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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法民权

发布时间: 2020-12-23 16:00:17

⑴ 20世纪初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

20世纪初,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来维护其统治地位。

这期间主要经历了晚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它们形式上打着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的招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进步,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畸形发展,资产阶级没有真正掌握实权。

所以这种所谓的民主体制实际上只是地主阶级为扼制革命而采取的自救措施。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继续陷于苦难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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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涌的民众反抗斗争

20世纪初年,民众自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绝。1902年4月,直隶广宗县爆发景廷宾起义,打出“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攻县城,毁教堂,得到附近州县的广泛响应,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影响波及河南、山东。

虽然清政府最终将起义镇压下去,但民众抗捐抗税斗争在全国持续不断。1901—1905年,各地发生的同类斗争多达70余起。与此同时,大江南北,灾荒频仍,地主富商乘机囤积居奇,勾结官府操纵米价,造成广大贫苦的城镇居民忍饥挨饿,抢米事件迭起,终至冲击官府,酿成地方暴动。

1910年4月湖南长沙抢米风潮,震动全国,各地抢米风潮此起彼伏,成为当时规模和影响仅次于抗捐抗税的民众斗争。此外,《辛丑条约》订立后,各地的反教会斗争更为激烈。

1901—1905年,浙江、福建、湖南、四川、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发生的所谓“闹教”事件就有60多起。全国各地绵延不绝的民众反抗斗争,与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等,相互激荡,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⑵ 三民主义的内涵以及积极作用和局限性

三民主义

孙中山所倡导的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简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其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 。在同盟会的政纲中 ,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就是反满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民生主义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近代化,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劳动人民生活福利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为土地 与资本两大问题 。“ 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土地方案。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在有关资本的课题上,孙中山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国之资力” 。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它涂上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三民主义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但是,它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从西方借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素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⑶ 鲁迅的资料

鲁迅(1881年9月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校(现东北大学)。

“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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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提出“立人”主张。他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

他毕生所致力的,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人”。

鲁迅先生一生写作600万字,其中著作500万字,辑校和书信100万字,加上翻译作品以及日记合计1000万余字;鲁迅在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

小说《祝福》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法等50多种文字。《鲁迅全集》中的《社戏》被列入上海教育出版社七年级课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被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课本。

《雪》《藤野先生》《阿长与山海经》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级课本,《孔乙己》《故乡》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级课本。

⑷ 法家的思想和儒家的思想的异同

一、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相同点

1、历史背景相同:先秦儒家和法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基本相同。春秋和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四分五裂,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法家思想终极目的都是维持社会秩序。

2、作用相同:两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历史进步性。

二、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同点

1、两者的思想不同

儒家坚持传统的治道,认为治理百姓应该以礼以德,不应该以法去刑。而法家认为应该以法治国,人性是好利恶害的,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推行法治的重要性。法家思想是战国时期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法家往往讲究乱世要重典,着重强调法的重要性。

2、两者的理论依据不同

儒家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这也是作为“仁政”之所以可能实行的依据。法家思想产生的理论依据是“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而且人的恶性是不可能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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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产生背景: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

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⑸ 玛丽.雷蒙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年1月15日—1968年4月4日),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诞生于美国东南部的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1948年他大学毕业,担任教会的牧师。1948年到1951年间,马丁·路德·金在美国东海岸的费城继续深造。1963年,马丁·路德·金晋见了肯尼迪总统,要求通过新的民权法,给黑人以平等的权利。196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有金牧师之称。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前往孟菲斯市领导工人罢工,下榻洛林汽车旅馆。4日晚饭前,他立在二楼三百号房间的阳台上,与人谈话。这时在街对面的一幢公寓里,一个狙击手端着一架带有观测镜的汽步枪,向他射去。子弹从前面穿过他的脖子,在颚后爆炸,他随即倒地不起。1963年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
[编辑本段]学历
1929年1月15日马丁·路德·金出生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奥本街501号,一幢维多利亚式的小楼里。他的父亲是教会牧师,母亲是教师。15岁时聪颖好学的金以优异成绩进入摩尔豪斯学院攻读社会学,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48年马丁·路德·金获得莫尔豪斯大学学士学位)。1951年他又获得柯罗泽神学院学士学位,1955年他从波士顿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编辑本段]个人事业
1954年马丁·路德·金成为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Dexter Avenue Baptist Church)的一位牧师。1955年12月1日,一位名叫做罗沙·帕克斯的黑人妇女在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位,因而被蒙哥马利节警察当局的当地警员以违反公共汽车座位隔离条令为由逮捕了她。马丁·路德·金立即组织了蒙哥马利罢车运动(蒙哥马利市政改进协会),号召全市近5万名黑人对公共法与公司进行长达1年的抵制,迫使法院判决取消地方运输工具上的座位隔离。从此他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1958年他因流浪罪被逮捕。1963年金组织了争取黑人工作机会和自由权的华盛顿游行。196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4月4日,他在旅馆的阳台被一名种族分子刺客开枪正中喉咙致死。
1986年1月,总统罗纳德·里根签署法令,规定每年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为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全国纪念日以纪念这位伟人,并且订为法定假日。迄今为止美国只有三个以个人纪念日为法定假日的例子,分别为纪念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的Columbus Day (十月第二个星期一), 纪念乔治·华盛顿的Presidents' Day(二月第三个星期一),与此处所提到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他最有影响力且最为人知的一场演讲是1963年8月28日的《我有一个梦想》,迫使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民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
马丁·路德·金为黑人谋求平等,发动了美国的民权运动,功绩卓著,闻名于世。金在成为民权运动积极分子之前,是黑人社区必有的浸礼会的牧师。民权运动是美国黑人教会的产物,本文记叙金的第一次民权演说,揭示了民权运动与黑人教会的关系。
[编辑本段]一次伟大的演讲
金站在那里,沉默片刻。教堂的楼厅和过道里都挤满了人,他们从窗外往里张望,在厅里的座位上往上看,当他向这一大群陌生人说话的时候,他声音低沉,节奏缓慢,无异于一般的开场白。“今天晚上,我们聚会,商讨一件严肃的事,”他说道,几字一停,先抑后顿。他说完后,人群中只有三两个人呼应“对啊”,其他的人保持沉默。他知道,这是一群会造声势的人,但他们在等待,要看看他怎么引导。“我们聚会,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是因为我们首先是美国公民,我们决心充分运用我们的公民权,”他说道。“但是,我们聚会,从特殊的意义上说,是因为蒙哥马利公车上的不平等待遇”。人群中传来一阵不清晰的赞许声。金的句子变得短促,声调渐渐提高。“这类不平等待遇,根本不是新鲜事。问题早已存在。就在前一天,准确地说,上星期四,蒙哥马利最优秀的公民之一,请注意,不仅是最优秀的黑人公民之一,而且是蒙哥马利最优秀的公民之一,被从公共汽车上带走,拘捕入狱了,因为她拒绝,把自己的座位让给白人。”
在演讲每次停顿时,听众就应以“对啊”和“阿门”。他们跟上了金的节奏,但热情尚有待于金调动。金接着谈到法律,他说,即使根据种族隔离的法令,拘捕罗莎·帕克斯也未必合法,因为法令中没有具体规定公共汽车上要划分黑人区和白人区。“法律在这一点上从未澄清过,”他说,听众中有个男人大声呼应“当然没有”。“我认为,我这么说,有其法律权威性,我不是说我有法律权威,但我有法律权威的支撑:法律、法令、城市法规,从未完全澄清这一点。”这句话表明金是一个讲话很注意分寸的人,但听众不为所动。金回到罗莎·帕克斯案的特殊性质上来。他说,“既然事情发生了,我很高兴它发生在像帕克斯太太这样一个人身上,因为没有人怀疑她的品德无比高尚没有人能怀疑她人格的崇高,没有人能怀疑她对基督教信仰之深。”人群轻轻地齐声回应:说得对。金重复一句:“就因为拒绝站起来,就逮捕了她。”人群开始激动,跟上了金不紧不慢的演讲。
他停顿得略长一些。“你们知道,我的朋友们,终有一天,人们再也忍受不了压迫者铁蹄的践踏,”他喊道。霎时间,有人鼓掌,有人欢呼,“对啊”之声形成声浪,朝他扑面而来。声浪震天动地,一浪推一浪,似无停息的可能,听着刚刚要静下来,门外聚集的一大群人又喊了起来,汇成一股更高昂的声波。雷霆般的声响里伴着一种低沉的轰鸣,那就是在地板上跺脚的声音,使响声那么宏亮,仿佛已不是靠耳朵听清的,而是从肺的振荡感受到的。巨响晃动着建筑物,久久也不平息。一句话触动了大家的情绪,使黑人教堂仪式中典型的呼应,超过了政治集会的喧闹,达到金从未经历过的程度,那情形有点像小灌木丛里藏了只巨大无比的兔子。当教堂最后恢复平静的时候,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再给听众点了一把火。“我的朋友们,终有一日,人们再也忍受不了被抛入屈辱的深渊,经受无穷无尽绝望的折磨,”他断言。“终有一日,人们再也忍受不了被赶出生活中七月灿烂的阳光,罚站在阿尔卑斯山11月刺骨的寒风中。终有……”金还要说下去,但人群发出的喊声湮没了他。谁也说不清,人们是因为他触动了那根神经而呼喊,或者是对演讲人信口说出如此雄辩的言辞感到骄傲而呼喊。“我们聚会,我们聚会,因为我们再也忍受不了,”金重复了一句。
也许是对人群爆发出来的怒火有些担心,金话锋一转,讲到抵制运动要避开各种陷阱。他说,“我们大家都清楚,我们不是在宣扬暴力。”“我们已经不搞暴力了。”听众中有人喊道,“重复那句话!重复那句话!”金接着说,“我想让整个蒙哥马利,整个国家都知道,我们是基督教信徒。”他把“基督教”三个字念得很清楚。“今天晚上,我们手中的惟一武器,是抗议。”在金停顿时,人群响起了热烈的赞扬声。他和听众一起转入缓慢的诉说。“如果我们被禁锢在共产国家的铁幕后面,我们是不能这么做的。如果我们被关在专制政权的地牢里,我们是不能这么做的。但是,美国民主的伟大光辉,正体现在有权利为正确的事情发出抗议。”当赞成的喊声平息时,金提出了避免暴力的最后一条理由,那就是要使自己有别于三K党,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正横行南方,恐吓黑人。“不会有白人被从家中拖走,带到偏僻的路上去杀掉,”他说,隐约地暗示三K党的伎俩。“在我们这群人里,不会有人公然蔑视这个国家的宪法。”
金停了下来。教堂里除了嗡嗡声外,还算平静。“我的朋友们,”金慢慢说道,“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胸怀坚定勇敢的决心,要使本城的公交车上恢复正义。我们没有错。我们要做的事没有错。”人群发出一阵被压抑的期待的喊声,因为他们意识到,金一步步接近核心话题了。“如果我们错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也错了,”金唱出了这句话,那音色又深沉又高昂,身体也摇摆起来。“如果我们错了,万能的上帝也错了!”他高声喊道,听众的情绪如同他说再也忍受不了时一样,又一次高涨起来,声浪一声高过一声,直冲教堂最高的屋顶。他们远不是在讨论罗莎·帕克斯案或公交车法律了。金最后那声喊叫,把渎神的言辞说到了他的信仰及听众的心所能承受的极限。声浪不断高涨,直到金的声音穿透了声浪,达到无法更响的地步。“如果我们错了,拿撒勒的耶稣就只是个乌托邦的梦游者,从来也没到地球上来过!如果我们错了,正义就只是一个谎言。”此言真是一语惊人。他不得不等待片刻,才以焕发着愤怒和狂喜的声音,说出了直冲云霄的结束语:“我们决心在蒙哥马利奋斗,直到‘公平如浪涛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听众的喊叫湮没了阿摩司书(Amos)的这两句引言。阿摩司是以色列的先知,也是卑微的牧人,他与传教的以赛亚(阿摩司的儿子),都是金喜欢引用的圣经上论正义的权威。
他克制自己的情绪,接着讲团结的必要性,抗议要保持尊严以及劳工运动的历史先例。相对而言,这个话题是世俗的话题,但听众很认真听。“今晚,我想告诉你们,我们只讲爱是不够的,”他说。“爱是基督教最高信仰之一,但还有另一面,叫做正义。正义是深思熟虑的爱。正义是克服了与爱相悖者的爱。”他说,上帝不只是博爱的上帝,“上帝还会站在国家面前说,‘不要乱动,须知我是上帝,如果不服从我,我就打断你权力的脊梁,切断你与国际和国内的一切联系。’”随着金大胆的言词如泉涌出,听众不断有节奏地喊叫和鼓掌。“与爱并排站着的,永远都是正义,”他说。“我们不仅使用说服的武器,我们还不得不使用强制的武器。”他再次呼吁团结和协作。他援引历史,招唤听众文明行事,这样,未来的圣人在回顾蒙哥马利的黑人时,才会说“他们是一群有道义勇气敢于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人。”他说,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上帝赐福于我们,使我们不辱使命,不致为时太晚。”有人回应,“噢,对的。”金又说:“在我们按计划行事时,要想想这些事情。”
金从讲坛上走下来时,人群震惊了,竟茫然不知所措。演讲结束得太突然,太令人泄气。按照演讲的规律,在结束时要出现第三次高潮,听众在等待他引导呢!几秒钟过去了,失望的心情被记忆和兴奋所取代。金在走出教堂的时候,鼓掌声一直跟随着他,教徒还探着身想触摸他。抵制公车的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在他的第一次政治性演讲后短短几分钟里,他心里涌出一股与陌生人交流的强烈愿望,不论这些陌生人对他如同对所有先知一样既爱又恨。这一年他只有26岁,未来的生命还不足12年又4个月。
[编辑本段]《我有一个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
马丁·路德·金
今天,我高兴地同大家一起,参加这次将成为我国历史上为了争取自由而举行的最伟大的示威集会。
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宣言》,今天我们就站在他的雕像前集会。这一庄严的宣言犹如灯塔的光芒,给千百万在那摧残生命的不义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带来希望。它之到来犹如欢乐的黎明,结束了束缚黑人的漫长黑夜。
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黑人还没有得到的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依然悲惨地蹒跚于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之下。100年后,黑人依然生活在物质繁荣翰海的贫困孤岛上。100年后,黑人依然在美国社会中间向隅而泣,依然感到自己在国土家园中流离漂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要把这骇人听闻的情况公诸于众。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来到国家的首都是为了兑现一张支票。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拟写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就签署了一张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
然而,今天美国显然对她的有色公民拖欠着这张期票。美国没有承兑这笔神圣的债务,而是开始给黑人一张空头支票——一张盖着“资金不足”的印戳被退回的支票。但是,我们决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我们决不相信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宝库会资金不足。
因此,我们来兑现这张支票。这张支票将给我们以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
我们来到这块圣地还为了提醒美国: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现在不是从容不迫悠然行事或服用渐进主义镇静剂的时候。现在是实现民主诺言的时候。现在是走出幽暗荒凉的种族隔离深谷,踏上种族平等的阳关大道的时候。现在是使我们国家走出种族不平等的流沙,踏上充满手足之情的磐石的时候。现在是使上帝所有孩子真正享有公正的时候。
忽视这一时刻的紧迫性,对于国家将会是致命的。自由平等的朗朗秋日不到来,黑人顺情合理哀怨的酷暑就不会过去。1963年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端。
如果国家依然我行我素,那些希望黑人只需出出气就会心满意足的人将大失所望。在黑人得到公民权之前,美国既不会安宁,也不会平静。反抗的旋风将继续震撼我们国家的基石,直至光辉灿烂的正义之日来临。
但是,对于站在通向正义之宫艰险门槛上的人们,有一些话我必须要说。在我们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切不要错误行事导致犯罪。我们切不要吞饮仇恨辛酸的苦酒,来解除对于自由的饮渴。
我们应该永远得体地、纪律严明地进行斗争。我们不能容许我们富有创造性的抗议沦为暴力行动。我们应该不断升华到用灵魂力量对付肉体力量的崇高境界。
席卷黑人社会的新的奇迹般的战斗精神,不应导致我们对所有白人的不信任——因为许多白人兄弟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同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的自由同我们的自由休戚相关。他们今天来到这里参加集会就是明证。
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保证勇往直前。我们不能后退。有人问热心民权运动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会感到满意?”只要黑人依然是不堪形容的警察暴行恐怖的牺牲品,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我们在旅途劳顿后,却被公路旁汽车游客旅社和城市旅馆拒之门外,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限于从狭小的黑人居住区到较大的黑人居住区,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我们的孩子被“仅供白人”的牌子剥夺个性,损毁尊严,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不能参加选举,纽约州的黑人认为他们与选举毫不相干,我们就决不会满意。不,不,我们不会满意,直至公正似水奔流,正义如泉喷涌。
我并非没有注意到你们有些人历尽艰难困苦来到这里。你们有些人刚刚走出狭小的牢房。有些人来自因追求自由而遭受迫害风暴袭击和警察暴虐狂飙摧残的地区。你们饱经风霜,历尽苦难。继续努力吧,要相信:无辜受苦终得拯救。
回到密西西比去吧;回到亚拉巴马去吧;回到南卡罗来纳去吧;回到佐治亚去吧;回到路易斯安那去吧;回到我们北方城市中的贫民窟和黑人居住区去吧。要知道,这种情况能够而且将会改变。我们切不要在绝望的深渊里沉沦。
朋友们,今天我要对你们说,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我依然怀有一个梦。这个梦深深植根于美国梦之中。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一个非正义和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女儿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我今天怀有一个梦。
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会有所改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滔滔不绝地说什么要对联邦法令提出异议和拒绝执行——在那里,黑人儿童能够和白人儿童兄弟姐妹般地携手并行。
我今天怀有一个梦。
我梦想有一天,深谷弥合,高山夷平,歧路化坦途,曲径成通衢,上帝的光华再现,普天下生灵共谒。
这是我们的希望。这是我将带回南方去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从绝望之山开采出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把这个国家的嘈杂刺耳的争吵声,变为充满手足之情的悦耳交响曲。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一同工作,一同祈祷,一同斗争,一同入狱,一同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获得自由。
到了这一天,上帝的所有孩子都能以新的含义高唱这首歌:
我的祖国,可爱的自由之邦,我为您歌唱。这是我祖先终老的地方,这是早期移民自豪的地方,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座山岗。
如果美国要成为伟大的国家,这一点必须实现。因此,让自由之声响彻新罕布什尔州的巍峨高峰!
让自由之声响彻纽约州的崇山峻岭!
让自由之声响彻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高峰!
让自由之声响彻科罗拉多州冰雪皑皑的洛基山!
让自由之声响彻加利福尼亚州的婀娜群峰!
不,不仅如此;让自由之声响彻佐治亚州的石山!
让自由之声响彻田纳西州的望山!
让自由之声响彻密西西比州的一座座山峰,一个个土丘!
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山岗!
当我们让自由之声轰响,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大村小庄,每一个州府城镇,我们就能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孩子,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将能携手同唱那首古老的黑人灵歌:“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短小的话就不全了

在学生时代,青年雷蒙从高中开始学习法语,在大学期间他选修了法国文学课程。在大学一年级的暑假里,他去参观纽约市博物馆,正在欣赏馆藏的法国挂毯,此时过来一个法国旅游团,一位导游正在用法语介绍这些法国挂毯。他努力地倾听法语导游的介绍,尽管在校学习法语多年,但对导游的解说仍然不知所云。博物馆的这次遭遇使年轻的雷蒙认识到,不精通法语就无法真正地理解法国文化。因此,他下定决心到法国去,到那里学习、生活和旅游。

大学三年级整整一年,雷蒙都留在法国,住在一个法国家庭中,在法国大学里听课,在巴黎穿街走巷,吃法国菜,看法国电影,他的法语很快就流利起来,开始懂得法国人怎样生活、工作和思考,开始理解法国的艺术和思想。

在这一年结束后,他回到了美国。他惊讶地发现美国与法国那么地不一样,他有些怀念他在法国曾经那么熟悉的那些事情。回国后的雷蒙,仍然是地道的美国青年,依然如故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已经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美国青年,在其内心中,他是半个法国人———他眼里看到特别的东西都会从同时两个方面去思考,从美国的角度和法国的角度。

正如北大前校长胡适的美国求学经历改变了年轻的胡适,雷蒙的法国经历丰富了年轻雷蒙的知识,塑造了他独特的人生观。从而,使他可以超越舒适、熟悉的国度,来到遥远陌生的异国,接受新环境的挑战,体会不同的生活,包容思想和文化的差异,接受不同文明的洗礼。

雷蒙的人生观和思维方式,在其日后的教育管理和学术生涯中为其指引了正确的方向,为他事业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

勇于改革的杰出教育领导者

雷蒙教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担任院长职务长达9年,是当时全美最年轻的法学院院长,曾出任全美法学院院长协会的主席,被美国《国家法律期刊》评为40位“法学新星”之一。

就任院长期间,他积极推动了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同世界各国著名法学院的交流合作,并因在公共服务、法学写作及国际法等领域的创新而备受关注。由他主编的《密歇根法律评论》获得亨利•贝茨奖。雷蒙教授还是创建城市社区法律援助项目的领导者,推动大学的社区服务工作的开展。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积极地向有关政府和机构提供咨询,尤其是非常热心地对中国城市社区法律援助提供了诸多帮助。

雷蒙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受到美国其他法学院院长同行的认同,并且得到了同事们的称赞。一位同事这样评价道:“在雷蒙担任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的九年时间里,他为这所杰出的法学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其研究课题涉及到法律和公共政策想交叉的极为广泛的领域,从高等教育资助到公司税,再到福利改革。他作为学术领袖所取得的成绩远非杰出二字可以表达。”

2003年,雷蒙教授就任康奈尔大学校长。在获悉对他的任命时,高等教育界的人士高度称赞了康奈尔大学的这个选择。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尔说:“康奈尔大学如此幸运地请到才华横溢的雷蒙做校长,这不仅仅会使康奈尔大学受益,而且是整个高等教育界的福音。雷蒙是一位杰出的学界领袖。他对把大学办成与社会相融的组织怀有真诚的信仰。”
在任职康奈尔大学校长期间,雷蒙教授表现了惊人的勇气,积极进行了多方面改革,尤其是全面推进了康奈尔大学的国际化进程。雷蒙教授对康奈尔大学传统的解读,归纳起来就是“革命的康大,亲爱的康大”。说它革命,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康奈尔大学大建立于1855年,那时美国各大名校有宗教倾向,只收男生而且一般只教经典科目,如数学、历史、希腊语和拉丁语。康大不是这样,它从一开始就准备接纳信仰各种宗教的男、女学生,提供一切他们愿意学习的科目。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亲爱的康大”,则源于学生们大多都会爱上它的事实,就算毕业了也还是非常忠诚。康大的办学传统与雷蒙教授人生观和办学理想是如此默契,使得他在康大的改革得到很多支持。

有一个很小的例子可以说明雷蒙教授莫大的改革勇气和杰出的管理才能。来到康奈尔大学后不久,他主持修改了康大的标志,并把它印在制作成中文的宣传册上。据康奈尔大学副校长布鲁斯介绍,修改这个标志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如果在别的地方,不可能有这种速度,” 布鲁斯说,“要知道,康大那个小小的标志已经存在了近140年。”

雷蒙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许多教育管理的理念。他认为,校长的工作简单说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对外,面对其他大学、政府和全世界,我是康大的代表;对内,人们期望我向整个康大提供帮助,包括全体学生、教职员工和校友,然而他们对康大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我要帮助他们建立对我们的目标、历史和未来方向的一种共识。”

雷蒙教授还提出了跨国大学的理念,他相信“大学”一词已经含有“无所不包”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有。好的大学应该是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包括知识的世界,包括人的世界,应该拥有来自生活各个阶层的人,有钱人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城里人、乡下人,美国人、中国人等等。大学应该成为开启人们眼界的地方,让他们看到生活令人惊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关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雷蒙教授认为,就是相信每个教职员工都应该同时致力于研究和教学。首先,推动各个学科知识水平向前发展是我们的使命的一部分,每个教职员工都要参与;其次,要想激励学生广泛参与,教授必须以身作则。为什么不需求只做研究的人员呢?因为我们同样致力于帮助下一代领导人做好准备,这就意味着要有能力把自己的研究以一种令人兴奋的方式展示给学生,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创造力,以他们的方式为社会做贡献。

相比美国高等教育,雷蒙教授对中国高等教育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应保持高等教育各个机构存在的多样性。在美国,教育机构的多样性是非常显著的,即便是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康大跟哈佛也不一样,哈佛跟斯坦福又有区别,斯坦福跟普林斯顿又是两回事,它们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是好事,因为这给学生非常不同的选择,他们可以找到满足自己需求的学校。

教育多元化的坚决倡导者

密歇根大学校长玛丽•苏•柯勒曼说:“雷蒙就任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期间,在维护学校为保持多样性而推行的入学政策上,雷蒙进行了出色有力的辩护。” 这一评价源于雷蒙教授卷入的一起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官司,源于“平权法案”引起的长达6年的诉讼,他就是当事者之一。美国最高法院这一案件的判决使得美国的教育理念体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进步,也使他在美国法学界乃至全社会威名远扬。2003年,雷蒙教授因此获得“美国有色人种协会”颁发的“国家公正奖”。

案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92年,雷蒙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期间,起草了一个录取学生的政策报告,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录取最优秀的学生;二是,体现学生多元化的背景,如本科生的专业,不同国家和种族,少数民族等等。在此,雷蒙教授和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考虑是要体现教育的多元思维,培养各色人种和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人物。在学生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前提下,对一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录取,适当予以政策倾斜。1997年,一名白人妇女申请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未被录取,她以法学院的录取政策违背美国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利为由提起了诉讼。

⑹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辛亥革命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笼。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内化,君臣关系是“三纲容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不但从行动上坚决地打倒皇帝,并从舆论上对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思想进行鞭挞和批判,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为探索救国兴邦的道路打开了新的思想境界 。
其次,辛亥革命传播了民主思想。早在兴中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就重视学习和传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共和政体和自然科学。他们通过宣传天赋人权的学说,使人民能理直气壮地争取民权;通过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使人们了解“自由、平等”的涵义;通过介绍西方政党制度,倡导发挥新型政党的作用。这些有关民主和科学的学说,成了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传统封建文化和进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提高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做了思想准备。

⑺ 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主要内容(简答)

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组成:

1、民族主义的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变“次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中国。

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既有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集团正日益勾结起来。

2、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民权主义是儒家“仁”的思想和西方民主法治思想的统一。“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基本含义是要求统治者在不动摇其统治基础的前提下,尽量施行“仁政”。

3、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

(7)社会与法民权扩展阅读

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

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不仅是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三民主义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理论进行了高度概括,其含义宏远、思想深邃,直到当下仍然对中国的民主建设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民主义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而且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民主义指导同盟会和国民党先后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政府,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影响。三民主义的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发展经济的共同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

孙中山还以旧三民主义思想为指导,制定颁发了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仅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并且还因为它在中国传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连接作用,它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互动以及孙中山所主张的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初步的开拓性尝试。

使这一理论本身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发生了直接影响。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围绕着不同的中国重大问题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的历史考问,构成了解读两者关系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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