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诉讼程序的完善
❶ 如何完善我国经济法体系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法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较之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成本较之后者要高。为此将降低中国经济法制度变迁成本，作为经济法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经济法的制度和实施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现有的依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依据构成的庞大中国经济法体系进行消肿，以反映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规律的新经济法制度体系（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更高收益，来抵销经济法采取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政策模式的旧经济法制度体系被废除而失去的利益，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创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传统的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术将中国经济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兼顾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并集中体现社会利益的社会法。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著《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❷ 我国企业立法的现状及不足
国法庄严
遵纪守法
铭先贤责己以睿智；
已铸剑方显贵真实。
国歌
国际歌
国法庄严
❸ 我国经济法实施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完善
在经济法学领域，要进行政策分析，就必须先明确一系列问题。例如，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于经济法研究?可否提炼出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并有效应用?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经济法学的发展很有价值，而且对于刑法、社会法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设，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狭义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关学科都要着力研究的问题。[1]基于政策主体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与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对应的“对政之策”，限于篇幅和论旨，本文把政策定位于公共政策，[3]并往往限缩于更为狭义的经济政策。
从根本上说，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为实现公共职能和有效治理而采取的各种对策。为此，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公共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或制定的行为准则。它可以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并由此可以分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多种类型，[4]是一系列谋略、措施、条例、法令的总称。基于这种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于广义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应当研究公共政策与法律的互动，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对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事实上，两类政策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而使经济法会体现出突出的经济性和一定的社会性。[5]当然，相比转而言，经济政策对现代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讨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时，一般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政策。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具有与传统法治理念不同的现代性，与政策的联系更为密切。[6]其中，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前提，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是对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法律保障。[7]这种认识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也是进一步对经济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础。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体维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于1958年最先提出。[8]但对于什么是政策分析，始终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尔(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将“政策分析”等同于“政策科学”，这是一种最广义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邓恩(William N . Dunn)则认为，政策分析是运用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应用性的学科，这是相对狭义的理解；而巴顿(Carl V . Patton)等人则认为政策分析就是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的研究过程，这是最狭义的理解。[9]
上述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处。综合借鉴各种观点，可以认为，所谓政策分析，就是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整个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政策分析的对象是“复杂性问题”，因此，需要借鉴各类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哲学、数学、运筹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与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后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关心事实，也关心价值。因此，它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维度，如政治学维度、经济学维度、历史学维度、心理学维度、伦理学维度等。通常，学者们最为重视的是政治学维度和经济学维度，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也最为重要。
应用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及其类型
要探讨政策分析为什么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就必须研究其适用基础和具体类型。因为如果不具备适用基础，该方法就不能进行适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体类型，就无从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
从总体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适用于相关的经济法研究，主要是因为政策与法律(特别是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存在着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主体上的相通性。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者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同一，但在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上却存在着相通性，有时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议会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权的情况下，“政府造法”的现象和问题非常突出，使得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主体，往往都统一由政府来担当。在这种情况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机构”的附属工作。[14]基于自身利益、扩大法定权力或强化政策效力等诸多考虑，政府极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写进法律草案，从而对经济法的立法产生深刻影响。这不仅可以用公共选择理论等来说明，也可以通过各国的经济立法实践来证实。上述主体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会带来政策与法律的许多共通性，从而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在客体上的同一性。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对的都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经济
问题，其规范或调整的对象(客体)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过经济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应急性的特征，其制定或实施往往是经济法制的铺垫、实验或前期预演。正是它们所共同面对的“市场失灵”问题，被普遍作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法理论共识的形成。事实上，经济法学者在其研究中已经隐含了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客体上的同一性，并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着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标与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的工具。相应地，经济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确保宗旨实现的调整手段。经济法既然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体现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同时，又要把各类基本的经济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调整手段，从而使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存在着共通性。
与此相关，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并与经济理论存在着互动关系，[15]因而同样会对经济法的理论与制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发掘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上述“关系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入研究经济法问题是至为重要的。综上，经济政策与经济法，从制定主体到实施主体，从目标、宗旨到实施途径、调整手段、政策工具，从价值追求到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等，都存在着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于政策问题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样也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的基础。
在上述的适用基础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替换性研究”，即把经济法与经济政策进行“替换”，从分析经济政策的各种具体维度，以及由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所生成的各种具体方法，去分析经济法问题；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关注政策系统和经济法系统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影响，以经济法系统为核心，把相关政策的形成和变化看作是影响经济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从而更好地探寻经济法制度产生、发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于相关政策对经济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讨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时，还必须关注其局限性。因为政策与法律，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两者毕竟并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实施机制、规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别。通常，政策更具有应急性、灵活性、易变性，而法律则更具有稳定性、普适性、原则性。个别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适性的法律中；即使偶尔放入，也只能作为“例外”或“适用除外”的情况。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学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应当取其精华，适当重构。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类型
依据不同的研究路径或所要解决的问题等，政策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等。它们在经济法研究中都很重要，故有必要对其择要探讨。
1.政策主体分析
政策主体通常包括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组织体或个体。对政策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明确各类政策主体的地位、作用、价值、权力分配等问题；在经济法研究中，则有助于研究经济法主体的体系以及主体的权义结构，特别是职权与职责的分配、经济法责任形态等重要问题。
政策主体分析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体制法(或称组织法)、[16]主体制度等非常重要。在具体的政策主体中，官方的政策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也有学者认为还应当包括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因为现代国家的政治统治大都通过政党政治来实现。此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无论是利益集团、选民，还是大众传媒，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具体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对上述各类政策主体进行分析，有助于研究经济法学中的规范论和运行论。
2.政策目标分析与政策工具分析
各类公共政策都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临的问题相同，因此，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也自然会与经济法的宗旨相合。这样，通过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就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经济法学价值论领域的相关问题；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从系统论的角度，发现经济法的结构问题，并通过结构调整，来增进和完善经济法的功能。
政策工具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其有效运用，有助于避免政策失败和政府失灵。因此，在经济学领域早就开始了对经济政策工具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政策工具展开的大规模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17]例如，狄龙(Van
der Doelen)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法律性工具、经济性工具和交流性工具；霍莱特(M.
Howlett)则将其划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等。[18]但在经济法研究上，更需要关注的是经济政策工具，如预算、税收、国债、货币、价格等手段以及更为具体的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因为这些经济政策工具的法律化，恰恰构成了经济法有效调整的手段，因而对于研究经济法制度的具体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3.政策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有其生成、变迁的背景。作为一种方法，政策的背景分析，既应关注对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策背景，也应关注相关政策本身的背景，因而背景分析可以“多重展开”。
对于政策背景的分析，有助于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事实上，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都依存于特定的背景，要随着背景的变化来适度调整，以使经济法制度也能够不断地适应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要求。此外，通过政策的制定过程，来认识立法背景和动因，既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也是一种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几种政策分析方法，都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特定的主体，不同的政策主体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并由此会影响到政策目标的确定，因而就应当有主体分析与目标分析；同时，由于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或称政策工具)关系到各类政策主体利益的实现，因而工具分析与主体分析、目标分析也可以联为一体。而上述三种分析，都离不开更深层次的背景分析，只有深入分析主体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各类主体提出政策目标的背景，以及选择和运用政策工具的背景，这样，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的相关分析才可能较为全面，也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解释和实施相关的法律，找到经济法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对策。
上述各种具体的政策分析方法，构成了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的主干部分，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主体、宗旨、调整手段、具体制度、法律环境等，都很有价值。为此，还应当进一步研究其具体应用问题。
四、政策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政策往往是立法和执法的重要依据，[19]因而政策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分析制度的形成，也可用于分析与政策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下面仅选取几种主要的政策分析方法，来探讨其在经济法研究中的应用问题。
(一)政策目标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的目标分析，作为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具体应用，主要体现为通过审视影响经济法立法的经济政策目标，来分析和判断经济法立法在宗旨、原则、调整手段、协调性等方面的成败得失，从而进一步找到存在的问题，并为整个经济法的法制完善提供重要支持。
对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其中，对于宏观经济总体目标的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总体宗旨；而对于具体的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则同样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相关部门法的宗旨。
例如，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目标与其职能是一致的。财政政策的职能，通常包括分配收入、配置资源(或称宏观调控)、保障稳定三大方面。与这些职能相对应，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就是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既要使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又应促进社会分配公平；既要在微观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应在宏观上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从而在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基础上促进和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上述的财政政策目标，必然会影响财税法的宗旨，并使其成为财税法宗旨的一个必要内容。
又如，一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调控货币发行量，保障币值的稳定，以求在根本上保障物价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正是基于该目标，在相关的金融法，特别是中央银行法上，才把稳定币值作为法律调整的核心目标。为了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其能够真正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各国法律往往都在体制法上作出相关的保障性规定。因此，研究金融法所涉及的各类具体制度(如监管制度、传统的“三大法宝”等)，以及在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等方面做出取舍时，应牢记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和金融法的核心宗旨。
此外，在竞争政策或市场规制政策上也是如此。竞争政策主要涉及反垄断政策和反不正当竞争政策，市场规制政策还应当进一步包括消费者政策。这些政策的目标，都会影响相关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宗旨，进而影响到这些法律的实施。
其实，早已有学者关注政策目标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影响问题。例如，韦伯曾经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在处理一人公司问题的时候，会涉及如何思考的问题。对此，韦伯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注意各种经济上的政策的目的，或许还有财政政策和商业道德的因素，这都属于实体的。”[20]这种论断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相关问题也是很有普遍意义的。
(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的应用
通常，为了使政策实施得到法律的保障，需要把基本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从而使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从经济性的调控或规制手段变成法律化的“调制手段”。这种法律化，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整体效益。
例如，财政政策的工具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不包含税收的财政政策工具，也要包括预算、国债、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我国在世纪之交，非常重视“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发国债来拉动内需，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国家又加大了征税的力度，使得税收收入每年都以增收1000亿元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对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协调的，因为“减税”政策更有利于拉动内需，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可能产生“挤出效应”，这就是不同政策工具相冲突的结果。
由于各类政策工具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调整，甚至直接影响其基本权利，同时，政策工具的运用也特别需要法律保障和法律协调，因此，对那些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须加以法律化，使其成为经济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使政策分析方法可以贯穿于经济法的研究过程之中。事实上，对具体的税收制度、预算制度、货币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无不与政策工具的分析直接相关。可以说，没有政策工具分析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很好地分析经济法的具体制度及其调整特点。因此，政策工具的分析，对于经济法研究非常重要。
要进行具体的政策工具分析，关注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尤其重要，这是需要反复重申的问题。例如，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如何协调，是“一松一紧”，还是“双松”或“双紧”?如何在计划层面上作出相应的协调?消费者保护政策与相关的竞争政策如何协调?等等。此外，上述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相关政策如何协调，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类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势必无法完成协调任务。特别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可能被推向极致的情况下，单方面的主动协调无疑困难重重，因而迫切需要“依法协调”。为此，必须在法律上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以“定纷止争”。在这方面，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堪称典范。[21]
(三)政策主体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层次较多，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可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制定基本经济政策，并体现在与其相对应的各层次的立法之中，如国务院的经济法规、各个职能部门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等。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带来了经济法立法和执法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它加剧了经济法的立法与执行的复杂化，导致部门立法、地方立法林立，下位立法对上位立法的抵悟、冲突不断，不协调之处绵延不绝，隐性修改随处可见。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主体以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也不可小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部门日渐兴起，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在蓬勃发展，它们会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法的制度形成。例如，在税收立法中，应如何规定特定群体的税收优惠(如对出口商如何实施出口退税制度等)；在反垄断立法上，对哪些主体给予豁免等。其实，凡是涉及特定主体的立法，都可能会受到某些大企业或其他压力集团的影响，这已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明确各类主体的角色和地位，对于政策制定主体和影响政策制定的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利于进一步分析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及法律监督等环节的问题。
(四)政策实效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实效，是政策分析的极为重要的内容。[22]事实上，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限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和“时滞”等。从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角度来看，影响政策实效的因素，既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能力、努力等方面的局限，也可能是受政策影响的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带来的局限。这些局限都会产生效力减损的问题。
此外，政策的实施及其效力的抵达和效果的产生，往往是存在“时滞”的。[23]即使是应急性的政策，也并非总能“立竿见影”。事实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总是需要主客观的限定条件。如若条件不具备，则可能“政策落空”，导致“政府失灵”。
上述对影响政策实效的限定因素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经济法研究。例如，经济法的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所制定出来的经济法不可能尽善尽美。这样的法律再去实施，其法律实效的“递减”便可想而知。即使立法者和执法者都聪慧而高尚，且能力和努力都足够，但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也会使经济法实施的效果受到影响。因此，透过政策的局限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经济法的局限性。
此外，经济法比经济政策会有更突出的“时滞”问题。由于通常只有相对稳定、较为成熟的政策才可能被法律化，因此，同种类型的经济立法，一般都要滞后于相关的经济政策。政策的实施毕竟有行政或政党力量的推动，因而贯彻速度相对更快一些；但法律化的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必须按部就班，往往要经由多种机构、多种主体、多种程序，因而其“时滞”问题也更为突出。从法治精神的要求来看，经济法的立法、执法、法律监督等都离不开程序，而“程序就是过程”，甚至是漫长的过程，由此产生的“时滞”往往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因而同样涉及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如何有效权衡的问题。
进行政策实效分析，除要研究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外，还可研究政策的限定条件(con-straints)，即一项经济政策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必须依赖的条件。对于某些限定条件所存在的刚性也必须予以注意，这有助于分析法律调整所面临的各类矛盾、实施障碍和解决对策。
事实上，经济法上存在着多个方面的“二元结构”，如何全面兼顾其中所蕴涵的各种矛盾，恰是经济法的“调整艺术”之所在。例如，在经济法上，私益是对公益的限定，没有私益就没有公益，因而不能只考虑公益而不顾及私益。与此相应，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等，在经济法上都应当协调兼顾。同样，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强者与弱者的利益、集体与个体的利益、国家与国民的利益，等等，也都要兼顾和协调，因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法调整实效的限定条件。为此，兼顾各种不同的利益，综合协调不同的情况，在总体上来全面把握，实现“纳什均衡”，应当是经济法调整的总体精神。
上述的兼顾与协调，不仅应体现在总体精神或调整目标方面，而且还应当体现在具体的调整手段方面。只有在各类具体的法律化的政策工具方面做到有效协调，才有可能真正兼顾各类不同主体的利益。可见，在应用政策实效分析方法时，同样要考虑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以及政策主体分析，也就是说，这些分析方法是联为一体的，它们的区分只是相对的。
五、结论
经济政策对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其间存在的诸多互动性、相通性甚至同一性，使人们可以通过政策分析，特别是通过“背景性研究”或“替代性研究”，来发现和解决经济法本身的问题，这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经济法学界已有的或者正在进行的许多研究，实际上都是政策分析。这些政策分析，一般是把“政策”限定于“公共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本文也对此作出了限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不同维度，探讨了该方法的适用基础，提炼出对于经济法研究较为重要的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多种类型，并分析了这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由于经济法学界缺少相关的研究可供参考，因而这些探讨只是“浅探”。
事实上，政策分析在政治学等领域还有许多方面并未达成共识，笔者主要是结合经济法研究的实际，对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进行解析和改造，以增进其对经济法研究的有效性。但在具体运用时，必须考虑到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互通性与差异性，以免以偏概全。
单纯的政策和政策分析，总有其局限性，并会带来经济法制度建设的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分析各类经济法主体的对策活动，还必须关注博弈分析方法，从而提炼出一种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政策一对策分析方法”。此外，政策分析方法还可包括围绕政策而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政策的分类，实际上也是一种分析方法。例如，对经济政策作出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的划分会影响到经济法系统内部的结构与分类以及经济法体系的构建等。需要说明的是，政策分析方法也可以对经济法以外的其他部门法领域产生影响。例如，刑法领域研究的刑事政策问题，社会法领域研究的社会政策，行政法领域研究的诸多公共政策，等等，都可以运用政策分析方法进行探讨。[24]此外，在当代司法领域，也要考虑“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保留”的问题，对此同样需要进行政策分析，以体现和遵从法律共同的价值。[25]
值得关注的是，现实的法律实施，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规范框架，在法律调整的基础上真正直接发挥作用的，往往是各类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的采行，市场规制政策的调整等。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非但不应排斥政策，还应看到它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配套“制度”，是经济法的立法与法律实施的重要源泉和指引。因此，加强经济法的政策分析，必将大有可为。
❹ 经济法民事诉讼
有，判决是针对实体问题做出裁判，而裁定多是解决诉讼过程中的程序问题，例如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
民事诉讼法中有适用裁定的具体情形，你可以去看看。
❺ 经济法 经济纠纷案件的起诉必须符合哪些条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2、有明确的被告；
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经济纠纷产生的原因
产生经济纠纷的原因很多，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结合我国经济活动的情况，产生经济纠纷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进行经济活动的依据不规范。市场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其依据不规范是引起经济纠纷的主要原因。君子合同随处可见，导致经济合同履行过程无章可循，从而产生纠纷；
2、在进行经济活动中，不严守规则，有些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不严格依法办事，根据自己的利益，故意不履行合同或订立假合同，因而产生纠纷；
3、有关部门的行政干预，而导致经济纠纷。
(5)经济法诉讼程序的完善扩展阅读：
经济纠纷的解决方法：
1、申请经济仲裁
当出现经济合同纠纷，企业可以申请经济合同仲裁。
经济合同仲裁是由国家规定的经济合同仲裁机关依法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合同纠纷居中调解，依法作出判断或裁决的活动。
企业在仲裁活动中享有申诉权、答辩权、申请回避权、申请保全措施权和申请执行权。同时应当遵守仲裁程序和仲裁纪律，如实陈述案情和提供证据，全面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或裁决书，按规定缴纳仲裁费等。
2、进行经济诉讼
经济诉讼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并依法作出判决的活动。
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回避，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当事人除可以查阅本案资料外，还可以复制本案有关资料和法律文书。
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
同时，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缴纳诉讼费用等。
3、进行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审理和解决行政争议案件和诉讼活动，经理人应该认识到通过行政诉讼活动对于认真执行宪法和行政法规。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促进行政管理法制化和廉政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和被告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的行政诉讼义务，任何一方都作为平等实体而不享有特权。
企业应正确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以防止或避免给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
❻ 论普通程序的法律完善
可以去各大高校的法学院看看毕业论文选题。
另外还有部分
一,《法学基础理论》论文选题
论法律解释的功能
试论法的正义性
有法不依的原因及其对策
试论我国法律监督的机制及其对策
论影响我国司法独立的因素及其对策
程序法治的价值及其实现
中国固有法文化的特点及其现代化
试论法的规范作用
中国法律现代化及其意义
论法治国家的模式及其实现
二,《宪法》论文选题
简论我国公民权利和义务一致性
从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发展看法制的完善
论选举权
民主政治的价值及其实现
论我国宪法中的司法制度及特色
我国选举的民主程序
三,《行政法》论文选题
依法行政与市场经济
论依法行政的实现途径
论行政相对人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模式选择
论行政处罚的"一事不再罚"的原则
论行政处罚中的听证制度
论行政合同的可诉性
论行政许可制度及其完善
论国家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五,《行政诉讼法》论文选题
论行政诉讼价值及其结构
论行政公诉制度
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完善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
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对行政诉讼庭审若干问题的探讨
论行政机关败诉原因及其可诉性
论行政诉讼第三人
论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
六,《刑法》论文选题
试论罪刑法定主义与刑罪罚个别化的关系
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问题
论犯罪构成的内部结构
主观要件在犯罪构成中的意义及认定
论共同犯罪的类型及刑罚规定
论集团犯罪
安乐死的刑法思考
金融犯罪及其刑事对策
环境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关于知识产权的几种犯罪
论家庭暴力犯罪
玩忽职守犯罪之定罪限
合同诈骗罪主观故意探析
七,《刑诉法》论文选题
论证据的审查判断
法人犯罪的刑事诉讼初探
论刑事诉讼与人权保护
关于死刑复核程度的思考
论刑事诉讼价值
不起诉制度研究
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浅谈
对电子证据的几点看法
我国设立少年法院若干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论律师的职业道德
律师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研究
论律师的权利
律师法庭辩论技巧探讨
八,《民法》论文选题
论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
论诚实信用原则
论失踪人财产的代替
论抵押权的实现
浅论无效保证合同中民事责任
显失公平制度的运用及现有规定的弊端
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及其处理医疗纠纷的特有原则
论权利质权
论表见代理制度
论取得时效制度
论缔约过失责任
论合同的法定解除
论善意取得制度
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论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九,《民事诉讼法》论文选题
论处分原则
论管辖异议制度
论合格当事人的确定
论民事诉讼制度
民事复议制度研究
十,《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等论文选题
论国有独资公司
涉外债权的法律适用原则
论仲裁决的域外执行
论税收管辖冲突
论涉外物权的法律适用原则
论涉外婚姻关系的法律适用原则
论股份合作企业的法律性质
论金融鉴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WTO反倾销规则与中国反倾销规则的比较
论寄售货物的所有权及风险转移
中外独立董事制度的比较研究
论保险代理人制度
论保险合同的变更
十一,《婚姻法》论文选题
论无效婚姻
论亲权
夫妻财产制
论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
我国婚姻法的伦理性
十二,《知识产权法》论文选题
简析侵害商标权的行为及法律特征
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的立法与展望
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
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保护
网络作品的版权保护
十三,《劳动法》论文选题
论劳动争议的处理
劳动保护的必要性及措施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意义及对策
其他选题
个人储蓄存款实名制的法律问题
信用证诈骗及其防范
税收滞纳金探析
还有另外的一个学院是这样的
1、 系统论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
2、 评析资产阶级法的自由、平等原则。
3、 论法律权利和义务
4、 论依法办事
5、 论综合治理
6、 论社会主义法律关系
7、 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监督
8、 论我国的司法原则
9、 法与人权
10、法与自由
11、法与平等
12、法与秩序
13、法律移植初探
14、法与道德
15、立法与正义
16、司法中的正义问题
17、法与利益
18、法与廉政建设
19、法律渊源论
20、论立法体制的完善
21、法学的基本范畴研究
22、论“特权”及其限制
23、法与宗教、法的神圣性问题
24、法律制裁的目的思考
25、违法的根本原因
26、当代中国的治吏问题
27、法治与中国现代化
28、论立法监督体制的完善
29、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30、论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
31、论法律至上
32、中西方法理学研究方法之比较
33、论法的时代精神
34、论立法的合宪性原则
35、论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36、法律与规律
37、论司法独立
38、论检察职能与检察改革
39、法的定义的比较研究
40、论自由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41、中国法治之道路初探
42、人权的司法保障
43、论对执政党的法律监督
44、论我国法律平等的理论与实践
45、我国法院错案追究制度的实施状况
46、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为原则
47、论权利与财产的一般关系
48、论刑事法律关系
49、论经济法律关系
50、论行政法律关系
51、试论法律信仰的培养
52、论对权力的监督
53、法与其它规范的关系
54国际关系与法的发展
55、法律程序的意义
56、法律机制初探
57、法治的路径
58、法的性质
59、科技革命对法的促进作用
60、法律解释方法研究
61、法律解释原理研究
62、论法律原则
63、论法的效力与法的实效
64、论法的制度功能
65、论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
66、制度创新与法制建设
67、判例法在中国的创立与发展研究
68、法的外延研究
69、政党机构在中国的法律性质及其改革
70、权力与权利关系研究
71、司法改革问题研究
72、中国法制建设的前景与道路
73、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教训
74、发达国家法治建设经验研究
75、法的效率价值研究
76、纠纷的解决原理
77、法制运行规律研究
78、论中国农民的法律地位
79、农村法律问题研究
80、论权力
81、论权利行使的原则
82、两大法系的比较及其中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83、论法与政治文明
84、论法之真善美
85、法与艺术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1．论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2．试论特别权力关系
3．对行政法渊源的思考
4．论依法行政原则
5．论行政合理性原则
6．论责任行政原则
7．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
8．论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
9．对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反思
10．论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
11．论行政职权与行政职责的关系
12．公务员公务行为与个人行为区分标准探讨
13．论行政法原则与行政法规则的关系
14．论行政相对人在依法行政中的地位和作用
15．论公务员救济制度的完善
16．论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障
17．论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关系
18．论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及其保障
19．关于行政法性质的思考
20．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21．论行政法律关系的不对等性
22．论行政授权
23．论行政委托
24．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控制
25．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
26．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27．论行政自由裁量权膨胀条件下的“合理性原则”。
28．试论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抗辩权
29．试论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
30．论对行政立法的控制
31．论行政立法中的法律保留与法律优位原则
32．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标准
33．论行政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34．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
35．论无效行政行为及其法律后果
36．论无效行政行为与可撤销行政行为的关系
37．论合法行政行为的认定标准
38．对行政行为概念及其特征的认识
39．论行政事实行为及其法律控制
40．准行政行为探讨
41．论行政处罚的设定权
42．论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43．论行政处罚中的“罚缴分离”制度
44．论行政处罚中的“职能分离”制度
45．论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
46．论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
47．论行政处分及其法律救济
48．论行政处分程序的完善
49．论《行政处罚法》对公民权益的保护
50．论行政法上的应急性原则
51．论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
52．论行政强制措施及其法律控制
53．论行政强制执行的性质
54．论行政征收与征用的关系
55．论行政征收及其法律控制
56．论征收、征用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
57．论行政征用补偿制度
58．政府采购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59．论当代行政法的发展特点
60．论行政国家与行政权的控制
61．论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62．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认知
63．论行政滥用职权及其法律控制
64．论行政越权
65．论行政不作为及其法律控制
66．论行政不作为引起的赔偿责任
67．论行政许可的性质
68．论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
69．论《行政许可法》对行政立法的影响
70．论《行政许可法》对建设法治政府的作用
71．论行政许可权的相对集中
72．论行政许可的听证程序
73．论行政许可的法律责任
74．论行政许可范围的设定
75．论行政许可中的监督检查原则
76．论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分
77．论行政指导及其法律控制
78．论对行政合同的司法审查
79．论行政合同的性质
80．论行政即时强制
81．论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与主要制度
82．论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定位
83．论行政法治与行政程序
84．论正当行政程序原则
85．论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权
86．论行政公开原则
87．论行政立法中的公民参与
88．论行政执法中的公民参与
89．论行政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
90．论行政程序的价值与功能
91．论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
92．论对行政裁决行为的司法审查
93．论行政给付及其法律救济
94．论公共行政与国家行政的关系
95．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96．对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认识
97．论我国行政复议管辖体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98．论行政复议的性质与功能
99．论行政复议中的举证责任
100．完善行政复议决定种类的构想
101．行政复议“司法化”探讨
102．论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审查”原则
103．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认识
104．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思考
105．论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106．论行政诉讼的第三人
107．论行政诉讼的被告
108．论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担
109．论行政诉讼中被告的举证责任
110．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
111．对行政诉讼中不停止执行原则的评析
112．论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
113．论行政公益诉讼
114．论行政诉讼判决种类的完善
115．论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116．扩大行政赔偿范围的构想
117．论行政赔偿标准的完善
118．论行政追偿
119．论行政补偿制度
120．论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121．论电子政务及其法律规制
122．论经济全球化与政府职能的转变
123．论网络时代行政法的发展
124．论经济全球化对行政法的影响
125．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监督
126．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几点思考
127．论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完善
128．论公务员的惩戒制度
刑法学
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或罪刑适应原则或平等原则）
论犯罪概念
论罪与非罪的界线
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
论犯罪构成理论
论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
论犯罪结果（或危害结果）
论行为对象
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论单位犯罪
论刑法中的不作为
论犯罪的故意
试论过失犯罪负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
试论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
论正当防卫
论犯罪预备
论犯罪未遂
论犯罪中止
论共同犯罪
论牵连犯的几个问题
数罪并罚的几个问题
论死刑
论罚金刑
论缓刑
论自首
累犯的几个问题
论罪名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几个问题
论交通肇事罪
论走私罪
论洗钱罪
论有组织犯罪
论假冒商标犯罪
论重婚罪
论挪用公款罪
论破坏生产经营罪
论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线
论强奸罪
39“婚内强奸”的刑法分析
论诬告陷害罪
论伪证罪
论抢劫罪
关于诈骗罪的几个问题
贪污罪的几个问题
论合同诈骗罪
论保险诈骗罪
论受贿罪
论滥用职权罪
论玩忽职守罪
论侵占罪
论刑法对我国多种经济成份的保护
市场经济与刑法的适用
论刑法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与刑法观念的变更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犯罪与对策
论刑事责任能力
论定罪
论刑事责任
论量刑情节
论“死缓”制度
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
论证券犯罪
论毒品犯罪
论转化犯
论淫秽物品的犯罪
论刑法的时空效力
持有型犯罪之研究
婚内强奸的刑法分析
环境犯罪研究
论洗钱罪
四、犯罪学
犯罪概念的犯罪学分析
犯罪学实证主义学派的基本观点评价
我国现阶段犯罪现象的规律与特点
犯罪学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特点与防治对策
暴力犯罪的特点、原因与防治对策
金融犯罪的原因、特点与预防
贪污犯罪的原因、特点与预防
贿赂犯罪的原因、特点与预防
女性犯罪的原因与防治对策
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与控制
农村犯罪的特点与控制
城市犯罪的特点与控制
强制性环境对犯罪人人格特征的影响
智力、气质与犯罪的关系
情景因素在犯罪行为生成过程中的作用
生物因素与犯罪的关系
需要结构与犯罪的关系
犯罪的犯罪学分类
犯罪人的犯罪学分类
犯罪统计的价值评断
犯罪数（隐亲）存在的原因与对策
社会反应与犯罪的关系
刑罚的预防犯罪价值
预防犯罪的模式探讨
刑事政策在犯罪过程中的作用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容与定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五、宪法学
论宪法概念
“宪法为根本法”命题之辨析
论宪法与宪政的联系与区别
论宪法至上与法治
论宪法的基本精神
我国宪法关系初探
论宪法关系的特点
论基本人权原则
权力制约的形态及其比较
论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论宪法解释的功能
宪法解释基本问题研究
宪法序言法律效力问题研究
市场经济条件下宪法功能的再认识
社会转型与宪法变迁
试论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
试论我国宪法监督体制
我国宪法修改的历程及评价
宪法修改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我国宪法修改的模式分析
论宪法信仰
论宪法权威
宪法惯例的生成及特点
论宪法性法律
当代违宪审查制度的特点
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模式选择
论宪法监督体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完善问题研究
论宪法诉讼制度的价值及功能
论我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
论宪法与公共权力
WTO下的宪政建设
近代中国的宪政文化述评
宪法与国际人权公约关系研究
论宪法的国际化
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特征
论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基本形式
选举权平等性的理论与实践
论选举制度的基本功能
论我国选举制度的完善
公民投票问题研究
宪政语境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完善问题研究
代议制度比较研究
试论专职代表制
论人大代表的身份
论人民代表素质
论人大会议制度的完善
论人大代表的质询权及其完善
人大会期制度完善问题研究
论选民和选举单位对人大代表的监督
选举制度之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意义
试论美国的选举制度
地方人大党委会在宪法监督中的作用初探
试论统一战线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试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人民政协地位探究
论人民政协的性质
试论民主党派参政制度
试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关系
试析我国地方立法中的问题
公民权利与社会安定的关系初探
试论民族区域地方自治机关的建设
论民族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效力
论宪法中的权利与权力结构体系
论我国行政区划的改革及完善
论我国的地方制度
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质及其优越性
论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性质
论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
论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特点
论中央和地方关系
对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评价与展望
论基层民主自治
试论经济制度在宪法中的地位
论公民
论公民意识
论公民权与人权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权利的发展
论迁徒自由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保障
宪法基本权利效力问题研究
论宪法基本权利的功能
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问题研究
社会转型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发展
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与国际人权公约接轨问题研究
选举制度与政治文明
比较各国环境权的宪法规定
论知识产权保护的宪法依据
公民财产权研究
论公民的被选举权
互联网时代的言论自由
论新闻自由的界限
论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善
死刑的存废与公民生命权的保障
安乐死与公民生命权的保障
“人权”入宪的意义及思考
立法平等与平等权的实现
平等权的保障与差别待遇
论言论自由
试析公民结社自由的立法
劳动教养制度与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障
论公民就业平等权的保障
宪法视域中的“三农”问题
论城乡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
试析公民基本权利立法的价值取向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研究
论公民基本义务的性质及功能
论劳动基本权利的构成
论生存权的保障
信息安全立法与公民知情权保障的协调
论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
试论我国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
国家求偿权初探
国家赔偿与国家补偿的关系
论社会保障权产生的背景
论公民控告、检举、申诉权的制度化保障
我国关于公民出版自由立法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论公民的知情权
论表达自由的特征
刑事诉讼原则宪法化问题研究
论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论我国公民权利的救济制度及其完善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正当法律程序对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研究
论司法权的性质与配置
论我国的国家元首制度
公民受教育权问题研究
论环境权
论宗教信仰自由
宪法视角的司法改革问题研究
论司法独立
论人大监督权的理论基础
“个案监督”的是与非
论人大对政府财政的监督
论地方人大的立法权
论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权
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民族立法权
我国人民法院的设置及其改革问题研究
论检察权的性质及功能
紧急状态的立法研究
论紧急状态时期的公民权利保护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的宪法依据
论总理负责制
论公职人员名誉权与公民监督权的冲突与协调
法治政府的标准
公众参与与民主政治
六、中国法制史
论神判、天罚观念的社会历史基础
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论马锡五审判方式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制中的中国传统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制中的“社会本位”原则
论北洋政府时期法制中的封建性
试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的资产阶级法治原则
试论《大清民律草案》中对中国传统的民事规范体系模式的创新
试论《大清民律草案》中对中国传统民法的继承
论《大清新刑律》对中国传统刑律的创新
论外国列强的在华治外法权
论清朝法律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抑制
从唐律的内容看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成（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乎）
试论太平天国法制的进步性
试论太平天国法制的封建性
论明代法制中的“重典治国”精神
试论宋代司法审判制度的创新
试论元朝法律对唐宋法律的反动
试论《开皇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历史地位
论汉朝的春秋决狱
论秦代法律制度对西周法制的创新
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刑法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的历史地位。
论儒家法思想的现代价值
试论汉朝的刑法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试论春秋时期的成文法运动
试比较中国古代监察 制度狱中国当代检察制度之异同
试比较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近代公务员制度之异同
试比较新民主主义法制与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的主要区别
论孙中山法律思想中的“中西合璧”特征
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法
从汉朝刑法原则和制度看法律的儒家化
试论中国古代工商经济法制的主要特征
论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冲突
司法独立原则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论中国古代民法的的基本特征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检察制度
试论大陆法系对清末和民国法制的影响
试论明代婚姻和继承制度的变化
试论唐宋到明清三法司职权的变化及其意义
论中国传统的法律教育
七、外国法律史
西方自然法思想源流论
中西法律起源的比较
希腊、罗马宪政研究
罗马私法的精神
中世纪法律思想研究
中世纪教会法研究
中世纪西欧法律二元化的影响
古东方法特点研究
伊斯兰法律传统研究
法律移植与法制变迁的历史实践与理论
欧陆法律传统解析
法国民法典与法兰西民族文化
德国民法典对世界法制的贡献
法德民法典比较
普通法精神与英吉利民族文化
英国土地法研究
英美判例法研究
英美宪政制度研究
英美司法独立制度研究
英美陪审制度研究
英美律师制度研究
英美合同法与对价制度研究
英美信托财产制研究
英美侵权制度研究
英美刑罚制度研究
英美法制现代化比较研究
近代西方法制思想研究
卢梭与孟德斯鸠法律思想比较研究
边沁功利主义法律思想研究
历史法学派的思想贡献
刑事古典学派刑法思想研究
刑事人类学派刑法思想研究
刑事社会学派刑法思想研究
两大法系陪审制比较研究
西方监狱制度比较研究
西方检察制度比较研究
西方警察制度比较研究
西方法院与法官制度
西方庭审模式研究
新自然法学思想评析
社会学法学思想研究
新分析法学思想研究
经济分析法学对现代西方法制的贡献
八、民事诉讼法学
关于民事诉讼法学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
关于民事诉讼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关于网上名声诉讼方式的可能性探讨
论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论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变革
论我国市场经济下的民事诉讼
关于我国民事诉讼立法若干问题的探讨
我国海峡两岸民事诉讼程序比较
一国两制下的民事诉讼特点
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论民事诉讼上的法律事实
论诉权
论诉
诉讼标的及其识别标准研究
论诉的成立要件
论反诉制度
论处分原则
论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论辩论原则
论法院调解原则
论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的法律监督
合议制度研究
回避制度研究
公开审判制度探讨
我国民事案件审级制度研究
民事诉讼案件主管问题研究
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研究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若干问题
共同诉讼研究
论第三人
论代表人诉讼制度
论诉讼代理制度
论证据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
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免除问题研究
证据的理论划分标准研究
证据保全问题探讨
关于强制措施若干问题探讨
论民事诉讼中的送达制度
论财产保全
论先予执行制度
诉讼费用问题研究
若干不同类型案件审判程序问题研究
第一审程序研究
普通程序研究
简易程序研究
论起诉
第二审程序若干问题探讨
论上诉
关于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研究
论特别程序
督促程序研究（或完善）
公示催告程序研究（或完善）
论破产程序
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执行难及其对象之我见
论民事诉讼中的国际司法协助
论民事诉讼中的区际司法协助
论民事纠纷的地域特点
论民事纠纷的时代特点
论民事纠纷的人群特点
论促裁制度的若干问题
论人民调解
国际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探讨
公证在民事诉讼中的意义及作用问题研究
九、刑事诉讼法学
论刑事诉讼主体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价值目的构造等若干基本理论
论无罪推定
论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的权利及其保障措施及其保障
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试论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
试论刑事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
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及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刑事证据制度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诸责任
论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试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试论被害人陈述
论证人证言
间接证据及其运用
海峡两岸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
论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及完善
论刑事自诉案件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
试论涉外刑事诉讼的特点
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试检察机关的抗诉
论刑事申诉制度
论刑事代理制度
关于刑事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关于刑事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论刑事证据的法律性
论我国公诉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证据立法模式的选择
论审判公开原则
刑事二审程序的若干问题
我国审前程序的立法完善
十、国际法
论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论国际法与国际政治
国际法方法论
国际法价值论
国际法认识论
6．论国际法的效力
7．论国际法由弱变强的趋势
8．论国际法的法律基础与社会基础
9．论国际法的法律性
10．论国际法的渊源
11．论《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
12．论国际习惯和条约的动静态关系
13．评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14．论条约与中国国内法的关系
15．论国际法与国家主权的保障
❼ 论经济法的实施
自己从中归纳总结一下吧。我国现行经济法没有独立的法律实施机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忽视了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法之本位，即蕴含于法的基本出发点、基本目的和基本功能之中的精神或理念。私法奉行个人本位，公法奉行国家本位，社会法所奉行的则是个人社会化、行政社会化和法律社会化过程中由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演化而来的社会本位。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集中体现在：1.崇尚社会公共利益。一个国家内的利益体系由既彼此冲突又相互依存的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构成，其中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寓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中，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应是大多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不同集团利益的协调化。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则既可能吻合也可能不一致。经济法把社会公共利益（该利益体系中的各种利益形式）都纳入经济法的利益结构，而社会公共利益则被置于其中的最高地位。例如，反垄断法就是通过限制占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的利益来实现以公平竞争秩序为内容的社会公共利益；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就是要实现以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为内容的社会公共利益。2.追求社会公平。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平，既包括基本利益层次上无差别意义的公平，又包括非基本利益层次上有判别意义的公平。这两个层次的公平都受到经济法的重视。例如，竞争法通过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保障实力不同的竞争都有公平的竞争权；产业政策法通过有选择性的限制、扶持、鼓励等措施，来保障强质产业和弱质产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有公平的发展机会；消费者权益保障法通过偏重保护消费者，来保障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公平交易。由于现行经济法的实施机制没有重视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所以也就与民法、行政法产生了混同，致使其没有独立的实施机制。其二，忽视了经济法保护的权利与民法、行政法保护的权利的区别。由于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所以经济法主要保护社会权利，而民法主要保护个体的权利，行政法则主要保护国家的权力。
（二）我国现行经济法法律实施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1.实行独立的经济诉讼的必要性。经济法作为实体法多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对作为其实施支撑的程序法则重视不够，所以本人认为作为经济法实施机制的完善和创新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完善它的救济机制---实现经济诉讼。"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经济法律、法规有权利义务而无诉权，判断倾向于行政而不是司法，导致了行政与司法的混同现象，使法律判断偏离了司法轨道。尽管经济生活中离不开行政管理，并可能引发行政纠纷，最后导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但行政诉讼争执的焦点不是经济利益关系，而是行政管理关系；同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极受限制的，无法涵盖经济纠纷的全部内容；另外，由于经济纠纷案件的被告人多非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显然处理经济纠纷案件是不能完全适用行政诉讼程序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也极少有反映经济法特殊性的程序法规范，造成一直以来经济纠纷案件在本质上是民事纠纷案件的错觉。另外，经济审判庭的职能事实上与民事审判庭的职能也别无二致。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诉权理论的不发达或者根本就没有被重视。经济诉讼，是一种复合型诉讼，独具特色。由于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经济冲突越来越趋于综合性，同一经济冲突往往兼具民事、行政及刑事诸方面的不同性质。要对这种冲突按照人们主观划定的框框逐一分解，然后依不同程序加以解决，不仅成本甚高，而且几乎没有可能和必要。如果在单一的经济诉讼程序中，同时从民事、刑事和行政三方面解决经济冲突中的有关问题，作出三种不同制裁和处理，可以保证纠纷解决的彻底性和有效性。
2.实行经济诉讼应注意的问题。在经济诉讼中，一要扩大原告的范围，不仅受害人有权起诉，而且其他一切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组织和个人也享有起诉权，经济诉讼带有公众之讼的特性。二是要把被告的范围也扩大，包括一切对社会经济整体、全面及长远利益构成威胁或造成损害的组织和个人。它不同于行政诉讼只将被告严格限定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三是案件性质多样化。既有自诉案件，即受害人向法院提起的经济案件，也有公诉案件，即监督检查部门依职权向法院提起的经济案件，还有共同诉讼案件，即公诉人和自诉人共同参加的诉讼，多个自诉人或多个公诉人共同提起的诉讼。四是调解原则的适度适用。这一原则一般仅适用于请求损害赔偿的自诉案件。由于公诉案件直接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不能适用调解原则。五是举证责任应主要由被告承担。原告只需列举发生经济冲突的现象，法院即可立案并责成被告举证。若被告举不出反证，则可判定被告行为违法，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因为作为一般公民个人自身能力有限，要求其举出被告违法的充分证据显然不切实际，否则就会使许多案件因缺乏证据不能成诉，从而导致经济基诉权的落空。六是对胜诉原告实行奖励，尤其是对其中胜诉的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原告给予重奖，以资鼓励其检举揭发控告经济违法行为，从而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原则落到实处。
❽ 在经济法的执法环节,执法者遵循什么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即是指贯穿于经济法实践运作全过程之中，作为经济法规则基础的指导思想和原理。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要素：(1)普遍性，(2)法律性，(3)经济法特性。其两大基本原则是适当干预原则和合理竞争原则。它们反映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本质要求；同时科学地概括了经济法具体规则的内在连结和精神，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法中价值与具体规则的汇合和融通。并且二原则已为大量经济法规所昭示，凸显了公权和私权的有机统一，准确地揭示了经济法基本原则之特质。
适当干预原则/经济法基本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二，一是适当干预原则，二是合理竞争原则。
（一）适当干预原则
适当干预原则是体现经济法本质特征的原则，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域决定了适当干预原则应当成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虽然学界目前对经济法调整对象尚未形成共识，但大都认为经济法主要是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由此不难认为适当干预原则正回应和反映了经济法各项规则的本质特征，其成为经济法之基本原则顺理成章。
适当干预，是指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应当在充分尊重经济自主的前提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一种有效但又合理谨慎的干预。其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确切内涵有二，即正当干预和谨慎干预。
1、正当干预正当干预是指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对社会经济主体及经济活动之干预必须仰赖于法律之规定，不得与之相抵触，也不得在法律并无授权的情形下擅自干预。
为此，必须做到：首先，干预权力拥有者权力之取得必须来源于法律之规定；其二，正当干预要求国家的干预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之程序。
2、谨慎干预：谨慎干预是指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在进行干预时应当谨慎从事，符合市场机制自身的运作规律，不可因干预而压制了市场经济主体之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
具体讲，这主要是指：
(1)、国家干预不可取代市场的自发调节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力量。国家干预尽管必要，但也应当小心从事，谨慎动作，切不可擅自扩大干预之界域并取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之基础性手段。
(2)、国家干预在面临自由裁量权之行使时应当合乎权力运作之内在要求。国家在进行干预时，经济法应当为国家干预自由裁量权之行使建构一种限制性的规则框架，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合乎正当目的，与授权法精神及内容相一致，并严格遵循既定程序。
(3)、谨慎干预要求国家干预不可压制经济主体之自主性与创造性。国家在进行干预时，切不可压制市场经济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值得指出的是，市场失灵固然存在，政府失效也屡见不鲜，切不可秉持一种干预万能的思想，将政府干预作为市场失灵的必然推论和结果，从而将国家干预回归到计划经济的父爱时代，进而高度压制和抹杀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
适当干预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全过程。在立法上强调适当干预，就是要在规则的制定上尽量衡平国家和市场二者的位阶，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功效，实现“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有机结合。而在执法、司法中体现适当干预原则，则是要求国家在进行干预时，应当谨慎从事，准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并保障权力行使的合规性与合目的性，进而充分调动和激发市场经济主体之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合理竞争原则/经济法基本原则
经济法所维护的竞争是建立在合理竞争原则基础之上的，其旨在实现竞争的有序、有效，这亦是合理竞争原则的基本内涵和体现。
竞争是人类文明社会赖以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市场机制发挥其“看不见的手”的功能的基本要件。产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竞争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消费者和全社会引致空前的财富和极大的福利。但是，竞争并不意味着一种纯粹的自由放任，正如经济学家穆勒所指出的那样：“就租金、利息、工资和价格而言，它们由竞争决定，由此要制定法律，假如竞争是它们的唯一调节者和订立概括性的法制，就要根据它们所受到的调节而设计科学性的条款。”因而，以维护市场机制有效运转为重点的经济法便应当将竞争的合理运行纳入自己的调控范围，藉以充分发挥竞争之积极功效，抑制甚而消灭其消极作用，即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1、有序竞争：在经济法中欲促成竞争之有序化，就必须建立合理的竞争规则，防范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有效竞争：有效竞争是经济法的合理竞争原则以及建构其上的具体规则和运作结果及表现。有效竞争是克拉克(CLARK)为克服“马歇尔困境”（注：“马歇尔困境”是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第四篇中所提出的关于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的二难选择命题。在他看来，规模经济是非常必要而且极为有用，但这又容易导致垄断，反过来就会使经济运行缺乏原动力，企业缺乏竞争活力。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59-328页。）而提出来的一种新型竞争模式，其基本内容是：“所谓有效竞争，就是指将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两者有效地协调，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长期均衡的竞争格局。”有效竞争理论后又经过其他经济学家，如哈佛大学教授梅来，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索斯尼克(STEPHENSOSNICK)的努力和完善，更日趋成熟，目前业已成为大多数国家主导性的竞争体制。
欲达致有效竞争的市场模式，经济法就必须借助合理的竞争规则来予以构筑和保障。
❾ 经济法的完善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按照历史和逻辑的一致，经济法的发展可以概括为由低到高的三个阶段，1、战时经济法。它于回浅表层答次和以野蛮的方式回应着不期而至的社会化要求，是初级经济法。 2、危机对策经济法。它是为应付经济不景气或其他意想不到的危机而被动制定的经济法，具有相当的盲目性。 3、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它是以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较为成熟的经济法。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经济法据以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的宗旨和方式已由干预、管制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和行为，转向尽可能创造充分、适度、公平的竞争环境以维护这种自由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