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法的迅速发展时期

① 在中国,经济法学的真正发展,是在什么时候

经济法学产生来于20世纪20年代的源德国。在中国，经济法学是在1979年以后，随着经济法制建设的加强，随着经济法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开展而产生的。中国的经济法学，产生得晚，发展得快。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完善，当然我国的经济法立法慢慢萌芽、成长，经济法学也逐渐兴起。

②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是在那一段时期 具体时间 当时发展什么行业的

他提出国家经济发展的可分为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前三个阶段是国家竞争优势发展的主要力量，通常会带来经济上的繁荣。第四个阶段则是经济上的转折点，国家经济有可能因此而走下坡路。

阶段一：生产要素导向

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几乎所有的成功产业都是依赖基本生产要素。这些基本生产要素可能是天然资源，或是适合农作物生长的自然环境，或是不匮乏且又廉价的一般劳动力。这个阶段中的钻石体系，只有生产要素具有优势。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具备相关资源的企业才有资格进军国际市场。

在此一阶段的本地企业，完全以价格条件进行竞争，能够提供的产品不多，应用的工艺技术层次也不高，技术本身也是广泛流传、容易取得的一般技术。此外，企业本身尚无能力创造技术，必须依赖外国企业提供经验与技术，企业本身能表现的技术主要是来自模仿，或是在本地投资的外商所引进的。也就是说，本地企业拥有的较高级的产品设计和技术，大多来自外商投资兴建的一体化作业工厂，或是由选择该国作为生产网点的外商提供的，或是本地制造企业以半成品加工方式学习来的。处在这个阶段的企业，很少能与产品的最终顾客直接接触，海外市场的贸易机会也掌握在外国代理商手中。另外，有些外销产品，在本地的市场需求有限，甚至是根本不存在需求的。

生产要素导向阶段的经济，对全球经济景气循环与汇率变动非常敏感，因为它们会直接影响产品的需求程度和价格高低。同样，本国生产要素一旦不如其他国家，产业将严重受创，丧失领先地位。尽管充沛的天然资源能带来一段时期的高收益，但是对提升生产力的帮助并不大，其中原因将在后面解释。

每个国家都曾在某段期间经历过生产要素导向阶段，目前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正处于这个阶段。另外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天然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也处在这个阶段。

一般而言，能够从生产要素导向阶段迈出，成功转入下一个阶段的国家并不多。在这个阶段中，以国内需求市场为主的产业可能因进口替代效应而持续扩张，但是驱动它发展的力量是政府的保护措施不让外国竞争者加入的结果。进口替代型产业基本上缺乏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条件，而且保护政策一旦扩散，反而会因产业缺乏效率而降低国家的生产力。

阶段二：投资导向

在投资导向阶段，国家竞争优势以从政府到企业之间积极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为基础。这个阶段的企业投资行动频繁，它们会大量投资兴建现代化、高效率与大规模生产的机器设备厂房，并努力在全球市场上取得最佳的技术，也常以付专利费、合资或其他途径找寻更精密的外国产品和制造技术。这一切行动的目标，都在于提高更精密产业与产业环节的竞争能力。虽然这个阶段的企业努力争取到的技术仍落后于国际领先企业（原因是各企业保留了最先进的技术），但至少是公开渠道中最进步的技术。此外，投资导向阶段的企业不单单应用外国的技术和方法，同时也致力于改善外来的技术。企业具有能吸收并改良外国技术的能力，是它们突破生产要素导向阶段、迈向投资导向阶段的关键。当企业进入投资导向阶段时，外国技术和方法大多仅供内部参考，主要依靠的是自行改良行动。由外国协助兴建的一体化作业工厂，此时已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

面对国内竞争的年代，当国家处在投资导向阶段时，政府、人民和企业都会致力于生产要素的发展行动，并努力进行现代化的基础建设，以提高竞争条件。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虽然大量增加，但薪资仍低廉。这些技术人员能操作精密复杂的机器设备，甚至改进技术。企业也开始建立国际营销渠道，并尝试与产品使用者直接接触。同时，它们也能为国外大客户提供半成品加工服务，并寻求与外国企业合作的机会。这段时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促使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引进新模具和现代化制造工艺。第二阶段的企业也会把目标定在支持技术和资产的投资上。企业同时开始勇于冒险，因为许多产业出现新的企业，国内的竞争也已达到白热化程度。

当国家处于此阶段时，竞争优势来自从生产要素、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到竞争环境等一连串的改善。企业虽然仍依赖基本的生产要素而获利，但也将竞争优势延伸到了花费不高但属于更高阶段的创造性生产要素上面，国家也在一般性的生产要素上占有相对优势（如大学程度的工程师）。大环境中的教育和研究机构等生产要素创造机制，也运作得更顺畅了。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技术更专业且充分内化，设备也接近现代化程度，这个国家的生产要素也将得到更有效率的应用。

小试锋芒的阶段投资导向阶段的含义是，举国上下愿意投资一些最基本的优势阶段，但是这种投资不足以发展独特产品或应用独特流程。企业仍在标准化程度较高、价格竞争比较敏感的市场环节中竞争，它们的产品设计也会迁就外国市场的需要。这一类型的产品通常比全球最先进的产品晚一个世纪左右。同样，企业的工艺技术虽然几近精湛，但比起最先进的技术也还差上一截。不过，和生产要素导向阶段相比，处在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家已经能在更广泛的产业和产业环节中竞争，而且有些产业已有较高的进入壁垒。有些领先产业也开始将新的优势扩展到相关的产业上面。

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内需求基本上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因为国民生活水平虽有改善，但仍普遍偏低，而且在起步过程中仍能专业化的企业并不多。因此，有些出口产业的产品甚至完全不在国内的市场上销售。这个阶段所产生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供给面而非需求面。

然而，能够在投资导向阶段脱颖而出的国家，大多是国内市场需求较高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因为国家的地理位置，对航海运输有很大的需求而先后发展出成功的造船业），或是国内有特殊的大量需求，而外国却忽略的产业（如日本人对小型黑白电视机的需求）。

强调发展本国智能在投资导向阶段，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通常还未发展。相关产业的生产几乎清一色依赖外国技术、外国设备，甚至外国零配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工艺流程虽然很现代化，但是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它们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也影响并限制了自行创新的步调。

在投资导向阶段，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特别讲求规模经济的产业，资本密集但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零件与标准化产品产业，比较不讲求售后服务技术的产业，不怕转移且为其提供产品和工艺流程的来源不只一处的产业。当国家处于投资导向阶段时，最重要的优势往往还受限于低劳动力成本、大规模生产、应用现代化设备的产业。一般而言，这类产业通常是相对较成熟的产业，是下游成品、基本零部件差异不大的原料产业。以成熟产业为例，外国竞争者可能因为设备陈旧过时，而将生意转给敢于更新资产设备的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家。

尽管很多人认为技术无国界，但从投资导向阶段来看，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处于投资导向阶段的企业，往往只能吸收或争取到某些产业的技术，所发展的生产流程和模具也无法持续，原因就在于这一阶段仍缺乏能够积累经验和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源。通常，它们在其他国家的企业因竞争压力而有意寻求海外合作时，才有机会取得这些重要技术。

投资导向阶段的另一个特色是机会大幅增加，工资与生产成本开始起伏波动。对于习惯价格竞争的产业和产业环节来说，此时它们逐渐丧失了竞争地位。与生产要素导向相比，投资导向阶段对汇率和全球市场变动的抵抗力虽然提高了，但体质仍很脆弱。由于选择外国现有技术、发展大规模生产，以及和更发达国家供应商的关系都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有些产业不得不以失败收场或失去竞争优势。

当国家处于投资导向阶段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基本的生产要素和投资意愿。政府在这一时刻的角色也很重要。政府可以引导有限的资本流入正确产业、鼓励冒险精神、提供暂时的保护措施以鼓励新企业加入国内市场、发展更有效率的基础设施、激励企业获取国外技术、鼓励出口等。在这段期间，虽然企业在创造更高级生产要素上的能力已经增加，但政府仍需要扮演带头的示范角色。

投资导向阶段的经济，需要举国上下有重视投资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共识，而不是一味追求眼前的消费与平均收入。由日本和韩国的情形可以看出这种共识的威力。这个阶段的政府政策讲求效率，决策流程强调纪律、果断和长期规划。政府应该持续承诺改善生产要素质量，并在提升竞争力的先决条件上做投资。政府也可以辅导重点产业，以营造一个积极竞争的国内市场。政府对企业的保护措施是暂时性的，目的在于刺激产业改善和创新。但必须注意的是，保护药方一开，也可能成为永久性的毒药，政府的最大考验就在于为这些善意行动掌握标准。投资导向阶段的一些发展因素如果处置不当，经济发展仍可能失败。因此，稳定的政府、良好的行政人员，以及能抗拒特权的社会能力，是推动产业发展的理想状态。

一个不容易跨越的门槛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中，投资导向阶段很早就出现了。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国际性流动，也不是今天特有的现象。比如说，19世纪时，德国产业就有计划地进口英、法等国家的技术，并吸纳它们的工程师以提升德国的产业水平。同时崛起的美国经济，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投资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普遍，想要进入投资导向阶段的困难减低了，原因是全球市场对技术、材料和资金的需求比以往更大，各国也开始采取更积极的产业政策。

投资导向阶段也是多数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门槛，能成功跨越的并不多。（类似于中等收入陷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成功的例子不外乎日本与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西班牙和巴西本来有机会成功，但是它们被各自的缺点限制住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有些缺乏强有力的本地企业，或没有内化的产品和工艺流程，或企业对主导国际销售渠道的诚心不足，或缺少充分且进步的生产要素，或内部竞争不够激烈等。

阶段三：创新导向

当国家进入创新导向阶段时，许多产业已出现完整的钻石体系。在这个阶段中，钻石体系的所有关键要素不但发挥自己的功能，而且交互作用的效应也最强。

呈现锐不可当的竞争力。当国家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各种产业和产业环节中的竞争开始深化与扩大，代表这个国家的特殊环境与历史文化传统特色，也在特定产业与产业环节中出现。由于个人收入提高、高等教育普及、对便利的需求增强、国内竞争激烈，消费者的需求也更加讲究了。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也以自己强劲的竞争实力，影响着相关企业与国内客户的精致化。许多产业因为蓬勃出现的新企业而加速改善和创新的步伐，重要的产业集群开始出现世界级的支持性产业，具有竞争力的新产业也由相关产业中产生。

产业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竞争优势的情形越来越少，许多产业也在升级过程中，摆脱了生产成本与币值汇率的威胁。产业虽然没有生产要素优势，但能在不利因素的刺激下创新，产品与制造技术也不断往前推进。大环境中，更高级的基础建设、研究机构与更具水平的大学体系也在形成中。这些新机制不但保持自我强化状态并创造高级而专业化生产要素，同时也与特定产业形成联系，营造出锐不可当的气势。钻石体系正在产业与产业集群中发挥自我强化功能。

这个阶段被称为创新导向阶段，原因是企业除了改善国外技术和生产方式外，本身也有创造力的表现。本土企业在产品、工艺流程、市场营销和其他竞争方向上已经接近卓越的程度。同时，如果有相关产业的支持，本国有利的需求条件、坚强的供应商产业基础、专业化生产要素，可以让企业持续创新，它们的创新能力又形成其他新产业出现的原动力。

投资国外的阶段。当国家经济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企业会转战国际市场的差异化产业环节。它们的竞争虽然离不开成本，但竞争方向却从生产成本转至生产率上，因为它们更强调先进与高级的技术表现。同时，企业也开始逐步撤出价格竞争或比较简单的领域，并将这些领域让给其他国家。

这个阶段的企业除了有自己的全球化战略并逐步铺设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之外，还搭配已有国际知名度的品牌活动，并采取国外设厂的制造方式以降低成本，并加强对当地市场的影响。这些企业活动显示出创新导向阶段就是投资国外的阶段，而这些表现与钻石体系功能的充分发挥有很大的关联。

垂直深化发展。当国家进入创新导向阶段时，国内产业可以朝好几个方向发展。当一些率先进入这个阶段的产业发展出高层次竞争优势时，这些竞争优势也在发展过程中扩散到其他相关产业。就这个方面来说，产业集群会以垂直深化的方向发展。下游产业的产品竞争力会带动上游、供应产业（包含机械设备业）；同样的活动也可能是由上游延伸到下游。这种情况最初只在国内进行，然而只要经济体系健全，很快就会扩张到全球竞争。垂直深化的产业集群也许是由生产要素导向或是投资导向形成，而一旦出现深化现象，即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已具有基本的创新能力。

横向水平发展。创新导向的第二个方向是，产业集群由纵向转为横向的水平式发展，形成更新更大的产业集群，这一步是由既有的企业或新加入的企业共同推动新产业而形成的。当国家生产力的提高并非依赖极少数产业的出口表现，而是由各种类型的市场表现撑起时，这个国家的经济正在发展。这个方向的发展过程会减少经济危机，原因是国家不再受少数产业的影响，企业也因专业化需要而朝向生产力更高的产业环节推进，生产力低的活动则逐渐移到海外进行。当产业处于纵向、横向交织发展状态中，企业有非常多改善和创新的路径可以提高本身的生产力。水平化的发展方向也会创造更多跨产业的扩散效应，使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过程更扎实坚固。

服务业走向国际化。创新导向阶段的另一个特色是：受到制造业发展的刺激，国内的优质服务业也将实现国际化。当国家处于生产要素导向和投资导向阶段时，该国服务业很少能在国际市场上抬头。唯一的例外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海运业，或海外工程建设产业的一些产业环节。反过来说，国家经济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服务业会因先进企业对市场营销、工程顾问、测试业等更专业化的服务需求而蓬勃。工程顾问、广告等高水准的服务业，会因更专业的人力资源和生产要素需求而出现。本国服务性企业会随制造业的国际化而走向海外。高学历、高收入和专业化的消费者，也需要更专业的服务，而本国需求正是服务业创造国际空间的根基。

和前两个阶段相比，创新导向阶段特别强调高质和富裕，同样使得高级服务业有更宽广的发展空间。不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能否顺利产生，仍必须有其他条件的配合，在这方面，美国和瑞士的表现就很成功，德国与意大利就逊色许多。

当国家经济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对总体经济的变动和外在事件影响的免疫能力也最强。处在这个阶段的产业，因为竞争焦点放在技术与产品差异上，成本与汇率变动的打击有限；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也能减轻环境变动的影响。有竞争力的产业更因本身的多元化，而避开了它对任何单一部门的过度依赖。

政府要无为而治。处在这个阶段的政府，角色也不同于前两个阶段，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过去干预产业的做法。如果政府继续执行资本调度，采取保护、设置产业进入门槛、出口补贴等直接干预行为，只会打压以创新为竞争基础的效率。刺激创新的冲力、培养创新的技术、发展方向的取舍等大多数活动，此时应该交给民间部门负责。当一个经济体走向深化和多重方向时，政府不可能再掌握或控制既有和新发展产业的动向，而国际化程度高的企业越来越多，也减弱了政府的指引作用。此一时刻的政府应该做一些间接活动，诸如刺激或创造更多更高级的生产要素、改善国内需求质量、鼓励新商业出现、维持国内竞争热度等。另外企业则应自行扮演更积极创造生产要素的角色。

在19世纪前半叶，英国已经走到创新导向阶段。美国、德国和瑞典则是在21世纪先后进入这个阶段。70年代的日本和意大利也处于创新导向状态，不过对意大利而言，它的北部地区可能从12世纪初就已进入创新导向阶段了，只是当时的产业内容与今日是完全不同的。

阶段四：富裕导向

如果能持续国家发展动力、充分发展本国优势，那么应该可以顺利通过竞争优势发展过程的前三个阶段。国家的竞争优势会越来越激烈，有竞争力的企业与产业也会越来越多，跟不上步伐、生产力低下的产业环节，也将被淘汰。

社会价值挂帅。富裕导向阶段的情况与前三阶段正好相反，这个阶段是经济走入衰退的局面。主导这个时期的力量是前三个阶段积累下来的财富。但发生的问题是，处于富裕导向阶段的国家，既有的财富并不足以支撑经济本身的需要。形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投资人、经理人和员工试图拒绝新的转变，持续投资和创新的行动也已不再，经济发展的步调被打乱。此一阶段的国家经济目标也与过去不同，重心放在社会价值上面，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社会价值其实是根植于经济持续进步的基础上的。

进入富裕导向阶段后，企业也开始丧失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会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国内的竞争活动衰退、经营战略由积极转向保守、企业再投资的意愿降低、大企业左右政府保护政策使自己与竞争者隔离。另外，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第一代企业家逐渐凋零，取代他们的是习惯在体制内活动的新生代经理人。企业、工会相继失去冒险精神，也缺乏竞争的热情，创新冲劲与敢向成规挑战的勇气也不复存在。员工因收入提高、视野开阔，而不再热衷于工作。劳资之间也为了维持自己既得的权利，关系日渐僵化；劳资的互不相让又成了改善生产力的根本障碍。

处于这个阶段，人们对其他领域的工作兴趣远大于产业界。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念逐渐消失，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疏忽，又造成教育水平的下降。社会对创造生产要素的投资比例大不如前，其他领域的投资反而抬头，而国家对有钱人课以重税的趋向，又压制了人们的投资意愿。总而言之，富裕导向阶段的最大讽刺是，产业投资表现不但不足，而且还在慢慢衰退中。

处于此一阶段的国家，过去成功积累的资金也使国内资本市场结构出现改变，投资人的目标从积累资本变成保留资金。经济体系创新速度减缓，又造成产业投资利益不如从前。资金因此流到土地等不动产上面。

经济活力开始下降富裕导向阶段的另一个特征是企业并购。因为企业拥有的资金已超过内部需求，但又不愿意冒险投资成立新企业，自然将目标转移到并购其他企业上。并购同时也反映出企业不愿竞争只求稳定的态度。对企业而言，并购造成了一个不必成立新公司也能持续发展，或是在现有产业中扩大自己实力的假象，然而并购活动对产业创新的伤害大于帮助。

由于客户忠诚度和市场占有率不会一夕之间消失，处在富裕导向阶段的国家的经济衰退情形开始时并不明显。然而当高生产力的产业和产业环节失去既有优势时，既有的产业集群将如滚雪球般被解构。这个解构过程是，不再创新的产业变成上游供应产业的负面客户，也不再是下游客户创新进步的媒介。这种情形一旦发生，一度撑开的经济将受到限制，基础产业和下游产业首先失去竞争优势，接着零配件、机械工业也丧失了竞争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可能因为国内的特殊需求，或在实力强劲的特定相关产业支持下，迸出几波竞争力火花。而其他不断进步的外国企业则凭其新起的竞争优势，开始购买富裕导向阶段国家的企业，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中。外商也在这个国家建立子公司，导致当地公司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逐渐流失到外人手中。

当企业无法维持高层次竞争优势时，本国许多产业的规模也会缩小，重回价格竞争的战场上。工资增长缓慢和失业率升高，也使得企业降低改善生产力的意愿，进而放弃国外市场。当个人收入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时，国内市场的需求质量和挑剔程度也开始下降。一个讽刺的现象是，处于此阶段的国家，能够维持竞争优势的产业，必然是人力素质和技能不逊于其他发达国家但薪资相对较低的部分。不过，由于经济停滞的压力越来越大，劳资间的关系越来越差，创新行动也越来越弱，易攻为守的企业，心情日渐沮丧，向政府求援的声浪也大量增加，结果对产业发展又造成更长远的伤害。

维持优势的四类产业。在创新导向阶段，国家的创新和竞争优势都处于巅峰状态，富裕导向阶段的情况则刚好相反。能在这个阶段仍保持竞争优势的企业，大致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本国仍维持高水准和高级需求的产业。这类产业是靠国家过去积累的财富而存在，像个人资产、高收入、奢侈需求。金融服务业、娱乐业、以便利为导向的产业等就是其中几个例子。第二类产业是该国长时间投资特定领域所形成的，这些领域包括基础科学、艺术、高级专业化教育、充沛且高水准的人力资源，或是如健康医疗、国防等社会开支的领域。这些有历史背景的财富，表现在产业上如生物科技、教育服务、太空科技、国防武器等。第三类产业是具有抢先进入优势的产业，它本身具有品牌忠诚特性（如香烟），或是长期不曾发生重大变化或技术不连贯现象。第四类产业则是该国保有初级生产要素优势的产业。这四类产业的共通点是富裕，富裕是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在富裕导向阶段，服务业所扮演的角色很复杂，由于许多服务业的竞争是属于本土化多国竞争性质，必须通过在当地设立分公司的方式进行。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服务业在国际竞争的消长并不如制造业大。因此，处于富裕导向阶段的国家，服务业占国家收入的比重往往继制造业之后快速崛起。由于财富会创造有利的本国需求条件，有些领域的服务业（或与其相关的制造业），甚至还会继续扩张。不过，由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本身就在发展中，要定出它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容易。而且，服务业在国际上的成功不表示制造业开始衰退，比较正确的说法是，某些服务业的表现，会反映出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两极化的表现。富裕导向阶段会导致经济衰退，因为处于这个阶段的产业竞争优势，并不足以支撑生产性就业、维系生活水平的需要。处在这个阶段的国家经常会有两极化的表现。首先，它是一个富裕国家，它的企业和人民在享受过去努力成果的同时，资金与财富毫不匮乏，这也是每个国家长期努力想要达到的目标。处在这个阶段的国家，可能对国内的产业投资不足，但在海外投资却出手大方。另外在对外投资活动上，本国企业也逐渐从延伸本国力量或技术输出（这是创新导向阶段最常见的活动），转变为纯粹的资本输出，本国企业可能运用资金买下外国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但是经营管理上仍是完全交由对方负责。

富裕导向阶段的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暮气沉沉、委靡不振的国家。这个阶段的许多企业会有接二连三的问题，失业压力持续上升，生活水平也不断下降，社会福利费用大幅超过经济能提供的程度。对有钱人课以重税似乎成为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但这又伤害到大众的投资意愿。这段衰退过程可以拖延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经济出现新的撞击为止。

虽然以上研究作者没有具体探讨中国面临的问题，但是研究对象中包括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③ 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恢复发展时期的经济（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运用政治魄力和政治智慧，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一五”时期开展了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为我国基础工业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2、第二阶段，动荡发展时期的经济（1958~1978年）。

1958~1966年，是全面进行经济建设的时期，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时期，前几年是失误，后几年纠正和弥补失误。总的来说，1958~1978年的20年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是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最后带着对“文化大革命”痛苦反思、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

3、第三阶段，经济体制转型初期的经济（1979~1991年）。

中国20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国民经济经历了1986~1987年的“软着陆”，1988年价格“闯关”和1989~1991年治理整顿的曲折。

4、第四阶段，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中国经济（1992~2002年）。

1992年邓爷爷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统一了全党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认识，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中国经济法的迅速发展时期扩展阅读：

中国发展的最新阶段：

在新时期、新阶段，中国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依法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扩大企业投资自主权；进一步健全商品市场，发展要素市场，加快重要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步伐。

④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

1949-1957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时期,也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4这一时期，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国民经济正待恢复。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明显发展，到1954年底国民经济根本好转。1953-1957年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是在探索中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经济都明显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58-1962年是在探索中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从中共八大开始，中共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有成功，也有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失误。直到中共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共才初步认识到经济发展中的错误。

1963-1965年是曲折中的三年，也是建国以来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三年。这一时期，左倾错误在党内泛滥，加着苏联的背信弃义，自然灾害严重，我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

1966-1976年是文革十年。这一时期阶级斗争严重，党内的左倾错误泛滥，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动荡，但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国民经济也有所发展。

1976-2000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蓬勃发展。

其实，在史学界还有一种分法：1949-1954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时期；1953-1956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7-1966是探索中前进的时期；1966-1976是文革十年；1976-今天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

⑤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是是从几几年到几几年

04年，《外交季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作者是学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们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学者和政治家将俄罗斯的情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情况，试图论证俄罗斯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好，但其实也不那么糟，是个“经济中等、政治凑合”的“正常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唱衰俄罗斯，大约一则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罗斯刚开始转型的那几年，二则因为苏联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俄罗斯的预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俄罗斯——乃至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界谈到转型后的前苏东地区，也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它与“乱”、“崩溃”、“衰退”、“动荡”、“教训”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因为苏东的经历，“转型”成了“狼来了”里面的那个“狼”。
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试图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一个正常化的中东欧。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挑战迷思、破除成见的书。
成见之一就是转型之后，中东欧各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不聊生。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GDP来说，世行数据显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则达到25232美元；匈牙利则从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兰从5473升到19059美元；俄罗斯从9119升为18963美元；就连经历过战火的塞尔维亚，人均购买力GDP都从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数据）上升为11719美元……也就是说，过去20年，大多中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基本实现了翻番。中国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当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国的人均购买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远不足以骄傲地“一览众山小”。
更关键的是，中东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急剧的贫富分化。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来看，中国近年的基尼指数达到0.48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数是0.26（2005年），匈牙利0.25（2009年），波兰0.35（2005年），罗马尼亚0.32（2008年），塞尔维亚0.26（2008年）……可以说，除了俄罗斯这个“特例”（2009年达0.43），中东欧地区尽管市场转型，依然属于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
成见之二是，转型之后议会政治“吵吵嚷嚷”，政党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不错，走向议会政治之后，中东欧各国走向了多党政治。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几次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迭。但多党政治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造成社会动荡？未必。固然，有了议会政治，媒体上会多出议员们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画面，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么把矛盾放到议会这个“容器”里让官员帮助百姓打“代理战争”，可能反而比让矛盾遍地开花要好。毕竟，议员们在议会里相互吹胡子瞪眼，总好过民众今天浇汽油自焚表达利益诉求、明天拿着刀去警察局砍人。
成见之三，则是我们多年来对“休克疗法”不由分说的批判，对“渐进改革”不由分说的拥抱。长期以来，一提到苏东改革，我们就想起休克疗法，而一提到休克疗法，我们就摇头叹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诉我们：爱沙尼亚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发展得很不错；白俄罗斯的改革很“渐进”，但是它发展得要慢的多；乌克兰从来没“休克”过，但是它的转型经济上几乎可以说是最失败；俄罗斯被视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适用过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以“休克还是渐进”来鉴别改革的成败。在金雁的分析里，各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原初状态，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释力。
事实上，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金雁指出，由于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疗法很难出台和推行。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的讨价还价过程，使得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淅淅沥沥”。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私有化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私有化谈了十二年，捷克的克劳斯据说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其执政期间只能推行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来，多数中东欧国家没有改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某些地方一个市长或者厂长，一拍大腿就可以卖掉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做法，反倒是显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其实中东欧国家现在肯定还存在诸多问题：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导致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机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令人担心种族主义的复苏、一些国家的选举争端让人忧虑民主是否在该地区已经稳固……但是，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因为中东欧国家的问题而忽略其进步与发展，甚至以之为借口对自己的改革固步自封，就既是对他国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了。也许从《从东欧到新欧洲》这本书开始，我们思考苏东转型时，思考的就不应当仅仅是其“教训”，而且也应该是其“经验”了。

⑥ 中国GDP增长速度最快的年份是哪年增长了多少

中国GDP增长速度最快的年份是1965年，增长了16.95%。
大家都知道，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速在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在世界所有国家中也是排名靠前。
在近60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增速最高的三年分别是1965年、1984年和1992年。1965年我国经济增速达到了16.95%，这个增速实在是高的可怕。但是这一年我国经济增速只排世界第三，排名第一的安曼经济增速竟然达到了189.83%，简直是匪夷所思。
1984年我国经济增速15.19%，结果只排名世界第二，第一又被阿曼强占了。阿曼经济增速达到了16.71%。
到了1992年我国经济增速14.22%，排名世界第四，这一年世界经济增速超过30%的国家竟然有两大，实在是令人震惊。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2021年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1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82313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比上半年两年平均增速回落0.1个百分点。
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收入之和。

⑦ 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

我国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1.1949-1957年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开始初步恢复正常；
2.1953—19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我国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
3.1958-1962年是我国的探索中发展时期，中央政府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来找到最适合我国发展的道路；
4.动荡的文革十年，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但在中央政府的努力下，国民经济也有所发展；
4.1976年至今，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我国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⑧ 我国经济从1952到1956年短短四年飞速发展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城乡居民结束了旧中国饥寒交迫的悲惨命运，绝大多数群众过上了家家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生活，温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人民群众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点燃起建设美好生活的梦想。一、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一）食物消费有所改善，恩格尔系数稍有下降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各种农副产品生产增多，人民群众食不果腹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食物消费发生了新的变化。1．细粮消费增加，粗粮消费减少。据1953年河南省财委对郑州、开封、安阳、焦作、洛阳、漯河、朱集（商丘）、南阳市和濮阳、获嘉县的调查表明，195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5．74公斤，其中细粮占58．93％、粗粮占41．07％；1952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7．03公斤，其中细粮占64．58％、粗粮占35．42％；1953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2．25公斤，其中细粮占67．1％、粗粮占32．9％。农村居民细粮消费比例也在缓慢上升，从1950年到1956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细粮消费量从84公斤上升到91．5公斤，细粮所占比例从39％上升到42％。[1]2．肉类、副食及蔬菜消费量有所改善。1949—1956年，吉林省职工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50斤，其中细粮占50％以上，为1941年的7倍多；人均蔬菜消费量为250斤左右；人均肉类消费量为11—16斤多，超过伪满时期1倍以上；人均鸡蛋消费量为20个，是1941年的3倍。人民生活水平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已经过着以细粮为主、鲜菜不缺、肉食近于经常、年节时更加丰盛的生活了。吉林省农民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85斤左右，人均细粮消费量逐年增加，l956年时约为54斤，人均肉类消费量为10斤多，均为1941年的3倍多。[2]3．饮食支出比例变小。一份关于吉林省职工、农民生活支出的数据表明，与解放前相比，吉林省职工、农民的食品消费比重发生了变化，职工由1941年的60．32％下降到1956年的44．17％，农民由69．20％下降到61．27％。[2]（P.318）虽然食品消费所占生活费用的比重还很大，仍没有脱离贫困状态，但恩格尔系数下降的事实说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二）衣着消费有所改观，衣着质量依然不高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用于衣着的消费支出也不断增长，城乡居民穿衣紧张的状况有所改观，人们的衣着打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城乡居民衣着消费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三个：1．从实际消费上看，衣着消费量和实际支出有所增长。1957年时全国主要纺织品销售量大幅度增长，棉布销售量从1952年的30．8亿米增长到1957年的42．9亿米；呢绒从362．6万米增长到709．4万米；绸缎从3092．3万米增长到7090．8万米；针织内衣裤从2900．4万件增长到20253．6万件；衣着类商品销售总额由50．8亿元上升到82．6亿元。人均棉布消费量从1952年的17．12尺增长到1957年的20．47尺；呢绒从0．019尺增长到0．033尺；绸缎从O。163尺增长到0．334尺；针织内衣裤从0．05件增长到0．32件；人均衣着消费额从8．95元增长到12．98元。[3]2．从布料上看，主要以机制棉布和土布为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棉布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对土布的需求量不断下降，呢绒、绸缎的消费很少。消费者选择衣料以价廉、耐穿为主要标准。3．从款式上看，主要以列宁装、工作裤和军装为主。旗袍、马褂、西服等几乎从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造型简单、风格朴素的列宁装、工装裤和军装。这些服装价格便宜、实用性强，干起活来要比旗袍、西装方便得多，适合当时勤俭建国的客观需要。（三）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居住状况依然紧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城乡居民居住状况得以改善。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途径主要有：1．国家投资兴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加大了对居民住宅的投资。城市新建住宅面积不断增加。到1956年，全国新建住宅面积累计已达8100万平方米，比1950年增加7849万平方米，[4]在城镇职工居住的住宅中，占将近一半的住宅是由国家提供的。2．自建公助。仅1956年，全国就有]678个厂矿企业推行了“自建公助”的法，全年新建的住宅面积达252万平方米，有6万多名职工搬进了新房。铁路、煤矿、纺织三个系统帮助职工自建了245．3万多平方米住宅，解决了8．1万户职工的居住问题。[5]3．互换住宅。如沈阳市“动员居民腾出多余房屋和远近互相对换，使一千户缺房户和住宅离工厂较远的职工得到方便的安身之所”。[6]另据报道，“几年来，哈尔滨市房地产管理局根据双方自愿的原则，调剂互换住宅已有3011户。其中，职工住宅与工作地址距离远、跨区互换的占64．3％；居住面积大小与人口多少不相适应、区内互换的占35．7％。”[7]?农村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土地改革分得住房。河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使贫苦农民的居住面积显著增加。据调查，在开展了土地改革的14个县、32个村中，若以地主户均占有房屋间数为100，富农则为97．2，中农为86．8，贫农为57．3，雇农为40．8；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4个县、10个村中，房屋分布十分悬殊，若以地主户均占有房屋间数为100，富农则为60．8，中农为40．8，贫农为21．0，雇农为2．8。土改运动使贫苦农民的住房状况得到改善。[1]（PP.59-60）其次是农民自建住房。据《河南省志》记载，1951—1954年，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部分农民开始翻修旧房，把一些简易房舍建成永久性房屋。据1954年对河南省50个县993户农民的调查，在农村房屋中，瓦房占32．4％，砖土平房占7．7％，草房占55．8％，窑洞占4．1％，平均每户使用房屋4．73间／其中住房为3．84间），已超过1937年的水平。[1]（p．68）（四）日用品消费有所进步，耐用品消费微乎其微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城乡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家庭主要以吃穿为主，日用品消费支出很少。就城镇居民来说，多数城镇居民家庭布置比较简单。一般家庭拥有的家具多为日常必需的桌子、凳子、箱子、柜子和床，且质量不高。一些干部家庭的家具多为机关配备。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日用品消费有所变化，一般职工家庭洗衣服多用肥皂，洗衣盆、洗脸盆和面盆都换成了搪瓷盆，喝茶用搪瓷茶缸，大部分家庭用上了保温瓶。许多大中城市居民家庭结束了过去用油灯照明的历史，用上了电灯。受文化水平的影响，城镇职工对纸张、钢笔、铅笔的消费量较少。高档一点的日用品如香皂、铝锅、钟表消费量也比较少。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虽然开始出现在城镇居民家庭中，但仅限于高干和高收入①家庭。1956年在城镇居民中每百人缝纫机消费量为0．2台、手表为1．27只、自行车为0．5辆、收音机为0．14部。[8]农村居民日用品消费更为简单。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饮食和衣着消费，日用品消费微乎其微。1957年农村居民人均日用品及其他消费开支不到5元，支出比例仅占全部支出的6．9％，排在吃、穿、烧之后。[9]普通农家仅有床、桌子和几张长凳，较富裕的家庭才有衣柜，多为世代相传。日用品的自给性消费比重很大，一般用火镰打火，用皂角洗衣服，洗脸盆、面盆、洗衣盆多为木制盆或陶盆，锅为手工作坊制铁锅或铜锅，日常照明以油灯为主。二、城乡居民文教卫生水平的变化（一）城乡居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有计划地领导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1949—1956年，城乡居民在文化体育方面的消费支出水平虽然较低，但是由政府承担、城乡居民免费享有，这些文化体育活动使城乡居民的文化水平和身心健康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提高。1．开展了以普及文化为目的的全国性扫盲运动。为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党的号召下，从1950年开始，全国普遍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农村通过开农民业余文化学校（也称民校）、记工学习班、识字小组等扫除文盲，城市通过开厂校和地方性学校扫盲。翻身做主人的工农群众表现出巨大的学习热情，出现了“夫教妻”、“子教父”、“能者为师”、“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大家动手，扫除文盲”的感人场面。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截至1956年底，全国累计扫除文盲2076．3万人，成千上万的群众摆脱了目不识丁的愚昧状态。[4]（P．176）2．群众性文化活动异彩纷呈。随着扫盲运动的深入开展，掌握了文化的群众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开展文艺创作和文艺表演，充分享受文化带来的乐趣。据报道，“工人们有了自己的报纸——‘盐场大众报’；有三百六十多个盐工学会了写稿，其中五十多名成为报纸的模范工人通讯员”。[10]工人们不但创作了各种文艺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表演能力。“新港工人们的文化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四百多个爱好文艺的工人们组成了京剧、评剧、话剧、歌咏、舞蹈等十多个业余文艺组织，他们经常在文艺晚会上给广大的工人群众演出。”[11]据统计，1954年在全国各基层组织中，有业余剧团7046个，有演员及工作人员183600余人。音乐、舞蹈、文艺、美术组织共17680余组，参加人员有199730余人。基层以上的各级工会组织有专业剧团24个，业余剧团670余个。[12]3．形成了群众体育活动的热潮。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大力推进人民体育事业的发展。一是广泛开展广播体操活动。各地政府机关和工矿企业相继推广了工间操制度，这成为广大干部职工最普遍的一种体育锻炼方式。教育部门在中小学广泛开展了广播体操、儿童广播体操活动。劳卫制②在中等以上学校和很多厂矿企业、机关中也得到普遍推行。二是积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各地在厂矿、中等以上学校、机关和民兵中普遍开展了打球、跑步、爬山、游泳、打拳等各种体育运动。各单位还纷纷组织了运动队，如天津塘沽新港的码头工人和筑港工人们成立篮球、排球、足球等18个球队，队员有200多人。[11]三是体育竞赛活动空前活跃。各级机关、厂矿企业经常举单位内部以及单位之间的比赛。据统计，1949—1956年在全国32个城市举了122次运动会，有36783名运动员参加，其中全国性竞赛有57次。[13]（二）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明显改善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分重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全国基本达到县县有医院，大量的乡建有诊所。1956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07305个，其中医院3903个、疗养院799个、门诊所86866个、专业防治所（站）637个、卫生防疫站1464个、妇幼保健站4564个、药品检验所（室）27个、医学科学研究机构26个，其他卫生机构9019个。全国医院、疗养院的床位数为41．4万张，其中医院床位26．2万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也大大增加。[14]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我国政府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对危害人民最大、流行最广的疾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防治工作，从1952年开始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促进了城乡环境的清洁，预防了疫病的传染。到1956年底，我国内蒙古、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鼠疫频发地区的疫情先后得到控制。天花除在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在全国已近绝迹。霍乱得到消除。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皆有显著下降。因伤寒、疟疾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损失也日趋减少。我国卫生状况和医疗条件显著改善使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到1956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从解放前的30‰。下降到11．40‰，[14]（P.105）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80．8‰左右，③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57岁。④三、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差距和消费差距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49—1955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26．8％，而同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为：美国3．1％、英国4．3％、法国5．6％、联邦德国18．9％、日本18．8％、印度5．1％。⑤据安格斯。麦迪森估算，“中国GDP在世界GDP中占的比重，1950年为4．6％，1952年升至5．2％，1956年升至5．4％。”[15]改变了从16世纪以来中国占世界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的局面。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195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28亿元，不及美国的1／10，相当于苏联的1／4。闪如果按人均计算的话，195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0美元，相当于日本（1600美元）的1／10，略低于印度（170美元），高于其他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在低收入国家中较为靠前。[17]食品消费差距1957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8．4％，可以勉强维持温饱；农村居民为65．8％，处于绝对贫困阶段。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要高于同时期的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在中国居民食物结构中，粮食占绝对比重，肉类、蛋类很少，奶类几乎是空白，而其他国家居民粮食消费量只占整个食物消费量的1／3或1／2。如果以1956年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204公斤）为100，则美国居民粮食消费量为中国居民粮食消费量的33％，英国为42％、法国为52％、日本为73％、印度为61％。可见中国居民食物结构单一，对粮食依赖性极大。⑥医疗卫生差距1956年，中国卫生机构数为107305个，每千人医院床位数仅为0．42张，每千人医生数仅为0．84人；[14]（PP.540-543）同时期，苏联每千人床位数为6．76张，医生数为1．6人；美国每千人床位数为9．6张，医生数为1．32人。[18]据中国11个省的统计数据，1957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为57．9岁，[19]披近中等收入国家1960年的水平。⑦文化教育差距1957年，中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为7180．5万人，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6．8人、中学生110人、小学生994人；同期美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155人、中学生460人、小学生1569人，英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21人、中学生474人、小学生1016人，法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45人、中学生244人、小学生1209人，日本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69人、中学生961人、小学生1399人。[18]（PP．406，579，790.910）说明当时我国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比较低，教育水平比较落后。通过比较看出，经过1949—1956年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依然巨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当时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社会生产力还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分析1949—1956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期。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由过去的“饥寒型”逐步向“温饱型”转变，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1．国家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发展策略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政策保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广大群众从生活水平的改善中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坚定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在经济工作的宏观控制上，正确处理了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科学地安排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积累率较低，实行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后积累率有所提高，但始终保持在26％以下，1949—1953年平均积累率为24％，做到了兼顾生产和人民生活，激发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健康地进行。2．稳定的市场物价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保障。为了平抑物价，安定民心，1950年，财政、商业、银行等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牢固地掌握了市场物价的领导权，物价趋于稳定。以1950年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52年时下降为92．6。[20]1953—1956年期间，国家先后对粮食、食油、棉花、棉布等重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并规定了若干重要工业品的全国统一出厂价，调整和缩小了许多商品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和批零差价，从而保证了对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1956年我国基本建设迅猛发展，职工人数增多，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使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物价向上波动。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于1956年下半年暂时冻结了物价，煞住了涨价风。正是由于党和国家一直坚持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使我国城乡市场物价长期保持基本稳定的局面，对于保障国民经济建设和安定人民生活起到良好作用。3．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物质基础。1949—1956年，党和政府在恢复农业生产、进行土地改革、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同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国家投资兴建了一系列大型农田水利设施。推广使用了拖拉机、化肥、农药等农用机械和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绩。人均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576斤增加到1956年的620斤，棉花产量从4．6斤增加到4．7斤，油料从9．5斤增加到16．4斤，水产品从5．9斤增加到8．6斤。[14]（P.184）农业生产的恢复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2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703．6亿元。1956年同1949年相比，棉纱产量增长了1．9倍，棉布增长了2．1倍，食糖增长了3．1倍，纸张增长了17．8％，胶鞋增长了2．6倍，自行车增长了44．7倍，原煤增长了2．4倍，原油增长了8．7倍，发电量增长了2．9倍，其他工业产品产量也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4]（PP.84-89）4．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增长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条件。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从1949年的44元增长到1957年的73元，[21]农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从1953年的0．1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4．3亿元。[22]在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均家庭收入从1949年不足100元到1957年增长至254元，增长了1．5倍。[21]总之，从纵向看，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短暂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旧中国相比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有限；从横向看，中国落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是1949—1956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以后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⑨ 中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

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快要结束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发言人宣布，同意对中国输美轮胎采取特保措施，在未来3年内征收25%-35%的特别关税。欧盟和其他国家纷纷跟进，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可以展望，更多行业的贸易保护也将跟进。中国对外输出廉价商品(同时也输出低工资体制）的时代恐怕要结束了。国内：民工荒,制造业成本上升 过去中国之所以能以廉价商品供应国际市场，靠的就是压榨大批似乎取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在中国大量的血汗工厂中，工人们工作时间长、工作生活条件差，奴隶般的劳动换得的是极低的报酬，而且基本没有福利，他们的劳动换来了国家对外巨大的贸易顺差，给政F带来的巨大的外汇储备，给老板带来厚薄不等的利润，另外也中饱了很多官员的私囊。 这么苦，为何农民工仍源源不断地赶往城里打工，甘愿忍受残酷的剥削呢？在农村，种田根本不赚钱，但是每个农民都有交皇粮（农业税）的义务，是政F压在农民头上的巨大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走出农村。 可是近年来，认识到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和农村维稳的严峻形势，政F不得不取消了农业税，现在又在考虑给农民一定的医疗、养老保障。虽然这些只是背水车薪，但比起以前，农民应该是松了一口气，毕竟自己还有一块地种，吃饭问题不大，在家乡还有自己的房子住，何必挤到城市去过居无顶所的苦力呢？ 所以民工荒来了！制造业成本要上升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当然对于中国百姓来说未必是）就是建立在对外贸易巨额顺差基础上的，现在从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形势发展来看，这个“黄金时期”快要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改革带来的活力已经没有了

⑩ 从经济法的发展历史看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历史轨迹和差异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经济法”一词最早见于法国空想主义者摩莱里的着作《自然法典》中,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盛行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张政府对本国经济给予扶助,甚至不惜通过战争以打击?排挤外国的同业竞争者?这一时期,经济法缺乏产生的现实基础?自18世纪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处于自由市场阶段,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亚当·斯密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和理性主义国家职能说?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政治统治成为国家的中心职能?国家虽然也要对一些社会经济进行管理,但从属于国家的政治统治[1]?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行政法尤其是民商法得以高度发展,行政法和民商法的发展没有为国家干预意义上的经济法留下多少余地?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连续发生?特别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不少国家遭到重创?各国政府为了解决危机带来的问题,纷纷打破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绝对界限而全面介入经济生活?这时期主流经济学是国家干预主义说,代表人物为凯恩斯?他在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系统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观点和政策主张?可见,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看不见的手”已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要,要解决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只能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由于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打破了传统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划分界限,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单纯的公法和私法手段都不能解决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需要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来调整,这就是经济法?20世纪70年代后,国家干预主义遭到质疑,以供给学派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时期,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被新经济自由主义所取代?供给学派不反对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但坚决反对国家过多和全面的干预?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市场直接的自我调节为主,国家间接的宏观调节为辅?
(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概况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法产生之前,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是民商法?最初,资本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市场秩序规制立法,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都强调对经济实行宏观管理与监督,着手制订各种不同的计划,试图在“无形之手”和“国家之手”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点[2]?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竞争自由与政府调控权威相得益彰?德国经济法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一战前),这时期的主要立法是1894年德国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的第一部法律——《保护商标法》,1896年出台了《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斗争法》?第二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颁布的经济法有《一般授权法》?《关于限制契约的最高价格的通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的魏玛共和国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一方面废除了战时经济统制法,另一方面又沿袭战时经济法的立法原则,先后颁布了《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钾盐经济法》?《防止滥用经济权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从而开创了把经济法这个概念明确用于立法本身的先例[3]?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后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西德在美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下,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实行社会市场体制?战后初期,根据占领军的指令,实行《反卡特尔法》?1966—1967年德国发生了经济危机,为了保障经济持续增长,颁布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该法是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法律?日本政府借助经济法通过两种方式介入市场,亦即经济法通过两种方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其一,维持竞争秩序,发挥市场机能;其二,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及市场运行予以规制,发挥政府调控作用[4]?日本经济法产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20世纪初期,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形成和壮大?日本的卡特尔在明治中期已产生,最初,日本对卡特尔采取保护与扶植的政策?日本政府先后颁布《出口组合法》和《重要出口商品生产组织法》,它们属于规制未加入卡特尔的组织使之从属于卡特尔的强制卡特尔法,1931年《重要产业统制法》和1932年《工业组合法》也是促进卡特卡的法律[5]?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后,日本统治者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运用经济手段调整和管理经济,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为了防止已被解散的财阀复活垄断资本,日本政府于1947年颁布了《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还颁布了《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1952年始,日本进入20年高速发展期,这时期的重要立法有《企业合理化促进法》?《中小企业基本法》?《农业基本法》?《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围绕摆脱危机?振兴经济?通过立法活动不断完善原有的各种经济法,这一时期主要的立法有《投机防止法》?《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石油供应适度化法》?《关于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中小企业破产互助法》?美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前),产业革命完成后,美国出现了对自由竞争产生极大妨碍的垄断,引起了人们普遍忧虑和不满?美国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出面干预,颁布了一系列反垄断和反限制竞争的法律?主要经济立法有:1890年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和商业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后又通过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二阶段(自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罗斯福上任后,通过颁布经济立法全面干预经济生活?这期间,美国颁布了70多部经济法令,如《紧急银行条例》?《金融改革法案》?《产业复兴法案》?《土壤保护法》?《新农业法》?《国家劳动关系法》?《恢复和救济法》等[6]?第三阶段%26lt;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26gt;,二战后,美国运用凯恩斯主义理论,自觉用经济立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手段则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经常性和必然性手段?这时期的主要经济立法有1981年《经济复兴税法》?《经济复兴法》和1986年《税法》等?
二、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计划是国家用来配置资源的唯一方式?事实证明,在建国初期我国选择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符合当时社会要求,它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去办急需的事业,使我国迅速从经济废墟里恢复过来?但在计划经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我国没有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人类20世纪的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显示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源于它的两大内在的弊端:一是信息机制障碍,二是激励机制障碍?经验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也许具有学习别人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能力,但自身却不具有创造新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能力?计划体制除其内在的缺陷外,其不足之处还在于它的实施有赖于计划的主体——政府官员的高效性和无私性?由于政府内各行为主体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具体负责的公务员又缺乏竞争意识和对成本的关心,政府的活动无法如人民所期望的那样做到有效率,政府官员的“经济人”本性,使政府干预的结果往往背离其初衷,从而导致“政府失灵”?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相结合,诱发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是党和政府面对“合法性危机”而重建严重受损的合法性基础的过程,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由计划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必然会使我国经济体制失去效率和发展动力,引发社会危机?国家干预的失败必然要求在计划体制中引入市场力量,在“国家之手”和“市场之手”的结合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法也就产生了?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初开始认识到单一的计划经济的不足,从而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第二阶段: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实行共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党的十四大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制度保障的经济法也相应地经历了由产生初期的不成熟到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二)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况
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至1992年),这是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第二阶段(1992年以来),这是中国经济法勃兴和走向成熟时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转换,经济法在中国诞生了?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部经济法?这期间的经济法还有《统计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此外还有大量由国务院制定的经济行政法规?随着经济法的兴起,民商法也产生和发展起来,《经济合同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民事法律相继通过?党的十四大在对国内外形势作了正确分析后,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

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历史轨迹和差异
历史性选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抓住法制建设的契机,重视经济立法,从而使我国经济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法体系?这一阶段,市场规制法异军突起,和先前发展起来的宏观调控法组成了我国经济法的主体部分?这时期的经济法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招标投标法》?《税收征收管理法》?《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审计法》?《价格法》?《劳动法》等?

三、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差异性及启示
中西方经济法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都是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干预?协调?平衡和调节,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7]?中西方经济法赖以生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中西经济法生成差异,通过对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历史轨迹的分析,笔者认为中西方经济法的差异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法的生成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8]?所以,中国经济法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其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觉地从无微不至的管理到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具体途径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经济法生成的法制环境也有很大的区别?我国由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存在观念的影响,导致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和受苏联否认私法上,即为民商法缺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开,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经历了从孕育?分离,到独立?成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经济法是在民商法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产生是为了弥补民商法行政法调节经济关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条“反民法”?“异民法”的道路?而中国经济法是民商法缺位下发展起来,其产生并非为弥补民商法不足,而是与民商法同生同荣?共同发展?
最后,经济法生成的路径存在很大差异?在西方经济法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规制法先于宏观调控法产生?市场规制法产生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宏观调控法产生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而在中国经济法体系中,最先产生的是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是在经济法得到初步发展后才产生的[9]?两者社会本位形成路径也完全不同?西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在个体本位上发展起来,是对个体本位的扬弃,中国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由国家本位发展而来,是对国家本位的修正?中国经济法产生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政府干预经济行为;西方经济法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中西方经济法存在很多的差异,有着不同的产生发展历史轨迹和规律,所要面对的问题和肩负的任务是不同的?中国经济法矗立的现实基础是还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既要克服市场失灵也要培育和发展市场,同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属于政府推进型的,加之我国经济法发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发挥市场经济基础作用和警惕干预的滥用,我国经济法还肩负规范和约束政府的经济行为的重任?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10]?我们不能忽视中西方经济法的差异的客观存在?目前,我国经济法学界大多从中西方经济法一致的假设出发,仅以西方经济法为参照系来论证经济法的一般规律?如果不结合中国国情,则完全有可能导致以西方经济法的个性来代替中国经济法的个性,进而以西方经济法的个性代替整个经济法的共性[11],因而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应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法理论的起点,只有把握了中国经济法成长的独立性才能获得对中国经济法的正确认识,也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路径来说,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抛开西方经济法学说对我们的束缚,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出发,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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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http://www.law-jlu.com.cn/benke/jjf20051216-1.ppt#305,41,第三节 税收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