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合同法
Ⅰ 行政合同的起诉是否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则
行政合同不能简单地适用《合同法》
行政合同有着私法契约的精神，这点不再赘述。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不能因为其合同属性，就简单地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通过对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法律关系比较来分析其中的原委：
（一）合同主体地位的不同
根据《合同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以及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而行政合同的一方，则是拥有公权力的行政机关，其在合同里保留了公权力主体的身份，可以单方面行使某些特权，使得行政合同双方并非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行政契约并非属于《合同法》的调整对象。
（二）合同订立的目的不同
民事合同是基于私法自治的精神而订立的，其目的是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俗称的私权利；而行政合同中，虽然非行政主体订立合同的目的不排除为了个人利益，但是对行政机关来说，必须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且该利益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合同订立的价值取向的差异，导致所要保护之法益不同，因此，将行政合同简单地适用《合同法》进行调整，所带来的法益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根据《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可以看到，一旦利益发生冲突，只要行政机关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借口，在简单适用《合同法》的情况下，法院的裁判将是唯一的，非行政主体的权益根本得不到救济。
（三）《合同法》无法规制行政合同的行政优越性
行政优越性，即行政优益权，它的存在，使得作为合同主体的行政机关一方享有超越民事合同的权利、并强加给合同相对人更多的义务；并且在合同的缔约和履行过程中，兼具合同当事人和管理者的双重职能。而《合同法》是典型的私法，强调平等和自愿原则，此种权利之存在与之格格不入，但从公法角度来看，这种权利之存续，又是行政权出于公共利益价值之考量所必须赋予的。换而言之，行政主体基于行政优益权引发合同纠纷，更倾向于公法上的行政行为，应当首先适用行政法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不是简单的去探究合同法的条文。
综上，行政优先权的存在，已经超越了《合同法》所能调整的范围。回答这么多采纳下吧，谢谢，如若不懂可以上法律直通车寻找法律援助
Ⅱ 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区别请尽量详细点，谢谢！
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经由要约、承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即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建立了合同关系，表明了合同订立过程的完结。由于合同是双方或多方之间发生的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不能构成合同。这就意味着，成立一份合同，其主体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其意思表示必须一致合意。合同订立的过程就是当事人双方使其意思表示趋于一致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合同法》中规定为要约、承诺。因此，合同的成立必须有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对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等内容协商一致，即达成合意。
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一定的法律拘束力。因为合同成立并具备一定的要件后便能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但这种法律效力并不是指合同能够像法律那样产生约束力，而是指符合法定生效要件的合同，便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并能够产生合同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则可以依靠国家强制力强制当事人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这里强调的是合同对当事人的拘束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合同成立时即具备了生效的要件，因而其成立和生效时间是一致的。《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但是合同成立并不等于合同生效。《合同法》第一次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区分开来。这主要体现该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内容中。结合《合同法》及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可以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作如下区分：
一、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体现的意志不同。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合意。但合同成立后，能否产生效力，能否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并不是当事人意志所能决定的，它取决于国家法律对该合同的态度和评价。这就是说，即使合同已经成立，如果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生效要件，仍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所以，合同成立体现了合同自由的原则，体现了当事人的意志，而合同是否生效，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所作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
二、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反映的内容不同。
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不同性质、不同范畴的问题。合同的成立属于合同的订立范畴，解决的是合同是否存在的事实问题，属于对合同的事实上的判断。而合同的生效属于合同的效力范畴，解决的是已经存在的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合同生效属于法律上的判断。合同成立是判断合同生效的前提，合同只有在成立以后，才谈得上生效问题。也就是说，合同成立后，只有符合生效条件的合同，才能受到法律保护。而不符合生效条件的合同，尽管其已经成立，并且也可能反映着当事人之间事实上发生了一定的经济往来关系，但这种合同及其反映的经济往来关系不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有时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三、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构成要件不同。
合同的成立，是订约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即合同因承诺生效而成立，故合同成立的条件一般就是承诺生效的条件。《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这里，合同“成立”的前提件是“依法”，说明合同的成立应当具有法定的构成要件。联系《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关于合同的订立，包括合同的主体资格、合同的形式、合同的内容、合同的订立过程等的规定，可以看出合同成立的要件一般包括：
第一，合同的主体须有一方或多方当事人；仅有一方当事人是不可能产生合意的，因而不可能成立合同。第二，合同的内容必须具备合同的必备条款。第三，合同的订立程序须经过要约、承诺两个阶段，并达成合意，这是合同成立的根本要件，也是合同成立的实质要件。另外要式合同须依合同方式，实践合同须交付合同标的，合同才告成立。
合同生效的条件是判断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标准。对合同生效的构成要件，《合同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从逻辑上看，合同只有成立，才能考察其是否有效，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因此，合同成立的要件也可以看成合同生效的要件。除此之外，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生效要件的规定精神，合同生效的要件还应当包括：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这些规定也就是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亦称实质要件。
有些合同，还须具备特殊要件方能生效。这些合同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附条件和附期限的合同。即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所订立的合同，在所附条件成就时或所附生效时间到来时，合同才能生效：二是有些合同必须具备法律所要求的形式。《民法通则》第五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殊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所规定的：“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时，在办理了批准、登记等手续后，合同才能生效。
四、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效力及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
《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成立以后，当事人不得对自己的要约与承诺随意撤回，合同不成立的后果仅仅表现为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赔偿责任，这种责任一般表现为缔约过失责任。也就是说，合同不成立只能产生民事责任而不能产生其他法律责任。虽然合同生效以后当事人也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这一点与合同成立的效力是一致的，且多数合同成立的时间就是生效的时间。但对于已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来说，其结果可能有多种：有的因依法批准登记或条件成就、期限届至而生效、因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也有的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等等。其中，无效合同自始就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停止履行。如合同的无效是由于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有过失的当事人除了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以外，还有可能产生行政或刑事上的责任。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因此获得的财产应当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五、合同成立与生效适用的法律与处理原则不同。
对合同是否成立，应当主要适用《合同法》第二章关于“合同的订立”，要约与承诺的有关规定，以及证据法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这样就可以将一些不符合成立条件而可能导致无效的合同，如仅仅某些条款不具备或不明确的合同，可通过推测、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将其补缺，尊重当事人的意志，通过解释合同将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表现出来，从而减少无效合同的产生，减少财产的损失和浪费，充分鼓励交易（1）。而对合同是否有效的纠纷，则应当适用《合同法》第三章关于合同效力的有关规定。因为合同的效力体现了国家对合同的评价和干预，对于合同是否有效，就不能通过对合同当事人的意思的探究来加以认定。在此情况下，因无效合同内容或形式具有违法性，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危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处理时就不能推测、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将其补缺并促成其生效，只能依据合同的生效制度确认合同无效。
Ⅲ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1、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是否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围
一、关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
（一）《合同法》
第二百八十六条，“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七条：“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依照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建设工程价款范围的规定确定。
承包人就逾期支付建设工程价款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6号
1、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
2、建筑工程价款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通过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理解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针对工程价款的优先权，其在优先顺序上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但不能对抗已经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的购房者（本文主要探讨工程质保金的优先权问题，在此不做展开）。由此，想要探讨工程质保金是否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就要明确其是否属于建设工程价款。
二、关于工程质保金是否属于工程价款范畴的两种观点
（一）观点一：工程质保金不属于工程价款
此观点主张，从工程质保金的支付方式上来看，工程质量保证金应由承包人用工程款之外以自有资金另行支付，但承包人与发包人在合同中约定预留一部分工程价款作为质量保证金，实际上是以该部分工程款由发包人预先支付并转为承包人的工程质量保证金，并不涉及到建筑工人的利益，该种性质的转变，使得该笔款项本身更具备担保的属性，不再具备工程款的属性。
笔者仅检索到四川省高院有相应文件载明此观点，摘录部分观点如下，《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川高法民一（2015）3号第三十八条规定，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工程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利润和税金属于优先受偿范围。
承包人、实际施工人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发包人应当支付的违约金等不属于优先受偿范围。
承包人、实际施工人请求确认对建设工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不予支持。
笔者结合四川高院的观点，检索“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优先受偿权”等关键词，仅检索到（2019）赣民终23号案件，该案终审未认定工程质保金属于优先受偿权范围。
（二）观点二：工程质保金属于工程价款
最高院民一庭观点认为，工程质保金是为法律明确规定，目的是为确保工程保修所需资金的及时到位，是约束施工单位履行保修义务的一项保证措施，在保修期届满后，施工单位依约旅行保修、维修的义务的，建设单位将暂扣的工程质保金全部退还给施工单位。因工程质保金来源于工程款，故属于工程价款的范畴，理应属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
笔者检索到（2019）最高法民终519号、（2018）最高法民终482号、（2019）最高法民终277号案件中，最高院认可一审法院在认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将工程质保金涵盖去的观点。
三、分析探讨
确定工程质保金是否属于工程价款的范畴，首先要理解工程质保金的定义以及设置工程质保金的作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建质[2017]138号）中对于工程质保金的定义及作用作出比较详尽的解释，该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
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价格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第五条之规定，工程价格由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利润（酬金）和税金构成。工程价格包括：合同价款、追加合同价款和其他款项。合同价款系指按合同条款约定的完成全部工程内容的价款。追加合同价款系指在施工过程因设计变更、索赔等增加的合同价款以及按合同条款约定的计算方法计算的材料价差。其他款项系指在合同价款之外甲方应支付的款项。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中，建质[2017]138号通知中明确说明，工程质保金系从应付工程款部分预留，此点可以说明工程质保金是属于工程款的范畴。另外，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价格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的规定，可以说明工程质保金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是发包人应当支付的款项。结合最高院观点及上述规定可以明确，工程质保金应当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
在实践中，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关于工程质保金是否属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要注意区分工程质保金的支付方式，如果是通过第三方托管工程质保金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是将工程质保金分离出工程价款整体的行为，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无疑给承包人主张工程质保金的优先权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可参考(2018)最高法民终207号民事判决书）
2、工程质保金的优先权行使期限问题
一、关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期限及工程质保金返还期限的规定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承包人请求发包人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当事人约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届满。（二）当事人未约定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的，自建设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满二年。（三）因发包人原因建设工程未按约定期限进行竣工验收的，自承包人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九十日后起当事人约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届满；当事人未约定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的，自承包人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九十日后起满二年。发包人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后，不影响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履行工程保修义务。”
第二十二条，“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
上述司法解释对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期限以及工程质保金的返还期限均作出了规定，但根据司法解释的理解，可以看出对于工程质保金的返还期限是有约从约，无约定按照自竣工验收后两年。
二、分析探究
结合上文中探讨的工程质保金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围,在实际操作中，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发包人返还工程质保金的时间一般在工程竣工后2年,按照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期限，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计算六个月（该六个月的期限系法定期限，不被中止与中断），那么工程质保金优先受偿的权利期限必然已过六个月之久，权利也随之灭失，除非发包人与承包人关于工程质保期的约定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期限相互吻合，但此种情形实践中几乎不存在。在上述情形下,就工程质保金是否还应享有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
笔者认为，首先，如何理解和认定发包人应当支付工程款之日，对于工程质保金期限届满后的返还是否已过优先受偿权的法定期限，显得尤为重要。审判实务中对于发包人应当支付工程款之日优先采取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无约定才从法定及相关认定标准。因工程质保金本身是工程款预留部分，所以发包人期满返还工程质保金的行为，也应当视为支付工程款的行为。有观点认为发包人应当支付工程款应当理解为除质保金部分以外的工程款支付日期。但从《合同法》立法目的，及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赋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的精神上来看，工程质保金虽只占到整个工程价款的5%，但其也属于工程价款的一部分，不能仅因为该部分工程款作为质保金而忽视其工程价款的本身属性。
其次，一般合同中约定发包人对于工程质保金的支付期限自质保期届满后起算，所以工程质保金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应当自工程质保期届满后起算六个月。
最后，具体到审判实践中，笔者检索到（2017）最高法民申4494号案例及案例中涉及到的各级法院判决书，该案承包人将工程质保金的优先受偿权一并在诉讼中提起，虽工程质保期未届满，但由于该案该案诉讼过程持续较久，最终法院支持了承包人关于工程质保金的优先受偿权。而且经过分析该案判决，法院在论述工程质保金的优先受偿权争议时，也采纳了此观点，即是工程质保金优先受偿权的期限应当自工程质保期届满后起算。
综上，笔者建议，在涉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以及工程质保金返还的问题时，比较稳妥的方式在起诉时一并提出，也可在质保期届满后提出，具体诉讼方案的选择，还需考虑案件的个例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Ⅳ 谁有关于合同效力的案例
【案情】
2007年2月6日，巴菲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菲特公司)参加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槌拍卖公司)的拍卖会。此前，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以董事会决议形式委托其股东之一的上海水务资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公司)代为处置其持有的光大银行(系非上市股份公司)16985320股国有法人股。巴菲特公司通过竞拍取得了上述股权。拍卖成交后，金槌拍卖公司出具拍卖成交确认书，巴菲特公司向金槌拍卖公司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52654492元，并与水务公司签订了《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此后，自来水公司拒绝履行该协议，并于2007年3月1日向光大银行发送中止股权变更的函，致使巴菲特公司无法取得上述股权。巴菲特公司向自来水公司发函要求尽快办理股权变更申请后无果，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自来水公司履行《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将16985320股光大银行国有法人股予以转让。诉讼中，被告自来水公司辩称：第一，其未向水务公司出具拍卖光大银行股权的授权委托书，也未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巴菲特公司依据该协议向其主张权利没有依据。第二，讼争的股份系国有资产，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的有关规定，转让国有产权应当履行审批、评估程序，并且按规定进入产权交易场所交易。本次股权转让的过程不符合上述规定，转让行为不合法。自来水公司遂提起反诉，请求判决确认巴菲特公司与水务公司签订的《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1、自来水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虽未标明为“授权委托书”，但其内容已体现出授权委托的意思表示，符合授权委托的基本要素，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应认定自来水公司已全权委托水务公司办理光大银行法人股的转让事宜。水务公司以自己名义在自来水公司授权范围内与巴菲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了水务公司与自来水公司之间有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该协议可以直接约束自来水公司，巴菲特公司有权选择自来水公司或者水务公司主张权利。2、水务公司虽然取得自来水公司的授权，可以代理该公司转让讼争股权，但在实施转让行为时，应当按照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所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讼争股权的性质为国有法人股，属于企业国有资产。对于企业国有资产的转让程序和方式，国务院、省级地方政府及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均有相应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制定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根据上海市政府制定实施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市所辖国有产权的交易应当在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根据产权交易标的的具体情况采取拍卖、招标或竞价方式确定受让人和受让价格。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虽然不是行政法规，但均系依据国务院的授权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实施所制定的细则办法。而且，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目的，在于通过严格规范的程序保证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最大程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避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因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上述规定，符合上位法的精神，不违背上位法的具体规定，应当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贯彻实施。本案中，水务公司在接受自来水公司委托转让讼争股权时，未依照上述规定处置，擅自委托拍卖公司拍卖，并在拍卖后与巴菲特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其行为不具合法性。水务公司依据拍卖结果与巴菲特公司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判决：1、确认巴菲特公司与水务公司签订的《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对巴菲特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巴菲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法人股为交易标的的股权转让纠纷。本文针对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行为的效力认定问题，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相关规定的梳理，着重阐释司法裁判的依据。
一、关于规范企业国有股权 (股份) 转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企业国有股权(股份)是企业国有资产的重要表现形式。国有股权(股份)是关系到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之一，是国家获得投资收益的一种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颁布实施了许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二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决定权限或备案制度；三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程序和方式；四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禁止性、限制性规范；五是关于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择其最主要的条款，按发布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年11月16日国务院令第91号)第三条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资产拍卖、转让情形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拍卖法》(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八条规定：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并保留评估结果确定保留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第四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五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转让全部国有资产或者转让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政府批准。第五十四条规定：“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进行。”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应当采用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转让上市交易的股份依照证券法的规定进行。第五十五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以依法评估的、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或者报经本级政府核准的价格为依据，合理确定最低转让价格。《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2009年3月17日财政部令第54号)第十一条规定：“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第二十八条规定：“转让上市金融企业国有股份和金融企业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份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系统进行。”根据以上各项规定，我们将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基本规范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的程序：
(一)决策、审批程序。首先，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根据我国现有的管理模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国务院国资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国资委；二是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其他部门、机构；三是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派股东代表参加的股东(大)会。其次， 如果转让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政府批准。
(二)评估、定价程序。首先，转让方或者标的公司选择委托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依法进行资产评估。其次，将评估报告交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或者备案后，作为确定转让价格的依据，合理确定最低转让价格。再次，在交易过程中，当交易价格低于评估结果的90％时，应报国资委或者有关机构批准。
(三)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首先，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股份)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上市公司国有股份的转让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系统进行，另外还须遵循国家有关国有股减持的规定。其次，公开披露转让信息，广泛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两个以上受让方的，采用拍卖、招投标等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从严控制直接协议转让。
二、关于确认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行为效力的司法依据
应该看到，尽管我国现阶段关于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规范性文件，在各个层面已显得比较全面，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针对违反或者不符合上述三方面程序性规定的转让行为的效力问题，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是，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对这类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即使在新近开始实施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中，也仅仅是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交易行为无效。[1]本案中，光大银行国有法人股的转让未按规定进场交易，该转让协议的是否有效，遂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观点认为，在本案涉讼转让行为发生之时，尚无任何一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场交易，法院不得依据行政规章的规定来确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只要无证据证明股权的受让方为恶意，就应该确认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审理本案的两级法院没有支持这种观点，除了已有的判决理由之外，本文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国有资产转让是兼具私法与公法的法律行为，在法律适用上公法与私法应该并重。
国有资产转让行为之法律性质的正确界定，对于当前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司法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国有资产转让，首先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活动，它符合民商事合同行为的一般特征，其交易主体间的法律地位平等，遵循自愿、公平、诚信等私法原则，受到私法的保护。但是，国有资产转让不仅仅是简单的民事行为：从交易标的上看，它所处分的是涉及面广、数额较大、受公众关注的国有财产；从交易结果上看，它往往导致财产性质从公有到私有的直接转变；从交易影响上看，它会带来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也会伴随着出现国有资产流失、职工下岗裁员等问题。因此，在处理国有资产转让的法律问题上，单靠私法是力不从心的。自《合同法》颁布以来，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司法裁判从宽认定合同效力的态势也十分明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发布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了限缩解释，即将“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种注重保护私权的积极态度，是民商事审判观念的重要进步，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处理国有资产转让合同效力的问题上，单纯强调私法自治的理念，不符合我国国情。具体的说，不符合国家对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精神。国企改革本身是为了解决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因所有者缺位而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变的关键一步，带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和公共利益性。同时，在此过程中，改制行为失范现象的普遍存在，公众与日俱增的质疑，迫在眉睫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都需要公权力的介入。对法律适用而言，绝非是私法向公法的简单延伸与替代，而应当构建起以私法为横轴、以公法为纵轴的活动象限。基于国有资产及其流转关系具有私法和公法的双重属性，有关当事人在进行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时，不仅要依照《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民商法的规定，而且要遵循以《企业国有资产法》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法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国有资产有序转让的保障，应当作为认定国有资产交易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
(二)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部门规章中的强制性规范，应视为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
本案中，是否能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中对交易程序的规定来否认国有法人股交易合同的效力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才能导致合同无效。那么对于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应如何把握其效力？我们认为，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具有强制性，属于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部门规章中的强制性规范，并且应视为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理由如下：
第一，从法律权源分析，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是国务院授权相关部委制定的，与相关行政法规同根同源、一脉相承。《企业国有资产暂行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除前款规定职责外，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第三十一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的监督管理，促进企业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防止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在形式上虽然是法律位阶层次较低的行政规章，但却是依据国务院授权对上述条例的实施所制定的细则办法，是行政法规的延伸与细化，权力来源一致、立法精神统一。国务院部委制定的规章，其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应当具有相当于行政法规的效力。对此，我们应当予以充分注意。
第二，从社会效果分析，国企改革的立法现状是我国经济转型期内特殊立法工作进程的结果，相关部门规章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不容质疑，司法实践中对部分规章的效力应灵活掌握。在社会经济的变革时期，法律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矛盾尤为突出。规范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的法律文件之所以多为行政规章，是因为国企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所涉及的社会利益多元而复杂，它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深刻而严峻，出台正式法律法规的时机尚未成熟，只能处于摸索阶段。同时，改革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迫切需要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做出及时、果断、必要的反映。这种背景下，经国务院授权、各部委下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成为国企改革探索时期我国经济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实现当时行政效率的基本要求。[2]由此，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动使得立法进程也显现出渐进式、探索式：一般都是先制定行政规章，或准许各地试行地方规范性文件，待关系稳定、经验成熟，再总结、上升为行政法规、法律。在国企改革的十多年里，这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国家财产、对经济秩序的制约与保障作用毋庸置疑。如果面对个案时过分讲究公式化的法规效力等级，而不考虑规范性文件的实际社会效果，对效力较低的规章“一刀切”地排除适用，将会使原本奏效的行政管理陷入难以运行的境地，并对该规章所维护的社会利益带来不利的后果。
第三，从整体立法意图分析，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对其进行了呼应与强化。对法律条文做出正确的理解与判断不应局限于法条本身，而应当将其放置在整体的法律框架中，联系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分析探究立法者的真实意图。《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以后，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屡次发布指导性文件，要求严格执行该办法有关产权交易程序的规定。如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做好贯彻落实〈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严格落实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进场制度”；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监察部、国家工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严格监督检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进场交易情况”。2009年5月1日施行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中也有“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的规定，该法虽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由于它是对十多年国有资产管理法规的认可、总结与升华，因此至少可以说明立法者对于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一贯态度。
(三)有关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强制性规范，既是管理性强制规范，又是效力性强制规范。
前文已提到，最近出台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所称的“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只有在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才能导致合同无效。这一解释旨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尽量维护合同效力，其积极意义毋庸赘言。但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识别强制性规范中的管理性强制规范与效力性强制规范。从我国的立法现状看，处于法律位阶上的强制性规范，许多条文的逻辑结构往往只有“行为模式”(包括“应为模式”或者“勿为模式”)而缺少“法律后果”。也就是说，法条只规定了应该、必须怎么做或者不得、禁止怎么做，而没有规定不这样做或者违禁去做的法律后果，更没有直接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对于相关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产生何种影响。处于行政法规、规章位阶上的强制性规范，由于立法主体是行政机关，其制定强制性规范的目的主要在于行政管理，因而规定的“法律后果”侧重于行政责任，很少会触及甚至根本不会触及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据此认定那些没有规定“法律后果”的强制性规范或者没有规定无效后果的强制性规范，仅仅就是管理性强制规范呢？结论显然不这么简单。有学者提出了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区分准则，认为法律法规虽没有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该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属于效力性规定；若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则属于取缔性规定。[3]有法官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强制性规定仅是为了行政管理或纪律管理需要的，一般都不属于效力性规定。具体而言，首先，可以从立法目的进行判断，倘其是为了实现管理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为并不属于效力性规定；其次，可以从调整对象来判断，管理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当然，上述两个方面的判断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4]以本案为例，我们认为，涉及国有资产转让的强制性规范，它首先是管理性强制规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效力性强制规范，其中有关进场交易的规定应当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理由如下：
第一，从调整对象上看，我们所归纳的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三方面的程序性规定，其中的决策、审批程序和评估、定价程序，是转让行为正式实施之前的法定前置程序，它所规范的对象是国有资产转让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一般不会涉及其他当事人，体现了强制性规范的管理性目的。而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则是直接针对转让行为本身，它所规范的对象包括国有资产转让方、受让方、产权交易机构等。相关当事人之间所构建的转让交易关系，是否履行了进场交易，是否实现了等价有偿，是否达到了公开公平公正，直接影响到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因此，强制性规范的效力性，在这一程序环节显得比较突出。
第二，从法律解释学上看，通过体系解释、法意解释及目的解释等方法，可以得出有关进场交易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的结论。《企业国有资产法》提到交易行为无效的仅有第七十二条，即“在涉及关联方交易、国有资产转让等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该交易行为无效。”该条规定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完全一致，无非是起到强调的作用。我们不能仅此认为，只有被认定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才可确认转让行为无效。因为人大法工委对该条的释义是：“当事人恶意违反程序进行的交易活动，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已经进行的财产转让、转移等行为无效，财产状况应该恢复到行为发生前的状态。”[5]另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未按照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的，国资监管机构或者相关批准机构应当要求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转让行为无效。结合上述法条释义和相关的规定，我们运用体系解释和法意解释的方法，已经可以判断出其具有效力性强制规范的性质。若再基于经济法的公法属性，从国有资产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考量，无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就会更为清晰。
第三，从近似的司法实践看，某些法律中被认为管理性强制规范的违法结果往往是导致民事行为无效。例如，《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该款规定的内容，显然具有很强的管理性，但针对其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公司法》中阙如。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对于违反上述规定所形成的担保合同，基本上均确认为无效合同。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对《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理解适用上。该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目前的司法实践，对于违反该条规定所形成的委托理财合同，基本上亦是确认合同无效或合同部分无效。
(四)确认《企业国有资产法》实施以前违反国有资产转让强制性规范的行为无效，可以援用《合同法》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条款。国有资产转让与社会公共利益直接相关。首先，国有资产转让与人民群众利益攸关。企业国有产权流动涉及上万亿国有资产的归属，是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这种利益调整能否在公正的前提下进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公正，关涉人民群众几十年劳动成果的去向，关涉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团结，关涉经济秩序的健康持续发展，因而是当前最突出的社会公共利益所在。其次，国有资产转让备受社会公众关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如此强烈的关注，不仅仅是由于其资产总量的天文数字，而且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度。可以说，在人民法院审理的所有民商事案件中，没有哪一类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不与社会公共利益关联紧密的。有关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强制性规范，旨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行政规章规定了国有资产交易的特殊程序，这些程序的设置目的是为了通过公开、公平的交易使国有资产在保值增值的情况下顺利完成转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因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任务集中承担在规章中这些有关交易的强制性程序规定上，违反了特殊交易程序，就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本案中的当事人正是违反了国有资产必须进场交易的规定。进场交易是国家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监管的重要措施，其意图在于，让国有资产转让和重大资产处置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凭借产权交易市场网络平台功能强大、信息覆盖面广、交易效率高的优势，充分发挥公开市场发现价值、决定价格的功能，使国有资产在公平竞争中实现价值最大化，防止暗箱操作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因此，科学规范的交易程序是国有资产合理流动的必备要求，更是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条件。由此，在涉及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将社会公共利益标准运用于审判过程中，以此进行价值判断，可以使国有资产交易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迎刃而解。具体地说，就是援用社会公共利益标准去衡量行政规章中的各类禁止性规定是否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同时，审慎判断社会公共利益在具体案件中的存在与否。[6]如果交易行为违反了规章或其他法律文件中有关交易程序的强制性规定，而这种交易程序恰恰是为了使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那么法院可以考虑援用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条款认定交易合同无效。
注释：
[1]在《企业国有资产法》立法过程中，有的地方和专家建议规定，国有资产未按照规定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等违反本法规定所进行的交易行为无效。但也有专家认为，笼统规定违反规定的交易行为都无效，可能影响交易安全和效率，还可能损害善意相对人的利益。有的企业则认为，国有资产都要评估和进场交易，程序过于繁琐。而且，资产评估在实践中作用有限，进场交易在有些情况下不利于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因此，建议增加关于评估和进场交易的豁免规定。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三部分“附录”。
[2]蔡小雪：《国务院下属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法律适用：判断与适用》，载于《人民司法》2008年第4期。
[3]参见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320～322页。
[4]沈德咏、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页。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43页。
[6]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企事业单位国有产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载于《法律适用》2005年第12期。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Ⅳ 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与公约的联系
新合同法的重要改进及其不足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与1998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比，合同法又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变动和修改，较之合同法草案更规范、更完善。同时也应该看到合同法的个别条款，不论是在行文措词上，还是在条款内容的安排上都存在可以商榷和需要改进之处。本文通过将合同法与合同法草案的若干具体条款的比较，指出了合同法的长处及不足，并就其完善化提出了建议。「关键词」合同法，合同法草案，合同形式，要约失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于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该合同法是一部关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完善市场交易规则、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法律，是一部既借鉴了国际通行做法，又符合我国国情，既有现实可行性，又有超前预见性，既考虑通俗易行，又注意遵循科学立法技术的合同法。与去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比，合同法又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变动和修改，较之合同法草案更规范、更完善，许多条款更简洁、充实、具体，充分平衡了合同各方的利益。同时也应该看到合同法的个别条款，不论是在行文措词上，还是在条款内容的安排上都存在可以商榷和需要改进之处。本文主要通过将合同法与合同法草案的若干具体条款的比较，探究出它们的差异，指出了合同法的长处和其与合同法草案存在的不足，并就其不足提出了的具体看法和建议，以期能引起关注和进行深入研究。一、关于合同形式条款合同形式是当事人订立合同达成协议的表现形式，是合同内容的外观。它是关系着合同是否有效成立的一个重要问题。订立合同的形式一般有3种，即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书面形式是指合同当事人将合同内容以文字方式表达的合同形式。口头形式是指合同当事人合意表现为口头约定，而非书面文字。其他形式是指除了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之外的任何形式，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或者特定情形来推定合同的成立，如乘客乘上公共汽车并到达目的地时，尽管乘车人与承运人之间没有明示协议，但我们可以依当事人的行为推定运输合同的成立。从合同形式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总体而论，古代合同法在合同形式上采取绝对的“要式原则”，即合同要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和手续订立，否则无法律上的效力，或者不能被强制执行。近代合同法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和主张“不要式原则”，即合同无须按特定的形式和手续订立，只要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达成一致，合同便具有法律效力。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从便利经济交往，简化手续，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在合同形式上采取更为宽松的态度，基本上采用不要式原则，法律只是要求某些特定的合同需采用书面形式，而其他类型的合同可以任何方式订立。例如法国法律把商事合同视为非要式合同，就是说这类合同的订立不受形式的限制，当事人为确定合同的成立可使用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在英国，汇票与本票、海上保险、担保、地产买卖、金钱借贷以及某些动产抵押等类合同须以书面订立，否则无效或不能被法院强制执行。除此以外，对其他类别的合同并无形式上的要求。有鉴于此，作为目前国际贸易领域重要国际公约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适应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对作为主要合同类型之一的货物买卖合同的形式也采取宽松的态度，明确规定货物买卖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由此可见，合同的形式正朝着更灵活、更简便的方向发展。关于合同形式，合同法草案第十条曾规定：“不动产转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涉外合同、价款或者酬十万元以上的合同，除即时清结的以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法律规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依照其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合同，当事人可以采用口头或者其他形式订立。“草案该条第一款首先确定了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三类合同，第二款说明除前款规定之外的合同规定可以采取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为了便于把握、判断和执行在什么情况下应采用书面合同，该条极具特色的一点，就是在第一款规定了一个限制性条件和那些法律未特别规定的一般合同不包括涉外合同，规定了一个固定的经济上的判断标准。该限制性条件是不能“即时清结”，这里的“即时清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该规定的经济上的判断标准是价款或者酬为十万元以上。只要涉外合同、价款或者酬超过十万元以上的合同不能“即时清结”者就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就其采取固定的经济上的判断标准而言，笔者认为显然是受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影响，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201条规定价款达到或超过500美元的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否则合同即不得通过诉讼或抗辩强制执行。但该条使用是否“即时清结”来对涉外合同或价款或者酬超过十万元的合同采用书面形式加以限制，却给其带来了明显的不足，这样规定显得过于笼统，不切实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它的不当之处在于仅以“即时清结”与否作为涉外合同或价款或者酬超过十万元的合同是否需要采用书面形式的唯一标准，在于这种一刀切的法律规定，因为“即时清结”与书面合同没有任何必然联系。现以我们熟悉的、在商事交往中使用最为频繁的主要合同类型-买卖合同为例来加以说明。按照草案的这条规定，不论买卖合同的标的额多大，只要即时清结，都可以不订书面合同。这样显然不利于交易的安全，容易导致欺诈的出现，在有些情况下，使卖方有机可乘，特别是在买卖的标的物属于价格昂贵，结构复杂的高技术产品的情况下，尽管这类标的物多半都超过十万元，若是即时清结，依照本条就可以不订书面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买方购买时因受专业知识和检测手段的限制，不易当时发现其存在的瑕疵或缺陷，而在购买使用一段时间后才有可能发现其瑕疵所在，这时买方由于缺乏书面合同举证，若要向卖方索赔就十分困难，卖方时常可以缺乏书面合同、没有具有
质量保证条款为由进行推脱，拒不认帐，导致争议的产生。这足以说明，买卖标的额十万元以上的买卖合同，即便即时清结，也应以书面形式订立为好。再者，按照该条规定，凡是不能即时清结的十万元以上的买卖合同，买卖双方均没有选择口头合同或书面合同的自由，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之间未订有书面合同，仅有口头协议，即便双方当事人系长期业务中形成的交易伙伴，由于双方信赖度强，都对此加以承认并自愿认真履行，法律也不认可这种合同。当然如果这种合同发生纠纷，法律肯定是不会承认其效力的。这种规定显然缺乏灵活性，不便于买卖交易的迅速达成。而合同法第十条对合同法草案的该条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彻底摒弃了“即时清结”这一限制性条件，对合同形式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态度，明确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笔者认为合同法的该条这样规定适应了商事交易的不同情形，符合合同形式正朝更灵活、更简便的方向发展的客观规律，既借鉴了国外经验，又结合了中国国情，同时也便于与国际惯例接轨，体现了下述三个有机的结合：灵活性与限制性的有机结合。该条首先在合同形式上采取开放性的态度，明确对当前商事交易中普遍存在的，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各种合同形式加以确认，指明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这体现了其灵活性。同时，该条又规定，法律另有规定，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办理，这又说明了其限制性。这样对那些确实需要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种类，立法机关就能运用法律来加以明确规定，并要求当事人予以遵循，充分保证各类合同都能根据实际需要和各自不同的特点，以与其相适应的形式订立，从而便利于实际履行，防止争议的产生。尊重当事人的自愿与促成交易的达成的有机结合。该条贯穿的一项原则就是凡是不违反法律，民事双方自愿订立的合同就是有效的。这实际上就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且条款将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与书面形式一并进行规定，实质上是注重和承认了当代社会里商事交易是以讲速度而不注重形式这样一个现实，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与交易方式的增加以及人们对交易时间的迅速性要求越来越强烈，不要式合同尤其是口头合同的数量必然逐渐增加，并且会在买卖合同等类合同中显得更加突出，法律上明确对这些形式进行规定，承认其法律效力无疑会促成交易的达成，因而它体现了尊重当事人的自愿与促成交易达成的有机结合。现实可行性与超前预见性的有机结合。虽然目前在我国，人们的法律意识正处在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之中，但应予承认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和完善，诚实信用原则正受到愈来愈多人的重视，合同的严肃性亦在得到愈来愈多人的维护，基于这一情况，承认口头合同有效在当前是存在着一定的现实可行性的，而且未来社会商品生产愈发达，交换愈频繁，合同形式必然愈趋简单，条款这样规定就把现实可行性与超前预见性有机结合在一起。
二、关于要约失效条款要约与承诺是达成合同所必不可少的法定程序，它们构成合同成立的轴心。在合同法制定之前，我国的民事立法包括三部合同法以及有关合同的法律、行政法规，都没有关于要约与承诺制度的规定，这对鼓励交易、正确处理合同纠纷不利。因而在合同法中规定要约与承诺制度、要约与承诺的效力以及合同的成立和缔约者的责任，就会使在经济交往中需要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有所遵循。这对于分清各当事人的责任，正确恰当地确定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益，鼓励交易，减少与解决纠纷，促进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都较为详细地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两者相比较，合同法更为完善和全面，这在要约失效的条款上反映得尤为明显。所谓要约的失效，也称为要约的消灭或者要约的终止，指要约丧失法律效力，要约人与受要约人均不再受其约束，要约人不再承担接受承诺的义务，受要约人亦不再享有通过承诺使合同得以成立的权利。通常要约失效的情况有：要约有效期届满。要约中若订明了要约有效期的，那么，在有效期内受要约人不作出承诺的，要约失去效力。要约中若没有订明有效期的，则经过合理期间受要约人未作承诺的，要约丧失效力。要约被拒绝。要约被拒绝指受要约人明确回绝或对要约人的订约条件作了扩张、限制或变更。在前一种情况下，受要约人根本没有交易的意思，要约自然无效。在后一种情况下，视为受要约人对原要约人做了新的要约，原要约效力自然终止。要约人撤回或撤销要约。要约人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撤回要约或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后撤销要约，其目的在于排除要约对自己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要约的效力自然终止。对于要约的失效，合同法草案在其第二十条规定：“要约于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时失效”显然这条对要约的失效采取了过于简单的处理方式，仅规定了要约失效的一种情况，未能将其他几种常见的要约失效的情况进行具体规定，这不利于全面地规范合同订立的行为，容易导致执行过程中的争议产生，达不到充分保护合法当事人目的。合同法第二十条则对合同法草案的该条进行了必要的完善和补充，它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了实质性变更“。上述合同法该条规定的要约失效的四种情形里，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种情形。它规定的是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了实质性变更致使要约失效的情况。受要约人对一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的变更为反要约，提出反要约就是对要约的拒绝，使要约失去效力，要约人即不受其要约的拘束。这里关键是要准确理解何谓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为此，合同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在现实生活里，还有一种可能使要约失效的情况是，在特定条件下要约人或者受要约人死亡。但要约是否因要约人或者受要约人死亡而归于无效的问题，各国法律规定不尽一致，情况比较复杂，有鉴于此，合同法未对此加以规定。应该说合同法的第二十条既对合同法草案进行了必要的完善，基本上涵盖了要约失效的几种常见情况，亦还存在着不足，这就是尚未穷尽所有要约失效的情况。笔者认为似还应补上第种情形“法律上的原因”。“法律上的原因”致使要约失效的情形相当于因不可抗力而解除合同，例如，甲向乙要约出售A产品，但在要约有效期内，甲因法律严禁A产品出口，那么，该要约即失去效力。三、关于预期违约条款预期违约是一种源于英美法的先进的合同制度。它指的是合同依法成立后，在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已有根据预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将不会履行其合同义务。按照英美法预期违约的理论，预期违约分为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两种。所谓明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合同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所谓默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自身
行为或客观事实预示其将不履行合同。立法上明文对预期违约予以规定，建立预期违约制度，不仅会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公平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预期违约诱发的违约危险，而且还可将预期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消灭在萌芽状态或降低到最低限度。此外，建立预期违约制度还可以防止长期争讼，特别是合同成立至履行期长达数年的长期合同，如果一方预期违约，另一方依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解除合同，就可以使纠纷及时解决。合同法草案吸取和采纳了预期违约制度，在其第九十七条明文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没有改变合同法草案的这一措词，而是将它与其他违约情况主要是实际违约归并在一起，其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从上述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对预期违约规定的条款的措词和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既涉及预期违约里的明示预期违约，也涉及默示预期违约。在明示预期违约方面，它规定只要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基于明示预期违约有当事人明确的意思表示，属于一种明显的、确定的毁约，比较容易判断，因而条款这样规定明确可行，容易操作。但条款对默示预期违约的规定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还有尚待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其不足具体表现为：条款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完善的判断当事人一方默示预期违约的客观标准，不便于实际操作。因为默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自身行为或客观事实预示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这也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是否构成默示预期违约，我们既可以从该当事人的行为来判断，也可以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判断，而不是仅限于从当事人的行为上判断。这里客观事实比较常见的主要包括当事人一方的经济状况、商业信用、履行能力等。而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的该条款都仅规定从当事人一方的行为这一方面去判断默示预期违约，而没有规定从客观事实方面去判断默示预期违约，显然其判断的客观标准是不完善的，它容易导致对默示预期违约认定上的主观随意性。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个实际情况是默示预期违约在我国先前有关合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明文加以规定的并不多见，对绝大多数合同当事人来说相当陌生。鉴于这一实际情况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在规定默示预期违约的判断标准的时候就必须慎重，应尽量将其规定得详细、全面，避免由于法律规定的缺漏导致的实际执行中的混乱，因而，条款在这方面显然尚待完善。救济方法不足。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的预期违约条款都规定，只要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对方就可以直接采取解除合同这种救济方法。这未免赋予守约方的权利过大，严重影响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平衡。笔者觉得守约方应在采取解除合同这种救济方法之前，作为一种必要步骤，首先应要求预期违约方提供履约担保，并同时采取中止履约这种救济方法。这是因为，在当事人一方预见到另一方不能或不会履行合同主要债务以后，他虽然已面临着不能履约的危险，但他还不能立即确定另一方默示预期违约，更不能马上就解除合同，因为这时当事人一方仅仅是根据另一方行为或客观事实所作的一种推断，这种推断并不能代替另一方的决定，并有可能与具体实际情况发生巨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允许当事人一方以另一方默示预期违约为由而解除合同，对交易秩序的维护是不利的。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还是应该要求当事人一方首先应书面通知另一方，让另一方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履约保证，并有权要求在另一方提供保证之前，采取中止履行其在合同项下的义务这一种救济方法。若另一方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了履行保证，则证明其不构成默示预期违约，合同因而就不应该解除；若另一方不能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履约保证，这就构成默示预期违约，在此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才有权采取解除合同这种救济方法。应该看到这种分步骤采取不同救济方法的模式在西方许多国家的相关法律中都有规定，并已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缺乏制约当事人一方滥用默示预期违约救济方法的规定。为了避免合同当事人一方滥用默示预期违约救济权，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必须预设一项责任，给该当事人必要的制约和牵制，这就是说，法律上应明文规定合同当事人一方未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确切证据时，中止或解除合同的，应负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而造成另一方损失的要负责赔偿。另外，合同法将合同法草案单列一条的预期违约与其他违约主要是实际违约归并在一起用一个条款进行规定，笔者觉得不恰当，因为预期违约与它们存在重大差异。就拿预期违约与实际违约的差异来说，预期违约属于在履行前毁约，而不像实际违约是在履行期到来之后的违约，它与实际违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们发生的时间不同，由此导致它们两者呈现不同的特点，预期违约是表现为未来将不履行义务而不像实际违约那样，表现为现实的违反义务；预期违约所侵害的只是期待的债权而不是现实的债权。因而，为了便于合同当事人准确判断和把握预期违约，宜将预期违约作为一种特殊的违约形态，单独用一个条款加以规定，而不应像目前这样，与其他违约统在一起加以规定。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试就合同法上应对预期违约作出的规定单独拟定条文如下：“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因其行为或客观事实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应中止履行合同，并立即书面通知当事人一方。若该方对履行合同提供了充分保证，对方应履行合同；若该方自书面通知发出30天内未提供履约的充分保证，对方可以解除合同。若没有当事人一方默示预期违约的充分证据，对方中止或解除合同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至于客观事实具体涵盖哪些内容，一方当事人在对方中止履约之后提供了充分保证，对方需要继续履行义务的履约期限如何计算，笔者觉得应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此加以明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预期违约制度在我国较为准确有效地贯彻执行。「参考文献」王利明等著：《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徐炳：《买卖法》，经济日出版社，1991。隋彭生主编：《买卖合同法》，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吴志忠：《美国商事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Ⅵ 在合同法中，什么是真意解释原则给出详细解答。
合同解释过程中所应予以倾向性考虑和把握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大陆法系内国家的民容事立法普遍倡导探究缔约当事人真意，而不拘泥于合同文字的主观性解释原则。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和学说则一直主张探求合同本身所具有的逻辑上的客观意义的客观性解释原则。从合同实务上看
Ⅶ 合同的解释及其方法
论合同的解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乔新生
关于合同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125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这一规定实际上同时采用了意思解释（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以及诚实信用解释等多种解释原则。它对于我国司法活动中判断合同条款所蕴含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由于法律条文将诸种解释罗列规定，在遇到具体合同条款时，有可能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因此，明确合同各解释原则之间的关系，对正确适用法律，解决合同中的纠纷具有重大的意义。
合同的解释原则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文本解释和意思解释。所谓文本解释是按照合同条文的语言表达方式对合同进行的解释。合同是由文字或语句表现出来的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通过对语句或文字进行惯常的逻辑意义分析，解释合同中的内容。例如，合同中出现“责任”一词，依照通常的解释，应为“负责”之意，而在合同中出现，能否解释为法律上的责任，进而理解为违约责任？从文本解释的原则上来分析，将合同中的“责任”解释为违约责任是大有问题的。从合同的语句上来看，“双方当事人都应当对合同承担责任”是一个空泛的要求，它不具有任何意义。当事人不可据此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它只是对合同的履行进行的一种通常情况下的期待和在此情形下的一种道义上的约束。不应当解释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很显然，如果合同中去掉这一条款，对合同的效力并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没有法定违约责任的存在，法官据此判决一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在法理上实难说通。文本解释的意义就在于紧扣文本字面意义，通过对合同文本中各个词汇的逐字分析，了解合同中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这是一种机械的解释原则，但它符合“外观主义”的要求。所谓外观主义就是在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对合同的内容理解不一致时，以合同的表现形式为准，从而判断合同的效力。当合同中的词句出现多种含义时，文本解释将遭遇重大挫折，因为它拘泥于合同的文本，无法跳出文本本身探究合同条款的真意。但是，这种解释方法往往体现了形式上的正义，它能够督促当事人签订合同时谨慎地评估关键词句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合同的表达更为严谨。如，合同规定，“履行的期限方式为：第一次交付生产定金货款总额的50％”。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事人约定的“生产定金”与“货款总额”为何种关系？从语法结构上来分析，该条款中的生产定金与货款总额应为同位关系，两者在内容上并无不同。生产定金即为货款总额的50％，而货款总额的50％即为定金，尽管这样的约定是违法的。
而意思解释则不同，它以合同当事人的内在意愿为解释的原则，如果说文本解释是关注合同的“形”，那么，意思解释则是关注合同的“意”，它是一种文义解释。法国民法典第1156条规定，解释契约时，应当探究缔约当事人的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的字面意思。这种解释方法符合民法上的“意思主义”要求，它关注的是合同条款所表达的当事人的内心想法。当内在意愿与外部表示不一致时，以当事人的内在意愿为准。但是，如果一项条款可能有两种以上的意思时，该如何理解合同的条款？法国民法典规定，在此情况下，宁可以该条款可能产生某种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而不以该条款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同样是“双方都应对合同的履行承担责任”，依照意思主义或文义主义的解释原则，这里应当理解成为法律上的“责任”，但由于它缺乏具体的规范要素，所以还不能被视为违约责任条款。
（二）整体解释与分别解释。整体解释是将合同的各个部分看作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通过对整体中各个部分作用的分析，判断条款中所包含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分别解释则是将合同的各个条款分别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各条款所要表达的内在意思。例如，某旅游景点在售票处贴出告示，规定“第一，小孩1。2米以下免票；第二，1。2米至1。3米半票；第三，成人可免费携带一儿童入内。”依分别解释原则，旅游风景管理处可以要求1。2米至1。3米的儿童购买门票。但是依照整体解释的原则，有成人跟随的1。2米至1。3米的儿童并没有购买门票的义务。因为风景管理处的格式合同的意思应当为“成人携带的儿童”可免费进入，而“没有成人跟随的1。2米至1。3米的儿童”则必需购票进入。这样规定令人费解。但由于它属于格式合同的范畴，因而应当作出对旅游者有利的解释。
（三）目的解释与情势解释。所谓目的解释是针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对合同进行解释。法国民法典第1158条规定，文字可能有两种解释时，应采取适合于契约目的的解释。而情势解释则是根据合同履行的情势对合同进行解释。目的解释侧重于考察合同订立时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它探究合同签订时当事人的目的取向。是一种静态的思维。而情势解释则是根据合同履行中所发生的情势对合同进行的解释，它是以果求因，即以合同的履行结果来判断合同的内容，推断合同的原意。情势解释是一种动态的解释。它立足于“现在”，对合同的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合同的目的解释旨在帮助当事人达至合同的目的，实现合同订立人当初的意愿。而情势解释则有利于合同的实现，是对合同原意的一种“良好”的推断。目的解释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它更能体现合同的原始意义。
（四）诚实信用的解释与习惯解释。习惯解释是根据交易当事人所采用的通常习惯对合同进行的解释，它实际上是以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作为理解合同条款的依据。诚实信用实际上也已成为交易习惯的一部分，诚实信用解释原则要求依照诚实信用的标准分析合同的条款。但由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极为概括抽象，乃属一白纸规定”[1]，所以，诚实信用的解释实际上沦为了“白纸”解释。
我国《合同法》将诸多合同的解释原则融为一个条文，在表述上至为简洁。同时将合同的解释规范放在《合同法》的总则部分，也非常合理。但是，由于条文表述过于简单，以致于各种合同解释方法的要素缺乏，在何种条件下适用何种解释方法语焉不详。这种缺乏具体假定的规范在适用时往往会引起争议。法国将不同的合同解释规范通过不同的条文进行表述。各规范的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合同的解释方法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由于我国《合同法》解释原则彼此间缺乏层次性，这为采用不同的合同解释方法可能导致的混乱埋下了伏笔。从司法实践上来说，这种立法体例也为法官的裁量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对交易当事人来说，则人为地增加了不确定性。
依笔者看来，合同的各类解释原则适用的假定是不同的，合同的解释原则之间也应当有一定的层次。具体地说：第一，整体解释的原则旨在确定合同的性质，进行法律行为的识别，对个别的合同条款进行整合。第二，意思解释原则旨在确定个别条款的效力。第三，目的解释旨在实现合同的目的，通过对合同目的追寻确定合同的本来意义。第四，习惯解释是借助外在的标准，理清合同条款的本质。第五，诚实信用的解释原则则是以合同的基本原则对合同的条款进行解释。在这些解释原则中，有主观原则，如意思解释原则，目的解释原则等。大陆法国家在解释合同时，一般坚持以主观解释原则为主。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对合同的解释，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交易上的习惯。而英美法国家在合同解释时，主张以客观主义为基础，例如《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0条的解释是：法律所要求的不是相互之间的同意，而是这种同意的外部表示。
我国合同法的解释应当坚持上述假定，便于不同的合同解释规范准确地适用。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各种解释原则之间的层次性。我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一个抽象的解释原则，交易习惯是解释的主要标准，在合同的内部，应当以整体解释为基础，“将合同的全部条款相互解释，以确定每一条款从整个行为所获得的意义”[2]。同时兼顾合同的目的与合同签订时当事人的内在意愿。简言之，在合同解释时，坚持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相结合的办法，以客观标准为主，兼顾主观标准。
注释：
[1] 梁彗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
[2] 《法国民法典》第1161条
[3]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第86页。该书作者认为大陆法与英美法关于合同解释的原则均为以客观标准为主，以主观标准为辅。
人民网 2001年11月30日
Ⅷ 罗马契约与中国合同法之比较
与《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一文作者商榷（正文）
徐忠明 [法律科学]
学界通说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接触、碰撞，乃至吸收、融汇，始于晚清变法修律。最近，胡留元、冯卓慧两位教授发表《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以下简称胡冯文）一文〔1 〕，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视域研究，另创新说，认为中国在汉（东汉）唐时期已经吸收、融汇了罗马法律文化的有益成份。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提出如下商榷意见，求教于胡留元、冯卓慧两位教授。
一
胡冯文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在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商品经济发展高峰时期，如周、汉、唐、宋、明等朝代，中国的对外商业贸易交流范围均愈来愈扩大，而通过外事商业往来，在法制建设中自然吸收、融汇了外民族、外国家的法律文化。”（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特别是，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与罗马两国之间有着频繁的、长期的贸易活动，因此，“中国法律文化必然接受、吸收、融汇罗马法的有益成分，自然，中国民法也从罗马法中汲到营养，发展自己”。又说：“这种融合，最突出的表现，则在中国古代契约法中。”进而又说：“东汉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古代契约概念开始有了变化”；“南北朝至唐代，契约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细绎胡冯文的论证逻辑和方法，我们可以发现：首先，由于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随着丝绸贸易的发展，契约法作为一种连结贸易的纽带有了接触的可能；其次，由于罗马契约法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再次，恰好在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丝绸贸易频繁展开之后，中国古代契约法概念、内容及种类出现了若干与罗马契约法相似的因素；最后，结论也就是中国古代契约法必然吸收、融汇了罗马契约法的有益成果。但是，笔者认为，这其间有些问题值得深思，有待证实。
（一）我们先从中国对罗马帝国的认识水平来考察。虽然随着两国之间丝绸贸易的迅速发展，对于相互间的认识与了解也不断加深。从中文史料看，以《后汉书》对于罗马帝国的记载比较全面，由于文字太长，兹不俱引〔2〕。但是，从现存所有汉唐时代中国的文献资料看， 没有任何有关罗马法律，尤其是契约法的蛛丝马迹的记载。例如，《后汉书》有关文字对于罗马帝国的方方面面均有扼要记载，包括政治体制；但是，对于世所瞩目的罗马私法制度，并无只字述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可能当时中国对于罗马法制并无深刻的印象；即使当时从事对罗马进行丝绸贸易的官私中国商人对于罗马法有所了解、接触，但也没有引起统治阶层的注意，以致在现存史乘中茫无痕迹。
（二）我们再从中国对罗马帝国的贸易关系来考察。笔者认为，在这里简要地讨论一下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首先，中国不仅是世界上迄今所知最早的产丝国家，早在公元前5000年我国就有蚕丝的生产〔3〕；而且也被认为是在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引入养蚕技术以前世界上唯一的产丝国家〔4〕。其次， 西方各国对于中国的认识也主要是从丝绸开始的，现在有称中国为“支那”者，实源于丝绸〔5〕；赛里斯（Seres，丝）“即古罗马语对于中国人之称呼也”〔6〕。再次，在中国与罗马帝国的贸易中， 丝绸虽然不是唯一的物品，但也是最为重要的物品，以致英国学者赫德逊认为：“对罗马来说，丝绸贸易和对中国的贸易实际是一回事，……丝绸至少占中国对罗马出口的90％。”〔7〕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为了回应胡冯文的立论前提，笔者仅择有关问题稍拟讨论，以期探明：在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进行的丝绸贸易，究竟在多大程度中能导致中国古代契约法制吸收、融汇罗马契约法制？其中有无必然性？
（1）汉武帝时代丝绸之路的开通， 一般以张骞“凿空”（公元前138年）为标志，尽管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丝绸贸易有极大的增长，但是，两国的丝绸贸易基本上是间接进行的。这点，胡冯文也承认：“中国的商品甚至辗转运输到大秦，即罗马帝国。”杨共乐先生说得更为明白：“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在公元1 世纪以前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罗马商人未能经由陆路直接去中国，中国人也未能取道陆路直接到罗马。他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靠帕提亚（即今日伊朗）的中间人。”〔8〕这其间， 中国丝绸辗转输入的主要也是罗马帝国的东方行省，如埃及与叙利亚。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罗马’商人多半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9 〕如所周知，埃及（公元前30年）和叙利亚（公元前64年）虽属罗马行省，但是，其在社会政治、经济、风俗诸方面并没有受太多的罗马文化影响〔10〕。因此，其对中国进行丝绸贸易时是否全然依照罗马契约法准则，是一个未知因素〔11〕。另外，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罗马帝国商人首次直接进入中国，是在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文云：“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12〕其中“蒙奇”、“兜勒”究系何国人氏，学者多有争议。据林梅村先生的考证，是马其顿（Macedonia，蒙奇）与推罗（Tyre， 兜勒）均是罗马帝国的东方行省。其后，见诸中国史载的也有数则〔13〕，其中有些所谓“使节”，学者一般认为是一些商人，为谋取私利假冒的〔14〕。然则，丝绸贸易仍是比较间接的。对此，赫德逊先生认为，从公元200—600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尽管中国政治上处于分裂和混乱局面，但是，丝绸贸易还是继续进行。同时又指出：在北方，这种贸易似乎主要是由粟特商队进行的〔15〕；在南方，则由于中原板荡，社会动乱，丝绸贸易反而有所扩大，但是，这种贸易又是由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航海民族维持的〔16〕。在此情况下，中国汉唐时期如何吸收、融汇罗马契约法律，便产生诸多疑问。
（2）沈福伟先生指出“中国丝绸最大的主顾是罗马帝国”〔17〕。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凯撒因为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当时还被认为是奢侈已极。但是，从此以后，罗马男女贵族都争穿丝绸衣服，甚至“连搬运夫和公差都不例外”〔18〕。
对此，我们必须指出以下两点：其一，“中国丝织品向西方输出，大约通过三种渠道，即中国政府向西方少数民族的赠赐，中国政府与少数民族以物易物的交换，以及奔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的活动”〔19〕。武伯纶先生又说：“除了大宗赏赐外，中原政府与边境少数民族政府之间的交换，也为数不少。”〔20〕其中输入西方少数民族的丝绸，有些也被辗转销往罗马帝国。这样，从中国直接通过贸易输出的丝绸也就比想象中的要少得多。其二，诚如学者已经指出：“中国的丝绢大都由外国商人运出，并非都由中国人输出。”〔21〕这样，奔波于南北丝绸之路的外民族、外国的商人，一旦进入我国境内，那么，他们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在汉代，对外贸易实际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政府官办，称为使节；二是民间私营，必须经政府许可〔22〕。关于外民族、外国的商人所应遵守的法律的具体规定，史书有缺，无法详论；但是，从汉代司法实践的个案看，则采用属地主义原则，也即外国商人必须遵循中国法律〔23〕。由此也可以推测，外民族、外国的商人在我国境内与中国臣民贸易时，自当适用中国法律。及至唐代，中国政府关于对外贸易的法律控制尤严〔24〕。另外，有关对外贸易的限制及其管理体制，唐代法律也多有规定，学者对此也有所讨论〔25〕。这里，我们再摘引两条唐代有关涉外法律关系的适用原则。《唐律疏议·名例》“化外人相犯”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律论。”这是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然而，如从外国商人与中国政府、商人贸易角度观察，应该是适用中国法律的。《唐律》的另一条规定透现了其中的某些消息。《唐律疏议·卫禁》“越度缘边关塞”疏议规定：“其化外人越度入境，与化内人交易，得罪并与化内人越度、交易同，仍奏听敕。”据此，外民族、外国商人与中国进行贸易，显然也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所以，很难设想罗马帝国商人能够依据本国法律准则与中国政府及商人进行贸易；中国曾自觉地考究罗马契约法制，并且加以吸收，以便改造中国法律。如果考虑到汉唐时代中国的国际声望，也不致对自身的固有法制缺乏信心。如果从夷夏之辨，天朝中心的意识形态及儒家伦理的价值准则看，也难以吸收、融汇外国法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进行丝绸贸易的过程中，即使有可能接触到罗马法律文化，特别是契约法，也不一定就会吸收、融汇罗马契约法。退一步说，即使可能吸收、融汇罗马契约法，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推测，而不一定就是胡冯文所讲的“自然”、“必然”。另外，考虑到丝绸贸易本身的曲折性、中介性，那么，这种可能也不会很大，而且更有待证实。也许有论者要问：胡冯文不是已经给出了若干例证了吗？对此，笔者认为，这仅是一种附比，不是论证。
二
胡冯文关于中国古代契约法吸收、融汇罗马契约法的基本看法是：东汉以前中国契约仅注意其制定的形式和考虑其在财产争讼中的凭证作用。东汉以后，契约中出现了“合同”一词。南北朝至唐代，契约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契约签订时十分强调立约双方意思一致，并且将此概念规定于国家法典之中。对此，我们必须稍加分疏。首先，胡冯文认为：“合同”蕴含着契约当事人意思一致的含义。这是对的。对此，张传玺先生也说：“合同就是会合齐同之意。写‘同’或‘合同’，既为合券制作了验证的标记，又体现出了缔约各方的意思表示。”〔26〕从第一种意义上讲，“合同”实质上与西周所谓“质剂”、“傅别”和“约剂”一类的“判书”并无根本区别。因为“合同”可以把它理解为把“同”字合起来加以验证的契约〔27〕；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书”形式的契约不仅在中国古代有，在罗马契约史上也曾经采取过这种形式。凯瑟先生指出：“现存罗马契约文书的范例是作证，在形式上与中国汉代的文书极为相似。通常，它们也刻于木简上，一式两份，由当事人分掌。原文按第三人叙述的方式书写。证人的姓名附于其后。发生争讼时，所列证人被传作证。”〔28〕显然它们是各自独立形成的〔29〕。从第二种意义上讲，“合同”意味着缔约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应是古今中外契约行为之通例；大凡契约之所以成立，必得各方当事人的同意，只是在法律认识上有深浅、详略、重轻之别。事实上，罗马契约理论非常发达，中国则对之了无阐述，即使唐代以后亦然，原因在于两种文化性格、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差别。这种契约行为的合意性，也并非胡冯文所谓在东汉以后方才形成的。根据西周共王时代《五祀卫鼎》记载：五大臣听了裘卫要求交换土地的要约后，“正乃讯历曰：‘汝guǎ＠①田不？’历乃许，曰：‘余＠②guǎ＠①田五田’。”〔30〕这在西汉也不乏其例。如《史记·陆贾列传》载：陆贾与五子就家产分析和赡养达成协议。又如王褒《僮约》载曰：当初杨惠丈夫买奴隶便了时，曾与便了就“但要守冢”达成一致意见。
其次，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胡冯文中以为“合同”一词出现例证的《建宁元年马氏兄弟买山》。这里，东汉时人将“合同”称为“bié＠③’，本身就意味着当时人们对“合同”与“bié＠③”并没有作出具有实质意义的区分。那么，“bié＠③”是什么意思呢？刘熙《释名·释书契》曰：“bié＠③，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之也。”这与东汉郑玄释“傅别”相若。对于“bié＠③”这种契约形式，国学大师王国维释云：“bié＠③者，乃两书同别之”；其形制为“táo＠④瓦为之，状如半tǒng＠⑤，面有两yuē＠⑥，盖象剖竹之形”。〔31〕可见，东汉出的“bié＠③”，也是一种“判书”形式的“合同”。据此，笔者认为，东汉开始出现的“合同券”，与先秦以来的“判书”是一脉相承的；对此，不应遽然断定是受了罗马契约法的影响。另外，“合同契”的出现与书写材料的变化也有很大关系〔32〕，也许这是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契约法制时不必强与罗马契约法制攀附。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胡冯文特别强调的从南北朝到唐代契约的“两和立券”、“先和后券”及“和同”，也即强调双方当事人意思一致的问题。第一，笔者认为，说“和”或“和同”或“两和”是契约各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这是没有疑问的。张传玺先生认为：“这样的契约的意思表示也反映出其为合同契来。例如‘唐天授元年（690 年）张文信租田契，曰：“两和立契书，执契两本，各执一半”（《敦煌资料》第一辑第454页）。‘两和’与‘两合’同意， 在《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中，谓之‘和同”。也就是‘合同’。”〔33〕这，可以理解为“两和”或“和同”契约是从中国古代契约法本身的理路发展而来，并非源于什么罗马契约法制。第二，所谓“和”是与“不和”或“强”相对而言；晋代著名律学家张斐注云：“不和，谓之强。”〔34〕对于强制他人立地契的行为，早在秦汉时代就有禁律。例如，秦律规定：“百姓有责（债），勿敢擅强质，违者赀二甲。”〔35〕实际上，契约的合意，在中国古代婚姻契约中表现得更为明确。《礼记·昏义》说：“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如何“合”法？一则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则必须行婚姻“六礼”。其中虽有媒妁穿针引线，但是，订立婚约的双方当事人（父母）意思之一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这起码也是西周以来的传统。这与《唐律疏议·杂律》“诸买卖不和，而较固取者，……杖八十”并无本质不同，只是唐代较之前代更加自觉而已。况且唐代法律对于契约合意，也并无任何理论的探究；如此以与罗马契约理论对合意的定义，则有不同。因此，胡冯文认定是在“罗马法的影响下”实在是太过武断了。
（二）关于中国古代契约种类内容方面的问题。胡冯文中还提到了汉唐契约法制在其他方面吸收、融汇了罗马契约法。其一，认为“中国汉唐契约种类之增多，几乎与罗马法大致相同，这说明中国自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契约种类已与罗马法制有了相互融合”。这种“论证”的方法，实在令人吃惊。因篇幅所限，这里暂不深论。其实，只要把中国古代汉唐时代契约种类的增多放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内部稍加考察，便可以发现，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其二，更为引人瞠目结舌的是，胡冯文认为：罗马关于租赁契约的法律规定已全盘为中国汉唐以后的租赁契约所吸收，这种吸收已不仅是契约的内容的吸收，包括法律名词的吸收，如“庸赁”一词。说得如此铁板钉钉，似乎铁案如山。但是，胡冯文只是类比了罗马与中国汉唐租赁契约三个相似的方面：意思表示一致；租金达成一致意见；标的种类。实质上作为租赁契约的这三个方面，我们在先秦时代的文献中也可以发现其端倪，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畴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这段文字虽非先秦雇佣契约文书，而是宣示一种道理；不仅文字颇有文学色彩，而且文辞也有些抽象；但是，就雇佣契约而言，则可以看出上列三个方面均已蕴含。秦汉（西汉）时代资料虽然不多，但是，综合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看，也是三个方面齐备，用语也与唐代大致相同〔36因之，中国的古代租赁（或庸赁）契约〔37〕，是在自身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法律发展历史中完备起来的，与罗马租赁契约没有什么关系。例如，租赁契约是罗马四类诺成契约之一，什么是“诺成”呢？这在中国数千年发展形成的古代法律术语中是没有的。反问一句，如果说中国汉唐以来的租赁契约已经全盘吸收罗马契约法制，那么，这么重要的法律术语却拒不引进，不使人感到非常奇怪吗？这，正是问题的要害。
通过上面两节文字的考察、分析，笔者的初步结论是：第一，胡冯文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中国汉唐时代的契约法制基本上是自身独立发展完善起来的。
Ⅸ HR问题探究：怎样才能更好的应对劳动合同法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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