约和承诺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亦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第二、确立了合同当事人缔约方式的自由。合同法第10 条的规定表明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明确了当事人确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合同法第12 条抛弃了经济合同法中关于合同内容的具有强制性的“主要条款”制度,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法律列举的条款是合同一般包括的条款,欠缺某一条款并不一定导致合同的当然无效。第四、规定了履行中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第60 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并非按照法律的强制规定或计划指令来履行。更为重要的是,新合同法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成功的立法经验和有益的判例学说之基础上,于第64、65 条分别指出当事人还可以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五、肯定了当事人变更、转让、终止合同的自由。合同法第77 条明文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合同法第80 —90 条还规定当事人可以依法自由转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合意不仅可以产生合同效力,也可以变更、转让合同效力,还可以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效力。该法第93 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六、扩张了合同责任制度中的合同自由。如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另一方可以自由选择违约责任承担的方式；在解决合同争议时也可以任意选择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中的任何一种解决方式。尤其重要是,当事人还可以自由放弃自己的救济权。此外,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还大量的体现在任意性规范的法律属性中。新合同法从合同的成立、内容、效力到合同的履行、变更、转让、终止及合同责任等各个领域以及分则中买卖等各类合同,都广泛规定了大量的“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的条款和当事人有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的条款,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的原则。
（三） 我国新合同法关于合同自由原则是规范化了的合同自由原则。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正处在“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阶段,但我们所享有的契约自由却与梅因得出这个论断时的契约自由有极大差别,是受到规制的契约自由。[21] 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赋予了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充分自主和意志自由,极大地激发了合同关系当事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民事主体个人能力之发挥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但由于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对私利的无限追求,特别是我国尚处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各种现代社会交易关系极其复杂,无论法律多么周全、合同多么严密,只要当事人心存恶意,总能找到规避的方法。严格意义上说,合同及其法律效力是当事人的合意与上升为法律的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合同自由历来就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正因为如此,新合同法通过借鉴参酌,对合同自由原则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实现实质正义、社会公平。该法第5 —7 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并使之与合同自由原则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我国合同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⑻ 我国合同法确立的违约责任归责原则是（ ）。
应该是严格责任来，不是过错推自定。正如你所说的，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是根本不考虑过错问题，所以并不存在过错推定的问题。有了违约行为就应承担违约责任，除非存在免责事由，这显然是严格责任。当然，严格责任是一般性原则，在合同法分则中诸如无偿保管、无偿委托仍然是以故意或重大过失等主观过错作为承担责任的要件。
据我所知：如梁慧星（见《从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载《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韩世远（见《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90页）等国内主流合同法学者倾向于认为从法条解释的角度来看，我国合同法的违约责任归责原则应当是严格责任。至于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但这种争论只是立法论上的争论，即我国立法到底应将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确定为过错责任还是严格责任，如崔建远（《严格责任？过错责任——中国合同法归责原则的立法论》，载《民商法论丛》第1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以下），但这种争论并不影响解释论得出的结果。
⑼ 请问谁有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民法总论2009版（王泽鉴）民法总论（梁慧星）《合同法研究》（王利明）PDF
做实务就王泽鉴更系统更接地气，做理论就后者更前沿更有空间
⑽ 为什么梁慧星认为合同法51条无权处分中的处分行为，只包括转让和赠与，而不包括设定担保和使用权
物权四大权利，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能区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