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经济法的本质来看蒲鲁东的思想有哪些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⑴ 经济法作业
现在时高科技呀。现在的学生连作业都不想做了。无语
⑵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即人的解放学。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1、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称，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物质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物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两者的结合构成生产力。人们在发展生产力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性质随着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的各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品分配的规律。
3、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研究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本身的性质。它是最直接又全面指导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斗争的行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合乎规律的结果，推翻资本主义并实现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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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1、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于它能永葆生机和活力，在于它具有实践性、批判性、开放性等基本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品格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2、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始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坚持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坚定“四个自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3、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事物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指南，它能够站在科学和时代的制高点上观察事物和现象。马克思主义是审视历史、评价历史，观察当代社会、解决当代问题的基本方法。
⑶ 最早提出“经济法”这一概念的是哪国
据迄今史料记载，经济法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Morelly）在其1755年所著《自然法典》一书中提出来的。该书第四篇是作者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法制蓝本，共12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分配法或经济法”，有12条，其内容是就未来社会里“自然产品或人工产品的分配”作出了规定。1842年法国另一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Dezamy）在其所著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这本书第三章论述的是“分配法或经济法”。可以看出，两位空想共产主义者谈论的“经济法”是在未来的理想社会公平分配财富的分配法。 杨紫烜老师认为：经济法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当代经济法不能等同于分配法，但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经济法是调整特定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的，其目的在于为各个经济法主体之间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提供法律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法实质上就是分配法。 我认同的说法是：最早提出比较接近现代经济法理念的应当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蒲鲁东（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1809年生于一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卒于1865年。 蒲鲁东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 ，他否认一切国家和权威，他反对政党，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认为其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改革。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著作中对蒲鲁东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蒲鲁东在其所著《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提出：法律应当通过普遍和解来解决社会生活矛盾，为此需要改组社会，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组织的基础。因为公法会造成政府过多的限制经济自由，私法则无法影响经济活动的整个结构，必须将社会组织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之上。 进入20世纪，德国学者莱特（Ritter）在1906年创刊的《世界经济年鉴》中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用来说明与世界经济有关的各种法规。
⑷ 为什么经济法的概念由空想共产主义首先提出
据迄今史料记载，经济法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Morelly）在其1755年所著《自然法典》一书中提出来的。该书第四篇是作者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法制蓝本，共12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分配法或经济法”，有12条，其内容是就未来社会里“自然产品或人工产品的分配”作出了规定。1842年法国另一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Dezamy）在其所著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这本书第三章论述的是“分配法或经济法”。可以看出，两位空想共产主义者谈论的“经济法”是在未来的理想社会公平分配财富的分配法。
杨紫烜老师认为：经济法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当代经济法不能等同于分配法，但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经济法是调整特定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的，其目的在于为各个经济法主体之间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提供法律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法实质上就是分配法。
我认同的说法是：最早提出比较接近现代经济法理念的应当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蒲鲁东（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1809年生于一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卒于1865年。 蒲鲁东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 ，他否认一切国家和权威，他反对政党，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认为其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改革。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著作中对蒲鲁东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蒲鲁东在其所著《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提出：法律应当通过普遍和解来解决社会生活矛盾，为此需要改组社会，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组织的基础。因为公法会造成政府过多的限制经济自由，私法则无法影响经济活动的整个结构，必须将社会组织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之上。
进入20世纪，德国学者莱特（Ritter）在1906年创刊的《世界经济年鉴》中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用来说明与世界经济有关的各种法规。
⑸ 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有以下哪些
经济法是协调国家经济运行之法。自奴隶制社会产生国家以来，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运行都需要国家协调。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法与以往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进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保障立法的过程，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和对经济运行的协调愈益深入加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法因实行计划经济和实行市场经济而明显区别。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政企分开，国家行使经济管理职能是以间接手段为主协调经济运行，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法的重要特征。为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市场体系，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法律规范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经济法”的概念是1755年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Morelly）出版《自然法典》时首先提出。在我国，“经济法”的概念是从1979 年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开始使用。
以简练的语言说明经济法概念的内涵，即揭示经济法的本质属性，重要关键是概括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那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呢？
1．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的经济关系。特定经济关系不是一切经济关系，也不是经济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特定经济关系是通过物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2．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经济关系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经济协调关系由经济法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经济法调整市场主体组织管理关系。企业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主体。企业在设立、变更、终止和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称为市场主体组织管理关系。调整市场主体组织管理关系的法律主要由企业法构成。
（2）经济法调整市场管理关系。市场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称为市场管理关系。经济法调整市场管理关系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机制，规范市场行为，有效反对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调整市场管理关系的法律主要由规范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构成。
（3）经济法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国家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配置，推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的调节和控制，称为宏观调控关系。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手段为主，弥补市场调节的自发调节缺陷，消除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调。调整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主要由国家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构成。
（4）经济法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社会保障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称为社会保证关系。经济法调整社会保障关系有助于充分开发、合理利用劳动人力资源，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法律主要由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构成。
根据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理解，我们可以对经济法定义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⑹ 从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和广义上两个角度看经济法律关系特征有哪些
第一， 经济法律关系是组抄织管理要素与财产要素相统一的
法律关系。
第二， 经济法律关系是国家意志与社会组织的其他社会个
体的意志直接协调并结合的法律关系。
广义上的经济法律关系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如以下两点。 第一，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多为“组织”，个人只有在法定情
况下，在参加生产经营性质的经济关系时，才能进入经济法律关系，成为经济法主体。
第二， 经济法律关系一般采用较为严格的法律形式和法定
程序。
⑺ 最早提出“经济法”这一概念的是哪国
据迄今史料记载，经济法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Morelly）在其1755年所著《自然法典》一书中提出来的。该书第四篇是作者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法制蓝本，共12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分配法或经济法”，有12条，其内容是就未来社会里“自然产品或人工产品的分配”作出了规定。1842年法国另一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Dezamy）在其所著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这本书第三章论述的是“分配法或经济法”。可以看出，两位空想共产主义者谈论的“经济法”是在未来的理想社会公平分配财富的分配法。 杨紫烜老师认为：经济法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当代经济法不能等同于分配法，但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经济法是调整特定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的，其目的在于为各个经济法主体之间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提供法律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法实质上就是分配法。 我认同的说法是：最早提出比较接近现代经济法理念的应当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蒲鲁东（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1809年生于一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卒于1865年。 蒲鲁东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 ，他否认一切国家和权威，他反对政党，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认为其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改革。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著作中对蒲鲁东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蒲鲁东在其所著《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提出：法律应当通过普遍和解来解决社会生活矛盾，为此需要改组社会，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组织的基础。因为公法会造成政府过多的限制经济自由，私法则无法影响经济活动的整个结构，必须将社会组织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之上。 进入20世纪，德国学者莱特（Ritter）在1906年创刊的《世界经济年鉴》中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用来说明与世界经济有关的各种法规。
⑻ 最早提出“经济法”这一概念的是哪国
据迄今史料记载,经济法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Morelly）在其1755年所著《自然法典》一书中提出来的.该书第四篇是作者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法制蓝本,共12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分配法或经济法”,有12条,其内容是就未来社会里“自然产品或人工产品的分配”作出了规定.1842年法国另一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Dezamy）在其所著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这本书第三章论述的是“分配法或经济法”.可以看出,两位空想共产主义者谈论的“经济法”是在未来的理想社会公平分配财富的分配法.
杨紫烜老师认为：经济法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当代经济法不能等同于分配法,但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经济法是调整特定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的,其目的在于为各个经济法主体之间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提供法律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法实质上就是分配法.
我认同的说法是：最早提出比较接近现代经济法理念的应当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蒲鲁东（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1809年生于一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卒于1865年. 蒲鲁东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 ,他否认一切国家和权威,他反对政党,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认为其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改革.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著作中对蒲鲁东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蒲鲁东在其所著《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提出：法律应当通过普遍和解来解决社会生活矛盾,为此需要改组社会,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组织的基础.因为公法会造成政府过多的限制经济自由,私法则无法影响经济活动的整个结构,必须将社会组织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之上.
进入20世纪,德国学者莱特（Ritter）在1906年创刊的《世界经济年鉴》中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用来说明与世界经济有关的各种法规.
⑼ 论述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对经济法产生的两种不同观点的评价 在进行评析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经济法律、经济的法律规范、经济法是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我们有必要明确：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律的制定、经济法部门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的范畴。经济法部门是由经济法律规范组成的，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一大部分是以经济法律为表现形式。 但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经济法的产生理解为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或经济法律的制定，我们不能把一个或一些经济法律规范等同于经济法，不能把经济法律或经济法律的总称视为经济法，只有相当多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才是经济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经济法“就是从部门法意义上讲的，是指作为**的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因此，把经济法产生理解为经济法这个**的法律部门的形成是正确的。[9] 我们还应明确：经济法律规范产生于古代社会，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产生晚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的产生早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认为“同时论”是错误的，它抹杀了经济法律规范与经济法之间的界限，将经济法的产生等同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三、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古代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和发展 我们所说的古代经济法律规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和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也可称为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最早出现于奴隶制度古巴比伦国家。早在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奴隶制国家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就对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土地的法律保护作出了规定。《汉漠拉比法典》还有对农业、商业、质量、财政税收等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规定。我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隶制国家土地国有的规定。西周中后期，还出现了土地流通的活动。我国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征收贡赋的制度，商朝的贡赋实行公田收入交国家，西周则按井田计亩征收赋税，西周的财政开支还实行了量入为出、专款专用等等内容，均体现了我国奴隶制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汉漠拉比法典》是奴隶制经济法律规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存在的时期较长。在产生过程中，《罗马法》及其复兴起过一定的作用。西欧封建社会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至18世纪，持续了13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一般从春秋战国之后算起，延续了2000多年。此时，中国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详细地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定。秦简《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须标明价格的规定，秦简《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长，不得砍伐；春天土地干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兽、幼鸟；不得设置陷阱和网罟捕捉鸟兽；不得毒杀鱼鳖”的规定，汉朝的发展对外贸易的规定，明朝的禁止私人开采金、银、铜、铅、锡和水银矿的规定，唐朝的以户税、地税为基础的“两税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据各种开支总额确定两税的总额规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级管理，征解制度、财政监察制度和预算制度等财政管理制度，等等，均体现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全面和完善。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的特点是：反映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的意志，公开地维护等级特权，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时主要运用直接手段，经济法律规范以“诸法合体”的法典为主要表现形式。[10] （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经济法思想及其意义 18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莱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学术名著——《自然法典》，该书反映了他对未来公有制社会的理想。作者在书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被作者称为“法律草案”，共12类法律、117条。其中，第二类法律是：“分配法或经济法”，有12条规则。从目前的资料反映，这是“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的地方。摩莱里看来，未来社会中的产品不发生买卖和交换，而是通过分配给予公民，“一切产品都要核算，其数量要与每个城市的公民人数相适应，或与使用它们的人数相适应，这些产品当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规则公开分配，如有剩余则保管起来”[11]。摩莱里是在产品（财产）分配规则的意义上使用“经济法”，并以此来表达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来社会的法律规范。[12]19世纪30—40年代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萨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册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个概念，并发展了摩莱里的经济法思想。 由摩莱里在18世纪提出的“经济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产主义的社会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至今“经济法”的涵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概念的形成仍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除了表现为援引“经济法”这个概念的外壳之外，更重要的是人们把空想共产主义者那种具有萌芽状态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加以扩大，利用来作为建立现实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法概念的一个合理内核。[13] 补充回答： （三）国外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国外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实质上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时期，传统民商法、行政法律制度不断被突破，并演变乃至最终**的过程。[14]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我们将国外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经济法的产生阶段，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一种法律思想的经济法，尽管早在资本主义垄断初就被提了出来，法国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蒲鲁东于1865年就提出应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的基础，[15]但其理论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反应。经济法作为一种新的法律思想在实践得到体现，应该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阶段改变了原来对资源和财富的配置机理，由原来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主要凭借政治强权和经济强制，自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主要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财富的机制，转变成垄断阶段主要通过采取经济集中排斥竞争的机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注意到经济的社会意义，因为此时的经济垄断涉及诸多经济参与者的利益，涉及到因垄断导致竞争萎缩而发生经济滞长。这时，需要有一种能够平衡多元利益，限制不当垄断的力量——国家的力量，[16]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法律形态加以规范。经济法作为这样一种法律形态，就在19世纪末出现了，经济法作为新质的法律部门产生就成为必然。 美国1869年的《反铁路垄断法令》、1887年《州际商务法》，特别是1890年颁布的《反对不法限制和垄断，保护交易和通商的法律》，即《谢尔曼法》和1914年颁布的《克莱顿法》及《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成为经济法最早出现的表现形式的法律标志。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了战争需要，颁布了大量的经济法，如1915年《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通知》，1916年《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施令》，1919年《煤炭经济法》和《钾盐经济法》，1923年《防止滥用经济力令》等。1919年颁布的《魏玛宪法》在奉行“经济自由”的同时，确立了“社会化原则”，规定了许多对私有制进行限制的措施，并授权政府对全国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和管制。《魏玛宪法》后的一系列法律，突破了公法与私法分离的原则，摆脱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原则，突破了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济是私事，由私人自治的原则，确认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干预、管理。这些法律引起了德国法学界的注意并积极展开了研究。1920年前后，一大批经济法著作相继问世，真正意义的经济法就这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在德国出现了。[17] 第二阶段，经济法的发展阶段，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至第二世界大战后 此阶段的经济法主要表现为国家运用法律手段调整特殊时期的整体经济法，又可称为“危机应付经济法”。[18]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府对经济干预有所放松，1929年—1933年出现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大萧条，使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对国民经济进行更为全面和强有力的总体调节。一方面，实行资本主义国有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国家不仅以政权主导者身份对私人经济进行干预，而且开始以资本所有者身份直接参与生产经营领域的活动。另一方面，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和兴起，国家经济职能全面强化，对经济进行更加综合性、全方位的调节，从而出现了又一次经济立法的高潮。[19]此时，美国制定了一系列体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法律，实施所谓“罗斯福新政”。先后颁布了170多部法令，如《全国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紧急银行法》、《金融改革法案》、《国家劳动关系法》、《恢复和救济法》、《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等。 德国在此时期也先后制定了大量经济法，如1930、1932、1933几次修改了的《防止滥用经济力令》、1933年《强制卡特尔法》、1934年《经济有机结构条例》等。 这个时期的经济法，是一种典型的“危机应付经济法”。它从一个侧面说明：“鉴于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国家公权力与市民社会严格分野，所以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往往是经济危机或者社会矛盾激化时不自觉的产物。”[20] 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加强了对经济干预，有的国家颁布了对私有制企业实行国有化的法律。德、日作为战败国，被联合部队占领，为了减轻经济危机的冲击，颁布了一些稳定经济的法律，如《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促进法》、《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稳定不景气行业离职人员临时措施法》等。[21]日本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在实行经济非军事化、确立和平经济、提倡经济民主化等三项原则的基础上，颁布了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一百三十多种经济法规，内容涉及到企业管理、工业交通、通讯、农林牧水产、城市建设与计划、商业、财政金融、证券、保险、外贸、外汇、科学技术、教育、环保、防止公害以及计量、会计、统计、测量等诸多方面。日本法学界对经济法更是投入巨大的热情，进行了范围广泛的研究。日本经济法学者高田桂一教授认为：经济法是界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法律，又称：“社会法”。和商法相比，经济法关注国民全体的公共利益。 从体系上讲，主要包括禁止垄断法、业法、统制法和消费者保**四个部分，并指出日本这个新兴的发达国家应在农业经济法、产业经济法、新兴工业经济法、知识产权法方面进行更加充实、完备的立法。[22] 第三阶段，经济法的完备成熟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 此阶段的经济法主要表现为经济法内容与体系逐渐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对国民经济的总体调节达到严密化和制度化程度，国家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主体。[23]此阶段的经济法是“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又称为“现代经济法”。此阶段，以经济民主、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较成熟的经济法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基本形成。其显著标志是：经济法据以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的宗旨和方式，由干预、管制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和行为，转向尽可能创造充分、适度、公平的竞争环境以维护这种自由意志和行为上来。[24] 此阶段经济法体系更加完善和科学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冷战局面结束，各国出于对本国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不断修正和批判，现代高新科技迅猛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界面来对经济进行重新审视和规划，注重综合应用各种经济手段，建立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使之逐渐成为经济法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其他方面的立法，如反垄断及限制竞争以及国有企业法也逐渐完善起来。[25]以西方七国集团中的意大利在1990年颁布的《反垄断法》为标志，反垄断所体现出的“自由+秩序”或者“市场经济的活力+有条不紊的竞争”等经济法理念被西方国家所公认，“现代经济法”最终确立。[26] （四）我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1、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法律规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保护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先后在计划、基本建设、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劳动工资、自然资源和能源、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如《土地改革法》、《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对顺利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受指导方针上的“左”倾错误和法律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经济工作方面的立法和执法活动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有所削弱。[27] 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公、检、法被彻底砸烂，国民经济领域中的各种法规、制度被任意践踏破坏，经济秩序混乱，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28] 2、中国经济法的真正产生和发展 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还没有产生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中国经济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出现的。从时间上来说，我们可以将我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经济法的产生阶段，从1979年—1992年。此阶段，有的学者又称为我国的旧经济法阶段。[29] 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在此阶段，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经济法制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三件大事。[30]第一，注意把经济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起来，“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保护改革开放，为经济法制建设规定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第二，我国的经济立法活动按照国家立法的议事日程和国家既定的经济立法规划[31]的要求，紧密结合国民经济调整改革的实际，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及时地制定了一大批经济法律、法规。从1979年到1992年14年间颁布的经济法律就达52件；1979年以来，国务院颁布和批准颁布的400多件法规，经济法规占大多数，1984年—1986年就制定了50多件重要经济法规。第三，把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结合起来，狠抓经济法实施。此阶段我国经济法获得了巨大发展，经济法制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初步建立了重视以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的法律思想，为1992年经济法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此阶段处在以有计划的商业经济体制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立法没有市场经济为基础，国家的宏观调整主要还依靠计划手段，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反垄断法、限制不正当竞争法还缺失，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分离，还出现经济立法不平衡，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可以说，此阶段的经济法还打下深深的计划体制烙印。 第二阶段，经济的发展完备阶段，从1992年至今。此阶段，有的学者又称为我国的新经济法阶段。[32] 1993年3月我国对宪法进行了修正，在修正案中明确提出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并明确提出要注重经济立法。为此，我国先后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利保**》、《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科技进步法》、《预算法》、《会计法》、《审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产品质量法》、《土地管理法》、《价格法》、《证券法》、《合同法》、《政府采购法》，等等。自1993年宪法修正案颁布以来，全国立法机关制定的300多件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800多件法规中与经济法相关的占了近一半。这些经济法律法规的制定为中国经济法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内核。为弥补市场缺陷，防止政府缺陷，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整体利益，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产生着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伴着中国加入WTO，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法建设将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她将为我国法治建设作出自己重要的贡献。 四、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 法是以社会为基础的，其产生和发展是由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这些因素中，经济因素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法同样应由经济基础来决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因此，我们在研究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时，必须先从研究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入手。 （一）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条件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便必然产生出以维**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33]恩格斯对法产生的分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法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经济法的产生，也应是如此，而且应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体说来，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社会化大生产和垄断的产生，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物质条件，经济社会化是经济法形成的根本原因。 就市场经济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市场机制事后调节所具有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以及市场存在的调节机制的障碍的特点，会使市场主体要么限制竞争，要么不正当竞争，从而形成无序竞争，使商品价格严重偏离价值，导致竞争秩序混乱，引起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公平缺失现象的发生。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国家就主动介入社会经济，消除前进过程中的不足。而国家调节的手段主要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的间接方式进行，在市场调节仍起基础作用的基础上，辅之以国家调节。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市场经济阶段的产物，并且必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就社会化大生产而言，社会化大生产推动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具体归结于19世纪末开始的经济社会化。经济社会化是指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经济利益多元化、经济竞争激烈化、经济垄断普遍化、经济结构规模化、经济关系复杂化和经济交往国际化的社会经济格局。经济社会化使得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名义上是个体经济行为的同时，实质上是社会整体的经济行为，其经济行为的影响在经济社会化的指导下将以倍增的方式不断影响周围的个体，影响一国局部的经济运行，影响一国整体的经济运行，有时甚至于会跨越国境，影响他国的经济运行，从而导致对经济秩序、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化背景下，强化对主体行为的规范，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保护的价值，成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主要缘由。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中，经济法的内容、形式、作用领域和发展道路会有所不同，但依赖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体现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实现经济法的价值方面应是趋同的。 （二）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条件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国家职能的变化，而国家职能的变化应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条件。 我们知道，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是“守夜人”，对经济采取放任态度，对社会经济生活，国家干预很少。“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识，国家为实现鼓励自由竞争，维护经济秩序，实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目的的自由经济状态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来承担“夜警察”式的仲栽人。市场经济主要由民商法调整。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垄断对自由竞争的限制，使生产力发展受到阻碍。此时，民商法对此**为力。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客观实际要求国家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以求经济能够稳定发展。这种干预按照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亦必须在法定程序下合法进行。于是西方国家就制定了大量的国家干预、协调经济生活的法律。新的**的部门法——经济法，就应运而生了。简而言之，反垄断、促竞争、反危机及促发展的政治现实促进了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展，使国家具备了干预、协调经济的职能，这种职能成为经济法产生的政治条件。 （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条件 社会本位的法哲学思想，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法律基础。[34]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社会思想观念的主流。以个人权利本位为核心的个人本位（又称权利本位）独行社会。个人本位强调把权利的地位放在实在法之上，放在国家最高权力之上，极力主张“天赋人权”，“私有财产权是从自然状态带进国家组织中去的自然权利，因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不能设置任何障碍，认为自由是人性的结果，人的自由、平等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权力应为保障自由、财产和安全服务；权利是法律的中心概念[35]。”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到来，资本家的垄断行为排斥了自由竞争，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丧失，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市场经济逐渐失去了自律性，产生了重新调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本位”的思想。社会本位的思想，强化以社会权为权利的核心；这种社会本位的法哲学思想不再以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前提，它强调社会利益才是个人的真正利益，个人生存发展依赖于社会的生存发展；无限制的权利不符合社会关系原理，个人无限制的自由权、无限制的所有权必然因其行使而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必然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法律控制社会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安全和平等。 社会本位的思想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以社会为本位，强化保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社会权，正是经济法作为社会法所追求的价值取向。 五、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经济法从产生到逐渐完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济法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体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从立法内容来看，其一，以国家干预经济和反垄断法为中心内容的各种经济立法进一步发展起来。其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立法理念不断地在经济法中得到体现。其三，经济法与科学技术发展、新兴产业部门结合更加紧密，立法内容空前丰富，立法领域不断扩张。其四，宏观调控法成为经济法重要内容，得到更加突出的重视。 其次，从重要程度来说，各国均将涉外经济法放在重要位置，外贸法、外资企业法、海外投资法、涉外税法、外汇管理法等成为一国经济法中的重要内容。 最后，从立法层次来看，各国均在不断提升经济法的立法层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逐步将经济立法以法律、法规并重的作法，转向以法律形式为主的立法形式，一些国家还计划在条件成熟后，学习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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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从科学到乌托邦论辨析
作者：徐崇温 主题类号：D1/社会主义研究 【 文献号 】1-991
【原文出处】理论前沿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15
【原刊页号】9～11
【分 类 号】D1
【分 中类 名】社会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200010
【 标 题 】社会主义从科学到乌托邦论辨析
【 作 者 】徐崇温
【作者简介】徐崇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 正 文 】
在1989—1991年苏东剧变解体以后，国内外有些人对《共产党宣言》“两个必然”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事实产生了疑难和迷惘，而呼应和反响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谓当代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从科学到乌托邦的论断，这就把辨析这一理论、为群众解疑释惑的任务，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面前。
所谓当代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从科学到乌托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提出的最重要的论断之一。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过这方面的论述，但最突出的则要推布洛赫和马尔库塞。纵观他们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可以看出他们提出这一理论的论据主要有二：一是在苏联模式等社会主义实践中，革命想象营养不良和精神上的贫困化；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得过去被视为乌托邦的东西现在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然而，在实际上，以这样两条论据为根据提出当代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从科学到乌托邦，就是说，要颠倒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命题，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首先严重地误解和曲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命题。
一、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准确含意
那么，马克思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命题，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命题说的是，马克思以其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个伟大的发现，使社会主义学说摆脱了空想的性质，成为指导无产阶级完成其历史使命的科学理论。那为什么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具有空想的性质呢？
那是因为，从16世纪以来的西欧社会主义者虽然全面抨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并对未来社会提出了种种旨在消灭阶级对立的积极主张，但由于他们当时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期提出其社会主义学说的，他们既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找到改造它的物质条件，又不能发现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所以，就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来。在他们看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因为“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然而，他们所发明的“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第2版，第224、732页）所以，这里所说空想的特点是不根据和不符合事实，而并不是因为条件尚不具备、因而还不能实现的东西。
为了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变为科学，就必须把它由空想的基础上移置到现实的基础上。这样一个历史任务，由马克思通过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而完成了。首先，唯物主义历史观确立了从人们的社会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的原则，于是，“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既无产阶级和资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其次，剩余价值理论则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种劳动付出的多”，这就揭穿了“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2版，第739—740页）
恩格斯就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问题所作上述经典表述，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所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无非是说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的基础上移置到科学的基础上，并没有其它的附加涵义。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丝毫也不意味着要消灭革命的想象和精神，它所摒弃的只是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的空想。事情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挥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挥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选集》第467页）。所以， 布洛赫把尔后苏联模式等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所谓革命想象营养不良、精神贫困化使革命运行陷于枯萎，归咎于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步子迈得过大，是一件毫无道理的事情。这只是说明布洛赫自己把革命的想象和精神同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的空想混为一谈了。
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说的只是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从空想移置到科学，而并不保证尔后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科学的、都能事事顺遂而不发生任何曲折和挫折。一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依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实际为转移，要是不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本国实际、时代特征相结合，那么，就算所用的公式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也没有意义、没有生命力、仍难免犯错误的；二是因为有些社会主义者由于主客观原因往往只能领会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方面，并把它夸大成为片面的理论和片面的策略体系，或死背它的一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而这样那样地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从而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发生曲折。但这一切显然同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无关，也并没有倒转发展进程，使社会主义又从科学倒退到空想。相反地，科学社会主义只是要求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和附加到科学社会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
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说的是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发展成为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但它丝毫也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从此成了能够为解决尔后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万灵神药，或者成了万古不变的教条，成了处于终极状态的终极真理。相反地，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向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不能把科学社会主义僵化成万古不变的教条，另方面又不能借口当代世界发生的种种新问题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那里找不到现成答案，就扬言社会主义还没有完成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或者扬言社会主义要从科学发展为空想、乌托邦云云。正是针对着诸如此类的错误看法，邓小平强调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
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当代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这一论断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苏联模式等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也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展等新变化提出了新问题，而是在于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
二、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思潮各派，从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开始，就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原理，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使它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必然性的论断，指责它是客观主义、经济主义、机械主义等等，转而强调主观因素在革命理论和实践中的极端重要性。尔后的人本主义各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个精神来定义社会主义的。例如：
布洛赫认为：“社会主义越科学，也就越具体地把人当作中心，也就越具体地把确实消灭人的异化当作目的”（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312页）。而所谓异化、自我异化， 在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又多半是一种被心理学化了的东西。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是从他关于人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是去创造出一种生产的形式和社会的组织”，人在其中“克服异化”而“复归到自身”，所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正象一切存在主义哲学一样，是对人的异化的一种抗议”、“对那种爱的丧失的一种抗议”（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纽约1961年版）。
马尔库塞则在30年代就发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源泉》一文，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能够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源和本来意义的讨论放在一个新的立足点上”（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1972年波士顿版，第3页）。 他所说的这个“新的立足点”就是把劳动异化解释成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又认为人的异化的根源就在人的本质中，认为社会革命产生于人的本质的总体上的颠倒，以后他更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个人的本能结构非压抑的社会，这就把社会主义彻底人本主义化了。然而，事情却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列宁全集》第1卷，1984年第2版，第55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人本主义化的社会主义观出发，提出所谓当代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自然是不足为奇的。然而问题在于，当代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底是从空想发展为科学，还是从科学倒退到乌托邦？这却不是由哪个人主观上的喜爱来决定，而是要由客观实践来检验的。
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诞生以来的150 多年中，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科学、从理想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再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凯旋进军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流派鼓吹的当代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论，所遭遇到的却是一连串的失败。两相对比，实践无可争辩地证明，当代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是从空想到科学，而决不是从科学到乌托邦。
毋庸讳言，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历程中也遭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甚至遭到象1989—1991年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样的严重挫折。相反，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却仍然保持着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其经济还在继续发展。尽管这两个方面的事实引起人们思想上的疑难和迷惘，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表更据此而鼓噪说什么“资本主义已经全面战胜了社会发展的其它模式”，因而“现在不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代，而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时代”，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低潮谷底崛起和腾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以举世瞩目的成就告诉人们，在当代，振兴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在于改弦更张，使社会主义从科学倒退到空想，而是要向前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说，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时代特征、本国实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伟大实践中，用新的思想观点去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并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去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只能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而决不能由科学倒退为乌托邦，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谓当代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从科学到乌托邦的理论观点，就总体来说是错误的。然而，这又丝毫也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他们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方面所作的一些探索。
仍以马尔库塞为例，在1972年发表的《反革命和造反》一书中，他在分析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后指出：“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具有空前的能力，正是这一能力将引起二十世纪的革命，当然是这样一种革命，其基础，其战略和目标都和迄今一切的革命，特别是俄国的革命，有根本的区别”；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造成革命的，是一个扩大了剥削的基础、又创造出现代生产方式所不能满足的需要。据此，他提出了总体革命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不仅要增加生产，废除贫困，而且也要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改变人民各方面——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也在道德和美学方面——的生存条件和性质，要反对种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诸如“反对幸福生活掩盖下的匮乏，反对污染环境的生活方式。道德的和美学的需要成了基本必需的需要，并对家族，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男子和妇女以及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要求”等等（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中译文参见《工业社会和新左派》，1982年商务印书馆版，第86、92页）。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错误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又包含有一些有益的探索和有价值的见解。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是应以肯定的评价和吸取与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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