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法对社会治理的功能以及其作用
1. 法律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
当代中国法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1、法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
2、法通过确认并保障正义标准的实现，协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是确定公平正义的标准，并以有效方式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
3、法可以为诚信友爱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诚信友爱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之一。尤其在生产社会化、人际关系依赖性高的现代社会中，离开诚信友爱，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合作和互动，整个社会就无法维系。诚信友爱本身虽然从根本上说是主体的价值观问题，但法并非对其无能为力。
4、法为激发主体的活力创造制度条件。社会进步的动力源于每一个主体的创造力的发挥，而自由是发挥创造力的基本条件。从而有效保障主体自由的实现，如以法律形式确认和维护劳动者的财产权利、交易自由和其他权利等。此外，法还可以通过制度安排直接鼓励公民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创造性劳动。进一步激发主体的创新欲望。
5、法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提供有力保障。秩序是社会的基础价值之一，任何社会都需要安定和秩序，没有安定和秩序，社会共同体就无法存在，更无法正常运转。没有安定和秩序，也根本不可能有中国当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好局面。法的实施过程可以将法的秩序要求具体化为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和司法活动以实现秩序；法的国家强制力则是抑制违法犯罪行为、实现法律秩序的有效保障。
6、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提供制度支持。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创造财富的潜能，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构成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威胁。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使发展经济与自然界能够提供的资源相适应，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对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中国来说，这一任务更为艰巨。以法律形式规范和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抑制生产和消费活动中的任意性，制裁破坏资源和环境的违法行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必要手段。
法的上述作用要通过法律调整的机制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法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又具体地表现在法的制定、实施、遵守和法律监督的过程当中。
2. 如何发挥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诸法的保护神，在社会治理法治化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3. 法的社会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所起的作用
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依法治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安定有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无疑在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依法治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脊梁
依法治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无法制则无和谐社会。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需要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调整解决。在众多的社会调整措施中，法律调整最为重要。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具有“硬性”的社会功能和规范功能。要维护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就必须依靠法制作保障。
依法治国是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法宝。实践证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越高，对法治的要求程度就越高。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法治，也就没有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依法治国能够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而和谐社会的构建又能为依法治国注入新的内容。
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法律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完善法律，确保构建和谐社会有法可依，现代社会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工具就是法律制度，没有对法律制度的充分尊重，就没有和谐的社会。要增强全体公民守法的自觉性。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弘扬法治精神，践行法律规范，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
检察制度是根据我国宪法而设置的一项重要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制。检察制度的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有国家性、专门性、广泛性、强制性等特征。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现象严重存在，尤其在我国改革开放期间，腐败已构成对执政党的政治挑战。而检察制度的根本意义，在于保障人民民主专政任务的实现，维护法制的统一实施和国家统一，惩治腐败和防止国家工作人员权力滥用，调节各种社会关系，平衡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检察工作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法律环节。各级人民检察院通过依法行使的侦查权来惩治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通过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民事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执法监督以及内部执法活动监督，从而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正确实施，促进依法治国方针的贯彻落实。
执法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负有重大使命。维护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稳定，恰恰是检察机关神圣的职责。执法机关通过正确履行检察职能，确保国家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维护公平与正义，保持社会稳定。一方面通过打击犯罪来修补已经遭破坏的社会关系，使其恢复平衡，一方面通过各种预防和保护措施来维护平衡的各种社会关系，促使其和谐。
三、执法机关在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全面履行职能
必须树立全新执法理念，服务工作大局，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检察机关应及时调整执法理念，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正确执法观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把自身所从事的检察工作放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中再认识，再定位，再把握，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必须规范执法行为，依法行使检察权，确保司法公正。当前，我们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力度、质量、水平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工作机制还不够科学，执行得还不够规范，导致对诉讼活动中的一些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不愿监督、不会监督、不敢监督。检察机关要更好地肩负起法律监督职责，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建立公正高效的运行机制，规范自身的执法行为。以规范执法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监督能力。
必须积极发挥职能，创造一流业绩，树立检察机关形象。一是充分发挥“打击”功能，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要围绕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始终突出打击重点，严厉打击社会危害性大、群众反映强烈、影响人们安全感、扰乱和破坏经济发展的各类刑事犯罪活动，消除不和谐因素，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不断强化“监督”职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检察机关要不断强化监督职能，充分发挥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作用，公平合理高效地运用法律规则，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三是积极开展综合治理，不断净化社会风气。检察机关要按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部署，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认真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特别是要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大力开展特色预防活动。
4. 如何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
如何看待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
文∕樊 平
【内容摘要】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作用是不同的。倘若人们没有对“见死不救”现象具有很大社会危害性的普遍道德认同，没有对见义勇为发自内心的追求，即使“见死不救有罪”成为法律条文，也不会有良好的结果。
引言
针对社会上“见死不救”、“见危不救”现象的频频发生，一些学者认为，公民应当对自己义务范围内的危险情势负有义不容辞的救助义务，这种责任可以强制提到法律层面上。对“见死不救”、“见危不救”等道德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已将其纳入法律范畴。但由于整个社会调控体系过分强调法律，导致道德等其他社会控制力量被削弱，出现了过度依赖法律的“社会法律化”现象，造成一边是高度的法律化，另一边却是道德沦丧。
道德问题法律化，反映了社会大众对道德规范的失望，转而求助于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手段整合道德秩序。然而，“泛法律化”的道德诉求，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另一方面，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
法律起源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法律的起源是由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混为一体到相对独立的过程。法律承担着维护社会善良风俗的责任，为道德提供坚实的后盾。而道德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始终，它虽然没有法律的强制力，在某种意义上却比法律管得更宽。道德往往是一部分法律的直接渊源，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律起着约束作用。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
一、什么是道德
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和，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文明与野蛮等观点、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是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力量来保证遵守和实行的行为规范体系。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道德以善恶为评价方式把握现实世界。道德的执行和实施不是依靠国家强制力，而是依靠人们的观念、社会的舆论和善良风俗来维持。道德在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时候，不像其他的社会规范那样强调人们的个人利益，而是强调他人的利益和社会集体的利益。道德具有通过评价等方式来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和活动，以协调人民之间关系的能力。道德能通过评价和鼓励等方式，造成社会舆论、形成社会风尚、树立道德观念、塑造理性人格，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观念。道德反映个人同他人、社会的利益关系，反映的结果表现为道德标准、道德理想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
二、什么是法律
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正式的官方确定的行为规范。法的内容由受一定社会因素制约的，最终也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法具有规范性、普遍性、程序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等特征。法对个人的行为具有指引作用。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标准，具有判断、衡量他人行为合法与否的评判作用。凭借法律的存在，人们可以预测相互间行为如何。通过对法的实施，可使法律对一般人的行为产生教育作用。而通过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强制违法者遵守法律。从法的本质和目的出发，法在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思想文化生活领域发挥着阶级统治的职能和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
三、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法律的产生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共同点在于：两者都属于同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并为相同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两者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两者都体现相同的阶级意志和共同的历史使命。
（一）法与道德的区别
1.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前者属于制度的范畴，特别是成文法更具有系统性和制度性的特点；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带有自发性和约定俗成性。
2.法与道德的产生和形成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法是掌握政权的阶级运用国家权力，由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制定或认可。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养成、自发形成的，一般无需专门人员和机构制定颁布。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3.法与道德的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如宪法、法律、法规、条例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4.法与道德的规范内容不尽相同。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即应当做什么或者不应当做什么，并不一定要求社会或者他人对其承担对等的义务。
5.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结构不同。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
6.法与道德的作用机制不同。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手段。
7.法与道德的调整范围不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二）法与道德的相互联系
道德与法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
2.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3.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首先，道德与法律有着天然的联系，道德意识的培养有助于人们的守法意识；法律的确定性、带来法律的滞后性，道德的发展能推动法律的前进；法律是对一般人的最低要求，但人类的发展需要高尚的人来导航。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其次，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
4.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5.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
四、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
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往往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往往又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起作用，否则是一定存有缺陷的。只是这种强制作用使其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且相对稳定。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在总体上，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使所谓的“心理强制”的实现，也需通过人的内心感受和道德准则的衡量，“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因此，针对社会上“见死不救”的现象，倘若人们没有普遍道德认同，没有对见义勇为发自内心的追求，即使“见死不救有罪”成为法律条文，也不会有良好的结果。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力，法律也并不总是合理、正义的。
同时，法律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重要的作用以及其他的功能也往往通过道德作用得以实现。而且法律作用的实现的最好途径是法律规范的价值通过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其内化为人类的道德信念，在人们普遍接受后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且用这种思维定势支配各自的行为，由于这种思维定势既符合法律又符合道德，所以在其支配下的行为也将符合法律和道德。那么法律调整社会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它的作用也就实现了。道理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的行为，其必定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实行，而不是去破坏它。
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法与道德的关系也有特定含义和理解。结合中国国情，法与道德的联系可以分述如下：一是一国范围内的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二是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三是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孟子《离楼上》中讲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他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四是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五是道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六是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七是法必须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八是法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1页。
3.吕鹤云主编，《法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J]，法治与社会发展，1998（1）。
（作者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主任编辑）
5. 当代中国法律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代中国法律抄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地位
无论从逻辑还是事实上看，和谐社会的建构都必须借助于法律制度的推动和保障。
当代中国法律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1）法律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
（2）法律通过确认并保障正义标准的实现，协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公平正义
（3）法律可以为诚信友爱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法律敎育 网
（4）法律为激发主体的活力创造制度条件
（5）法律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提供有力保障
（6）法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提供制度支持
6. 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你在社会的治理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有了嗯法律的制约束，而大家都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
7. 法律和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在中国社会 法律完善 却无人实施 所以治理上没有起到多大效果 但还是要说 有进步的 最起码比清朝好了许多 道德对社会起很大作用 可惜现在没人讲道德
8. 什么是法治，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法治，顾名思义，法治就是"法的统治"。法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 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
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 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 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 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 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 不是靠掌权者的威严甚至特权, 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法治"和"依法治国"这两个概念是根本一致的，依法治国实际就是法治的另一种表述，二者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要全面认识法治的内涵，必须对法治与法制、法治与人治、法治与德治的概念做一下辨析，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
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一、法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必要性
（一）法治与民主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法治与民主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民主促进法治，法治保障民主。法治强调用法律治理国家，而法律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超然于政治体系之外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需要民主以保证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与此同时，法治通过规范政治行为、协调政治关系、解决政治问题等方式，保障民主在政治中的参与性以及民主权利的实现，促进民主政治生活的良性运行。
（二）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由之路。
法治，对于限制政府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国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奠基石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护航员
（三）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四）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五）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
(8)社会法对社会治理的功能以及其作用扩展阅读
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
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在理论上如何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
冷静地思考分析和对“依法治理”现状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缺少这种“互动”的现实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于自身的权利不知道，知道不执行，执行不彻底，导致了21世纪初的这个结果。民众们在经历义务教育之后，依旧对于介绍法治的课程并不重视，法治观念、理念很难进入民众内心。
使得法治推动成为看似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
法治是依据法律的治理。
法治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层面的含义，它是指一种治国的方略、社会调控方式，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强调以法治国、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法治还是指一种法律价值、法律精神，一种社会理想，指通过这种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的实现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状态。
总的来说就是法治包括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和形式意义上的法治，也就是强调两者的统一，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9. 法治的作用是什么
一、维护现有社会关系方面的功能
（一）保障和维护秩序的功能
一定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保障，需要多种机制。法和法治对于秩序的维护和支撑，最明显的是通过规范的宣示和指引，使人们可以沿着设定的轨道预期相对方的行为，安排自己的行为。同时，当既定规则被违反时，法律会做出反应，规制和惩罚违法主体。权利被侵害时，按既定的途径和程序进行救济，恢复既定秩序，减少扰动。
现代法和法治不仅调整社会主体的多种行为，而且也调整自身的运行。这主要是指法的形成和运作都有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加以安排。规则如何形成和确认，又如何在行政和司法中得以运用，都有相应的法律加以规定。通过这样的制度化运动，法制不断再生产自身，法律秩序也得以不断地再生产。法制通过调整社会和调整自身，使社会得以规范化和秩序化，减少无序和混乱，防止动乱和震荡。
（二）保护权利、保障社会活力的功能
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们衣着统一，语言雷同，步调姿势完全相同，思想也人人一样，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秩序的社会，但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甚至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社会必须拥有秩序，也必须同时具有活力。兼有秩序和活力，这样的社会才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质。法律通过对产权和交易安全的保护，使得社会在经济上具有较大的活力，人们的积极性得到调动，物质和精神产品才会大量产生出来。这就是法治化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在经济领域如此，在其他领域也一样，每个人的自由得到保证，各人成为积极活动的主体，社会才会具有活力和后劲。
法治正是以保障每个主体的权利和自由为其圭臬。通过这种保护，通过对社会多样性的宽容，法治得以激发人们充分利用自己潜能的积极性，从而激发劳动和创造，推动社会不断地发展进步。
（三）保障和制约民主的功能
现代法治经常是与一定程度的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民主和法治都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民主是法治的精神向度之一，如果缺乏起码的民主，法治一般也无法完善和发达。法治是对民主的保护，民主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引导，同时也需要法治加以制约，以防止民主的非理性成分泛滥。法治以理性精神对民主轨道加以设计，对民主的范围、程序和效力提供清晰的界限，对民主中的争议加以预防和裁断。
同时，司法的权威也可限制民主中躁动不安的因素。如果一个社会法治的权威尚未树立，就径行推动民主的大跃进，很可能民主的好处未得，其所导致的纷争和危害却已肆虐。
（四）合法化既定政治秩序的功能
一定的政治秩序当然需要强制力的支持。合法化就是政治秩序所需要的最重要的非暴力支撑机制。德国思想家韦伯认为，历来的支配秩序大体有这样几种合法化机制：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传统型合法化机制，是说该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通过传统而得以确立的，比如一以贯之的王位继承传位制度。魅力型，是说该秩序的合法化建立在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之上，该领袖类似救世主基督，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已经祛魅，魅力型合法化机制即使存在也难以持久；传统型合法化机制也因为理性时代的到来而无法延续；法理型统治才合乎现代社会的需要。以理性为其核心的法律体系高居于社会之上，成为公认的权威，使现行秩序合法化。这种法理型统治，实际上即是法治。法的权威取代个人权威，即是法治取代人治。当神圣和传统的权威式微，理性和法治取而代之，实是自然而必要之举。二、裁决纠纷、维护正义方面的功能
（一）提供纠纷裁决权威机制的功能
社会纠纷的裁决机制是多样的，而司法在纠纷解决体系中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它起着对其它纠纷解决机制的导向和矫正作用。社会的重大纠纷，如果能得到司法合理和平的解决，这种解决又具有巨大权威，能够为整个社会所接受，那么，这种中立性的巨大权威就成了一个社会的压舱石，可以保障这个社会临“争”不乱，大局稳定。法律的权威越高，这种作用发挥得就越充分。
（二）协调利益和价值、维护正义的功能
法律确认重要的利益关系，保护正当利益，但困难在于利益很多时候是互相冲突和重叠的。所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划定它们的优先顺序就成为法律的重要任务。法律协调利益关系就必然涉及到各种价值，如自由、平等、秩序等等。各种价值各得其宜，形成了和谐的共存关系，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正义。
法律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公平正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法治承诺最低程度的正义，内涵最窄的法治也要求规则的权威和规则面前的平等。规范调整本身，就意味着对同等的人和事给予同等的对待，这就是起码的平等。规范调整也给行为人一定的行为自由，这也与人追求自主的天性相一致。规范调整也较少任意性和专横，而且它的事先预知的特征，可使承受其利弊后果的人有所趋避。经过长期的进化，法治形成了复杂的机制来发现更多的事实，容纳更充分的说理和理性论证。法治虽然有时会有利于强者，但如果没有法治，弱者的处境会更加不利。由此而言，法治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均势，在追求一定程度的实质正义时，法治所能够给予的也较人治要多。
（三）丰富既有意识形态体系的功能
不需加以论证和思索就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为正确的论断就是意识形态。这是对意识形态的一个简略定义。法治的性质和水平随着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但法治本身却几乎已经获得全球性认同，人们认为法治好，应该实行法治，可见法治本身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具有正当化和固化既定秩序的作用，法治实际上也具有这种功能。这里所说法治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不是说法律保护既存的意识形态体系，而是强调法治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具有被人们轻易接受和不加质疑的特点。
西方学者多认为法治是中立和非政治的，与意识形态无关，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认为资本主义法律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从而起着神圣化现存秩序和掩盖其剥削压迫本质的作用。西方最近几十年崛起的批判法学也揭示了法治的非中立性，认为法治是披着中立外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无疑地，以上看法有其合理性和深刻性。但如果从稳定既存秩序角度看，也许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如果一个国家或秩序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和正义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就在总体上具有正面价值。
法治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神话”。它“神化”现存的社会格局和秩序。法治的引入，可以丰富既有的意识形态体系，并使意识形态更具弹性和韧性，也提高了意识形态的安全性。
（四）继往开来、保存和助跑文明的功能
着名法学家庞德认为，要保有文明和发展文明，就必须努力控制各种各样互相冲突的需要和利益。如果对各种欲望不加协调和节制，文明就会停滞或者消亡，因为这样就会导致或者过于消费而无法积累，或者缺乏、丧失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或者在互相斗争中同归于尽。节制和协调的机制，可以有习惯、宗教、道德和法律。
法律在诸种机制中最为晚出，但发展速度却很快，直至成为主导性的协调方式和手段。在近现代，法律文化在西方较为普遍地发展成为法治。法治又很快地成为全球性的流行话语。人自己建造了房屋，而后安居于其中。人自己制造了助跑器，而后借助之以达到更高的速度。法律和法治即是此类人工设施，是主体性力量的外化和结晶，是人的对象化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对象化和外化表现的法制，同时也是人类发展的跳板。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同时又可起着加速文明进步的作用。法律和法治保存文明，也加速文明。它翻译、表达、保存人类的经验和智慧，并且传播之，扩大之。同时，作为客体化的成果，它又有超越一时一地具体存在的特性，这就是在物质和精神之外的第三世界：文化。这就是制度和制度文明。这样，法律文明就可以在代际间传承，在空间上传播，成为尊重和“崇拜”的对象
10. 如何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的关系，如题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论文作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一)道德的法律化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二)法律的道德化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
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论思想道德与法律有关一从社会学角度讲，我国正在融入法治社会。对置身于未来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为法律素养，简言之，是指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质。一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是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的。法律知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制定法中关于规则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条文体系;二是法律学问中关于原理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学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条文，同时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识，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公民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理性守法来自以法律理念为基础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认知。法律意识，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理论、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也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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