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韦伯法社会学
Ⅰ 马克思韦伯有哪些社会学理论
宗教社会学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里进行探索。他对于其它宗教的研究则由于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断，使他无法继续在《古犹太教》之后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了计划中对于诗篇、塔木德犹太人、以及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他所完成的那三个主要研究都关注于宗教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社会阶层与宗教理想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新教徒的生活伦理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韦伯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和西欧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与清教徒的对照，他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韦伯专注于早期的中国历史，尤其是诸子百家和战国，在这个时期主要的中国思想学派（儒教与道教）开始突显而出。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三本主要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检验了印度社会的架构，对照了正统的印度教教义与非正统的佛教教义，以及其它民间信仰的影响，最后并研究这些宗教思想对于印度社会在现世上的道德观的影响。
政治社会学
在政治和政府的社会学上，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Politik als Beruf）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韦伯提出了对国家的定义：亦即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在这篇论文里韦伯主张，政治应该被视为是任何会影响到控制暴力的权力分配的活动。政治也因此是纯粹来自于权力。
马克斯·韦伯（德语：Max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韦伯最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是同泰勒和法约尔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富特市，不久举家迁至柏林。他的父亲是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纺织业实业家兼批发商家庭的一位法学家，是当地知名的政治家，其父亲的职业为家庭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青年时代的韦伯便在他的父母亲的客厅里结识了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许多杰出人士，如狄尔泰、莫姆森、聚贝尔、特赖奇克和卡普等人。在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和他父亲一样，韦伯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读大学时的曾经加入的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此外他还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国国防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1882年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曾至哥廷根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韦伯一直都待在柏林研究深造。韦伯与双亲住在一起，除了继续学业外，韦伯也担任实习律师，最后则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韦伯在1886年通过了律师“实习阶段”（Referendar）的测验，成为实习法官。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韦伯继续他对历史的研究。在1889年完成了一篇标题为“中世纪商业组织的历史”的博士论文，取得了他的法律博士学位。两年后，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Habilitation），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
在韦伯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那一年里，韦伯也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政策产生兴趣。在1888年他加入了一个名为“社会政治联盟”（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的团体，这个专业团体成员大多是当时隶属经济历史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将经济视为是解决当时广泛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并且对当时的德国经济展开大规模的统计研究。在1890年，联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计划，以检验当时日趋严重的东部移民问题（由于当时德国劳工逐渐迁往快速工业化的德国城市，大量外国劳工迁徙至德国东部的农村地区）。韦伯负责这次研究，并且写下了许多调查结果。最后的报告得到良好评价，被广泛认为是一篇杰出的观察研究，也因此巩固了韦伯身为农业经济专家的地位。
在1893年韦伯与一名远亲的表妹玛丽安娜·施尼特格尔（Marianne Schnitger）结婚，她后来也成为了一名女性主义者和作家。新婚的两人在1894年搬家至弗莱堡，韦伯在那里获聘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896年韦伯也被获聘为其母校海德堡大学的教授。一年后韦伯的父亲去世了，在他死前两个月父子间刚巧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场没有和解的争吵成为韦伯毕生的遗憾。在那之后韦伯患上了失眠症，个性也变的越来越神经质，使他越来越难以胜任教授的工作。他的精神状况使他不得不减少教学量，并且在1899年的学期中途休假离开。韦伯在1900年的夏季和秋季于精神疗养院休息了数个月的时间，接着在年底和妻子前往意大利旅游，一直到1902年的4月才返回海德堡。
在1890年代初期著作频繁的几年后，韦伯在1898年直至1902年底都没有再发表任何著作，最后终于在1903年秋季辞去了教授的职位。在摆脱了学校的束缚后，韦伯在那一年与他的同事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创办了一本名为“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的社会学期刊，由韦伯担任副编辑。在1904年，韦伯开始于这本期刊发表一些他最重要的文章，尤其是一系列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这后来成为他毕生最知名的著作，并且也替他后来许多针对文化和宗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的研究奠定根基。这篇论文是唯一一篇他在世时便已出版成书的著作。也是在那年，韦伯前往美国旅游，并且参与了当时在圣路易斯所举行的社会和科学大会—那也是世界博览会相关的大会之一。尽管韦伯表现的越来越成功，他仍觉得自己无法再胜任固定的教学工作，因此继续维持着私人学者的身份。1907年韦伯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也使他得以继续专心研究无须担忧经济问题。在1912年，韦伯试着组织一个左翼的政党以结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最后并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仍担忧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理念。
1914年大战爆发后，马克斯·韦伯参加军队服役，负责驻在海德堡的几家医院的工作直到1915年底，期间《世界性宗教的经济化理》的一部分（《序》和《儒教与道德》）出版。1916年多次去布鲁塞尔、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执行各种非正式的秘密使命，尽力劝说德国的领导人物避免扩大战争，同时他也断言德国对全世界政治负有责任，并认为俄国是主要威胁。
1919年应聘去慕尼黑大学任教，接替布伦塔诺教授的工作。在1919至1920年间讲授的是普通经济学史，后成书，于1924年出版。韦伯支持共和国，但并不热情。他参与慕尼黑的库尔特·埃斯纳的革命专政，是魏玛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1920年6月14日，韦伯在慕尼黑逝世。
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尽管他在当时主要被视为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迪尔凯姆遵循着孔德的方式，以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进行研究。而韦伯以及他的同僚维尔纳·松巴特（也是德国社会学最知名的代表人物）采纳的则是反实证主义的路线，这些著作开始了反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界的革命，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的差异，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过于复杂，不可能用传统自然科学的方式加以研究。
韦伯的早期著作通常与工业社会学有关，但他最知名的贡献是他后来在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上的研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开始了他的研究，文中他显示出某些禁欲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卡尔文教派，教义逐渐转变为争取理性的经济获利，以此表达他们受到上帝的祝福。韦伯主张，受到这种理性教义基础扶助的资本主义很快便会发展的越来越庞大，并且与原先的宗教产生矛盾，到最后宗教便会无可避免的被抛弃。韦伯在后来的作品里继续研究这样的现象，尤其是在他对官僚制和对于政治权威的分类上。在这些著作中他隐约了这种社会的理性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Ⅱ 马克斯韦伯对于理解社会学进行了怎样明确的说明
在韦伯看来，社会学并不应该是像孔德、斯宾塞而言研究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现象，韦伯的社会学被称为理解社会学，将理解性研究社会现象，强调社会学是通过一定的方法、途径，运用一定的分析工具来进行解释、分析，这时，他对理解从确定性和操作性上做了不同的分类，从确定性上来看，可以将理解确定性的基础看成理性方法和重新体验的方法；从操作性上来看，可分为对主观意义的直接观察理解和解释性理解。那么，即使理解是再有逻辑性的，它依然是主观的形式，而运用因果多元论去看待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时，是用一种具体的验证寻找某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具体因果关系，而不是探求具有普遍因果效力的规律。这里的因果说明是指具体的，个别事物现象因果关系问题，韦伯称其为归因问题。当然，在做出解释找出因果的过程中，是不能有价值判断的，研究者要保持价值中立。研究过程中如果有价值判断，那么就失去了科学的客观性。韦伯又提出了“理解类型”这一概念，这个概念的作用就在于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尽可能在一个紧缺而严谨的概念体系内有规范，够客观地完成，避免发生主观、随意的现象，韦伯认为这样才能使社会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社会学所研究的即社会行动呢？韦伯在其后又谈到社会行动与理性化过程，他认为社会行动是有两个表征，即“针对他人”、“主观意义”，并将社会行动分为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情感以及传统行动。韦伯认为目的即工具合理性行动具有最高合理性，表现在行动者的认识和自觉选择上。随后，韦伯又将这两种类型分为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其中理性行动包括目的和价值合理性两类，当然在现实社会中，并非像韦伯的理想中那样，而是多种类型的综合出现，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社会历史的运动方向正是目的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
谈到合法性统治时，韦伯假设从社会行动合理性为大前提，运用“理性类型”分析工具，将现存的具有合法性的统治类型分为了三类：传统性统治、魅力性统治以及法理性统治，通过对这些合法性统治形式组织制度典型特征的分析，韦伯揭示了西方社会组织制度的合理化趋势。而后又对科层制作了分析研究，韦伯认为科层制是法理性统治中最特殊的形式，他对科层制做了系统的辨证的分析，一方面，他承认科层制是人类组织的合理形式，他看到科层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深刻影响和促进作用，同时也看到了这一体制的发展中的弊端，这对后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
Ⅲ 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主要有那些内容那些
韦伯社会理论的核心术语不是“社会结构”，而是“社会行动”。韦伯反对当时流行的两种研究方法：一是实证主义方法，重社会事实，主张把社会学当成自然科学范式；二是历史学派，是主张反实证主义的人文科学方法（情感主义的方法，实际上，当时德国狂飙运动、浪漫主义、神秘主义以及随后开始流行的生命哲学即属此列）。韦伯主张的是解释学的社会研究方法。他给社会学下的定义是：“旨在对社会行动做出的解释性理解以获得对这一行动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解释的科学”（《社会学思想名家》第244页）
解释的（或理解的）社会研究方法：
（1）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呈现其目标合理性。四种社会行动类型：目标上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情感上合理的行动、符合传统习惯的行动。韦伯认为，西方社会越来越受目标合理性的支持，而非西方社会则受其它三种合理性的支持。
（2）谨慎的价值中立立场，把研究者有关社会的价值判断与研究活动的价值中立立场区分开来，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有人可能会提问：如果研究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左右研究结果，怎么办？在韦伯看来，个人的研究结果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社会行动最后的目标合理性。
（3）直觉性解释与因果性解释的统一。德罗伊森与狄尔泰都重视直觉，但在韦伯看来，任何直觉性解释如要成为科学的判断，都必须首先变成因果性解释。
（4）理想类型。这是韦伯解释的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意在避开历史学派的散漫的研究方法，对抽象与概括方法的理论承认。通常，研究者在研究对象时，都会提出一定的理想结构，但这一结构常常被批评为不符合现实。对此，韦伯指出，理想结构对于研究社会现实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韦伯区分了三种理想型：第一种是历史的理想型，如“西方城市”、“东方社会”、“新教伦理”、“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种是社会现实的理想型，如“官僚制”、“封建主义”。第三种是“某种具体行动的合理化设想”，如统治类型的分析。
韦伯分为三种统治类型：第一种是法理型统治；第二种是传统型统治。第三种是个人魅力型统治。三种统治类型并不只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而毋宁说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结果，因为任何一种统治类型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承认的结果。这种分析法较很多方法优越，甚至于比马克思主义传统只提统治型分区为领袖与群众的分析方法要优越。——三种统治类型宜放到第三部分制度部分讲。
关于韦伯理想型的讨论。哲学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就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二分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美德就是知识”，《理想国》理念，观念主义与理想主义。亚里士多德理论学科与实践学科的二分。启蒙哲学试图希望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同一。康德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二分，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黑格尔的统一辩证法。黑格尔与马克思开始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向社会实践领域贯彻，社会主义实践过程。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转型。到韦伯为社会科学这种理想主义立法。（1）涉及到了学术史上的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此，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思想中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实证主义与历史学派实际上也是两种路径，韦伯则给理想类型予以确认。（2）对社会学研究中理论的介入提供了一种说法。如社会转型理论，再如对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分析，问题也在于容易类型化。（3）韦伯强调所有的社会学概念都带有理想型的特征，这容易导致这些概念游离于社会事实层面，从而失去社会理论对社会变迁的引导意义，从而使人们对这种研究的效果产生怀疑。（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哲学基础：反对唯物主义（马克思与实证主义）也反对唯心主义（黑格尔及历史学派），希望对社会系统提供一种较复杂的解释，并特别从文化层面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进行解释，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他希望对西方资本主义提供一种宗教文化层面的解释——当然不只是唯一的解释，除此之外，他还从技术理性、法律制度以及官僚化、企业精神等方面解释了西方资本主义。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集中解释了何以清教即加尔文（以及更广泛的基督教传统的可能性问题），并且只有清教传统才积极地促进了欧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变革。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是追求和实现经济利益。如果资本主义仅仅只是个人对利益的追求，那么很多文化传统都可以形成资本主义精神，然而为什么偏偏是西方产生了资本主义？在这里，关键的问题似乎在于个人追求利益的目的何在？如果追求的是个人利益，那便是无神论的，是物质主义的，而这不是西方文化传统所鼓励的，韦伯倾向于认为很多非西方文化的无神论传统是这种类型（但儒教与道教其实不是）；如果追求个人利益会成为对自身存在的否定，那就需要一种来自于宗教的原罪意识给予说明，因此韦伯认为旧教的原罪观念其社会后果是限制个人的利益追求，因而闲暇成为提倡的东西。
但是，在韦伯看来，加尔文教及新教改革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即以上帝的名义并且为了上帝而努力劳动赚钱，追求利益是正当的。韦伯认为这种新教伦理正是直接支持了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由此肯定了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认为这一运动正是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文化起点。旧教：原罪、限制个人的物欲、闲暇，封建等级制
新教：祛原罪化、利益正当的神性原因、劳动、“工作伦理”、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实际上还带有一种方法论的意味，此后他即以此为据展开了一系列宗教社会学研究，对世界上的诸多宗教，如印度教、犹太正教以及中国宗教进行专门分析，以此强化和巩固其新教伦理理论。
韦伯是在与新教对比的意义上讨论中国宗教的，事实上涉及到货币制度、城市、行会、家产专制国家、氏族等各个社会政治领域，因此不仅只是一部宗教社会学著作。
关于古代中国的城市，韦伯认为，在人群以及政治功能上，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城市是一样的，中国的城市成为了要塞或是领导者的居住地，并且也成为贸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但中国城市缺乏政治自治权，缺乏市民性尤其是没有特权，依然是基于血缘关于并且是祖先崇拜关系的转化形式，同行公会依然是以向政治权力的争宠为中心，缺乏市民意识，由此商贾阶层无法得到发展。按照韦伯的分析，腐败是中国政治结构无法克服的痼疾。对中国国教与民间信仰（相对空间被缩减）的关系，韦伯的判断是与欧洲中世纪可对比。
韦伯诠释儒家的学说：对神的敬仰政治化（政府化），祖先的敬仰是全体人的共同事情。在这个前提下，民间的信仰（包括巫术、迷信、气功等神秘主义）可被容忍，如果民间信仰动摇主体，当然会被镇压。这种状况除非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引入。
此外，土地禁止进入市场买卖、社会关系的亲戚化（裙带化）都阻止了理性化进程。在韦伯看来，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致力于文化上的中干地位以及政教合一传统，但新教则通过超验的上帝设定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儒家与道教是导致资本主义迟迟不能进入中国的原因。在韦伯看来，中国宗教因过于世俗化，因而缺乏新教伦理的超越维度，因而尽管在物质以及制度（他讲的制度，涉及到对中国市场经济传统的肯定，而不是政治制度，韦伯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一定是融为一体的）层面有资本主义的条件，但却缺乏精神层面，他又讲，印度教有超越的层面，但却太缺乏世俗化的层面，因而也难以形成资本主义精神。如此等等。
联系到梁漱溟的讲法：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不同超越方式。
韦伯的理论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或各民族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颇有意义。甚至于一度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定律。但是，上一世纪东亚的崛起却从相反的方面推翻了韦伯的理论（韦伯关于其它宗教传统尤其是中国宗教的研究甚至于由此被称之为“伟大的外行”），在他们的实践模式中，突显出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路线，诸如列维森的《儒家传统及其近代中国》，也对韦伯理论提出了种种挑战与质疑。（四）官僚制度研究
韦伯有关阶级、地位与权力的论述：
与马克思一样，韦伯也重视阶级，一种不同于阶层但易于描述社会冲突的社会结构。但不同的是，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生产方面区分阶级（劳动者——被压迫者，不劳而获者——统治者），但韦伯认为，应当从消费以及生活方式层面来看待阶级，于是提出了“地位群体”的概念。这是一个很有贡献的分析方法，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大体可以说明资本原始积累以及第三等级向资产阶级过渡的状况，但不能说明此后的阶级状况。合着中国现实，人们也发现暴发户逻辑毕竟不是长效的逻辑，革命者也不一定就等于是建设者，如此等等。关于权力，马克思是立足于经济关系的，而韦伯则强调，一、除了经济权力外，还有非经济的权力，如文化方面的、宗教方面的、制度方面的，二、马克思往往把社会权力还原为经济政治关系，好像只有如此才能赋予社会权力以合法性，但在韦伯看来，社会权力自身赋予合法性，并且当其表现为荣誉与地位时，它本身就实现为价值。这一点揭示至关重要，如面子，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虚假的意识形态，“温情默默的面纱”之类描写，然而，韦伯的观点则认为，社会权力关涉的面子基本上就是尊严。
接下来看其官僚制研究。韦伯区分了三种统治类型：一种是传统型，建立在习惯与古老传统之上，诸如族长制、世袭制与封建制都是这种类型，中国自秦朝以来的的家产官僚制也是这各类型。二是个人魅力型，统治建立在某个英雄人物、某种具有天赋的人物的个人魅力之上，先知、圣徒以及革命领袖即是如此（不过个人觉得传统型中依然有个人魅力型的成份，如陈胜、吴广之托天意起事、刘备所谓汉正室、宋江的魅力之类，可见这种划分依然是理想型），个人魅力型的实质是克利玛斯（Charisma）人格。
（魅力型权威模式是指以领袖个人的品质和魅力来吸引大众并施加影响的权威形式。这种权威模式，按照韦伯的看法，程度不同的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历史时期。而其突出作用则表现于社会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原有价值产生怀疑，合法性的信仰丧失，这就为魅力型领袖人物提供了施展其个人才能和影响力的机会。魅力型权威的合法性支持来源于人们对领袖人物个人魅力的崇拜，这种政治合法性的输入可以通过领袖人物过渡而被转移到新建立的政治体制上来，成为新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依据。这种政治体制的运行往往依赖于大众情感的输入和领袖人物精神感召力的输出，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历史地看，魅力型权威终究是一种过渡性的统治模式，因此为了长治久安，政治系统就必须借助魅力型权威所获得的合法性支持，将现有统治方式制度化，使其成为社会成员的合法性信仰。因此，魅力型权威模式迟早要发生转换，转换的方向，一般取决于魅力型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因素对当前社会统治方式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不同社会在后权威时代统治方式的不同特点。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曾出现过的魅力型权威人物如克伦威尔、华盛顿、拿破仑等等，无不是通过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使新的权威模式合法化，并进一步使其成为社会成员的合法性信仰。）
三是法理型统治。依靠法律和契约行事，统治是非人的和集团性的，程序合理性。
官僚制或科层制（Bureaucracy）源于法理型。
其构成要素：（1）大量并且高效的行政事务，行政手段的集中；（2）程序及程序正义，公事公办，组织的技术优越性；（3）货币经济及其财政支持；（4）社会差异的齐平化；（5）人们在官僚制下行使自己的权限，不得越权；（6）顶端人物的任命制，科层人员的素养及其培养。上述五方面的要素构成官僚制的合理化。
官僚制，符合现代性社会的组织化与合理化。
“合理化”：
关于官僚制的产生，韦伯不同意马克思从异化看待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区分，韦伯认为这种区分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而是任何合理化的社会生产体系都可能出现的，而且区分并不只是发生在生产者身上，而且也发生在管理者、组织者以及政治家身上，这就确定了，为什么会有一个与财产者脱离的现代管理者阶层的独立——这是韦伯对现代管理学的独特贡献。
关于官僚制的结果，韦伯实际上并不认为合理化是好的，它是现实的，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命运，但却不一定是好的：一、它导致无法处理个别情况；二、制度的物化与空心化，科层制是“铁笼子”，抹煞个性与创造性；三、尤其是对精神信仰问题无能为力；科层制导致资本主义的万劫不复的结局。韦伯研究专家施卢赫特曾对韦伯有如下评价：“韦伯的论点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实状况的诊断，而在他的诊断中，韦伯对两种看法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种是认为我们终会找到最后真理的信仰，另一种是认为我们可以创造人类幸福的信仰。 今天，似乎逃避现世与适应现世的心态仍在解除了巫昧的世界中循环不已，韦伯的这番诊断因此重新显出其重要性。他的诊断指出了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以不痛快的理由，却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不适意、不痛快却甘之如饴，而不轻言放弃。”(《理性化与官僚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而苏国勋则从另一个角度——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和实质非理性的冲突来解读韦伯的意义。他说：“在韦伯的思想中，现代社会的矛盾即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相互关系和张力中解读的：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非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换言之，突显功能效率精神是现代社会的合理之处，而不合理之处在于把功能效率这一本来属于手段的东西当作目的来追求。理性化造成现代人一方面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方面受赐良多；另一方面他们又身不由己地陷于理性化所造设的‘铁笼’，饱受丧失目的追求(价值)、丧失精神家园的痛苦。韦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见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这种尴尬处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这也许是不同国度和地区的人对他共同感兴趣的原因
Ⅳ 马克思韦伯 的法律社会学 非正当性的支配 怎么样我现在上法学大二本科生，适合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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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马克思韦伯在世界社会学的历史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马克思韦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著名管理学家，古典管理学派在德国的代表，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他的主要著作有《新教的伦理》、《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作为一位跨世纪的伟大学者，他在生命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为后世留下诸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宏大巨著。
韦伯出生于德国的富裕家庭，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都有广泛的兴趣，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作家等。他对当时的经济、历史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独特的思想，有助于了解19世纪的家族企业资本主义同大规模工业组织和政府机构之间的联系。他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该理论的原意是通过职务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地位来管理。他提出的行政组织体系结构主要分为高级、中级和低级三个管理阶层。韦伯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的主要特点是：1．劳动的专门化与分工；2．有为社会所公认的合理合法的权威和下级对上级负责的层次结构；3．有精确、稳定而严格的、对事不对人的法律与规章制度。韦伯认为，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最符合理性原则，效率最高，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形式，能高度精确地计算出组织的领导人和成员的成果，能适用于所有的各种管理工作及当时日益增多的各种大组织，如教会、国家机构、军队、政党、经济企业和各种团体。
Ⅵ 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主要有哪些内容
马克思韦伯的社会来学思想主要源有，哲学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就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二分问题，观念主义与理想主义。
1：涉及到了学术史上的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2：韦伯区分了三种理想型第一种是历史的理想型，如西方城市、新教伦理、现代资本主义。
3：韦伯分为三种统治类型，第一种是法理型统治，第二种是传统型统治。第三种是个人魅力型统治。
4：韦伯强调所有的社会学概念都带有理想型的特征，这容易导致这些概念游离于社会事实层面，从而失去社会理论对社会变迁的引导意义。
Ⅶ 马克思，韦伯，杜尔克姆三者的观点比较
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及其分类不同
（1）侧重以社会及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这种观点在西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要代表为孔德、斯宾塞、杜尔克姆等人，形成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路线；
（2）侧重以个人及其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这种观点在西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要代表为韦伯等人，形成社会学中的反实证主义路线。这两类观点影响至深，后世的许多定义多为这两类观点的变形或混成。
（3）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学者中，既有主张第一种类型的观点的，也有赞成第二种类型的。
但他们都是以社会和个人的统一为指导的，都赞成马克思的下述观点：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应当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反之，社会又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各个人借以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7)马克思韦伯法社会学扩展阅读：
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大体上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侧重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其代表性观点有：
（1）认为社会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治和乱、盛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由以达到治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这是严复在1903年出版的《群学肄言》的序言中首先提出来的。80多年后郑杭生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如下的定义：“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规律性(也即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定义可以说是沿着严复的思路发展的。
（2）认为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一样是研究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1949年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陈翰笙等均持此种观点。
（3）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整体及其规律性的。由费孝通主持和指导的《社会学概论》(试讲本)这样定义：“社会学是从运动着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出发，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台湾省的一些社会学者（如杨懋春）也持类似的观点。在侧重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定义中，一般都可看到“秩序和进步”、“运行和发展”、“结构和过程”这样两个方面。
第二，侧重以个人及其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
（1）建国前主要以孙本文为代表，他从芝加哥互动学派心理行为理论出发，批评他列举的前8种定义虽没有什么错误，但均不能认为是适当的定义，而适当的定义是：“以社会学为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
（2）台湾学者龙冠海也认为社会学的主要旨趣“是在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中的人”。
（3）1979年后，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学是研究人们的社会性行为规律的科学”(如杨心恒等)，有的认为“社会学应该着重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过程和固定化形式”(如庞树奇)。
第三，第三种类型的观点，其代表性意见有：
①“剩余说”，即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剩余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其他社会科学不研究的“剩余领域”；
②“学群说”，即认为社会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群科学，一个科学群”；
③“调查说”，即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调查研究的学科；
④“问题说”，即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
⑤“未定说”，即认为社会学的对象现在还没有确定。
Ⅷ 马克思韦伯有哪些社会学理论
宗教社会学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里进行探索。他对于其它宗教的研究则由于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断，使他无法继续在《古犹太教》之后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了计划中对于诗篇、塔木德犹太人、以及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他所完成的那三个主要研究都关注于宗教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社会阶层与宗教理想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新教徒的生活伦理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韦伯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和西欧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与清教徒的对照，他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韦伯专注于早期的中国历史，尤其是诸子百家和战国，在这个时期主要的中国思想学派（儒教与道教）开始突显而出。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三本主要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检验了印度社会的架构，对照了正统的印度教教义与非正统的佛教教义，以及其它民间信仰的影响，最后并研究这些宗教思想对于印度社会在现世上的道德观的影响。
政治社会学
在政治和政府的社会学上，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Politik als Beruf）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韦伯提出了对国家的定义：亦即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在这篇论文里韦伯主张，政治应该被视为是任何会影响到控制暴力的权力分配的活动。政治也因此是纯粹来自于权力。
Ⅸ 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
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主要观点有四个：
一、理解与理解的社会学。韦伯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韦伯把人类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把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作为社会学的两大任务。
二、因果多元论。韦伯指出对社会行动的理解必须伴有经验上的验证才是具有价值的，这种经验上的验证是要寻找某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具体因果关系，而不是探求具有普遍因果效力的规律。韦伯将上述主观解释和具体的验证概括为“主观恰当性”和“因果恰当性”两个命题。
三、价值中立。韦伯的价值中立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规范原则。价值中立不要求学者没有或不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而是要求他们应该弄清楚在什么地方要诉诸于分析的理解，在什么地方要诉诸于情感，即不要把关于事实的科学分析与关于事实的评论相混淆。如：讲课是学术活动，是科学内的事情，不应有价值判断；而演说时政治活动，是科学外的事情，可以且应该有价值判断。
四、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是一个主观思维建构，“理想”的意思是指现实中不存在的，而不是指最好的或者人们最希望的。但是理想类型不是随心所欲的虚构，也不是一种概念游戏，它是社会学中理论构建的一种方法，它的建立必须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不能违反经验的因果关系。韦伯主要是想通过建构一套精确而严谨的概念体系来增强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减少主观随意性，是社会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如：科层制、资本主义、社会行动的四种类型、合法统治的三种纯粹类型等都是理想类型。
Ⅹ 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
第一章
1(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涵义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整体的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是整体论的代表。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把社会分割为若干部分进行分别研究，就不可能对社会的条件和运动进行科学研究。这一观点对社会学的发展影响甚大，也为社会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关系的科学。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社会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德国社会学齐美尔认为，应该把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作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他主张把人们相互作用的形式从人类社会复杂的内容中分离出来，探讨社会生活中基本的相互作用模式，这些就是社会中存在的基本的社会关系，被称为形式社会学。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社会行为也称社会行动，它是行动者赋予其意义的有意识的行为。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探讨社会行动的综合性学科。主张社会学要研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行动者们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的主观目的。个人及其行动成为韦伯的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理解人们社会行动的意义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目的，被称为理解社会学。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科学。孔德认为社会学要研究和促进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孔德之后，研究社会问题的传统被保留下来，他们认为社会问题是社会的病态，社会学应该研究各种病态，分析其原因，以解决问题，促进社会进步。
其他观点:
第一，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组织的。
第二，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制度的。
除外，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过程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有的学者把研究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学的基本。
总之，社会学以社会关系、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同时它又是从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角度从事上述研究的。
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的观点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来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社会科学。这里的社会结构是指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结构或基本的社会关系模式的变化。
2(社会学的学科体系
第一，社会学理论或理论社会学是从纯理论的角度研究社会现象，探究社会结构的规则和社会变迁规律的学问。社会学理论通过基本的社会学的定义和建立逻辑性的论证体系，形成对宏观社会或微观社会规律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