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法的角度来看

1. 法社会学和纯粹法学的角度如何看婚外情

婚外情还有“利”可言？既然是以法学角度看，它就不关“情”的事。而你所谓的“利”只能是“情”的角度！无非就是三妻四妾来满足虚荣啦
社会学？光从社会的角度看，它就影响社会安定！《知音》里的案例还少吗？

2. 社会法性质是什么

现代大陆法系的国家首先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社会法是什么呢？比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金融法、计划和产业政策法、国有企业法，等。这些现代法律主要是解决经济规划、环境保护、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性的问题。这些法律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因此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就有了“社会法”的提法

3.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权利法案》

答案B
从古代社会转入近代社会，主要是三个方面发生变化。从经济基础来专讲，是商品经济代替属自然经济。从上层建筑来讲，是法律权力代替君主特权（或叫法治代替人治）。从人本身来讲，是公民代替臣民。《权利法案》规定君主的权力要受法律的约束，因此，体现的是法律权力代替君主特权。

4. 公法,社会法与私法的含义

去网上搜下啊

公法是配置和调整公权力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公法以研究公权力、公权力配置、公法关系和公法责任为主要内容。公法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公法是指调配公权力内部或公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广义的公法是指调配公权力之间，以及调节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如果从各部门的调整来看，公法就是典型 的公法和非典型的公法或非典型私法中的公法部分。

首先，公法是配置、调整公权力的法。公权力是公法的着眼点。凡是现实意义上的公 权力，就需要现实意义的公法来调配。

其次，公法的范围包括调配公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公法和调配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公法。公法可以延伸到对私权利的干涉层面，而非仅仅国家权力层面。公权力的边界是个人可能发生冲突的领域。当然，这是从严格意义上说的，因为，任何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有权（权利和权力）通过一定的程序和途径形成共同的一致的意志，这一意志物化为各种国家机关（权力机关、执行机关、司法机关、武装机关等），这时就形成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并存的现象，两者都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影响对方。或者说，没有不受公权力管辖的私权利，也没有不受私权利影响的公权力。两者影响的最终原因或动因应是人民利益和幸福的需要。

再次，公法是法律规范的总和。这些规范在调整的具体客体、对象、方法等方面不尽相同，也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甚至及其分散。

第四，公主体、公利益、公权力、公权利等一切公的范畴都应由公权力来调整，自然要公法来调整。可以笼统地说，大家（公域）的事由公法管；个人（私域）的事由私法来管。

第五，公法的调整范围是动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社会越发展其社会化程度就越高，公权力也就越发展。但是，这与对人们私权利的保护不矛盾。另一方面，在公权力扩张的同时，私权利也在扩张，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私权利的扩张，公权力也就没有了土壤。封建社会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亦是如此。

第六，公法不是一个单一的部门法，研究公法的目的又在于规范公权力，因此界定公法时应以公范畴为线索和参照，而在公范畴中以公权力最为核心，因此，公法学应从公权力开始。

第七，公法是法，其规范是法律规范，有完整的逻辑结构。因此公法有法律后果，主要表现为制裁，也有补偿。公法主要有四部分组成：（一）公权力。公权力的起源、形成、和公权力的分类（国家权力和社会公权力。）等（二）公权力的配置。国家权力的分工及相互关系、横向配置、纵向配置、国家权力与社会公权力的配置、公权力与私权利的配置与关系。（三）公法关系。是指公权力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四）公法责任。是指危害公权力的正当行使，违反公法应受处罚的行为。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动态的、历史的，是经济、政治等诸因素作用的结果。现在社会公权力有扩张的趋势，国家越来越需要向社会授权，这就出现了所谓的“社会法。”它们实质上属于公法范畴，应划到公法的范围内

私法，相对于公法，一般而言指的是规范私权关系的法律。

公、私法之区分

目前区分公、私法并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利益说。根据调整的利益关系的性质，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
二、主体说。根据法律关系主体的不同。 但比较多数人采的是所谓的「新主体说」， 这一个说法的区分标准是： 如果一个法律关系中，出现的法律主体其中一方是以公权力姿态出现的国家主体， 那么适用在这个法律关系中的法律，就是公法； 反之，如果双方没有出现这样的主体， 就是私法．
举例来说：台北市政府向池上便当订购饭盒， 这里台北市政府出现的姿态，和公权力无关．
必须注意的是，新主体说是用来区分「法律」本身的定性， 而「法律关系」是公法关系或者私法关系， 则是另一件事情．
三、性质说（隶属说）。调整的是纵向隶属关系还是横向平等关系。这在很长时间内占主体地位。
四、理念说。根据法的理念。调整分配正义的是公法，交易正义的是私法。
五、决策说。公法是受到约束的决策的法，私法是自由决策的法。

5. 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怎样看待“赔钱减刑”这一现象

不同利害相关方的参与和合意即使不是对“是否正义”真理性的证明——根本不存在这种证明——也是对“正义”的指示器。而“矫正正义”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多方间寻求平衡的机制，因此我们需要在犯罪人、被害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全面分析各自的“所得”与“所失”。
（1）犯罪人
犯罪人从其犯罪行为中得到其不应得的“所得”，这时他就违背了分配正义，成为了一个不公正的人，要做的就是对他进行矫正。既然刑罚和赔偿不能同时施行，那么，仅仅刑罚能否对这个不公正予以矫正？回答是肯定的，如前所论，只要让他不应得的东西失去就使其得到了矫正，而刑罚恰恰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就连提倡刑罚宽和的贝卡利亚也不会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只要刑罚所带来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会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即得利益的丧失。”
（2）被害人
“给予每一个人任何所需要的补救，只要他的权利为他人所违反”，是“矫正原则”的核心。因此，必须恰当补偿犯罪人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中不应失的“所失”。被害人的受损首先是尊严和精神上，这种损害可以用对犯罪人的刑罚来补救，其次是非尊严的损害，可以用对被害人的物质补偿来实现。这种补偿可由国家来承担，即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也可由犯罪人来履行，而其履行结果就是 “应得”刑罚的相应减轻，这一制度或者体现为我国“赔钱减刑”的司法操作，或者规范化为“强制赔偿命令”制度。
“强制赔偿命令”，又名损害赔偿命令制度（Compensation Order），是指作为缓期执行、缓期宣告、缓刑（probation）及假释的条件而命令犯罪人向被害人赔偿损失的制度。这一制度在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之际几乎为所有的欧洲国家所采用。如意大利1921年刑法草案规定，以履行赔偿损失作为刑罚减轻、宣告缓刑、假释的理由或条件，前联邦德国刑法规定恢复因犯罪所引起的损害，是对犯人实行保护观察和假释的条件之一。1972年，英国从“让犯罪人赔偿犯罪损害，比目前用以对付重大犯罪的主要武器——拘禁更具抑制效果”的见解出发，强调其回避自由刑的刑事政策上的意义。根据该制度，法院对一定的犯罪案件在宣告有罪判决之时，有权依职权或者依被害人的申请，做出被告人因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直接的物质损害及治疗费予以赔偿的命令，并以命令的执行作为从轻、减轻刑罚或缓刑的考虑情节。“强制赔偿命令”制度既保证了规范逻辑的自洽，消弭人们对“赔钱减刑”的争议，又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程序扞格，进而解决民事赔偿无法实际执行的实践困境，完全能够成为刑事责任和民事侵权责任完全分离后，实现被害人正义的有效途径。
（3）国家
在国家看来，犯罪人的行为是对法律秩序和国家政权的侵犯，犯罪人必须通过“刑罚”的矫正才能使国家的权利得到回复。“刑罚”对国家最直观的功能就是它的经济补偿，包括财产刑的执行和无偿占有犯罪人强制劳动的财富。而从根本上看，作为排他性、垄断性国家暴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刑罚权是国家基于独立主权对犯罪人实行刑事制裁的权力，是国家自我保护的手段，在对犯罪人道德上的否定和精神上、肉体上的严厉惩罚的过程中，国家的侵害也得到了矫正。
作为一项从一系列实践性假说中选取的命题，“赔钱减刑”制度一方面需要规范的和价值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它的正当化论证又依赖于社会常识和大众常情。如何将法律人的判断与理解和公众意识与心理相联结，从而相互交流，彼此认同，仍然是一个重大艰难的问题。因此，“赔钱减刑”的正当化并非一劳永逸的，而须不断接受实践理性的检验。在这一意义上，一种正当的制度必须在逐步的质疑与对话中才能得以建立，而建立的过程无疑又是长久和漫长的。

6.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于法治实践具有哪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六、依法治市的观念基础

依法治市不仅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而且需要与之相应的观念的支撑。法治要求人们对法律拥有一种神圣的情感，一种在忠诚与信仰基础之上的归属感和依恋感，一种由此激发出的对法律的信赖、尊敬和崇尚。法律意识的发达程度既是一个国家法律运行的实现基础，又是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法治建设的尺度。没有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信抑，没有深厚的法治观念，依法治国就没有坚实的文化基础。

（一）现代法律观念的价值取向

法律意识或法律观念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和法律这种特殊社会范畴的观点、看法、情感和态度的总和。包括法律知识、法律情感、法律意志和法律信仰。法律意识的内容归根到底取决于一定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它又与社会的政治制度直接相关，与一个民族的固有的法律文化传统紧密联系。法律观念是社会物质生活与法律制度之间的中介，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法律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变化，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作为法律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另一方面，在二者之间，法律制度又是根据法律意识建立的，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法律意识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政治上层建筑包括整个法律上层建筑。国家政治制度、权力配置模式和运行机制直接决定法律在社会调整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取向、法律的功能以及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法律的运行体系等，从而也直接决定了法律意识。同样，一定社会的法律意识对社会政治体系和权力运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现代法律意识作为一种自觉的精神力量，不仅是法治建设内在的精神支撑，也是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衡量法治状态的一项标准。关于现代法律观念的内涵，学者的表述各有不同，有学者用“法治的精神”来概括现代法律观念，认为法治的精神是一种安排国家制度、确立法律与权力关系的观念力量，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为保持法的崇高地位而指导人们认同法律权威的尚法理念。其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这种精神是展现法治品格风貌的方向和灵魂，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即使法制状况不为理想，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也会逐步走向完善。现代法治社会中，构成法治精神的要素至少有四个方面：一是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一社会中，人们有无抵抗恶法的意识，是衡量其法治观念强弱的标准之一。公众掌握了判别法律正义与否的标准，法制也就具有了去恶从善的内在活力。二是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它要求全社会所形成的主流信念是只承认法律这一种权威。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那么这个社会就肯定不是法治社会。三是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这是法治精神的核心。它首先要求统治者守法，不承认法律之外另有主宰法律而不被法律制约的主体。四是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权利文化是法治社会得以形成的人文条件，它要求在观念和制度上解决社会主体的人格独立、身份平等、行为自由。权利文化的凝聚形态是权利本位理论(徐显明《试论“法治”构成要件》，载刘海年等主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法律意识作为社会主体的自觉的精神理念，它的产生及存在是与现代社会中社会主体的公民角色分不开的。因此有学者从公民意识的角度对法治理念的产生及其内涵进行了诠释(马长山《公民意识：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互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的运行形态是现代市场经济，奉行财产私有、契约自由和责任归己的原则，社会主体成为以交换价值为纽带的独立自由的个人。政治国家则成为以市民社会为目的的、公民平等而广泛参与创制并共享的公共产品。在现代社会中，市民社会的市民同时也是政治国家的公民，获得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双重组织生活，在市民社会生活中，公民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要在日常交往和交换、竞争与合作的相互关系领域维护自己的私权利，弘扬个性自由和自律精神。在国家生活中，公民要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主张政治权利，塑造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公民的这些权利的要求与理性的价值取向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发展中，就形成了现代的公民意识。它展示着一种自主自律、自由自觉的主体价值取向，是公民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双重组织生活中的个性与共性、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和谐统一。公民意识在本质上必然呈现为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平等、自由为轴心的正义价值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是自由追求与理性自律的统一(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第178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公民意识的理性自由的本质，决定了它不仅是权利义务观念的简单合成，更具底蕴意义的是对公民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双重组织生活中权利义务关系的价值判断和规范认同。公民意识包括合理性意识，公民对理想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价值追求，以及对国家、社会制度合理与否的价值评判；合法性意识，公民对符合合理性价值的国家制度有效性的信仰、认同和服从，从而使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获得权威和尊严，并得以维系；积极守法的精神，基于合理性意识与合法性意识而形成的护法精神、权利主张精神和义务的自觉履行精神。法治理念依托于公民共同体，公民意识的自由理性精神和自由、平等及权利的正义价值诉求，则构成法治理念的生命根基。正是公民意识的合理性意识、合法性意识和积极守法精神，使法治的理念得以确立。

7. 从法律社会作用的角度,分析为什么要用法律的名义保护英雄烈士

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体现了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是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英雄烈士从事革命活动的目的就是要为革命利益而奋斗，在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

”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极大地激发了革命者为集体而献身的斗志，使革命队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使革命事业不断蓬勃向前发展。中国革命道德在要求一切革命者和先进分子自觉地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同时，也要求革命的集体和领导始终不渝地从各个方面照顾每个革命成员的个人利益，关心他们的事业成就和个人的全面发展。

(7)从社会法的角度来看扩展阅读

立法保护：

为加强英烈保护，近些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相关政策文件，包括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意见》、国务院《烈士褒扬条例》、民政部《关于加强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保护工作的通知》《烈士安葬办法》和《烈士公祭办法》等。

2018年全国两会结束后不久，退役军人事务部，一个全新的部门，在北京正式挂牌。烈士及退役军人荣誉奖励、军人公墓维护以及纪念活动等成为该部门重要职责，其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标注了党和国家对英烈尊崇的新高度。

8. 【社会法】与【经济法】是否相同有哪些不同请举例说明，如劳动法/反垄断法/税法/环保法等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界域划分问题是近几年来经济法学界与社会法学界探讨较甚的一个问题。在经济法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法法域下的一个法部门现象；[①]而在社会法学界，有学者从社会法视角对经济法之本质与存在进行了检视，此以董保华先生为代表，他在其著作《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论文《论经济法的国家观-从社会法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法律科学》2003年第2期）中以其社会法的视野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法观点。在这种阐述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董先生对李昌麒教授的经济法观点“需要国家干预论”产生了许多重大的误解，与此相适应，他所提出的有关社会法的立论也是建立在对经济法理论的误读的基础上的。我们是赞成学术批评乃至批判的，因为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但是我们又认为，学术批评应当建立在对被批评者的观点的真正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如果离开了被批评者的观点的原意，这种批评往往达不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反而还会引起一些学术混乱。因此我们在讨论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的时候，也有必要对董保华先生的批评作出相应的回应，无非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讨论。

一、社会法学者对经济法的误读

董保华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对经济法的误读倾向极为浓烈，其基本分析立场是国家干预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础。对于这种误读，我们觉得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廓清。董保华先生的误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经济法的控权观误读为滥权观

董保华先生指出：现代行政法的本质是控权法，而现有经济法理论所总结的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须是控权法，经济法理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经济法将其调整对象概括为“国家需要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为了给政府一个随心所欲的空间；他进而总结出经济法存在着理论危害，这种危害性表现为要让政府权力摆脱控制，使经济法脱离行政法。[1]

董保华先生的上述论点是对经济法理论研究中所明确提出的“国家有限理性假设”与“控权观”视而不见的情况所作出的误读结论。

事实上，“需要国家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是建构在以下两个基本立论的基础之上的：（1）国家的有限理性假设。“需要国家干预说”对经济法的哲学认识论基础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传统经济法理论是以对政府的完全的理性假设为立论基础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导致传统经济法认为，由一批具备完全理性的人类精英所组成的政府是可以无所不能的，而这个无所不能的政府又是有能力左右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主张国家应当全面干预经济。于是，传统经济法呈现出强烈的扩权趋势。而现代经济法理论是以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的。有限理性认为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从而认为，人是不可能完全洞察并精确计算社会发展的各种变数的。这一方面表明政府不可能是无所不能的，因而不应当全面干预经济；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是一个“好政府”，也会出现某种失灵。而“需要国家干预说”正是基于对政府失灵的普遍性的考虑而提出来的。[2] 承认有限理性就意味着认同国家不可能完全代替市场并成为资源配制的主宰性力量，也就是说国家的干预是适度的干预，[3] 政府的权力应当被控制，而并非像董保华所描述的是一种滥权观。（2）经济法是一种控权观。对于国家权力的认识，经济法理论从来没有认为国家权力应当不受限制，相反早就认识到国家权力可以从促进、破坏或者阻碍三个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国家权力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促进和破坏经济发展的“二重性”。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通常是在国家权力的行使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或者有利于调动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积极性的时候才发生的，反之，则对经济的发展起阻碍或者破坏作用。[4] 另外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需要国家干预说”早就指出了政府失灵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如决策失误、运行效率低下、提供信息不完全等失灵现象，从而认为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在调整社会关系时必须体现“政府干预”和“干预政府”的辩证统一。[5] 该说在批判了那种人们在谈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时，更多的是着眼于“政府如何干预”，而很少论及“怎样干预政府”的倾向，同时还指出了我国现行的涉及政府干预经济的立法也存在着这种倾向，进而认为“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是我国经济法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偏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经济法应当具备的功能的全面发挥。“[6]

（二）将经济法的“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有限干预观”和“适度干预观”误读为“全面干预观”和“随意干预观”

董保华先生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在于模糊政府责任，没有科学性可言，并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为了给这种理论找到根据，不惜将一部人类发展史描绘成一部国家干预史。[7] 在董保华看来，“需要”两字是用来故意模糊干预的范围和条件的，以便为全面干预和随意干预找到理由。并且董保华先生还认为现今的经济法理论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强调国家可以对经济生活随意干预。[8]

董保华先生的上述论点是对“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科学性的严重歪曲，表现在对“需要”两字的任意解释和对“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有限干预观”与“适度干预观”的曲解。

⑴对“需要”所蕴涵的合理性的曲解。董保华先生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所言的“需要”反映出了经济法干预的随意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董保华先生对“需要”一词的过分简单和肤浅的认识。在我们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们对需要的不断提高和满足的历史。“需要”从表面上看是模糊的，但实质上它是确定的，事实上，“国家需要干预说”中的“需要”二字正是基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对政府能力并非全能的客观认识所作出的科学界定。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特殊价值就在于：第一，有准确的切入点导入干预（市场缺陷理论）并运用了“需要”两字加以配合，这就使得该论十分得体；第二，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在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有差异；第三，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而“需要干预”的概念则能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干预环境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市场和国家的职能边界，最终达到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和谐。具体而言，“需要国家干预说”又从三方面界定了国家干预的范围：其一，市场失灵的范围就是国家干预的范围，市场失灵决定了国家运作的空间范围；其二，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失灵都可由国家干预，当干预成本过高或干预能力过弱时，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范围就要受到限制；其三，与法治手段相比，道德也有克服市场失灵的优势，在一定范围内，法治不能替代道德。[9]

⑵对有限、适度干预观的曲解。“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对经济的一种介入状态，在不同体制下应当有不同的表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全面的，它近乎于排斥经济民主的“经济专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预是一种有限干预。[10] 同时“需要国家干预说”还认为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条件或者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是体现经济法本质特征的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一方面表明国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经济生活进行过多的干预；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不能完全放弃对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这里所指的适度，既包括干预范围的适度，又包括干预手段的适度。衡量干预是否适度的根本标准是要看这种干预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发展。[11] 可见“需要国家干预说”绝非如董保华先生所认为的是全面干预和随意干预，相反“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经济法的干预只能是有限的和适度的。

这里我们似乎觉得董保华先生并未了解“需要国家干预论”的全部论据，甚至极不严肃地“篡改”了（当然我们并不希望是篡改，而是笔误）李昌麒教授关于对国家运用经济法形式干预经济的五个阶段的概括。李教授在其《论经济法干预经济的历史》一文中，将经济法干预经济的历史概括为原始干预阶段、消极干预阶段、全面干预阶段和混合干预阶段等五个阶段，然而在董保华先生的《社会法原论》中，“混合干预”被“笔误”为“全面干预”。这一“笔误”非同小可，读过李教授上述文章知道其观点的读者也就罢了，未曾读过上述文章的读者还真以为李昌麒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全面干预论”者。

如果我们全面了解了“需要国家干预论”所持的立论基础，我们就会发现，该论是有其科学性的，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需要国家干预说”内含均衡干预、有效干预、被干预者对干预者进行干预、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单纯干预论”的不足，并有助于确定国家干预范围，建立国家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有助于及时进行制度变迁，克服政府惯性行为；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和有助于改变国家完全理性之假设。[12]

（三）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误读为国家本位观

董保华先生认为：经济法是虚置的“社会本位”，实质上是“国家本位”；经济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国家本位观；经济法理论归根结底是要给国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经济法学是以维护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使国家（政府）摆脱社会的监督，通过“暗渡陈仓”的方式，使“国家本位”与“管制经济”联手。[13] 这些论点无疑也是对经济法社会本位观的一种误读。

首先，从经济法理论的基本分析立场而言，“需要国家干预论”所认为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是指体现在这个法律部门中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立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国家本位”，这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个体本位”，这是以当事人利益为主导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会本位”，这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14] 董保华先生在论述中引用了“需要国家干预说”理论中的一句话：“就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有时很难找出它们的区别，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据此就批评“需要国家干预说”所称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社会本位实质上就是国家本位。如果我们把与这句话紧接的前一句话和后几句话完整地引用出来，大家就会清楚地看到董先生是怎样的断章取义。这一句话的前句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三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不同范畴，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15] 后句是：“但是，它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在有的情况下，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就会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比如扩大积累、增加货币发行、加重赋税等，可能暂时对国家有利，但是，却对社会公共利益有损。”[16] 这表明“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社会本位与国家本位是有区别的，其所主张的社会公共利益不局限于国家与个体，而是强调公共与整体，强调利益分享机会的公众性。

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指出，董保华先生实际上是机械的认为社会利益是绝对独立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事实上，利益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沟通和转化，甚至同一种主张可以以不同的名义提出，庞德早就指出了“国家利益包括国家作为法人的利益以及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两个部分，”[17] 谁也无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数时候是在提供社会利益，同时它所提供的社会利益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所以如果客观和辨证地看待问题，我们就应当承认利益独立的相对性，相对独立的利益范畴并不影响作为法学研究的范式，相反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法部门理论就会少几分霸气而多几分科学性。

其次，如前引文中所表明的那样，董保华先生对“管制经济”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从何种意义上谈管制经济的，如果说管制经济是指把所有的经济都纳入管制的范围，那么对这种管制我们也是持反对态度的。然而管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在这里我们觉得至关重要的是要对“管制”本身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对于管制究竟是什么，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有一些界定。与管制相对应的英文为“Regulation”，对此有的将其译为“规制”，有的将其译为“管制”，这两种译法如果从语言学和文体学上去考察，它们并无多大差异。《布莱克法律大辞典》将管制解释为某种规则或限制所支配的控制性行为或过程，或者由行政机构或地方政府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或命令。这大体上揭示了管制的内涵。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应当一般地去反对管制。管制是一个内容比较广泛的概念，包括政治管制、经济管制、社会管制等，但是人们通常是把管制一词使用在公用事业上，称为公用事业管制。董保华先生反对经济法与管制联手，而在我们看来，公用事业管制恰恰是经济法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围绕着公用事业管制，曾经出现了各种学说，比较典型的有公共利益说、自然垄断说、管制俘获理论说、管制经济说、公共选择说、新制度经济学等。综观这些学说，它们都不是一般地反对管制，它们都在力图构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所不同的仅仅在于管制的价值取向、管制的方式以及管制的范围。考察管制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管制绝非万能，管制也绝非有害。现在各国所追求的并不是取消管制，而是改革和完善管制，其基本目标是通过管制寻求一种利益平衡。现在我们姑且不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因过度管制而造成的对经济的阻碍以及因适度管制而产生的经济奇迹，而只说911事件之后各国政府对管制的态度的变化。资料显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美国空军应航管机构的要求出动战机为可疑民航飞机警戒护航的费用就高达3.78亿美元；[②]美国安然公司、世通公司财务造假丑闻出现之后，美国政府为防止金融欺诈行为采取了若干加强管制的措施；美加大停电之后，在美国国内掀起了电力管制利弊之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指责大停电的重要原因是电力行业解除管制而造成电网的不稳定。[③]就我国目前而言，面临着美日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仍然保持了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以上旨在表明，根据“需要”进行某种管制是必要的，或者说，经济法与管制是必须联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