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原理与操作

① 合同法的内容简介

合同法律是关于市场交易规则的法律，不仅与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也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因而是"适用频率最高"的法律之一。在法律院校、系的教学计划中，计划没有不设合同法课程的。在非法律院校、系的教学计划中，也经常设置合同法课程。合同法律是民事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将其作为独立的课程来设置，说明了合同法律的重要性。
《合同法》是高职高专系列教材的一种。本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为依据，系统、全面地介绍、阐释了合同法基本原理、基本规则。该书的特色是：第一，紧密联系中国实践。该书每章都设置了因例，通过因例，使学生产生兴趣、进入角色，并在教材中对因例作了简要说明；每章之后，又以案例的方式提出思考题，使学生能够对法律现象有直观的了解、加深对法律规则的理解。第二 ，针对性强。该书充分考虑到了高职高专的特点和应当具有的知识结构，既阐述了法律的一般规定，也介绍了一般理论，注意了基本知识、基本观点、基本技能的传授和训练，使读 者对中国合同法能有正确的认识，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文笔简洁、流畅，篇幅适当。

② 合同的解释及其方法

论合同的解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乔新生

关于合同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125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这一规定实际上同时采用了意思解释（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以及诚实信用解释等多种解释原则。它对于我国司法活动中判断合同条款所蕴含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由于法律条文将诸种解释罗列规定，在遇到具体合同条款时，有可能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因此，明确合同各解释原则之间的关系，对正确适用法律，解决合同中的纠纷具有重大的意义。

合同的解释原则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文本解释和意思解释。所谓文本解释是按照合同条文的语言表达方式对合同进行的解释。合同是由文字或语句表现出来的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通过对语句或文字进行惯常的逻辑意义分析，解释合同中的内容。例如，合同中出现“责任”一词，依照通常的解释，应为“负责”之意，而在合同中出现，能否解释为法律上的责任，进而理解为违约责任？从文本解释的原则上来分析，将合同中的“责任”解释为违约责任是大有问题的。从合同的语句上来看，“双方当事人都应当对合同承担责任”是一个空泛的要求，它不具有任何意义。当事人不可据此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它只是对合同的履行进行的一种通常情况下的期待和在此情形下的一种道义上的约束。不应当解释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很显然，如果合同中去掉这一条款，对合同的效力并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没有法定违约责任的存在，法官据此判决一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在法理上实难说通。文本解释的意义就在于紧扣文本字面意义，通过对合同文本中各个词汇的逐字分析，了解合同中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这是一种机械的解释原则，但它符合“外观主义”的要求。所谓外观主义就是在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对合同的内容理解不一致时，以合同的表现形式为准，从而判断合同的效力。当合同中的词句出现多种含义时，文本解释将遭遇重大挫折，因为它拘泥于合同的文本，无法跳出文本本身探究合同条款的真意。但是，这种解释方法往往体现了形式上的正义，它能够督促当事人签订合同时谨慎地评估关键词句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合同的表达更为严谨。如，合同规定，“履行的期限方式为：第一次交付生产定金货款总额的50％”。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事人约定的“生产定金”与“货款总额”为何种关系？从语法结构上来分析，该条款中的生产定金与货款总额应为同位关系，两者在内容上并无不同。生产定金即为货款总额的50％，而货款总额的50％即为定金，尽管这样的约定是违法的。

而意思解释则不同，它以合同当事人的内在意愿为解释的原则，如果说文本解释是关注合同的“形”，那么，意思解释则是关注合同的“意”，它是一种文义解释。法国民法典第1156条规定，解释契约时，应当探究缔约当事人的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的字面意思。这种解释方法符合民法上的“意思主义”要求，它关注的是合同条款所表达的当事人的内心想法。当内在意愿与外部表示不一致时，以当事人的内在意愿为准。但是，如果一项条款可能有两种以上的意思时，该如何理解合同的条款？法国民法典规定，在此情况下，宁可以该条款可能产生某种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而不以该条款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同样是“双方都应对合同的履行承担责任”，依照意思主义或文义主义的解释原则，这里应当理解成为法律上的“责任”，但由于它缺乏具体的规范要素，所以还不能被视为违约责任条款。

（二）整体解释与分别解释。整体解释是将合同的各个部分看作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通过对整体中各个部分作用的分析，判断条款中所包含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分别解释则是将合同的各个条款分别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各条款所要表达的内在意思。例如，某旅游景点在售票处贴出告示，规定“第一，小孩1。2米以下免票；第二，1。2米至1。3米半票；第三，成人可免费携带一儿童入内。”依分别解释原则，旅游风景管理处可以要求1。2米至1。3米的儿童购买门票。但是依照整体解释的原则，有成人跟随的1。2米至1。3米的儿童并没有购买门票的义务。因为风景管理处的格式合同的意思应当为“成人携带的儿童”可免费进入，而“没有成人跟随的1。2米至1。3米的儿童”则必需购票进入。这样规定令人费解。但由于它属于格式合同的范畴，因而应当作出对旅游者有利的解释。

（三）目的解释与情势解释。所谓目的解释是针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对合同进行解释。法国民法典第1158条规定，文字可能有两种解释时，应采取适合于契约目的的解释。而情势解释则是根据合同履行的情势对合同进行解释。目的解释侧重于考察合同订立时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它探究合同签订时当事人的目的取向。是一种静态的思维。而情势解释则是根据合同履行中所发生的情势对合同进行的解释，它是以果求因，即以合同的履行结果来判断合同的内容，推断合同的原意。情势解释是一种动态的解释。它立足于“现在”，对合同的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合同的目的解释旨在帮助当事人达至合同的目的，实现合同订立人当初的意愿。而情势解释则有利于合同的实现，是对合同原意的一种“良好”的推断。目的解释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它更能体现合同的原始意义。

（四）诚实信用的解释与习惯解释。习惯解释是根据交易当事人所采用的通常习惯对合同进行的解释，它实际上是以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作为理解合同条款的依据。诚实信用实际上也已成为交易习惯的一部分，诚实信用解释原则要求依照诚实信用的标准分析合同的条款。但由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极为概括抽象，乃属一白纸规定”[1]，所以，诚实信用的解释实际上沦为了“白纸”解释。

我国《合同法》将诸多合同的解释原则融为一个条文，在表述上至为简洁。同时将合同的解释规范放在《合同法》的总则部分，也非常合理。但是，由于条文表述过于简单，以致于各种合同解释方法的要素缺乏，在何种条件下适用何种解释方法语焉不详。这种缺乏具体假定的规范在适用时往往会引起争议。法国将不同的合同解释规范通过不同的条文进行表述。各规范的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合同的解释方法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由于我国《合同法》解释原则彼此间缺乏层次性，这为采用不同的合同解释方法可能导致的混乱埋下了伏笔。从司法实践上来说，这种立法体例也为法官的裁量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对交易当事人来说，则人为地增加了不确定性。

依笔者看来，合同的各类解释原则适用的假定是不同的，合同的解释原则之间也应当有一定的层次。具体地说：第一，整体解释的原则旨在确定合同的性质，进行法律行为的识别，对个别的合同条款进行整合。第二，意思解释原则旨在确定个别条款的效力。第三，目的解释旨在实现合同的目的，通过对合同目的追寻确定合同的本来意义。第四，习惯解释是借助外在的标准，理清合同条款的本质。第五，诚实信用的解释原则则是以合同的基本原则对合同的条款进行解释。在这些解释原则中，有主观原则，如意思解释原则，目的解释原则等。大陆法国家在解释合同时，一般坚持以主观解释原则为主。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对合同的解释，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交易上的习惯。而英美法国家在合同解释时，主张以客观主义为基础，例如《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0条的解释是：法律所要求的不是相互之间的同意，而是这种同意的外部表示。

我国合同法的解释应当坚持上述假定，便于不同的合同解释规范准确地适用。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各种解释原则之间的层次性。我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一个抽象的解释原则，交易习惯是解释的主要标准，在合同的内部，应当以整体解释为基础，“将合同的全部条款相互解释，以确定每一条款从整个行为所获得的意义”[2]。同时兼顾合同的目的与合同签订时当事人的内在意愿。简言之，在合同解释时，坚持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相结合的办法，以客观标准为主，兼顾主观标准。
注释：
[1] 梁彗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
[2] 《法国民法典》第1161条
[3]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第86页。该书作者认为大陆法与英美法关于合同解释的原则均为以客观标准为主，以主观标准为辅。

人民网 2001年11月30日

③ 论述合同履行的原则

试论合同履行的原则
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的当事人按照合同完成约定的义务，如交付货物、提供服务、支付报酬或价款、完成工作、保守秘密等。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之所以要磋商和订立合同，以自己的某种具有价值的东西去与别人交换，无非是期望能获得更大的价值，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这一价值能否实现，完全有赖于双方订立的合同能否真正得以履行。如果仅仅是订立了合同而没有实际履行合同，那么不但为争取签约的所有努力都会付之东流，而且还可能招致经济上和信誉上的严重损失。因此，履行合同是实现合同目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环节，直接关系到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因此也使履行问题成为合同法实践中最容易出现争议的问题。

尽管合同的履行问题非常重要，但《合同法》不是操作手册。因而《合同法》本身并不能提供现成的方案给当事人，指导其履行合同义务。事实上，现实生活千变万化，合同更是差万别的，法律即无法包罗万象地对纷繁复杂的问题作出规定，也不能越俎代庖地替合同的当事人对履行问题作出规定，否则就违背了合同自由的根本原则，这也必将使《合同法》无法实现自身的功能。因此《合同法》规定了合同履行基本原则，以指导当事人具体地去实现合同，处理现实的履行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情形。合同履行原则作为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债务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首先，合同履行原则具有抽象性。合同履行原则并未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反映的是法律对合同履行的基本要求及价值评判，它的精神、宗旨是由合同履行的具体条文来实现的。其次，合同履行原则具有指导性。是指导当事人正常完成合同义务的基本法律准则。再次，合同履行原则是对当事人完成合同义务普遍适用的准则。合同履行原则不是仅适用于某一类合同履行的准则，而应是对各类合同履行普遍适用的准则，是各类合同履行都具有的共性要求或反映。

一、全面履行原则

《合同法》第6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一规定，确立了全面履行原则。全面履行原则，又称适当履行原则或正确履行原则。它要求当事人按合同约定的标的及其质量、数量，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履行地点、适当的履行方式、全面完成合同义务的履行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的当事人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因此，合同当事人受合同的约束，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应是自明之理。法律谚语中有“契约必须遵守”的说法，而我国早先颁布的《民法通则》第88条第1款也规定，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部履行自己的义务。尽管《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相对应的规定在用词上有“全部”和“全面”的差别，但实际上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可以认为，新《合同法》在合同履行的问题上确认全面履行原则是对合同法基本原理的强调和重申。在合同履行的问题上，我国曾经奉行过实际履行原则，是否全面履行原则就是实际履行原则呢？答案是否定的。全面履行原则和实际履行原则尽管有相同之处，但两者不是从同一个角度来认识履行的。按照实际履行原则，合同一经有效成立，合同当事人就必须按照合同的标的履行，不允许以支付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金代替实际履行。计划经济是决定实际履行原则的原因和主要理由，一旦脱离了计划经济，实际履行就失去了其作为原则的意义，而只是作为在特定情形下对违约的一种补救方法。全面履行原则在要求合同当事人按合同标的履行合同义务这一点上和实际履行原则的要求相同，但其并不禁止合同当事人变更和解除合同，也允许通过承担违约责任来代替实际履行，因为这也是合同自由的一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应该注意的是，全面履行原则尽管要求合同当事人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但这只是一个总体性的要求，我们要避免以单一、片面的观点来理解全面履行原则，而这也正是我国《合同法》在合同的履行中规定另一个重要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理由。

二、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法》第6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此规定可以理解为在合同履行问题上将诚实信用作为基本原则的确认。从字面上看，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诚实商人”的形象参加经济活动。从内容上看，诚实信用原则并没有确定的内涵，因而有无限的适用范围。即它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内容极富于弹性和不确定，有待于就特定案件予以具体化，并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修正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从功能上看，诚实信用原则兼有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在当事人就合同发生争执时，赋予法官较大的公平裁量权，如同给予了法官一张空白委任书，可以由法官根据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解释，直接调整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人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体现的是人们可以期待的交易的基础；也有人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兼顾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求得利益的调和；另有观点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旨在谋求利益的公平，而公平就是市场交易中的道德。究其实质，法律不过是借用了“诚实信用”这个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词来寻求利益的均衡，促进交易，实现交易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功能，是一种高超的法律技术。

诚实信用原则最初在《德国民法典》就被作为履行合同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实践的丰富及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遵守诚实信用才是维护当事人自身利益的最佳方式，才是交易成功的最好保障。因此，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不仅适用于合同的履行，而且扩及合同的订立、解释及所有与合同有关的权利的行使及义务的履行，成为整个合同法甚至民法的基本原则。因此，诚实信用原则被奉为合同法以至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被称之为“帝王原则”或“帝王条款”。正因如此，《民法通则》第4条就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指导一切权利的行使和所有义务的履行，而《合同法》第6条又再次将其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

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事人在履行合同时至少应做到以下几点：1.债务人不得履行自己已知有害于债权人的合同，于此种情形，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合同；2.在以给付特定物为义务的合同中，债务人于交付物之前，应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妥善保存该物；3.在发生不可抗力或者其他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按预定条件履行时，债务人应及时通知债权人，以便双方协商处理合同债务；4.在合同就某一有关事项未规定明确时，债务人应依公平原则并考虑事实状况合理履行。

《合同法》第60条第2款对诚实信用原则作了具体化规定，即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和保护等义务。在传统民法上，这些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义务被称为附随义务。此类义务并非自始确定，而是随着合同的发展，于具体情形下要求当事一方有所为或有所不为，以维护相对人的利益，于任何合同都可发生，而不受合同类型的限制。

三、情势变更原则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成立后至履行完毕前，合同存在的基础和环境，因不可归属于当事人的原因发生变更，若继续履行合同将显示公平，故允许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

情势变更原则最早见于13世纪注释法学派著作《优帝法学阶梯注解》中的“情势不变条款”。该条款假定每个合同在成立时均以当时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的继续存在作为默示条款，一旦这种客观情况不复存在，允许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并免除责任。其后随经济的发展和法学流派的更替，几经起伏，直至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各国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币值下跌，维持原有合同内容或效力势所不能，于是继德国法院援引《德国民法》第157条及第242条规定，赋予情势变更原则以新的内容，使其产生增减给付、终止合同等效力之后，大陆法系各国如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各国纷纷以不同方式在立法及司法上确认了这项原则。情势变更原则发展至今，已成为大陆法系合同法上重要原则之一。英美法系，没有情势变更原则这一法律术语，但有与之类似功能的“合同落空”原则，其实质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运用，目的在于消除合同因其基础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不公平后果。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情势变更多为计划变动所致，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解决。因此，情势变更问题遂以各种形式出现，因情势变更而发生的纠纷也逐年增多，但《合同法》没有对情势变更原则作出明文规定，这是由于《合同法》考虑到该原则在认定和适用上的复杂性，特别是考虑到正常的商业风险与情势变更难以划分以及我国经济形势可能变动较大等原因，而最终在立法上采取了谨慎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不承认情势变更原则。既然《合同法》已经肯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而情势变更原则又属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运用，所以应认为情势变更原则可以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加以适用。另一方面，法律没有加以规范并不意味着现实中不存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有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判例。因此，可以认为，情势变更原则是合同履行问题上的一个补充原则，在特定的情况下仍具有指导意义，用以解决因情势变更而产生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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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简述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及例外情形的基本法律关系

一、合同的相对性，指合同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拘束力，合同的效力仅及于合同当事人。包括主体的相对性、内容的相对性与责任的相对性，内容有：①合同债权人只能请求合同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承担违约责任），不能请求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承担违约责任）；②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无权请求合同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承担违约责任）；③合同债务人因第三人违约的，仍应对合同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关系另行解决。
合同相对性原理的学理基础：①自我决定，自我拘束。合同债务人仅对自己愿意受到拘束的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②维持合同当事人请求权与抗辩权之间的平衡。
二、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
1．合同保全。《合同法》第73条规定的代位权、第74条规定的撤销权，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债权人在法定条件成就时，得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主张权利。
2．买卖不破租赁。根据《合同法》第229条与《城镇房屋租赁合同解释》第20条，租赁期间，租赁物的所有权（因买卖、赠与、继承、企业合并）发生变动的，原租赁合同对新的所有权人继续有效，即新的所有权人应法定承受原租赁合同。
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分包人的连带责任。《合同法》第272条第二款规定：“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第25条规定：“因建设工程质量发生争议的，发包人可以以总承包人、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
4．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情形下，发包人对实际施工人的责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第26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5．单式联运合同。《合同法》第313条规定：“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须注意：多式联运合同中，实际承运人与多式联运经营人不承担连带责任，没有突破合同相对性的问题（《合同法》第321条）。

⑤ 去哪里能更详细的了解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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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如何理解合同与合同法

合同是当事人或当事双方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广义合同指所有法律部门中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狭义合同指一切民事合同。还有最狭义合同仅指民事合同中的债权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5条：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条：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合同(Contract)，又称为契约、协议，是平等的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物，是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相一致的协议。只有当事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合法，合同才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法成立的合同从成立之日起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
合同法律是关于市场交易规则的法律，不仅与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也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因而是"适用频率最高"的法律之一。在法律院校、系的教学计划中，计划没有不设合同法课程的。在非法律院校、系的教学计划中，也经常设置合同法课程。合同法律是民事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将其作为独立的课程来设置，说明了合同法律的重要性。
《合同法》是高职高专系列教材的一种。本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依据，系统、全面地介绍、阐释了合同法基本原理、基本规则。该书的特色是：第一，紧密联系中国实践。该书每章都设置了因例，通过因例，使学生产生兴趣、进入角色，并在教材中对因例作了简要说明；每章之后，又以案例的方式提出思考题，使学生能够对法律现象有直观的了解、加深对法律规则的理解。第二，针对性强。该书充分考虑到了高职高专的特点和应当具有的知识结构，既阐述了法律的一般规定，也介绍了一般理论，注意了基本知识、基本观点、基本技能的传授和训练，使读者对中国合同法能有正确的认识，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文笔简洁、流畅，篇幅适当。

⑦ 运用合同法原理加以评析

失主登出广告属于要约行为，拾物者看到广告向失主返还手机的行为，已构成合同法上的承诺，所以当拾物者向失主交还手机时失主与拾物者之间的合同已成立，失主应该向拾物者交付酬金。

⑧ 用合同法原理分析

《合同法》第四十条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十四条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⑨ 怎样学习合同法

“掌握合同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合同法调整对象、合同的订立、效力、专履行、变更属、转让、解除以及违反合同责任等基本知识。了解合同法的课程体系以及体系中的学习重点，注重法学相关课程的学习，民法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概念是学好合同法的前提基础，需要着重掌握。根据合同法考试命题方向，运用不同的学习方法。”

⑩ 中国合同法

第402条规定的情况
第402条规定的是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况，这时，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该条实际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条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条规定，“代理人于其权限内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前款规定，准用于第三人对代理人所进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条规定了未明示为本人的行为，“代理人未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视为为自己所为。但是，相对人已知其为本人所为或可得知其为本人时，准用前条第一款的规定”。〔31〕《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1项规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为被代理人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2项规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应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并无区别。〔32〕
综合考虑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并借鉴《日本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条的构成。
首先，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如果受托人以本人名义订立合同则直接适用代理的规定，发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我国有学者认为，第402条的适用前提为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即受托人虽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托人究竟是谁。〔33〕还有学者认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是明确知道，而不包括应当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确切的情况。知道的内容包括具体的被代理人和委托授权的内容及期限。〔34〕笔者认为，该条适用的前提应该是第三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代理的事实以及被代理人是谁，而委托授权的内容以及期限则不必知道。因为如果是出于保护第三人的目的而做这种解释，就有些杞人忧天了，毕竟还有表见代理制度来保护信赖代理外观的相对人利益。笔者这样定义知道的内容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对照《日本民法典》第99条和第100条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三人必须知道本人是谁，否则他也无法将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归属于本人。日本学者在解释第100条但书适用的情形时，进行了举例说明：虽然本人的姓名没有明确指示出来，但是，从具体情境能够推断出本人是谁，例如在某经营场所内雇员进行的行为，一般来说就是为经营者的雇主（本人）所为的。〔35〕其次，如果从体系上考虑，合同法在委托合同中规定的代理情形是区别于行纪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具体的被代理人，则应该适用行纪的规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条规定的情况并非针对的是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隐名本人的代理并非是表明代理关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这是部分显名本人，也称作不公开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隐名代理”是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与他订立合同的人是在为另外一个人而订约，而是以为他是在与同他订约的人进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进行交易的对方事实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认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进行合同交易，则这时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隐名的（undisclosed）。〔37〕权威的法律词典对隐名代理所做的定义也采取这种理解，如“隐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隐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另一个人缔结合同的事实；由此，在事实披露后，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诉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诉。”〔38〕“隐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于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进行交易时成立”。“在代理人进行交易之时，另一方当事人并不知晓代理人是为本人而行为的，此时的本人就是隐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我国大多数学者将隐名代理定义为代理人姓名的隐去，而代理关系存在之事实当事人均知悉，这是对英美法中隐名代理制度的误读。
再次，从时间上看，知道的时间应该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时候。因为，事后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关系的话，则无法判断出第三人要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关系的意图。第三人要与委托人订立合同的意愿是在合同缔结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违约时做出判断。
又次，必须没有证据表明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双方在签订契约之时特别约定，合同只拘束受托人和第三人。
最后，从法律效果上分析，该条规定的是直接代理，因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而不是赋予委托人介入权或者第三人选择权。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的原型实际上是大陆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条的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隐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该条规定时，不能依据隐名代理制度设计其构成，在适用该条规定时，也不能参考隐名代理制度来理解。同时，该条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与第403条的规定联系不大。
第403条规定的情况
如果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则适用第403条的规定。这是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但如何解释这个条件却得大费周章。从字面解释，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有两种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第二、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何人所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我国有学者将该条适用的前提定义为“未披露委托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托人。〔40〕笔者赞成此点解释。但此点解释存在着很大的障碍。首先如果是这样，文面索性就规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关系”了事，免得徒生歧义；其次，本条与第402条使用的语言完全一致——“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那解释上也应该一致——委托人应该是具体特指的那个人。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也就应该解释为第三人不知道具体的委托人是谁。〔41〕最后，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过程告诉我们，第402条和第403条的内容曾经是作为对外贸易行纪的内容放在行纪部分里，那么，只能说明，立法本意中这两条所规定的就是一种需要特殊处理的行纪关系。因为行纪人是专门做行纪业务的，行纪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托关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外贸代理的问题，那么，似乎这样一种解释——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是受谁人之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说该条是借鉴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规定，那么如此解释就会使我们的《合同法》犯一个原则性错误。因为做出这样的解释后，该条规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开本人姓名的半显名代理的情况，而在半显名代理的情况下，第三人的选择权是不适用的。半显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对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权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积的（cumulative），直至其权利全部实现。有两个逻辑支持这一处理原则：首先代理人必须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人们不会希望完全和一个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显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情况下，与代理人交易的相对人希望合同为之计算的那个人来承担责任。〔42〕如此分析后，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该条的规定实际上违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图专门解决的外贸代理问题被架空了。无奈之下，我们的分析也只能参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隐名代理条件下的委托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不得不忽略适用前提问题。但让我们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发展使得隐名代理与半显名代理的区别越来越小，如下文详述的隐名代理中，法院已经开始放弃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选择权规则，第三人的地位已经趋近于半显名代理中第三人。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忽略规则适用的制度背景的一个借口。
1、委托人的介入权。
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介入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直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这里，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如下：
其一，因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不能向委托人履行义务；如果是受托人的原因，则委托人可以直接向受托人主张权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这里的披露内容是指受托人向委托人指出具体的第三人。
在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导致受托人无法向第三人履行义务，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无法向委托人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会发生受托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托人的问题。这是受托人的义务，但是，如果受托人不愿意披露第三人或委托人，则只能由受托人自己来承担法律后果。这时，就需要按照纯粹的三方当事人，两个独立的合同来处理。
其三，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限制。
我国《合同法》规定的限制条件有两个：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则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根据学者的解释，第三人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情况主要有：第三人和受托人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纯粹是因为信赖受托人个人而与之缔结契约，如非常注重受托人的信用、技能、履约能力等；一些必须要由受托人亲自履行的合同，委托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经与委托人协商订约，因怀疑委托人的信用、履约能力等情况而拒绝与其缔结合同。〔43〕
美国判例法确定，在下列情况下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与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对本人履行将给第三人带来更大的负担，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离上多出一倍。这时，第三人有权要求额外的费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义务。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恶意隐瞒了代理的事实。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亲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风景画画家，同时也是艺术家们的经纪人，同意为第三人的农场做画，但内心里却想让另一位画家来完成。这种情况下，如果代理人没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画家来完成，则必须由其亲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笔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则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张从履行中抵销掉这100元。〔44〕在美国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对代理人的义务后，对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担责任，其前提是抗辩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实前成立。因为根据美国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对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隐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当事人。〔45〕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第3款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但没有就该款的适用做出限定。考虑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托人同谋恶意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在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情况下，第三人对于委托人提出的抗辩，应该以知道或者能够知道未显名的委托人之前存在的抗辩理由为限。
2、第三人的选择权。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第三人选定相对人以后就不得再变更。也就是说，如果第三人向委托人主张权利后未获实现，则第三人就无法再向受托人主张合同义务。这是英美法上的一项原则性规定，认为第三人对于代理人的权利和第三人对于本人的权利是冲突的，一旦选择其一就不能改变主意向另一方起诉。〔46〕不得变更相对人的规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经向代理人支付了价金，但代理人没有将其付给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国法中，答案是“他必须这样做”！〔47〕我国合同法在规定第三人选择权的同时，又规定了委托人可以对第三人主张自己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这样，如果委托人已经与受托人了结了债务，则委托人就不会再做出第二次给付。我国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实际上与所谓纯正的英美法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论背道而驰。〔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对于第三人所担负的责任，这在美国代理制度的发展历史上是有过反复的。代理法最初并非是一个显在的法律分支领域，只是后来因为组织性社团的出现，才使得对其研究和讨论蓬勃发展起来。19世纪美国关于代理制度的讨论并不区分本人的责任和雇主责任，本人所承担的责任就是雇主-雇员之间关系适用的严格责任。正如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论述的那样，在一般授权（general
authority）的情况下，本人要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即使代理人违反了本人所发出的指示。尽管在特别授权（special
authority）时情况不同。这种论点被归结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说。19世纪中叶，斯托里关于一般代理和特别代理的分类受到了批判。当时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企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斯托里时代，代理人与本人之间通常存在着个人关系，而19世纪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使他们有机会和条件超越代理权限范围。于是，西奥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对斯托里的分类进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个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顿（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与代理人法释（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书中，将代理与雇佣（service）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事关业务经营，雇员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而后者是事务性的操作，雇员必须执行具体明确的指令。这样，19世纪上叶作为独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纪下半叶便开始消迹于侵权或者合同法领域之中。沃顿还试图把本人从雇佣关系的严格责任中解脱出来，而采用过失标准。也是在这个时代，代理法被司法实践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据严格的合同意思理论（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对第三人负责、第三人向本人承担责任存在解释上的困难，因为和并不知晓其存在的人进行交易，不能说是意思达成了合致。但法院认为，如果让本人不承受任何负担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隐名本人要对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交易负责。〔49〕20世纪初，美国著名学者亚瑟·科宾（Arthur
Corbin）关于合同的论述，影响了对隐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的基础的研究。他认为“违约责任不是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而是法律的产物”。〔50〕紧在科宾之后，192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沃伦·西维（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隐名本人对于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所应该具有的当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规则，本人所承担的责任是法律根据具体情形之正义要求设定的义务，与当事人的意志无涉。〔51〕在今天，当受托人接受了委托人的履行后，却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时，该如何处理，美国法院的看法事实上仍然不一致。多数说认为，在本人尚未公开时，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间对于债权债务的处理出于诚信，本人认为代理人会向第三人履行，则本人可以免责。而少数说认为，隐名本人并不免除清偿之责，除非第三人的行为让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经进行了偿付。多数说的根据在于，本人基于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并不损害第三人，因为第三人的预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对方，因此他也必须承担和代理人之间的信用风险。而少数说的论据在于，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独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无穷无尽的措施可以保护他自己。不能因为本人倚赖其代理人的诚实而不是他自己的调查就让第三人受损。〔52〕和美国法院的多数观点进行比较，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与其差距并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对有效抗辩做出限定，从主观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为必须出于诚信和善意；从客观上看，有效抗辩必须是在第三人选择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选择以后，本人要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虑。因此，《荷兰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规定：如果一个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交易，违反了他对第三人所负的义务，或者如果他已经破产，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书面通知，并且直接对其起诉，但范围只限于本人在接到通知后应对代理人所承担的责任。〔53〕
第三人的选择权在美国很多州受到了攻击，在这些州第三人获得了大翻盘，他们争取到了针对本人的额外的权利，而不是原来的选择性权利。他们成功地说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选择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权利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关键性的代理人破产的情况下，往往会仅仅因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够的资产偿债的错误，便使本人从交易中获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义务。〔54〕摒弃第三人选择规则（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时下在美国的多数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