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经济法
『壹』 如何理解经济法的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
你好，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管理主体和公有制经营主体所承受的权（力）利、利益、义务和职责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其核心是主体的责权利相统一，同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我们一切经济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在以公有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下，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是作为经济法灵魂的一项根本性原则，该原则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契合和连接点。
在以私有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法和经济法无须特别关注财产关系中的责权利关系，依靠人格化主体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即可合理地配置各种责权利关系。而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各种公有主体和作为拟制体的国家不能像私人那样自动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这些非人格化的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事管理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时，容易发生角色的错位而导致责权利失衡，从而极大地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因此，需要在经济法的各项制度中贯彻责权利效相统一的原则，建立一种确保所设置的各种公有主体角色不易错位的内在机制。所以，责权利效原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及中国经济法的一项特色。
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中的责任具有不同的层次：首先，它是一种角色责任，表明了经济法律关系对于特定角色的权（力）利、义务要求。其次，责任是主体违反义务时所引起的法律和国家对其否定性的评价，是义务和制裁的连接点。
权指的是权利和权力。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要求权责相当，不能失衡、畸轻畸重，以免权重责轻诱发专权擅权，或者权轻责重让人畏缩不前。利指的是利益，这是由经济法的经济性所决定的。将利与权责相联系，是要经济法在其法律调整中引入物质利益原则，将作为公有制主体成员的自然人或机构本身的利益同其在公有制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工作成效有机地联系起来。权责重，成效显著，利就大；反之就小，直至令行为人承担不同程度的不同利益。同时，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要求在经济管理、经济活动、经济法的立法、执法以及司法中，在一定的主体角色定位范围内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
效即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效益。经济法的制度和规定都是以效益为出发点，并以获得效益为终点的；同时，各个局部效益必须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责权利与每一个具体经济法律关系及其主体直接相关，而效则常常是外在于其自身的，可能需要以眼前和局部的低效，无效或效益减损，去换取长远或整体的效益，因此需要在经济法的各项制度中贯彻效与责权利的统一，实现短期效益与长远效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平衡。
『贰』 经济法原则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现实社会意义
它们两个共同作用于发展，前者是在一种宏观因素引起的问题，面对此采取政策，该政策发挥的效果是否对治理这种问题解决，经济效益而是通过投入的劳动来取得更多的劳动成果，表现了劳动价值
『叁』 经济法的纵横统一学说
纵横统一论概念：经济法作为部门法是规定领导经济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的方法、调整社会主义组织及其所属内部单位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使用各种不同的法律调控方法以保证合理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内容：纵横统一论是前苏联的经济法学说，其代表人物是B.B拉普捷夫。该学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社会主义组织及其内部单位之间在领导经济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时形成的社会关系。其中，进行经济活动时形成的关系是横向经济关系，领导经济活动时产生的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该说认为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可以分为三类：1、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形成的经济关系。2、在领导经济活动时产生的经济关系（经济管理关系），3、内部经济关系。第一类经济关系是生产产品、完成工作和提供劳务方面进行经济活动时直接形成的经济关系。这类关系的参加者通常是指企业和生产联合企业。第二类经济关系是在领导经济活动时产生的。这类经济关系的参加者，一方面是企业、生产联合企业和其他组织，另一方面则是管辖这些组织的上级经济机关。上级经济领导机关（职能经济领导机关）就自己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向企业和联合企业发布指示，同时，在经济管理关系中也可以使用协商的方法。第三类经济关系，即内部经济关系是在生产领域直接形成的，它们在企业、生产联营企业及其他经济机关内部产生。这些关系的参加者是企业的内部单位以及联合企业的生产单位和结构单位，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所组成的经济机关之间在进行经济活动和领导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发生的内部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按其性质是计划关系，它们具有财产内容，而这种财产内容是由利用物力和财力达到经济目的的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决定的，经济关系的财产内容可以表现在财产运动之中或在下达计划任务和领导经济的其他文件支配产品时。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产生的经济关系是统一的，而且，横向的和纵向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是计划组织因素和财产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经济法对这种经济关系的调整方法不仅有强行性命令的方法，也有协作方法和建议方法。纵横统一论在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特殊性作了上述研究后认为，经济法作为部门法是规定领导经济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的方法、调整社会主义组织及其所属内部单位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使用各种不同的法律调控方法以保证合理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对我国经济法的影响：我国经济法的实践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便开始启动,但其理论研究则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这次会议启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航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经济并未走出高度集中的巢臼,因而我国经济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继受了前苏联的经济法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反对和批判市场经济,甚至把计划法推崇为经济法的"龙头法",从而使得我国经济法在其发展早期的许多理论都深深地打上了前苏东国家经济法理论的学术烙印,尤以拉普捷夫的"纵横统一论"为甚。这个时期经济法理论大都反映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要求。伴随1993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确认,我国经济法迎来了全面革新的历史机遇,既往经济法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全面的反思和检讨,在此基础上,经济法学者们将其学术视野转向业已趋于成熟的西方现代经济法,一些关于西方经济法的学术理论及立法实践相继被援引和借鉴,而前苏东国家经济法理论的学术影响亦日趋减弱和淡化。总之,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及其立法实践目前正朝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的现代化演进
『肆』 经济法责、权、利、效相统一的原则
经济法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管理主体和公有制经营主体所承受的权（力）利、利益、义务和职责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现象存在。其核心是主体的责权利相一致，同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我们一切经济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因此，效既是责权利的起点，又是责权利的终点，也是检验责权利的设置和制衡机制是否正确得当的实践标准。
责、权、利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从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看，无论是管理经济，还是从事经济往来；无论是纵向隶属关系还是横向有计划因素的经济协作关系，都必须做到责、权、利、效相一致。
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所推行的社会主义责任制，都是以责、权、利、效相一致为中性内容的。一切具体的经济法律关系，其内容经济权利、经济义务都是责、权、利、效相结合的具体化。责、权、利、效相结合原则是经济法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
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处理国家同各级管理组织、企业相互间关系的原则。这里的责是指各级管理组织和企业必须对国家或社会承担经济义务，最经济、最有效地使用资金、物资和劳动力，按照国家计划要求和社会需求，进行经济管理或生产经营活动。权是实现责的条件，管理组织和企业，特别是企业要具有与承担的义务相应的权利，才能使它们的主动性和作用充分发挥，利是企业完成经济义务后应获得的正当物质利益。要贯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把经济责任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各个企业完成义务的情况不同，所得的物质利益要有所差别。
『伍』 如何理解经济法的纵横统一说
纵横统一论概念：经济法作为部门法是规定领导经济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的方法、调整社会主义组织及其所属内部单位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使用各种不同的法律调控方法以保证合理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内容：纵横统一论是前苏联的经济法学说，其代表人物是B.B拉普捷夫。该学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社会主义组织及其内部单位之间在领导经济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时形成的社会关系。其中，进行经济活动时形成的关系是横向经济关系，领导经济活动时产生的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该说认为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可以分为三类：1、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形成的经济关系。2、在领导经济活动时产生的经济关系（经济管理关系），3、内部经济关系。第一类经济关系是生产产品、完成工作和提供劳务方面进行经济活动时直接形成的经济关系。这类关系的参加者通常是指企业和生产联合企业。第二类经济关系是在领导经济活动时产生的。这类经济关系的参加者，一方面是企业、生产联合企业和其他组织，另一方面则是管辖这些组织的上级经济机关。上级经济领导机关（职能经济领导机关）就自己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向企业和联合企业发布指示，同时，在经济管理关系中也可以使用协商的方法。第三类经济关系，即内部经济关系是在生产领域直接形成的，它们在企业、生产联营企业及其他经济机关内部产生。这些关系的参加者是企业的内部单位以及联合企业的生产单位和结构单位，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所组成的经济机关之间在进行经济活动和领导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发生的内部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按其性质是计划关系，它们具有财产内容，而这种财产内容是由利用物力和财力达到经济目的的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决定的，经济关系的财产内容可以表现在财产运动之中或在下达计划任务和领导经济的其他文件支配产品时。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产生的经济关系是统一的，而且，横向的和纵向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是计划组织因素和财产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经济法对这种经济关系的调整方法不仅有强行性命令的方法，也有协作方法和建议方法。纵横统一论在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特殊性作了上述研究后认为，经济法作为部门法是规定领导经济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的方法、调整社会主义组织及其所属内部单位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使用各种不同的法律调控方法以保证合理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陆』 经济法制度体系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特色之经济法律的典型，重点研究了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及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法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关键词】经济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家承担着制度设计、规划与组织的重要职能。（注：参见（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一书中有关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国家和政府协调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中国经济法，在现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制度变迁重要的是实现制度事实的转变，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实为根本的。制度事实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制度事实决定了制度规则，这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致的。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通过大规模的引进外国法律并不能实现法治和经济的现代化。由此决定了提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迁思路，必然包括我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变迁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促使社会实际经济生活的转变。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法建立的特点
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称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个基本类型。（注：参见林毅夫著《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的观点。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市民为主，且以自发性为基本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国家且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据此推论，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制度变迁中，民商法的主体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为主及其“约定大于法定”的规范特征，使民商法制建设类似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经济法的主体以政府为主及“法定大于约定”的规范特征，使经济法制建设类似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而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发展模式要借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式及其理论，注意发挥该模式在加速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步伐的规模经济优势，克服该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义等消极因素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度建设阻碍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条件的制约，以及在长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制度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这一制度变迁，应该以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经济法制度建设为近期模式，而以体现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民商法为目标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较之中国民商法，前者对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国民商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基础上的罗马法和德国法理论体系；而中国经济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理论体系。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比如，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61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对于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优秀，我们自己往往习以为常，甚至对这种优秀的实际存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存疑虑。其实，放眼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而稳定的政府的存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对于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代价与成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可能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正如亨廷顿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烈矛盾冲突的过程，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政治组织，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又保持其过程稳定的关键性力量。为了维护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主动参与和调控，强制性制度变迁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权威。因为只有保持稳定的制度环境，才能实现经济制度的良性转变，而任何一个社会要保持繁荣和经济发展，都应当保持稳定的社会制度。其中，以调整政府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关系为己任的中国经济法，在维护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的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典型法律例证，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度的核心内容，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建立与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否完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著《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走出“锁定”状态：中国经济法创新的途径
初步分析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法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主要根源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在制度规范和理论资源方面的先占优势，以及由此使中国经济法采取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合而为一的综合法律调整模式（“纵横统一说”是其理论基础），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为主导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选择作用下，而陷入被动的“锁定”状态。应该强调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确立后，中国经济法以政府经济管理法作为经济法制度模式初始选择，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经济法成为强化政府权威和维护部门利益的工具这一“官方优势”，使中国经济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报酬递增和利益集团作用下，虽然它可以在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背景下，逐渐从民法中解放出来；但是经济法至今仍被锁定在行政法和经济政策的双重困扰状态之中。据此，我们提出中国经济法从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锁定状态之摆脱出来的以下基本制度创新思路和途径：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法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较之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成本较之后者要高。为此将降低中国经济法制度变迁成本，作为经济法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经济法的制度和实施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现有的依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依据构成的庞大中国经济法体系进行消肿，以反映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规律的新经济法制度体系（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更高收益，来抵销经济法采取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政策模式的旧经济法制度体系被废除而失去的利益，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创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传统的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术将中国经济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兼顾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并集中体现社会利益的社会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假定经济法视为一个传统公法（如行政法）和私法（如民商法）兼容的新兴法律部门，那么公法与私法兼容这一现代法的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经济法在摆脱对传统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路径依赖”后，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一伟大的制度变迁进程中，深深扎根于丰富的中国本土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营养土壤”之中的中国经济法，比主要依赖于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建立的中国民商法和行政法，前者具有更强大、更有效的制度创新动力。而且，更为现实的意义在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占据着重要地位，坚持公有制、保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监督调控、管理、参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不可少的职能，而中国经济法正是体现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公法与私法、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有效工具，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经济法的建设应当成为重中之重的“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我们集中更多的法律理论和实践资源进行“投资”，才能确保我国在2010年之前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伟大的跨世纪法制建设工程。
『柒』 经济法在社会经济中的特有作用
经济法的来特有功能，主源要包括社会经济协调、利益资源分配、维护市场秩序以及宏观管理规范的集成功能。与经济学追求效率优先、社会学追求行为公平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法的适用特点不同，具有比较优势。改善民生与社会和谐发展。
（一）、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功能
经济法的经济社会属性与公私融合属性决定了经济法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平衡协调功能。经济法调整经济生活既以平衡协调为目标，也以平衡协调为手段，促使社会与私人、私人与私人之间达成某种共识和妥协，以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经济法的稳定风险功能
当经济社会转型期同时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内部市场结构调整问题时，稳定经济风险尤为重要。只有在经济法框架下，充分发挥其稳定经济风险的特有功能，才能营造法治规范的市场环境，解决内部供需关系平衡问题、消费群体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发达国家转嫁经济风险问题和有效抵制贸易保护等问题，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和较快增长，为改善民生和积累社会财富保驾护航。
（三）、经济法的提升效率功能
经济效率的提升取决于市场主体经营自主的私权利和国家介入干预的公权力之间在制度上的高效合理与运行上的规范系统。
『捌』 经济法的适用范围
首先，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内部门。容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
同时，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构成（一）资源优化配置原则；（二）国家适度干预原则；（三）社会本位原则；（四）经济民主原则；（五）经济公平原则；（六）经济效益原则；（七）可持续发展原则。
另外，在我国，经济法的主要作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注重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这一经济法基本原则也可以更简要地表述为：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
『玖』 秦国统一天下的是施行了什么政策
一、建立中央集权制度
皇帝制：秦王嬴政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宣布自己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皇帝，后世子孙代代相承，递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乃至万世皇帝。废除谥号。
规定皇帝自称曰“朕”，并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最高统治者称皇帝，皇帝至高无上，总揽全国一切军政大权。
三公九卿制：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太仆等。
郡县制：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取消西周时期流传下来的分封制，国家管理上推行单一的郡县制，废诸侯，立郡县，分天下为36郡； 其后南并五岭以南之南越地，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北取阴山以南地置九原郡，之后陆续分析出东海、恒山、济北、胶东、河内和衡山等郡。
统一货币：统一使用圆形方孔钱。
统一度量衡：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轨道相同。
盐铁国营制：秦朝的主要基础行业是盐、铁的开采和贩卖，秦朝令民间商人不得从事此类行业，而统一由国家行政官僚经营，负责全国各地的盐、铁开采和出售。
全国性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废除了井田制度。
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
什伍连坐制：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 独立编户，同时按军事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
确定国书为小篆：令丞相李斯，中书府令赵高等对文字进行整理。李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制定出小篆；程邈根据当时民间流行的、更为简化的字体，整理出隶书。两种形体的文字均在全国推广。
“焚书坑儒”。这里注意的是焚书坑儒被后世歪曲的太多，实际上先秦文化的流失更大的原因是因为项羽入咸阳之后“焚书册，烧阿房，毁秦陵”造成的。
北：还击匈奴，令蒙恬修筑长城。
统一东南、岭南地区，兴修灵渠。
二、统一经济法度：
三、思想文化统治：
四、军事部署：
『拾』 经济法的基本概念
经济法最早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学家关于经济法的概念，主要见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学术文献中。英美法系国家尽管存在我们看来属于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但它们不注重法律部门的区分，没有民法的概念，更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因此，要说明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德日学界对经济法的解说。
a.认为经济法就是和经济有关的法律的总称。比如德国的艾斯特豪思认为经济法就是有关经济的法。德国的努斯鲍姆认为经济法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综合。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也持此说。这一学说是经济法产生初期学者对经济法概念的尝试性定义，现已经没人认同了。
b.认为经济法是对市场进行规制的法，以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中心内容。日本的丹宗昭信认为：“现代经济法的核心是垄断禁止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日本学者正田彬也认为：经济法是规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固有的以垄断为中心的经济从属关系法。经济法的认为在于纠正这种垄断主体与非垄断主体之间显著的不平等关系。
c.认为经济法是经济公法，有学者认为这是德国经济法学界的主流学说。这一观点认为应该坚守罗马法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规定国家公务的法律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法律为私法。经济法是国家对经济施加直接影响的法律，是官方组织和管理经济的措施。有一种比较狭隘的观点把经济法等同于经济刑法，理由在于经济法的规定大多包括了刑事责任的内容。这一观点已经随着经济法的发展而被摒弃。
d.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法。与‘经济公法论’不同的是，此学说虽然也以公私法的划分为认识论基础，但认为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存在一个独立的第三领域，即社会法。我国很多学者同意这一学说。
e.认为经济法是企业法。德国的卡斯凯尔和库拉乌捷，日本的西原宽一等，主张以企业为中心来把握经济法的定义，认为经济法是关于企业的法，企业的概念构成了经济立法的出发点。法国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对传统商法的扩展，人们更多的用经济法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商法。这也可以归于“企业法说”的范围。 1921年，苏联由于粮食匮乏引出新经济政策。苏联的经济法受到德国经济法思想的很大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相联系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和苏联一样，摆脱不了实质上实行的集中的体制的束缚。
a.两分法。苏联法学家斯图契卡认为，20世纪20年代苏联存在两种经济成分和经济关系，私有者之间的财产关系由民法调整，社会主义成分的各种经济关系由经济法调整，民法最终将灭亡，被经济法取代。30年代中后期，两成分法被认为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而遭到全盘否定，当时的法学权威雅辛斯基斥之为“法律机会主义”的理论。在随后的大清洗中，斯图契卡被处决，两成分法也淡出了苏联主流经济法思想。
b.大经济法说。20世纪30年代，金茨布尔格和帕舒卡尼斯对两成分法进行了批判，认为经济法不仅调整了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应当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内容就是以经济法囊括民法。这一学说尽管同样受到了雅辛斯基批判，却受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学和民法学研究的重视。
c.纵横统一经济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纵横统一经济法，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学流派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经济法理论，其影响不仅遍及战后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涉及今天的中国经济法思想。这种学说认为，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部门，具有特定的法律调整对象和特定的法律调整方式。其代表性人物拉普捷夫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社会主义经济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独立部门法。倡导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来规范国民经济中的纵向，横向经济关系以及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由于体制上的弊病，苏联的纵横统一经济法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缺陷，所谓的“纵横统一”实际上演变成了“纵统一横”，过于强调经济上的集中。苏联解体后，拉普捷夫对于转型期的纵横统一经济法做出了新的诠释，提出了一个与时俱进的经济法概念。
d.经济法商法化理论。南斯拉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它实行了“社会自治计划”，实质上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否定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南斯拉夫的经济法概念也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迥然不同，更加接近现代经济法的本来意义。《南斯拉夫法律网络辞典》认为，“经济法这一概念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商业法’或者‘商法’一词，商法是调整企业的地位和商业事物法规的总称”。 经济法概念在我国出现得较晚。1979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的官方文件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需要制定各种经济法”。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经济法确立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七大法律部门之一，与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刑法和诉讼与非诉讼法（程序法）并列。 我国经济法概念受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影响，一直以来也没有统一定论。我国经济法概念的核心之争，在于经济法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A.否定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概念.
a.综合经济法说，也称为货综合法律部门说。这一学说由王家福教授和王保树教授于20世界80年代提出，认为经济法调整的并非单一的经济关系，它是以经济民法的方法、经济行政方法、经济劳动方法调整平等的、行政管理性的、劳动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多种基本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律规范之“集合”或“总和”。由此构成“综合的法律部门”。
b.学科经济法说。认为在法的体系下并不存在“经济法”部门，所谓经济法无非是运用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基本部门法的手段来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法规，或者说，经济法是对各种经济法律的概括。但是，经济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必要的，因此传统的法学在经济的法律调整方面缺乏综合研究，建立以经济法规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科，可以弥补传统法学学科的不足。
c.经济行政法说。认为经济法是行政法中调整经济行政管理关系的一部分法律规范，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不应该独立成整体为法的部门。王利民、梁慧星教授认为，经济法就是经济行政法。
B.肯定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概念。
a.需要国家干预论。代表性人物李昌麒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经济法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此学说不断发展和完善，历经了“国家干预-适度干预-谨慎干预”的理论进程，对我国经济法的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b.国家协调说。代表性人物是杨紫煊，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但是应当注意到，现代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方式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协调，有时可能是强制性的。
c.纵横统一说。这一学说源自苏联法学家拉普捷夫的经济法思想，代表人物是刘文华、史际春，认为我国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d.密切联系说，也称作管理-写作说。这是由纵横统一说发展而来并为《民法通则》颁布后法学统编教材采纳的一种经济法学说。其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张经济法只调整上述横向经济关系的以部门，即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那部分经济协作关系。
e.宏观调控说。该说认为，我国经济法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间接调控的部门法，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性经济关系主要由民法调整，国家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公务性直接管理经济关系由行政法调整。
综合众家所长，目前我国经济法权威采用的概念是：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含义：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属于国内法的体系，但他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门。
上述所谓的权威概念也并非是真正的权威，随着我国经济与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与改革，经济法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必然在不断地变化与调整，而无论是管理也好、协调、干预也罢，都不过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的一种描述，以之作为经济法的概念提出，总是略显单薄。关于此一点在我的论文中曾多有提及，请参看链接部分。而从经济法的本质看，经济法的概念应当归结为如下表述：经济法就是以社会为本位，通过国家、社会团体和市场将有限经济利益和稀缺经济资源合理地分配，以营造一个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独立部门法律体系。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利益和资源分配法”和“经济发展法”。而这三个本质属性从三个方面一起共同构建出了经济法的本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不可以机械地把三个本质属性割裂开来看待，甚至认为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或者主观地认为某一方面的属性可以高于或者主导另两方面，甚至代替另两方面。比如以经济法是经济发展法来否定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以经济法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来质疑其利益分配功能的正常实现，等等。
经济法中的和解，债务人和债权人会议就企业延迟清偿债务的期限，企业进行整顿的方案，内容计划等问题达成的和解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