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经济法

❶ 清末新政的性质和作用

清末新政是一场缺乏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积极参加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

新政的历史作用：

（一）消极作用

（1）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2）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

（3）某些经济政策客观上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

（二）积极作用

（1）经济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2）政治上，清末政权机构开始向现代政权机构转变。

（3）军事上，清末中国军队军制、武器开始近代化。

（4）思想文化上，西方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近代化教育得到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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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失败的历史原因：

清末新政中的统治者们不愿放弃“祖宗之法”，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放弃享用的特权，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放弃受到荫庇的旧体制。

唯其这些“不愿放弃”，才使清末改革不能从正义出发、从公正做起，才使清末新政一波三折，最终裹步不前；才使改革变成了有名无实的装点门面，才出现了人们批评的“虚假改革”、“换汤不换药的内阁”，才使清末新政的深化改革错过了最佳时机。

从清末新政十年的悲剧与今日中国改革三十年后的困境对比中可以看出，最主要的“类似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满清王朝垮台在政治改革的虚情假意上，今日中国困扰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❷ 近代意义的法律体系出现在什么时候

近代意义的法律体系的出现是在清末沈家本修订法律之后
沈家本(1840—1913年),字子惇,号寄簃,浙江归安(吴兴)人。光绪进士,曾任刑部侍郎、大理院正卿、修订法律大臣等职。沈系清末法学名家,撰有《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等许多法学著作。本文拟就他主持清末修律的成绩和有关的法律思想,略作论述。1
20世纪初年,清王朝在危机加剧、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苟延残喘,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被迫改变统治策略,于1901年宣布实行他们原来所深恶痛绝的“新政”和“立宪”。修订法律就是实行“新政”、推行“宪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近代法律体系的思想渊源
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法产生于这个时代，有它的理论背景和特定的社会背景。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就是：受近代启蒙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经济法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传统法律体系的局限，使法律与已经发展的社会经济和已经改变的社会道德观念重新吻合起来。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是对传统法哲学和经济学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石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反思的结果。
二.近代法律体系的特点
（1）基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将法律分为公法、 私法两大法域。其中，以调整私人关系，保护私权为目的的，为私法；规范国家行为限制公权力扩展的法律，为法。
（2）在公法领域，在建立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础上， 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3）在私法领域，基于人人平等、同质的假设， 对民事主体进行高度的抽象，并在此基础上构筑权利义务体系。

❸ 清朝末年的经济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晚清的经济很穷。1.统治者的极度腐败。2.由于实行“海禁”这样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经济的落后。3.那个时候只有少数人学习西方开办一些工厂（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等）。
不过GDP国民生产总值总量还是很大的，世界前三的样子。当时的中国因为人多，而且很少买外国的东西，都是洋人高价来买咱们的。所以国民生产的东西价值很高。说GDP高是没错的。
穷则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对内对外的战场。太平天国和两次鸦片战场，中法战争，后期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把国库里的白银掏空了。
但是人民手里的钱也不多。大部分的白银落在了地主，官僚，买办，外国商人的手里。人民穷，政府更穷。
但是清朝没有广泛使用纸币，主要还是银子（清末开始出现和使用银元）和铜钱。

❹ 中国从清末到现在的法律的主要变化过程是什么

从无系统到有系抄统，由人袭治缓慢向法治转变。
清末以沈家本、杨廷芳为主的法治派和礼学派有争论。
临时宪法大纲只作用了很短一段时间，被袁世凯改了两次。
后来军阀割据，也立了几个法。
革命根据地主要以土地立法为主。
建国前以人民政协宣言代替宪法。

❺ 请概括清末《公司律》颁布的原因

清末1898—1911年颁布的经济法规达60多个，包括综合性法规《商人通例》《公司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行业管理法规《试办银行章程》《矿务铁路公共章程》，奖励实业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奖励公司章程》等。

17世纪始，“公司”一词流行于我国广东、福建和台湾地区，大量以公司命名的经济贸易和秘密社团组织在民间出现，如天地会在婆罗洲创建的“兰芳公司，新加坡的“义兴公司”等。这时期公司一词具有称谓上或文本上的意义，在商事习惯的范围内使用。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公司，无疑是清末法律移植的成果。清末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和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使得公司这一组织形态在中国广泛地开展起来，立法对此也进行了确认和调整。

1903年12月清廷商务部颁布《公司律》，中国公司法历史上首次对公司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即“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公司章程也进入我国公司法律之中，“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此外还纳入了“股权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则”，公司制企业模式由此开始在中国发展。

❻ 清末新政是什么

清末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

又称称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民国称遮羞变法，香港称晚清改革，日本称光绪新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等百位皇亲在忠臣随扈下出宫避祸西安。接受八国联军提出的《辛丑条约》，此举对中国打击甚大，因此朝廷保守派主动进行变法。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政府进行改革，改革内容多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戊戌变法近似，但比戊戌变法更广更深，还涉及废除千年仕宦之道的科举制度。

清廷力图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方面进行一系列系统性改革，改革也波及了内地和东北、蒙古、西北和西藏各地，由于改革政策的“支离、拖沓”和一些官员的“敷衍”，没有取得太大进展，但“新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为辛亥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准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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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中的五大历史教训

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晚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其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均超过了此前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积累了大量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经验。清末新政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挽救王朝垂危的命运，然而事与愿违，清王朝在新政十年后很快被辛亥革命推翻。

一、最高决策层的问题

清政府没有坚强而智慧的改革领袖及决策群体。一方面，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与监国摄政王载沣都无力担此重任。另一方面，慈禧太后长期专权造就一批平庸的大臣，内阁、军机处、督办政务处(1906年后改称会议政务处)、宪政编查馆大臣集体政绩平平。

二、地方督抚的问题

地方督抚是推行新政的中坚力量，对新政的进程及其成败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等强势督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和影响清廷的新政决策，但大部分督抚一般都只是新政政策的执行与推动者。清末新政在各省进展不一，成效并不理想，其中原因固然颇为复杂，而作为新政中坚力量的地方督抚大都推行不力，则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三、改革的时机问题

在宏观决策方面，清政府不能掌握改革的主动权，而是处处被动，拖泥带水，终至错失时机。清末新政是在庚子事变后被迫启动的，当新政发展到预备立宪阶段而走向政治体制变革时，慈禧太后游移持重，摄政王载沣迟疑不决，处处拖延敷衍，终于失败。

四、各利益群体的关系问题

清末新政改革的目标是极力加强中央集权，甚至集权于皇族亲贵，从而激化了皇族亲贵内部的矛盾、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造成各阶层均不满意。如何处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与未得利益群体的矛盾，是新政改革过程中非常棘手而又无法回避的难题，是对改革领导者政治智慧的大考验。清政府从根本上缺乏这方面的智慧，因而不可避免地自食其恶果。

五、民生问题

清末新政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清政府高层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而根本无暇顾及中间社会及下层民众的民生问题，结果民变迭起，革命终于像火山大爆发一样不可避免。

❼ 晚清出现微弱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和职能集团的原因

1840-1911年清王朝统治的最后70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传统时代从未有过的巨变。在社会经济与社会教育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明显的。
一、晚清经济结构的变动与阶级阶层的分化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由于外国商品及资本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更由于中国人追求国家富强的努力，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部分变化。传统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一统天下的局面有了一些改变，资本主义性质的机器大工业及近代商业、金融业等开始出现，而传统的农业、手工业、金融业等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形态呈现出多彩而复杂的景象。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国社会固有的阶级结构发生分化，产生了新的阶级与阶层。
1、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与农业商品化的发展
（1）农村自然经济的初步解体。自然经济结构，主要是指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下、人们的生活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一种落后的经济状态。由于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主要是手工棉纺织业，因此，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是指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不断衰落及其与农业的分离，同时也表现为农村经济商品化的不断进步。
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是在外国廉价商品与资本冲击下开始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土纱、土布被洋(机)纱、洋(机)布的代替，一般表现为植棉与纺纱的分离、纺纱与织布的分离、纺织与农业的分离几个层次，任何一个环节的破坏，都意味着这种自然经济体系的一定程度的分解。
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推动力最初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的侵略。外国资本主义凭借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及掠夺农产品，从而打击了落后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同时也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进程。中国民族资本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也给予自然经济以一定的打击。另外，随着航运、公路及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城乡经济之间的联系较前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要逐渐被淘汰。正是在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才有了发展的空间。但这一解体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棉与纺、纺与织的分离首先发生在非产棉区，而耕与织的分离更为漫长。所谓洋布代替土布，主要是代替市场上的土布，而农民手织自给布的产量不断增加，直到1920年以后才有所减少。近代中国乡村日益贫困，自然经济体系在一度遭破坏后，一定时期又有所加强。可以说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直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一个长时期里也没有完成。
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加速分解，由于主要原因不是由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及相应的社会分工造成的，而是主要由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入侵及出口贸易的需要所促成，因此这是一种被动的、强制性的分解。这种分解，虽然也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它未能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未能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并且由于这种分解所形成的商品市场是一种半殖民地型的市场，商品量和价格水平都受国际市场支配，因而，自然经济分解的结果，并没有导致农民生产之经济效益的明显增进，反而增加了农村生产的不稳定性及对商业资本的依附。因此，农村小生产者在封建剥削之外，又加上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自然经济的解体虽然符合时代潮流，但在近代中国并没有给广大农民带来多少实际利益。
（2）农业商品化的发展
鸦片战争前，我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战后，其进程加快。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及商品粮的增多。首先，在出口需求的刺激下，农村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其次，粮食商品化也有发展。其原因主要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及酿酒等行业的发展有关。
总之，晚清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出现了部分变化，自然经济开始发生解体，农业商品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变化有一定的限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在土地占有制度方面仍然是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农业生产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生产工具、生产方法没有什么大的进步，粮食产量也没有多少提高。总的来看，农业经济的变化非常微小，农业近代化还未真正起步。
2、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
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主要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商业和工业，它们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新的生产方式，也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新的生产方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才被冠名为“近代”。
（1）中国近代商业贸易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及民族资产阶级首先产生于商业领域，而不是工业领域。
1917年10月，南京路上第一个中国人筹设的先施公司开张。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早表现为商业资产阶级，所谓的无产阶级早于资产阶级产生的说法也就值得商榷。”这种说法是一家之言，能否成立还要斟酌。至少我觉得是不成立的。这些所谓的商业资产阶级，产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人数多少？规模大小？而无产阶级呢？可以对比一下！
（2）中国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基本上不是由传统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演化而来，而主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刺激、示范下发展起来的，基本上属于迟发的外来移植性工业化类型。
其一，官办洋务企业的发展。
其二，民族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
（3）近代金融业的产生与发展
银行是经营借贷资本的企业。钱庄与票号的变化。
3、在华外资扩张与垄断地位的形成
晚清外国资本在华的扩张，一般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成两个阶段。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受到清政府的限制，发展较为缓慢；甲午战后，外国获得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力，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在中国的投资大规模增加，并取得绝对优势地位，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甲午战后至20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命脉，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向前顺利发展的根本障碍之一。反对外国侵略，实现民族独立，构成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之一。
4、现代阶级阶层的产生
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地主经济结构一定程度的解体，以及新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由此而导致晚清阶级结构发生变动。原有各阶级阶层出现分化与解体，产生了新的阶级与阶层。
在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体系中，最基本的阶级集团表现为两大类属：一是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二是与近代社会新兴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其它的阶层一般都从属于这四大阶级集团。
二、晚清的经济变革与政府所面临的难题
晚清的经济变革，是近代中国带有历史性转折特征的大事。既属于变革，相应地也就必然出现极难解决的问题。西方的入侵中断了中国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序。西方力图将中国纳入到他们所希望的体系中去，而晚清政府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确实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阵痛。
1、经济变革中以五行业为导向的近代化趋势
晚清的经济变革，以工业、金融信用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农业为导向，十分明显地表现出近代化趋势。
工业的近代化，以民用企业为例，从制造业看，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共设立808家；从采掘业看，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共设立145家。这953家工矿企业，经营形式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和中外合办五类。这些新式企业分布在纺织、粮食加工、机器、化工、水电、造纸、印刷、制材、制药、制革、玻璃、水泥，以及煤炭、金属采掘等各行业中。
金融信用业（银行、保险公司）的近代化。银行的经营形式，出现了官办、官商合办、商办、中外合办四类，商办的占多数。保险公司的经营形式，出现了官督商办、商办两类，也以商办的居多。
交通运输业的近代化，从铁路看，自清政府开办铁路到1911年，中国出资及借外资建筑的铁路总计5858．4公里，占晚清时期中国铁路总长度的60．9％。晚清铁路公司19家，经营形式有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三类。商办铁路公司占的比重最大。航运业经营形式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中外合办五类，商办的占了绝大部分。
商业的近代化，从商业企业看，迟至20世纪初才出现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公司，先施总公司（1900年）和永安百货公司（1907年）。1909年，全国向农工商部注册的商业公司有15家。从新式商人组织看，到1912年全国出现的商会（包括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和商务公所），共有二千个左右。
农业的近代化，有农牧垦殖公司的创办，已引进农业机械，同时农场为了增产，发展农田灌溉面积，还购进凿井机器。试验新法凿井，开发井灌工程。改良农业的措施，1904年和1906年，山东省的农工商务局曾先后两次从美国购进棉花良种，分发棉区试种。
工业、金融信用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农业的近代化，从总体上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五行业的近代化，又各以不同程度，增强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反映了晚清的经济近代化程度，虽然相对于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仍是相当落后的。但毕竟在缓慢之中还是向前发展着。
2、政府参与经济活动面临的难题
政府城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一些特定的经济领域和经济行为，必须由政府参与才能正常运转。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行为，主要是规划制定经济活动秩序，维护正常经济秩序，调解、裁处经济矛盾和纠纷，直接或间接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计划和规划经济发展与增长，充当某些特殊经济活动的主体等。但是，当政府履行它的主要经济职能时，总要在现实中碰到一些难题。晚清政府直接主持“数千年来未有”的经济变革活动，自然就有出现的难题在困扰着它。
难题一：财政收支不平衡。
先来看国际收支。长期入超，造成了国家储备资产减少和外流，反映的是国际收支不平衡。国际收支是国内总收支的一部分，国际收支有赤字必然要靠国内收支来抵补。而长期国际收支不平衡，必然给国内各项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经济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压力。
再来看政府收支。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为田赋、关税、盐税三大项。清政府的财政支出，众所周知，是出大于入的，如仅是中外战争的大量赔款就已经确定了这种格局。因此弥补缺口的措施，便有了举借外债，发行公债。确切些说，政府负内外债基本上都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这样，甲午战前，主要靠加重税收，约占岁入26％的厘金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甲午战后，就主要靠寅吃卯粮了。很明显，晚清的政府收支是不平衡的。也正是因为政府的收支没有保持大体平衡，于是长期存在的财政赤字，寅吃卯粮，最终也就导致经济不能稳定持久发展。
难题二：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最突出的经济现象是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导致晚清物价上涨的因素有：（一）税收的影响。税收是现实经济中的重要现象，征税增加，税额负担使销售者必然以提高售价来补偿，因此最终是要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二）“通货膨胀税收”。政府滥发纸币、铸制钱的经济措施，实质等于向社会变相征税，因而也可以叫“通货膨胀税收”。（三）天灾人祸。自然灾害和战争引起的物价上涨是非常明显的。（四）私铸。未经官府许可而铸造货币就属于私铸。当时铸造的主要是铜制钱，被叫做“私钱”。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货币不断贬值，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的必然是社会经济的极大混乱和破坏。晚清的币值不稳定，应该说，既有中央政府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客观方面的原因。
难题三：调节经济的措施有一部分不能见效。
在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出现后。政府对某些经济过程的调节，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乏的组成部分。就政府参与调节过程来说，在微观经济活动或者宏观经济活动中，必然都有着政府在出面调节的一些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晚清经济内部的嫁接，竞争行为也相应地出现了。政府直接调节经济，重点扶持官督商办企业，发布具有垄断性的经济法规，结果怎样呢？政府垫借款的数额越积越多，减免税厘又使政府财政收入失掉了不少，实际上的这一出多入少，说明政府主观上是要把官督商办经营形式在新式企业领域里推广下去，可它的财力却已经不能承受了。这是清政府调节经济难以见效的一个方面。
难题四：经济政策常因中央与地方不协调而走样。
国家干部干预经济的宏观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产业政策四种。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又主要是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方面不协调。官督商办企业内部，“官督”就走样成了“官权”把持一切，“商办则走样成了商民仅仅是群出资者”，“自立条议，悦服众商”不过空话而已。
上述四大难题，成为限制晚清经济近代化的重要因素。晚清的经济近代化之所以发展缓慢，应该说是与四大难题有直接关系的。
3、社会意识方面存在着的难题
晚清经济朝“西化”起步来的突然，长期生活在“与外界完全隔绝”国度中的人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象魏源等人一样，思想转变的那么快。由于机器生产抢了手工生产的活路。1881年广东南海出现缫丝工人纠合数千人拆毁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的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问题是，旧意识的存在，毕竟给经济近代化制造了一定的障碍。继昌隆厂就是迫于压力，迁到澳门去寻求发展了。
交通运输系统是近代经济机体的动脉，特别是铁路的修建，成为晚清所处的那个时代一个国家经济近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甲午战争前，主张中国自己修筑铁路的言论，总要遭到强烈的反对。1880年铭传的《请开铁路以图自强疏》—出现，立刻受到朝中部分官员围攻。这样，刘铭传的提议也就被否决。几年后，因又出现关于修筑津通路意见，又对修铁路再次聚成一股声浪，认为“病国殃民，百姓受累”，要求“特降渝旨，将中国开行铁路一节，永远禁止”。客观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修建铁路不可能被“永远禁止”，但当时开津通路计划确实是被迫改变了，只筑了从唐山到山海关的一段铁路。从侧面反映出旧意识对经济近代化的制约。而中国真正放开手脚兴办铁路，不得不推后进程，成了20世纪初的事。
思想观念上接受不了“师夷长技”办洋务的士大夫，大有人在。
晚清的商办、官商合办新式企业，有很多是股份制的。当时股民的投资行为还跟得上形势，但投资风险意识却极弱。只赚不亏的旧意识必然抑制了投资风险意识的萌生。结果，晚清的企业投资不得不推行官利制度，也就是不论盈亏、固定股息的一种制度。
社会意识给出的难题，是多方面的，这里不想面面俱到地谈。随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不断认识，思想更新，这又会对经济近代化产生促进作用。20世纪初，自办铁路运动的兴起，公司制企业的大量建立，都说明经济领域当中的旧意识难题，已在清末自然得到了部分解决。
4、不摆脱半殖民地状况，关键性难题无法解决，经济也不会彻底变革
半殖民地形态是套在近代中国身上的枷锁，晚清经济变革遇到的关键性难题，都是由它造成的。比如，从国际收支不平衡这个难题看，半殖民地是鸦片走私得以存在的最基本条件，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凭借不平等条约、靠低关税大量倾销商品的最基本条件，因此，一天不消除这个最基本条件，国际收支平衡就决不会实现。
就政府收支不平衡来说，撇去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因素不谈，大量的战争赔款明显直接与半殖民地有关。被入侵国使用暴力索赔的这批数额巨大的资金，如果不是战争，而是中国自已用在国内的近代化经济建设上，必定使晚清的经济有很大程度的增长。《马关条约》的赔款增强了日本的国力，就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政府收支能够达到平衡的唯一前提，就是必须摆脱半殖地状况。
受半殖地化的控制，晚清的经济变革是不彻底的。这主要表现在，工业的近代化局限在轻工业，矿冶又局限在采掘，没有出现近代化的冶炼业；近代化的金融业没有与近代化的工业同步出现；工业近代化与商业近代化，工业近代化与农业近代化，二者之间都没有出现一种促成的关系。实际上，即使推翻封建的清王朝后，在资本主义性质的民国国度里，半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变革效果显著，但仍然不能说经济就彻底变革了。原因就是，半殖民地仍旧在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晚清社会决不可能出现经济的发展。所以，晚清社会决不可能出现经济彻底变革。

❽ 晚清经济改革为何失败呢

晚清经济改革其实就是清末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再次大败，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清朝的部分官僚开始觉醒，认识到了西方船舰利炮的威力，要想挽救朝廷统治，必须要学习西方技术，建立自己的工业和社会新体系，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

洋务运动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改变，建立了新式学堂，新式工厂，新式军队。工业和矿业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清末各种因素制约，洋务运动先天不足，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四 洋务运动虽然是由部分清朝开明官员发起，慈禧太后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但是囿于历史条件，力量分散，并未出现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政党领导。所以领导力量的缺失，也注定了洋务运动走不远。这点一般很少有人提及，但是我认为是洋务运动不成功非常重要的原因。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所以我们要牢记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

❾ 清朝末年的经济状况怎样

GDP是国民生产总值。当时的中国因为人多，而且很少买外国的东西，都是洋人高价来买咱们的。所以国民生产的东西价值很高。说GDP高是没错的。

穷则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对内对外的战场。太平天国和两次鸦片战场，中法战争，后期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把国库里的白银掏空了。

但是人民手里的钱也不多。大部分的白银落在了地主，官僚，买办，外国商人的手里。人民穷，政府更穷。

另外，当时不是向外国贷款贷不成，而是国外争先恐后的要贷款给中国。因为贷款是需要抵押的。作为一个政府向其他国家的私人银行贷款，大部分就是把自己的税收给抵押出去了。而国外的银行控制了你的税收，就等于控制了你的经济。更有利于盘剥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

❿ 民国初期经济立法的特点

民国初年的经济法规建设起始于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但系统的制订工作则是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成立后才开始的。1912年5月14日，袁世凯命令工商部：「从速调查中国开矿办法及商事习惯，参考各国矿章、商法，草拟民国矿律、商律，并挈比古今中外度量权衡制度，筹订划一办法」1.此后，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揆一和张謇任工（农）商总长期内（1912年8月2日-1913年7月18日；1913年9月11日-1915年9月18日），开始系统地制订经济法规。到了1921年，已颁布经济法规四十多项（不含各法规施行细则），包括工商、矿冶、金融、权度、农林、经济社团，引进外资和侨资等方面2.

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的初步完成

与清末新政时期颁布的经济法规相比，民初的经济法制建设向前跨进了一大步。首先，所颁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较为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清末所颁的经济法规约计十余项3，其范围虽已涉及新式工业、商业、矿业、铁路、银行和商人社团，但其内容比较简略单薄，主要限于新式企业和社团的创办手续和组织方式。民初所颁的经济法规不仅在种类上已明显增加，而且在内容上也比较周详全面。如商人通例由清末的9条增至73条，公司条例由清末的67条增至251条，矿业条例增至111条，商会由清末的26条增至46条，等等。这些法规不仅规定了企业和社团的创办手续和组织方式，而且对其停闭、转让、纳税、财务、分配、奖惩等方面也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总的来看，民初所颁的经济法规已包括了社会经济的各主要部门，且不同程度地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政府经济管理等领域。

中西结合，广采众议

其次，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资本主义化国家，在制定经济法规时当然可以参考先发资本主义化国家已有的经济法规，但只有与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相结合，才能制订出比较切实可行的经济法规，才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清末经济法规的制订，由于行之仓卒，订者无知，既没有很好地领会西方经济法规的精神，也未及详细调查中国的经济习惯，因此所颁经济法规的功能极其有限。正如民国初年的一篇反映资产阶级意见的文章所言：清政府虽「摹仿他人，颁布一种商律，但是定法律的人没有法律思想，也不明商业习惯，徒有规定，不能实施」4.民初经济法规的制定则在参考西方有关法规的基础上，较多地注意到了本国的经济状况。其中最为重要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系根据清末各商会所商讨拟订的《商律总则》和《公司律》草案而制订的。1907-1909年，上海商务总会、商学会和预备立宪公会受清政府委托，开展商业习惯调查和商法修订工作。他们「延聘通晓法律之士，调查各国法理，证以中国之商习惯，历二年之久」，召开两次全国商会商法讨论会，最后与农工商部一起修订了以上二律，并由农工商部呈请资政院审议颁发，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未及颁行。民国成立，张謇出任农商总长后，「即邀原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呈请袁世凯交付国会议决公布5.因此，该二律的制订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颁布后颇受工商界的欢迎。其它经济法规的制订也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工商界的意见，在1912年11月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上，工商界代表对公司注册章程、商标法、特许法、矿业章程、权度法、商会法、保息法都提出了许多建议和要求，后来工（农）商部在制订经济法规时均有多少不同的采纳6.

法规修订更照顾资产阶级利益

第三，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说经济法规的制订以商业习惯为出发点已经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话，那么根据工商界的要求对已颁法规作修改则更进一步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商会法》的修订。1914年9月12日，民国政府颁布《商会法》。各商会对新颁《商会法》不尽满意，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尤其是对取消总商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和行文程序把各商会视为同级政府机关下属组织，表示强烈反对，坚决要求修正。从《商会法》颁布后到1915年4月的半年多时间里，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各地商会函电交加，接连不断地向农商部提出修改要求7.1915年3月25-29日，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事务所还召集二十一个省区商会的七十五名代表，举行了全国商会临时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商会法》修改问题，议决通过了修正草案和意见书，并提请政事堂转呈大总统核准公布。其意见书提出了五点修改建议：（1）各省会及通商大埠应设立总商会；（2）应允许组织全国商会联合会，并得设立总事务所；（3）一县之中不以一会为限，及商务繁盛之区均可设立商会；（4）商会行文程序不能以行政官厅之阶级相绳；（5）商会图章不拟由各商会按内务部统一规定之式样各自营造，而应由农商部颁给关防8.在全国各商会的力争之下，袁世凯政府为缓和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得不考虑修改《商会法》。1915年11月9日，参政院通过了经由张謇提交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修正商会法案，并谘请袁世凯「查照施行」9.12月14日和次年2月1日，袁世凯先后签发公布了修正《商会法》和《商会法施行细则》，完全接受了全国商会的修改意见10.

除了《商会法》之外，其它法规也有经工商界建议而作修改者。如对于《公司条例》，农商部根据商情，于1916年1月经袁世凯批准后，将条例中第124条原定的公司股分每股金额，分期收缴者，「至少以五十元为限，但一次全缴者，不妨以二十元为一股」，改作「分期缴者至少以二十元为一股，一次缴者得以五元为一股」，以利招徕股分。又将第186条原定的，公司在开业前可付给股东年息六厘的官利，开业后只准付余利，不准再付官利，改作开业后「准其酌给官利，仍由余利中分派，不得动用本金」，既顾及了股东的利益，又防止了公司的「以本充利」11.对《矿业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煤矿以二百七十亩以上，十方里以下，其它各矿以五十亩以上，五方里以下为限」；并由农商部附加通令，凡矿区面积不及条例所定最低限额的旧有小矿，必须在一年之内自行扩充或合并，否则「当即查明封禁」12.这自然要遭到众多的小矿业主的反对和抵制，「直隶、河南等省咸纷纷以矿区限制过严为言」。农商业部在「默察各省小矿情形」之后，感到「若不量予变通，实有窒碍难行之处」，于是经袁世凯批准后，于1915年7月又制订颁行了《小矿暂行条例》，「与矿业条例相辅而行」，允许矿区面积不足矿业条例规定之最低限额者，继续照办13.至于对其他已颁经济法规，应工商界的要求和经济形势的变动而作出一些枝节性的修改或临时变通，则难以一一类举。

由上可见，在民初经济法制建设过程中，袁世凯领导支持于上，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执掌权力的工（农）商部主持于中，广大的资产阶级参与于下，形成了一种上中下三方面互相配合的局面，这才使民初经济法规的制订工作得以全面而迅速的展开。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广泛参与更使之走向健全化和科学化。这一切无疑是辛亥革命造就了一个比较资产阶级化的政府和比较民主化的政治体制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