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冤案

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得以平反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民主与法制建设加强。

“文革”初期，不点名指责刘少奇，明确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江青等人，促成并利用这个错误，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

刘少奇在1966年冬被隔离和批斗，1969年11月含冤逝世。在整个隔离、批斗过程中，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横遭株连者不计其数，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并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一生。刘少奇同志的英名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紧密相连。

(1)社会与法冤案扩展阅读

民主与法制是相互制约的关系。某些无政府主义者常利用“民主”的概念宣扬绝对的自由化，殊不知民主正是在法律保护下的民众权利。

这与绝对自由化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在民主条件下，人民当家做主，制定出的法律是符合人民群众要求和期望的。同样，在法制范围内的自由民主才是民主精神的体现，才能使民众能够在法律准则要求下行使自由权利。

坚持民主与法制的统一

一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特权就是产生垄断和腐化，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是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市场主体提供行为准则。

三是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则基本方针，人人享受公正的法律保护。

四是坚持“一手抓民主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这两只手都要硬”。只有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社会。

㈡ 结合我们所学的法治知识说说当今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冤案

摘要 造成冤案错案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㈢ 关于冤案赔偿，宪法是怎么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法律不能与之相抵触，即所有法律必须服从宪法！

199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申请赔偿时效为2年，已过时效（过期）的不预赔偿。问题是：2年所谓的时效究竟从哪里来？！
冤案即：国家政府机关包括、公安、法院等对公民人身权、合法财产的侵犯，即剥夺或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其合法财产及参与社会公平竞争、个人经济发展及生活、学习等一切合法权利。
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中确有规定：申请赔偿时效为2年，但问题是：
1、很多冤案是发生在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的2、3年前，照这个逻辑这些冤案的索赔不都过期了吗？！但关键是：1995年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家赔偿法，事实是根本就谈不上1995年后出台的国家赔偿法中所规定的“过期”二字，既然事实上不存在“过期”的问题，就得依法赔偿！
2、1995年后出台的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1995出台的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只受理发生在1995后其侵权的赔偿。即其之前对公民的侵犯、侵权不予按此赔偿法赔偿，按过去的规定处理。 请问：所谓“过去的规定”又在哪里？！ 其规定的内容又是什么 ？！
3、就算符合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中“过期”不予赔偿的规定，那么请问：之前的冤案不予赔偿的决定为何按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执行，而受害人应该得到的赔偿却为何不按照这个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执行？！
4、《宪法》即国家大法，所有法律与之相抵触时，应服从《宪法》。而《宪法》所赋予公民的人身权、合法财产及公民参与社会公平竞争、个人经济发展及学习、生活一切权利被侵犯后，《国家赔偿法》却规定：侵权案发生在其出台之前不予赔偿。这会完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抵触！自相矛盾逻辑混乱！这无异于自己拉的屎往自己嘴里送！
《国家赔偿法》是快遮合法羞布，即等于给其1995年前的侵权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宪法》第五条中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得和宪法相抵触。”《国家赔偿法》中“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定，不仅玷污、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一切合法权利这一原则，更践踏了法律门前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利！
这部所谓的《国家赔偿法》更是法律逻辑混乱、失衡，颠倒是非，似天大国际笑话贻笑大方。其更可笑的是：猜猜聪明的小日本把它学走了会怎么样？很快地也出台一部，其慰安妇问题全部解决！

㈣ 最近在网上看了一些特别冤的案件新中国成立以来,感觉人生命好脆弱啊,我对我们社会法制产生了质疑,所谓...

自古以来都如此,社会法制都是为政权服务,没有真正的公平,国外都是一样,所以以平常之心对待之即可.

㈤ 造成冤案的原因是什么

造成冤案的原因是：
一，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是造成刑事冤案的罪魁祸首。
在目前发现的刑事冤案中，大部分都是由于严刑拷打造成的，刑讯逼供和引供、诱供是导致刑事冤案的根本原因。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不轻信口供，但是有的部门还是过分轻信口供，有的部门为了破案采取非法手段获取口供，其恰恰是走向刑事冤案的必经之路。在每一起刑事冤案的背后，基本上都有刑讯逼供的黑影。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已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二，部分执法人员的观念和素质是产生刑事冤案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绝大多数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都能忠于职守、高度负责、秉公执法、大公无私。但是也应看到，有些司法人员思想观念落后、业务素质低下，没有经过专业的业务的培训，习惯于传统的追诉模式，盲目追求办案指标，根本不顾及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刑事冤案的发生与部分执法人员的错误和落后的观念是分不开的。只要执法人员的政治和素质低下，主观上存在严重失误，再科学的鉴定结论也沦为冤假错案的帮凶。在佘祥林案中，警察对尸体居然没有做最基本的身份鉴定。现代刑事诉讼活动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但有的办案人员缺乏专业知识，也可能导致认定事实和证据上产生重大差错。
三， 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是造成刑事冤案的客观原因。
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引申出来的一项重要权利。刑事诉讼法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一“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同时也给了侦查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按其预断进行交代的权利。沉默权的缺失极易使犯罪嫌疑人沦为刑事诉讼的客体，冤案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无罪推定原则是一项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原则，其基本含义是：个人在没有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无罪。既然是无最的，侦查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实有罪前，应视为无罪，审判时并须予答辩上所需之一切保障。"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2007年8月通过的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32号一般性意见指出：无罪推定是对基本人权的保护，由检察院承担有罪责任的证明，以保证在证明刑事指控不存在合理怀疑之前，被告人被推定无罪，保证疑点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要求必须根据此原则对待被告人。所有公共机关有义务避免预先判断案件结果，如禁止做出推定被告人有罪的公开言论。被告人通常在庭审时不戴手铐或被羁押在囚笼里，或被以表明其是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罪犯的方式出庭。媒体应当避免不利于无罪推定的报道。而且，预审羁押时间不应被认为是否有罪及罪行轻重的标志。

㈥ 到底什么是冤案，假案，错案

冤假错案只是一种社会表达，而不是一个法律表述。以法律的视角观察，对此一般冠以“错案”的学术表达。对于什么是错案，目前好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从一般意义的理解来讲，错案是指对无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而错误地定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以及对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其中既有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错误的案件；也有行为虽然是犯罪嫌疑人所为，但其行为依据法律规定不构成犯罪，而进行拘留、逮捕、起诉、判刑的案件；还有犯罪嫌疑人虽然有犯罪嫌疑，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判刑的案件；更有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成犯罪而错误地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于是，问题油然而生：错案为什么会发生？错案应该如何纠正？错案是否可以防范？只有解决了类似的问题，才有可能在全社会达成共识。

第一，错案的发生，既是一种可能性，也是一种必然性。错案为什么会发生？对此，无论是古今中外还是高层民间乃至法律专业人士，真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是，统而言之，一般都认为其中既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也有事实判断上的原因，或有法律适用上的原因，甚至还有工作体制上的原因。其中除了司法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刑讯逼供等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之外，造成错案的原因还有很多值得研究。可以说，刑事错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性的问题，不仅法制不健全的国家有错判，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错判。从这个意义上讲，因为只要是人就会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所以刑事错案的发生首先是一种可能性，其次就是一种必然性也就是其不可避免性。正如沈德咏同志所说：“在目前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无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树立的情况下，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甚至可以说还比较大。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在思想上要进一步强化防范冤假错案的意识，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此时所讲的“错放”与“错判”，只是一个现实危害性的权衡比较。当程序出现疏漏、证据出现瑕疵的时候，“错放”就有可能防止错案的发生，而“错判”则可能直接导致了错案的出现。所以，才有了“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正好呼应了“无罪推定”的现代司法理念。

第二，错案的纠正，既要求实体公正，更要求程序公正。曾有一句这样的话，让我们每个人耳熟能详，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应当说，这对刑事司法来说，既是一个美丽传说，也是一个良好愿望，更是一个理想状态。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下面，这都是无法做到的。尽管我们无法做到100%的绝对公正，但我们还是要以100%的努力去追求相对公正。换言之，我们一定要努力追求在个案的处理上让人们感受到公正，这个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更包含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两个方面。我国的司法传统过分强调实体公正，司法实践证明，片面追求实体公正不仅会导致漠视甚至践踏诉讼参与者的正当权利，而且也会导致司法公正理念的扭曲，甚至造成错案。诸如“无罪推定”与“疑罪从无”等蕴含程序公正的价值理念，不仅应当体现在审判阶段，还应贯彻到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之中。以李怀亮案件为例，虽然李怀亮作过有罪供述，但经法院多次审理，李怀亮的有罪供述与证人证言、现场勘验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之间仍存在矛盾不能排除，因此对李怀亮作出了宣告无罪的判决，因而充分彰显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和理念。尽管各方面可以有种种猜测和质疑，但这是法治的体现和要求，必须信守与遵守。张高平叔侄案的平反，也没有依赖以往的“被害人复活”、“真凶出现”或“真凶落网”等偶然因素，而是司法机关一改过去纠正错案的稳妥又保守的习惯做法，完全从证据自身的特性来判断案件的成立与否出发，最后大胆作出了无罪判决。应当说，这是我国法治的重大进步，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司法机关在纠正错案方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当法院在面临“放与不放、判与不判、轻判与重判的问题”所经受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是一种工作压力，更是心理压力。正如沈德咏同志在《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中所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此处所说“功大于过”仅仅只是针对防止错杀而言，并非认为是防止错案有功。事实上，沈德咏同志也认为，尽管“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但客观而言在错判上又是有过的，毕竟这种留有余地的判决，不仅严重违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则，而且经不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对此，我们必须坚决纠正。可以说，“宁可错放，不可错判”完全是一句大实话、大白话、大真话。我们对错案的纠正，就是一种最大的实事求是、最真的有错必纠。

第三，错案的防范，既是一种工作追求，更是一种制度要求。既然错案的发生难以避免，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毫无作为呢？显然不是，无论是诉讼制度设计还是司法工作机制，不论是程序规则思维还是人权保障意识，都需要我们极尽所能预防错案的发生。既然错案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防范错案的措施也应该是综合性的。专家认为，防范刑事错案应该从侦查环节、检察环节、审判环节、辩护环节入手，不断完善司法体制，改进案件质量评价机制与证据印证规则，树立公开透明的司法观，确立真正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快从侦查中心的程序观向审判中心的程序观的转变，恪守理性的司法理念，秉持司法中立，理性对待民意。总而言之，如何有效防范，最终还是要充分体现程序正义的价值观念、发挥律师的作用、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

我们研究错案的发生或是错案的平反，实质上都是为了错案的防范。错案的防范，应从哪里抓起呢？由上可见，这首先是一个司法理念问题，然后才是一种工作机制问题。在司法理念上，我们是错放还是错判，是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是疑罪从轻还是疑罪从无，是事后诸葛亮还是防患于未然；在工作机制上，我们是依赖刑讯逼供还是追求科学取证，是违反自然规律追求命案必破还是遵循司法规律追求程序正义，是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还是相互制约，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回答。这是判断我们能否坚持程序正义，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分水岭。

㈦ 涉及警察故意办冤案,庭审的时候可以找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来跟进录制报道吗

你请，人家未必会来；
来了，未必会录；
录了，未必会播。
不过，试试看吧。

㈧ 结合我们所学的法治知识说说当今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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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中国的冤案受害者会得到赔偿吗

国家赔偿申请案例中法官说："199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申请赔偿时效为2年，已过时效（过期）的不预赔偿"。问题是：2年的所谓时效是哪里来的？！
冤案即：国家政府某机关包括、公安、法院等对公民人身权、合法财产的严重侵犯，即剥夺或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其合法财产及参与社会公平竞争、个人经济发展及生活、学习等一切合法权利。
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中确有规定，申请赔偿时效为2年，但问题是：1、很多冤案是发生在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的2、3年前，照这个逻辑这些冤案的索赔不都过期了吗？！2、1995年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家赔偿法，事实是根本就谈不上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中所规定的“过期”二字，既然事实上不存在“过期”的问题，就得依法赔偿！3、退一万步，就算符合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中“过期”不予赔偿的规定，那么请问：不予赔偿的决定为何按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执行，而受害人应该得到的赔偿却为何不按照这个1995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执行？！逻辑混乱根本不通，严重的自相矛盾！！
《宪法》即国家大法，所有法律与之相抵触时，应服从《宪法》。而《宪法》所赋予公民的人身权、合法财产及公民参与社会公平竞争、个人经济发展及学习、生活一切权利被侵犯后，国家赔偿法却规定：侵权案发生在其出台之前不予赔偿。这会完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抵触！《国家赔偿法》更是快遮合法羞布，即等于给其1995年前的侵权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宪法》第五条中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得和宪法相抵触。”《国家赔偿法》中“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定，不仅玷污、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一切合法权利这一原则，更践踏了法律门前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利！
这部法律逻辑混乱失衡，自相矛盾，似天大国际笑话贻笑大方。可怕的是：聪明的小日本把它学走了会怎么样？很快地也出台一部，其慰安妇问题全部解决！

㈩ 有冤案找谁能快速处理

第一，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清楚，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性质不同。前者是国家的政治机关，是法律规定监督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并查处相关渎职案件的机关，在日常工作中，纪委与检察机关合署办公，故又称“纪检监察机关”；而检察院则是法律监督机关，履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检察、批准逮捕、提前公诉等职能。

因此，从两个机关的性质上看，如果遇到不服的案件，或者错假冤案，都可以向这个两个机关反映情况；两个机关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都可以受理，但两者侧重点又不同。

第二，我们来看法律赋予监察机关的主要职责。根据我国《监察法》第11条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包括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

根据上述规定，如果法院依法正常地办理案件或判案，监察机关是不能进行直接干预的，但如果发现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判案或接受案件过程中，有“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的行为，影响了秉公执法的情况，可以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情况。

在现实中，我们从一些媒体报道或官方通报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法官与律师或中介机构串通，坑害当事人权利的情况也存在，还有的是受一方当事人请托，徇私枉法，这种情况下，如果掌握了一定的证据或违法犯罪线索，也可以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纪检监察机关也会立案调查。

但是，即便是纪检监察机关立案进行了调查，但如果纠正判决或重新判决，依然需要法院重新审理，重新做出判决，而不可以由纪检监察机关直接纠正。

第三，我们来看人民检察院的信访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第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下列信访事项，其中包括如下内容：反映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存在违法行为的控告;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申诉；反映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存在违法行为的控告。

根据人民检察院的信访规定，对于自己认为是冤假错案，可以向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而且，不仅仅是如此，就是对于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向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

《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第39条规定还明确，信访事项办理结果的答复由承办该信访事项的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负责，除因通讯地址不详等情况无法答复的以外,原则上应当书面答复信访人。而且，还强调，举报答复应当注意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从人民检察院的上述规定，我们还可以看出：作为民众，不仅仅可以反映自己遇到的问题，还可以举报或反映他人的事项，但前提是以事实为依据，提供必要的证据或线索，人民检察院才能进行调查。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你遇到了冤假错案，可以向纪检监察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但要区分具体情形，只有认为法院工作人员存在徇私舞弊、徇私枉法的情况下，才能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情况；但是，无论是否存在这些情况，只要是不服判决，均可向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