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经济法课程论文

Ⅰ 详细的经济法学论文，要求三千字以上

国际社会那些天天盼望中国衰落的人们，做空A股、唱衰中国经济的闹剧越演越上劲了。他们以为凭借着颠覆别国的能耐，要把中国经济搞得像前苏联垮台时那样一落千丈也只是举手之劳。依我看这种愿望并不容易实现，理由有很多，最主要的：一是中国有13亿人民的需求在，经济就不可能衰落！13亿人天天要吃的，要穿的，要住房子，要出行，要想过上发达国家富裕阶层一样悠闲、便利、富足的生活等等，这些基本的需求，就是巨大的发展动力，而且是一天也不可能停止的；二是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基础远远超过前苏联垮台时的局面；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建设带来的福利，也积累了庞大的财富，有能力也有意愿推动国家和经济继续发展继续进步，不会因为你在某些领域搞颠覆就放弃建设自己的国家；三是中国政府即便不能及时识破你的颠覆阴谋，斩断你的颠覆魔爪，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不会变，决心不会变，领导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责任心不会变，决不会坐视中国经济的衰落，也有能力带领中国冲破艰难险阻，走向新的辉煌！近日出台的 国务院 “ 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的 十点意见”就是有力的证明！
但是，在金融海啸带来的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西方列强损人利己、不断破坏搅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很难长期支撑。如果没有拉动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走出低迷的强大引擎，全球经济都会有一个很长的徘徊期，在徘徊期间难免不出现方向模糊、市场萎缩、失业增加、增长减速、信心受挫、社会燥动的局面。因此，寻找拉动全局增长的引擎，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面前有没有这样的强大引擎呢？根据我们的深入研究，发现这种引擎还是有的，而且摆在我们面前的能够拉动中国经济再创辉煌的强大引擎至少有三个，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三大引擎。
一、 拉动全局走出低迷的引擎——建国际开发走廊
引领产业发展方向需要重大举措是不争的历史定理。不管是19世纪末美国的西部开发、战后各国的科技园区和工业走廊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的特区建设，都一再证明了这一定理。这种举措往往需要一个核心，才能聚焦各类产业优势，带动各行各业的全面发展。我们前30年拉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就是特区建设。深圳、珠海、厦门、浦东四大现代化都市的建设，拉动了所有产业的全方位发展。实际上充当了拉动国家经济进步的引擎。没有这几个聚焦产业发展的引擎行不行呢？答案是：不行！其后的西部大开发，东北大开发，环勃海大开发为什么效果不明显呢？问题在于它没有焦点，没有核心。几个广袤的地区要想平衡上升全面跟特区一样快速发展是不太可能的，它只能以点带面，逐步提升。关键是如何来选好这个点。之所以全国人民对4万亿的投资好象聆听别人的故事一样，引发不了投身建设的激情，问题也还是出在“焦点”上。因为你的投资没有重点突破，只是简单的添灯油战术，很难给产业指明发展方向，很难让民众看到就业的出路。
那么，今天拉动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走出金融海啸阴影的引擎又在哪里呢？
1 、建战略开发走廊，保全国经济持续繁荣
2008 年我作了一个专题研究，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是发现再设深圳、浦东那样的开发点，辐射效果有限，既难确保全国的平衡发展，也不足以带动全国；第二是发现不与国际社会联动，不足以拉动全世界。没有世界经济的复苏，就不可能有我外向型经济的复苏。于是设计了一条由东南沿海至西北边陲的战略性“万里开发走廊”，以拉动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东起台湾台南市，西至中巴边境的明铁盖。即：由东经120.08`43``度北纬23度，经东经100.08`7``度北纬35.28`47``度，至东经75.25`3``度北纬36.51`度。全长4600公里，斜跨整个大陆腹地和台湾海峡。途经十个省，百余个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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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经济法课程论文-试论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与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的异同-2500字就可以，交老师的

一、社会保险法与劳动法的关系

（一）黄越钦教授关于劳动法与社会法关系的分析

已故黄越钦教授系我国台湾地区著名法学家，他对推动台湾地区劳工法、社会法进步发挥了继上世纪史尚宽教授之后承上启下的作用。黄程贯教授、郭明政教授等皆是其学生，先行教育，之后任大法官。黄教授留学于奥地利，对于奥地利、德国法制有着精深研究，他所处的时代已是社会法大有发展的年代。在他的鼓动之下，黄程贯教授、郭明政教授赴德学习、研究劳动法和社会法，后两位在我国台湾地区劳动法与社会法研究及立法中所发挥的作用为学界公认。黄越钦教授专门研究劳动法，对于社会法亦有相当研究。其在大陆地区发行的《劳动法新论》对于推动大陆地区劳动法进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黄越钦教授对于劳动法与社会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对社会法的关注几乎全部集中于社会保险法。其中观点如下：

1．劳动法与社会法的并存关系。所列事例为劳工保险中职业灾害保险医疗给付与全民健康保险给付。失业保险给付与资遣费的给付都呈现并存状态。

2．社会法取代劳动法的关系。他认为：“所谓取代关系指，原属劳动法范围之内容，由社会法取代，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在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的社会安全最低基准公约，将劳资冲突中的重要内容改以保险之方式替代……”，[1]尤其是人民年金取代退休金制度。[2]

3．社会法优先于劳动法的关系。职业灾害保险责任优先于雇主责任。

4．劳动法与社会法的互补关系。他认为：“不论失业或退休，均对劳动者之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为维持劳动者之基本生活水准，遂有令雇主支付资遣费及退休金之制度。惟或因要件不符或因雇无资力，并非所有劳动者均能受惠，而开办失业保险以补其不足。”[3]

5．劳动法与社会法的竞合关系。劳保职灾医疗给付与健保医疗给付，可选择适用。

6.劳动法向社会法的过渡关系。退休金、劳保老年给付、人民年金将逐步过渡。[4]

黄越钦教授所指社会法系德国法中的社会法，一般包含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与社会补偿制度，台湾地区袭用德国法概念，与中国大陆地区社会保障法概念略同。事实上，社会法与劳动法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关系上。

（二）中国大陆的实践

1．实在法体现。中国大陆地区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劳动法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土壤。即便是改革开放初期，劳动法亦仅仅是名词而已。但是，企业劳动关系的变迁，使消失多年的劳动法概念逐渐成为实在法。自上世纪80年代后众多劳动法规的颁布到1994年劳动法的出台，中国劳动法逐渐增多和成熟。1986年颁布实施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四章“在职和待业期间的待遇”和第五章“退休养老期间的待遇”已经涉及到了社会保险概念和制度建构思路。该行政法规中已经使用了“社会保险专门机构”概念。《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的实施应当是劳动力市场化的里程碑，亦是中国劳动法制恢复的起点。劳动合同是雇佣劳动的法律形式，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几乎同时起步，中国特色非常鲜明。可以说，劳动法律规范和社会保险法律规范杂揉在一体中，更准确地说，当时的社会保险实质上是针对劳工保险。1994年7月5日，《劳动法》颁布，该法第十章“社会保险”就社会保险的种类、基本内容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在《劳动法》中规定社会保险专章。笔者推测，当初人们对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之间到底关系如何并不清晰，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以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出发点。

本世纪以来，“社会保障”概念逐渐成型，之前的“劳动法”渐成“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越来越多的实在法颁布后已经开始逐步分离，尤其是2007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使得过去将“社会保险”规范认定为劳动法律规范的认识逐渐得到矫正，更多的人感知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差异与区别。

2．学界状态。在我国，社会保障概念至1998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后偶有提及，但大学课堂上尚无“社会保障法”课程。而讲授劳动法的教师大部分也将“社会保险”作为劳动法课程的内容。劳动法学领域研究，不仅落后于雇佣劳动实践，亦落后于立法展开，当初讲授劳动法课程时将社会保险作为内容几乎没有异议。

2006年之后，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成立，该研究会主要以高校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师资为班底，已经出现了侧重，即有的老师相对专注于劳动法，有的老师则专注于社会保障法。但是，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学者队伍并未分野。不像有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界，该领域的学者队伍已经在分列而立，彼此有联系但相对独立。目前，大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差异。不过，系统性地阐释两类不同法律规范异同的研究成果几乎未见。

（三）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异同点与未来趋势

1.一般来讲，先有劳动法，后有社会保险法。从时间节点上看，劳动法应当是历史两百年以上的法律制度，而社会保险法历史不过百余年。劳动法的产生是调整劳资关系的需要和结果，或者说，劳动法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在劳资之间进行平衡，因劳资关系之强弱变更而由不同力度之劳动法调整。社会保险法的产生是在劳资关系调整遇到僵局之后的结果，劳资关系的调整在劳资关系不能维系或劳资关系中断后陷入了僵局。例如劳动者年老、疾病、职业伤害、生育等情况下劳资关系终止后，劳动法已经难以“再”发挥作用。换言之，当劳动者不再是劳动者的时候，当事人已经不成其为劳动法上的当事人。这些退出工作岗位的劳动者需要有另外法律制度的庇护。

2．劳动法的给付为私法上的给付，而社会保险法为公法上的给付。在不少学者的认知中，劳动法属于私法，或者说是私法的特别法，这种认知是从给付的当事人角度的判断，即雇主对于雇员的工资给付，属于私法上的给付。不过，我们认为劳动法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私法，它仅从给付角度具备上述性质，大量的劳动基准，尤其是职业安全卫生制度大部分属于公法规范。社会保险法的给付全部为公法上的给付，保险人为公法上的主体，保险给付对象—被保险人为自然人。自然人一般先覆盖劳工阶层，之后覆盖其他社会群体。

3.皆属于社会政策导向的产物，皆针对劳工问题，皆属于社会立法的范畴。“劳动法与社会法为20世纪以来所成长的两大法域，其发达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刻画出意识形态对法制的深远影响。”[5]劳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常常被称作是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的形成集中体现在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产业雇佣劳动，形成于劳资对立统一的展开，并成为社会问题中心点的劳动问题。“劳动问题是工业革命后所形成的新课题，也是近两百年来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社会问题。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作为生产动力之后，劳动者原来是生产工具的主人，现在变成了工具的附庸，有钱的资本家可以买工具建工厂大量生产坐在家里发财，无钱的劳动者只好受雇于开工厂的资本家每日赚取微薄的工资以维持生活，从此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分离，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对立，利益难以协调，问题日益严重。此一问题，随着工业化的扩展，由英国扩及欧洲、美洲、澳洲，乃至于亚非拉丁美洲，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6]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体现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劳资关系永恒不变的话题，任何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无一例外地演绎着社会存在与法律建构的整体，即劳动关系的生成与调整劳动关系的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而这一进程深刻反映了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导向，如同其他法律门类必然存在相应的政策一样，劳工政策是重要的社会政策。劳动立法亦是重要的社会立法之一。社会保险法产生之初即以保劳工之险为使命，至今，社会保险中相当部分仍以职业人群为保险对象，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劳工政策的动向，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政策动向。可以这样讲，社会保险法制较为完备的国家和地区，其社会主义特征突出、整体或团体主义色彩鲜明；而社会保险法制建构不够齐整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本主义特征突出，自由主义或个体主义色彩鲜明。该法同样深刻地反映了当地劳工政策和社会政策动向。

4．两类法律的未来。劳动法产生两百多年来，人类在该领域的耕耘与拓展已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劳动契约制度，劳动基准，例如工作时间、职业安全卫生、团体协议与团体交涉，乃至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领域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积累。一些人类争取的目标早已实现，例如缩短工作时间与降低劳动强度皆已成为事实，在欧美国家，劳动法已经转战于“体面劳动”。所以，学界对于劳动法与社会法一直存在此消彼长的判断。可以这样讲，劳动法领域的问题越来越“传统”，新出现的问题或非常态性问题则成为学界的热点，成为法制的关切。例如，近年来以劳动派遣为代表的非典型雇佣成为劳动法研究的新宠。未来，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智能科技的推展，人类劳动方式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劳动法的式微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当然，劳动法所扮演的角色将逐步走向“高端”，更多的“白领”成为工厂法时代的劳工，不待时日，教科文卫体人员将逐渐成为“劳工”。毫无疑问，未来的法律属于社会法，社会保险法制是其中典型，换言之，未来社会，劳动人群的缩减，社会闲杂的增长；生产性人员的缩减，服务与娱乐性人员的增长将是发展趋势，可能他（她）不创造财富，但是，他（她）创造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吃闲饭”者的增长将是长期趋势，而创造“吃闲饭”的法律制度中，社会保险法制即是其一。曾经，老年年金保险法制专为职业人群而设，没有工作便没有年金，没有工作便没有退休金；如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职业人群社会保险逐步完善的基础上，拓展了国民年金制度，即没有工作的人同样可以参加老年年金保险，这些人当达到相应的法定要件之后一样可以申领类似“退休金”性的养老金。

社会保险法制产生仅百余年时间，加上各国国家和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该领域的起点和状态亦相差悬殊。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险法制当然处于初级阶段，更准确地说，该领域法制尚处于萌芽阶段。我国社会保险法的未来肯定是发展的未来。

二、社会保险法与其他门类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险法与宪法的关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一般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组织架构和国家安全事务。人民基本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因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差异有所侧重，在封建压迫的年代，追求自由与解放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和动力，自由权、平等权自然而然成为宪法所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社会发展至自由得到保障，机会平等大致实现，亦即平等权、自由权得到保障的情形后，结果的不平等导致社会扭曲而产生出弱势族群时，因其国民身份而产生的生存权利成为宪法关注的热点。我国学界已经开始探讨社会权利，开始使用“社会保险权”概念。[7]但是，这样的抽象权利究竟是否是定型的基本权利并未有共同的认知。德国社会法的法制建构堪为楷模，其宪法确立了“社会法治国”原则，旨在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但是，“德国基本法、联邦宪法法院以及学说文献向来否定人民依据宪法享有向国家请求给付的社会基本权，基本法即明确放弃魏玛宪法具体罗列社会权的规范方式，而以‘社会法治国’（sozialer rechtsstaat）的概念作抽象规范，学者均认为其所表彰的社会国原则属于‘国家目标设定’（ Staatszielbestimmung ），其具体落实完全交由立法者因应社会条件的变迁以及新兴社会问题的兴起随时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社会政策的弹性调整空间”[8]。上述分析表明，即便是德国这样社会法治国原则得以确立的国家，社会保险权亦不可直接成为向国家和社会申请给付的积极权利，社会保险所生的各类给付请求权须以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所创制的具体法律制度为依据而展开。尽管不承认社会基本权的存在，但德国宪法所确立社会法治国原则的推行，对于德国社会法的完善，尤其是社会法的实施形成了强力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从上述我国《宪法》规定来分析，“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亦如德国“社会法治国”原则或理念一样，该权利不可能成为具体、积极的请求权利，《宪法》所规定的上述权利须结合《宪法》第45条后款规定的具体内容和制度，即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医疗卫生、军人抚恤残疾人劳动与生活、教育保障等制度建构，推演而成具体法律制度中的具体权利和积极权利。“社会保险”制度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我国社会保险法的开启与构建须依据《宪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宪法与社会保险法之间的关系，如同宪法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没有宪法便没有社会保险法，没有宪法的规定便无从展开社会保险制度创制。随着我国宪法的实施呼声日高，宪法渐人人心，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累积的社会发展红利，人们不可能忘却《宪法》第45条。当然，从近10年来我国城乡养老、医疗、社会救助（低保）制度的生动实践，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原则性”规定一样会丰富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内涵，人民生存生活的基本保障终将成为积极权利。社会保险法上的权利至为复杂，因其所处的不同保险种类而产生不同的权利，例如在老年年金保险制度中，凡是达到法定要件的当事人即可请领老年年金，换言之，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逐渐生成法律制度之后，尤其是宪法保障此等制度运行之后，当事人即可主张退休金请求权（退休人员）。利益的存在在于权利的维护，而权利的存在必依法律创制权利为前提。尽管现阶段我国《宪法》第45条所规定的权利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虚幻”，并且，我国宪法解释在宪法的实施环节上存在相当短板，但是，必须相信，没有宪法所确立的权利，社会保险法将无从展开。况且，我国本就是缺乏法治传统和法治基因的国度，如果不依赖宪法对社会保险制度固本，那么，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法治化则有可能反复；不依赖宪法所确立制度的源流，社会保险制度永远属于“改革”中的制度，永远停留在政策的层面。因此，宪法关于社会保险制度等社会基本权利的创制，“就是企图将既有宪法自由权的‘给付权’功能扩大，或是将与社会安全相关的条款纳人基本权利规范之中，而使其能够具有‘受益权’的功能。如此一来，人民不仅在社会基本权遭受侵害时得以提起救济，甚至在政府怠于立法或行政作为时，也可据以要求公权力采取一定的积极作为”[9]。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事业的逐步推进，随着人民生活期待值和获得感逐渐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社会基本权利的创制，以及宪法权利将更加明晰。

（二）社会保险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社会保险法具有社会行政法属性，属于公法范畴。但是，社会保险法亦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实施体系，近年来，学界存在“统一公法”的探讨，[10]但这种“统一”的方法、路径尚不清晰。笔者认为，医学分科越分越细说明医疗事业在进步，如停留在中医或西医的简单分类，医生为万能医生时，其能力肯定有所限制。法学如同医学，分门别类越细，立法才能越科学，法律实施才能更加人性而非任性。社会保险法尽管属于社会行政法，其所反映的乃是法律属性，而法律制度则与行政法有相当不同。从我国法律制度的分门，以及参照其他国家法律制度分门的经验，社会保险法归入社会法序列。社会保险法的行政法属性旨在与私法分开。“德国联邦社会法院前任院长Georg Wannagat将社会保险定义为：‘由国家依据自治行政原则所组织的公法上的强制保险，保护劳动大众在遭遇因工作能力丧失、失业及死亡时所可能带来的危害’，这一定义明确地描述社会保险的特性，并且划分其与一般私法保险的异同。”[11]一个国家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构须依据自身条件而展开，换言之，社会保险存在不同险种与项目，哪些能够展开，哪些应该展开，须依据法律规定。“德国联邦社会法典第一篇第四条赋予社会法确立健康保险、看护保险、失业保险、意外灾害保险及退休金保险的责任，并藉由必要的措施来保护、维持、改善及重建人民的健康及工作能力，并提供在疾病、怀孕、丧失工作能力及老年的经济保障。”[12]德国社会法不仅编纂了社会法典，而且创制了社会法院体系，以保障人民相关权利的实现。当然，在德国，亦有学者对于社会法院、税法法院等专业行政法院的负面学说，但是，社会法院的存在便是社会法不同于一般行政法的最有力佐证，而德国法院体制中，行政法院则是完整体系的司法体制，亦说明了社会法与行政法的差异。

依据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我国目前开办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等五个种类的社会保险项目，这些保险项目的开办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经办社会保险业务的范围。社会保险法之所以为行政给付法，关键在于其保险人的特殊性上，“国家于社会保险中与依据社会法而产生的作为义务，率皆由公法上的行政组织予以实现，例如：社会保险人根据德国社会法典第四篇（社会保险通则）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为具有公法上义务的公法人”[13]。我国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法律制度上尚未“正名”，尚属于归类性、定义性的名称，并非人格性名称，未来社会保险法制完善之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直接称呼为“某省某市社会保险局”或“某省某市医疗保险局”，并且，该机构将独立起草完整的组织法，负有相应的法律职责，承担相应的权能。而且，现今所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皆定性为“事业单位”，并非政府授权组织或法律授权的专业行政组织。以笔者观点，该机构应当为专业性、独立性、服务性行政组织，而不应是什么事业单位。从现实法律实践看，目前唯一展开的社会保险司法实践，就是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工伤认定工作在地方实践中，就是行政机关（认定机构）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一体两面，两者往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于此，人民法院受理、审理工伤认定诉讼案件亦列入行政诉讼案件。

从工伤保险司法展开的实践看，“统一公法学”思维并非有效，甚至出现了“业余”现象。毕竟行政事务包罗万象，而行政行为当然亦分一般行政行为与专业行政行为。对部分专业行政行为必然有其程序上的特殊要求。最近，我国成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其实早年在北京等地就存在独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就是因应知识产权的专业性。从德国社会法院建构经验看，我国庞杂的社会事务，几乎大部分业务将其托付于各级信访部门，这不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体现。我国现实生活中，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补偿、社会福利等各类请求尚未形成法律上的请求权，单单一项社会保险法制，列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如果皆能畅通诉讼渠道，目前的行政诉讼即将瘫痪。[14]于此，专业性的社会行政法庭建构和专业性的法官将因应此等社会难题，亦是我国法院和法官在社会保险法领域不再“业余”，社会治理不再脱离法治的核心所在。因此，社会保险法属于社会行政法，但是社会保险法绝非一般行政法，以一般的行政行为的当与不当来判解此等社会难题，只能说中国法制尚且幼稚。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调整方法与一般行政法调整方法无异，皆为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是否证实了社会保险法就是行政法门类中一个分支？我们认为，法律的调整方法肯定有趋同或竞合可能，但由此判断社会保险法就是行政法的构成显然过于简单。如果说德国社会法院法所形成的社会法领域的独特司法体制乃是因应事物规律的模板，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处理社会保障争议的程序设计中，多有特殊的、反映该领域专业的专门程序前置。我国台湾地区就劳工保险争议专门颁布“劳工保险争议事项审议办法”，并设置争议审议委员会。日本处理社会保险争议时，专门设置社会保险审查官和社会保险审查会制度，[15]专业性地处理社会保险争议。从我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的实践看，法院目前展开的社会保险争议诉讼，以工伤保险争议为例，几乎全部集中于工伤认定诉讼上，保险缴费争议、保险给付争议尚未达至诉讼。因此，社会保险法系行政给付法，具有行政法属性，但其法律门类划分上属于社会法或社会保障法。

（三）社会保险法与民法、商法的关系

不同的法律门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民法，亦称私法，侧重于保护“私人”利益或“个体”利益，相对而言，法律价值偏斜于自由与个体权利的维护。“私法”的理解大概是从个体权利保护视角的一种法律价值观。不过，法律制度从来不是属于私人的，法律制度的构建总体上都是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即使是民法，一样也是“大家”的法律，其社会公平公正一样需要考量，毕竟公平是两端的，没有绝对的“私法”存在。“民法传统上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对于组织团体、社会等任何集体及其利益均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强调人人生来平等，享有平等的能力和自由……它在微观经济领域内有很大的激励、动员作用，能够调动个人暨个体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保护社会个体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但是对于国民经济整体和运行的全过程而言，个人权利本位却有着相当的局限性。”[16]社会保险法系通过引进保险技术、保障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成员生存权利的法律制度，属于二次分配的法律再造，一定程度上存在“劫富济贫”的因素，客观上存在不生病的人为生病的人“埋单”的事实，自然存在着所谓的社会本位倾向，存在着以整体利益偏斜的法律价值。因此，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自然考量整体利益和整体秩序的要素大于私法。曾经一度存在着私法向社会法过渡的提法，亦曾有夸大社会法功能，认定民法属于“传统”法律的观念，但是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应当说，民法所确立的是物权、债权、人身权、亲属权、人格权等一系列权利保障的法律制度，该法律制度过去是主干法律制度，今后亦是主干法律制度。而社会法所确立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补偿、社会福利等法律制度系人类发明的新型法律制度，该类法律制度19世纪中期前不曾存在，20世纪逐渐发展，未来肯定属于大有作为的法律制度，随着科技进步、社会生产越来越发达，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闲人”将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分配进程中，社会法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保险法与民法之间不存在法律制度的新旧与替代之说，他们都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成分。

社会保险法与民法上的相关制度具有密切的联系，法律制度之间不可能出现完全隔绝的法律门类，止痛药不仅能够止胃痛，而且可以止牙痛。民法上的主体制度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比如，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将身份证号码与社会保障号码达成一致，我国即将实施这一浩大工程。民法上的亲属制度、婚姻制度（配偶制度）、继承制度对于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实施乃是基础性保障，比如，工伤保险工亡职工的“供养亲属”、遗属津贴中的遗属范围、养老金分割中配偶的相关请求权，[17]民法上的相关制度对于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另，社会保险权利的实现离不开相关义务的履行，其中，当事人个人身份信息的采集乃是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运行的保障，然而，如何在个人信息采集过程中保护当事人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如何保护隐私权，这些问题都是一体中的问题。当然，社会保险法制完善的国家和地区，私权保护才能切实到位，社会才会安定，人们才能追求“恒产”，如果贫富过于悬殊，社会弱势族群整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民法上的权利，尤其是基础性的物权是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

社会保险法与属于商法门类的商业保险法除去法律技术上的趋同之外，亦有功能上的互补，都属于“补救”类型的法律。社会保险法与商法上的商事登记制度密切联系，一个没有良好商事登记的国度不可能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运作。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法上出现了“非法用工单位”，该类雇主是无法参保，而且是逃避参保的，从商法视角，所谓的“非法用工单位”亦是非法经营单位，也是不经商事登记的单位。换言之，没有商事登记，便没有社会保险登记。此外，公司是现代型经营主体，它的许多制度，例如财务制度、工资制度都与社会保险制度密不可分，没有公司财务便没有社会保险财务。任何法律门类不可能独立存在，它都与其他法律制度密不可分。

Ⅲ 关于经济法的论文

题目
·《对经济法概念、对象、体系的再认识》
·《论经济法体系》版
·《经济法与民法视野中权的干预——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经济法体系的研究》
·《论建立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方法和途径》
·《现代经济法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经济法与民法视野中的干预
——对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及经济法体系的研究》
·《兼议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

Ⅳ 求一篇经济法的课程论文（2500字）

经济法课程论文经济法课程教学论文：
提高经济法学硕士学位论文
摘要： 经济法学硕士学位论文是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在从事专业研究中撰写的用以申请硕士学位的学术论文。硕士学位论文集中体现了硕士研究生在二年或三年的学术训练中积累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成果，在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选择学位论文题目是撰写学位论文的前置性工作，选题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着学位论文本身质量的优劣。在经济法学科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卓越学术能力的研究者往往都在选题上独具匠心，所选论题大多既能够契合时代发展的脉搏，又符合知识生产的自身规律。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能否取得预期的绩效，主要依靠硕士研究生自 卢代富，西南政法大学经济贸易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张国华，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zoos级硕士研究生。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但与学科点对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规划工作也是紧密联系的。选定起点高、有创新、有意义、难度适中，符合经济法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基本要求的论文题目，是学科点选题规划工作的总体目标。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科是我国法学类国家级重点学科，拥有中国农村经济法制创新研究中心、经济法研究中心等重要学科基地，长期以来，在李昌麟教授的带领下，一直十分重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规划作为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业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近年来，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随着法学硕士研究生的不断扩招，导师人数与学生人数的比例逐渐拉大;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之间的学术能力差别较大;读研的功利目的凸显等。因此，经济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规划工作也需要直面现实，不断探索新的完善路径。
关键词：提高；经济法学；硕士学位论文
一、经济法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选题仓促
由于一些硕士研究生平时对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认为开题只是“走形式”，不认真对待，因此，相当一部分硕士研究生平时不注意专业论题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更谈不上认真思考，待到研究生二年级第二学期末准备开题时，才感到时间仓促，只好“临阵磨枪”，仓促选择一个论题，而对所选题目的研究现状以及是否还有研究价值缺乏应有的了解。一些学生称:“选什么题目在效果上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研究生期间的学习并没有重点，所以选什么题目都无所谓。”
(二)消极选题
一部分学生不善于自己发现问题，仍然固守旧的学习模式，消极等待导师向其提供论文题目，在选题上丧失了主，充分调动硕士研究生的主动性是选题成功与否的关键。学者王国维曾有过“善自命题”的佳话。他在《尔雅草本虫鱼鸟兽释例》自序中，记载了大学者沈曾植与自己的一段对话:“方伯莞然日:‘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因相视大笑。”可见，“善自命题”就是要善于发现问题，要在广泛的阅读和比较中，发现现实中存在的真问题，从而通过研究此类问题取得显著的成果。但反观目前的一些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他们在学位论文选题中连起码的主动性都没有，逞论“善自命题”。
(三)选题不当
一部分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在选题时容易出现两种较为极端的倾向:一是盲目求大、求新，忽视了自身学术能力的局限。如，并没有系统的经济学知识训练，而以经济学分析为论文主题。二是选题过于平淡，拘泥于旧有的理论框架，不敢创新，无法体现开拓性。如，在既没有研究方法创新，也没有研究内容创新的情形下，把经济法学界已有定论的某些经济法问题作为论题进行探讨。
(四)态度不端
某些硕士生在选题时马虎应付、态度浮躁，抄袭严重，缺乏应有的学位论文写作态度。还有些学生对所选文题热情高涨，但往往是一时兴趣所致，由于对困难估计不足，最终败兴而终，临近毕业时往往还仓促改题。这也是一种不严谨的学术态度。
(五)师生之间欠缺沟通，缺乏对于学位论文的长远规划 对于科研能力和主动性较强的硕士研究生而言，通过与导师的主动接触，有助于其选题的形成，但相当一部分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的科研主动性较差，对导师的研究领域缺乏了解或只是泛泛知晓。师生之间欠缺沟通的总体情形直接影响到了学位论文选题的长远规划。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很多，包括社会外界的影响因素、学术 640评价体制自身因素、导师和学生个人的因素，等等。因此针对上述问题，不能幻想在整体上和短时间内完全根治。但是，为了提高经济法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我们仍可以在经济法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规划工作上探索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以弥补制度上的缺漏。、加强经济法学硕士学位论文 选题指导工作的途径
(一)建立导师组制度 目前，我校硕士研究生导师制是一位硕士生导师指导和管理多名学生，这是历史延续下来的导师制度，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如，有利于强化导师的责任以监督硕士生自主学习，导师可以带领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学术研究，学生能够更加熟悉导师的研究领域。但这是与当时的历史情形相适应的;在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扩招之前，一位导师一届招收三四名学生，而如今一位导师每届多则招收十几名学生，少则也要带八九名学生，部分导师还要指导博士研究生，还要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观上虽希望提高能动性，但客观上却没有精力像以前那样与硕士生紧密联系，倾注大量精力指导研究生开展经济法学术研究。因此，可以考虑将“一对多”的导师制改革为导师组制度，即由多位导师组成导师组，对研究生的学习进行指导。对于学科方向划分较少的院校的学科点，可以将硕士生导师组合为经济法专业导师组;对于学科方向划分较多的院校的学科点，如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科点，可以将不同大类研究方向的导师成立多个导师组，由导师组集体管理硕士生。当然，为了防止出现集体的“不作为”，还需要辅以工作量登记和考核等相关具体制度的协调配合。这种导师组制度既有助于学生开阔学术视野，在多位导师的指导中博采众家之长，也有利于形成开放式的学术研究样态和研 641究生培养方式，还可避免导师重复指导学生而造成的学术资源配置中的低效率。
(二)尽早开展选题规划工作 选择一个适当的学位论文题目非一日之功，需要在平时的学习中一点一滴地积累。尽早确定选题方向，将有助于学生在较长时间内搜集和积累相关研究资料，形成自己的观点。因此，提前开展选题规划对学位论文的撰写的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我认为，在经济法硕士研究生一年级下学期，即可要求学生确定选题的大体方向，再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学习积累，在研究生二年级下学期初即可在之前的选题方向中确定一个更为具体的最终选题。这样就可使经济法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成为一项有的放矢的工作。
(三)导师组及时向学生推荐可选论题 一般而言，受学力和知识面等因素的限制，只有较少的硕士研究生具有自主恰当选择学位论文题目的能力。加之经济法学研究往往涉及经济学、政治理论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领域，一些硕士研究生在选题时容易误入其他学科范畴。为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有必要结合大多数经济法硕士研究生的特点，由导师组根据学科研究方向，尽早向学生推荐可选学位论文题目。这可以避免研究生选题的盲目性，有助于引导学生向未知领域探索。当然，这项工作的目的只是辅助经济法硕士研究生自主选题，并不能否定研究生在学位论文选题中的主体地位;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仅仅是着眼于从规划的角度为硕士生的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学术指导。这也是导师组制在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体现。
(四)组织学生读书小组
在经济法学专业领域及相关领域内，要提倡读经典、读论文、读时事，读多了自然就会提高学术素养，产生学术自觉性，找到合适的选题也就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了。经济法硕士研究生可在研究生一年级成立读书小组，由导师组确定推荐阅读书目。通过阅读，可以使学生掌握相关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难点，以此在学科点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创作灵感，为学位论文的选脱规划提供丰富的知识储备。
(五)举办经验交流会
经过选题、开题以及撰写学位论文等一系列程序的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的准备和写作中既有成功的经脸，也有失败的教训。对于尚未开始选题的一年级和二年级硕士研究生而言，这些都是宝贵的可以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因此，要发挥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传、帮、带”作用。可以考虑通过举办经验交流会等形式，请高年级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讲述自己在选题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与下届研究生进行选题方面的交流。
(六)充分利用网络集道
随着教学科研技术手段的不断改进，如今网络已进人学校尤其是学生宿舍。网络成为教师和学生联系、沟通的盆要集道;应充分利用网络在信息传递中的作用，为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提供交流的渠道。西南政法大学经济贸易法学院的“师生互动平台”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交流的网上平台。鉴于硕士学位论文选厄的重要性，可以在“师生互动平台”BBS上增设“学位论文选题探讨”栏目。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对于选题的各种问题可以发表在该栏月中，导师和学生能够通过它共同探讨某一选题的可行性，以此形成师生间的教研互动机制。
(七)开展学生课题研究计划 学位论文选题作为硕士研究生在校学术活动的一部分，必须与其平时所受的学术训练相联系。为激发硕士研究生的学术热情，提高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为学位论文选题提供充分的准备条件，经济法学科点可以在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中鼓励开展自主申报学生课题的计划，支持研究生团结协作，优势互补，申报 “了圣济i清气It I与自身研究方向相吻合的课题进行学术研究。此类学生课题由导师组盲审后批准立项，学科点提供适当的研究经费。这项活动可以为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提供“孵化器”的作用。我院学科点已于今年初首次尝试了该项计划，已初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欢迎;在2005级硕士研究生中，就有近10名硕士研究生将其获准承担的课题作为了其学位论文选题。
(八)提倡调查研究 经济法研究不能脱离实际，选题要和学科发展的现状相联系。为了促进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选择契合时代脉搏的真问题展开研究，应提倡开展调查研究的学术风气。这里所说的调查研究是广义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阅读专业理论书籍获得间接的知识积累;二是通过外在的社会调查实践取得第一手资料。在经济法学研究工作中，这两者都具有重要意义，不可偏废。当然，对于不同的研究方向，学生在上述两者间的着力点可以有所不同，如对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选题，更需要通过阅读大量的理论书籍，在前人的知识生产积累上进行学术创新;而对于十分强调应用性的经济法分论选题而言，不仅要阅读相关理论书籍，更需要结合实际，发现真问题。经济法学科点应当鼓励研究生根据自己选题的大致方向，进行广泛而且深人地调查研究活动，如，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点组织的经济法学术会议，或与导师一同进行社会实践，或提倡研究生在学生课题中增加实践环节的内容，等等。

Ⅳ 求有关经济法的论文 3000字左右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专律部门。在现属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要从以下三点把握这个概念：（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Ⅵ 急求经济法小论文1000字—1500字左右。谢谢

试论经济法的独立地位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经济法的概念,证明其独立性,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相关部门法加以区分. 一、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从其萌芽至今已走过了10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它的产生以至发展都伴随着争吵，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作为理论思维的第一步就是给经济法下定义，这也是经济法研究学者的首要任务。前人在此已做了相当的工作，总的说来，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观点：一是承认经济法是一个法部门，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定义；二是不承认经济法的独立地位，认为经济法是一个学科或是一种规范的综合等等。 否定经济法的普遍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法规的总合，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1） 。而肯定派则认为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方法，坚持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2）。综观两方的观点其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经济法是否有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方法，这也是传统部门法的划分标准。还有部分学者为求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对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法部门的划分并非如此，现在不得不对这一传统理论加以彻底的改造了（3）。当然还有提“法域说”和“法体制说”的。笔者以为我们没有必要一厢情愿的为建立一套理论而去任意否定已有的且被大家所公认的东西，否定这一点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唐诗有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用来说明经济法的发展极恰。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应该得到肯定，如何去诠释经济法呢？首先还得从法谈起，法律就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那么经济法也是为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了解这一点给经济法下定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从苏联改造过来的“纵横统一说”在学界曾占有相当的地位，此说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关系和横向的经济协作关系（4）。这一观点试图使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更加明显，但无意间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经济协作关系更多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不应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畴，而是民法调整的范畴。经济法主要是从公权力入手来调整公私融合的部分，也就是公私之间的交叉关系。现在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民主社会，公权力应该在一定的地方适可而止，不应过多的涉入私权利。因此，经济法应定义为是调整国民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首先，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和协调关系，这区别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次，调整的主体其中重要一方是国家相关的经济机关，这是为摆脱行政机关对经济的盲目干预，确定一定的机关进行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工作。虽然，经济法是以一定的强力为基础的，但强力并不是直接调整手段而是作为经济管理协调的坚实后盾。 二、经济法的独立性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而进一步研究其实重要的就是经济法的独立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上个世纪以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可以肯定的说经济法是一个部门法。前面已对经济法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下面具体就经济法的独立性进行研究。 判断经济法是否为部门法须确立一个明确的部门法划分的标准，而不是不顾现实自封为部门法。部门法的划分有对象说，对象加方法说，还有方法说，还有目的说等。按照多数的观点认为特有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是划分的标准。但方法相对于对象来说是次后的，特有的调整对象才是关键，任何法律部门都有其调整的对象，这是划分部门的根本标志，它是指法律部门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5）。虽然有人对这一传统的划分方法提出了质疑，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对经济法的基本界定说还是应当立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根本特征，否则经济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异于空中楼阁，经济法的科学性也就值得怀疑（6）。在前面的定义中已经阐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协调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主体是国家经济机关，另一方则是市场经营的主体，大到公司企业集团，小到“户”（7） 这种经营的单位。从客观上说，经济法调整的的对象是一种社会关系，具体说有宏观调控法（或者宏观经济法）、市场规制法、经济组织法等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金融财税等，市场规制法包括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方面的内容，经济组织法主要包括了公司企业法等方面的内容。 调整的对象基本上就决定了经济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在经济的管理协调过程中会使用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调整手段，这并不会影响经济法的独立地位，现实的情况非常复杂，使得国家必须用多方面的手段进行调整。另外经济法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调整手段和方法，如“经济不名誉”处罚等。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经济法有明确的调整对象并辅以一定的调整方法，它就具有作为一个法部门的独立性，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四、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若要进一步明确其部门法的地位，须与相邻的部门法加以比较，不能区别就难说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涉及公私权利的问题，一方面它与民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它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与行政联系紧密，所以准确的区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才能说明经济法的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相较而言，其他部门法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必要，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也不打算与民法和行政法之外的部门法相比较。 与民法相比较，双方调整关系的主体明显是不一样的，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经济法则是调整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协调关系，与人身关系无关。明确的区分经济法和民法是为了让公权利不干预私权，让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发挥最大的作用。经济法与民法并不是对立的，经济法是民法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民法是经济法的基础，经济法是民法的保障。 众所周知狭义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商法是后来才出现的特别民法。尽管有民商分离和民商合一的不同，但商法属于广义的民法是没有异议的，其基本的价值理念与民法是相同的，调整的对象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脱离这点商法就不成其为民法。一般认为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但这些同时又被纳入经济法的范畴，如何具体的区分商法和经济法呢？有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了商法的来源，认为商法本来就是一个不十分规范的叫法，也就是说没有商法，建议把调整平等主体的部分划入民法中，而余下的划归经济法（8）。笔者以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保持民商法的现有提法已是共识，所以属于商法的相关法中可以有经济法规范，只是双方的研究角度不同，商法可以从主体资格、权力自治等方面就以规定和研究，而经济法则从经济组织、竞争规范等方面进行规定和研究。商法与经济法并不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其区分关键在调整的主体不同。 与行政法相比较，二者主体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行政机关有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管理者、组织者，在某些时候还是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其行使行政职能的由行政法调整，行使经济职能的由经济法加以调整。传统的行政法内容庞杂，不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效率并规范行政行为，一些原来行政领域的东西应分离出来纳入新的法律部门如经济法来调整，而一些未成熟又没有形成一套法律系统的法规继续留在行政法中，最终行政法调整余下的部分。所以行政法应该是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的行政救济（9）。因此区分经济法和行政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从调整对象上看，行政法只调整发生在行政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如公安管理关系，人事行政关系等，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管理协调关系，包括产业政策管理关系，工商管理关系等。再是从调整的方法上看，经济法更广，不仅涉及有民法和行政法的方法，还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而且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上更多的是采用间接调控方式。最后，经济法规范专业性更强，更复杂。

Ⅶ 经济法小论文（1000字左右）

论文标题，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正文如一、案例导入，二、案例分析，三、相关法律展开分析。

Ⅷ 经济法在法治社会中的作用论文

一、引言
采取法律的手段实现国家治理，能够创建一个更加和谐、民主和规范的社会。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实现依法治国，以便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而经济法是政府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其在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经济法在依法治国中的时代使命展开分析，从而更好的推动法治社会的发展。
二、依法治国中经济法的宏观调控使命
在政府进行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必须采取宏观调控的手段进行市场风险的控制。但与此同时，为了实现从反垄断为核心到宏观调控为重点的转变，经济法也需要承担促使国家宏观调控实现法治化的时代使命，以满足现代国家的治理需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宏观调控能够实现法制化，并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和经济民族程度。所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政府还要以经济法建设为逻辑起点进行宏观调控法理论体系的构建，以便使经济法成为政府行为的规范管理者。但就目前来看，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依然无法可依，所以导致中国市场依然是一种人治格局。而宏观调控无法可依，将导致调控者和受控者的权利和义务无法得到明确，所以容易导致侵犯私权和滥用行政权力的问题出现。因此，在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在中国政府实现依法治国的道路上，经济法还要承担起促进宏观调控法治化发展的使命。
三、依法治国中经济法的社会保障使命
十八届三种全会指出，为实现依法治国，政府还要进行全面、多层次和人性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以便为社会和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所以，经济法的实施，需要进行社会保障安全网的建设，以便在体现依法治国价值的同时，承担其应担负的时代使命。就现阶段而言，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如《工伤保险条例》、《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等。而这些法律法规的确立，可以为公民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所以能够起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国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存在着立法理念不明、政府责任不明和立法内容缺失等问题。因此，在经济法建设的过程中，还要使其起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以便使经济法起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作用。
四、依法治国中经济法的虚拟经济管理使命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的虚拟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而经济危机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强大破坏力量。所以，中国政府想要实现依法治国，就需要加强虚拟经济的管理，从而使市场经济保持稳定发展。为此，中国政府还应加强经济法的建设，以便利用经济法对包含债券、期票和产权等金融衍生品在内的虚拟经济产物进行法治化管理，继而使虚拟经济得到开放化发展的同时，有效进行虚拟经济的控制。而使经济法承担起管理虚拟经济的时代使命，则能够发挥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同时又能够预防虚拟经济过渡发展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因此，中国政府还应该寻求有效的经济法律手段，从而有效实现中国虚拟经济与世界虚拟经济的接轨。
五、依法治国中经济法的规制国家干预使命
十八届三种全会明确指出，需要使政府的权力在人的监督下使用，才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所以，想要实现依法治国，还要利用经济法进行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行为的规制。而通过有效规制政府权力，则能够使人民的权力得到释放，从而使国家干预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得到保证。因此，作为解决社会新型冲突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应该借助国家手段进行市场失灵控制，从而使国家干预行为得到有效规制。就目前来看，在宏观调控和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中，存有大量国家干预法律条文，所以国家干预成为了经济法重要特征。而在政府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经济法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经济法需要确保国家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进行市场干预，从而确保国家干预与经济自治的平衡。
六、结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论和方针，以便全面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而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经济法则需要承担推动政府宏观调控法制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虚拟经济管理和规制国家干预经济的活动的时代使命，以便更好的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助力。

Ⅸ 中国农业大学网络远程教育 《经济法》课程论文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下列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1)虚假宣传行为，是指经营者利用广告或其他方法对商品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行为。

(2)虚假标识行为。即经营者采用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使用与其相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的;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的;在商品上伪造、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的行为。

(3)滥用优势地位行为，是指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公平竞争的行为。

(4)商业贿赂行为，是指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在账外暗中给对方单位、个人以回扣等其他人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购买商品的行为。

(5)强行搭售行为，是指经营者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销售商品的行为。

(6)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包括三类，即欺骗性有奖销售、借机推销质次价高商品的有奖销售、最高奖金超过5000元的抽奖式有奖销售。

(7)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经营者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主要表现为3种：以盗窃、利诱、胁迫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得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权利人的职工或者权利人有业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违反合同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8)滥用行政权利行为，是指对市场经营活动有影响力的行政主体，出于地方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违反法律或公认的市场规则故意对市场进行干预，妨碍正当的市场竞争行为;也指来自经营主体外的直接或间接行政权利作用下的强买强卖的行为。

(9)亏本销售行为，是指经营者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的行为。

(10)商业诽谤行为，是指经营者捏造、散布和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物的行为。

(11)串通招标投标行为。我国《招标投标法》规定，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的投标人;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名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条件;泄露标底;强制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限制投标人之间的竞争等。投标者不得有下列行为：投标人之间串通投标报价;与招标人串通投标，各投标人或者评价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