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法历史2000

① 国际经济法的介绍

国际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他国私人之间；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以及不同国籍私人之间，相互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随着各国之间贸易和经济往来日益增长以及国家对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益加强而形成和发展的。早在中世纪末期，欧洲主要商业城市就有一些关于国际商业交易的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大量出现 ，并具有了国家之间条约的形式。作为一门学科，国际经济法学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发展起来。

② 求国际经济法的论文2000字

多找几篇材料“借鉴”一下，但是其中一定要有一部分自己写的

③ 国际经济法的渊源有哪些

【商务师考讯】
国际经济法的渊源
(一)国际立法。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制订的国地公约，国际惯例、示范法际体现出来的立法。包括：
1、国际公约(只对缔约国有拘束力)
2、普遍适用的国际惯例(国际商事合同中的基本规则)
3、示范法(国际组织制定的供各国立法机构采纳的规则，各国在采纳时可以做出修订。《统一商法典》的优劣。最为成功的是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1958年商事仲裁示范法》，运输方面：汉堡规则。示范法的目的在于动调和统一各国商事仲裁方面的法律。1996年《电子商务示范法》。还可包括一些重要组织的决议，如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
(二)国内立法。
四、国际经济法的主体
(一)自然人和法人。既取决于国籍所在地或住所地法是否允许，也取决于其经济交往的国空的法律。取决于设立法人的国家的法律。
组成法人的自然人的国籍以公司主营业地管理中心所在地
(二)跨国公司。多个经济主体的有机组合体。Subsidiary子公司，是根据东道国法律设立的，有自己的名称、财产、组织机构，并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
有一个统一的全球战略，充分利用全球各地的资源以追求最大利润。母公司是否需要对子公司承担责任?观点一：独立有限责任说
观点二：鉴于中国公司实行统一战略，对资源统一调配，母公司需要承担作为整体的责任。
折衷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母公司经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目前跨国公司的活动主要受各国国内法的制约。(三)国家
国家不仅仅是国际经济活动的参加者。还有通过立法对国际商事交易活动进行管理的职能，可以对外鉴订条约。国家享有国家财产豁免权
主权豁免：不经国家同意，一国法院不得将国家作为被告投诉。
诉讼程序：即使国家同意应诉，不经国家同意，一国法院不得强迫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参加诉讼。

④ 国际经济法的渊源是什么

国际经济法的国际渊源主要有：
（一）国际条约
这里指广义的国际条约版，包括国家之权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际组织之间所缔结的，以条约、公约、协定和协议等名称出现的，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为内容的一切有法律拘束力的文件，如《建立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一般地，国际条约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其拘束力仅以其缔约国为限。
国际条约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前者是指仅有两个缔约方的国际条约，后者是指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缔约方的国际条约。
（二）国际惯例
国际惯例是指在长期国际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确定内容的、经当事人的采用便成为其行为规则的习惯性法律规范。
国际惯例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可以是不成文的。但是，由于一些国际组织的工作，现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很多国际惯例已经成文化了，如由国际商会所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等。
（三）国际组织的决议
国际组织的决议在这里亦是泛称，指由国际组织所做出的、对其成员国有拘束力的一切文化，如欧洲联盟的各种条例、指令、决定，以及联合国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等。

⑤ 国际经济法的对外经济

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
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1．古代中国时期，即奴隶社会后期和封建社会时期，约相当于公元前四、五世纪至公元1840年；
2．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时期，约相当于公元1840年至1949年；
3．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即公元1949年以后。
一、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内涵
（一）古代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简况
夏朝时期，各个部落联盟之间就时常开展跨越联盟疆界的贸易。商朝时期，商品交换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开始使用原始形态的货币。到了周朝，实行“朝贡贸易”。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同海外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业，明显的标志是：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中国的丝绸就已开始辗转远销希腊等地。
秦朝时中国与印度支那半岛、朝鲜半岛两个半岛广大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是相当密切的。
汉朝对外经济交往也日益发达，开拓了 “丝绸之路”，又辟海市。经过隋朝进入唐朝，全国重新统一安定，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也空前兴旺发达。
宋朝时期，政府侧重于在南方发展海上国际贸易。元朝建立陆上国际商道畅通无阻，海上贸易也有新的发展。
明代初期，多沿袭元朝，且又有重大发展，如郑和下西洋。明代中叶以后，关闭口岸，停止对外贸易，实行“锁国”政策。清朝则变本加厉实行“海禁”，虽一度解禁开港，但对外来商人一律严加限制。
（二）古代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法理内涵
第一，古代中国开展对外经济交往，是国内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所必需。
第二，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其主要动因植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对外经济交往史上，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起落，但总的来说，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是主流。
第三，在古代中国长期的对外经济交往中，基本上体现了自主自愿和平等互利的法理原则。
第四，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其规模和意义都难以与近现代的对外经济交往相提并论。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内涵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简况
继1840年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又发动了多次侵华战争。用战争暴力打败中国，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各种政治、经济特权，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形成了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的恶性循环。
（二）强加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法理”
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中国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受到严重破坏，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始终贯穿着两条线索：第一，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往往处在非自愿、被强迫的地位，受制于人，听命于人。第二，中国总是遭到不平等的屈辱，忍受不等价的交换。弱肉强食的原则，不仅被列强推崇为“文明”国家的正当行为准则，而且通过国际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和签订，取得了国际法上的合法地位和约束力。
三、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
（一）独立自主精神的坚持
与平等互利原则的贯彻
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乃是新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一贯坚持的最基本的法理原则和行为规范，也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健康发展的两大基石。它由国家的根本正式加以肯定和固定，上升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和基本行为规范。
（二）闭关自守意识的终结与对外开放观念的更新
半殖民地时期中国长期遭受的历史屈辱，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帝国主义所强加于中国的经济封锁，以及霸权主义背信弃义对中国所造成的经济破坏，都激发了和增强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意识。但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产生了对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对外经济交往受到重大的消极影响，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去了调动国外积极因素的良机，拉大了与先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使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更加自觉、更加成熟的历史发展阶段。
1993年，中国宪法正式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针对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提出了纲领性的文件，大大加强了对外开放的力度、广度和深度。
第五节 贯彻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与学习国际经济法
一、中国实行经济上对外开放国策的主要根据
它是在总结该国多年实践经验以及参考国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国在实现“四化”过程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中国应积极参加和利用国际分工，实行平等互利的国际交换，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
因此，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两套本领。
二、深入学习国际经济法对贯彻上述基该国策的重大作用
其主要意义，可大体归纳为：
第一，依法办事：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十分需要借助于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加以指导、调整和约束。中国应积极参加国际经济交往，对于这种法律规范的现状和发展趋向，需深入了解，自觉地“依法办事”，避免因无知或误解引起无谓的纠纷，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第二，完善立法：广泛深入地了解上述规范和惯例的有关内容，使中国涉外经济法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工作有所借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法律规范和日益完善的法制保障。
第三，以法护权：要熟悉国际经济法的有关规定，和有关国家的涉外经济法的有关知识，在“国际官司”中，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中国的应有权益。
第四，据法仗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要以国际经济法作为一种手段，按照公平合理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为全世界众多弱小民族仗义执言和争得公道，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旧更替。
第五，发展法学：立足于该国的实际，以该国利益为核心，重点研究该国对外经济交往中产生的法律问题，作出符合其该国权益的分析和论证。逐步创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科体系。

⑥ 简述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动因

从宏观上分抄析，迄今为止国际经济袭法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萌芽、发展、转折更新三大阶段。
历史背景：际经济秩序建立和变迁，取决于国际各类成员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实力对比。各国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建立于有利于自己的秩序，使这种秩序成为具有约束力、强制力的法律规范。秩序是内容，法律是形式；秩序是目的，法律是手段。
现实动因：国家，法人，个人相互间在长期的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中，经过反复的斗争和妥协，逐渐形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与此同时，各国统治阶级在相互妥协，斗争与合作的基础上也逐步形成维护这种秩序的，具有一定约束力和强制力的国际经济行为规范，即国际经济法。

⑦ 简述国际商法的历史

国际商法是一门古老的法学学科，并且不断发展。其调整范围由原来的商事交易范围扩大到贸易管理规范，从性质上已不再限于私法；由货物买卖扩大到技术贸易、服务贸易。与国内法相比，其渊源不仅包括国家立法、国际条约，还包括没有当然约束力的国际惯例。商人之间的国际贸易越来越受到国家乃至国际组织制定的规范的影响。自然人、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国家、国际组织，都是国际贸易舞台上的主角。
国际商法是国家间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11世纪起，随着欧洲商业的复兴和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中的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买得了自治权，组建商人法庭，适用他们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习惯规则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称为“商人法”，以区别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等法律体系。后来，随着欧洲航海贸易的发展，商人法逐步扩及到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实际上成了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调整他们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和国际惯例。商人法从产生之时起就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法律部门。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国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为各国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国际商事交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国际商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具有国际性的商人法被纳入主权国家国内法体系后，使得各国国内商法成为调整本国对外商事关系的重要规则。但是，各国的商法不但很难充分涉及国际商事方面的问题，而且其中某些法律规定甚至与传统的国际商事惯例背道而驰。国家法越多，各国交往中的法律冲突也越多，在发展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障碍也越多。尽管这些法律冲突可以按照国际私法规则予以解决，但毕竟给顺利进行国际商事交往增添了麻烦和障碍。因此，从19世纪末起，在国际商事交易活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积极介入了统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工作，使国家成为推动传统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国家参与制定的条约、公约已取代国内立法和国际商事惯例成为国际商法最重要的渊源，正是在国家的推动下，各国之间涉外商法的差异日渐缩小，国际商法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和完善，国际商法统一化进程日益加快，为适应并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国际商法渊源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传统法学的变革，正是在国家成为推动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的历史背景下，二战后兴起了一门专门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重要而突出的法律关系，即以国家为主体的法律关系的新兴的学科———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将会推动国际商法在更高水平上的变革与统一化进程。目前，国际商法在法律渊源方面已形成了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两者我们可合称为国际法渊源）、国内法并存的局面。

⑧ 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发展

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国际经济法，是泛指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它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法律规范的总称。
何谓国际经济关系？学者界说可分为两大类。一说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专指国家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或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由于经济交往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其主体，限于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在国际公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其他实体。另一说则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不仅包含上述内容，而且包含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法人之间、个人与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异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由于经济交往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其主体，包括在国际民商法、国际私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或组织，即属于不同国家的国民个人（自然人）及各种法人。
国际经济法，就其广义的内涵而言，是各国统治阶级在国际经济交往方面协调意志或个别意志的表现。各国的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尽力把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秩序建立起来和固定下来，使它具有拘束力、强制力，于是就出现了各种法律规范。法律就是秩序创建的固定化和强制化。法律与秩序两者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为维护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制订了具有一定约束力或强制性的国际经济行为规范，即国际经济法。它是巩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变革旧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
衡诸历史事实，上述第二种见解是可以接受的。迄今为止，国际经济法经历了萌芽、发展、转折更新三大阶段，而每一个大阶段又可划分为若干个时期。 这一阶段，大约在公元前数世纪到公元16世纪，其中包括：
（一）罗得法
公元以前，地中海沿岸就已出现国际经济往来和国际贸易活动。各国商人约定俗成，逐步形成了处理国际商务的种种习惯和制度，并逐步形成了有拘束力的商事法规或商事习惯法，实质上就是国际经济法的最初萌芽。由于位于地中海东部的罗得岛是当时亚、欧、非海上交通要冲和国际贸易中心，长年实践积累形成的商务习惯常为当地的商务法庭断案时所援引适用，并且逐渐被汇辑为法典，这就是传说中的“罗得法”。
（二）罗马法中的“万民法”
在古代的罗马法中，有“市民法”与“万民法”之分，后者即是专门用来调整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之间以及非罗马公民相互之间的贸易和其他关系的法律。罗马法中有关国际商务往来的规定，在古代即已逐步推行于西欧大陆，后来对世界许多地区影响甚大。
（三）中世纪的国际性商事法典
公元10-15世纪间，欧洲许多自治城市国家各有立法的局面日益不能适应频繁商务往业的需要。必须设法排除各地法律歧异，遵守共同的行动准则，于是逐渐形成独立于东道城市或东道国立法的另外一套行为规范。行会组织设置自己的特殊法庭，或由本地商人与外国、外地商人组成混合法庭，依据商业习惯或共同的行为规范所作出的判决，往往被编纂为各种商事习惯法法典，成为日后处理同类案件的依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大约编纂于13世纪的《康索拉多生活费商法典》。
（四）“汉萨联盟式”的商务规约
欧洲中世纪时期城市国家之间缔结条约以建立共同商法规则，其中某些重要的商约作为近现代国际商务条约的萌芽和先河具有一定的意义，最引人注目的是“汉萨联盟”的商务规约，其目的在于互相保护它们的贸易利益和从事贸易的公民，并且共同对付联盟以外的“商敌”。对于联盟内部各盟员城市之间的商务争端，则应当按有关规定交付仲裁。 17世纪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相应地，用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国内立法，大量出现，日益完备。
（一）双边国际商务条约
这个历史阶段的各种双边商务条约可以大体区分为两类，即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如果缔约国双方都是主权完全独立、国力大体相当的国家，缔约时双方都完全出于自愿，条款内容是互利互惠的，这就是平等条约。反之则是不平等条约。
（二）近现代国际习惯
与双边国际商务条约并存的，还有许多用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习惯，都贯串着强烈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精神。这是强者用以维持当年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种“恶法”。
（三）多边国际商务专题公约
除了双边性商务条约和协定之外，这个历史阶段的后期又陆续出现了多边性的国际商务专题公约。各缔约国对于专门针对某些常见的商务问题作出的统一规定都有遵循、执行的义务，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关于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关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关于商标国际注册的马德里协定》，等等。
（四）多边国际专项商品协定
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使各利害冲突的有关国家为了避免两败俱伤，针对某些“商战”激烈的专项商品，达成多边性的国际协定。这就是国际卡特尔专项商品协定。早在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就已陆续出现，特别是经历了1929年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以后，更是层出不穷。其独特之处：第一，内容和范围具有特定的专题性或专项性；第二，作用和效果实际上主要用来调整私人之间的涉外经济关系；第三
，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出现，对缔约国政府具有法律拘束力。
（五）近现代国际商务惯例
为了减少和避免误会和纷争，提高国际商务活动的效率，有些国际组织或者学术团体，归纳和整理商务活动中的某些习惯做法，制订和公布各种商务规则，供各国商事当事人自由选择采用。一经采用，就成为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拘束力的经济行为规范。例如，1860年《格拉斯哥规则》；1928-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1933年，《商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36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等等。其特色在于：第一，有关文本都是由国际性民间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制订的；第二，所定各项规则，本身并不具备法律上的拘束力或强制力，仅供各国商务当事人立约参考和自由选用，但当事人一旦采用并订入正式合同条款，即产生法律约束力；第三，国家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业如以一般法人身份参加国际商务活动，而且在有关经济合同中明文规定选用某种国际民间商务条规，即同样要受它约。
（六）近现代各国商事立法
近现代各个民族国家中商事立法逐渐完备，是因为：第一，近现代较大规模的商事活动向来具有越出一国国境的特性，各国国内商事立法大多参考和吸收了国际商务活动中所约定俗成的各种惯例；第二，由于主权国家享有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因此各国的商事法规也同时适用于该国商人涉外的商务活动或商事行为，从而成为国际经济法规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前述历史阶段时的许多事实表明：近现代各民族国家的商事法制中，不论是“民商分立”、“民商合一”，还是英美方式，其共同趋势有二：第一，作为国内法的商事法规，内容日益丰富完备，并逐步走向国际统一化；第二，这些国内法同时被用来调整一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成为此类涉外商务活动的行事准则或行为规范，从而大大丰富了国际经济法的内容，推进了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自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40多年来，国际社会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重大的变化，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新兴的、独立的力量登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舞台。它和第一、第二世界，既互相依存和合作，又互相抗衡和争斗，异致国际经济关系逐步发生重大转折，出现机关报的格局，相应地，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逐步进入“除旧布新”的重大转折时期。
（一）布雷顿森林体制和关贸总协定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制”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44年7月，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在1945年12月分别正式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1947年10月，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随即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迄今为止，参加前两项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78个以上，参加后一项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25个以上，从而使这三项协定及其相庆机构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国际社会开始进入以多边国际商务条约调整重大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阶段，具有不同于以往阶段的新特点：第一，上述三个多边协定所调整的对象，是国际货币金融、国际关税壁垒和国际贸易往来等牵动整个体制的重大问题、要害问题，影响到各国经济生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根本。第二，过去许多双边性的商务条约只简略地涉及到关税、贸易、货币汇兑问题，其有关规定的广度和深度，远逊于上述三个多边专项协定。第三，过去这些双边性商务条约，规定不一，其适用范围也只限于缔约双方，而上述三个多边专项协定具有广泛得多的国际统一性和普遍性。
但从本质上和整体上看，它是旧时代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延续，不能认为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创立国际经济法新规范的斗争
二战结束50年来，全世界众多弱小民族始终不渝地为改造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废除国际经济法旧规范和创立国际经济法新规范而进行斗争，有几个重大回合，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1．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
1955年4月，包括中国在内的28个摆脱殖民统治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讨论了弱小民族的切身利益问题，并以《亚非会议最后公报》，首先吹响了发展中国家共同为改造国际经济旧秩序而团结战斗的号角。
2． 《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
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联合斗争下，联合国大会于1960年底通过了《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庄严宣布“必须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在1962年底又通过了《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它们为发展中国家彻底摆脱新、旧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控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法理上的有力根据。
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倡议下和大力推动下，1964年底组成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逐步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南斯拉夫在1964年联合组成了“77国集团”，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都采取统一行动。
4．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50年代和60年代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在除旧布新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就，为70年代国际经济法的重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70年代以来，南北矛盾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发展中国家开始要求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结构，从整体上逐步实行根本变革。
联大于1974年4月召开了第6届特别会议，围绕着“原料和发展”这一主题，一致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这是发展中国家战后多年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的集其大成，其确立的基本法律观念和基本法理原则，是新型的国际经济法基本规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今后进一步建立新型国际经济法规范体系的重要基石。
（三）多边国际商务专题公约的发展
二战结束以来，又增添了相当数量次要的、带技术性的国际商务专题公约，体现了国际范围内商事法规统一化日益加强的客观趋势。1952年签订了《世界版权公约》；1964年签订了《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以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1966年，联大第21届会议设立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并在其主持下，制订通过了一系列国际商务专题公约，诸如1974年的《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1978年的《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通常简称《汉堡规则》）、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及《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等等。从此以后，国际商事法规的统一化和法典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四）区域性或专业性国际经济公约的出现
二战结束以来，形形色色的区域性或专业性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不断出现，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缔约国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第二类是以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基本缔约国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庆组织，第三类是以发展中国
家为缔约国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4月间，“77国集团”中的46个国家在南斯拉夫正式通过并签署了《全球贸易优惠制协定》。这有助于它们在经济上实现集体的自力更生，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在政治上也可以提高它们在南北谈判中的地位。这将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和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将推进整个世界贸易的健康发展。
（五）国际商务惯例的发展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商务惯例的编纂成文，不断更新并日趋完备。例如，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释》历经多次修订补充，内容大为丰富发展，适用范围也更加广泛；1933年公布的《商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历经五度修订，并自1962年起改名为《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又于1958年草拟、1967年修订公布了一套《商业单据托收统一规则》，并于1978年再次修订，并改名为《托收统一规则》。这对于减少国际商务纷争、促进国际商务发展，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六）各国涉外经济法的发展
各国分别制定的涉外经济法也有重大的发展和转折，主要表现是：
第一， 发达国家中，各国的经济立法，包括涉外经济法，层出不穷，日益细密；
第二， 战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互相渗透和逐步交融，内容和形式上常互相吸收和互相参照。欧洲共同体已进一步发展成为“欧洲联盟”，今后联盟内部两系各成员国涉外经济立法的互相渗透与交融，势必更加广泛和深化。
第三， 战后各种区域或专业性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有关条约、规则和章程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促使这些国家各自对国内的经济立法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这些成员国的涉外经济法在有关地区或有关领域内渐趋一致或统一。
第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相继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政治独立的众多弱小民族，都极其注重创建自己的涉外经济立法体系，在投资、贸易、金融、税收等各个方面制定有关有法律和条例，借以保卫国家经济主权，维护民族经济权益。

⑨ 论述题： 国际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由于对于经济法的概念众说纷纭，而对经济法的产生也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在展开本文的讨论之前，我想先对本文中所称的经济法及经济法的产生作一界定。所谓经济法法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及其政府为了修正市场运行的缺陷，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时与各种市场主体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关系的总称。 这以界定表明所谓经济法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是以市场规律为基础，旨在修正市场缺陷而非取代市场的作用。关于经济法产生的含义由三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及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即经济法的制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及经济法律部门的形成。 本文所称经济法的产生是指经济法律部门的形成。
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是法学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也是20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它是随着中国体制改革的推进而同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主客观条件成熟和发展的结果。
一、 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一）、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经济基础。
法是社会关系的反映，社会关系特别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人们各种物质利益关系及经济关系，是法的本源。马克思说：“无论是政治立法或是市民立法，都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经济法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对应的，缺少需要进行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一基础，经济法就没有产生和发展的必要和理由。在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对经济主要依靠革命措施、执政党和国家的政令、领袖及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权威和指示，实施组织管理。总的来说并不重视法律调整，即使制定了一些管理经济的法律也带有浓厚的行政法色彩，体现的是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体制改革，虽然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使用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最终采用“市场经济”的提法，中国改革在总的方向上一直是沿着减少国家计划，增强市场作用前进的。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不断得到发展，适应国家管理经济需要的经济法也就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虽然改革开放已有二十多年，我国确定将“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有十多年，但我们还只能说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经济法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也只能说是在迅速的的完善之中。
（二）大量的经济法律规范的制定是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规范基础。
所谓法律部门是人们为了更好的研究和运用法律的学术分类，是指具有同一性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任何法律部门的产生和独立都必须以大量的同类法律规范为基础。否则就失去了研究的对象和存在的价值。但是，一国的经济立法与一国的经济法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一国单有经济法的立法并不足以产生本国的经济法学，美国即是如此；没有本国的经济法立法也有可能产生以他国的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无真正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法，却产生了经济法学。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本国的经济法立法，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将会因没有本土性的资源而停滞。我们无法想象中国的经济法学者能够远隔重洋很好的研究美国的问题，我们同样无法想象，中国的学者对纯粹的他国法律现象保持旺盛的热情。法律规范的制定是中国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从1979年到1992年是中国经济法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的，重视以法律为手段调控经济，这一时期颁布了大量管理经济的法律法规，如不同所有制的工业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这一时期的经济法立法总的来说与民商法、行政法的区分不明确，宏观调控的计划色彩明显，并且经济法中非常重要的市场秩序法立法缺位。从1992年至今是中国经济法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正式提出了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以来，国家围绕推进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以颁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起点，进入了制定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的阶段，出台了有关产业政策、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市场规制的法律法规，《反垄断法》的制定也摆上了议事日程。中国经济法体系正在迅速形成。与此相适应，中国的经济法部门也迅速发展起来。
二、 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主客观条件
对经济与法律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经济法的认识的加深，是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主观条件。从1979年起，“经济法”一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叶剑英同志早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曾提出“我们还需要各种经济法”，这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经济法概念首次在领导层提出。当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普遍是模糊的，随意性大，与民商法和行政法的区别也不甚明确。随着经济法的发展，各种经济法现象不断丰富，层出不穷，垄断问题，不正当竞争问题，损害消费者权益问题以及社会保障和宏观调控问题等等，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促使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同时，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以及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在经济法的研究和实践中越来越注重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经济法的理论研究也摆脱了纯粹的抽象争论，经济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