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合同法原则

Ⅰ 涉外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原则以及理论

涉外合同之债的一般法律适用原则

第一节 涉外合同法律冲突与解决方法
一、合同之债的概念与特征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涉外合同的法律特征：
1．民事关系主体、客体、内容三者之一具有涉外因素。
2．涉外因素的标志是当事人的国籍、住所、或营业所等。
3、一个贸易合同是否是涉外合同，还要考虑外国投资法的适用。
二、涉外合同的法律冲突
涉外合同法律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各国法律规定的不同，其次，合同履行过程中连接因素多也是产生法律冲突的一个原因。
三、涉外合同法律冲突的解决途径
（一）解决合同法律冲突的两种方法
1．冲突法方法。制定统一冲突规范、国内冲突规范解决合同法律冲突。
2．实体法方法。制定统一实体规范解决合同法律冲突。
（二）确定合同准据法的同一论与分割论
同一论主张将合同的几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统一适用一个法律。
分割论主张对合同的几个方面作以分割，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
第二节 涉外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原则
一、意思自治原则
1．意思自治原则是确定合同准据法的基本原则，该原则认为：在合同法律关系方面，当事人既然可以依据契约自由原则按照自己的意志创设合同权利义务关系，那么他们也有权自行决定合同应适用的法律。
2．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生和发展。
3．意思自治原则的范围
无限意思自治原则，主张选择法律不受限制，但要合法、善意。
有限意思自治原则，主张合同准据法的选择必须与合同有一定的联系。
4．意思自治的方式
明示的意思自治，要求当事人对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明确的表示出来。
默示的意思自治，法官根据合同中的一些因素推定当事人已默示同意适用某一国法律。
二、客观标志说
客观标志说是指法院依照“场所支配行为”的原则以与合同有关的客观标志为依据，
确定合同的准据法。
在各国的立法与实践中，与合同有关的客观标志主要有：
合同订立地、合同履行地、当事人国籍或住所、物之所在地、法院地或仲裁地。
三、最密切联系说
（一）最密切联系说的概念与特征
1．最密切联系说是指某一法律关系在当事人没有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或选择无效的情况下，法院依据这一原则，在与法律关系有联系的国家中，选自一个与该法律关系本质上有重大联系，利害关系最密切的国家的法律予以适用。
2．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法律特征：
（1）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一种新的法律选择方法。
（2）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核心是通过对合同以及与合同有关的各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来寻找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3）最密切联系联系的原则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合同中最密切联系因素的判定方法
1．美国的合同要素分析法
2．大陆法系国家的特征性履行说。特征性履行是指法院根据合同的特殊性质，以何方的履行最能体现合同的特性来决定合同的法律适用。
第三节 我国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一、意思自治原则
二、最密切联系的原则
三、强制适用中国法原则
四、国际条约优先原则
五、适用国际惯例原则

Ⅱ 论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

违约责任，又称为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所应承担的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民事责任。违约责任制度在合同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合同当事人的意志之所以能够产生法律拘束力是以违约责任制度的存在为前提的。正是因为有违约责任的强制性作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意才能够象一把“法锁”一样拘束他们自己。①本文拟就我国《合同法》中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等问题作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一、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概述

违约责任中的归责是指合同当事人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债务的行为发生以后，应依何种根据使其承担责任。此种根据具体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例如，针对已经发生的行为，法律是以当事人的过错，还是以已经发生的违约后果作为判断标准，明确认定违约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该种明确责任的过程，即责任的判断过程，就是违约责任的归责过程。在归责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正确认定责任的一定的法律原则，即是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因此，所谓归责原则，乃是确定违约当事人的民事责任的法律原则。②各国立法对合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有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

合同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合同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时，以当事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作为确定责任的要件和确定责任范围的依据。过错责任原则最初产生于罗马法。公元前287年，罗马平民会议通过了保民官阿奎利乌斯提交的一项法案，即《阿奎利亚法》。这部法典中，明确规定了过错责任的内容，确定了“对偶然事件谁也不负责任”和“无过错则不受处罚”等原则。此后，在《阿奎利亚法》规定的基础上，通过法学家的学术解释和裁判官的判例，罗马法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备的主观归责体系。③大陆法系国家较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如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规定“债务人如无其他规定，应就其故意或过失的行为负责任”。

合同法中的严格责任原则，是指违约发生后，确定违约当事人的责任，不考虑当事人有无过错，即不考虑当事人主观上有无过错或过失，而是只考虑违约后果是否因当事人的行为造成的一种归责原则，其特点在于不考虑违约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只要当事人的违约行为与违约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违约责任即告成立。严格责任原则多为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如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规定，“如果合同的履行义务已经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构成违约”。

实践中，不同的归责原则的确定，对违约责任制度的内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直接决定着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当事人主观上的过错是违约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严格责任原则则一般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有过错为责任构成要件，尽管在某些情形下过错并不是在违约责任的归责中绝对不能考虑的因素。

第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决定着举证责任的负担和内容。通常情况下，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国家和地区的合同中，以违约当事人有过错为责任要件，即所谓有过错即有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但在诉讼中，为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减轻其过错举证负担，一般都采用过错推定的方式，即不要求非违约方举证证明违约方有过错，而是在查明违约事实时，即推定违约方有过错，使其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允许违约方就自己无过错举证，如果违约方能够证明自己对于违约没有过错，即可获得免责。采用严格责任原则的国家和地区的合同法中，由于不以过错为责任构成要件，违约方则无必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如上所述，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分别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但是，实践中，该两类原则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并非是相互排斥的。随着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交易关系的日益多样，造成违约发生的原因及违约所致的后果日益复杂，违约责任归责原则已呈现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以能够更好地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经济秩序。

二、我国《合同法》中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的有关规定

根据《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即“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我国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有着一定的发展过程。

众所周知，最早制定的《经济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由于当事人一方的过错，造成经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后来制定的《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对此有所发展，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采用了严格责任原则，如《民法通则》第11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也都是这样规定的。鉴于此，新《合同法》为统一立法和实践的不同理解和做法明确规定违约责任的归责采用严格责任原则，理由如下：

第一，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违约责任的构成仅以当事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为要件，违约方免责的可能性在于证明有免责事由的存在。因此，在诉讼中，非违约方只须证明违约方未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违约方如无证据证明有免责事由，则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由于不履行和免责事由均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存在与否的证明与判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此可以方便裁判，有利于诉讼。

第二，严格责任原则之下，有违约行为就有违约责任，有利于促使当事人严肃对待合同，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并防止在过错责任原则下违约方寻求无过错以逃脱责任的现象，增强当事人的责任心。

第三，严格责任原则更符合违约责任的本质。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的发生有着显著的区别。侵权责任一般发生在不存在直接联系的当事人之间，法律上要求侵权行为人承担责任就不应仅以损害发生为前提，在损害事实之外还应该另有理由，即可归责性。过错就是侵权责任的可归责性，只有对造成的损害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追究责任，才不至于不适当限制人们的行为，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侵权责任不同的是，违约责任是由合同义务转化而来的，本质上是出于当事人双方约定，这本身就使违约责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因此，合同责任理应严格。④

第四，符合国际上合同法发展的趋势。英美法系国家一向以严格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如德国也从过错责任向严格责任原则发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对违约责任同样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作为参加国，该公约已对我国生效。最近几年公布的由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法学家共同参与拟订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欧洲合同法原则》也都采用了严格责任原则。因此，我国《合同法》采用严格责任原则，既与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接轨，也符合国际合同立法的要求。

应当注意的是，《合同法》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原则上适用严格责任，但在《合同法》的分则中对某些特殊的情况则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如《合同法》第189条、第191条、第222条、第265条、第303条、第320条、第374条、第394条、第406条关于赠与合同、租赁合同、承揽合同、运输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等的规定。上述例外并未改变严格责任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中的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我国《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已经形成了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过错责任原则为辅的多元化的科学归责体系，既符合国际合立法的发展趋势，也更好地适应了保护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立法目的。

三、违约责任的免责事由

所谓免责事由，是指免除违反合同的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原则和理由。免责事由总是与一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联系在一起，它以既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为前提。由于免责事由的成立足以推翻根据责任构成要件所作出的责任成立的判断，所以，它实际上是对归责事由和责任构成要件适用的否定。⑤因此，对免责事由的限定是违约责任归责过程中一个主要的问题。

一般来说，免责事由可分为法定的免责事由和约定的免责事由。法定的免责事由是由法律直接规定，不需要当事人约定即可援用的免责情形，包括一般的法定免责事由和特别的法定免责事由。前者是指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不可抗力，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后者是指法律特别规定的其他免责事由。关于特别的法定免责事由，我国《合同法》的主要规定有：第311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有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394条第2款规定，“因仓储物的性质，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质、损坏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1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约定的免责事由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免除责任的情形，这种约定称为免责条款。原则上说，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不存在无效事由时，应承认其效力。但是，免责条款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否则无效。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伤害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第40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权利的免责条款无效。

应该说，我国《合同法》对免责事由的规定已形成体系，但并不能说完善，典型的如没有规定合同目的落空的免责事由⑥，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加以探索和研究。

Ⅲ 美国合同法的特点

美国没有合同法，但有《统一商法典》：
美国统一商法典
（1912年3月1日颁布 1912年3月1日实施）

第一篇 总则

第一章 本法的简称、解释和适用

第1—101条 简称
本法称为并可被引用为《统一商法典》。

第1—102条 宗旨；解释原则；通过协议改变本法条款的效力
1．本法应作灵活的解释和适用，以促进本法之基本宗旨的实现。
2．本法之基本宗旨为：
a．使调整商业交易的法律更加简洁、明确并适应现代要求；
b．使商业作法能够通过习惯、行业惯例和当事方协议不断获得发展；
c．使各州调整商业交易的法律归于统一。
3．在本法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本法各条款的效力可以通过当事方的协议加以改变。本法规定的善意、勤勉、合理和注意的义务，不得通过协议加以排除；但是，当事方可以通过协议确定履行这些义务的标准。所确定的标准不得明显不合理。
4．本法某些条款包含有“除非另有协议”或类似词句，这并不意味着未包含此类词句的其它条款的效力就不可以通过本条第3款所规定的协议加以改变。
5．除上下文另有所指外，在本法中，
a．单数词包含复数含义，复数词包含单数含义；
b．阳性词包含阴性含义和中性含义；在可以得到合理解释时，中性词包含任何词性的含义。

第1—103条 一般法律原则应作为本法的补充
在本法没有具体条款予以排除的情况下，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各项原则，包括商人法和涉及合同能力、本人和代理人、禁止反悔、欺诈、虚伪说明、胁迫、强制、错误或破产的法律，或其它使合同生效或失效的法律，应作为本法的补充。

第1—104条 不作默示废除之解释
本法是一部旨在统一其领域内法律规范的一般法。在可以合理避免的情况下，本法的任何部分均不应被认为被本法以后的立法所默示废除。

第1—105条 本法的地域效力；当事方选择适用法的权力
1．除本条后述另有规定外，如果一项交易同时与本州和它州或它国有合理联系，当事方可以协议选择本州法律或它州或它国法律作为确定他们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如果无协议，本法适用于与本州有适当联系的交易。
2．当本法下列任何条款对适用法作出规定时，应按条款之规定适用有关的适用法；相反之协议，只在所规定之适用法（包括冲突法规范）允许的范围内才有效：
债权人对已售出之货物的权利 第2—402条；
银行存款和收款篇的适用 第4—102条；
受大宗转让篇约束的大宗转让 第6—102条；
投资证券篇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第8—106条；
担保交易篇中有关担保权益之完善的条款 第9—103条。

第1—106条 灵活提供救济
1．应为使受损方尽可能地恢复到另一方充分履行义务时他本应达到的状态而灵活提供本法所规定的救济；但除非本法或其它法律另有特别规定，受损方无权就间接损失或特别损失取得赔偿，也无权取得惩罚性赔偿。
2．本法所规定的任何权利或义务，均可通过诉讼强制执行，除非设定此种权利或义务的条款另有不同的和限制性的规定。

第1—107条 放弃因对方违约而产生的请求权或其它权利
受损方可在签署并交付书面弃权声明后无对价地全部或部分放弃因对方违约而产生的请求权或其它权利。

第1—108条 条款的独立性
如果本法的任何条款或其对任何人或任何情况的适用被判决无效，此种无效不应影响本法的其它条款或其适用，除非此种无效必然导致该其它条款或其适用的无效。在此种意义上，本法的各条款是独立的。

第1—109条 标题
本法各条的标题均为本法的组成部分。

第二章 一般定义和解释原则

第1—201条 一般定义
除本法以后各篇为适用该篇或其任何一章而对下列定义作出补充定义或上下文另有所指外，在本法中，
1．“诉讼”包括反诉、反请求、债务抵销、衡平诉讼以及其它任何确定权利的法律程序。
2．“受损方”指有权获得救济的当事方。
3．“协议”指当事方事实上达成的合意。此种合意可以根据当事方使用的语言得到证实，也可以根据其它客观情况，包括本法所规定的交易过程、行业惯例或履约过程（第1—205条，第2—208条），得到推定证实。协议是否产生法律后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依本法条款予以确定；否则，应依合同法原则予以确定（第1—103条）。（请比较“合同”）
4．“银行”指任何从事银行业务的人。
5．“持票人”指占有凭票付款（或交货）或空白背书票据、所有权凭证或证券的人。
6．“提单”指由从事货物运输或递送业务的人开出的证明收到待运货物的单据，包括空运单。“空运单”指空运货物时能起到与海运或铁路运输提单相同之作用的单据，包括空运托运单或空运货单。
7．“分行”包括银行在外州或外国独立注册登记的分行。
8．对某项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指承担说服事实之审判员，使其相信该事实存在之可能性大于其不存在之可能性的责任。
9．“正常业务中的买方”指在不了解所售货物侵犯了第三方之所有权或担保权益的情况下以善意通过正常方式向从事该种货物销售之卖方买进货物的人。此处的卖方不包括典当商。所有在井源或矿源销售矿物或类似物质（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应被视为从事该种货物销售的人。“买进”既指用现金买，也指用其它财产交换或利用有担保或无担保之信用赊买，也包括依据前存买卖合同收取货物或所有权凭证，但不包括大宗转让，也不包括为担保金钱债务所作的转让，以及为部分或全部清偿金钱债务所作的转让。
10．“醒目”：任何条款或句子，如果其书写方式使作为其阅读对象的通情达理的人在阅读时不至忽略，即为醒目。印刷的大写标题属于醒目（如大写的“不可流通提单”）。表格中间的任何字句，如果使用较大字体或使用其它明显不同的字体或颜色，即为醒目。电报中的任何字句均为醒目。条款或句子是否醒目，由法院判定。
11．“合同”指当事方通过协议而承担的受本法或其它适用法约束的全部法律义务。（请比较“协议”）
12．“债权人”包括普通债权人、担保债权人、留置权债权人以及债权人的任何代表。此种代表包括代表债权人利益的受让与人、破产管理人、衡平法中的清算人，以及破产债务人或让与人之财产的执行人或管理人。
13．“被告”包括反诉和反请求中处于被告地位的人。
14．涉及票据、所有权凭证、动产契据和投资证券时，“交付”指自愿转移占有。
15．“所有权凭证”包括提单、码头收货单、码头收据、仓单或书面交货指示，也包括任何在正常商业或金融业务中足以证明凭证占有人有权利接收、持有或处置凭证或其所代表之货物的其它凭证。一项凭证要成为所有权凭证，它必须表示出，凭证系由货物保管人开出或是开给货物保管人的，并表示出凭证代表着由货物保管人占有的货物。此种货物必须或者是特定的，或者是特定的一批货物中具有种类物性质的一部分。
16．“过错”指不当行为、不履行义务或违约。
17．涉及货物或证券时，“种类物”指货物或证券的任何一个单位在本质上或根据行业惯例均与任何其它类似单位完全相同。在本法范围内，如果任何特定的协议或单据将不同种类的货物视为同种，则非种类物亦可被视为种类物。
18．“真实”指不存在伪造或仿造。
19．“善意”指有关行为或交易中事实上的诚实。
20．“执票人”指占有所有权凭证、票据或投资证券的人，且所占有的所有权凭证、票据或投资证券必须系对占有人或系对其指定人所开立，或系背书给该占有人或给其指定人，或系为凭票付款（或交货）式或空白背书式。
21．“兑付”指付款或指承兑并付款；或在信用证有规定时，指购买或贴现符合信用证条款的汇票。
22．“破产程序”或“破产诉讼”包括为债权人利益所作的财产总让与或其它旨在清算或重整债务人财产的程序。
23．“破产”指某人在正常业务中停止清偿债务，或在债务到期时无能力清偿，或被联邦破产法视为失去清偿能力。
24．“金钱”指由本国或外国政府授权或批准作为流通货币之一种的交换媒介。
25．一个人在下列情况下被视为已得到关于某一事实的“通知”：
a．他实际上已知道该事实；或
b．他已经收到有关该事实的通告；或
c．根据当时他所了解的各种事实和客观情况，他有理由知道该事实的存在。
一个人对某一事实实际上有所了解时，即为“知道”或“了解”该事实。“发现”或“得知”或含义相似的其它词句，指知道而不是有理由知道。通知失效的时间和条件，不由本法规定。
26．任何人如果在通知他人时采取了正常的合理的通知方式，即被视为已“通知”他人或已向他人“作出”通知，而不论他人是否实际上了解该通知。一个人在下列情况下应被视为已“收到”通知：
a．他注意到了通知；或
b．通知被适当地送至他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或送至因他的行为而使人认为适于接收此类通讯的其它地点。
27．涉及一项特定交易时，当一个组织内从事该交易的人注意到了该组织所收到的涉及该交易的通知时，通知即从该时起生效；无论如何，通知均从该组织行使适当勤勉时该人应该注意到该通知时起生效。如果一个组织具有合理的日常工作制度，使从事该交易的人能够得到所有重要情况的通知，并且该组织实际上也遵守了这些制度，该组织即行使了适当勤勉。适当勤勉并不要求为该组织工作的某个人在其正常职责以外去传送通知，除非该人有理由知道该交易并有理由知道该通知对该交易有重大影响。
28．“组织”包括公司，政府或政府机构，商业信托公司，遗产管理委员会，信托基金会，合伙或联合体，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共同或联带权益的人，或其它法律上或商业上的实体。
29．“当事方”系与“第三方”相区别，指从事某种本法所规定的交易或订立某种本法所规定的协议的人。
30．“人”包括个人或组织（见第1—102条）。
31．“假定”指事实审的审判员在没有得到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必须认定所假定的事实是存在的。
32．“购买”包括通过下列方式取得财产：买卖、贴现、流通、抵押、质押、留置、发行或再发行、馈赠，或任何创设财产权益的其它自愿交易。
33．“购买人”指通过购买取得财产的人。
34．“救济”指受损方通过或不通过法院而取得救助的权利。
35．“代表”包括代理人、公司或联合体的行政管理人员，遗产的受托人或执行人或管理人，或任何被授权代表他人作为的人。
36．“权利”包括救济。
37．“担保权益”指对动产或不动产附着物所享有的作为付款或履行义务之担保的权益。卖方在货物已发运或已交付给买方后所保留的对货物的所有权（第2—401条），效力上只相当于保留“担保权益”。“担保权益”这个词还包括第九篇范围内之帐债或动产契据的买方所拥有的权益。第2—401条中所规定的货物特定于买卖合同项下后买方对货物所享有的特殊财产权，不属于“担保权益”，但买方可在满足第九篇的要求后取得“担保权益”。租赁或寄售中所保留的所有权不属于“担保权益”，但当事方确有设立担保之意图时除外；在任何情况下，寄售均受有关寄售之条款（第2—326条）的约束。租赁交易的当事方是否确有设立担保之意图，应根据当事案件的事实确定；但是（a）购买选择权本身并不证明存在设立担保之意图；（b）如果协议规定，在满足租赁条件之后，承租人不需另外支付对价或只需支付形式对价即成为或可以成为财产的所有人，该项租赁中即存在设立担保之意图。
38．涉及书面材料或通知时，“寄送”指在支付邮费或传送费并正确标明地址后将书面材料或通知交付邮寄或通过任何其它常用通讯手段交付传送。涉及票据时，应按票据上注明的地址或另外商定的地址交付传送；如果无此种地址，则应送往在当时条件下为合理的地址。如果收到书面材料或通知的时间不晚于适当寄送时该材料或通知应该到达的时间，即可认为寄送适当。
39．“签名”包括当事方意图认证一份书面材料时所作的或所使用的任何符号。
40．“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41．“电报”包括通过无线电、电传机、电缆和任何机械传送方式或类似方式所传送的信息。
42．“条款”指协议中与某一特定问题有关的那一部分。
43．“无授权”签名或背书指未经实际授权、默示授权或表见授权而作的签名或背书，包括伪造的签名或背书。
44．“对价”：除涉及流通票据和银行收款时另有规定外（第3—303条，第4—208条，第4—209条），如果一个人在取得权利时同时作出下列行为，即为支付“对价”：
a．承担有关提供信用的有约束力的义务；或提供即期信用，不论该信用是否已被提用，也不论他是否有权在收款遇到困难时作出倒帐；或
b．将取得的权利作为前存请求权的担保；或将其用来全部或部分地偿付此种请求权；或
c．根据前存购买合同接受货物的交付；或
d．一般地讲，支付了足以支持简式合同的价值。
45．“仓单”指从事商业性货物存储业务的人开出的收据。
46．“书面”或“书写”包括印刷、打字或任何其它有意作出的可见记号。

第1—202条 第三方的单据构成初步证据
形式适当并注明为提单、保险单或保险凭证、正式过磅单或检验单、领事发票，以及其它任何经合同授权或要求而由第三方开出的单据，构成其本身之权威性和真实性的初步证据，也构成该第三方之单据中所陈述之事实的初步证据。

第1—203条 善意的义务
对本法范围内的任何合同或义务，当事方均须以善意作出履行或寻求强制执行。

第1—204条 时间；合理时间；“及时”
1．如果本法要求在合理时间内作出一项行为，当事方可以通过协议对此种时间作自由规定，只要所规定的时间不是明显不合理。
2．作出一项行为所需要的合理时间，应根据该行为的性质、目的和客观情况确定。
3．如果一项行为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作出，或当协议无规定时在合理时间内作出，该行为即为“及时”。

第1—205条 交易过程和行业惯例
1．交易过程指特定交易的当事方在此交易之前做出的，可被合理地视为构成一种当事双方共同的理解基础，以解释他们之意图和其它行为的一系列行为。
2．行业惯例指进行交易的任何作法或方法，只要该作法或方法在一个地区、一种行业或一类贸易中已得到经常遵守，以至使人有理由相信它在现行交易中也会得到遵守。此种惯例是否存在及其适用范围，应作为事实问题加以证明。如果可以证明此种惯例已载入成文的贸易规范或类似的书面文件中，该规范或书面文件应由法院解释。
3．当事方之间的交易过程和当事方所从事之行业或贸易中的行业惯例，或当事方知道的或应该知道的行业惯例，使协议条款产生特定含义，并对协议条款起补充或限制作用。
4．在合理的情况下，应将协议的明示条款与适用的交易过程或行业惯例作一致解释；如果此种解释不合理，明示条款的效力优于交易过程和行业惯例，交易过程的效力优于行业惯例。
5．协议中任何一部分内容之履行地的行业惯例，应作为解释协议该部分之履行的依据。
6．一方为证明某种有关的行业惯例而提供的证据，只有在该方曾已经适当地通知对方，使法院认为该通知已足以避免不公正地使对方感到意外时，该证据才可被法院接受。

第1—206条 适用于本法未另作规定之动产的反欺诈法
1．除本条第2款另有规定外，一项动产买卖合同，在救济金额或价值超过5000美元时，如果缺乏书面材料证实：当事方已达成买卖合同，且合同规定了价格或确定价格的方法，且合同规定了可合理辨认的标的，且被要求强制执行的当事方或其授权代理人已在合同上签名，合同即不可通过诉讼或抗辩予以强制执行。
2．本条第1款不适用于货物买卖合同（第2—201条），也不适用于证券买卖合同（第8—319条）和担保协议（第9—203条）。

第1—207条 在保留权利的情况下履行义务或作出允诺
明确声明保留权利的一方，即使以他方要求或提出的方式履约或允诺履约或同意履约，也不因此损害其明确保留的权利。“不受损害”、“保留异议”或类似词句，可以构成明确声明。

第1—208条 任意加速的权利
如果合同规定，一方或其权益继承人有权“任意”或“在他认为自己处境不安全时”或在类似词句所规定的情况下要求对方提前付款或履约，或要求提供担保物，或要求增加担保物，此种规定应被解释为，只有当他善意地相信对方付款或履约的前景已受到损害时，他才有权这样要求。证明缺乏此种善意的举证责任，由接到加速要求的一方承担。

第1—209条 债务的降位
债务人所承担的任何债务，均可在承担时以降位方式规定其清偿顺序次于该债务人所承担的其它付款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通过与债务人或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订立协议而对自己取得付款的权利作出降位。但是，在对抗该共同债务人或降位债权人时，此种降位并不构成担保权益的设立。本条应被解释为是对本条制定前所存在之法律的澄清，而不是对其的修改。

Ⅳ 急需答案：涉及违约的受损害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各国法律确定的制度有哪些这些制度的差异和共同点有哪些

合同法定解除权是法律赋予非违约方在其自身利益遭受违约方行为严重损害时得以采取的一种违约救济措施。由于此种救济将导致双方合同关系终止的后果，各国对其均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但在具体规定上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拟对各主要国家的合同法或判例法以及国际统一合同法有关法定解除条件的规定进行比较、评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合同的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以前，当法定的条件具备时，根据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消灭的行为。一般说来，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但在履行过程中，有时会产生某些特定情况。例如，由于对方当事人严重违约，从而使债权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达到，这样合同的存在对债权人来说已不具有实质意义，合同即使在以后能够被遵守，债权人的目的仍不能达到，因此应允许债权人宣告解除合同，从而使其从已被严重违反的合同中解脱出来，及时消除或减少因对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但是，这并不是说，一旦违约都可以导致合同的解除。如果对法定解除权不加以严格的限制，就会导致各种交易关系轻易的消灭，既不符合鼓励交易的目的，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甚至常常会损害合同双方的利益，特别是在一方虽已违约，但违约当事人能够继续履行，而非违约方愿意违约方继续履行的情形时，就应当要求违约当事人继续履行，而不能强令当事人消灭合同关系。因为在此情况下只有继续履行才符合当事人的订约目的，才能更好地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

鉴于以上考虑，对非违约一方的法定解除权，各国均规定了十分严格的条件和限制，但由于各国合同法律制度的不统一，各国的规定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拟对各主要国家的合同法或判例以及国际统一合同法有关法定解除条件进行比较、评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合同法》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英国

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将合同条款分为两类，一类是条件条款(conditions)，也被称为主要条款;另一类是担保条款(warranties)，也称为次要条款。当事人违反两类条款将会产生不同的后果。该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违反主要条款的，将会产生一种权利解除合同;违反次要条款的，将会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没有权利拒绝接受货物。合同条款的上述分类方法由于完全不考虑违约方违反特定合同条款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有多么严重，显得过于僵硬，在有些案件中可能引起不公正。但这种分类也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即具有确定性，双方当事人都可以事先知道违反某个条款必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如果一项条款未被制定法加以分类，法院依据该条款在合同中的重要性来决定其是一个主要条款，还是一个次要条款，其检验的标准是，是否一项特定的许诺涉及事情的根基，以至于如果不履行这项许诺，就会使合同其它部分的履行实质上不同于非违约方的预期。例如，同样是由于生病不能按时履行合同中的义务，在Poussard v. Spiers(1876)一案中，歌手违反合同未能如约参加演出，使整个合同无法履行，被告有权解除合同，另找他人代替原告，而Bettini v. Gye(1876)一案中，歌手未能如约参加排演，并不影响合同如约履行，原告仍然可以按约参加演出，所以被告不能解除合同。另外，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对条款进行分类，指出某些条款是主要条款，另一些条款是次要条款，这与(1979年货物买卖法)中的分类具有相同的含义。但在一些情况下，当事人的分类也不是决定性的。但一般而言，只要当事人清楚地说明了违反某个合同条款的后果，法院就愿意判决当事人的分类是有效的。

自从1962年的一个案例之后，英国法院开始承认那些无法归属的条款为“中间条款”。对于这类条款，法院主要考虑的是违反该条款实际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到足以根本性地破坏合同目的，从而决定非违约方是否有权解除合同。但是，在英国法院的实践中，还是首先要考虑所违反条款属于主要条款还是次要条款，再考虑违反合同的后果。如果前者可以明确，则再无必要考虑后者。

英国法院的实践中还有三种特殊的违反合同的情况：

一是预先违反合同;

二是违反合同只涉及分期履行合同中的一个小部分;

三是违反合同的结果并不影响实际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只是影响了合同的商业盈利性。

在第一种情形中，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预先声明他不打算履行合同义务，或者使自己处于一种不可能履行合同的状况，那么，对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且可以立即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也可以等待合同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再看对方当事人是否准备履行合同，如不履行的，再向法院起诉。此处赋予非违约方立即起诉的权利旨在使无辜的当事人遭受的损失尽快获得补偿。如果非违约方选择了等待对方履行，此时合同依然有效，而非违约方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可以产生一些合理的费用，在期限届满以后再以对方根本性违反合同提出解除合同和赔偿请求。对此英国的学术界与法官们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在对方当事人清楚地表明了预先违反合同的意图之后，履行合同显然是不必要的，由此而产生的费用也完全浪费了，而且也与受害方减轻损失的义务相矛盾。同时非违约一方也可能承担在期限到来时，他自己可能会违反合同，反而使原来违约一方获得了解除合同的权利。

对于分期履行的合同，当事人违反其中一次履行的行为，是否能够授权对方当事人解除合同，其实质上依然是决定该种违反是否属于前述的根本性违反合同目的，这要取决于每个案件中的合同条款和具体情况。比如买卖合同中，法院并不单纯考虑当事人违反合同所涉货物在合同规定的货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要结合具体情况决定该种违反的后果，从而判断是否构成了根本性的违反合同。

除此之外，还可能出现一种法定解除的可能，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他的主要义务，只是在次要的方面违反了合同，其结果并没有影响继续履行合同的实际可能性，只是在商业上，这样做不太合理，以致在事实上根本违反了合同。

(二)美国

英国法关于条件和担保条款的区分，对于美国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统一商法典》(下称U.C.C.)并未明确区分条件和担保条款。U.C.C.在第 2-703条和2-711条分别规定了买卖合同卖方和买方的各种救济，其中就有法定解除权的行使。第2-612条规定了分批交货合同的违约救济，并明确规定：“一批或多批货物，如果因不符合合同或存在其它违约而使整个合同的价值严重降低，即构成违反整个合同。”U.C.C.第2-610条则规定了“预前毁约”时非违约方的救济措施。美国判例法往往通过判断是否存在“严重违约”或“完全违约”来决定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能否成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因此， “严重违约”实际上就是非违约方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条件，而如何来决定“严重违约”又纯属一个事实问题，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据具体情况做出决定。

就合同的履行，依据不同程度通常可分为三种：

(1)完全履行;

(2)基本履行;

(3)严重违约。后两种履行情形属于违约行为。由此，决定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能否成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即是要决定该种违约属于基本履行还是严重违约。基本履行指当事人一方基本履行了合同义务，仅在履行中稍有背离。依据基本履行理论，如果(1)违约履行仅仅轻微低于合理期待的目标和(2)此种轻微背离非为恶意，则非违约方不能解除合同。所以法院需要分析事实，判定该履行行为是“基本履行”还是“严重违反”。美国合同法学者综合不同意见认为以下是法院判断“基本履行”或“严重违反”合同的依据：

(1)受损害一方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他所合理预期的从合同中应得的利益;

(2)受损害一方的损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适当弥补的;

(3)如果受损害一方终止履行，有过失一方在多大程度上会遭受侵害;

(4)有过失一方弥补过失的可信度;以及(5)有过失一方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善意”与“公平交易”准则。

美国法中没有“迟延履行”的概念，因此对于不能按时履行是否可以使相对方解除合同义务法院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美国法院在分析过程中通常首先要决定约定的履行期限是否构成一项先决条件(condition precedent)。一般来说，美国法院并不认为履行期限条款是一项先决条件。另外也可以考虑该种逾期履行属于上述“基本履行”还是“严重违反”合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在合理的时间内履行均属于“基本履行”。但如果合同明确规定严格按照预定时间履行非常重要，即“time is of the essence”，则按时履行是一项先决条件，违反这一条件将会使非违约方得以解除其合同义务。如果缺少上述的明确约定，在违约一方仅略迟于约定日期履行时，美国法院一般不愿就此使非违约方解除合同。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需要特殊对待。比如在选择权合同(option contract)的情形，一项期限为30天的选择权在第31天行使即为无效。又如虽然在合同中未明确规定，但合同标的物的特殊用途使合同双方均意识到按时履行的重要性，如一批圣诞礼物的买卖合同的履行就必须在节前履行。

美国U.C.C.在总结了英美国家的判例经验的基础上，明确采纳了预期违约制度。该法典第2-610条不仅肯定了美国判例确立的在明示预期违约情况下非违约方享有的选择救济措施的权利，而且还增加了非违约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权利。而为了准确地判定默示预期违约，U.C.C.第2-609条规定，当一方有合理理由认为对方不能正常履约时，他可以书面形式要求对方提供正常履约的充分保证。如果对方没有在最长不超过30天的合理时间内按当时情况提供履约的充分保证，则构成默示预期违约。由于单纯地预见到对方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并不意味着对方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美国法将提供保证作为其他救济手段适用的前提，消除了主观“预见”所带来的随意性，限制了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因而更为合理，值得我国借鉴。

(三)德国

《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于2002年1月1日生效，是自《德国民法典》问世以来最重大，最深刻的一次改革。

新文本第323条是关于双务合同情形法定解除权的特殊规则，它适用于双务合同中一切违反义务的情形，包括不给付、迟延给付和不良给付，且不再限于牵连性主给付义务，亦应适用于从给付义务或者其他附随义务，其中不良给付情况下的法定解除权是首次被引入到《德国民法典》中，第323条的适用范围显著扩大。该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必须为债务人指定一个适当的后续履行期间，并且期间必须届满未果。这是解除的一个要件;在第2款规定了一些免于指定期间的情形;第3款规定了以警告代替指定期间的情形;第4款规定了预期违反时的解除;第5款规定在单纯一部给付的情形，债务人原则上只能进行一部解除。只有在债务人对一部给付不具有利益时，其才可以进行总体解除。在不良给付的情形，以违反义务为不显著为限，债权人不得解除合同;第6款规定在债权人应对解除原因承担单独责任、或者承担主要责任时，或者在债权陷于受领迟延时，排除解除的权利。

新文本第324条规定，即使只是违反新法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不涉及给付的附随义务，债权人仍可以解除合同。依新法第324条解除合同，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

一、必须为双务合同;

二、必须违反新法第241条第2款的保护义务;

三、不能够苛求债权人信守合同。但在违反此种义务影响到主给付，并使给付不能依约履行时，适用新法第323条。

新文本第321条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在期间届满相对方仍然欠缺给付能力时，先为给付义务人可以解除合同。在此情形上，准用第323条。该条将旧文本中“财产在订约后明显减少”的不安抗辩权适用前提扩大为“欠缺给付能力”，借鉴了英美法系中的预期违约制度的适用前提，也与第323条所规定的预期违约制度相照应。

新文本第326条第5款规定：“债务人依第275条第1款至第3款不需要给付的，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对于解除，准用第323条，并且无需指定期间。”第275条第1款调整的是所谓“事实不能”，即根本就不能够履行给付的情形;第2款调整的是所谓“事实不能”，即给付虽然在理论上为可能、但却不会为任何理性的债权人所认真期待的情形;第3款则对应由债务人亲自履行给付、即专属给付的情形做出了特别的规定。

(四)CISG

CISG的第49条规定了卖方违约时买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该条第1款列举了买方可以解除合同的两种情形：(1)“卖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构成根本违约”;(2)在卖方不交货时，买方依据第47条规定的程序给了卖方履行的宽期限，而卖方在宽期限内仍不交货或他声明将不交货。类似地，CISG的第64条规定了买方违约时卖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列举了以下两种情形：(1)“买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构成根本违约”;(2)在买方没有按合同规定的日期履行时，卖方依据第63条规定的程序给予买方履行的宽期限，而买方在宽期限内仍不交货或声明将不履行义务，包括不接收货物或不支付货款。另外，CISG的第72条规定了在履行合同日期到来之前，当事人构成预期根本违约的条件，可以解除合同。第73条指出分批交货合同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其中任何一批货物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宣布合同对该批货物无效;若另一方断定今后各批货物履行也将根本违约，可宣告解除整个合同。

综合以上条款可知，CISG中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分为实际根本违约和预期违约)，二是当一方当事人的违约尚不足以构成根本违约时逾额外期限而不履行。

CISG没有采纳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将条款分为条件和担保的作法，而是通过确立根本违约这一制度，将合同后果与合同目的实现结合起来，以违约严重性来确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依据CISG第25条的规定，构成根本违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违约的后果使受害人蒙受损害，这里所述的损害(detriment)是广义的，包括了商业利益损失，标的物损坏，商业机会损失等多种情况;

第二，“以致于实质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此处所称“实质上”，意味着对当事人重大合同利益的剥夺，因此表明了一种违约后果的严重性：“以致于”则表明违约行为和另一方蒙受的重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三，违约方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预知会发生根本违约的结果。在这里，CISG为贯彻过错责任原则，采用了主客观标准来确定违约人的故意问题。

CISG规定以上三个必备条件严格限定了根本违约的构成，但有时也限制了非违约方法定解除权的行使。例如，违约人对结果的预知程度在不同的案件中是不同的，倘若违约人对结果的预知很少，甚至根本没有预知，而违约的结果实际上造成重大损害，在此情况下，因为违约方的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则非违约方仍必须受已被严重违反的合同的拘束，尽管合同的履行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也不能解除合同，这显然不妥。本来违约人能否预见，那是一个过错程度问题，不应影响到解除权的实际行使。所以CISG规定的“可预见性”要件，使其不如美国《统一商法典》仅根据具体违约程度来确定是否可解除合同，更有利于保护非违约方。

第72条在预期根本违约时非违约方可宣布解除合同，在执行中更应慎之又慎，既要“明显看出对方当事人将根本违约”，又要履行该条第2款规定的通知程序，否则属不适当地解除合同，导致非违约方可能不仅在履行期到来时应该接受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履约，同时还要承担本身构成根本违约的风险。该条第3款是关于明示预期违约的规定，大致相当于U.C.C.第2-610条的规定。所不同的是CISG仅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要求对方作出保证，而并未如同美国法那样，将其列为其它救济手段的前提，这就可能会导致解约权的滥用。

按照CISG第47条和第63条的规定，对方当事人的迟延履行实际上赋予了非违约方一项选择的权利，从字面意义上讲，他可以不利用宽限期程序，直接宣布解除合同，也可以给出一个宽限期，逾额外期限不履行，再解除合同。而从功能上讲，这两项条款正是为了确定在迟延履行在哪个时间点才构成根本违约，从而确定非违约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时间。这种宽限期程序使等待履行的非违约方消除了相对方逾期不履行是否足以构成解约权的不确定性，减轻了非违约方可能承担的不当解除的风险。

(五)中国

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法定解除的条件。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5)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形。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主要参考了CISG的作法，规定法定解除的条件主要为预期根本违约，实际根本违约以及逾额外期限仍不履行三种情形，采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说法，抛弃了预见性理论主观标准，减少了因此而造成的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现象以及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因素。

一般而言，预期违约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特有的合同法制度，而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合同法的一项特有制度。我国《合同法》充分借鉴了这两大制度以及CISG行之有效的经验，对预期违约制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也有人认为我国同时规定这两种制度有重复规定之嫌。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混淆了这两种制度。它们虽然相似，但也有显著的区别，如二者产生的前提条件不同，依据原因不同，救济方式不同。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可以使债权人在不同的情形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救济措施，从而加强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另外《德国民法典》新文本也同时规定了这两种制度，从实例的角度说明我国《合同法》这样立法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合同法》将不可抗力单独列出作为一项法定解除的条件。一方面从各国立法看，各国均未将其单独列为一项法定解除的条件。如《德国民法典》新文本仅在第326条第5款的规定在给付障碍的情形下，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英美法系国家则用合同落空原则解决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问题，确认合同解除。但这种解除不经过当事人的解除行为，而是由法官裁决。CISG规定非违约方仅在不可抗力导致出现公约法定解除的情形下才可以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法定解除作为一项违约救济措施，其发生的基本条件是违约行为本身，而不是引起该违约行为的具体事由。因此在不可抗力引起一方根本违约或逾额外期限不履行的情形时，非违约方的法定解除权并非源于不可抗力本身而是源于不可抗力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因而无论从各国的通行作法还是从法定解除自身内涵看，均没有必要将不可抗力单独列为法定解除条件之一，我国将其单独列出不利于法定解除立法体系的简洁和明确，容易引起混乱。

从立法结构上看，我国法定解除及其条件被规定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一章中，这种安排也是比较独特的。如前所述，合同法定解除根本上是非违约方的一种救济措施，是法律赋予非违约方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保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它与损害赔偿，实际履行等相并列而存在。CISG、PICC、PECL及U.C.C等均将法定解除规定在违约补救部分。我国的作法实际上是舍本逐末。合同法定解除导致合同终止，但其更重要、更核心的意义在于为非违约方提供了一种救济措施。所以我国应仿效各国通行的作法，将法定解除及其条件规定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或救济措施专章中，这样更符合法定解除的本质，更有利于其在社会经济交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结束语

比较以上各国立法和判例，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法定解除直接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合同终结的法律后果，所以非违约方仅仅有权在严格的法定条件下宣告解除合同。因此，确定法定解除条件是否成就非常关键。各国均以不同规定确立了具体的法定解除条件。我国统一合同法以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标准，借鉴CISG的作法，将合同后果与合同目的实现结合起来确定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较以前三部合同法来讲，已是向前大大迈了一步，但仍显得太笼统，在实践中因现实情况的复杂多样而显得操作性不强，对于具体情形下当事人是否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往往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又因立法体例的不清晰，使作为一项违约救济措施的法定解除权不能为当事人有效利用。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不同情况下的违约制订更为具体详细的规则，通过完善立法结构和相关法律概念，明确合同法定解除条件。这样，一方面可使合同双方预知何种违约行为将导致合同法定解除从而在履约过程中谨慎行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合同的法定解除，达到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使非违约方在合同法定解除条件成就时充分利用法定解除这一救济措施来减少因对方严重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也可以使违约方在条件未成就时，有效地阻却非违约方不当地行使解除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Ⅳ 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合同法秩序--《英美法对价原则研究:解读英美合同法王国中的“理论与规则之王”》

——这一问题通常包容(subsume)在对价的标题之下。 ——麦尔文．埃森博格(Melvin Eisenberg) 既然合同法的中心课题与使命就是实现和执行当事人未来的允诺，那么我们所期望的合同法秩序的建构也就只能围绕允诺的实现和执行问题展开。当然，这种合同法秩序的具体设计还需要有一个价值衡量的标准以决定“何种允诺或合同才是可以实现和执行的?”反映在理论上就是所谓的合同的约束力根源的问题。从罗马法到现代英美法与大陆法，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承认单纯的允诺或协议能够执行，罗马法强调裸约(num pactum)不可执行，英美法也一直把“单纯的允诺不能执行”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就已经过去的人类历史而论，我们并不希望执行所有的允诺，法院也从未对所有的允诺给予执行。因此，科宾便作出了如下著名论断： 在法律体系中有一个被称为合同法的部门，其为之努力的，乃是实现允诺所产生的合理预期。法律并非致力于实现所 有由允诺产生的预期，其所要实现的必须是合理的预期。迄今存在的一切法律制度中，没有一个承认所有的允诺都能够强制 执行……一个允诺必须伴随某种其他要素，才能够被强制执 行。这似乎在所有的法系都概莫能外。现在讨论的问题便是此种其他要素之为何物，即一个允诺必须伴随什么事实才能在法律上强制执行? 比较法学家海因．克茨教授的论断具有同样的穿透力： 实质上，合同约束力根源的问题就在于追问“合同为什么可以约束当事人?”，即合同约束当事人的理论基础和依据何在?这历来都是合同法历史与现实中的重大问题(great questions)之一。自罗马法以来，合同约束力的根源都能在现实制度中找到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支持，只不过随着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以及合同约束力的逐步扩张，有关合同约束力根源的理论也呈现多样化的局面，这就需要我们在多样化和复杂性中作出评价、辨明优劣，不致在现实的制度选择中迷失方向。当然，有关合同约束力根源的理论探讨在两大法系同样重要和繁多，但近几十年来，英美法中的合同约束力根源的理论研讨的热烈程度要远甚于大陆法国家，它一直是英美法上的“一个重大的理论热点”。我认为，造成此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是两大法系看待问题之思路上的差异。大陆法将合同的约束力的根源作为合同得以执行的抽象的理论基础或合同法的理论前提，因此，此问题便成为一个十分抽象且没有太多现实意义的问题。但在英美法系，情况则完全不同。英美合同法中的对价原则、允诺禁反言原则等都并非单纯的理论前提或理论基础的问题，他们直接决定当事人的允诺可否执行，是允诺或合同得以执行的标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或许也是英美实用主义哲学的实际体现。也就是说，在大陆法中，合同约束力根源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在英美法，合同约束力根源既是重大理论课题，也是重大的现实课题。对于这一点，高德利教授在论述原因和对价的区别时，也说得很清楚：原因理论主要是一个理论性胜于实践性问题，其与现实的允诺的执行几乎无关，对现实没有任何的效果。对价原则则完全相反。普通法法官从不抽象地追问人们为何作出允诺，也从不关心创造一个内涵一致的对价定义，他们的任务是非常实际的：限定违诺赔偿之诉(assump咖)中可执行的允诺的范围。即区分可执行的允诺与不可执行的允诺。可见，在英美法的语境中讨论合同约束力根源的问题并非只是“理论作秀”，更是在思考和关切现实生活中当事人的允诺可否得到执行和实现这一实践性问题。 当然，从具体内容上来看，合同约束力的根源可以包括书面和要式口约等形式主义原则、意思理论、原因理论、信赖理论、公正效率理论和对价原则等等。下面择要而述： 1．形式主义原则。源自古罗马法的形式主义原则是指合同的约束力来自于要式口约和书面等特定的形式要件，当事人追求什么目标无关紧要，只要其协议符合了特定的形式要求，便可以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从而受到法律的保护。罗马法形式主义传统的影响十分深远，后世法律在合同约束力根源的问题上也不乏形式主义尊崇者。此种对协议之外的形式的注重和崇拜，成就了人们对合同约束力的主观认同和合同交易秩序的形成和延续，他们在思想和实践中不停地重复着自己的信仰：合同或协议的约束力的根源和基础就在于其所采取的外观形式。 2．意思理论。意思理论(wiu ulcoIy)是能体现大陆国家私法特征的核心理论。作为合同约束力根源的意思理论，是指合同之所以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是因为合同是当事人自由意思表达的结果，当事人既然同意订立一个合同，那么法律就会保护其自由的意思和此种自由意思所达致的结果。法律赋予合同约束力的目的在于承认允诺人的意思自治，保护其自由意思的效果，这是对“合同法重在尊重和保护合同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这一主题的确认。 3．信赖理论。相较于形式主义原则和意思理论，信赖理论是相对晚进的合同约束力根源。从渊源上讲，信赖理论的出现在于补救对价原则之不足。因为根据传统的英美法的规定，作出一个无偿允诺的当事人可以不受该允诺的约束，因为其中缺乏相应的对价。但因缺乏对价而免除允诺人责任的做法却并不总是正确，尤其是在受诺人基于对该无偿允诺的信赖而从事了一定的行为而使得自己遭受损害的情形。因此，法院创设了一个新的合同约束力根源理论：信赖理论。要求无偿允诺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不得违反其无偿允诺，以保护受诺人的合理信赖。在英美法中，信赖理论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的“允诺禁反言原则”(docoinc Of promissory estoppel)。 4．实质公正和效率理论。作为合同约束力根源的实质公正和效率理论主要是一种抽象意义上和价值层面上的合同约束力根源的判断标准，所以又被称以标准为基础的理论。它是指合同之所以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是社会的实质公正和经济效率的价值使然，也就是说，只有让合同具有约束力才能实现公正和效率的价值目标。例如，由于意思自由受到了限制，因此根据意思理论，格式合同一般应当是无执行力或无约束力的。但为了社会的交易效率、人们生活的正常进行和效率的最大化。现代社会的法律往往仍然倾向于承认效率价值支持下的合同约束力。 尽管著名比较法学家冯。梅伦(Von Mehren)教授曾经指出：现代英美法和大陆法在规定允诺或合同执行与否(即合同约束力的根源)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技术运用。英美法主要通过两种技术来决定哪些允诺可以或不可以执行，一种是直接的立法规定，如反欺诈法的具体规定等；另一种则是间接的、抽象的、一般的对价原则的规定来(缺乏议价交换的内容)来决定允诺的执行与否。大陆法则只运用第一种直接规定的技术来解决。但此种差别展现的似乎只是两大法系在合同约束力根源问题上的表象的“规定技术”问题，并没有从实质的思想内涵与理论取向的视角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其实，在笔者看来，对不同类型的合同约束力根源的倚重决定了一个国家试图建立不同类型合同法秩序的思想倾向：重视书面要素和标准的合同法塑造的是一种具有宗教神圣性的形式主义合同法秩序和信仰；重视意思标准或要素的合同法塑造的是一种个人解放思潮下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合同法秩序和理念；重视效率标准或要素的合同法塑造的则是一种经济效率至上的合同法秩序和思想。 一直以来，对价原则都是英美法中合同约束力的核心根源。或者如法恩思沃斯所说是英美法中允诺执行的唯一的一般性根据(generalbasis)。而除此之外，上文所列其他类型的合同约束力根源从来没有成为过允诺执行的一般根据，这是因为：形式主义理论是一种源于罗马法和早期英国法的古老的约束力根源，在后来逐渐式微，在英美合同法中没有获得过显赫的地位；意思理论则一直是大陆法合同约束力的核心根源，体现的是一种理性主义哲学观念和形而上的合同价值观，与英美实用主义哲学和客观合同理论格格不入；信赖理论不管是在大陆法还是在英美法中都只是一种“时髦而不实用”的新型合同约束力理论，没有获得正统的名分；而效率理论和实质正义理论则都因为其过分的抽象性难以成为注重具体允诺或合同的执行与否的英美法合同约束力根源。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价理论仍然是英美合同法中的统治性理论，是决定允诺或合同能否执行的第一位的标准(或者说是英美法中最为核心的合同约束力根源)，英美法中合同有否约束力主要还是依靠有没有对价来加以判断。由于允诺的执行问题几乎构成了合同法的全部问题，所以对价原则便成为合同法中的核心理论、原则和制度，是合同法王国中名副其实的“理论与规则之王”，支配着整个英美合同法内容和体系。所以，对价原则才会被学者称为“合同这架庞大机器的平衡轮”(吉尔默语)。 总之，对价原则(doctrine 0f consideration)是现代英美法的核心原则和理论，它不仅决定了当事人的允诺能否执行，即当事人间的合同有否约束力这一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型构了整个英美合同法的理论和制度体系。因此，对价原则是英美法学者所应当关注的焦点和中心，研讨英美合同法似乎很难绕开对价原则这一重要命题。对对价原则这一合同约束力根源的倚重，决定了英美国家的合同法秩序和价值将与早期罗马法和大陆法国家的合同法秩序截然有别。不管是合同的成立、合同的执行、违约责任等具体制度上还是合同法的整体价值和理论取向，都因为对价这一核心理论原则的贯穿而展现出了自己的特殊性。毫无疑问，对作为英美法合同约束力核心根源的对价原则的研讨将深化我们对英 美合同法理论内涵和制度设计的把握。

Ⅵ 合同自由原则的详细解释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概念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合同自由的含义；具体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一）缔结合同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此种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缔结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与其相分立。例如，在现代社会某些公用事业服务领域不存在竞争，公用事业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以标准合同方式从事交易时，消费者则别无选择。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享有选择订约伙伴的自由，但他们毕竟享有订立契约的自由。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和缔结合同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也正是这种区别，使我们看到，要真正实现该项自由，必须以市场交易中有大量的参与主体存在为前提。因此，这项自由能否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关键在于有一个充分的完全竞争市场存在。
（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2]因而，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古代法律曾经十分注重合同的缔结形式及程序，如古罗马法对买卖的仪式做了具体规定，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3]
二、我国合同自由原则适用的现状
合同自由原则以人为本位，诚实信用原则以社会为本位。所谓诚实信用，其本意是自觉按照市场制度中对待的互惠性原则办事。
（一）在合同成立前，规定先合同义务
传统民法认为，只有合同成立后双方当事人才互负权利义务。而现代合同法则规定合同成立前，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形成“合理信赖利益”由此派生出相应的协作、通知、照顾、保护及保密等附随义务。[4]这种附随义务在合同订立阶段称为先合同义务，违反此义务的当事人应承但缔约上过失责任。新合同法第43条对保密义务的规定便是典型的先合同义务，第42条则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
（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规定附随义务
新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又规定：“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三）在合同终止后，规定后合同义务
传统民法认为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而现代民法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更周到的保护当事人利益，创设出后合同义务。如新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作、保密等义务。”诚实信用原则有效弥补了合同自由对合同正义背离的不足，因此，诚实信用原则被奉为“帝王条款”而得到遵守。
三、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具体制
（一）强制性缔约
今世界各国的合同立法、学说、判例中，默示条款，格式条款，合同形式的特别要求等，使得契约自由原则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中对传统契约理论冲击最大的当数强制性缔约 的 出现。强制性缔约是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应对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 换言之，合同一方当事人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这就使得契约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要约负有必须承诺的义务，即强制缔约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定的，是法律对合同自由的限制。
在实际生活中，强制性合同对合同自由进行了两种不同程度的限制。其一，使一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自由受到限制，即对他人提出订立合同的要约无权拒绝。比如存在于公用事业的强制缔约，邮政、电信、电业、自来水、铁路、民航等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客户或用户的合理使用要求。 其二，选择对方当事人的自由受到限制，即一旦当事人决定订立合同，他无权选择合同相对方当事人。比如房屋出租人出卖房屋，承租人凭借优先购买权向其发出购买要约。前者被称为绝对的强制合同，因为在此情况下，法律直接为一方当事人设定了另一方提出的要约必须承担的义务。后者被称为相对的强制合同，因为此时法律规定只有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的要约才负有必须承诺的义务。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中国既要发挥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要实行国家干预，宏观调控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各种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利用强制缔约来限制合同自由的目的也在于此。由于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实力强弱相差悬殊，信息不对等方面的影响；还由于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实现的最大化。结果很可能会造成个人利益之间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弱者利益无法实现，导制社会不公正。而国家干预合同订立过程，干预合同自由原则，发挥社会协调平衡能力，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的最大公平。强制缔约义务在我国民商事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定。如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的通常、合理的要求。”这里对从事公共运输承运人设定强制缔约义务，主要是由于这些承运人往往具有独特地位，以及提供的服务具有公用事业的性质，旅客和托运人除了这些承运人之外，无法找到别的合适的合同当事人，即合同当事人无法选择另一方当事人的自由。如果不强制这些承运人与旅客订立合同，就会导制整个社会秩序的紊乱和经济生活的非正常进行，无法保护广大的弱者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角色。这种强制缔约义务规则，对于实现社会公平和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现代经济 社会的高速发展。
（二）格式合同制度
格式合同条款是我国合同法新增加的一种规则条款，其实质是方便合同订立，节约交易时间和交易成本，规制合同自由，实现公平正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格式合同又称标准合同，一般是指由具备特定条件的一方当事人依法向不特定另一方当事人发出固定形式的要约，并且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当事人无差别地完全接受，以此来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格式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协议，它在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方面除遵循合同法一般规则外，它还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格式合同内容一经确定下来，便平等地无差别地适用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当事人，不再与另一方当事人协商合同内容的增减变化；第二、格式合同的内容和形式是相对固定的，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另一方当事人只有两种选择，即接受或拒绝。格式合同的产生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机械化、工业化的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领域的扩大，使许多商品采取机械化制造，大宗交易方式，由于各种交易活动的不断重复运用，逐渐使某些合同条款固定下来，演变成今天的格式合同。它的出现适应了现代化经济生活需要，为经济交往提供了方便：⒈ 格式合同订立手续简便，程序快捷，顺应了现代化生活的快节奏；双方当事人不需要为订立合同内容而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只需要提供格式合同的相对方当事人对格式合同内容进行审查。这种合同的存在，使订立合同过程成为一个合同审查过程而不是繁琐的合同制订过程，有效地减少合同当事人之间进行合同签订的时间，降低合同当事人的签约成本； 同时另一方当事人通过对合同内容是否合法，有关免责条款，违约责任条款等规定是否适当，双方权利义务是否明确、公平，具有可行性和可诉性等方面的审查，以保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平、平等，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⒉ 这种格式由于是由各经济主体在商业实践中得出来的，经常使用于商业贸易和商业服务中，其各条款漏洞少，能切实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⒊ 格式合同作为要约形式其内容一经确定，便相对稳定，任何不特定的另一方当事人不能加以更改，对格式合同不加拒绝的所有被要约人都平等地无差别地按照格式合同的规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给所有的相对人平等无歧视的待遇，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由此可见这种格式合同很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它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
格式合同主要是限制另一方当事人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将合同的内容提前制订好了，相对方只能表示接受或拒绝，这个合同，而没有与提供格式合同那一方进行协商修改合同内容的自由，这样看起来也是限制合同自由，而实际上只限制相对方订约自由，相对方除了接受或拒绝合同外，别无选择，这就会造成一种形式上的公正，而实际上，一方受到另一方，特别是当其中一方当事人为了生活、生产而必须购买另一方当事人的商品或服务时，而面对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有不利于自己利益实现的条款，如果不与另一方签订合同而与另外的当事人签订合同，就可能会因路途遥远、开支增加、提高成本，而得不偿失。而只有接受另一方当事人的格式合同。笔者分析认为：这种格式合同是在国际或国内经济贸易交往中逐渐形成的订立合同的形式，国家并没有干预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由行为，其实质还是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肯定。但是这种格式合同很可能成为强者对弱者控制的表现。在原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其实力不对等的合同当事人，无限制的契约自由，但这种不公正现象在垄断阶段表现得更为强烈。那么在现代社会如何在实行合同自由的同时，力求避免这种不公正现象的存在，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笔者认为，法律应对格式合同进行规制，这是必经途径。而且，在欧美一些国家先后通过立法和判例的方式，利用强制性规定干预合同订立的全过程；有的国家还赋予法官对格式合同效力认定给予自由裁量权。
（三）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的理论发源于德国，后被各国立法，判例及学说接受。它的基本含义是，在合同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除给付义务外，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旨在辅助当事人实现其利益和各种通知、协助、照顾、保护、保密等义务。附随义务突出表现为合同义务的扩张，不仅不用当事人意思表示直接进入合同中，作为合同义务的一部分；而且现代合同法已以仅仅保护成立并生效的合同，改变为对合同以谈判、订立、履行至终止全过程的调整，突破了传统合同自由原则关于合同内容即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必须当事人双方合意，否则无效的规定。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经济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高速发展，资本迅速集中，继续推行绝对的合同自由对实力相差悬殊的各经济主体是绝对的不公平，其所谓的合同自由只能成为以强凌弱的保护伞，社会评价、伦理、利益与实质正义而不顾，越来越难于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6]毕竟合同自由原则是以人为本位，鼓励人们积极地利用合同实现自我意志，为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如何达到双方当事人自身利益的实现，又能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使单纯依合同自由原则形成的合意或对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原则被打破了。诚实信用原则以社会为本位，追求衡平正义，要求人们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对合同自由原则起到了引导和限制的作用。
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结合，适应了现代社会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过程，从价值趋向与社会价值趋向结合的新潮流。[7]合同自由原则除了对市场经济起积极作用外，它所带来的许多不合理现象，实际上的不平等，当事人可能滥用权利，尔虞我诈等，也因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而风光不再。诚实信用原则不仅要求人们在进行交易时诚实不欺，恪守信用；更重要的在于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要求当事人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事人不仅需要按照当事人的自由意思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履行合同，而且还要承担双方当事人自由约定合同内容之外的随着合同的进展，而逐渐产生的附随义务，虽然合同未作约定，当事人仍应履行，从而突破了合同自由原则的要求，变成了对合同自由原则的一种限制和约束。附随义务依诚实信用原则而确立，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突破，对现代社会有其重大意义：首先，合同义务由约定义务向附随义务的扩展，使合同义务本身趋于完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加具体明确。其次，附随义务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合同自由观念，使合同法理论进一步完善，具有可操作性。再次，附随义务要求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交易中，更加尽力注意义务，使交易目的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达到当初订立合同的预期目标；同时，使当事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最后，附随义务的发展，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交易环境更加公平、合理，更大地促成交易，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既然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附随义务制度对现代社会有其重要的作用，那么作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正在推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就更应当制定附随义务制度。现今，我国合同法已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虽没有明确规定附随义务制度，但其附随义务所表现的先缔约合同义务，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等已分别在合同法中作出了规定。[8]如，一方当事人负有对有关对方当事人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告知义务：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再如，一方当事人履行债务时，应当合理顾及对方当事人和标的物的状况，不仅要承担严格履行自己的合同的义务，而且要配合对方履行义务；承担给对方履行义务时提供便利条件的协助义务。附随义务是现代合同法中十分活跃的因素，在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中，以合同为核心的交易活动日益频繁复杂，正确认识把握附随义务，重视并实践附随义务，对于促进交易，发展经济，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国外合同自由原则适用的情况
（一） 从历史发展来看
在西方合同自由原则经历了一个从鼎盛到衰微的过程 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订立合同。即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订立合同，自由地选择缔结合同的对象，并可自由地同对方当事人商定合同的内容和确定合同的形式。当事人间自由地订立的合同被视为具有法律的效力，不仅是当事人履行的根据，也是法院裁判和仲裁机构裁决的依据。合同自由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在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罗马法中，已经包含了合同自由原则的雏形。
在古罗马共和时代，已有了合意契约这一特别名称，罗马市民法所承认的合意契约包括买卖、租赁、合伙和委任四种。[9]19世纪，在法国注释法学派和德国潘德克吞法学的影响之下，绝对的合同自由成为近代合同法的根本原则。在合同自由原则形成的过程中，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其提供了经济理论根据，而18--19世纪的理性哲学则为其奠定了哲学基础。《法国民法典》被公认为是明确规定了合同自由原则的第一部近代民法典，而被誉为“优良的法律计算机”的《德国民法典》，“使在法国最初出现的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等口号获得了更丰满的理性血肉，”英美法也逐步形成了以对价为中心的“纯粹契约理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原料的取得，商品的流通，工人的雇佣，都必须通过合同，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不仅保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发展，而且交易安全也可以得到维护，因为当时的交易主体经济实力差别不大，其经济地位相对平等，国家可以采取放任的政策，允许他们自由地缔结合同，也不至于给经济秩序带来大的震荡，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正，而且主体间并不显著的经济实力差别，因为交易地位经常地互换而被抵消，从而使交易安全得已维持。[10]因此，合同自由逐步为合国立法所确认，成为近代合同法的基本准则。合同自由原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显示出了它强大的几生命力，并创造出达到顶峰的好记录。
（二）20世纪以来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垄断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导致其控制了合同内容的决定权，非垄断企业等其他合同当事人只有“要么接受，要么走开”的自由，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产生了合同结果的不公正。垄断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宁愿降低产量，提高价格，从而也侵犯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资本主义国家除了采用计划等宏观调控手段外，还颁布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专门的法律、法规，以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随着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和消费者群体的出现，繁琐的合同订立程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于是出现了定式合同，定式合同因其手续简便，节省交易成本和交易时间，效率高的优点而成为经济交易中广泛使用的交易工具，美国的定式合同就占合同总数的95%以上。定式合同既是为了避免单独订立合同造成不公平而产生的，又可能产生新的社会不公平，定式合同的拟定者可以将不利于合同相对人的条款写进合同中去，使其利益受到侵犯，于是，各国均借助于立法对不公平合同条款进行规制，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正义重新在合同法中取得了适当的地位，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合同法规范。定式合同的普遍采用使合同相对人丧失了确定合同内容、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立法对不公平合同条款的规制使定式合同拟定人的自由权利受到限制，这些都使合同自由原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针对合同自由原则在现代合同法中的衰落状况，1974年，美国著名法学家格兰特?吉尔莫出版了《契约的死亡》一书，惊呼契约和上帝一样，已经死亡。[11]实际上，所谓“契约的死亡”，只是如日本法学家星野英一讲的世纪确立的古典契约概念、契约法在现代正发生着重大变革。前面所说的衰落、死亡这些口号不过是这一重大变革潮流的表现。而合同自由原则从鼎盛到衰微的原因，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和交易安全，使合同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本世纪70年代以来
新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复兴，合同自由原则再次行到重视为根据，来论证应将合同自由原则作为我国合同法的首要原则，言下之意，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在西方经济学中存在新自由主义学派是实，而合同自由原则在现代合同法中的衰落，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关于新自由主义，林岗教授针对我国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情况指出：
有些人甚至对带有鲜明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色彩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也公开膜拜，对“改革理论”也大肆吹捧，就是这种错误思潮滋长的典型例证，已故的陈岱荪教授生前也撰文指出：“在这个时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只能是国家干预主义学派，而不可能是新自由主义学派。”“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与时代潮流不合，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影响不大”。因此，以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学派为根据将合同自由原则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是不恰当的，以所谓“合同自由原则再次得到重视”来论证应将合同自由原则作为我国合同法的首要原则更是毫无根据的。
五、对我国合同自由原则适用的意见
（一） 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出发
在我国所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许不适当地抬高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地位。为了矫正“市场失灵”，保护交易中的弱者，实现交易公正，维护社会利益，国家必须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限制合同自由，以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准确确定合同自由的地位，限制合同自由原则，就是在合同法领域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体现。可以说，如果没有合同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没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高效率，而如果没有国家干预，片面抬高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阻碍经济的发展和高效率的实现。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然而从一开始，’美国政府就没有听任过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相反，为了克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间题，加速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采用了强有力的非市场经济的干预手段来控制经济的发展”。可见，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
（二）从我国现有经济水平出发
我国正处在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时期，市场主体的行为有待于规范，为了保障正常的交易秩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必要加强国家干预，限制合同自由原则。比如限制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形式选择的自由，不论是将书面形式作为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还是将其作为证据上的要求，都对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预防争议，减少不必要的纷争，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有积极的意义。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合同形式主义的复兴‘“越来越多的合同被要求必须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一些合同（尤其是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合同）被要求必须予以公告，否则便不得对抗第三人。”。而我们又何以在统一合同法制定过程中主张“不规定合同的法定形式，使当事人对合同形式有选择的自由”呢？东施效颦，不仅没有结合自身的实际，也没有真正学到别人的东西。
（三）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出发
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决定了不应该将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抬高到不适当的水平。在西方国家合同自由原则已经衰落的今天，我们若反而要抬高其地位便显得不合时宜。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可以通过它与合同法的其他基本原则的关系反映出来，合同法究竟应包括哪些基本原则，学者的论述很不一致，笔者拟通过多数学者赞同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的地位及其与合同自由原则的关系来揭示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

Ⅶ 合同的解释及其方法

论合同的解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乔新生

关于合同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125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这一规定实际上同时采用了意思解释（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以及诚实信用解释等多种解释原则。它对于我国司法活动中判断合同条款所蕴含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由于法律条文将诸种解释罗列规定，在遇到具体合同条款时，有可能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因此，明确合同各解释原则之间的关系，对正确适用法律，解决合同中的纠纷具有重大的意义。

合同的解释原则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文本解释和意思解释。所谓文本解释是按照合同条文的语言表达方式对合同进行的解释。合同是由文字或语句表现出来的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通过对语句或文字进行惯常的逻辑意义分析，解释合同中的内容。例如，合同中出现“责任”一词，依照通常的解释，应为“负责”之意，而在合同中出现，能否解释为法律上的责任，进而理解为违约责任？从文本解释的原则上来分析，将合同中的“责任”解释为违约责任是大有问题的。从合同的语句上来看，“双方当事人都应当对合同承担责任”是一个空泛的要求，它不具有任何意义。当事人不可据此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它只是对合同的履行进行的一种通常情况下的期待和在此情形下的一种道义上的约束。不应当解释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很显然，如果合同中去掉这一条款，对合同的效力并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没有法定违约责任的存在，法官据此判决一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在法理上实难说通。文本解释的意义就在于紧扣文本字面意义，通过对合同文本中各个词汇的逐字分析，了解合同中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这是一种机械的解释原则，但它符合“外观主义”的要求。所谓外观主义就是在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对合同的内容理解不一致时，以合同的表现形式为准，从而判断合同的效力。当合同中的词句出现多种含义时，文本解释将遭遇重大挫折，因为它拘泥于合同的文本，无法跳出文本本身探究合同条款的真意。但是，这种解释方法往往体现了形式上的正义，它能够督促当事人签订合同时谨慎地评估关键词句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合同的表达更为严谨。如，合同规定，“履行的期限方式为：第一次交付生产定金货款总额的50％”。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事人约定的“生产定金”与“货款总额”为何种关系？从语法结构上来分析，该条款中的生产定金与货款总额应为同位关系，两者在内容上并无不同。生产定金即为货款总额的50％，而货款总额的50％即为定金，尽管这样的约定是违法的。

而意思解释则不同，它以合同当事人的内在意愿为解释的原则，如果说文本解释是关注合同的“形”，那么，意思解释则是关注合同的“意”，它是一种文义解释。法国民法典第1156条规定，解释契约时，应当探究缔约当事人的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的字面意思。这种解释方法符合民法上的“意思主义”要求，它关注的是合同条款所表达的当事人的内心想法。当内在意愿与外部表示不一致时，以当事人的内在意愿为准。但是，如果一项条款可能有两种以上的意思时，该如何理解合同的条款？法国民法典规定，在此情况下，宁可以该条款可能产生某种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而不以该条款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同样是“双方都应对合同的履行承担责任”，依照意思主义或文义主义的解释原则，这里应当理解成为法律上的“责任”，但由于它缺乏具体的规范要素，所以还不能被视为违约责任条款。

（二）整体解释与分别解释。整体解释是将合同的各个部分看作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通过对整体中各个部分作用的分析，判断条款中所包含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分别解释则是将合同的各个条款分别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各条款所要表达的内在意思。例如，某旅游景点在售票处贴出告示，规定“第一，小孩1。2米以下免票；第二，1。2米至1。3米半票；第三，成人可免费携带一儿童入内。”依分别解释原则，旅游风景管理处可以要求1。2米至1。3米的儿童购买门票。但是依照整体解释的原则，有成人跟随的1。2米至1。3米的儿童并没有购买门票的义务。因为风景管理处的格式合同的意思应当为“成人携带的儿童”可免费进入，而“没有成人跟随的1。2米至1。3米的儿童”则必需购票进入。这样规定令人费解。但由于它属于格式合同的范畴，因而应当作出对旅游者有利的解释。

（三）目的解释与情势解释。所谓目的解释是针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对合同进行解释。法国民法典第1158条规定，文字可能有两种解释时，应采取适合于契约目的的解释。而情势解释则是根据合同履行的情势对合同进行解释。目的解释侧重于考察合同订立时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它探究合同签订时当事人的目的取向。是一种静态的思维。而情势解释则是根据合同履行中所发生的情势对合同进行的解释，它是以果求因，即以合同的履行结果来判断合同的内容，推断合同的原意。情势解释是一种动态的解释。它立足于“现在”，对合同的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合同的目的解释旨在帮助当事人达至合同的目的，实现合同订立人当初的意愿。而情势解释则有利于合同的实现，是对合同原意的一种“良好”的推断。目的解释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它更能体现合同的原始意义。

（四）诚实信用的解释与习惯解释。习惯解释是根据交易当事人所采用的通常习惯对合同进行的解释，它实际上是以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作为理解合同条款的依据。诚实信用实际上也已成为交易习惯的一部分，诚实信用解释原则要求依照诚实信用的标准分析合同的条款。但由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极为概括抽象，乃属一白纸规定”[1]，所以，诚实信用的解释实际上沦为了“白纸”解释。

我国《合同法》将诸多合同的解释原则融为一个条文，在表述上至为简洁。同时将合同的解释规范放在《合同法》的总则部分，也非常合理。但是，由于条文表述过于简单，以致于各种合同解释方法的要素缺乏，在何种条件下适用何种解释方法语焉不详。这种缺乏具体假定的规范在适用时往往会引起争议。法国将不同的合同解释规范通过不同的条文进行表述。各规范的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合同的解释方法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由于我国《合同法》解释原则彼此间缺乏层次性，这为采用不同的合同解释方法可能导致的混乱埋下了伏笔。从司法实践上来说，这种立法体例也为法官的裁量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对交易当事人来说，则人为地增加了不确定性。

依笔者看来，合同的各类解释原则适用的假定是不同的，合同的解释原则之间也应当有一定的层次。具体地说：第一，整体解释的原则旨在确定合同的性质，进行法律行为的识别，对个别的合同条款进行整合。第二，意思解释原则旨在确定个别条款的效力。第三，目的解释旨在实现合同的目的，通过对合同目的追寻确定合同的本来意义。第四，习惯解释是借助外在的标准，理清合同条款的本质。第五，诚实信用的解释原则则是以合同的基本原则对合同的条款进行解释。在这些解释原则中，有主观原则，如意思解释原则，目的解释原则等。大陆法国家在解释合同时，一般坚持以主观解释原则为主。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对合同的解释，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交易上的习惯。而英美法国家在合同解释时，主张以客观主义为基础，例如《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0条的解释是：法律所要求的不是相互之间的同意，而是这种同意的外部表示。

我国合同法的解释应当坚持上述假定，便于不同的合同解释规范准确地适用。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各种解释原则之间的层次性。我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一个抽象的解释原则，交易习惯是解释的主要标准，在合同的内部，应当以整体解释为基础，“将合同的全部条款相互解释，以确定每一条款从整个行为所获得的意义”[2]。同时兼顾合同的目的与合同签订时当事人的内在意愿。简言之，在合同解释时，坚持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相结合的办法，以客观标准为主，兼顾主观标准。
注释：
[1] 梁彗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
[2] 《法国民法典》第1161条
[3]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第86页。该书作者认为大陆法与英美法关于合同解释的原则均为以客观标准为主，以主观标准为辅。

人民网 2001年11月30日

Ⅷ 预期违约制度的预期违约制度

预期违约制度最早出现在英国法院1853年审理的霍切斯特德·拉图尔一案。在该案中原告雇佣被告从1852年6月1日起为原告的送信人，雇佣期为3个月，然而在6月1日前，原告（顾主）通知受雇人停止雇佣，英国法院判决：受雇人为了6月1日起向该雇主提供服务不得不做履约的准备，并只能拒绝他人的雇佣，该雇主对合同的毁弃使受雇人处于无事可做的状况。这样有违法律所应体现的政策，故该受雇人可以起诉，而不用等到6月1日再起诉，这个判决宣告了预期违约规则的确立。这是一个典型的明示预期违约。在1894年的英国王座法院关于辛格夫人诉辛格一案的判决中又宣告了默示预期违约规则的确立。这两个案例很快得到英、美国家其他法院的引用和借鉴，预期违约规则也在实践中得到了正式的确立。
美国法学会和美国法委会起草并推广采用的《统一商法典》第2609、2610条对预期违约制度做明确的规定。而美国法学会组织编写的《合同法重述》 （第2版）则把预期违约制度上升到美国合同法上的一项普遍原则。预期违约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此制度对众多国家的立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国立法在继承大陆法的基础上借鉴英美预期违约制度，在中国现行的《合同法》第10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这条规定宣告了中国预期违约制度的确立。

Ⅸ 中美合同法的异同

一、我国合同法的规定
我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什么是具体确定的并没有明说，但合同法12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13条也规定受要约人对以上几项内容的变更就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构成新要约。由此可见这八项内容应该是对意思表示构成要约很重要．但合同法第61、62条又规定对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履行期限、履行方式、旅行费用约定不明确的可以补充协议，不能达成协议的，法律也规定了相应的解决办法，所以这几项也不是必需的。合同法111条规定对于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按照标的性质和损失大小，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至于解决争议的方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合同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规定，有协议的按协议，没有的或者按照事后的协议申请仲裁，或者直接到法院解决。
由以上分析可见，我国合同法对要约的内容要求只有标的和数量以及确定的当事人是必需的，比《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还简单，该法中规定要约至少应包含标的、价格或确定价格的方法、数量或确定数量的方法三项内容，否则即会因缺乏明确性而对要约人或受要约人缺乏约束力。同时规定了要约人的有限制的撤销权，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态度上我国合同法都尽量增强要约的有效性，由此可见对促进合同交易的决心。
在我国，受要约人于承诺时亦有很大的权利。一方面可以在不改变要约的实质性内容的前提下，决定合同的内容；另一方面，我国采取的是承诺通知到达生效的基本原则，所以受要约人在承诺到达要约人之前或之时都有撤销权。 二、美国合同法的规定
美国《统一商法典》和很多合同法著作，也对要约作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但基本不会离开要约是一方当事人对某些明确条款所作的同意表示这一含义。至于什么是明确条款，美国合同法认为必须达到可强制执行，否则不构成合同。如数量、期限等没有确定，就不能构成强制执行。但美国更重视要约的法律效用，即要约产生受要约人的承诺权。什么样的行为产生承诺权柄因此成为要约?它应当是这样一种行为，即足以使受要约人合理地相信自己已经被授予创设合同的权力、足以使他人认为它是为求得他的承诺而对他做出的、包含所要订立的合同的所有条款。
美国要约一般不受任何约束，他们认为虽然要约给受要约人创造一个合同订立完毕的条件，只要一个要约没有因为超过要约入所确定的期限或者因为其他客观确定的期限而被撤销，它在此期间内也就一直具有被他人承诺的能力。但是，只要没有发生承诺，那么要约人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撤销其要约。即使在要约人宣告他愿意在一个明确期间内受到其要约约束的情况下，法律也无法在该期限届满之前阻挡要约人单方面提出撤销要约的要求。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法律原则有其以下三种原因。1．是英美法的基本原则对价理论：即除了包含在“签封”文件中的允诺外，允诺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意思表示，它只有在受要约人已经作出回应或承诺一个对应的履行的情况下，才产生一个有约束力的义务。要约在被接爱以前，通常没有相对人的任何对应履行，也未采用庄重的形式，因此要约人有撤销要约的自由。2．是英美法承诺生效的时间采用“发信主义”，减少了受要约人承受要约人撤销要约所产生的风险，3、是英美法属判例法制度，法官手中有相当大的衡平权，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及公平正义的观念对有关制度进行矫正，使制度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
司法实践中有加强要约约束力的倾向，因为法官会认为撤销要约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从而在某些情形下，法院会不顾对价理论而坚持要约不能撤销。比如，美国在立法与司法上基本形成了要约不可撤销的四种情形：（1）由对价支持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该对价可以是一个很小的数目）；（2）由对价中约定的禁止翻供所支持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3）由法律（主要是州立法）规定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4）单边合同中要约的不可撤销性。
美国合同法要求受要约人对要约内容要完全的同意，对要约内容的任何改动都能够导致承诺权的丧失。承诺生效的时间也采用的是发信生效的基本原则，这就意味着一旦承诺通知发出，合同立即生效。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虽然两大法系在不断融合，但有些法律制度由于信奉的基本原则不同，所以还有不同之处，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与研究，以期待中美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

Ⅹ 美国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有哪四次

美国司法往事一瞥

2019-09-03 11:39

虽然现在的美国看起来有些胡闹、幼稚、缺乏教养，虽然历史上（都不太好用“历史”这个词儿，时间短了点儿，夸张点说就好比量身高用“光年”做单位）的美国看起来有爆发范儿、阴险狡诈、飞扬跋扈——但我们翻一番美国的法治往事，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法治国家。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律师缔造和治理了美国：

1.《独立宣言》签署者56人，有超过半数是律师（一说25人）和法官；

2.制定美国《宪法》时的与会代表55人，一大半是律师，包括杰斐逊、汉密尔顿、马歇尔、亚当斯等；

3.美国200多年历史中，有半数以上的国会议员、70%的政府高官（正副总统、国务卿、内阁成员）是律师，包括大家熟悉的奥巴马、拜登、希拉里。

4.美国有110万律师（百万雄狮），是世界上律师最多的国家。人口占世界5%，律师占全世界律师1/3左右。

在美国，律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和一个阶层，更是一种力量和文化，正如林肯所说：让法律成为这个国家的信仰。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法治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偏见和罔顾事实，正如电影《以性为本》所讲述的，即使存在女权歧视，依然被傲慢的司法体系视而不见，甚至是视为物竞天择的公平，在经历了九死一生、九牛二虎后，才产生了首位女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