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决定法而不是法决定社会

A. 决定法的本质的是

决定法的本质的是社会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本质与现象是一对范畴。任何事物都有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出来，而现象总是本质的显现。

把这一辩证法的原理运用于法学研究，可以说“法的本质”与“法的现象”是一对范畴，它们分别从法的内部依据和法的外部显现两个方面来把握法律现象。法的现象是法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外露的、多变的，通过经验的、感性的认识就能了解到。

而法的本质则深藏于法的现象背后，是法存在的基础和变化的决定性力量，是深刻的、稳定的，不可能通过感观直接把握，需要通过思维抽象才能把握。

剥削阶级法学家和思想家或者看不到这一点，习惯于停留在表面现象就法论法；或者把法的现象等同于法的本质；或者是到虚无飘渺的“宇宙精神”、“自然命令”或人的心灵世界寻找法的本质，所以，他们从未真正地发现法的本质。

(1)社会决定法而不是法决定社会扩展阅读

以马克思主义的法定义为依据，总结以往法学研究的成果，我们可把法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法是调整人的行为的社会规范

首先，在社会体系中，法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作为社会规范，法既区别于思想意识和政治实体，又区别于非规范性的决定、命令，如法院判决。

其次，人的行为是法的调整对象。也可以说，法的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这两种说法意思是一致的，因为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或交互行为。

没有人们之间的交互行为，就没有社会关系。法调整人的行为，同时也就调整了社会关系。作为法的调整对象的行为是指人的外在行为。

二、法是出自国家的社会规范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它就必然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因此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普遍适用性。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国家权力和国家意志的统一性基础之上的。法的统一性首先指各个法律之间在根本原则上的一致；

其次是指除特殊的情况外，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总的法律体系，且该法律体系内部各规范之间不能相互矛盾。从法的统一性又可以引申出来法的普遍适用性，即法作为一个整体在本国主权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法。

任何人的合法行为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的违法行为也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法律制裁。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法的本质

B.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关系是相互相成。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认为,法律关系源于社会物质的生活关系,不能仅仅从法律关系本身来理解。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

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法治是在回应社会需要中不断完善的。尽管法律并不必然与社会保持同步,但是,法律的变迁从来都没有与社会发展相脱离。

法律是社会中的法律,社会变迁导致法律变迁,同时,法律又是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工具,法治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况。

法治既是一种社会调控方式,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会实践,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理想。法治的目的和价值深藏于社会生活当中。

社会需求是法治发展的真实动力,大量社会问题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大量社会矛盾通过法治轨道化解,从中凸显出法治的力量。

社会的复杂性与法律的复杂性相伴而生,转型时期社会对法治的需求是复杂而多元的,法治也要针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适时作出动态调整,既要及时解决社会冲突,又要努力实现公平正义,让法治成为人民幸福和社会安宁的黏合剂,这也体现了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的统一性。推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是法治对社会发展适应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法治进步总是建立在经济发展成果、社会治理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建设法治中国必须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国家治理的新要求。法治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是动态的,法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越高,法治的功能作用就能发挥得越充分。

法治的适应性和法治的安定性、保守性并不矛盾。法治从来都是在自由与秩序、能动与克制、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矛盾互动中发展进步的。

(2)社会决定法而不是法决定社会扩展阅读

中国的历史和基本国情,深刻决定和影响着中国的法治道路。中国有着悠久的法治传统和依法治理经验,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法治文明。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力。通过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借鉴人类制度文明优秀成果的长期探索,中国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找到了一条适合基本国情、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有效务实的法治实践必须植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民族精神和民间习俗之中。国情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既包括政治国情、经济国情、自然国情,也包括社会国情、文化国情,只有重视研究和科学判断基本国情,才能深刻把握中国道路的来龙去脉和发展大势,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重大矛盾、重大关系。

有学者指出:“国情是法治的客观本土条件,是中国法治有别于理论形态的法治和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的‘变量’,我们应当结合国情的若干要素来描述法治的特点。这种决定中国法治特点的外部因素可被称为中国转型法治的‘国情性因素’”。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建立在总结中国经验、直面中国问题基础上的,简单套用西方法学理论和概念来应对中国现实,只能削足适履、东施效颦,不仅难以解决实际问题,而且也会失去与世界对话的能力。法治的渐进发展、内生性演进过程,也就是适应基本国情、扎根本国土壤、夯实法治文化根基的过程。

C.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如何

法律和社会之间有着密切而且复杂的关系。归纳来说,法律来源于社会,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同时反过来法律又维护着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对于不同的时期或是对比不同的社会环境,法律有着各不相同的内容形态,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先说法律的起源,法律不是原来就有的,在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前,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产品实行平均分配,个人与集体浑然一体,利益基本一致,这使他们只需依靠传统习惯就可以把经济关系调整好了。

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原始社会的氏族联盟和氏族习惯就逐渐被国家和法律所代替。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需要新的社会规范来解决社会资源有限与人的欲求无限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秩序,为了适应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需要,国家和法律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就出现了。

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为了调整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维护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应运而生的,法律不能脱离社会。

(3)社会决定法而不是法决定社会扩展阅读：

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理由主要有三：

其一，法治国家建设需要法治社会建设的配合、支撑。只有在加强法治国家建设的同时加强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才能获得适宜的环境。法治国家不可能在虚无缥缈的空间建设，而必须在现实社会中建设。

现实社会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无可选择的空间。很显然，只有不断打造整个社会尊法、信法、守法、用法的法治社会环境，才可能不断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

试想，如果我们的整个社会都不尊奉法律，不信仰法律，我们的大多数国民都不懂法、不信法、不守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我们还能建设法治国家，建成法治国家么？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建设、建成法治国家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当然，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建设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法治社会的建设也有赖于，而且更有赖于法治国家的建设。

其二，法治国家建设有赖于法治社会建设为之提供一定的协助治理机制。现代国家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管理，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

所谓“国家治理现代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而在多元治理主体中，最重要的主体就是社会公权力主体。

另外，像社会公权力需要国家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一样，国家公权力同样需要，而且更需要社会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为此，必须加强法治社会建设，促进各种社会自治组织的生长、发展，提高其参与国家法制监督的能力。

其三，法治国家建设的主体是人民，而人民是生活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之中的，他们同时是各种不同的社会共同体的成员。

各种不同的社会共同体的成员的素质就是人民的素质。建设法治国家需要有高素质的人民，高素质的人民只能源于各种社会共同体的供给，源于法治社会的供给。

没有法治社会培养、锻造高素质的各种社会共同体成员，高素质的人民就没有来源。而没有高素质的人民，就不可能，或至少是难于建设法治国家的。

参考资料来源：新华网-“法治中国”与“法治社会”的关系

D. 法与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

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生是法专的起源和经济根源属。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阶级的出现，也是法的起源的根本原因。社会的性质决定法的性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最终决定法的本质 。

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本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

E. 关于现代社会理与法的关系

一、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法治尽管自身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依然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现实的制度设计。笔者认为，和谐社会本身至少应包含以下法治内容：
首先，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它要求必须建立、完善法律制度从而为公民提供充分表达意愿的渠道、提供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机制，依法保障公民权利。
2.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保障。实现社会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刻根基，社会公正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是社会分配的公正和社会矫正的公正即司法公正，前者有利于预防冲突、减少矛盾，而后者则是当矛盾演变为法律冲突时及时化解纠纷、消除矛盾。 三、和谐社会并不等同于法治社会
必须指出，法治并非和谐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法治社会并不等同于和谐社会。
首先，尽管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目标一致，都旨在追求规则和秩序范围内的社会和谐与进步，但和谐社会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谐社会要求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协调一致，要求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与文化的繁荣协调一致，要求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谐、稳定，社会发展是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
其次，和谐社会是对法治自身局限性的矫正与调适。同任何事物一样，法治也有局限性。其一，法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国家用以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除了法律外，还有经济、政治、行政、道德、文化、教育、习惯、传统、舆论、宗教等手段。法也不是唯一的社会规范，党规、政纪、道德规范、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的规章、守则、文明公约、乡规民约、职业公约等皆是社会规范。其二，“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制定得很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适的人正确地去执行、适用，更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法律的实现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等的配合。其三，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法律具有抽象性、稳定性的特征，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却是具体的、复杂多变，千态万状，制定一个包罗万象、永久适用的法律只能是一个空想，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漏洞、空隙等情况在所难免。其四，法律所要适用的事实无法确定。适用法律的前提是确定事实，但现实中囿于人类现有的认知能力，总有些事实在客观上是无法确定的，因而也就无从适用法律。
再次，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化、外化的规范，要求必须使用强制性手段为自己开辟道路，由此决定了法律手段有时过于刚性，难以全面地兼顾情理。如果法律不被人们从内心去信仰，就会使法治在实践中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 3.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层次性和渐进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F. 分析刑法修正案七的出台反映了法与社会的什么关系

法由社会决定，而不是相反，社会的发展决定法的发展。虽然法对社会有一定的预见性，但法不能超越社会而创制

修七的出台便是法的发展跟上社会发展的现象，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现实存在时，才能有针对这种现实的新法出现，法有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

以上是简述，须楼主详细扩充

G. 法与社会的关系

法以社会为基础
法是社会的产物。

社会性质决定法律性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最终决定着法律的本质。不同的社会就有不同的法律。即使是同一性质或历史形态的社会，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法律的内容、特点和表现形式也往往不尽相同。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社会迅速变革的时期，这一伟大变革必然带来对于新法律制度的巨大需求。

但是，法律也像上层建筑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并不仅消极地反映社会，而且对社会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它要么表现为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要么表现为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
社会是法的基础；如果相反，以法为社会的基础，那么，实质上就可能强迫社会接受那些已经被这一社会生活条件及物质生产本身宣判无效的法律，把法律看成了永恒不变的东西。

新的法律不可能产生于旧的社会基础之上，旧的法律也不可能长期在新的社会基础上生存和延续。

旧的法律是从旧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它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必然同旧的社会关系一起消亡。因此，旧的法律不可能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保存那些属于前一个社会时代的，由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社会利益的代表人物所创立的法律，这种法律肯定会同新的社会共同利益发生矛盾，因此会导致滥用国家权力去强迫大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

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生是法的起源和经济根源。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阶级的出现，也是法的起源的根本原因。

社会的性质决定法的性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最终决定法的本质 。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本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

(7)社会决定法而不是法决定社会扩展阅读：

法与社会共同利益：

社会共同利益是以社会名义出现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以及实现这些需要的手段和措施。每一个社会中都有一定的社会共同利益。每一种类型的法都维护一定的社会共同利益，而通过法来维护和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程度和方式都与法的阶级本质密切相关。

法律维护社会共同利益对全社会都有利，能够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但这个社会总是一定阶级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所以法律维护一定社会的共同利益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同时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这部法律规范也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要服从于整个法律体系的规律性和使命，所以，这部分规范也具有阶级倾向性。

法通过规定社会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确认和维护一定的社会共同利益，调节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等的关系，积极预防和制裁侵犯社会共同利益的违法行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社会共同利益的范围大大扩展，社会主义法对社会共同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也呈扩展之势。

H. 社会经济基础决定法的本质是否正确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上层建筑中的制度的部分，是由原理的部分决定的。总的来说，经济基础通过决定国家的本质来决定法律的本质。
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按照韦伯、帕森斯，法的本质是由法律的功能决定的，也就是社会的需求决定的，和经济基础虽有关系，但更多的是交叉的关系。
从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来讲，功能主义是主流，（当然，60年代后有所颠覆）这和中国的整个话语系统并不相同。

你这个问题选B 是对的。

I. 为什么说法的内容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为什么法律只能反映社会，不能改变社会可以举个通俗易懂的例

法的现象是直观的、感性的，又是具体的、丰富的。对法的现象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揭示法的本质，对法的本质对科学抽象又有助于说明法的现象。但是，研究法的现象与研究法的本质有着不同的领域、思路与意义。法学研究有所深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借助现代方法论变革的成就、立足于法的意义，探索、开拓法的现象领域。从法的意义出发．法的现象是综合的、整体的、动态的范畴，而法律的意义则是在法律与其它各类社会规范的比较之中获得的。只有把法律视为并实际作为法的现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法律与法的现象的其它要素相结合，才能显示出法律的作用及法的现象的整体效应。我国法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都与法的现象观念的整体变革密切相关。
作者葛洪义，1960年生，1987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教授；陈年冰，女，1962年生，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讲师。
法的现象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瞬息万变的。它每时每刻都在具体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下，在不断地发展运动中创造和丰富自己。直观并不意味着简单，最具体的常常又是最复杂的。因此，对于法的现象研究，人们理应给予重视，同时，重要的不是探讨现象本身是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而是探究如何揭示有意义的法的现象。本文仅就法的本质与法的现象、法的现象与法的意义的关系以及其中所涉及的法律哲学的若干理论与方法问题谈些自己的认识，也可以说是，试图对法的现象研究的重要性及研究方法做些论证工作。

一、法的本质与法的现象
法的现象与法的本质既是法的概念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它们具有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意义。
法的现象是指能够经验的、凭直观的方式可以认识的法的外部联系的总和，是直观的感性对象--法本身；法的本质则是深藏于法的现象之后以至凭借直观的方式无从把握的法的内在联系，是人们对可感知的法的外部联系的真实本源的一种主观把握和理性抽象。所以，法的现象与法的本质作为独立的范畴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科学的法的定义既要能够反映法的现象的最一般的内容与特征，又要能够透过现象的表面关系揭示其深层次的本质。离开了现象，法的本体认知就无所谓意义；离开了本质，法的本体认知就无所谓价值。两者相互制约，构成统一的法的本体认知的两层次。同时，法的现象与法的本质又是两个相互独立、认识上不宜合而为一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与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①法的现象研究既可以用于科学地阐述法的本质，又有自己直接的现实的功利目的；揭示法的本质或许有助于深刻认识法的现象，然而却不能代替法的现象本身的研究。如果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混为一谈．其结果只能是或者将本质视为现象，或者将现象视为本质，从而导致认识上的混乱与错误。因此，法的现象有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法的现象与法的本质还遵循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从法学发生学上看，各国法学几乎都出自一个共同传统，即对法的真实本源和假想中的作用的追寻，而作为感性对象的法本身则变成了次要的、派生的。如古代思想家对法即公平正义的普遍认同、经院哲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的支配人法的神意、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理性、黑格尔关于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等观点，显然已经都远远超出了感性对象本身的范围，而是试图表征法的深层本质的一种抽象。它一开始就不是感性现象的符合而是对法的现象背后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基始的探究，是试图用某种永恒不变的人类的精神力量去阐释、规范、限制丰富多彩的生动的法的现象世界．这就难怪黑格尔宁愿把法哲学视为哲学的分支。康德则承认了现象研究的价值，他无奈地宣布：本体属于彼岸世界，只能信仰不能认识，现象才是知识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无疑具有变革精神。尽管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因主张法的性质存在于法自身而法又是主权者的命令或规范体系以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他们确实凭借对法的现象的研究推动了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进程，强有力地论证了法的现象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是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揭示法的本质的。他们指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施蒂纳把法归结为自由意志、把现实的法归结为统治者的意志的唯心主义法律观，明确指出：国家权力与法的现实基础是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与交往形式，“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象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③这些观点一方面指出了以往的思想家们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