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迷失

㈠ 请各位同学从道德与法治两个层面分析当代青年大学生该如何正确看待艺人逾越法律事件

今天话题聊一下明星逾越法律事件，最近这种事情是接连不断的发生。以前也有过喜欢的明星，天真的认为他们是高贵纯洁的人。特别喜欢他们拍的电影，现在看来明星艺人相较于常人有更多的生活自由，且常常不拘于传统世俗，甚至游离在道德边缘。艺术固然没有国界，超凡脱俗也是他们的追求，但明星艺人屡屡违法的事件常见报端，不得不说艺人这一群体相对于普通群众具有更恶劣的影响。

㈡ 青少年自我迷失

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假 的，假的也是真的，或许那是另一个你自己，只是你不喜欢那样的 自己，可又得做那样的自己，你感到 腻烦了，累了，迷茫了，因为你的本性希望自己是善良的，为了外部世界对你有一种好的眼光，你牺牲了自己懦弱的一面而去展现自己的另一面，这是你不愿输给外部的反映，但同时你发觉这不是你想要的，而开始再问自己到底什么是自己想要的，而自己又是什么，是谁？
只要是人，都会虚伪都会撒谎，只是大家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不伪装的自己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你照镜子时觉得自己长得不错，吃饭时觉得这好吃那不行，写作业时觉得这题不会，而讨厌这一学科……
不会笑也不会哭，只是你对事物都很冷淡，没有什么恶意，也并不友好，只是淡漠而已。你的心情很重要，你的兴趣也是，因为你没心情也没什么兴趣，什么看起来都无聊。
要找自己，就先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去活着，活着也不容易哦~~

所以必须采取有效的对策来克服和防治其发生。 1．要重视复杂的社会因素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青少年的心理活动，会受到社会经济制度变革，文化、道德、法律等意识形态发展，善恶、美丑、是非、荣辱等观念更新等方面的影响。所以，要克服逆反心理，不能把青少年仅局限在学校这个小天地里，而要让他们置身社会，把对他们的思想情操等各方面的培养同社会政治生活、经济文化活动以及社会道德风尚联系起来，以提高他们心理上的适应能力，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不致迷失方向。 2.青少年要学会正确认识自己，努力升华自我。这里须提倡自我教育，就是要求青少年要学会把自己作为教育对象，经常思考自己，主动设计自己，并自觉能动地以实际行为努力完善或造就自己。 3.要改善教育机制。教育工作者要懂得心理学和教育学，要掌握好青少年心理发展不平衡性这个规律；不失时机地帮助青少年克服消极心理，使其心理健康发展。教育工作者要努力与青少年建立充分信任的关系，要与他们交朋友，以诚相待，以身作则，杜绝出现“台上他讲，台下讲他”的情况发生。教育者要爱护和尊重青少年的自尊心，选择合适的教育方式和场合，注意正面教育和引导，坚决反对以简单、压制和粗暴的形式对待青少年

㈢ 在办案中如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要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首先需要法官正确理解法律，不断的提高运用法律的能力。法律是我们手中的武器，法官必须精通法律，具有精湛的业务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各项法律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本意，准确适用法律，真正坚持法律正义，才不至于在各种干预司法独立的不良风气面前茫然若失，不知所措。
其次，要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还需要法官有全局观念和服务大局的意识。审判工作必须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法院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审判人员只有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大局开展审判工作，才不至于迷失政治方向，才能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为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我们要充分认识审判工作为大局服务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努力提高为大局服务的自觉性与执法水平。充分发挥法院的调节、保护、规范等审判职能作用，有效运用司法手段，制裁违法行为，保护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努力实现审判工作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审判工作的价值目标。具体到个案，就是要兼顾双方当事人、国家、集体甚至第三人的利益。笔者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法官应注意以下五点：

1、积极全面地履行释明权。

总体上说，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对具体的法律规定知之甚少。有些当事人手中虽拿着法律条文，但往往一知半解。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对法官、法院判决的不满常常出于对法律的误读或听信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谗言，所以法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需要就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多多向当事人解释，以帮助当事人更好的参与诉讼，表达诉求，使自己不仅是优秀的法律适用者，更是光荣的法律宣传者。

2、灵活运用调解方式结案。

在民事诉讼中，提倡“多调少判”，特别对涉及社会稳定的群体性纠纷、对法律滞后且如果判决可能会出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冲突的案件、当事人双方今后仍然需要在一起工作、生活的婚姻家庭、相邻纠纷案件、矛盾易激化案件，法官尽量寻找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点，通过诉讼调解达到平息纠纷的目的。

3、巧用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审判活动中，依据法律自身原则，结合具体案情，自行裁判之权。无论是民事案件、行政案件、还是刑事自诉案件，当调解、庭外和解等结案方式都没办法实行，而呆板地适用法律条文又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正时，法官在综合考量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兼顾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在法定的裁量幅度内寻找利益平衡点并依此作出公正判决。

4、综合利用案外手段。

勿庸置疑，司法并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手段，而且在一定情形下也不是最佳的手段。某些纠纷如一些深层次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甚至一些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诉讼案件，单靠司法手段难以有效解决，因此，通过案外手段解决纠纷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就显得更为重要。基层人民法院所辖区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乡土社会”或者说“熟人社会”，在这样一个亚文化圈，可能有其特定且特别有效的解决纠纷的手段。它不像法律那样受一定程序与规则的制约，利用这些手段可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事实表明，在“乡土社会”，通过基层组织、德高望重的村民的调停、甚至村民自己的争吵、协商，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更有利于案结事了。

5、案中、案后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有些案件，双方当事人情绪都很激烈。实质上，不论法官怎么判决，双方都不会满意。这就需要法官一定要依照证据进行裁判，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及结案后，根据各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分别做思想工作，努力争取不出不稳定事件。当然，有时候光有说教还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法官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为弱势群体争取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比如为作为集体企业下岗职工的当事人争取民政救助。

上述五种具体措施也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对法官提出的新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也是提高法官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同时我们还需把握好以下三点：

首先，要树立大局意识，提高政策水平，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开展审判。要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不能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不能只顾局部、不顾全局。

其次，要增强服务意识，加强队伍的作风建设，提高办案的业务水平和审判艺术。要做到正确、准确执法，以法服人；要提高审判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让人民群众了解、理解判决，以理服人；要杜绝生、冷、横、硬、烦等衙门作风，耐心细的做说服工作，以情动人。

最后，要增强公众意识，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要充分调动舆论的作用，使社会和公众了解、理解和支持法院的审判工作，培养全社会自觉守法、护法的意识。

㈣ 初次步入社会容易迷失自我怎么办

初次步入社会容易迷失自我，对此有如下建议：
不要把适应社会和迷失自我对立起来。社会上有它的阴暗面，有人性的丑陋等等，这并不意味着你也必须同流合污。
当今社会，人性的光芒存在依旧。解决迷失自我的困惑、让内心强大，意味着宽容、平和、坚强，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不要着急。 被人误解、算计其实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在坏人的映衬下，你更能感到好人、真情的价值；
某些事情上，你必须低头服输，也不意味着你就失败了，当你爬上了某个高位，你失去的东西也更多。

㈤ 法律和道德，信仰与科学，哪个更能代表人类的最高理智

从表面上看这个东西好像都对人是相当重要的，但是硬要分出个高下的话，法律应该是不能够被替代的。只有法律可以代表人类的最高理智，道德信仰和科学在法律面前都得靠边站。

那些充满人性的电影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人性是非常可怕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其实都住着一个恶魔。一旦没有东西来约束人们。那么那个恶魔就会慢慢的强大，使人类完全迷失自我。那个时候不好的一面将会完全充斥着人们整个身体。而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不算人类了，变成了一种比较聪明的动物而已。

法律代表秩序。在这个人类社会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那么人们根本不可能取得现有的成就。他们可能因为意见不合而大打出手，这样的社会将会变得混沌不堪，停止不前，甚至根本就不会有社会形成，变成独居动物。有了法律也就有了秩序，人们按照规定行事，一起齐心协力。个人的力量或许很微弱，但是十个人就能打赢一头老虎。十多亿人就能让地球为之颤抖，就可以征服自然。

㈥ 对中国法律现状的认识和调查

我们绝不能轻视学科研究的目的，学科研究的目的型构着我们的学术理念，我们对法律史的研究正是根据其正当理念和正义理念的发展逻辑而获得。传统的西方法学是通过自然法的理想对其法律史研究进行型构，而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史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我们真正试图从法律的路径对中国法律史进行研究时，当我们真正试图从现代法的分类对中国法的历史进行探索时，我们却迷失了路径的切入。建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法理探寻路径乃是我们当务之急。当前，中国社会正在体验着百年不遇的社会转型，西方法的历史发展表明，“在法律的稳定时期或固化时期，哲理法学家始终是不受欢迎的。然而，在法律的发展时期，哲理法学家极有可能成为领袖人物。” [1]因此，对我们从事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来说，转型中的社会是一个创造哲理法学家领袖人物的时代。 一、法的历史研究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所谓历史，不仅是指客观历史——人类的过去，人类的一切活动、创造以及所经历的事件）；更重要的还是指主观历史——人们对自己过去的记述和认识）。由于我们在历史中加人了人类的主观认识，于是就形成了意义、思想。可见，“历史学并不单单是有关过去事件的记录，而且还是------‘有意义的’记录——即把各种事件都联系起来的叙述。于是马上就出现了这一问题，即它们之间被联系起来就蕴涵着有历史思想的性质。” [2]法的历史是由法的理论组成的，没有法的理论就没有法的历史。当中国法的历史被儒家学说型构时，就形成中国传统的伦理法历史。既然法的历史与理论是统一的，那么法律史学和法理学也应是相互影响的。法律史离不开法理学思考，法律史不应该仅是对人类的过去的法制活动、创造以及所经历的事件的记录，而是对法律进步过程的理性探索。法的历史进步乃是一种趋向于法律制度的进步，对这些制度而言，体现的是人类自由理念的展现。这种展现还被认为是与法理学的发展进程相符的，并与我们的学术发展相一致。 法理学是所有法律学科的基础学科，法理学描述了人类自身对法的认识、其所处的法制环境、正确的行为标准、以及对法的理念的必然追求。法理学总是提出法的基本（根本）问题，并试图获得一个建立在可以用理智检验的法的方法论——系统化的程序基础上的解答、或者至少可以继续发展这些基本问题。同时，法理学作为是法律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它主要是对法律史的内容进行整理和系统化处理。当然，这种系统化处理思维包含了法理学思维，这就要求法律史学家必须具有法理学的素养和眼光。庞德认为，“在法理学中，我们被认为是在探寻正义和正当理念的形而上学基础并按照逻辑方法揭示这些理念以达成一个体系。在法律史中，我们被认为是在研究这些理念在历史上的展现过程。法律史被视作是正当理念或正义之理念在立法、司法审判和学术研究中逐渐实现的记载。” [3] 因此，笔者认为，在我们日常的学术认知中，根本没有必要刻意去辨清什么是法的历史与法的理论。回顾法律学术史上的学人与著作，能够留存人们记忆至今的如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萨维尼的《中世纪罗马法史》与《现代罗马法体系》、梅因的《古代法》与《早期制度史讲座文稿》，等等。我们很难说他们应归于法律史学还是法理学，他们有些看似是法制史的研究，但却被认为是研究西方法理学史的标准著作 [4]。这些著作不仅是我们法理学专业的必读书本，同时以是研究法制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正是这些法学巨著，给出了我们许多法律理论上的精典概括，如：“法律乃是一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史，乃是对一种自由自我主张的理念（即通过自由确定个人自己的关系和责任而得到表现的那种理念）的实现记载。” [5]，等等。由于法律史学乃是对某一理念不断展现的记载，所以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不能缺乏法理学思考。如果我们将法律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那么与法律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家机构、司法机构也都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对这个历史发展过程的了解，缺乏法理指导是万万不能的。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一是对法制史学进行法理分析，即对法律史学家的工作进行逻辑的、概念的和认识论的研究；其二是在法的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或历史进程的一般性质中去发现某种超出通常的法律史学工作理解之外的含义或意义。如果我们依照历史哲学的观点，那么我们应该将这两层意识表述为‘法的客观历史“和’法的主观历史”。法的客观历史是把法的历史存在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并试图概括和发现它的本质、意义和发展方向、模式、节奏和规律等等。这是一种宏观法史理论、法史理论的世界观。我们可以按其性质称为法史本体论。法的主观历史则是法律史学家工作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及逻辑学等方面的问题，它并不涉及法律史学家和法的客观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按其性质称为法史认识论。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反映的是一种研究个体的理念（这种理念乃是隐含在短暂无常现象背后的实在）追求逐渐展现的过程。所以，法史本体论研究的是法的历史现象背后的东西，“是形而上学的历史本体；是支配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历史规律——不管历史哲学家是否自觉意识到或是否真正发现这种规律。” [6]法史本体论是对法的历史进行的是法律思想的考察，提供的是法理学的历史。而其方法仍然是一般的哲学的归纳、综合及抽象方法。 二、法的历史理论的研究定位 我国当今法律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设置，天生就与法理学保持平行的的关系，我国法律史研究并非起源于法理学研究。 由于中国传统的学科的设置关系，人们对中国法律史的主观认识要晚于中国传统历史的认识。中国法律史历来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传统法律史研究是依据中国传统历史的研究方法而展开。而就我国当代法律人对法律史的研究，也仍然是停留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上，主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还是对中国历史承载着的法律信息的早期书面表达的理解。如：研究中国法律史的最早资料是从公元前的殷周时期 [7]年到清朝末年间的书面记载，例如关于唐、宋、元、明、清的律令等，此外还有各个朝代颁布的具体法律规定和特定法律行为的令状。它的研究方法与我们传统人文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无二样。于是，这也使一些法律史学者认为，法律史学已经也就是依据历代传述者的记载，按年代的顺序，对历史上的法制事件进行忠实地叙述，而无需进行法的理性探求。此种法律史学观常常导致法律史学者将法律史研究的方法仅仅局限于对史料来源即传述者的考证上。于是有些法律史学者根本不涉足法理学。 “黑格尔视历史为一种理念逐渐展现的过程，历史的撰写也就是讲述一种理念在人类经验中最初是如何出现而此后又是逐渐实现的故事。历史材料乃是这一理念逐渐展现或日益实现的记载。” [8]而笔者觉得，当前，我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最大问题可能也在这里。当今我们许多法律史学者在法律史研究中只注意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而忽视对法的历史背后蕴涵的法理问题——如理念等问题的探讨。这种不脱离法的理论的法史研究状况，正在极大的制约着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当前一些法律史学者皓首穷经，搜集了无数史料，编纂出无数的雷同的法律史著作，但却很少有长久生命力的著作。按照韦伯关于一般学术成成就在10、20、50年内就会过时的说法， [9]这些著作的生命力我看最多只有五年时间，而有些法史学著作可能一出世就已经没有学术生命了。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问题恰恰是这些作者缺乏法理学的批判眼光，从而导致无法对史料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西方19世纪的历史法学家认为，“法律史乃是自由理念在人类社会控制经验中逐渐展现或日益实现的一种记载，而形而上学法学家则认为法理学乃是同一个理念的展开，而不论这个理念在伦理学上被视作是一种正当的理念，还是政治学上被视作是一种自由的理念。” [10] 其实，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法律史的认知目的无法一言以蔽之。但无论如何，其目的之一是理解以前法律的内容和立法目的，以及背后所隐含的一般正义观。另外，对于作为与一国法律体系的产生与发展相关的政治、经济、行政和社会等基础性关系的理解，也属于法律认知的范围。因为，法律史学的内在含义是以法的理性为线索对法律史实之真相的推理与考证，对事物之起源与原因的详尽阐释，对历史事件知怎样发生及为何发生的深入认知。所以，法律史学的研究必须将法理学深深地融入其中。对我们而言，法的历史研究意味着对法之史实进行法的评价，以及对被研究者认为重要的、奇妙的、光荣的事件进行选择。而选择的前提是法律史学家心中的法律观和价值观。每个独立的法史学研究者都应该有自己的法学观和价值观，以及在这二者影响下的法学研究方法论。而这些又是法理学的范畴，因而，法的历史研究摆脱不了法的理论影响。 “法律史和哲学之间仍存在着无数的交叉点和联系线索。两者都追求对法律的深刻理解：法律史学家首先关注法律生活中的历史人物，而法哲学家则试图认识一般正义原则；法律史学家揭示法律中的变化，而法哲学家则阐述法律中的永恒。两种观察角度又在很多方面互相补充：法律史显示，在永不停止的变化当中总是存在不断回归的法律思想和典型规则。对规范的需求和规范解决方案在一点程度上的永恒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显示了正义的基本原则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永恒性。相反，法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一般基本原则只有在具体的个别规范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并在具体判决的案例的判决中得到维护；如果他想认识现实，他就必须认识法律中的具体人物以及法律的可变性。” [11] 三、我国法的历史与理论研究的现状与改进 笔者提出加强我国法律史研究中与法理学色彩，目的是为了法律体系中各种制度和准则的法理学基础以及该体系中的理想要素，从而改变目前我国法律史研究中有史无理的状况。 在我国当今的法学研究中，应该说，通过这几年法律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中国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学科的设置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但对法律史进行全方位的法理学思考却比较缺乏。比如，当我们遇到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时，一些学者也常常会从我国历史中去挖掘研究资源。如当遇到一国两制的问题时，有人便提出中国古代的一国两制；当遇到依法治国时，也有人提出中国古代的依法治国；当遇到司法公正问题时，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的司法公正，等等。这些都是学术功利主义的表现。如果我们中国法的历史研究如果是以功利的标准来证明中国法的历史价值的话，那么中国法的历史科学将毫无存在的意义。其实，当历史上的那些传统的法律理念、价值，当它被人们重新认识，并赋予了现代人的价值标准后，实际上它已经体现的是现代价值的了。因为，从法理学的认知来看，古代法制与现代法制并非时间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理念与制度上的不同。 当然，这样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归于我们今天的学者，因为我们当今的法理学也没有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种对法律准则和法律制度的有效批判，而是按照一种相对独立方式追求着自身的抽象完美，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实际是把法律史领域和法理学领域分而割离，而且对法律准则和法律制度的检讨和批判也是根据这些学说和制度分别论述。 法律史研究如果缺乏法理学的指导，就会失去活力，成为一具无灵魂的躯壳或僵尸，将会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史学前辈梁启超说：“要之，苟无哲学是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 [12]他把哲学素养作为合格史家的必备条件之一。由此，作为法律史学家只有达到较高的理论层次，才能体现出法的历史研究的水平和和根本目的。才能真正发挥法律史学的作用。否则即使法律史学著作再具有在华丽的文采，考证技巧再娴熟，对我们今天的法制技术来说也不过形同玩物而没有法学价值，并可能最终导致法律史学的衰微。耶林也认为，法学家仅仅知道法律是发展之物这一点是不够的；法学家不仅必须认识到法律是发展的以及法律是如何发展的，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法律至今的发展是为了什么目的以及法律在将来是为了达至何种目的。 [13]从法律文化的视角来看，法律史乃是文明史的一部分。法律史“可以为我们提供若干对于法律哲学来说至为根本的一般性概括。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能够建构起一种普遍的法律史，进而还能够揭示出下述问题：‘法律在与文明理念相关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一个民族的文明中哪些结果是与法律紧密相关的；一个民族的文明是如何受到法律限制的；以及法律是如何推进文明进步的。’” [14] 然而，当今中国的法理学所表达的，并不是由中华民族的伦理习惯或经由理性而发展起来的法理思想，它主要是依西方法理学而组合起来的法的理论。这样的法理学表明所追求的目的以及解决问题的原则是西方式的，如此的法理如何与中国的法律史相结合，这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对我们目前的教育趋势来看，移植、参照西方法理学似乎是每个学者的既定思维。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想想，西方法理学能成为我们民族或国家的思维模式吗？如果是，那么中国的法史研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所以，理性的分析，西方法理学显然也根本不能成为我们一切思维的价值体现。西方法理学最明显的一个缺陷就是它根本无法解决中国法律史的价值问题，反而使中国法律史的价值在物的价值面前相对化。因此，整合中国法律史的资源，建构中国法理学体系应该是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任务。 在我们认知的著名各法学流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中，他们的学识无不是学贯法史学与法理学的。而且，法学流派的产生也无不是在寻找法史学与法理学的结合中分化、产生。西方学者贯通法的历史与法的理论，并不是因为他们刻意一这样，而是学术研究使然。没有史何来理；没有理谈何史。而中国法学，由于学者研究方式的单一性（虽然，目前也有一些学者着力从其它视角来研究法律史，但均缺少原创性、启示性的法理成果），很少有能将提炼出的科研成果适用于法律的其它领域， [15]致使缺失产生世界级的法学领军人物。今天，在脱离法理学的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中，人们不得不对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存在价值产生疑问。 笔者提出加强法律史研究中的法理学色彩，其深层意蕴是为了中国法律史研究能与中国的法理学相谦和。同时，笔者呼吁当代中国的法学巨匠的产生。

㈦ 为什么一旦道德与法律分离,人们便在法律与道德的空白中迷失

道德与法律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能把二者划分开来，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道德与法律更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现代社会国家机器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结合实际上就是道德和法律的完美契合。通过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不难发现，从法律的产生，再到实现法治就是一个道德和法律相互演进的过程。而在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儒家的伦理道德对各个阶段各个时期中国的法制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倡导意义。

㈧ 在这个人心复杂的社会，怎样不会迷失自我遇到问题可以立马找到一个最恰当的解决方法

冷静、多思、寻求最佳方式与途径。

㈨ 评论'潜规则"与法制社会的关系

“潜规则”盛行是一种反法制现象，是我国长久以来人治社会的余毒。“潜规则”遵循的是权力至上、金钱万能和人情第一，坚信权大于法、钱大于权。这严重影响社会公平，给“无权无势”、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大众带来更多焦虑，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大敌。
如今，一些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托人情、找关系。不这样做，他们就觉得不踏实，就会很焦虑。这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求学就业，寻医问药……但凡生活中遇到难题，都离不开“关系”：找同学，托朋友……这往往让人心力交瘁。
由于“潜规则”奉行者相信通过潜规则可以摆平任何事情，一旦遇上“麻烦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托关系、走后门，通过权力、金钱、关系来摆平，而不是依法、依规办事，通过正常的渠道去解决，故潜规则的市场很广。
“潜规则”盛行是一种反法制现象，是我国长久以来人治社会的余毒。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法律是一切人包括政府官员的最高行为准则，而“潜规则”恰恰要把体制内的事放到体制外去解决，坚决不按法律和规则办事。它遵循的是权力至上、金钱万能和人情第一，坚信权大于法、钱大于权。这严重影响社会公平，给“无权无势”、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大众带来更多焦虑，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大敌。
“潜规则”大行其道，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规则存在着漏洞。人们习惯性地“找关系”，说明社会规则有漏洞可钻。在社会转型期，有更多的真空地带让人情可以被当做交易的筹码，人们更加倾向于“暗箱操作”、不守规则。其次，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潜规则”文化。讲人情、论关系在中国源远流长，这跟历史、文化等都有关系，短时间内很难改变。明知道“潜规则”违法，但操作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能摆平往往意味着个人或者单位的能量，摆平一件事，不管这件事是多么恶心的事，一些人都可以拿来吹嘘。最后，还与权力失去监督有关。一些公权力的掌握者，一旦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拥有了一定的权力，就自以为无所不能，能摆平一切事情。而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在经济上富裕的同时，道德素养、财富品质却没有跟上，在巨大的财富面前迷失了自己，以为用钱可以摆平一切事件，显得狂妄而无知。
要让“潜规则”失去市场，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用严密的法律来弥补和修复社会规则中的漏洞，让投机者无机可乘；其次，要对公权力加以严格的限制和监督，使公权力的运行置身于公众和社会的监督之下，以阳光的操作和程序驱散摆平的黑暗，铲除滋生摆平的土壤。最后，还要加强公民法治教育，引导公众树立法律至上、规则第一的理念，使法治文化代替“潜规则”文化，让“潜规则”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㈩ 当一个人迷失了自我

人是在战胜自卑、建立自信的过程中成长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自信对事业、对人生的重要性，但是知道自信的必要性，并不就等于有了自信。实际上，缺乏自信一向是困扰人们的大问题，有项针对某大学选修心理学的学生所做调查，其中有一道问题是个人最感困扰的事，调查结果显示，缺乏自信的人占75％的比率。在生活中，因循、畏缩、深陷于不安，无能感，甚至对自我能力怀疑的人，几乎随处可见。这种类型的人对于自己是否具有担负责任的感疑虑。他们也怀疑自己能否抓住有利机会。他们总认为事情不可能顺利进行，从而抱忐忑不安的心态。此外，他们也不相信自己可以拥有心中想要的东西。于是他们往往退缩而求其次，只要拥有些许的成就便觉心满意足。 那么怎样建立自信心呢？ (1) 要为自己确立目标 确立目标既是人生成功的需要，也是激发人的潜力、最大化地创造价值的需要，所以，人生一定要有目标，有了目标，你就会想方设法为达到目标而努力，因而就不会为是否自信以及目标以外的事情所烦恼。其实，设立目标本身就是自信心的一种表现，你在心中有了目标，你的潜意识就会调动你所有的能量，为实现目标而努力。但在制定目标时要注意，一定要使目标切合自己的实际，不要好高骛远。否则，一旦目标实现不了，你就会因此而产生挫败感，从而打击你的自信，使你丧失信心。 (2)发挥自己的长处 人是在战胜自卑、建立自信的过程中成长的。天之生人，千差万别，但比较而言，人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你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发挥自己的长处，避免自己的短处。如果你总是做不适应你的事情，老拿你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比，那你很容易产生自卑感，挫伤自己的信心。 (3)做事要有计划 世界上什么东西能给带来信心？成就。成就是靠什么取得的？努力。努力是取得成就的必要条件。但光努力还不行，做事还要讲究方法、讲究效率。社会上有很多人，他们整天忙忙碌碌，但如果你问他们取得了什么成绩，他们可能答不上来。对于他们来说，忙碌是他们工作必要的表现形式，如果不忙碌，好像就不是在工作。这就是做事不讲究方法造成的。做事不讲究方法，使他们做事没有成效。久而久之，他们不只注重形式，而忽视了效率这一基本内容了。做事有哪些方法呢？做事的方法有很多，我认为其中做好计划、按计划行事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做好计划、按计划行事，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体验工作的节奏感，使你不至于把工作当作是一种苦役；而是当作一种享受，你在工作中感受生命的脉动，把握生命的韵律。“做事讲方法、行动有效率”是我的信条之一，工作一定要讲究方法，做好计划。没有计划的人永远被工作撵着走 (4)做事不拖延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之所以缺乏自信，是因为挫折长期积累的结果，就是因为在日常一些小事情上没有处理好，不断积累，结果不断地给自己增加心理压力，久而久之，就会在心理产生一种失败感，使自己觉得自己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因而缺乏自信。所以，建立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凡是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不论大小，都要认真对待，把它处理好，首先给自己一个好的交待，让自己满意。就是对于建立自信来说，没有小事。做事讲方法，行动有效率。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养成做事专心致志的工作作风，同时，养成日事日毕的好习惯。不让事务性的工作压身、缠身，心理就会感到轻松，就等于去掉了自卑存在的理由，就很容易培养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