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颁布婚姻法的历史影响

⑴ 婚姻法最早哪年开始的

1980年抄9月10日，第五届全国袭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1950年5月1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废止。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正。

⑵ 建国以来的婚姻法及每部的更新与发展

婚姻立法理念的变革与发展
婚姻家庭制度的嬗变是婚姻家庭立法理念变革的反映。婚姻家庭的立法理念从强调管制发展为尊重私权，注重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自治权利，注重保障弱势一方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强化法律救济和社会救助，从追求形式平等发展到实质平等。
1、从强调管制到尊重私权
自治与管制，自由与限制历来是婚姻家庭领域最受关注的、争议最大的问题。婚姻法的发展史就是自由与限制，自治与管制的分野和博弈的历史。由于在传统上婚姻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婚姻法涉及对配偶、父母、子女等亲属身份关系的认定，甚至关涉宗法等级关系的维系，必然具有较多的国家强制和权力确认的成分。我国1950 年婚姻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除了受到前苏联婚姻家庭立法模式的影响之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强调国家对婚姻家庭的调控“， 促进具有决定一切意义的社会生产力底发展”[3]，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旨在保障个人的自主决定和人格尊严，实现个人的自治权利。1980年婚姻法和2001 年修订的婚姻法都是以不断扩大公民的私法自治权利，保障公民的意思自治原则为立法理念的。例如，夫妻财产制度从单一的法定共同财产制到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并立，再到约定财产制的完善与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确立;这一变化的进路是不断地扩大夫妻个人决定其财产状况的自由权利。[4]同时婚姻自由原则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从1994 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要求公民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必须提交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到2003 年《婚姻登记条例》对此规定的取消，以个人自行出具的签字的声明取而代之;特别值得引起关注的是2003 年《婚姻登记条例》将1994 年条例名称中的“管理”二字的删除，淡化了婚姻登记的行政管理色彩，扩大了公民个人婚姻自由的权限，更加体现婚姻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保护当事人婚姻自由的立法理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婚姻法对公民私权的尊重和保护，看到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法中的逐渐扩张，当然，婚姻法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是有节制的，适度的干预是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稳定与和谐的必要手段。因此，我们也发现了管制和权力作为自治与权利的保障者与补充者的角色和作用。当公民自治有悖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时，国家和管制就会出现，成为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器;而当公民自治无法取得一致时，即争议无法解决时，管制和权力又会作为最终的争议解决方式出现，这种方式往往以司法的名义或补充性条款的名义出现。[5]一言以蔽之，现行婚姻法由当事人的充分自治和国家与社会必要的管制构成，且自由和自治业已成为婚姻法的主旋律。自治的张扬，无疑昭示着婚姻法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对婚姻家庭主体之间平等关系的认定，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人的终极关怀和保护。
2、从追求平等公正到强调司法效率和自己责任
婚姻法从古罗马法时期就已产生，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法律部门之一。古代婚姻法和近代婚姻法均体现了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身份、伦理特征和等级要求，因而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以及其他尊卑亲属之间的不平等成为那时婚姻法中的当然内容，对平等、公正的呼唤成为古代、近代婚姻法改革的目标和追求。
纵观中国婚姻法的发展历程，从古至今，由婚姻家庭主体间的不平等到平等，由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非正义到正义，是贯穿婚姻法历史脉络中的主线。自1950 年婚姻法始，无论是1980 年的婚姻法，还是2001 年的修正案，都以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原则，婚姻法的相关具体规定都体现了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以及祖孙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平等。在坚持男女平等的前提下，追求公正也是婚姻法的另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如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制度作为对结婚自由的限制，体现了婚姻正义;夫妻约定采取分别财产制之后，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一方的财产清偿，体现了对以善意第三人为化身的交易秩序的保护和交易公正;离婚时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体现了对婚姻关系中弱者的保护和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另外，特定条件下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的相互抚养、赡养义务的规定，以及一定条件下兄姐与弟妹之间的相互扶养义务的规定，体现了代际之间、同辈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公平与相互性。上述制度无一例外地体现婚姻法中的平等与公正，可以说，平等、公正是现代婚姻法最重要的基本价值。

⑶ 中国婚姻法

新旧婚姻法的差异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配偶权的规定
婚姻法中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是配偶权的内容。新增的“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差不多就是所谓的“包二奶”。配偶权的另一内容是“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这一要求的决定因素不仅是在生理方面，而且更主要的是精神、情感、心理、道德等方面。
二、禁止家庭暴力
为了使实施家庭暴力者得到应有的处罚，有效地遏制家庭暴力现象的发生，实现婚姻法的宗旨，新婚姻法进行了修改，把严惩家庭暴力作为重点之一，在婚姻法第3条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并且在第五章第43 .45 .46条规定了相应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三、事实婚姻
考虑到生活中，有很多符合结婚条件的男女未办理登记，仅举行结婚仪式就视为结为合法夫妻。新法把符合双方自愿，达到法定婚龄并没有血缘和精神上的问题，只是没有登记的，规定要补办登记，使他们走上合法婚姻的道路。
四、夫妻财产约定制
在新法有关夫妻财产的条文中，一是引入了“个人特有财产”的内容。以前只要一结婚，财产就算是双方共有的了。经过一段时间，如果要离婚，也往往对半分，修正案第18条则明确规定了哪些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二是夫妻双方可以书面约定婚前财产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配方式。
五、无效婚姻
目前全国存在着为数不少的违法婚姻，主要表现为早婚包办买卖婚姻、重婚、弄虚作假骗取结婚登记等等，这些违法婚姻本应由法律宣布其无效并对违法当事人进行处罚。新法在第10 .11 .12条分别规定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几种情形，条同时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这就意味着:一旦一宗婚姻被宣布无效或撤销，当事人就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
六、离婚条件
离婚是让感情确已破裂的夫妻双方脱离苦海，告别死亡婚姻的合法有效的途径。修改后的婚姻法在尊重协议离婚的同时，仍然继续沿用“感情确已破裂”这一离婚标准，此外还增加了基于这一标准而列举的五种情形。
七、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新婚姻法专门增加了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这一章，对重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委会、村委会以及所在单位应该予以劝阻、调解；根据实际情况还可能给予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对于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以不法手段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当事人，该章规定了少分或不分的原则，即使当时未发现，事后也可以向法院请求再次分割。而对于拒不执行法院裁决的，法院有强制执行的权力。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增加，充分体现了新法保护社会贫弱者合法权益的原则，使前四章规定的权利义务的落实有了可靠的保障。

⑷ 我国《婚姻法》的历史和现况

中国奴隶制、封建制时代的婚姻法
在中国整个奴隶制时代，婚姻家庭关系主要是由维护宗法家族制度的礼和统治阶级认可的习惯来调整。在冠、昏、丧、祭、乡、相见的六礼中，婚（昏）为其一。嫁娶中又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六礼”，婚姻离异方面有“七出”、“三不去”的规定，以及男女、夫妇关系中的“三从四德”等，都发端于奴隶制时代（见封建婚姻制度）。
封建社会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礼、法并用。
战国时《法经》，以奸淫入于杂律。秦简已有“家罪”之名。
汉《九章律》（见汉代法规）以户律规定婚姻、户籍、赋税等。
三国、两晋、南北朝，上承汉制而有所增减，魏律（见三国法规）、晋律（见晋代法规）中均有户律。北齐律以婚事附于户，改称婚户律、北周律则分列婚姻、户禁两篇（见北朝法规）。南朝诸国基本上沿用晋律。
隋（《开皇律》）将婚户合而为一。《大业律》再次分为户律和婚律（见隋代法规）。
到了唐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立法臻于完备。现存的《永徽律》（见唐代法规）以《户婚》为第四篇，计46条，不仅是以后各代婚姻立法的蓝本，而且远播域外，对周围一些国家也有相当的影响。
宋代以户婚律载于《宋刑统》，并在户令中重申良贱不婚等规定。
辽、金、元的法律均有关于户婚的内容。
明律（见明代法规）在户律中有婚姻等门，清律一仍其旧。明代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已有与律并行的例。在清代法律体系中，例的地位更加重要，除律文后附有例外，刑部例中也有婚姻一目。
古代婚姻制度详见于礼而略于律，法律对婚姻关系的调整并不是全面的，除了与刑相关的问题外，其他均由礼来调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婚姻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法亲属编
国民党政府于1930年12月26日公布，1931年5月5日施行的民法亲属编，内容上与北洋政府制订的民律第二次草案一脉相承，并且大量地搬用了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亲属法的有关条文，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在法律上的表现。
革命根据地的婚姻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政权就开始了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制建设。1931年11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有关婚姻条例的决议，同年12月1日，颁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后又加以修改，于1934年4月8日颁行了《中国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其主要内容是：确定婚姻自由，废除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一夫多妻；实行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红军战士的婚姻。其后，许多革命根据地都制定了地区性的法律，有1939年4月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42年12月的《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1942年1月的《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3年的《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等。这些法令的基本精神都是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立法
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全文分为8章，包括原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及附则，共27条。内容以调整婚姻关系为主，同时涉及家庭关系方面的各种重要问题。“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就是该法在原则问题上所作的重要规定。为了肃清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该法还明确规定禁止重婚、纳妾、收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等。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原婚姻法自新法施行之日起废止。

⑸ 论述婚姻法对你价值观的影响

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内律。全文共分为8章，包括原容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及附则，共27条。内容以调整婚姻关系为主，同时涉及家庭关系方面的各种重要问题。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原婚姻法自新法施行之日起废止。2011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婚姻法最新的司法解释

⑹ 我想知道婚姻法

婚姻法
目录·婚姻法的概念
·婚姻法在不同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外国婚姻法的历史与概况
·中国婚姻法的历史与发展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结 婚
·第三章 家庭关系
·第四章 离 婚
·第五章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1. law of marriage
指“婚姻之法”/“婚姻法律”/调整婚姻关系的法律规范
〖参见 婚姻家庭法、民法典、民法〗

2. marriage law
特指单行的“婚姻法”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婚姻法的概念

婚姻法是调整一定社会的婚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定社会的婚姻制度在法律上的集中表现。其内容主要包括关于婚姻的成立和解除，婚姻的效力，特别是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等。从调整对象的性质看，婚姻法既包括因婚姻而引起的人身关系，又包括由此而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

婚姻法的内容多数为强行性规范，概念上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婚姻法的调整对象除婚姻外，还包括家庭关系，其名称是在扩大意义上使用的，如1950年和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既有结婚、夫妻关系和离婚的规定，又有关于父母子女和其他家族成员间权利义务的规定。其内容较亲属法窄，但较狭义的婚姻法宽，实际上是婚姻家庭法。狭义的婚姻法的调整对象仅限于婚姻关系，其名称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的，如《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婚姻和婚姻中的法律关系由本法规定”，不涉及其他事项。

婚姻法在不同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婚姻法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其编制方法也不尽相同。古代法律多采取诸法合体的形式，不论中国、外国，都没有独立的婚姻法。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一般都包括在内容庞杂的统一法典内。长时期中,婚姻立法不够完备，因此，伦理规范和宗教教义在调整婚姻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在资本主义各国法律体系中，婚姻法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作为亲属法的组成部分，附属于民法的。在立法形式上，大陆法系各国一般都把亲属法编入民法典。英美法系各国的亲属法，一般是由多数的单行法规构成的，如婚姻法、家庭法、已婚妇女财产法、离婚法等，名称不一，但它们都是各该国家民法的组成部分。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婚姻家庭关系实际上是从属于财产关系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婚姻家庭关系摆脱了私有财产的支配,它主要是一种存在于特定成员间的人身关系,其中的财产关系只不过是上述人身关系引起的法律后果。因而婚姻法不再附属于民法，而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部门。1950年和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虽然条文不多，内容也较简要，但都是全面规定婚姻家庭制度的独立法律。

外国婚姻法的历史与概况

【古巴比伦和古罗马的婚姻法】

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婚姻立法，可以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汉穆拉比法典》中的有关制度为代表。这个法典公开肯定买卖婚姻，在夫妻关系中，丈夫享有种种特权，甚至得将其妻交与债权人充当债奴；在亲子关系中，家长的权力极大，有权决定子女的婚事，甚至有权将子女出卖为奴；在婚姻终止的问题上，男女双方也很不平等，自由民可以遗弃未生子之妻，只须付与女方相当于聘金的费用并返还其嫁妆。

古罗马是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国家，其婚姻立法远较同时代的许多国家完备。早在《十二铜表法》（见罗马法）中，就有关于家长权等规定。从共和国时期（公元前6世纪末～前1世纪后半期）到帝国时期（公元前30～公元476），民众大会通过的法律，元老院的决议,皇帝的敕令等，是婚姻家庭法的重要渊源。罗马法规定实行婚约制度。结婚问题在市民法和万民法中有不同的规定。市民法上的婚姻方式盛行于罗马前期（公元前30～公元284）,后期(284～476)逐渐为万民法的合意婚所取代。在家庭关系方面，家父权和夫权在罗马法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婚姻终止的原因有三：配偶死亡、自由或市民身份的丧失和离婚。罗马自《十二铜表法》到《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的1000余年中，婚姻立法的变化很大。前期的法律十分严峻，夫妻、父母子女、家长和家属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突出。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法律也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家进步。其中很多规定对后世影响很大，不少内容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亲属法所继承。

【欧洲中世纪的婚姻法】

在整个中世纪，欧洲各国婚姻立法的发展比较缓慢，其渊源主要来自习惯法、寺院法（见教会法）和罗马法三个方面。早期封建制国家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如法兰克的《萨利克法典》和《里普利安法典》中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主要是习惯法的汇集。它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纪元后的数百年内，基督教在欧洲许多地区广泛传播。随着教权的伸张和教令的统一，寺院法从11、12世纪进入全盛时期。在有关婚姻、家庭、监护、继承、收养等问题上,寺院法的权威凌驾于世俗立法之上。1234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命佩尼亚福特的雷蒙德编撰的教令汇编第4编即为婚姻法。到宗教改革以后,婚姻家庭问题上的立法权才逐渐由教会转入国家手中，这一过程被称为“婚姻还俗运动”。

欧洲中世纪（公元12～15世纪）末期还发生了罗马法复兴运动（见注释法学派），使罗马亲属法的原理和规则对各国婚姻家庭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宗教改革（16世纪）和罗马法的复兴，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从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到资本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转变。

【资本主义国家的婚姻立法】

① 近代法国、德国民法典中的亲属法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亲属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在形式上已被奉为神圣的法律原则。而实质上,资产阶级婚姻家庭在更大的程度上受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支配。《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有关亲属制度的规定，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中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些规定包括结婚、离婚、父母子女、收养与非正式监护、亲权、未成年、监护及亲权解除、夫妻财产契约及夫妻间相互权利以及继承等内容，全面表达了资本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要求,在欧洲亲属立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贯彻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等原则时，它在亲属法方面的规定远不如财产法方面的规定，还有不少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痕迹。

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产物。它在亲属部分中吸取了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成果，同时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比《法国民法典》中的规定更加完善，形式和立法技巧也更加周密、成熟，至今仍为联邦德国所沿用。民主德国则于1965年12月20日颁布了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亲属法典》。

② 英美法中的亲属法

和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中的亲属法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法律形式。两者在原则上和具体规定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英国法受罗马法的影响较少。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方面,普通法和衡平法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从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向资本主义婚姻家庭制度转变的过程中，英国亲属法的改革是以保守著称的。

美国各州的婚姻立法主要以英国法为其渊源。由于两国的条件不同,英国法中某些明显的封建残余,没有为美国法所承袭。在美国，依各州制定法而成立的法律婚和依普通法而成立的习惯婚同时并存。关于结婚的条件、离婚的理由等问题,各州法律的规定不尽相同。1970年美国的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只有极少数州采用。

③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婚姻立法的趋势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断修改婚姻立法，使之更加符合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如亲属制度中的封建残余进一步被破除；男女两性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在形式上趋于平等；在婚姻解除问题上也有从限制离婚主义向自由离婚主义发展的趋势。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婚姻立法方面所作的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只有联系各国的实际状况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因为这些国家还存在许多给婚姻家庭关系带来重大消极影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仅凭婚姻立法上的措施是无法解决的。

〖苏联的婚姻法〗 帝俄时代的亲属法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宗教传统。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对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采取了许多重大的立法措施。1917年12月18日，革命政权颁发了《关于民事婚姻、子女及实施户籍登记簿的法令》；不久又颁发了《关于离婚的法令》。这些法令对废除反动法律，排除宗教势力对婚姻家庭的干预，都起了重要的作用。1918年9月16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俄罗斯联邦户籍登记、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于同年10月22日起施行。1926年11月19日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192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婚姻家庭立法中具有代表性的法典。1968年6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婚姻和家庭立法纲要》，并在决议中要求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必须符合该纲要的精神。此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相继颁布了婚姻家庭法典。

中国婚姻法的历史与发展现状

【中国奴隶制、封建制时代的婚姻法】

在中国整个奴隶制时代，婚姻家庭关系主要是由维护宗法家族制度的礼和统治阶级认可的习惯来调整。在冠、昏、丧、祭、乡、相见的六礼中，婚（昏）为其一。嫁娶中又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六礼”，婚姻离异方面有“七出”、“三不去”的规定，以及男女、夫妇关系中的“三从四德”等，都发端于奴隶制时代（见封建婚姻制度）。

封建社会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礼、法并用。

战国时《法经》，以奸淫入于杂律。秦简已有“家罪”之名。
汉《九章律》(见汉代法规)以户律规定婚姻、户籍、赋税等。
三国、两晋、南北朝，上承汉制而有所增减，魏律(见三国法规)、晋律(见晋代法规)中均有户律。北齐律以婚事附于户，改称婚户律、北周律则分列婚姻、户禁两篇（见北朝法规）。南朝诸国基本上沿用晋律。
隋（《开皇律》）将婚户合而为一。《大业律》再次分为户律和婚律（见隋代法规）。
到了唐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立法臻于完备。现存的《永徽律》（见唐代法规）以《户婚》为第四篇，计46条，不仅是以后各代婚姻立法的蓝本，而且远播域外，对周围一些国家也有相当的影响。
宋代以户婚律载于《宋刑统》，并在户令中重申良贱不婚等规定。
辽、金、元的法律均有关于户婚的内容。
明律（见明代法规）在户律中有婚姻等门，清律一仍其旧。明代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已有与律并行的例。在清代法律体系中，例的地位更加重要，除律文后附有例外，刑部例中也有婚姻一目。

古代婚姻制度详见于礼而略于律，法律对婚姻关系的调整并不是全面的，除了与刑相关的问题外，其他均由礼来调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婚姻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法亲属编】

国民党政府于1930年12月26日公布，1931年5月5日施行的民法亲属编，内容上与北洋政府制订的民律第二次草案一脉相承，并且大量地搬用了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亲属法的有关条文，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在法律上的表现。

【革命根据地的婚姻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政权就开始了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制建设。1931年11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有关婚姻条例的决议，同年12月1日，颁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后又加以修改，于1934年4月8日颁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其主要内容是：确定婚姻自由，废除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一夫多妻；实行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红军战士的婚姻。其后，许多革命根据地都制定了地区性的法律，有1939年4月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42年12月的《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1942年1月的《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3年的《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等。这些法令的基本精神都是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立法】

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全文分为8章，包括原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及附则，共27条。内容以调整婚姻关系为主，同时涉及家庭关系方面的各种重要问题。“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就是该法在原则问题上所作的重要规定。为了肃清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该法还明确规定禁止重婚、纳妾、收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等。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原婚姻法自新法施行之日起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结 婚
第三章 家庭关系
第四章 离 婚
第五章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

第二条 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
实行计划生育。

第三条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第四条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第二章 结 婚

第五条 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第六条 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
（一）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第八条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第九条 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一）重婚的；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
（四）未到法定婚龄的。

第十一条 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第十二条 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

第三章 家庭关系

第十三条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

第十四条 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

第十五条 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

第十六条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第十七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第十九条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第二十条 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
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

第二十三条 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

第二十四条 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第二十六条 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第二十七条 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歧视。
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第二十九条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扶养的义务。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

第三十条 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第四章 离 婚

第三十一条 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

第三十二条 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第三十三条 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第三十四条 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

第三十五条 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

第三十六条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

第三十七条 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第三十八条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

第三十九条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

第四十条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第四十一条 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第四十二条 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第五章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
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第四十四条 对遗弃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
对遗弃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支付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的判决。

第四十五条 对重婚的，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第四十七条 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人民法院对前款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制裁。

第四十八条 对拒不执行有关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探望子女等判决或裁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有关个人和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

第四十九条 其他法律对有关婚姻家庭的违法行为和法律责任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变通规定，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区制定的变通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第五十一条 本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
1950年5月1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废止。

⑺ 建国后就实行一夫一妻制，那当时那些达官贵人的姨太太们何去何从

建国后就实行一夫一妻制，那些达官贵人的姨太太都被藏了起来。

⑻ 新中国婚姻家庭立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婚姻法治的历史变迁是一个时代变迁和社会文化转型的晴雨表，从中也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巨变。
第一，反映了新旧中国政权的转换。
1950年《婚姻法》是一部废除旧式封建婚姻制度、树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宣言。从所用术语来看，“包办强迫”、“男尊女卑”、“重婚”、“纳妾”、“革命军人”等暗含了从“旧制度”变为“新制度”、从“革命”变为“建设”的巨大历史转换。后两部《婚姻法》开宗明义指出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从内容来看，“计划生育”、“夫妻财产”、“感情破裂”、“家庭暴力”、“婚外恋”等富有时代气息的术语表明了与1950年《婚姻法》在立法主旨上的巨大差异，也表明后两部《婚姻法》出台时不同的时代背景。
第二，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
中国婚姻法治发展变迁最根本的动力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没有改革开放进程的日益加快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就没有婚姻法治的进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大包大揽，《婚姻法》的制定和颁布也不例外。而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对个人生活干预的方式发生变化，从计划经济下的大包大揽解决问题转变为赋予个人更多权利，这就使个人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也必将促使婚姻家庭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的自由、平等的方向发展。从1950年《婚姻法》制定中的国家主导逐渐变为民众广泛参与2001年《婚姻法》制定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特点。
第三，反映了人治与法治之争以及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家对婚姻的治理、人们对婚姻家庭的重视、社会法治观念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其间，有20世纪50年代中期要求加强“革命法制”的要求，也有60年代“要人治不要法治”的主张，有20世纪50年代“重视法制”的良好开端，也有60年代“砸破公检法”的狂热；有20世纪80年代“人治与法治”的争鸣，也有90年代“依法治国”思想的高度一致。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框架和权力运行体制之下，党和政府在法治问题上的抉择对当代中国婚姻法制的嬗变至关重要，《婚姻法》的历史演进折射出国家治理方式的变迁和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
第四，体现了国家不断走向富强和人民生活日渐富足的社会现实。
从三部《婚姻法》法律文本的对比中，这一事实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中最典型的是关于“夫妻财产分割”的条款：1950年《婚姻法》中对此只是较为笼统和粗略的规定；1980年《婚姻法》在此方面的规定虽做了少量调整，但并没有明确规定整体的分割办法和相关细则；2001年《婚姻法》对离婚后夫妻财产的分割问题做出了较为全面、详细和明确的补充。这既是法律不断走向完善的表现，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百姓生活日益富裕的事实。此外，关于“感情破裂”、“计划生育”、“家庭暴力”、“婚外恋”等相关条款相继写入《婚姻法》，也表现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维权意识的增强。
总之，《婚姻法》的制定和修改经历了60多年的变革历程，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民众的婚姻家庭生活在立法与现实之间不断进行调适和整合的过程中日渐表现出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的时代特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的艰难探索和取得的良好成效。但是，在立法与现实之间又时而存在一些社会冲突现象，这也表明，任何法治实践只有在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变革紧密关联和平衡中才会更加完善起来，进而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良性运行。

⑼ 1950年婚姻法基本精神是什么

1950年婚姻法基本精神是废旧立新。即废除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版,建立社会主义的婚姻家权庭制度。

1950年《婚姻法》开宗明义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这既表明了党和政府废除旧式封建婚姻制度的严正立场和坚定态度，也体现了新制度下的婚姻家庭观念。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大张旗鼓的宣传和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旨在加速旧式婚姻制度的衰亡和进一步确立适合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的新型婚姻家庭关系。

⑽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是什么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这样出台

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哪一部？答案是《婚姻法》。1950年5月，新中国成立才半年多，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就颁布实施了。
新生的共和国，百业待举。何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出这么一部关系到五亿中国人民婚姻家庭生活的法律？起草这部《婚姻法》的是些什么人？起草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黄传会著、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一书，披露了其中的内幕。

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

2001年8月24日，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新中国，决定让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并不是学法律的专才，但当年他在延安分管妇女工作，后来又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
王明是属于学院派的理论家，要办什么事，先得找理论依据，他要求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必须很快熟悉这方面的马列论著，与同志们一条一条地审理中共在战争年代制订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
据说，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的，秘书记录。那天，王明一口气述了17个小时，边述边改，17个小时一气呵成，形成了23000字的初稿，显示了王明的才气。
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并作了“草案”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会议通过这部八章27条的《婚姻法》。
毛泽东主席随即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婚姻法》于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三十年，到1980年才修改。
时隔不久，《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同志：您好。
我阅读了你报2001年8月24日发表的《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一文，我认为文中有一部分是事实，但关于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部分不是事实。
当时王明是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他看过这个稿子是事实，但没有参与起草，也没有参与讨论，送中央政府之前，有没有提意见，我不了解，但决不是他起草的。
……罗琼2001年10月22日两个版本，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仅就两篇文章来看，这个“罗琼”的来信应该说更可信一些。几番周折后，我找到了“罗琼”。原来，她正是原中央妇委委员、当时参与起草《婚姻法》的成员之一。在我的要求下，她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务。”

1948年9月，解放战争进入了全面战略反攻阶段。就在此时，中央妇委召开了一次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9月20日，会议开幕当天，朱德代表党中央致开幕词，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邓颖超代表中央妇委作工作报告。
会议期间的一天傍晚，邓颖超对妇委会的同志们说：“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务。”
从东柏坡到西柏坡也就二三里地，转过一个小土坡转眼间就到了。刘少奇与王光美那时刚刚结婚不久，住在两间土墙瓦顶房里。刘少奇热情地把她们迎进屋里，请她们吃花生和红枣。
“会议开得不错吧？”刘少奇问。邓颖超说：“太好了！大家认真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讨论了当前的方针任务，而且还要研究制订今后妇女运动的方针。”
刘少奇说：“关于妇女工作，一方面各级党委应当重视，加强领导；另一方面，妇女干部自己也应努力工作，主动争取党委的重视。你们不是要党委撑腰吗？首先你们得有‘腰’，党委才好撑；要是自己没‘腰’，别人怎么撑也撑不起来。”
刘少奇风趣的话语把大家都说得笑了。
“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再有一年左右时间，我们就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片刻，刘少奇习惯性地点燃一支烟，“新中国一成立，你们妇女工作者的任务更重了。有些工作现在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和研究。今天，找你们来，想先交给你们一项任务，先吹吹风”。
听说有新的任务，大家都很高兴。邓颖超连忙说：“少奇同志，请给我们布置吧。”
刘少奇说：“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中央妇委，你们马上着手，先做些准备工作。”
说罢，刘少奇转身从一只从延安转战带出来、写着“奇字第3号”的小书箱里，取出一本已经发黄的小册子：“这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1931年毛泽东同志亲自签发的。这是从封建婚姻制度下解放妇女群众，实行真正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条例，体现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你们还要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的婚姻状况，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婚姻条例的经验教训，反复讨论，再动手起草。”
邓颖超兴奋地说：“太好了。这些日子，大家通过在农村蹲点搞土改，更加深切地了解贫苦农民，特别是妇女们深受封建婚姻统治的痛苦，他们迫切要求婚姻自由。”
10月5日，会议闭幕前一天，刘少奇到会作重要报告。
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专门讲到婚姻法问题。他说：“婚姻问题是妇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我查阅了一些解放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例，均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封建婚姻的旧传统。新中国即将成立，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有一部统一的婚姻法，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你们现在就要组织力量起草新婚姻法，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先准备一个草案，新中国成立后，由党中央送交中央人民政府，广泛征求意见，修改审定后公布施行。”

光是框架就推倒重起好几次。

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由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王汝琪。
东柏坡是个群山环抱，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央妇委借用了老乡前后两个小院，前院两间土屋，一铺土炕，几张桌子，办公用；几位大姐和工作人员，住后院两间土屋。
起草一部体现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婚姻法》，对于这些妇女领袖来说，是一场新的考验。起草小组成员中，真正学过法律的只有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王汝琪。但是，她们有着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长期做妇女工作，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渴望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感受极深。
她们派出工作组对婚姻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据调查材料表明，当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等省已解放的农村中，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少的占33．3％，最多的达99％。在北平、天津、西安、哈尔滨等已解放的城郊中，婚姻案件少则占民事案件的11．9％，多的占48．9％。在婚姻案件中离婚及解除婚约的，在上述农村中平均占54％，城市或城郊，少则占51％，多则占84％。离婚原因主要是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婚、通奸以及遗弃等，女方是原告，提出离婚的占58％～92％。
由于刚刚从土改第一线回来，大家相互提供了许多新的情况。
邓颖超说，土改在改正成分时，有些农村拿“破鞋”作为帽子加在一些妇女的身上，或者拿“破鞋”作借口剥夺她们应得的土地权，甚至把这作为打击妇女的口舌。比如有一个不大的村子，就有80多个妇女被划为“破鞋”，加上这个帽子剥夺了她们应得的权利，甚至连她们的婚姻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都被剥夺。可怕的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加以区别。究竟什么样的叫“破鞋”呢？只有专门以卖淫为生活来源的少数妇女，才能称为“破鞋”。至于在农村中，贫雇农娶不起老婆，靠上一个女人；有的妇女守寡多年，靠上一个男人帮助干活……这些都应加以具体的区分。产生“破鞋”的根源，一方面是因农民没有翻身、受经济压迫；另一方面是因婚姻不自由的制度所造成的。而我们有些干部没有认清产生的根源，把农村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不加本质的、轻重的区分，一律加以“破鞋”帽子，这是错误的。
有些同志谈到，一些地方在土改中，以各种方式干涉群众婚姻自由，统治妇女、不准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富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还有关于抗属的离婚问题，有些地方抗属提出离婚，没有经得前方军人的同意，便批准离婚，影响了军心。
……
讨论问题时，大家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因为这是为新中国和五亿同胞起草的婚姻法，大家都意识到它的分量。光是框架就推倒重起好几次，每章每条都是字斟句酌。每次讨论都是大家先发表意见，王汝琪作记录；然后她再拿出新整理过的稿子，又供大家讨论。七八个人紧挨着围坐在炕上，东柏坡的冬天还是挺冷的，窗外寒风呼啸，屋里却讨论得热火朝天……
由于当时中央妇委人手少，还要承担其他大量工作，婚姻法整个起草过程，断断续续，大约花了半年的时间。

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

在起草过程中，大家对一些条文有不同的看法，每次讨论都要发生争论。争论最大的是有关离婚自由问题。
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9条规定：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这一条，新的婚姻法要不要写进去？
反对的人认为，在农村，离婚自由了，必定要触动到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必然将成为反对派。另外一种顾虑是，当时形势发展很快，马上就要进城了，怕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另有新爱，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
邓颖超作为一名妇女运动领袖，一直关注着民众的婚姻问题。这一次重新起草婚姻法，邓颖超态度鲜明，主张写上“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这一条。
全国妇联档案处保存着一份珍贵的资料，这是邓颖超在中妇委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对于婚姻法内“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一条的意见：我主张这一条。理由是中国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的痛苦最多，很多材料可以说明。早婚、老少婚、买卖婚是普遍现象，如不根绝就谈不上婚姻自由。妇女要求离婚，往往不允许，即便在党内也如此。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是主要根据妇女利益提出的。如果加上很多条件，反而给下边的干部一个控制的借口。
婚姻法是原则性的规定，破坏旧的，建立新的，就必须针对男女不平等现象，给妇女以保障。考虑婚姻条例每条内容，必须从最大多数妇女利益出发，不能从一部分妇女的利益出发，更不能有为了限制或照顾少数男人的观点。其结果，反而对多数妇女不利。

“我们同意第一种意见”

1949年3月23日，100辆卡车和20辆吉普车，载着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离开西柏坡，离开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千年古城北平挺进。
《婚姻条例》草案，又经过一番修改，1950年1月21日，由中央妇委呈送党中央，并附邓颖超亲笔信一封：毛、刘、朱、任、周并王明同志：送上中央妇委修改的婚姻条例草案最后稿，请审阅。这个婚姻条例草案，曾经过妇委正式讨论过五次，会后交换意见多次，并另邀请了中组部、中青委、法委等几方面同志共同座谈过一次，历时二月有余。
几经争论，几度修改，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争论的主要问题，即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一则，至今仍意见分歧，尚未能取得一致。对于此点反对者是较多数人，赞成者包括我及少数人。现为了应各地的急需，且有关广大群众切身迫切的利益，不能再拖延不决。故大家商定，一致同意先以现在的草案（虽然我仍不完全同意），经妇委多数同意了最后稿，并将我们不同的意见一并附上，请中央参阅作最后决定。另送了一份婚姻条例草案给法委，请法委将意见提交中央。
我们争论之是非，要求中央给予提示。妇委同志希望中央审阅后能和妇委同志一谈，或中央讨论时，允许妇委同志参加，究竟如何？由中央决定。
……
专此，敬礼。邓颖超1950．1．21中央立即将该婚姻条例草案分别送各民主党派、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以及政务院政务委员会议，各有关司法机关、群众团体征求意见。
一个星期后，中央法制委员会便向中央呈报了修改意见：主席及书记处各位同志：
对于妇委起草之婚姻法条例，我们有下列意见，提供参考：
一、关于离婚问题的意见：对此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离婚自由，即如双方愿离或一方坚持离婚者，即得离婚，不附什么条件；另一种意见，主张一方提出离婚者，须附有条件，合某一条件者，始得离婚。我们同意第一种意见，因为离婚结婚自由，是反对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解放妇女的一个基本要求，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立法，应以进步的合乎新社会发展的原则为出发点，不应以过去的、需要改革掉的旧社会遗迹为根据。
中国社会中还有离婚结婚不自由的现象存在，这只能证明婚姻条例须有彻底解放的性质，才能冲破根深蒂固的旧社会枷锁，才能创造合于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的家庭关系，而不是相反。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法律，本身应该具有引导人民前进的极大教育性质和解放性质，婚姻条例的立法精神，也应如此。
……法委会1月28日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公布。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王明），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的经过和起草的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自中央妇委着手准备至今，历经一年半时间。期间，曾经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改通过；又经政务院第22次会议讨论；并经由毛主席亲自主持、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委员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参加的联席座谈会讨论两次。
草案的各章各条，都经过反复的研究、讨论和修改。除少数条文外，多的曾修改三十至四十次以上，少的也修改十至二十次以上。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