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经济法角度

1. 经济法和行政法乃至刑法应通过哪些手段对网约车市场进行干预和管理

被法和行政法来自心法，您通过行政的手段对网约车市场进行干预和管理

2. 从宏观角度分析打车软件的竞争环境

近期，交通部制定了《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召车软件的出现固然有其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老年人使用不便、出租车驾驶员违反规定擅自加价、议价等问题。
近期，交通部制定了《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通知》公布后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该《通知》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6月10日，目前，该截止日已过，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这两家中国最大的第三方手机叫车软件，均未对此通知做出评论。
6月14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作为信息产业的行业组织，特邀经济学、法学、交通领域、互联网等领域的学者专家座谈。与会专家围绕政府到底应该扮演监管平台还是调度平台的角色、打车软件未来该如何获得良性发展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他们高度肯定了移动互联网技术与交通行业融合给社会带来的效益，针对交通部文件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
1政府只能发挥监管作用
王明明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秘书长
我个人很喜欢滴滴和快的，说到需要加价叫到车，经济学里有“高峰定价”，因为在高峰时期本来很难打到车，车辆就这么多，道路就这样的拥挤情况，付高价，可能基础设施使用率更高，高价让需求更迫切的人可以使用到有限的设施。价格就是供求力量决定的，我们不能仅仅看出租司机要这么高的价没有良心，实际上还是由供求力量决定的。包括黑车，为什么会有黑车呢？那个地方就是没有出租车的供给。
但是否应该把出租车定位在普遍服务上？如果是普遍服务的话，真的要管制它；如果不是，就应该放开给市场力量决定。
另外我想提一个市场秩序的问题。我们在用打车软件的时候，不仅是政府关注，普通老百姓都说，哪有天上掉馅饼，好像感觉厂商有一个大大的阴谋，先把大家拢进来，形成垄断格局以后，可能会做一些不利于消费者的事情。其实，工业时代垄断形成是在生产端，生产端有一个很巨大的固定资本的投入，形成一个很大的生产能力。滴滴和快的也是垄断的格局，这种垄断的格局主要是在用户端，不是生产端，而是用户端有很强的网络效应，上面聚集的人越多，司机越多，乘客越多，这个平台会越做越好，这样也形成一个垄断，形成网络效应。
网络效应形成垄断格局，实际上还是会面临比较强大的潜在竞争的压力，用户体验不好了，补贴也取消了，就会有竞争压力。政府是不是对这种垄断有这么高的警惕性呢？实际上看起来是垄断的，但实际上，各种各样形式形成的垄断，资源独占，专利，包括成本特性形成的自然垄断，很多类型的垄断当要准备盘剥消费者的时候，实际上在补贴他的对手，给对手一个机会，最可怕的就是强制力量垄断，有可能是高度非制度化的，欺行霸市，强买强卖黑社会，还有高度制度化就是来自于政府的行政力量干预，对市场机会的垄断，消除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这个角度讲，政府只能发挥监管作用，而且要注意监管的方式。
2统一终端扼杀技术创新
薛兆丰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
联席主任
我有几点思考。第一，我不觉得出租车是公共品，因为即使是公共品，公共汽车和地铁尽量遵循谁用谁付，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付，出租车是比较奢侈应急的服务，遵循的原则仍然是用者支付，政府应该起的作用就是制定一个标准做一个监管，在这个意义上有一个城市名片的作用，费用应该由乘车人来付。
第二，补贴是不正当的竞争，排斥其他小的软件的提供商，这是避免网络效应缺陷的办法，尽量在初期通过补贴把用户聚在一个平台，赢者胜出，这也是解决后面打车司机装若干个终端问题的办法，大家聚在个平台上，平台越大，参与人越多，效果越好，无论是司机还是用户不希望在多个平台之间切换，补贴起到这个作用。但不能很明显地解决问题。
第三，司机的空载率是衡量效率最好的指标，下班的时候还是找不到车，本来有数量控制在那儿。
第四，价格不公平，原有的价格有不同时段不同地段浮动，城市里面做到一个工作，价格透明化，目前价涨多少，只要透明公开就是可以的。
第五是安全问题。装打车软件影响安全吗？增加了多少刮蹭？不装也有刮蹭，装了以后刮蹭的概率增加了多少？城市里面运行的速度是相当慢的。
第六是违约问题。有很多的方式，像淘宝，本身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素质的问题，离得越远，违约的可能越大，在旁边马上就实现，这是可以做到的。
第七是设备问题。手机召车最重大的改变就是利用人们自愿设备更新，在移动交换平台使用手机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我们平均一年两年就自觉换一次手机，这是多快的设备更新速度。相比统一终端设备，手机是召车软件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因此统一终端管理是对技术创新的扼杀。
3打车软件没扰乱经济秩序
盛杰民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我是搞竞争法的，搞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的，竞争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过程，有的时候很难量化，作为竞争学往往是从有没有损害竞争对手、效率是否给消费者带来好处这些角度分析问题的。
打车软件的效率是没问题的，空驶率降低了，甚至于给政府所设想的拼车创造了一定的空间，整体打车难的问题也得到部分的解决，但要把打车市场之前就存在的老问题，像老年人打车难等问题全部靠一个新事物去解决恐怕也很难实现。
那打车软件是否有损害竞争对手的问题呢？打车市场主要存在滴滴、快的和打车平台三个竞争对手。滴滴和快的用的加价手段带有平台经济的特点，快速占领平台，扩大平台，占领市场，吸引注意力，这种方法以后需要改进，把这些钱用在让老年人打车方便一点，注意安全或者建立更互联互通的平台。他们的手段对竞争手段上谈不上不正当竞争。
影响和效率相比，跟消费者的利益相比，正能量大还是负能量大？我觉得还是正能量大，从消费者来说也是欢迎的，老年人打车难的问题，不是滴滴打车和快的出现后才影响的，既构不成垄断，也构不成不正当竞争。所以，滴滴、快的没有扰乱经济秩序，排除竞争对手，损害其他竞争者的出发点和故意。
4要先解决规则的问题
王军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通过对全世界各国出租车电召的研究发现，在最早出现电召的国家和地区，也没有要求建立统一的调度平台，既然出现互联网多头竞争的局面，非要统一起来，是计划经济的思维。这相当于这个比方，以前都用马车，后来有人发明了发动机可以搞汽车了，政府说这是好事情，但是你的发动机必须装到马车上。
在出租车监管上，很多国家也搞了监管改革，趋势还是以监管的方式促进竞争，要求监管还是让人家更充分交流信息，更充分让乘客选择出租车、评价出租车，而不是说扼杀乘客在信息充分基础上自由选择，所以我们的理念还是有问题的，没有贯彻以竞争为原则，监管为辅助的原则。新的打车软件出来之后，对原有的服务市场是造成一定冲击的。老年全体不用这个东西，他在召车的时候，电召或者约车不停，增加一些措施解决，树一个牌暂停运营，显然对老年人不公平的，凭什么我打车就不能打呢？这里就要解决规则的问题，招手优先，碰到招手必须停下来，变成应召违约，在国外可能不会发生，在很多国家巡游类的出租车和电召类的出租车是分两类，巡游只允许巡游，不允许接电话，接电话只允许接电话，不允许在街上拉客人，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冲突。
5何宝宏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
不同意数据统一
交通部《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提出关于研究统一开放出租汽车管理信息数据共享协议的问题。研究制定相关数据共享标准是可以的，但是我不同意数据统一的问题，统一是市场的行为，不同的企业之间数据是不一样的，包括服务质量，这些都是技术标准里面要规定的内容，不是政府文件要规定的内容。关于共享数据的问题，一是电召平台是政府出钱建的，这是属于公共数据共享和开放，那是必须要做到的；而打车软件的数据属于商业性的数据，属于企业的资产，政府只有在安全和特殊监管需要的情况下，才可以要求企业提供。
政府应该提出统一的监管要求和需求，而不是统一要求到一个平台和终端上，规定具体的技术形式和运转方式。什么是统一的召车平台，什么叫车载终端？这种规定即使公布之后也是不可操作的。
6竞争为原则，监管为辅助
张新红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
主任
打车软件对打车行业的冲击，反应的是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冲击，这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这背后是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在出租行业的体现。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这种争斗还得有好多年，五到十年。
在出租车监管上，很多国家也搞了监管改革，趋势还是以监管的方式促进竞争，要求监管还是让人家更充分交流信息，更充分让乘客选择出租车、评价出租车，而不是说扼杀乘客在信息充分基础上自由选择，所以我们理念还是有问题的，没有贯彻“以竞争为原则，监管为辅助”的原则。
7政府不能强行参与
程世东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城市交通研究室
主任
信息共享包括行业主管部门、出租车企业、打车软件各方，应该明确行业主管部门共享什么信息，打车软件企业共享什么信息，出租车企业共享什么信息，在此基础上实现相互的共享，以便于对驾驶员合法性的监管及服务质量的监管。
如果是统一的监管平台，是没问题的，如果是统一的调度平台或者统一车载终端，就有很大的问题，如果那样的话，打车软件没有存在的必要性，相当于政府统一把电召的事情都做了。这种高度制度化就是相当于政府的行政力量干预，对市场机会的垄断，消除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因此政府监管方式要注意，不能够强行参与。
8政府规制是“次优选择”
高秦伟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教授
手机软件召车是公众借助手机，装载相应的召车软件，实现提前约车，改变了原有的乘客“路边招车”、驾驶员“扫大街”的运营方式，这不仅为乘客出行带来了方便，也降低了出租车空车率，减少了出租车的运营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汽车尾气排放，缓解了大气污染，受到广大公众的青睐。
召车软件的出现固然有其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老年人使用不便、出租车驾驶员违反规定擅自加价、议价等问题。
面对上述问题，交通运输部认为应当研究建立统一、开放的出租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通过政府的规制甚至是自己建立统一平台来实现市场的良性运作。但我个人认为，在政府决定介入市场之前，需要对相关的问题予以深入分析。首先，面对所谓的手机召车不公平现象，我们可以分类加以解决。如可以普及手机召车软件，让每个人都能享受高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福利；而针对老年人，则可以通过志愿者、企业交通台、爱心车队等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其次，出租车驾驶员违反规定擅自加价、议价，挑客的行为，可以通过《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不需要单独制定规范性文件来规制。而对于乘客自愿加价的情形，则应当是市场自我调节的结果，政府的介入有位市场自律的理念；再次，对于飞机场、火车站等客流量大的区域使用手机召车软件造成的市场秩序紊乱的情形，可以为使用召车软件揽客的出租车划定指定区域，统一调度，实现该区域出租车市场的有序性；第四，从目前的情况分析，出租车驾驶员装载相应的召车软件的确可能影响安全，但是这种威胁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予以排除，比如把软件装载于方向盘上或者通过听觉等方式实现承接客人的行为。
政府作为市场的重要规制主体，对市场的良性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要明确的是，政府规制始终是“次优选择”，必须是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无法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时，才由政府予以规制。这一思路在《行政许可法》中已经有所体现，也为党的十八届三中会全所再次强调。
而此次《征求意见稿》略有不足，例如《征求意见稿》规定“打车软件企业实行市场奖励计划的，应当提前10日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沟通，并提前5日向社会公布奖励计划实施标准和时限。”实行哪种奖励计划或者营销方案是经营自主权的范围，交通部门的规定涉嫌侵犯企业的合法权益，规制过度，干预了市场自主经营权。而对于市场中出现的打车软件公司和电召平台的市场博弈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直接介入市场，更不是花大价钱开发政府主导的打车软件，而是要做好居中裁判角色，推动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与此同时，打车软件作为新生事物，市场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规制体系，有必要建立软件开发者、打车软件运营商、互联网及智能交通领域专家等共同参与的行业自律组织，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探索完善打车软件应用及管理，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手机召车软件带来的便利。当然，目前我国政府需要在完善自律规范、反垄断法以及行业自我规制方面下功夫，实现聪明的规制（Smartregulation）。

3. 滴滴+uber中国，共享经济的春天到了吗

共享经济会是一种重要的经营手段、一种经济政策，但绝对不是驱散所谓“黑暗”的使者。上海市交通委正式向滴滴快的专车平台颁发了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据滴滴快的称：这是全中国第一张专车平台获得的资质许可，甚至也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张由政府部门颁发的专车牌照。对于新兴的共享经济，我们总担心不过是又一场互联网泡沫，但事实证明共享经济已逐渐被政府所认可。在这个互联网+的春天，中国的共享经济将如何绽放？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将法治的要素总结为三点：良好的法律规范、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法的滞后性决定了法律规范必须适应社会结构而变化，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决定法律规范的固定范式。思想意识却总成为锦上添花的一环，始终难以撼动前两者的领军地位。互联网+与共享经济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变化着，这种范式已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逐渐改变。有人说，“互联网+”是一种将即有商业模式上升到概念高度的文字游戏；也有人说，“互联网+”是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政策；还有人说，“互联网+”是新兴轻资产型企业的护身符、是传统重资产性企业的墓志铭……从2012年于扬先生提出“互联网+”，到2015年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宏观计划，3年用来评价一种新的经济方法论实在言之过早，然而这场革命却实实在在是通过思想意识的变革而改变市场结构的。当人们习惯了早餐前订下的岭南荔枝成为晚餐后的甜品，人们开始暗笑东坡先生“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迂；当人们习惯了敲敲键盘鼠标就能得到想要的书籍，书店里浩如烟海的典籍成为了“不效率”的代名词。人们对于实体商品的需求愈发通过互联网这种媒介来实现，这种观念的变更无疑改变了原有的市场结构。“共享经济”也是克强总理倡导的新型商业模式，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他提到“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是发展分享经济的重要理念，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人参与进来。而“共享经济”就是在“互联网+”这种背景下发展乃至壮大的，离开“互联网+”“共享经济”就失去了温床，这种鱼与水般的关系在我看来就是核心竞争力的成分之一，如果说整本书的内容就是作者分享给读者的经济，那么书的文本、纸张就是互联网这样一种传播载体。品读共享经济读一本书是有目的的。顾炎武提出“经世致用”的概念，杰瑞米·边沁的功利主义也指引着我们带着目的去读书。读这本书有什么用？每一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也都会带着自己的目的并得到自己的答案。你可以认为共享经济是未来经济政策的雏形，因而根据经济政策而调整经营策略，你也可以认为共享经济是罗宾·蔡斯的个人成功传记，由此按图索骥地去追求属于自己的成功。然而，请不要弃之作者本身的目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揣测作者内心本源的目的。如果这样做，大体得出作者写书为了赚钱这样一个结论就匆匆打住，这种目的应当通过字里行间的信息与思想去挖掘。在我看来，共享经济的起点就在于互联网，不论具体手法，成长历程如何，互联网都是孕育参天大树的土壤，离开互联网谈共享经济，如同将小说置于东汉两晋时代，而将乐府诗词置于明清一般。所以，经济政策也好，成功宝典也罢，互联网就是整条路途的第一步，把握这一点尤其重要。如前，“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改变了市场结构，那么法律规范会随之而改变吗？如果变又该如何变呢？这或许是共享经济所要面对的最后一道关卡，随心所欲不愈矩，如果离开法律的支持，共享经济也只会成为镜花水月。共享经济与法律调整共享经济的法律，我们称之为经济法。从经济法的特性以及目标来看，法的调整是势在必行的。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规范的一大特性即在于其具有显著的易变性，这种易变性决定了经济法需要根据现实经济政策不断地进行调整。克强总理在“互联网+”的指导意见中将交通运输行业纳入其中，而交通运输得以实现“互联网+”又离不开共享经济，所以根据共享经济的特性调整法律在“互联网+”领域的即有规范已然势在必行。经济法的目标有二：其一为克服市场失灵，其二为解决外部性问题。克服市场失灵就是要规范共享经济的运行，打击恶性竞争以及确保行业有序经营；解决外部性就是要释放互联网的正外部性，促进消费者福利的增加。而这两点应当才是共享经济未来在法律层面上恒久不变的话题，而不是在其存废之争上雪拥蓝关。颠覆还是拓展？那么，共享经济是否会颠覆传统的诸如出租车、酒店乃至教育等行业呢？我必须要泼一盆冷水，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的。新生事物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它或许会冲击原有的旧格局，但绝不可能取而代之。共享经济，挑战的是出租车、酒店等传统的国家垄断，请不要简单认为国家垄断即阻碍竞争、扼杀新生事物，也不要向古典乃至新古典经济学家那般强调市场的万能，仇视政府的调控行为，更不要轻信新生事物的造物者能够摆脱市场的规律。？国家垄断的背后往往辅之以政府指导定价等手段，一方面通过行政权力设置行业进入壁垒，而另一方面又通过行政权力规范壁垒内经营者的经营。共享经济的平台是互联网，而互联网的正外部性加剧并决定了行业垄断规模的形成。试想，当壁垒消失，一个行业的经营者通过共享经济而发展壮大，并因正外部性而成为行业寡头乃至独占者，接着他肆意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实施抬价、拒绝交易等行为时，面对一个缺乏竞争且缺乏监管的市场，我们又该怎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都要控制Uber，为什么当滴滴不断减价竞争，消费者一片叫好而我却总心怀隐忧的原因。请记住，共享经济会是一种重要的经营手段、一种经济政策，但绝对不是驱散所谓“黑暗”的使者。所以，共享经济之于商业模式，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拓展。

4. 从经济法角度分析滴滴打车

您好。
从纯粹的经济法角度来看，打车软件既不损害利益攸关者，也不存在着经济规制对应的系统性风险（金融规制）、外部性风险（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如公司资本规制）等问题。但目前各地政府均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从法律上来看，这是属于行政或者社会规制。作出这样的规制措施，理论上需要存在“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推断总结起来，在监管者的眼中，第一，和已有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发生了冲突，比如电话叫车；第二，损害了一视同仁提供服务，无法达到普遍服务，比如老人小孩不会使用；第三，行车安全，比如开车不许用手机。

5. 经济法作业案例分析

（一）基本案情被告人冯文东通过互联网与被害人张某某（女，殁年24岁）相识。2010年7月21日，冯文东到张某某与被害人李仲鹏（殁年25岁）合租的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某小区的一房间内，依约定与张某某玩SM游戏（即性虐待游戏）。次日零时许，冯文东因琐事与张某某、李仲鹏发生争执，遂持张某某屋内的菜刀及其随身携带的匕首，先后砍、刺二人颈部、胸背部及腹部数十刀，致二人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之后，冯文东将李仲鹏IBM笔记本电脑一台（价值200元）、OBEE牌手机一部（价值30元）、钱包一个（价值10元）及现金1000余元盗窃逃离现场。
（二）裁判结果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冯文东与他人产生矛盾后，持刀杀死二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其在实施杀人行为后，窃取被害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又构成盗窃罪，应依法并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冯文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元。宣判后，被告人冯文东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依法复核，裁定核准被告人冯文东死刑。
（三）典型意义被害人张某某本系男性，去泰国做了变性手术后，以盈利为目的，在网络上开设性虐待游戏培训班及招募性虐游戏伙伴。被告人冯文东通过网络知道张某某招募性虐游戏伙伴后，即与张某某联系并自愿付款1500元，让张某某对其实施性虐待。游戏过程中，冯文东因害怕自己被捆绑后，张某某会将其杀害，二人因此发生争执，遂持刀捅死张某某及与张某某共同租房的被害人李仲鹏。该案的审判，清晰地向社会传达了网络的虚拟性介入到个人隐私生活的风险，希望广大网民对此要提高警惕，并培养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避免惹火烧身。

6. 通过学习电子商务法将如何将本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下面新闻可以作为素材。
中消协解读《电子商务法》：如何应对大数据杀熟
[电子商务经营者要认真学习《电子商务法》规定，对照法律要求，及时改进服务和管理，切实承担法定义务和责任；希望有关政府部门加强研究]
[截至2017年12月21日，中消协共收到全国酷骑单车消费者要求退还押金、预付费、请求移交犯罪线索的来信2064封，并向有关公安机关提交了《刑事举报书》。]
中国电子商务在爆发式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多种乱象：有些微商虚假宣传、承诺不兑现；有些电商经营者刷销量、刷好评、删差评，严重误导消费者；有些平台出现“大数据杀熟”的情况，引发公众不满，等等。
《电子商务法》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对电商领域乱象加以规范，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9月25日，中国消费者协会结合有关投诉情况和部分案例，对新出台的《电子商务法》进行解读。
微商被纳入管理
在电商领域，通过微信、网络直播等形式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情况日益增多，也带来了很多消费维权新问题。
比如，由于线上开设店铺缺乏信用保证体系，其进入门槛低，无营业执照；在出现消费纠纷后，有些微商直接删除好友或更换账号逃避法律责任，消费者维权困难等。
《电子商务法》第九条规定中，通过“其他网络服务”将这些新形态和涉及主体纳入其中，明确利用微信朋友圈、网络直播等方式从事商品、服务经营活动的也是电子商务经营者。
这意味着，通过微信、网络直播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将被纳入管理。中消协解读称，这样有利于加强对相关领域的监管，有利于更好解决此类消费纠纷。
对于电商经营者刷销量、刷好评、删差评等“炒信”、“刷单”行为，为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新出台的《电子商务法》也提出了“禁止虚构交易、编造评价，平台不得删除评价”的要求，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信息披露的一般义务。
比如，第十七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再比如，第三十九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公示信用评价规则”，“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的评价。”
如何应对大数据杀熟
据一些消费者反映，在线预订酒店、预约车辆时遭遇平台、电商杀熟。
一位姓廖的消费者称，自己经常通过某旅行服务网站预订某个特定酒店的房间，长年价格在380元到400元左右。偶然一次，他通过前台了解到，酒店房间淡季价格在300元上下，用朋友账号查询后发现，果然是300元；但用自己的账号去查，还是380元。
当前，电子商务经营者积累了大量用户个人信息、交易记录等，并利用大数据对消费者进行个人画像，有目的地提供搜索结果，进行精准营销。有些平台甚至出现“大数据杀熟”的情况，引发公众不满。
为此，《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一是在针对消费者个人特征提供商品、服务搜索结果的同时，要一并提供非针对性选项，通过提供可选信息，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二是电子商务经营者发送广告的，还应遵守《广告法》规定。三是明确违反本条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另外，2017年以来，悟空、酷骑、小鸣、小蓝等共享单车企业，因融资困难、资金链断裂等原因，相继停止运营。由于这些共享单车企业向消费者收取押金后，大多存在违规挪用押金行为，造成消费者押金难退。截至2017年12月21日，中消协共收到全国酷骑单车消费者要求退还押金、预付费、请求移交犯罪线索的来信2064封，并向有关公安机关提交了《刑事举报书》。押金是租用特定标的物的质押担保，属于担保物权的一种，主要担保合同的履行。押金的所有权属于消费者，经营者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挪用。新出台的《电子商务法》明确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押金退还义务，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比如，一是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收取押金应当明示押金退还的方式、程序，不得设置退还障碍；二是规定消费者申请退还押金，符合退还条件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三是对于未按规定明示押金退还的方式、程序，对押金退还设置不合理条件，或者不及时退还押金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进行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处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平台经营者的连带责任
推动新的《电子商务法》出台“平台经营者未尽自身应尽义务，应依法承担责任”有三个典型案例，这三个案例也一步步引发立法部门的重视。
2017年7月中旬，高校毕业生李某通过一家互联网招聘平台找工作遭遇传销骗局遇害。李某应聘的“北京科蓝公司”是一家冒名招聘的“李鬼”公司。调查中发现，这类虚假岗位的招聘者目标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往往社会阅历浅，对招聘者缺乏警惕性，且不能识破骗局。
据报道，直至事件发生前，此平台仍允许招聘单位在该平台发布第一个职位，只要资料合规，就可以先发，如果不触发用户举报，就不强制审核，这也给传销人员有了可乘之机。
中消协将此案作为网络消费典型案例之一提供全国人大立法参考，建议明确平台经营者自身应尽义务和责任。
今年5月5日深夜，某航空公司空姐李女士乘坐某网约车平台顺风车后失联，后被发现为司机强奸杀害，因该平台存在对司机审核及人车一致问题管理不善、对顺风车夜间运营未尽相应注意义务、对消费者投诉处理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当月22日，中消协召开“促进网约车安全消费”座谈会，敦促网约车平台经营者落实法定义务和责任，呼吁立法机关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平台经营者的相关规定，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防止平台经营者逃避应尽义务和责任。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电子商务法》三次审议稿规定，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平台经营者未尽到审核义务、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8月24日，浙江温州年仅20岁的赵女士在乘坐同一网约车平台顺风车后被司机钟某强奸杀害。据报道，发现异常时，平台缺乏便捷有效的紧急救助方式，也未及时协助赵某亲友、警方提供司机信息，特别是案发前一天，曾有其他消费者投诉该司机有不轨行为，但未受到平台重视和处理。
当月27日，《电子商务法(草案)》进入最后审议阶段，草案四次审议稿将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平台经营者未尽到审核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由原三次审议稿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修改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平台经营者责任，不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再次引发社会热议。中消协为此表态称，建议恢复草案三次审议稿中有关平台经营者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
经中消协与社会各界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高度重视，经反复权衡，新出台的《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终明确在此种情形下，平台经营者“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杨合庆就《电子商务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平台经营者未尽到上述义务，按照《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构成共同侵权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
对于这一修改波折，中消协解读称，对于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强化经营者的底线责任，以确保消费者安全权。
除了上述的民事责任以外，《电子商务法》还规定，如果平台有相关的违法行为，还要依法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一修改，主要是考虑到平台经营者未尽到上述义务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根据实际情形依法具体认定。这就需要有关司法机关、监管部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依据法律规定，根据违法情形，作出具体判定。
对于即将施行的《电子商务法》，中消协呼吁：电子商务经营者要认真学习《电子商务法》规定，对照法律要求，及时改进服务和管理，切实承担法定义务和责任；希望有关政府部门加强研究，尽快出台配套法规和规章，细化相关法律规定，强化监管执法，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希望有关司法机关结合《电子商务法》规定和司法审判实践，尽快研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统一裁判理念和尺度，推动司法与立法良好衔接。

7. 从经济法的角度，说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恪守诚信原则的重要性

诚实守信是符合市场经济内在的逻辑和发展规律的规范和美德。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内在地需要并且产生出诚信。加强诚信建设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是一个讲求诚信美德的国家，但是在当今中国却出现了普遍的社会失信现象。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极度泛滥，假的东西无处不在：假话、假文凭、假业绩、假承诺、假合同等等，假的东西和现象层出不穷。在浓重的轻诺寡信的氛围中，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倒显得惊世骇俗，不合适宜了。假冒伪劣、轻诺寡信已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人们在饱受失信之苦的同时，社会的发展也在呼唤着诚信。
在不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诚信是符合市场经济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的规范和美德；诚信的缺失是道德的滑坡，是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巨大隐患。中央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明确地把诚信作为公民道德规范之一加以确认，并将其作为公民道德建设和重建社会诚信的重要内容。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也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的社会。要在全社会提倡互帮互助和诚实守信，以形成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良好局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秩序规范的经济，又是一种道德规范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需要诚信，这不仅是
因为诚信是一种美德，更主要的是因为诚信是一种规范，是人类健康交往的精神支柱。

8. 从法治角度，如何规范网约车的发展

网约车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强监管下市场格局悄然变化

滴滴平台迎来大变革

滴滴越来越难打车了。经历近三个月的整改后，该平台迎来了一次大的变革。12月5日，滴滴出行宣布了组织架构升级，其核心业务和多个部门都将进行了合并、调整。其中，专快车事业群合并，成立网约车平台公司，原小桔车服和汽车资产管理中心(AMC)合并，升级为新车服，成立车主服务公司。

滴滴出行相关人士表示，专车和快车两项业务的合并，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将网约车业务整合起来，统一推进安全和合规工作。“事实上，专、快、豪华，更多服务的差异化，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以前是快捷事业群和品质事业群，两套人马，两套运营体系，不至于完全独立，但确实相对自主。现在的调整，就是把重安全的业务整合到了一起。

对于此前下线的顺风车业务方向，滴滴出行并未透露更多。日前，交通运输部通报网约车顺风车安全专项检查结果称，滴滴公司顺风车产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交通部要求其在未完成安全隐患整改前继续下架顺风车业务。

不过，滴滴出行存在的问题并非个例。交通部也通报了首汽约车、神州专车、易到用车、美团打车、曹操专车、高德、嘀嗒出行等七家平台的检查情况，它们与滴滴出行存在共同的问题，要求在两周内制定相应整改方案和具体措施。

在共享出行领域，滴滴出行正在放缓脚步，同时面向车辆服务的业务在大力推进，以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网约车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网约车行业商业模式创新与投资机会深度研究报告》统计数据显示，从平台渗透率来看，2017年滴滴出行以58.6%的渗透率位居各平台之首，远超其他网约车平台。显而易见，网约车出行市场中滴滴出行具有绝对的领导地位，而滴滴出行长久建立起来的知名度和品牌优势更获用户信任，也成为人们网约车出行主要选择平台。

截止到2018年9月，滴滴APP的月活跃用户数量依旧遥遥领先，嘀嗒拼车位于第二阶梯，月活跃用户数1325万，首汽约车524.2万，曹操专车318.7万，神州专车167.9万，易道最少，月活跃用户68.8万。值得注意的是，8-9月，滴滴APP的月活跃用户数量有所下降。

2017年中国网约车行业平台渗透率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安全合规成红线

在滴滴顺风车发生“空姐遇害案”后，从9月5日起，由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组成的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安全专项检查组，进驻各网约车平台公司开展专项检查。

滴滴公司存在7方面33项问题，包括：顺风车产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公共安全隐患问题较大、网约车非法营运问题突出、应急管理基础薄弱且效能低下、互联网信息安全存在风险隐患、社会稳定风险突出等。

针对上述问题，联合检查组提出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见：1、未完成安全隐患整改前继续下架滴滴顺风车业务。2、依法处置非法营运行为。对网约车平台、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开展非法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加大对相关平台公司的处罚力度。

因此，滴滴此次架构调整着实是在监管利剑下进行的自我改革。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滴滴平台、首汽约车等平台的司机数量已经大幅减少，派单距离也往往延长至三公里左右。现在平台都要求有运营资质的车辆，还有对司机的要求也高了很多。滴滴是前一段时间就开始执行了，现在首汽还没有开始。

司机不合规已经是行业的顽疾。全行业合规率仍有不足，普遍缺乏对车辆和驾驶员背景情况的动态管理。交通部要求首汽约车、神州专车、易到用车、美团打车、曹操专车、高德、嘀嗒出行等七家平台公司反馈检查情况和问题清单，并在两周内制定完成整改方案和具体措施。

相比而言，滴滴的此次调整看起来蓄谋已久，2017年，滴滴曾将快车事业部、出租车事业部、专车事业部等部门优化为快捷出行和品质出行两大事业群。在前述滴滴内部人士看来，专快车合并，有利于统一调动资源，执行网约车合规化的进程。

但是，门槛的提高，也意味着提供服务的司机数量减少，平台订单量也会因此下降。寻找更多的盈利模式成为新的挑战。

细化B2B业务

在滴滴的此次调整中，还新成立了车主服务公司，合并原小桔车服公司与汽车资产管理中心(AMC)，任命陈汀为集团高级副总裁兼车主服务公司CEO，向程维汇报。新车服的成立，致力于建设一站式汽车运营和车主服务平台，全力为网约车安全、合规需求提供资源保障，并在原有维保、加油、充电等汽车后市场服务基础上，探索汽车新零售。

无独有偶，嘀嗒出行、高德等平台也在极力拓展B端业务。但还未能产生盈利的空间，市场仍然处于培育和竞争阶段。除了前述的七大平台之外，今年以来，国内一批车企也开始涉足网约车市场，长城汽车、江淮汽车、上汽集团也相继上线了自己的网约车品牌。就在上个月，宝马公司获得成都市天府新区颁发的网约车牌照，成为第一家在华拿到网约车牌照的外资车企。

这些数量众多的网约车平台，尽管在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上，尚不能与滴滴抗衡。但是，无形之中也在瓜分其原有的份额，也说明网约车市仍然是刚性的需求。

在强监管下，给传统车企的网约车平台带来了空间。后者无论是在自营车辆还是司机资源上，都有保障。而在车辆服务方面，也有一定的积累。对于平台化的滴滴来说，不管哪个方向，都到了再次备战的时刻。

9. 网约车属于经济法的依据

这个应该是合法的 就死还有点危险呢

10. 网约车新政会不会让“打车难”再现

刚刚过去的周末，网约车新政过渡期正式结束，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交通专家表示，新政落地或出现短时“打车难”，但要给符合新规的车辆和人员进入市场一些时间，出租车和合规网约车仍有潜力。等市场稳定后，政府能够判断是否存在系统性的运能短缺。而对于有乘客反映的人车不符等问题，可以通过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加强管理。

政策很细致监管需合力

新政的出现是为了让网约车市场有法可依，让市场有序发展，但归根结底，最终的目的是能够给乘客提供安全、优质的服务，让市民出行多一种好的选择。细致的政策落地了，还需要后续的监管和执法。

具体到监管手段，在“互联网+”的时代，除了加大传统的路面监管、执法力度，有关部门势必采用系列科技手段对企业平台进行监管。但是技术再先进，也有可能会被人钻空子。作为企业，也有责任、有义务将先进技术用于如何提升服务、更好地配合政府监管上，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有利于网约车长期、健康发展，利人也利己。

而作为乘客的我们，也应该自我保护、捍卫权益。遇到不合规的车、发现不合法行为，学会拒绝并及时反馈和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