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反倾销

Ⅰ 中国如何应对反倾销反补贴

面对各种正当和不正当反倾销，我国国内外企业以及行业协会和相关部门需要对此作出反应。

一、对于政府方面：

国际反倾销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倾销的情况下，政府作为一个宏观管理的地位需要进行一个宏观的调控:

1、需要在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协助和配合下对反倾销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预警机制，避免国外的反倾销造成我国的经济问题。

2、在反倾销的应诉过程中要加强流程的协调以及过程的服务。

3、在反倾销中要积极利用WT0的解决机制来解决自身遇到的不合理反倾销行为。

4、政府应该要做出坚决的态度，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坚决反对，建立健全反倾销保障体系，一且出现反倾销机构的立案调查情况，要及时进行贸易联序的整顿，加大企业宏观调控的力度。

二、在法律方面：

重视培养反倾销人才工作，对于企业反倾销知识及时培训，从而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进行政府的交涉和反倾销的法律相关处理。

三、对于企业自身：

1、要保证自己的经营活动必须符合相关规范，避免倾销出口的行为。

2、国外反倾销的行为一且立案之后要进行积极应对，尤其是相关行业协会作为部门的主要合作组织要积极预防和应诉国外反倾销行为，积极利用相关法律法规，搜索证据，是否出口产品实质阻碍或者实质阻碍威胁到进口国相关产品市场。

3、重点关注涉案产品的调查范围，如有机会进行涉案产品抗辩的，应积极申请抗辩；

4、及时联系专业的律师事务所，专业靠谱的反倾销律师团队从反倾销调查发起，跟踪案件，搜索信息，能够极大帮助企业损失减少。即使反倾销调查结束，进口国发布终局裁定，要求征收反倾销税，律师利用好进口国的反倾销追溯征税体制，积极进行年度复审，可以力争通过复审取得较低税率，帮助企业重返该国市场。

Ⅱ 我国屡遭外国反倾销的原因和对策是什么啊

【反倾销措施】
▲第一节 临时反倾销措施
第二十八条 初裁决定确定倾销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采取下列临时反倾销措施：
（一）征收临时反倾销税；
（二）要求提供保证金、保函或者其他形式的担保。
临时反倾销税税额或者提供的保证金、保函或者其他形式担保的金额，应当不超过初裁决定确定的倾销幅度。
第二十九条 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由商务部提出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告。要求提供保证金、保函或者其他形式的担保，由商务部作出决定并予以公告。海关自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执行。
第三十条 临时反倾销措施实施的期限，自临时反倾销措施决定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不超过4个月；在特殊情形下，可以延长至9个月。
自反倾销立案调查决定公告之日起60天内，不得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第二节 价格承诺
第三十一条 倾销进口产品的出口经营者在反倾销调查期间，可以向商务部作出改变价格或者停止以倾销价格出口的价格承诺。
商务部可以向出口经营者提出价格承诺的建议。
商务部不得强迫出口经营者作出价格承诺。
第三十二条 出口经营者不作出价格承诺或者不接受价格承诺的建议的，不妨碍对反倾销案件的调查和确定。出口经营者继续倾销进口产品的，商务部有权确定损害威胁更有可能出现。
第三十三条 商务部认为出口经营者作出的价格承诺能够接受并符合公共利益的，可以决定中止或者终止反倾销调查，不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或者征收反倾销税。中止或者终止反倾销调查的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告。
商务部不接受价格承诺的，应当向有关出口经营者说明理由。
商务部对倾销以及由倾销造成的损害作出肯定的初裁决定前，不得寻求或者接受价格承诺。
第三十四条 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中止或者终止反倾销调查后，应出口经营者请求，商务部应当对倾销和损害继续进行调查；或者商务部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对倾销和损害继续进行调查。
根据前款调查结果，作出倾销或者损害的否定裁定的，价格承诺自动失效；作出倾销和损害的肯定裁定的，价格承诺继续有效。
第三十五条 商务部可以要求出口经营者定期提供履行其价格承诺的有关情况、资料，并予以核实。
第三十六条 出口经营者违反其价格承诺的，商务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可以立即决定恢复反倾销调查；根据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可以决定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并可以对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前90天内进口的产品追溯征收反倾销税，但违反价格承诺前进口的产品除外。
▲第三节 反倾销税
第三十七条 终裁决定确定倾销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倾销税。征收反倾销税应当符合公共利益。
第三十八条 征收反倾销税，由商务部提出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告。海关自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执行。
第三十九条 反倾销税适用于终裁决定公告之日后进口的产品，但属于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情形除外。
第四十条 反倾销税的纳税人为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经营者。
第四十一条 反倾销税应当根据不同出口经营者的倾销幅度，分别确定。对未包括在审查范围内的出口经营者的倾销进口产品，需要征收反倾销税的，应当按照合理的方式确定对其适用的反倾销税。
第四十二条 反倾销税税额不超过终裁决定确定的倾销幅度。
第四十三条 终裁决定确定存在实质损害，并在此前已经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的，反倾销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
终裁决定确定存在实质损害威胁，在先前不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将会导致后来作出实质损害裁定的情况下已经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的，反倾销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
终裁决定确定的反倾销税，高于已付或者应付的临时反倾销税或者为担保目的而估计的金额的，差额部分不予收取；低于已付或者应付的临时反倾销税或者为担保目的而估计的金额的，差额部分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退还或者重新计算税额。
第四十四条 下列两种情形并存的，可以对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之日前90天内进口的产品追溯征收反倾销税，但立案调查前进口的产品除外：
（一）倾销进口产品有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倾销历史，或者该产品的进口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出口经营者实施倾销并且倾销对国内产业将造成损害的；
（二）倾销进口产品在短期内大量进口，并且可能会严重破坏即将实施的反倾销税的补救效果的。
商务部发起调查后，有充分证据证明前款所列两种情形并存的，可以对有关进口产品采取进口登记等必要措施，以便追溯征收反倾销税。
第四十五条 终裁决定确定不征收反倾销税的，或者终裁决定未确定追溯征收反倾销税的，已征收的临时反倾销税、已收取的保证金应当予以退还，保函或者其他形式的担保应当予以解除。
第四十六条 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经营者有证据证明已经缴纳的反倾销税税额超过倾销幅度的，可以向商务部提出退税申请；商务部经审查、核实并提出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可以作出退税决定，由海关执行。
第四十七条 进口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后，在调查期内未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该产品的新出口经营者，能证明其与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出口经营者无关联的，可以向商务部申请单独确定其倾销幅度。商务部应当迅速进行审查并作出终裁决定。在审查期间，可以采取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措施，但不得对该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和价格承诺的履行期限】
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和价格承诺的履行期限不超过5年；但是，经复审确定终止征收反倾销税有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者再度发生的，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可以适当延长。
【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
期终复审，又称日落复审、到期复审，是指在反倾销措施实施届满前的合理时间内，调查机关应利害关系方申请发起或调查机关主动发起的复审程序。期终复审调查审查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倾销和损害是否会继续或再度发生。如果调查机关经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肯定性的，则可做出继续维持反倾销措施的裁定。

欧盟对我实施反倾销措施，1999年为10起，2000年为6起，2001年为1起，2002年为3起。

反倾销案例>>
世界各主要贸易组织针对中国采取的反倾销措施正变得更加频繁。我国塑料加工及其相关企业产品巨大的价格优势，非常容易受到倾销的投诉，为更好地帮助您了解倾销与反倾销，我们首先回顾去年下半年以来行业内关于反倾销的事件！

大棒再举 欧盟对华DVD光盘反倾销调查 2005-08-11
巴基斯坦对我脲醛模塑料开征反倾销税 2005-07-29
欧盟塑料袋反倾销 厦企涉案金额上千万美元 2005-07-19
商务部发布双酚A反倾销调查案延期公告 2005-07-14
今年来我国企业遭遇反倾销一览 2005-07-12
我塑料袋遭欧盟反倾销调查 涉案金额逾2.7亿欧元 2005-07-04
我国对日本和台湾地区PBT树脂进行反倾销调查 2005-06-10
商务部公告对PBT反倾销调查立案 2005-06-09
韩国关于原产于日本的聚氯乙烯板反倾销政策 2005-05-27
澳关于对聚氯乙烯进行反倾销动态 2005-05-27

中美彩电反倾销案大幕黯然落下，苦心经营多年的美国市场可能不复存在

历时一年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积极应诉的中国彩电企业得到了最不想得到的结果。曾代理厦华应诉欧盟彩电反倾销案的锦天诚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著名律师傅东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国际反倾销案中吃败仗是正常的，因为现行的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对中国是不利的，中国企业没有必要失落，更没必要现在就开始“内乱”，当务之急是坐下来研究对策，或者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或者改变现行的低价战略，去全力应付一年一度的美国商务部的年审，这都是中国彩电企业翻身的机会。

有关部门指出，这次彩电反倾销案虽然总价值高达约16亿美元，但对中国彩电行业来说最惨痛的是辛苦开拓的美国市场可能将不复存在，中国彩电业3500万台的产能闲置将成为“不能承受之重”。

未来20年是反倾销高峰期

据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副局长王贺军介绍，截至去年底，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576起涉及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影响了我国近200亿美元的出口贸易。其中2003年中国企业出口就遭遇反倾销案件47起，涉案金额达18.75亿美元，比上年剧增了315％。随着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据预测，今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未来20年将是中国企业应诉国外反倾销的高峰期。我们应该一改以往的“隔岸观火”或“忍气吞声”的心态，以平常心去积极应诉，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反倾销目前已不仅是发达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大棒”，也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据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周世俭介绍，到去年发展中国家主动投诉已经占到了反倾销总投诉量的40％，其中印度和中国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三位。

积极争取“市场经济地位”

在这次中美彩电反倾销案中，我们看到的是由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在牵头组织应诉，而商务部很少出面斡旋。其公平贸易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才是应诉的主体，政府和机电商会将协助企业做好相关工作”，而被中国企业冀望甚高的中美政府层面的磋商也没有把彩电作为重点，政府的作用是在更宏观的方面去争取属于中国企业的利益。

据了解，中国加入WTO时并没有顺理成章地被发达国家给予相应对等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使得中国的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据介绍，这次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企业作出倾销成立的终裁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还没有被给予“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中国的出口商品成本只能由第三国的来替代。光这一项成本计算的错误，就有可能使我国彩电的初裁倾销幅度上扬了20％以上。因此，由政府出面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将为中国企业出口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业内人士指出，欧美如果能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那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彩电企业来说将具有深远意义。

盲目低价竞争损害中国制造

2003年以来，中国的彩电、钢铁管件、纺织品、木制家具、对虾等纷纷遭到国外反倾销指控。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总遭遇反倾销？

著名WTO法律事务专家王雪华认为，由于我国的劳动力相对低廉，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就相对较低，这本来应该是我们的优势。但是，由于我国部分企业之间无序竞争、竞相压价、不注重品牌，恰恰形成了“中国产品便宜没好货”的名声，使得遵纪守法的企业一样跟着受牵连，遭受到反倾销的不断打击，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非常惋惜。对此，中国机电商品进出口商会有关人士指出，中国出口企业之间应该加强沟通，协商一致，而不应该互相用低价进行倾轧，否则最终吃亏的将是整个“中国制造”。

专家表示，我国当务之急要着力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目前在进口方面，国家已初步在汽车、化肥和钢铁三大行业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但在出口方面，中国作为遭受反倾销最为严重的国家，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能快速反应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以便准确、迅捷地预警中国厂商受到其它国家的反倾销调查；政府、企业、行业协会、海关、行会驻外机构和国外进口商均要进行通力合作，共同应对。

积极应诉才能获生机

在日前举行的“北京大学－康佳反倾销论坛”上，周世俭直言，“面对国外反倾销，一定要积极应对，逃避不应诉对出口企业来说只有死路一条。”他指出，在美国一般只有27％的反倾销案被裁定倾销成立，所以我国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获得公平待遇。

但事与愿违，我国企业似乎很少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使反倾销调查得以“顺利”进行，中国商品也因此屡屡被封杀。1988年和1992年，欧盟两次受理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案，由于中国企业采取了消极不应诉的态度，结果基本上被赶出欧盟市场。而这次虽然有13家著名企业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积极应诉，但还是有很多企业置之不理，结果被征收高达78.45％的倾销税率，而积极应诉的企业虽然没能胜诉，但是毕竟取得了比原来的裁定低得多的税率。

据了解，在过去的三年中，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诉讼中，中国企业曾经赢得10次胜利。从这些成功案例中，美国反倾销法律专家西蒙·科斯勃格认为，如果中国反倾销应诉的胜诉率达到70％，将对美国产生震慑作用，美国企业不会愿意把金钱投入到无法获胜的官司中去。

国际化经营规避反倾销风险

面对不利的终裁，中国彩电企业纷纷表示将继续上诉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争取应得的权益。傅东辉律师表示，从持续5年的苹果汁反倾销案胜诉的结果看，中国彩电企业是有希望的，但是如果需要5年的时候，中国彩电即使胜诉重返美国市场也将错过发展的最好时机，中国企业是耗不起的。而广东美华律师事务所研究反倾销的律师李文涛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有效的规避反倾销的方法，就是要推进国际化经营，要把产品的价格链条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TCL集团常务副总裁胡秋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美国的反倾销裁决只能挡住部分没有准备或者说国际化拓展缓慢者，对TCL影响则微乎其微，因为TCL如今已初步构建起了在全球的生产、研发、销售的庞大网络。而康佳集团总裁助理仵志忠透露，康佳在墨西哥建设的200万台产能的北美生产基地将于今年5月投入使用，这一基地将对康佳在整个北美地区的外贸活动产生重要的辐射作用。此外，长虹在俄罗斯、墨西哥，海信在匈牙利都建设了生产或出口基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规避反倾销风险。

除此之外，周世俭还指出，当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厂商生产高端产品的时候，中国的厂商则一直在中低端方面打转转，并经常出现恶性竞争。中国的企业忽略了从国际战略高度上树立全球品牌的观念，而没有国际化的品牌，也就失去了掌控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权力，不仅不能得到丰厚的利润，当价格低到一定程度时还会遭到反倾销的威胁。

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主任陆刃波指出，中国彩电企业即使将组装工厂搬到墨西哥再销往美国，但如果继续低价销售的话，还是可能面临被驱逐的危险。而中国短期内在高端产品不具备优势，即使今后有了优势，欧盟现在也开始考虑将等离子显示器全部归类为电视机，要收取14％的进口关税，而且今年5月初又取消了原来中国彩电产品享受的“普惠制”，还可能要征收出口企业的“电子垃圾处理费用”。总之中国彩电企业的路还很艰难，但必须要走下去，加大研发投入，全力打造国际品牌才是中国企业的出路。

记者从海关总署的网站上看到最新的统计数字却让人振奋，中国今年1－3月彩电出口数量达到了1136万台，同比增长48.6％，价值10亿美元，同比增长91.3％，出口额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出口量的增长速度。这表明中国彩电出口企业开始逐渐重视提高产品的单价，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这对今后去应对国外有关机构复杂的年审有重要意义。

【正文】
【摘要】反倾销法律制度是W T O 法律体系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反倾销做外一种非关税壁垒被贸易保护者们频频运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竞争的自由化和国际贸易秩序。竞争与倾销既有重合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在反倾销立法中，只有充分认识二者的关系，协调好公平竞争与贸易保护之间的关系，才能最大程度上促进本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竞争倾销措施

关于“倾销”的定义，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把倾销分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倾销”和“法律意义上的倾销”，并认为将倾销定义为国家市场之间的价格歧视或低于生产成本的销售，都是从经济学角度对倾销概念所作的理解，故又称之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倾销。”而所谓的“法律意义上的倾销”是指因符合法定条件而对其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倾销。《布莱克法律辞典》把倾销界定为“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目前，通说的定义一般为G A TT1994第6条的规定：“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因此对某一缔约方领土内已经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损害的威胁，或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实质性阻碍，则构成倾销。”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及各国反倾销法通过抑制和消除国际贸易中产品低价倾销给出口国产业带来的损害和威胁，推动国际贸易健康发展。
一、反倾销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异同
反倾销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是一国为维护本国经济发展的工具，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反倾销法逐渐成为贸易保护者们滥用的工具，加之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本身不可调和的矛盾，两者之间毫不例外地存在冲突。目前，有许多学者主张在国际层面上用竞争法来取代反倾销法，而欧共体是在区域性组织内率先用竞争法来代替反倾销法的典范。要解决二者纷争及讨论反倾销法的存废首先应对二者的关系有深入的认识。二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目的及作用—— 保护竞争还是保护竞争者
W TO《反倾销协议》订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贸易自由化，加快各国产品在实践范围内的流通，而在实力决定一切的今天，各国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保护本国企业逐渐把反倾销法用作抵御有力竞争者的安全阀，而将贸易自由化，公共利益原则降为次要。反倾销法是各国自我保护的必要措施。综观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可以看出，竞争法的作用和目标具有多重性。主要包括：努力遏制经济竞争领域中的各种不公平交易行为并消除其危害，是竞争法的初始目的，通过对各种部公平交易行为的规制来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促进公平。自由和有效的竞争是竞争法的第二层次的目的；而保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则是竞争法的最终目的。简而言之，反不正当竞争的目的消除不公平竞争，促进自由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利益。这与反倾销法重视个体利益忽然公共利益，只重视企业利益忽视消费者利益的宗旨是相冲突的。
（二）法律渊源—— 是否具有域外效力
反倾销法的法律渊源主要包括国际法律渊源和国内法律渊源。反倾销法的国际法律渊源主要指国家之间达成的关于反倾销问题的国防条约和协定，这主要是指W TO 体系下有关反倾销法的各项法律文件，包括：总协定第6条及其附件9对该条所作的注释；《反倾销守则》；《反补贴守则》中第15条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倾销问题的有关规定。反倾销法的国内法律渊源主要是指各国国内立法机关制定的反倾销法律和行政机关为实施反倾销法律而制定的反倾销规定。各国多将反倾销法作为对外贸易法的一下子部门法，反倾销基于国际礼让和国民待遇原则，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域外效力，而竞争法则属于国内法范围，其法律渊源仅包括一国国内立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经济法的范畴，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是国家运用公权力调控市场和资源配置，同样，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公权力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基础和依据，所以反不正当竞争属于公法范畴，具有极强的强制性和地域性，一般不具有域外效力。
（三）构成要件—— 是否可低于成本销售从竞争法角度解析反倾销法律制度
G A TT1994规定构成倾销的法律衡量标准要件首先是一国产品进入另一国市场时价格须从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其次，须对东道国的某项工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性损害的威胁。如果出口国国内市场不存在相同或类似产品，无法进行适当的法律衡量，则可以采用第三国价格或结构价格。依据会计学的观点，企业按照平均成本而非边际成本来确定价格。只要价格高于平均总成本，企业就有利可图，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固定成本已经支出，通过继续经营而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倾销都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倾销很可能是对进口国，出口国都有利可图。从扩大海外的角度而言，倾销会为出口商带来开拓市场份额等巨大的利益，出口商因此而使自身实力增强，如果倾销商愿意将倾销的利益扩大到本国消费者，则供、出口国国内消费的产品价格也会因此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消费者将会因此而受益。而倾销对进口国而言，最有利的莫过于消费者所获的低价消费的好处。如果是原料倾销，倾销国下游工业则会因生产成本的降低而获得间接利益，当原材料倾销商把较低出口的好处扩展到用其产品进一步加工出口的国内买主时，就会帮助而不是阻碍买主克服原材料成本较高的不利条件。
二、反倾销法的存废之争
反倾销法的存废之争由来已久，但目前尚无妥善的途径，综观各家学说观点，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即：“彻底废除反倾销法”，“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代替反倾销法”，“对现行的反倾销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显然，争论的焦点正是如何平衡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倾销法的关系，最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一）废除反倾销法
这主要是“倾销有害论者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自由贸易协议的框架下，成员国可以完全废除反倾销法，而不必以竞争法来取代。如有学者认为“反倾销缺乏正当的经济学基础，它忽视了目前的自由贸易的全球化进程，并且对于国内市场的竞争产生了否定性影响。”还有学者认为“绝大多数倾销行为是正当的竞争行为，在倾销中唯一有害的掠夺性倾销在实践中很少存在。因此，如果仅仅为了防范这种罕见的掠夺性倾销而耗费巨大的成本来制定或设计一个复杂的机构或法律框架以域外实施竞争法，那显然是缺乏效率的。”尽管现行反倾销制度不利于公平的贸易秩序的建立，也不利于市场的有序竞争，但是由于各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的蓝本—— W TO《反倾销协议》并没有迫使各成员国征收反倾销税，而只是规定了在进行反倾销调查和采取反倾销措施时所必须遵守的最低限度的标准。
（二）以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
持此观点的学者多数是依据欧共体的成功例子。在欧共体内部，成员国之间废除了反倾销法地适用，反倾销法仅适用于来自成员国之外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在成员国内部发生的价格歧视和掠夺性定价行为由统一的欧共体竞争法来规范。欧共体竞争法的实施由欧共体委员会负责。这种模式是废除反倾销法的最理想的模式，一方面消除了反倾销法带来的反竞争效果；另一方面，统一的竞争法规则消除了因适用不同国内竞争法而产生的内在冲突，而超国家的执行机构又保证了实施共同竞争法的效率。有学者认为“区域性协议提供了一个试验的机会，有朝一日或许可以扩展到全球。”并主张设一个超国家性的主管
机构，根据“效果原则”扩大竞争法的域外适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欧共体以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的成功取决于其高度一体化的体系，而全世界各国由于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巨大差异，不可能形成如此一体化的体系。实际上，这种做法多为发达国家干涉他国经济主权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很难得到普遍认可。
（三）对反倾销法进行改良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将现行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融入竞争法条款是解决《反倾销协议》与竞争法冲突的最佳选择..各国再依据新的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修订各自的反倾销法，使得融入竞争法律的反倾销法在师姐各国得到实施。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现有的世界贸易规则和各国的贸易法规定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巧妙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地国际性及其规则地广泛接受性实现了部分竞争法规则地统一和协调。实践中，不论是《反倾销协议》还是各国反倾销法也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正、改革，虽然这种改革并不能改变反倾销法阻止竞争的本质，但从各个方面考虑，这是实践中平衡公平竞争和自由竞争最可行的办法。
三、总结
虽然反倾销法有种种弊端，但实践中为何各国仍对其情有独钟？归根结底是因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抽象的公平竞争理念早已融入实力的较量和权衡中，因此以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也无法实现。“竞争法若作为国际统一规则立法，需要建立相应的超国家执法机关来管理，按照今天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论，虽然在经济关系中主权观念已经淡化，但要各国尤其是经济超级大国接受这样的超级国家机构来管理，似乎还很难想象。”不仅是竞争法公法的根本属性不允许其广泛的域外效力的适用，而且各国由于竞争规则的差别，适用标准的不易，以主要为国内法属性的竞争法完全取代主要属性为国际法属性的反倾销法也是障碍重重。因，改良反倾销法是以一个较合适的选择。虽然改良反倾销法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与让步，但应注意到，维护公平竞争与保护本国企业本身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现今条件下，改良的做法最能体现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又不至于过分损害他国主权， 是比较下的选择。

此文曾发表于《市场论坛》2006 年第12 期( 总第33 期)

Ⅲ 《经济法》主要包括哪些法律制度它们的主要管理对象是什么

我国的经济法秉承大经济法的思想，其大的方面包括对市场主体进行规制的法律、对市场秩序进行规制的法律、对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进行规制的法律以及对社会分配进行规制的法律。

具体而言，对市场主体进行规制的法律主要是公司法。

对市场秩序进行规制的法律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以及反倾销及发布帖的相关法律制度。

对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进行规制的法律主要包括：对各个产业进行调节的法律制度；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调节的法律制度；对金融进行调解的法律制度，如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政策性银行法等；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管的法律，价格法，环保法以及自然资源保护法等。

对社会分配进行调节的法律主要包括：对财政进行调节的法律制度，如财政法、预算法、税法以及国债法等；对劳动进行调节的法律制度，如劳动法等；对社会保障进行调节的法律制度，如社会保障法、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等。

Ⅳ 反倾销实体法的基本内容

反倾销实体法
反倾销实体法的内容包括倾销的确定和国内产业及其损害的确定两方面的内容。有些国家还规定，征收反倾销税还必须符合其国家利益。按《反倾销守则》规定，对某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有三个必要条件：1倾销的确存在；2倾销对进口国国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损害或产生重大威胁，或者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严重阻碍；3倾销进口商品与所称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口国只有经充分调查，确定某进口商品符合上述征收反倾销税的条件，方可征收反倾销税。
这是书上的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Ⅳ 反倾销的涵义以及兴起的动因

WTO《反倾销守则》第18.1条涵义初探 On the Meaning of WTO Antimping Agreement Article 18.1 张亮【学科分类】国际经济法
【摘要】WTO《反倾销守则》第18条第1款规定，“除依照本协定解释的GATT1994的条款外，不得针对来自另一成员的倾销出口采取特定行动”。本文通过对CDOSA案件的分析研究，指出一项措施只有与倾销（损害以及因果关系）的确定之间有着清楚的、直接的、不可避免的关系，而且必须对倾销实践具有不利影响时，才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除了最终反倾销税、临时措施以及价格承诺外，成员方采取的其他的“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都是被WTO所禁止的。(AD Article 18.1 provides that, “No specific action against mping of exports from another Member can be taken excep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GATT 1994, as interpreted by this Agreement”. By analysing the CDSOA cas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measure will only constitute
【关键词】倾销；针对；CDSOA(Dumping; Against; CDSOA)
【写作年份】2003年

【正文】
WTO《反倾销守则》（以下简称《守则》）第18条第1款规定，“除依照本协定解释的GATT1994的条款外，不得针对来自另一成员的倾销出口采取特定行动” 。这也就是说，除了《守则》以及GATT1994第六条所允许的以外，成员方采取的其他的“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specific action against mping)都是受禁止的。那么究竟什么是“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呢？是不是进口成员方采取的与倾销有关的行动都是“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呢？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些标准又应如何理解呢？以上这些问题在WTO争端解决机构(DSB)的许多案件中都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特别是在最近的“美国2000年持续倾销及补贴补偿法”(United States-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 of 2000，以下简称为CDSOA)案件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文不揣浅陋，拟以CDSOA案件为研究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CDSOA内容简介
CDSOA，即《美国2000年持续倾销及补贴补偿法》，又称《伯德修正案》，是由美国参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 在2001年农业拨款议案中提出的一个修正案 ，并于2000年10月28日生效。CDSOA对美国《1930关税法》第五部分进行了修改，使其新增了名为“持续倾销及补贴补偿”的第754节。CDSOA的作用在于将美国海关所征收的反补贴税或反倾销税，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给受影响的国内生产者(affected domestic procers)，以补偿他们的合格开支（qualifying expenditures）.
根据CDSOA，美国国内生产者如若想获得相应的补偿金额，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该生产者是受影响的国内生产者。这也就是说，该生产者是导致征收反补贴税或反倾销税诉讼的申诉方或申诉的支持者，而且仍在从事涉诉产品的生产，没有被与反对发起调查的公司相关联的公司收购。（2）该生产者的开支是合格开支。所谓合格开支是指，在反补贴税裁决或反倾销税裁决颁布后产生的，并在CDSOA规定范围 之内的开支。该生产者所获得补偿金额，将根据其合格开支与所有受影响的国内生产者合格开支总额的比例确定。

二、“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构成标准
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 （United States-Anti-Dumping Act of 1916）案件]中，上诉机构裁决，只有最终反倾销税、临时措施以及价格承诺才是WTO所允许的针对倾销的措施。这个裁决得到了CDSOA案件专家组的认可和引用。因此，如果CDSOA被认定为“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它就将违反《守则》第18条第1款的规定。显然，在CDSOA案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依据什么标准来确定一项措施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
申诉方认为上诉机构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案中对“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所做的解释，应该成为判定CDSOA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标准。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案中，上诉机构认为，“就我们看来，《守则》第18条第1款意义内的‘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这个短语的通常含义是指：为了对存在倾销构成要素的情况作出反应而采取的行动。‘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至少应包括那些只当存在倾销构成要素时才可能采取的行动”。
美国认为上诉机构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一案中无需对“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作出解释，因而不应认为上诉机构已经裁决《守则》第18条第1款适用于所有“为了对存在倾销构成要素的情况作出反应而采取的行动”。根据美国的看法，《守则》第18条第1款应局限于“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某些行动可能是对倾销作出的反应，但却不是“针对”倾销的。要成为《守则》第18条第1款意义内的行动，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适用于进口产品或进口商；（2）是难于负担的（burdensome）。
专家组认为，“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上诉机构之所以参考《守则》第18条第1款，是为了用其作为上下文来解释GATT1994第六条。上诉机构本质上并不是在解释《守则》第18条第1款。在当时的情形下，双方对争议的措施（对参与倾销的进口商强加刑事和民事责任）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行动并无分歧，上诉机构也无需考虑《守则》第18条第1款中“针对”这个词的含义。专家组指出，对倾销作出反应并不必然意味着针对倾销。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行动的范围比针对倾销的行动的范围要广。针对倾销的行动必须对倾销具有某些不利影响（some adverse bearing）。
因此，专家组得出结论，上诉机构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案中对“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所做的解释，并不是确定一项措施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标准。一项措施只有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才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1）它是为了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特定行动。即只有当存在倾销构成要素的情况下，才可能采取的行动；（2）它是针对倾销的行动。即必须对倾销有不利影响。

三、对构成标准具体含义的理解
在专家组确立了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标准后，双方对标准具体含义的理解上又发生了重大分歧。
1、CDSOA是否是为了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特定行动
申诉方认为，只有当存在倾销构成要素的情况下, CDSOA补偿金才可能作出，是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特定行动，主要理由如下：（1）CDSOA补偿金只对发起或支持反倾销调查的美国生产者作出。（2）CDSOA补偿金只对遭受倾销影响的美国生产者作出。（3）CDSOA补偿的是受影响的国内生产者在反倾销税裁决颁布后所产生的合格开支。（4）合格开支必须和涉诉产品的生产相联系。
美国否认CDSOA补偿金只有当存在倾销构成要素的情况下才可能作出。美国认为CDSOA没有要求美国海关，为了对存在倾销构成要素的情况作出反应而采取行动，因此补偿金并不直接建立在倾销构成因素的基础之上。相反，CDSOA要求美国海关应根据受影响的国内生产者的合格开支的证明书采取行动。因此，反倾销裁决是CDSOA补偿金必要前提条件的事实，并不足以说明CDSOA是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特定行动。
专家组认为，虽然CDSOA并未提及倾销构成要素，也没有将倾销构成要素清晰地包含在获得CDSOA补偿金的必要资格条件之内，但是CDSOA补偿金只有在倾销构成因素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作出。具体而言，CDSOA补偿金在反倾销税征收后自动进行，而反倾销税的征收紧跟反倾销裁决，反倾销裁决只有在确定倾销（损害以及因果关系）后才可能作出。因此CDSOA补偿金与倾销的确定之间有着清楚的、直接的、不可避免的关系。对于受影响的国内生产者而言，CDSOA补偿金同反倾销税的征收一样，将从存在倾销构成要素时起，自动地顺利进行。
2、CDSOA是否为针对倾销的行动
（1）申诉方与美国的主张及依据
美国认为，要成为针对倾销的行动，一项措施必须适用于进口产品或进口商，而且是难于负担的。另外，就美国看来，该措施还必须直接针对进口产品。由于在实际情况中，进口产品分别由外国生产者、出口商、和进口商生产、出口和进口，因此特定行动的对象可以扩展到对倾销产品负有责任的有关的实体，即外国生产者、出口商、和进口商。
申诉方指出美国对“针对倾销”这个短语的处理过于限制。申诉方援引GATT1994第六条第2款和第3款作为其主张的根据。按照GATT1994第六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就是为了阻止或抵消倾销和补贴。由此可断定，针对倾销的行动至少应包括，像征收反倾销税一样，任何为了抵消倾销的行动。申诉方注意到倾销即可以被直接抵消，也可以通过给予国内生产者好处，以消除进口产品因倾销带来的价格优势，从而被间接抵消。
申诉方认为CDSOA所表明的目的确认了CDSOA补偿金构成了针对倾销或补贴的行动。CDSOA第1002节第1段阐述倾销和补贴“必须被有效抵消”，第3段指出持续倾销和补贴阻止市场价格回复正常水平，致使美国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的救济目的未能实现，第5段作出了美国贸易法应加强以使这些立法的救济目的得以实现的结论。就申诉方看来，CDSOA补偿金的目的就是有效抵消倾销和补贴，以确保市场价格回复正常水平。
美国认为申诉方未能证明CDSOA是针对倾销的行动，相反，申诉方只是假定CDSOA将对进口产品具有消极影响。如果这样的话，申诉方实际上将使专家组把《守则》第18条第1款改写成“…对进口产品或外国生产者具有假定消极影响的特定行动…”。美国还认为申诉方对针对倾销的行动的解释过于宽泛，这样任何改善国内产业地位的立法都将被假定对进口产品具有消极影响。美国也不同意，因为假定CDSOA对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的竞争关系有影响，而认定CDSOA是针对倾销的行动。照美国看来，一项措施，只有直接对进口产品或相关的实体，即外国生产者、出口商、和进口商，强加限制或负担时，才是针对倾销的行动。
就美国看来，CDSOA的目的或意图与其是否为针对倾销的行动在法律上是毫不相关的。美国指出争端的解决并不取决于CDSOA意图做什么，而应是CDSOA实际上在做什么。美国援引专家组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案中所做的下列陈述来否决一项措施的意图或目的与决定它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有关，“…我们不同意第六条的适用取决于相关成员方所追求的目的。第六条是建立在一个客观的前提之上的。如果一个成员方的立法符合第六条第1款（倾销）的定义，第六条就适用。立法上所表明的目的并不能影响这种结论”。就美国看来，尽管美国辩解其1916年反倾销法的目的是救济掠夺性定价的反垄断问题，但是专家组仍然裁决立法的目的或意图不能将其排除出第六条的范围。该裁决后来得到了上诉机构的确认。因此，美国认为，由此可推断出，一项措施所表明的目的也不能将该措施纳入第六条或《守则》等的范围之内，如果该措施的实际要素（actual elements）并不属于这些条款的范围。
申诉方认为，“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案专家组并没有说一项措施的目的在法律上是不相关的，而是说一项客观上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措施，不能仅仅因为其所表明的不同目的而规避谴责。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中，专家组关心的是，如果一项措施的法律性质依靠其所表明的目的来决定，成员方就很容易通过在争议立法中表明一些虚假的目的以规避《守则》第18条第1款的禁止。就申诉方看来，这种关心在当前案件中并未出现。申诉方指出，就算CDSOA纯粹是一个“支付方案”，进行支付不是它本身的目的，而只是实现某些目的的手段。但就申诉方看来，美国并没有主张CDSOA第1002节所表明的目的是错误的，也没有主张CDSOA不适宜实现反映在决定中的目的。申诉方认为，由于CDSOA的目的就是如同CDSOA中所表明的那样，因此无道理让专家组忽略CDSOA的目的。
（2）专家组的分析及结论
在衡量CDSOA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时，专家组注意到《守则》第18条第1款仅指针对倾销实践(practice of mping)的措施，并没有明确要求一项措施必须针对进口倾销产品或有关的实体（如进口商、出口商、国外生产者）。专家组也不认为一项措施只有直接针对倾销，才能被认定是针对倾销。一项措施只有对倾销实践具有不利影响时，才是针对倾销的行动。就专家组看来，“针对”这个词在第18条第1款中并无任何限制，它的通常含义包括任何形式的不利影响，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此，第18条第1款即适用于直接，也适用于间接针对倾销实践的行动。专家组指出，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理解上诉机构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作出的“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的结论。
专家组认为，CDSOA对倾销产品与国内产品的竞争关系具有不利影响。特别是，CDSOA的结构（将补偿金与反倾销税的征收相结合）将使国内生产者处于更有利的竞争地位。虽然美国认为在第18条第1款中纳入竞争条件测试（conditions of competition test）是无任何依据的，但是专家组注意到，美国主张根据争议措施是否对进口产品或有关实体难以负担，来确定该措施是否属于第18条第1款的范围。就专家组看来，一项措施是否难以负担，就是看该措施是否对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有不利影响。因此，专家组认为美国要求的“难以负担”实际上是要求，而不是不允许竞争条件测试。
专家组指出，合格开支是与涉诉同类产品生产有关的资本或运营开支，而且必须在裁决作出后终止前产生。这就是说，合格开支是国内生产者与涉诉倾销产品竞争产生的费用。补偿金的数额由征收的税额决定，从而与倾销幅度相关。美国声称持续倾销是竞争优势的证据，反倾销税的征收“平整了竞争场地”（levels the playing field），并未使倾销产品处于不利地位。虽然专家组同意持续倾销可能是竞争优势的证据，但是专家组认为将反倾销税与补偿金相结合，不仅仅是“平整了竞争场地”，而且还将竞争优势转移给了国内生产者。由于倾销产品的竞争优势转移给了国内生产者，倾销产品及有关实体因此遭受了竞争劣势。这里的竞争劣势就是针对（虽然是间接的）倾销的。
专家组认为CDSOA给予了国内生产者对所有相关产品的竞争优势，而不仅仅局限于对涉诉倾销产品。但是，专家组不认为一项措施只有排他性地针对倾销时，才能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守则》第18条第1款指的并不是“排他性地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特定”这个词，只是用来规定行动类型的，而不是用来限制“针对”这个词的。这也就是说，如果一项措施在性质上，而不是在作用上是特定的，它也可以属于18条第1款的适用范围。
专家组指出以上结论似乎与美国立法机关通过CDSOA的意图相一致，即CDSOA主要是针对倾销或补贴的，同时在更大范围内反对进口竞争。专家组特别提及CDSOA第1002节。就专家组所见，国会意图借助CDSOA阻止由持续倾销或补贴引起的美国贸易法救济目的的落空。专家组由此推断国会意图借助CDSOA来针对持续倾销或补贴，以捍卫美国贸易法的救济目的。
专家组注意到美国辩解“一项措施所表明的目的不能将其纳入第六条或《守则》等的范围之内，如果该措施的实际要素并不属于这些条款的范围”。但是专家组认为，其在本案中的结论并不是基于CDSOA所表明的目的作出的，而是基于其他可靠的根据。CDSOA所表明的目的确认了专家组基于其他根据作出的结论，因此专家组认为CDOSA所表明的目的不应该被忽略。

四、结论
虽然从理论上讲，专家组的裁决只对争端案件本身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具有英美法上的先例约束效力。但事实上，其在解释WTO规则方面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此就无需赘述了。通过以CDSOA案件为研究视角，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1、除了最终反倾销税、临时措施以及价格承诺外，其他任何形式的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都是被《守则》第18条第1款禁止的。因此，WTO成员方只能通过反倾销税、临时措施以及价格承诺这三种方式来救济倾销导致的国内产业损害。
2、一项措施只有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才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
（1）它是为了对存在倾销构成要素的情况作出反应而采取的特定行动。只要一项措施与倾销（损害以及因果关系）的确定之间有着清楚的、直接的、不可避免的关系，该措施就构成了为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特定行动，无论其本身是否提及倾销的构成要素。
（2）它是针对倾销的行动。
并不是所有为了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措施都必然针对倾销，对倾销作出反应的行动的范围比针对倾销的行动的范围要广。一项对倾销作出反应的措施如果对倾销有利，或在效果上是中性的，此时就不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一项措施只有即是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又针对倾销时，才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
“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针对的是倾销实践，《守则》第18条第1款并未限制它必须针对倾销产品或对倾销产品负有责任的有关实体（如进口商、出口商、国外生产者）。这就是说，以国内同类产品或其生产者为对象的行动也可以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此外，“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无须排他性地针对倾销实践时，它也可以同时针对与倾销实践无关的其他产品或实体，如未受反倾销税制裁的进口产品等。
专家组并没有明确界定“针对”的含义，只是抽象地指出，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措施必须对倾销实践具有不利影响。“针对”这个词在《守则》第18条第1款中并无任何限制，它的通常含义包括任何形式的不利影响，即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这就是说，针对倾销的行动不仅包括对倾销产品或有关实体强加责任（如征收反倾销税）的行动，而且也包括对国内同类产品或其生产者提供好处，以使他们处于比倾销产品更有利竞争地位的行动。
一项措施所表明的目的不是判断其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决定性因素。这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客观上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措施，不能因为其所表明的不同目的而规避《守则》的禁止。另一方面，也不能仅仅根据措施所表明的目的，而认定其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一项措施所表明的目的，都将成为专家组判断该措施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重要参考依据。
3、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专家组的看法，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这两个标准及其相关解释也同样适用于《补贴和反补贴协议》第32条第1款意义内的“针对补贴的特定行动”。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成员方采取的措施与补贴（损害以及因果关系）的确定之间有着清楚的、直接的、不可避免的关系，而且对补贴实践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该措施将构成“针对补贴的特定行动”。除了最终反倾销税、临时措施以及承诺外，其他任何形式的针对补贴的特定行动都是被《补贴和反补贴协议》第32条第1款禁止的。

【注释】
1参见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导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2United States-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 of 2000, WT/DS217/R, WT/DS234/R, WT/DS217/AB/R, WT/DS234/AB/R.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中所引专家组的观点后来均得到了上诉机构的支持。
3Public Law 106-387, 114 Stat. 1549, 28 October 2000, sections 1001-1003.
4Tariff Act of 1930, 19 U.S.C § 1675c.
5Tariff Act of 1930, 19 U.S.C § 1675c(a).
6Tariff Act of 1930, 19 U.S.C § 1675c(b)(1) and (4).
7在制造工具、设备、研发、人员培训、获得技术、保健和养老金等方面的开支。详见Tariff Act of 1930, 19 U.S.C § 1675c(b)(4)(A)-(J).
8United States-Anti-Dumping Act of 1916, WT/DS136/ 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Ⅵ 经济法制度体系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特色之经济法律的典型，重点研究了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及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法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关键词】经济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家承担着制度设计、规划与组织的重要职能。（注：参见（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一书中有关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国家和政府协调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中国经济法，在现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制度变迁重要的是实现制度事实的转变，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实为根本的。制度事实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制度事实决定了制度规则，这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致的。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通过大规模的引进外国法律并不能实现法治和经济的现代化。由此决定了提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迁思路，必然包括我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变迁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促使社会实际经济生活的转变。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法建立的特点
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称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个基本类型。（注：参见林毅夫著《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的观点。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市民为主，且以自发性为基本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国家且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据此推论，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制度变迁中，民商法的主体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为主及其“约定大于法定”的规范特征，使民商法制建设类似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经济法的主体以政府为主及“法定大于约定”的规范特征，使经济法制建设类似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而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发展模式要借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式及其理论，注意发挥该模式在加速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步伐的规模经济优势，克服该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义等消极因素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度建设阻碍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条件的制约，以及在长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制度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这一制度变迁，应该以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经济法制度建设为近期模式，而以体现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民商法为目标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较之中国民商法，前者对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国民商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基础上的罗马法和德国法理论体系；而中国经济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理论体系。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比如，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61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对于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优秀，我们自己往往习以为常，甚至对这种优秀的实际存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存疑虑。其实，放眼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而稳定的政府的存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对于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代价与成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可能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正如亨廷顿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烈矛盾冲突的过程，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政治组织，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又保持其过程稳定的关键性力量。为了维护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主动参与和调控，强制性制度变迁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权威。因为只有保持稳定的制度环境，才能实现经济制度的良性转变，而任何一个社会要保持繁荣和经济发展，都应当保持稳定的社会制度。其中，以调整政府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关系为己任的中国经济法，在维护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的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典型法律例证，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度的核心内容，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建立与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否完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著《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走出“锁定”状态：中国经济法创新的途径
初步分析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法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主要根源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在制度规范和理论资源方面的先占优势，以及由此使中国经济法采取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合而为一的综合法律调整模式（“纵横统一说”是其理论基础），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为主导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选择作用下，而陷入被动的“锁定”状态。应该强调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确立后，中国经济法以政府经济管理法作为经济法制度模式初始选择，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经济法成为强化政府权威和维护部门利益的工具这一“官方优势”，使中国经济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报酬递增和利益集团作用下，虽然它可以在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背景下，逐渐从民法中解放出来；但是经济法至今仍被锁定在行政法和经济政策的双重困扰状态之中。据此，我们提出中国经济法从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锁定状态之摆脱出来的以下基本制度创新思路和途径：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法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较之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成本较之后者要高。为此将降低中国经济法制度变迁成本，作为经济法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经济法的制度和实施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现有的依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依据构成的庞大中国经济法体系进行消肿，以反映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规律的新经济法制度体系（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更高收益，来抵销经济法采取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政策模式的旧经济法制度体系被废除而失去的利益，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创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传统的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术将中国经济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兼顾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并集中体现社会利益的社会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假定经济法视为一个传统公法（如行政法）和私法（如民商法）兼容的新兴法律部门，那么公法与私法兼容这一现代法的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经济法在摆脱对传统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路径依赖”后，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一伟大的制度变迁进程中，深深扎根于丰富的中国本土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营养土壤”之中的中国经济法，比主要依赖于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建立的中国民商法和行政法，前者具有更强大、更有效的制度创新动力。而且，更为现实的意义在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占据着重要地位，坚持公有制、保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监督调控、管理、参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不可少的职能，而中国经济法正是体现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公法与私法、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有效工具，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经济法的建设应当成为重中之重的“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我们集中更多的法律理论和实践资源进行“投资”，才能确保我国在2010年之前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伟大的跨世纪法制建设工程。

Ⅶ 国家经济法 反倾销措施的实施要件有哪些

对方有倾销证据，违法国际法或者国内法。采用收税，禁入，加强边防检查措施

Ⅷ 经济法中反补贴的补贴是什么意思最好有举例。

简单来说就是，反倾销和反补贴，都属于进口国的合规性贸易壁垒，成为在国际贸易中进口国保护自身利益，避免被他国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

关于补贴和反补贴，举个例子：

甲国向乙国出口纺织品，由于生产成本等方面影响，在乙国市场价格较高，影响销量，甲国赚不到利润，甲国政府为了鼓励出口，给予出口的企业一定的补贴，就是说给钱，让价格降下来，这个是补贴。

乙国进口甲国的纺织品，发现甲国政府给补贴了，导致甲国所出口价格变低，乙国自己的工厂没什么优势了，于是就要多征收税，抬高价格，让补贴不起作用。这个就叫反补贴。

资料扩展：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在长期的贸易实践中，较早地发现，反倾销策略不仅具有防御性特征，其进攻性对抗性对保护国内市场更有效率。而现今，对中国提出的反倾销也多是以反倾销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所以，一旦你所处的企业面临“被反侵销”、“被反补贴”，一定要把握好时机，准备好相关资料，尽早与相关律师进行沟通，以免损失自身利益，被白占了便宜。

Ⅸ 反倾销的目的和意义

【正文】
【摘要】反倾销法律制度是W T O 法律体系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反倾销做外一种非关税壁垒被贸易保护者们频频运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竞争的自由化和国际贸易秩序。竞争与倾销既有重合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在反倾销立法中，只有充分认识二者的关系，协调好公平竞争与贸易保护之间的关系，才能最大程度上促进本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竞争倾销措施

关于“倾销”的定义，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把倾销分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倾销”和“法律意义上的倾销”，并认为将倾销定义为国家市场之间的价格歧视或低于生产成本的销售，都是从经济学角度对倾销概念所作的理解，故又称之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倾销。”而所谓的“法律意义上的倾销”是指因符合法定条件而对其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倾销。《布莱克法律辞典》把倾销界定为“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目前，通说的定义一般为G A TT1994第6条的规定：“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因此对某一缔约方领土内已经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损害的威胁，或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实质性阻碍，则构成倾销。”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及各国反倾销法通过抑制和消除国际贸易中产品低价倾销给出口国产业带来的损害和威胁，推动国际贸易健康发展。
一、反倾销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异同
反倾销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是一国为维护本国经济发展的工具，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反倾销法逐渐成为贸易保护者们滥用的工具，加之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本身不可调和的矛盾，两者之间毫不例外地存在冲突。目前，有许多学者主张在国际层面上用竞争法来取代反倾销法，而欧共体是在区域性组织内率先用竞争法来代替反倾销法的典范。要解决二者纷争及讨论反倾销法的存废首先应对二者的关系有深入的认识。二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目的及作用—— 保护竞争还是保护竞争者
W TO《反倾销协议》订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贸易自由化，加快各国产品在实践范围内的流通，而在实力决定一切的今天，各国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保护本国企业逐渐把反倾销法用作抵御有力竞争者的安全阀，而将贸易自由化，公共利益原则降为次要。反倾销法是各国自我保护的必要措施。综观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可以看出，竞争法的作用和目标具有多重性。主要包括：努力遏制经济竞争领域中的各种不公平交易行为并消除其危害，是竞争法的初始目的，通过对各种部公平交易行为的规制来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促进公平。自由和有效的竞争是竞争法的第二层次的目的；而保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则是竞争法的最终目的。简而言之，反不正当竞争的目的消除不公平竞争，促进自由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利益。这与反倾销法重视个体利益忽然公共利益，只重视企业利益忽视消费者利益的宗旨是相冲突的。
（二）法律渊源—— 是否具有域外效力
反倾销法的法律渊源主要包括国际法律渊源和国内法律渊源。反倾销法的国际法律渊源主要指国家之间达成的关于反倾销问题的国防条约和协定，这主要是指W TO 体系下有关反倾销法的各项法律文件，包括：总协定第6条及其附件9对该条所作的注释；《反倾销守则》；《反补贴守则》中第15条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倾销问题的有关规定。反倾销法的国内法律渊源主要是指各国国内立法机关制定的反倾销法律和行政机关为实施反倾销法律而制定的反倾销规定。各国多将反倾销法作为对外贸易法的一下子部门法，反倾销基于国际礼让和国民待遇原则，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域外效力，而竞争法则属于国内法范围，其法律渊源仅包括一国国内立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经济法的范畴，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是国家运用公权力调控市场和资源配置，同样，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公权力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基础和依据，所以反不正当竞争属于公法范畴，具有极强的强制性和地域性，一般不具有域外效力。
（三）构成要件—— 是否可低于成本销售从竞争法角度解析反倾销法律制度
G A TT1994规定构成倾销的法律衡量标准要件首先是一国产品进入另一国市场时价格须从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其次，须对东道国的某项工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性损害的威胁。如果出口国国内市场不存在相同或类似产品，无法进行适当的法律衡量，则可以采用第三国价格或结构价格。依据会计学的观点，企业按照平均成本而非边际成本来确定价格。只要价格高于平均总成本，企业就有利可图，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固定成本已经支出，通过继续经营而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倾销都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倾销很可能是对进口国，出口国都有利可图。从扩大海外的角度而言，倾销会为出口商带来开拓市场份额等巨大的利益，出口商因此而使自身实力增强，如果倾销商愿意将倾销的利益扩大到本国消费者，则供、出口国国内消费的产品价格也会因此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消费者将会因此而受益。而倾销对进口国而言，最有利的莫过于消费者所获的低价消费的好处。如果是原料倾销，倾销国下游工业则会因生产成本的降低而获得间接利益，当原材料倾销商把较低出口的好处扩展到用其产品进一步加工出口的国内买主时，就会帮助而不是阻碍买主克服原材料成本较高的不利条件。
二、反倾销法的存废之争
反倾销法的存废之争由来已久，但目前尚无妥善的途径，综观各家学说观点，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即：“彻底废除反倾销法”，“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代替反倾销法”，“对现行的反倾销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显然，争论的焦点正是如何平衡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倾销法的关系，最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一）废除反倾销法
这主要是“倾销有害论者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自由贸易协议的框架下，成员国可以完全废除反倾销法，而不必以竞争法来取代。如有学者认为“反倾销缺乏正当的经济学基础，它忽视了目前的自由贸易的全球化进程，并且对于国内市场的竞争产生了否定性影响。”还有学者认为“绝大多数倾销行为是正当的竞争行为，在倾销中唯一有害的掠夺性倾销在实践中很少存在。因此，如果仅仅为了防范这种罕见的掠夺性倾销而耗费巨大的成本来制定或设计一个复杂的机构或法律框架以域外实施竞争法，那显然是缺乏效率的。”尽管现行反倾销制度不利于公平的贸易秩序的建立，也不利于市场的有序竞争，但是由于各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的蓝本—— W TO《反倾销协议》并没有迫使各成员国征收反倾销税，而只是规定了在进行反倾销调查和采取反倾销措施时所必须遵守的最低限度的标准。
（二）以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
持此观点的学者多数是依据欧共体的成功例子。在欧共体内部，成员国之间废除了反倾销法地适用，反倾销法仅适用于来自成员国之外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在成员国内部发生的价格歧视和掠夺性定价行为由统一的欧共体竞争法来规范。欧共体竞争法的实施由欧共体委员会负责。这种模式是废除反倾销法的最理想的模式，一方面消除了反倾销法带来的反竞争效果；另一方面，统一的竞争法规则消除了因适用不同国内竞争法而产生的内在冲突，而超国家的执行机构又保证了实施共同竞争法的效率。有学者认为“区域性协议提供了一个试验的机会，有朝一日或许可以扩展到全球。”并主张设一个超国家性的主管
机构，根据“效果原则”扩大竞争法的域外适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欧共体以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的成功取决于其高度一体化的体系，而全世界各国由于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巨大差异，不可能形成如此一体化的体系。实际上，这种做法多为发达国家干涉他国经济主权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很难得到普遍认可。
（三）对反倾销法进行改良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将现行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融入竞争法条款是解决《反倾销协议》与竞争法冲突的最佳选择..各国再依据新的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修订各自的反倾销法，使得融入竞争法律的反倾销法在师姐各国得到实施。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现有的世界贸易规则和各国的贸易法规定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巧妙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地国际性及其规则地广泛接受性实现了部分竞争法规则地统一和协调。实践中，不论是《反倾销协议》还是各国反倾销法也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正、改革，虽然这种改革并不能改变反倾销法阻止竞争的本质，但从各个方面考虑，这是实践中平衡公平竞争和自由竞争最可行的办法。
三、总结
虽然反倾销法有种种弊端，但实践中为何各国仍对其情有独钟？归根结底是因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抽象的公平竞争理念早已融入实力的较量和权衡中，因此以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也无法实现。“竞争法若作为国际统一规则立法，需要建立相应的超国家执法机关来管理，按照今天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论，虽然在经济关系中主权观念已经淡化，但要各国尤其是经济超级大国接受这样的超级国家机构来管理，似乎还很难想象。”不仅是竞争法公法的根本属性不允许其广泛的域外效力的适用，而且各国由于竞争规则的差别，适用标准的不易，以主要为国内法属性的竞争法完全取代主要属性为国际法属性的反倾销法也是障碍重重。因，改良反倾销法是以一个较合适的选择。虽然改良反倾销法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与让步，但应注意到，维护公平竞争与保护本国企业本身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现今条件下，改良的做法最能体现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又不至于过分损害他国主权， 是比较下的选择。

此文曾发表于《市场论坛》2006 年第12 期( 总第3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