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复杂

Ⅰ 《合同法》中的主要条款有什么

我国《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①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这是每一个合同必须具备的条款，当事人是合同的主体。合同中不仅要把应当规定的当事人都规定到合同中去，而且要把各方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都规定准确、清楚。如果是自然人就是姓名。如果是法人、非法人组织就是它的名称，包括它的法定住址。有的时候企业名称可能比较复杂，在登记时，一定按照在工商登记注册的名称来填写，不能简化，不能写别称。

②标的。标的是合同当事人双方权利和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它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一切合同的必备条款。合同标的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有四类：一是有形财产，指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且法律允许流通的有形物，如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货币和有价证券等；二是无形财产，指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且法律允许流通的不以实物形态存在的智力成果；三是劳务，指不以有形财产体现其成果的劳动与服务，如运输合同中的运输行为，委托中的代理、行纪、居间行为等；四是工作成果，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体现履约行为的有形物或无形物。

③数量。注意，在写数量时，一定要用标准的计量单位，千万不要使用比较模糊的单位，如几厘利、几垧地。否则，一旦就此产生纠纷则法院难以认定其具体所指。

④质量。不同产品或劳务的质量评价方法不同，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可以监控测量的质量标准。国家有强制性标准规定的，必须按照规定的标准执行。

⑤价款或者报酬。是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所付代价的货币支付。价款一般指对提供财产的当事人支付的货币。如果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要按照规定执行。如果总价款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则应当在合同中规定清楚或者明确规定计算价款或者报酬的方法。

在合同中，还要说明付款方式，即是分期付款还是一次性付款，付款的具体时间或具体环节等。合同中还要注意注明总价款和单位价款，单价和总价要分别进行约定。

有些合同比较复杂，如需要支付运费等，这时需要明确这些可能发生的费用由谁负担。

⑥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履行期限是指合同中规定的当事人履行自己的义务，如交付标的物、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劳务、完成工作的时间界限。履行期限可以是即时履行的，也可以是定时履行的；可以是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的，也可以是分期履行的。但无论是哪种，在合同中都要进行明确的约定。

⑦违约责任。违约责任是促使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使对方免受或少受损失的法律措施，也是保证合同履行的主要条款。违约责任在合同中非常重要，因此一般有关合同的法律对于违约责任都已经作出较为详尽的规定。但法律的规定是原则性的，即使非常细致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难以照顾到各种合同的特殊情况。因此，当事人为了特殊的需要，为了保证合同义务被严格履行，为了更加及时地解决合同纠纷，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如约定定金、违约金、赔偿金额或赔偿金的计算方法等。

在确定违约责任时，要分析哪些方面可能存在违约问题，并分别规定相应的违约责任。如在支付费用方面违约了怎么处理，在物品或劳务交付方面违约了怎么处理等。这样便于当事人处理违约问题。

⑧解决争议的方法。解决争议的方法指合同争议的解决途径，对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的解释以及法律适用等。合同纠纷发生后，可以通过四种途径来解决。一是用协商的方式自行解决，这是最好的方式；二是用调解的方式，由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三是用仲裁的方式由仲裁机关解决；四是用诉讼的方式，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寻求纠纷的解决。

当事人可以约定解决争议的方法，除了通过诉讼解决争议的方式不用进行约定外，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争议的都要事先或者事后约定。依照仲裁法的规定，如果选择仲裁解决争议，除非当事人的约定无效，即排除法院对其争议的管辖。但是，如果仲裁裁决有问题，可以依法申请法院撤销仲裁裁决或者申请法院不予执行。当事人选择和解、调解方式解决争议，都不能排除法院的管辖，事后当事人还可以提起诉讼。

一份严密合同的起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对于大宗的买卖。如有必要，最好请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帮助起草。

Ⅱ 合同法规范任意性特点的具体表现

1、民法基本原则，是其效力贯穿于整个民事法律制度和规范之中的民法根本规则，是指导专民事立法、民属事司法和进行民事活动的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行为准则。
2、其的特征：
（1）内容的根本性。不仅体现社会主义法的一般原则，而且直接体现商品经济的一般要求。反映民事活动、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
（2）效力的贯彻始终性。贯彻民法的始终，对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进行民事活动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3）形式的非规范性和不确定性。民法的基本原则不具有法律规范所要求的具体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的逻辑构成，因而不属于民法规范。同时，民法的基本原则大多属于弹性的不确定条件，没有全面具体地规定权利义务。
（4）功能的强行性补充性。
3、民法的特征，还可以换下面这种更直白的说法：
（1）民法基本原则是指导民事行为、民事主体和民事司法的准则。
（2）民法基本原则不涉及当事人的具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3）民法基本原则强行性规范，当中人不得以约定方式来排除适用。

Ⅲ 超复杂的合同纠纷案！！求法律高手！！！在线等。

合同就是一锤子买卖,双方只要意思表达一致合同即生效,以后再象整什么要蛾子门都没有.

Ⅳ 合同法中案例有几点不明，望强人给解释下。事件复杂，请大神解答。

根据你复所述事实，回答如下制：
1、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承租人拖欠租金，出租人在进行催告并给与适当时间后，有权解除协议，即清退。并且该催告不建议立即采用律师函的行使---目的在于追究其一定的违约责任。
2、由于不清楚贵方与其签订的租赁合同如何约定，因此对于该2万元能否不予退还尚不明确。
3、根据你的阐述，对方可能存在违约事实，因此可追究其一定的违约责任。具体如何追究可能需要在阅读相关材料后始知。
4、在具体清退过程中，可能还存在实践中的一些障碍问题，建议最好请律师予以协助。

本人为执业律师，任何需要可联系我。

Ⅳ 合同法是越简单越好还是越复杂越好

如何法律都是保抄持中间的袭好。过分简单，就会有过多的弹性，且缺乏判决依据。而过分的复杂就会把法律条文限得太死，缺乏弹性，但案件事实不在法律条文的描述以内的，就会使法律工作者无所适从。所以现在的法律条文每一章都会有数条很明确（复杂）的法律条文，一到两条具有弹性（简单）的法律条文，而且隔几年就会根据实际修改法律。

Ⅵ 合同法问题

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

关键词: 合同自由原则/确立/限制/重塑
内容提要: 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精神内核和实践纲领。虽然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合同自由原则不断受到限制,但并没有动摇合同自由在现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则的地位；我国新合同法尽管对合同自由原则未加以明文规定,但从合同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和整体内容来看却始终贯彻了合同自由的精神和理念,而且,我国新合同法关于合同自由原则是规范化了的现代合同自由原则。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及其在两大法系的确立

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是和私有制社会商品经济的出现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的,而这一原则在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确立则是私有制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作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罗马法,已孕育了契约自由的萌芽。在优士丁尼《民法大全》有关诺成契约（Contractus Consensu） 的规定中已基本上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1]在诺成契约中,当时并不注重契约的形式,而只注重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因为它决定着契约的成立和生效。事实上,这一观念“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极具生命力的契约法原理:契约的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契约之债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这一原理被后世概括为契约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契约自由。”[2]尽管如此,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罗马法并没有真正形成完备的契约自由原则。

通说认为,合同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完备形式定位于18 —19 世纪,因为此时合同自由原则开始具备了其所需要的理论基础。[3]一方面,从理性哲学的层面来分析,合同自由首先建立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所推崇的人权观念之上。一切人生而平等,人们对财产、自由和生存有着不可否认的自然权利,社会应最大限度地承认个人的权利,应当承认人所具有的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合同自由只不过是上述思想的一种特殊表现。为强调个人天赋权利与公共权力的抗衡,资产阶级法学家特别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区别,私法主体平等,权利义务设定自由而不受公法的干涉等。正是在这一资本主义制度下,合同自由才能实现,也才能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身份性的法律本身就与契约平等的观念水火不融,所以在古代罗马时代,契约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罗马法的一种理想而存在,因为要在皇帝和臣民、贵族与平民的等级社会中,真正实现合同自由,罗马帝国就不会有斯巴达克斯的起义,罗马法也就不会出现历史的断层,故封建专制制度不可能将合同自由作为普遍的法律原则。另一方面,从其经济基础的角度来探究,合同自由直接反映了自由经济的要求。如果说,理性哲学的理论为合同自由原则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导的话,那么自由经济的理论则为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提供了最合适的土壤、最充分的条件。自由经济的基本理念,即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交换相互的财产或服务。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即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订立合同。在他们看来,以这种理念建立__起来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最为公平,于社会亦最为有利。同时,根据自由经济理论,每个人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竞争,既可以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又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即是说,在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在不自觉地为社会服务。因此,自由经济理论为合同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的根据。

公允地说,上述理论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形成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合同自由原则在近代合同法中成为一项基本原则,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自原始积累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劳动力成为自由交换的商品,各种产品无限制地进入市场进行流通,财富的证券化扩大了交易的范围,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也拓宽了契约自由的范围。凡此种种,都为契约自由观念提供了生长的土壤。[4]为此,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主要国家都相继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通说认为,合同自由最早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于19 世纪初的法国民法典。但法国合同法问题研究专家尹田先生认为,在法国,合同自由原则的阐释从来都是仅仅存在于法学理论之中,法国民法典对之并未予以明文规定,只是暗示性地规定了这一原则。如该民法典第6 条规定:“禁止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即是说,在不涉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前提下,当事人有权自愿签订合同。该法典第1134 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将当事人的特别约定置于与来源于公共权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赋予当事人的意志以强制力,显而易见,该法典已确认了合同自由原则。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当时的法国,合同自由原则确是民法规范具体适用于法国商品经济社会的准确表现,作为对合同关系有关法律准则的一种高度概括,合同自由原则包含了一种最为普遍适用的理论,是对各种具体的合同法律现象和问题所作的最科学的解释,对于法国的司法实践产生过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德国,1900 年德国民法典的实施标志着以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为中心的抽象的合同理论的最终完成。这一理论以意志自由为基础,通过人类理性达到法的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从而使私法自治的逻辑成为契约法的基本逻辑。德国民法典虽没有像法国民法典那样“暗示性”地规定合同自由原则,但却处处体现出合同自由的底蕴。其总则编和债权编中的规定,大多数都是任意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这一事实又促使这种自由得到了强化。德国大多数学者都比较一致地认为,合同法一个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合同自由原则。“契约自由在整个私法领域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5]魏玛宪法第152条第1 款也特别规定:“在经济关系方面,依法实行契约自由原则。”在没有法典化传统的英美法系,虽然没有像大陆法系国家一样以法典明示、暗示契约自由,但自由权利为天赋人权,这不仅是政治权利,而且也表现为私法上的权利。尤其是19 世纪当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和亨利·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史观奇妙地结合起来,加之受大陆法系概念法学的影响,从而营造出了英美法系上的自由主义契约论。在这个契约论中,“任何人都有权和任何人缔结他们所想要的契约,他们也有权选择订立合乎他们自身利益的任何条款。”[6]到了19 世纪晚期,法学家认为,契约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然权利,契约自由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主要工具,是永恒和绝对的,甚至于契约自由已被明确地包括在宪法保护的自由之中。美国最高法院在奥尔盖耶诉路易斯安那州案中,首次宣布:契约自由是一种基本的宪法权利,宪法第14 条修正案所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缔结所有能够成为适当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契约的权利。为此表达的契约自由原则支配了全部法律。因此,契约自由作为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19 世纪美国法的主要特征。[7]合同自由原则在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的相继确立,标志着合同自由原则已成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核心和精髓。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及其在现代合同法上的地位

按照传统合同法学理论,合同自由原则一方面意味着当事人享有绝对的意思自由,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具有不受其他法律法规限制的效力,合同自由原则主张完全的、绝对的自由。其实,强调合同自由原则. 并非法律的一切规则都可以被当事人所排斥。合同自由原则在法律上也从未被绝对化,即使在1804 年,当对意思表示的哲理上的论证被适用于法国民法典时,也不能不受到诸多限制。如前已述,该法典第6 条规定:“禁止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自由不可能毫无限制。任何人在获得某种利益的同时,都有可能被强制接受某种义务。法律的目的不仅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此外,合同自由原则还必然意味着确认符合法定条件的合意势必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这就是合同自由的本质之所在。

著名法学家梁慧星先生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的理念归结为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合同法上反映得尤为典型。进入20 世纪以来,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迫使20 世纪的立法者、学者、教授、法官等正视当事人之间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抛弃形式正义观念而__追求实质正义、兼顾个人本位实现社会本位。而对实质正义、社会本位的追求,必然要求对合同自由从立法和司法上进行必要的规制。在法国,“强制性”合同的大量出现,形式主义的悄然“复兴”,附合合同理论的深刻影响,以及保护消费者利益立法运动的蓬勃发展,表明在法国现代社会中,合同自由已不再被刻板遵守,合同自由原则受到了严格限制。[8]在德国,合同自由原则从民法典颁布时起就受到了适当的限制:不得违背法律、不得违反善良风俗及不得违反诚信原则等。[9]在英国,该原则同样也受到默示条款（如1979 年的货物买卖法、1982 年和1994 年的货物及服务提供法均规定一些合同必须包含某些默示条款,以便维护社会公正,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不公正条件（如1977 年的不公正合同条款法和1994 年的消费者合同不公正条款规则规定如果协议中存在不公正条款或免责条款,法律可以限制这些条款的效力） ,以及合同形式要求等限制。[10]在美国,众所周知,合同法重述和美国统一商法典都是合同自由的产物,但二者都对合同自由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限制。如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90 条规定:在一方当事人依赖对方当事人允诺的情况下,即使不存在合同,合同责任仍可以产生。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 —302 条规定,可以拒绝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合同。[11]

英国法学教授、牛津大学圣约翰协会会员P·S·阿蒂亚在其《合同法概论》一书中指出:“自由放任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已经黯然失色了,这标志着人们已不再用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法已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其主要作用仅是执行当事人经选择而达成的协议的一种工具。现在的趋势是把合同看作达到公平的一种积极的工具。”[12]接着,他又深邃地分析道:“今天,人们一般认为: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常常是无可非议的,即使从纯粹的经济理由上看,也是如此”,“对契约自由的合法干预并非是要破坏这种自由市场,而是要支持这种自由市场。当然,对契约自由的合法干涉,并不总是用来调整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平衡。例如,为各种经济目的,如控制通货膨胀而制定的立法现在并不罕见,这些立法对限制契约自由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3]有学者惊呼,对合同自由限制意味着合同自由的衰落。其实,对合同自由必要的限制并不是合同自由原则的衰落,而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真实内涵的恢复和匡正。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对合同自由的绝对放任,就会使合同自由背离其内核———实质正义,甚至对实质正义造成侵害；而对合同自由的过度干预,就有可能缩小私法自治的空间,侵害私人权利。因此,科学的态度是,一方面我们应承认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权利滥用造成事实上的不公正。因此,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从根本上说只是为了弥补合同自由的不足,发挥合同自由之法律真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是合同最根本、最富有活力的因素。进一步说来,意思自治不再像当初一样,表现为当事人所当然享有的一种自愿、独立地创设权利和权力,而只是表现为一种由法律赋予的权力。法律在保障社会利益和公正的前提之下,确定了当事人行使这一权力的范围和形式。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自治的方式,掌握和运用自己的各种权利。”[14]更何况,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严重的经济不景气,使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重又陷入危机,新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复兴,合同自由原则再次得到了重视。正如经济领域内各国逐渐奉行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以国家干预为辅的政策一样,各国又逐渐采用以合同自由为原则以法律限制为辅助的主张。众所周知,由世界主要的法律及社会经济制度之代表者组成的专家小组起草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 1 条就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自由订立合同并确定合同的内容”,该通则第3. 2 条又规定:“合同仅由双方的协议订立、修改或终止,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要求。”代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权威学者经过充分的斟酌权衡之后所达成的共识的《欧洲合同法原则》第1 :102 条关于合同自由中也规定:（一） 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并决定其内容,但要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以及由本原则确立的强制性规则。（二） 当事人可以排除本原则的适用或者背离或变更其效力,除非本原则另有规定。合同法的立法实践表明合同自由原则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对合同自由原则作出必要的适当的限制,并没有动摇合同自由在现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则的地位。

三、我国新合同法关于合同自由原则规制的新思考

我国合同立法是否明确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出于对经济实行过多的干预和指令性计划管理,从而在合同法律制度中,很长一段时间强调以计划为基本原则,合同自由原则甚至被看作资产阶级民法理论而横加批判。改革开放后出台的经济合同法第5 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客观地说,这一规定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自愿”,这是历史性的进步,但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该法不仅没有明文规定合同自由原则,即使对自愿原则也没有明文表述,甚至还将遵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作为经济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特别强调合同的__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许多方面都必须遵守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并郑重确认凡违反国家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1993 年修改经济合同法时,尽管摒弃了一些计划经济的成份,但对该条文规定保留不动未加修改。倒是1986 年颁布的《民法通则》把自愿原则明确规定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法第4 条规定:“民法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合同是典型的民事活动,自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在一定意义上,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灵魂,离开了合同自由,合同法也就难以成其为“合同法”。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在新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法学界对合同法明确合同自由原则普遍持赞同态度,但未获有关方面认可,以至于1999 年颁布的《合同法》很明显是以《民法通则》的规定为基础,直接从原《经济合同法》第5 条规定的内容中引申出了合同自愿原则。新《合同法》第4 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由此,有学者认为:新合同法规定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并使其贯彻于整个法律,规定了较多的任意性规范。[15] “自愿原则（通说为合同自由原则） 是合同本质的体现”。[16] “统一合同法抛弃了反映计划经济体制本质特征的经济合同概念,明文规定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立法目的,规定反映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合同自由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规定合同管理、合同管理机关和合同管理机关对合同的监督,不规定行政制裁措施,符合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17]也有的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新合同法未能规定自由原则,而是照搬《民法通则》,将合同自由表述为“自愿”,而且还将其适用范围限定于合同订立。似乎除合同订立需要“自愿”或“自由”外,合同的变更或解除就不需要“自愿”或“自由”。[18]

认真研读新合同法,我们以为,应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开放地而不是封闭地对新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进行思考。

（一） 合同自由与合同自愿。一般说来,认为新合同法已明确规定了合同自由原则的,是将合同自愿与合同自由划等号的。从他们对合同自愿的内涵的界定及本质的阐述上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诚然,合同自愿原则源于合同自由原则,在其内涵上有交叉的情形。但二者还是有明显地区别的。一方面,二者在内容上不可相互混淆。通说,合同自由可以归纳为缔约自由、相对人自由、内容自由、方式自由及变更、解除或终止自由等五个方面；而从新合同法关于合同自愿原则的规定来看,主要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自愿,大体相当于当事人缔约自由这一含义或再稍宽一些。另一方面,二者所体现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语,合同自愿原则是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或残留着计划体制的思想影响和烙印,其目的和结果都是在承认市场机制必要性的同时,又对市场机制的适用范围给予限制；而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和直接的法律反映,合同自由的原则和制度是保证市场运行的最基本条件。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法律原则,合同自愿原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法律原则,是折衷的、不彻底的合同自由,是合同自由原则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形式。[20]如前已述,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只不过一、二十年时间。在整个社会中,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观念尚未完全确立。合同自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是过度,而是犹显不足。现实迫切需要用立法的手段来巩固改革成果,来强化合同自由的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我们的现状既不象1804 年制定法国民法典时的法国,个人主义、私法自治的思想风靡一时；也不像1896 年德国民法典颁布时市场经济和合同自由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如果说在他们的法律中不明确规定“合同自由”,同样意味着法律坚持了合同自由原则,那么我们今天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在我国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旗帜鲜明地在合同法中确立合同自由原则。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新合同法未能将法学界这一共识加以采纳,而代之以合同自愿原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限。如此说来,新合同法是否完全抛弃了合同自由原则呢？

（二） 合同自由原则仍然是新合同法的精神。从合同法的指导思想、起草过程和新合同法整体内容来看,始终贯彻了合同自由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其一、更新合同观念,最大限度地摆脱了计划原则的影响。新合同法结束了合同立法三足鼎立的局面,统一为民事合同,强调“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从而为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贯彻确立了前提条件。新合同法还重申,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得将自己意志强加于另一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当事人订立合同。这也就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其二、健全了关于合同自由的一系列合同法律制度。第一、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国合同立法中较为系统地规范了要约和承诺制度。当事人订立合同必须采取要约和承诺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中的“意思表示”本身已包含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充分体现了私法自治、合__同自由原则；另一方面,要约和承诺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亦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第二、确立了合同当事人缔约方式的自由。合同法第10 条的规定表明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明确了当事人确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合同法第12 条抛弃了经济合同法中关于合同内容的具有强制性的“主要条款”制度,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法律列举的条款是合同一般包括的条款,欠缺某一条款并不一定导致合同的当然无效。第四、规定了履行中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第60 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并非按照法律的强制规定或计划指令来履行。更为重要的是,新合同法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成功的立法经验和有益的判例学说之基础上,于第64、65 条分别指出当事人还可以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五、肯定了当事人变更、转让、终止合同的自由。合同法第77 条明文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合同法第80 —90 条还规定当事人可以依法自由转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合意不仅可以产生合同效力,也可以变更、转让合同效力,还可以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效力。该法第93 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六、扩张了合同责任制度中的合同自由。如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另一方可以自由选择违约责任承担的方式；在解决合同争议时也可以任意选择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中的任何一种解决方式。尤其重要是,当事人还可以自由放弃自己的救济权。此外,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还大量的体现在任意性规范的法律属性中。新合同法从合同的成立、内容、效力到合同的履行、变更、转让、终止及合同责任等各个领域以及分则中买卖等各类合同,都广泛规定了大量的“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的条款和当事人有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的条款,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的原则。

（三） 我国新合同法关于合同自由原则是规范化了的合同自由原则。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正处在“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阶段,但我们所享有的契约自由却与梅因得出这个论断时的契约自由有极大差别,是受到规制的契约自由。[21] 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赋予了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充分自主和意志自由,极大地激发了合同关系当事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民事主体个人能力之发挥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但由于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对私利的无限追求,特别是我国尚处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各种现代社会交易关系极其复杂,无论法律多么周全、合同多么严密,只要当事人心存恶意,总能找到规避的方法。严格意义上说,合同及其法律效力是当事人的合意与上升为法律的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合同自由历来就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正因为如此,新合同法通过借鉴参酌,对合同自由原则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实现实质正义、社会公平。该法第5 —7 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并使之与合同自由原则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我国合同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Ⅶ 劳动合同的问题，很复杂!

问题一：如复果不签合同，制与A公司的培训协议依然有效的。另外，A公司只是更名，并不影响原合同的继续履行的。
问题二：B公司的合同，要不要签订，完全在于你了。
问题三：如果与B公司签订了合同，只有解除了A公司的合同。培训协议才会失效的。
问题四：建议和公司再好好商量一下，尽量达成一致，这样对大家都有利的。

Ⅷ 对《合同法》的认识与学习《合同法》后的体会

中国政府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劳动法修订工作眼下已经接近尾声。此番修订过程非同寻常，期间如何平衡经济增长和劳动者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引发了各界的广泛争论。

早在一年半之前就提交给最高立法机构的新《劳动合同法》按计划应可于6月份最终获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通过。这项法律草案最初于2005年12月提交，人大常委会今年4月就它和其他法律草案进行了讨论。如果6月份获得通过，它有望于明年正式生效。

百年奋斗史，奥运圆梦时。风霜雪雨，一言难尽；苦辣酸甜，品味悠长。…
中国，没有奥运金牌的日子
[慈禧与奥运擦肩而过][奥运呼唤天津起]
[中国“看”奥运第一人][中国哑将泪洒伦敦]
彪悍奥运主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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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通过的延迟源于一种非同寻常的特殊情况：中国政府就这项法律草案广泛征求了公众意见，并收到了将近20万份意见书。

就此展开的争论一度非常激烈。面对国际劳工团体关于劳动法草案有意淡化中国工人急需获得的保护的抨击，国内商业团体的评论成为了避雷针。

但是这一过程显示出中国政府在法律形成方面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不同利益集团和广大公众的意见。这种旨在改善透明度的谨慎之举反映了中国政府保持各方对其法律法规广泛支持的愿望，以及它听取各方专家意见以确保其法律能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状的需要。

在中国，制定法律的驱动力依然很大程度上来自政治精英。然而观察家称，对于劳动法草案引发的各种问题和忧虑，中国政府似乎都认真地予以了考虑和回应。

北京双城律师事务所(Shuang Cheng Attorneys-At-Law)的律师Alexander May表示，虽说征求意见期间法律教授、工会、企业等各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这种相对公开化的做法还是广受欢迎的。“我绝对认为这些评论产生了很大的效应。”

中国需要新的劳动法来完善劳动秩序，尤其是考虑到民营部门的快速发展，情况更是如此。许多工人得不到书面劳动合同的有效保护，经常无法按时得到劳动报酬。政府同时还担心，很多劳工受制于不公正的短期劳动合同因而难以得到发展的机会。

企业游说团体担心，一旦劳动合同法加强对雇主的要求，则企业可能要因此增加成本，而其在雇佣和解雇问题上的灵活性也会有所降低。同时对于一向被视为政府掌控企业工具的工会在立法程序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也让他们心存忧虑。劳工权益活动家和商业团体都表示，中国政府在现行法律执行方面做得不是很好。

新劳动法的起草大约始于2004年，当时正值中国政府对劳工不满情绪以及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日感忧虑之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帮助下草拟出了新劳动法草案第一稿。

草案第一稿提交数月之后，中国领导人作出决定，就此草案征求公众意见。此举虽非史无前例，却也实属罕见。在接下来一个月的征求意见期内，公众反应相当热烈，总计提交了191,849份意见，其中大部分来自个人和国内的行业团体，但也有一些来自外国公司。

在外国公司提交的意见中有一份来自时任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的杨森(Janssens de Varebeke)。他在去年致中国人大的一封信中警言称，“严格的规章”可能会增加生产成本，由此“迫使外国公司重新考虑（是否）在中国进行新的投资或是继续开展业务。”

美国维权组织全球劳工战略(Global Labor Strategies)则指责包括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在内的商业团体意图“阉割”这项立法。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于4月26日发起一项运动，敦促中国美国商会的部分会员远离其称之为破坏新法的行为。商会的官员否认其有淡化劳动法修订的意图。商会发言人表示，它只是和中国的其他一些商业和劳工团体一起提交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并寻求搞清劳动法草案原件中的几点具体问题。

围绕中国劳工问题争论最激烈的一个焦点是，虽然法案中对中外公司没有区别对待，但是外国公司的行为准则往往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比如说上个月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就有当地媒体指责麦当劳公司(McDonald's Corp.)和旗下拥有肯德基炸鸡(Kentucky Fried Chicken)和必胜客(Pizza Hut)品牌连锁店的百胜餐饮集团(Yum Brands Inc.)付给员工的工资低于标准水平，尽管当地政府最后澄清了这两家公司并无违规行为。

在对新劳动法草案进行了几个月的商讨和研究后，立法机构于去年12月底发布了经过大量修改的新版草案。

修改最多的地方似乎是其中弱化了中国工会的角色。原版草案中有一条规定要求，雇主若想改变工作规章须先提请工会或其他员工组织批准。企业团体对这一条提出了强烈反对。新版草案对这一条的用词作了修改，变成了：雇主若想改变工作规章须先与工会或其他员工组织进行协商。修改后的这一条显得模棱两可，一些雇主担心，这依然会使工会在企业用人问题上拥有不应有的大权。

草案修订稿在涉及诸如试用期、非竞争协议、下岗和集体谈判等较为技术性的条款的用词上作出了很多改动。

中国美国商会表示，它对大多数的修改都感到满意。它说，自己在2006年4月草案征求意见时提出的意见有四分之三都在修订稿中得到了解决。目前依然让人担忧的是，新草案中关于遣散费的要求有所提高，雇主的成本会因此而增加。

中国欧盟商会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一直涉身草案征求意见过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官员郭军表示，新版草案中作出了一些让步，没有要求雇主为临时工提供书面合同，也没有提供一个解决太多短期合同问题的有效机制。

劳工权益活动家称，草案修订稿赋予工人的权利虽然不及要求的那么多，但（相比第一稿）依然有了相当程度的增强。

国际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香港联络办公室的负责人多米尼克•穆勒(Dominique Muller)表示，草案给了监管当局更大的权力，而工人们依然没有成立或者选择自己工会的自由。

此次劳动合同法相对公开的修改过程让人眼前一亮，人们期待中国政府在制定其他法律时也能更广泛地征询意见。不过，在中国今年计划制定修改的其他十几部法律中，绝大多数都不会拿出来广泛征询公众意见。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詹姆斯·吉莫曼(James Zimmerman)表示，这依然是一个透明度具有选择性的体系，在近期颁布的并购管理办法等其他重要法规上，外国公司一直都没有发言权。

有学者表示，中国政府似乎想让公众参与度至少从表面来看确是有所提高，然而根据中国的法规，制定法律并不需要走公众咨询这一程序。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学者郑爱青表示，可能有更多的技术性法律会向政府部门以外的小部分人征询意见，且多以学术界人士为主。她认为，对于普通老百姓不太关心的问题，政府不会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

Ⅸ 合同法的案例

转买卖合同与加工承揽合同的区别

在法律实务中买卖合同与承揽合同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时两者也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其中买卖合同与承揽合同中承揽人提供原材料的定作合同最为相象，比如中央空调定作合同、印刷合同等等。由于二者的相似性，给合同的定性和处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首先应当对一份具体合同的性质做出准确判断，然后才能选择适用具体案件的法律依据，基于此掌握两类合同的区分标准就成为一种必须。
一、买卖合同与承揽合同的区分标准。
法律之所以区分各种有名合同，并在实体法和诉讼法中针对各类合同作出不同的法律规定，原因在于立法者对各种契约关系中的利益关注程度不同。换句话说，在纷繁复杂的契约法律关系中，由于立法者更侧重于对某一秩序的干预和调整,或对某一利益的保护，因此通过成文法赋予了相关一方当事人某种不同与其他人的权利和义务，正是由于这些权利义务的不同，才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有名合同。
首先，从实体法即《合同法》的规定来看，虽然加工承揽合同与买卖合同有着相似性，但是定作合同还是有着与买卖合同的显著区别：比如合同法规定定作人对承揽人的工作有监督、检查权，定作人有单方改变定作方案的权利，有单方要求承揽人停止加工行为的权利，承揽方未经许可不得留存技术资料和复制品等。法律赋予定作人如此诸多的权利，其结果几乎使定作人达到了控制整个加工过程的程度。其实也就是让定作人控制整个加工过程，反过来也就是说，只有定作人控制整个加工过程的合同，法律才确认其为承揽合同。从合同当事人的角度来解释也就是说，只有在定作人有控制生产人生产过程、而相关商品生产人也同意定作人对自己的生产过程进行必要控制时，双方才称得上达成了“加工承揽”的合意；如果双方虽然达成了某种合同合意，但该合意中不包含定作人对生产过程进行必要控制的内容，则双方达成的就不是“承揽”合意而是别的合同合意，双方签定的合同也就不是承揽合同而是别的合同。因此，在现实中，即便有的合同作了诸如“留置权”的约定，但如果该合同中没有定作方控制生产过程的意思表示，或者该合同明确排斥定作方对生产方的必要控制，则不论双方在合同中如何约定留置权，都不能认定双方签定的合同是承揽合同。
其次，从诉讼程序法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法的适用解释中，明确将承揽合同的加工地作为承揽合同的履行地以及诉讼管辖地，这与买卖合同一般以标的物交付地为合同履行地是有明显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做如此规定，一般来说，，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查明案件真相的目的，即通过诉讼管辖权的制度构建，使法院最大可能的接近案件主要事实的发生地，以方便办案。而最高法院将承揽合同的“加工地”作为承揽合同的履行地，并进而将加工地作为诉讼管辖地，这说明司法机关关注的也是承揽合同的加工过程，审查的重点也是加工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也说明法院系统亦认为注重加工过程约定的合同才是承揽合同，反过来解释就是，不注重加工过程而只注重标的物交付和转让的合同的应当是买卖合同。
由此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注重的是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和监督；如果一个合同规定了定作人对生产过程的必要的控制权，而且这些控制权显然属于该合同的重要部分，则该合同应属于承揽合同，反之则属于买卖合同。
二、区分买卖合同和承揽合同的具体方式方法。
现实中的案件事实是多种多样的，如何适用这一标准处理具体案件仍须进一步探讨，否则即便掌握了区分标准也无任何益处。，在实务中应针对不同情况做如下处理：
第一，在审查一份合同时，应首先审查该合同有无意在强调标的物的接受人（具体合同中可能写作购买人或承揽人）对生产进行控制的内容。比如审查合同有没有约定标的物接受人享有材料选材或者生产过程的监督检查权、是不是享有单方设计变更权或终止定作权。这些约定不一定全部具备，但是必须能显示出定作人对生产过程的必要控制，如果没有体现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应认定为买卖合同。反之则认定为承揽合同。
第二，标的物的特定性一般不应作为两类合同的区分标准，只能作为最后的辅助参考标准。但不是实质区分标准。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标的物是特定的，但如果合同没有体现定作方的任何生产控制权（比如合同虽然约定由定作人提供图纸，但合同没有约定或明确排斥了定作人的监督权和随意解除权，则可以视为双方只有买卖特定物的合意，并无承揽的合意），也不能认定是承揽合同。
第三、在前述两种情况仍不能确定合同性质时，如何处理？，那要看合同的性质和内容，并加以区别对待：因为买卖合同更具有一般性，而承揽合同相对来说属于一种“特殊”合同，因为买卖合同的规定基本上都适用承揽合同，而承揽合同的不一定是用于买卖合同，既然该合同不具备承揽合同的特殊要件，应当按照买卖合同来来处理，这样更为简便易行。

因此我认为该合同应为买卖合同。

Ⅹ 求合同法的案例！！！！

案情简介：
××年5月18日，广东省某市海化贸易公司（以下简称海化公司）委托供销员吕某某和孙某某持本单位介绍信和盖有单位图章的空白合同书到浙江省临海县订购蛇皮。吕某某和孙某某来到某镇蛇类养殖场（以下简称养蛇场），看样后比较满意，于5月24日将情况电告海化公司，征求订货意见。海化公司复电：“要求坚持质量标准，脱鳞不要，有多少订多少。”吕、孙接到电报，即与养蛇场洽谈，于5月25日签订了购销眼镜蛇等7种类型、3种规格的无脱鳞蛇皮5万张的合同。合同规定：总价款为40.75万元；由海化公司先付给养蛇场货款总值的30%作为定金；养蛇场收到定金之日起10天内到深圳北站交货，运费自理；如一方违约，按货款总值的25%支付违约金给对方。合同签订后，养蛇场即行备货。吕某某也将合同的内容电告海化公司，并让海化公司快给养蛇场定金。海化公司复电时未对合同的签订及内容提出异议，只讲银行不给款。此后，虽经吕某某多次催促，海化公司一直没有汇出定金。同年6月21日，海化公司发给吕某某的电报称：“长度欠标准，外商不签订合同，银行不给款，此批货不接收，说明情况，你俩即回。”吕某某收到电报后，将电报内容转告养蛇场，并欲回海化公司，一走了事。此时养蛇场已备好蛇皮25000张，对吕某某和孙某某拒不放行。双方遂发生争议。养蛇场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海化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海化公司辩称：5月25日所订合同无效，因为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且合同规定的定金未付。
问题：

1、 本案宜如何处理？
2、 本案各有关方面应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分析：本案应该属于合同签订过程中需要谨慎防范的“成约定金”合同。否则很容易引发不必要的复杂纠纷，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请看：双方在合同中这样约定：总价款为40.75万元；由海化公司先付给养蛇场货款总值的30%【双方约定的定金过高应属无效，应该不超过总价款的20%，超过的10%无效】作为定金；养蛇场收到定金之日起10天内到深圳北站交货，运费自理；【也就是说，收到定金之日起10日内才进行交货这一主要合同义务，不收到定金则不用交货，这点上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只是我的个人理解】

所谓成约定金，是指作为主合同成立要件而约定的定金。合同是否成立，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取决于定金是否交付。交付了合同就发生法律效力；不交付，合同就不成立。既然合同不成立则养殖场就不能主张海化公司的违约责任。【从这点上来看，对蛇类养殖场非常不利，但本人认为应该还不至于彻底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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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给付定金的一方当事人没有支付定金，但是主合同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响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效。此时，已经履行或者部分履行的合同就不再以定金交付与否作为成立或者生效的标志，即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再有权宣称合同不成立或者不生效。履行合同的主要部分，指履行合同的主义务，如买卖合同中的供货义务，而不是合同的次要义务、附随义务，如通知义务、说明义务等等【而蛇类养殖场确已完成备货并准备交付的主要合同义务】。基于上述分析的情况下，我个人的意见是应当认定双方约定的定金合同无效，但主合同有效，蛇类养殖场有权主张违约责任。考虑到继续履行会导致双方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应该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百分之二十的，超过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一百一十六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主合同成立或者生效要件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未支付定金，但主合同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响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