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321

㈠ 建筑工程相关法律法规具体有哪些

另外针对我国监理企业深陷的“取费低、待遇低、素质低、影响差”恶性循环，未来政策还需推进监理服务价格合理化，各级价格主管部门也应加强对监理市场价格行为的监管。

概而言之，责权利一致对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而言可谓至关重要：合理的责任设定，是充分调动各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前提；责任一经确定，权力（包括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是其履行的保障；实行利益驱动，也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㈡ 求两份合同法的作业。（经法同学慎抄）

1 合同法作业（一） 例1：6月26日，甲厂从乙商业银行购买了100张面额100元的定期定额有奖储蓄存单，存单背面标明中奖率为100％。7月10日，乙公开摇奖，并在报纸上公布了中奖号码，同时规定从7月15日至10月15日为兑奖期限，逾期视为弃奖。在兑奖的最后一日，甲将有奖储蓄存单发给本厂职工，代替欠发的工资。职工丙领到奖券后，经核对，该奖券中了一等奖，奖金1万元。丙及时持券到银行领取了奖金。该铝型材甲得知后，认为此奖金应归厂方所有，没有及时兑奖，是因厂方主管人员的疏忽大意所致。因丙拒不退还，甲起诉要求丙返还奖金。问：人民法院是否支持甲的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不应支持甲的诉讼请求。工厂甲提起诉讼的理由，是认为自己把奖券发给丙是其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表现，但甲是在明知奖券有可能会中将的情况下将奖券给职工丙，故不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 例2：甲之妻因不孕,经妻同意,甲与发廊女乙达成借腹生子协议：乙为甲生子，甲付5万元；如乙生女，则甲付3万元。10月之后，乙生一双胞胎男婴，乙要求甲付10万元，甲只同意给6万元。问：乙起诉，人民法院应怎样判决？ 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应主动宣告此合同无效，驳回乙的请求。甲乙之间的借腹生子协议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及公序良俗，因此该借腹生子协议无效。 例3：村民甲乙夫妇体弱多病,还有一位未成年的女儿。为了自己的生养及死后安葬，甲乙与村民丙丁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甲乙看病、生活及死后安葬费全部由丙丁负责；甲乙承包的土地由丙丁经营、收益归丙丁，甲乙死后其家庭财产包括房屋和房前房后树木由丙丁两人享有所有权。丙丁依约照办。甲乙死后不久，甲乙未成年女儿将丙丁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宣告上述协议无效。问：法院应如何判决？ 法院应该判决该遗赠抚养协议部分无效。从合同生效要件看，双方当事人都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也符合＜继承法＞第31条的规定，但甲将自己的全部财产遗赠给丙丁，违反了＜婚姻法＞第21有关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扶养义务，该义务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法律义务因为抚养的基础是财产。（实务中：法院判决涉案房屋归原告所有，其他财产归被告所有）。 例4：国有农资公司经理甲即将被任命为某局局长。乙是某化工厂厂长，该厂有一批已失效的化肥，为避免损失决定请农资公司收购。因乙掌握了甲曾受贿和道德败坏的证据，甲为了避免自己的丑行被暴露，只好答应购买。甲为了转嫁损失，通过公司的销售渠道，将化肥全部卖给了广大农民，致使农民遭受重大损失。问：农贸公司与化肥厂的合同以及农贸公司与农民的合同效力可有区别？

2 化肥厂与农贸公司之间的合同是可撤销合同（参考＜合同法＞第52条第2款规定），农贸公司与农民的合同是无效合同（参考＜合同法＞第52条第1款规定）。 例5：甲是某（国有）工厂厂长，乙是某贸易公司的经理。甲代表工厂与乙签订了一份由乙向工厂长期供应原料的合同。甲后因该厂产品质量存在严重问题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被主管部门查处。主管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乙是甲的儿子，该公司的股东除乙外，还有甲的妻子、女儿、妻弟等人。同时发现该厂产品质量低劣是由原料质量低劣所造成的，可该厂的原料进价反而远远高于同期市场价格。问：本例中的原料供应合同是否有效？ 该合同中的原料供应合同是甲与乙恶意串通订立的，该合同损害了工厂这一集体的利益，应认定无效。 例6：甲是一名工头，因妻瘫痪找乙女做家庭保姆。不久甲乙同居，乙提出将房屋产权所有人改为自己，甲拒绝，乙又提出甲写一张5万元欠条，甲同意。后因甲子女反对，甲乙分手，乙要求甲支付欠款，甲拒绝。问：乙起诉，法院应怎样判决？ 法院应驳回乙的诉讼请求。工头甲虽写给乙女5万元欠条，但并无借贷事实，实质是以借贷的合法形式掩饰与乙非法同居的非法目的，所以，欠条无约束力。 例7：外贸甲与我国乙公司是多年的生意伙伴，甲与乙公司老板也就成为好朋友。经协商，外贸甲与乙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丙，一旦验资工作完成、丙公司成立后，甲将资金抽走，以后由乙独家享受合资企业的优惠待遇。问：甲乙之间的协议是否有效？ 合同无效。甲乙的合同违反了＜民法通则＞＜公司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法律关于股东投资者不得抽逃资金的禁止性规定。 例8：甲有一近1000㎡的楼房待出租。乙有意承租开酒店。为此甲乙签订了一份租期为10年的房屋租赁合同。在乙准备装修之际得知：该房屋早已被城市规划部门列入拆迁范围，甲在同乙签订合同之前已接到规划部门的通知。乙随即要求撤销合同，退回预交的一年房租，甲拒绝。问：乙的主张人民法院会支持吗？ 人民法院应支持乙的主张。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甲对该房屋已被城市规划部门列入拆迁范围有告知义务，甲的行为导致乙误以为可以长期投资，从而签订合同。应推定甲存在主观故意，具备欺诈成立要件，被欺诈人乙享有撤销权。 例9：甲带几个朋友到私营企业主乙处推销茶叶，见面时自我介绍曾犯流氓罪、杀人罪，刚刚被释放，并出示了劳改释放证，声称自己靠卖茶叶生活，要求乙购买100斤，单价50元。语音中软中带硬。乙一看茶叶就知道这种茶叶市场价不过10元，但一想到甲的自我介绍，还是同意购买。问：甲乙间的茶叶买卖有效吗？ 甲乙之间的买卖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可变更合同，被胁迫人乙享有撤销权。甲与乙一见面就自我介绍自己的劣迹，意在暗示自己是一个是一个什么事都可以做出的人，希望乙顺从自
3 己接受买卖，具备胁迫的主观故意要件和客观行为要件。 例10：甲公司同外商乙成立了中外合资企业，由乙投资3000万美元，但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乙在投资2000万美元后无力继续投资，建设项目处于停工状态，乙因此是进退两难，要继续投资没有资金，不再投资则项目功败垂成且面临严重损失，因此与丙公司商议。丙答应投资1000万美元，但乙应将其股权的51%让与丙，乙不得已与之订立了合同。问：丙的行为是否是乘人之危？ 丙的行为是乘人之危。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1、对方当事人正处于为难之际，急需与自己订立合同渡过难关，除此之外，别无选择，2、自己具有乘人之危的故意。3、提出订立合同的苛刻条件。4、对方被迫接受苛刻条件，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要约或承诺）。5、合同订立时意味着对方将遭受重大损失。 丙的行为具备乘人之危的五个构成要件。 例11：上海石姓兄弟将祖上曾3000个大洋购买的一小石刻,于1982年以1.8万元卖给北京一文物商店，据后来专家鉴定该石刻是王献之《石刻十三行》。2001年已被拍卖行标价1400万元，石姓兄弟得知后即向法院起诉，认为出售时不知此石刻的真面目，以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1982年的买卖。问：该买卖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吗？ 不属于可撤销合同。石姓兄弟出售石刻时，虽不知道它是王献之的作品，但很清楚直知道它不是普通的一块石刻，而且1.8万在当时对国人而言已是天文数字，况且文物拍卖受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鉴赏水平多种因素制约。因此石姓兄弟出售时不存在误解问题。 例12：甲通过伪造特许经营许可证而骗取乙与其订立某专营商品的买卖合同。因甲继续违法经营而被查处，此时买房乙已将合同标的物全部卖出。问：有关国家机关应如何处理甲乙之间的财产往来？ 应该认定甲乙之间的合同无效，双方应返还各自从对方取得的财产，因乙方已将商品全部出售，故只能折价返还。因合同无效是甲方过错所致，乙方可按成本折价返还，利润应视为乙的合法收入，其次 有关国家机关应该依法没收乙方折价返还给甲的财产。 例13：甲之子因杀人被逮捕。甲请乙出面疏通关系，约定以一审为准，不判死刑甲给乙4万元，其中9千元为乙的好处费。后甲之子一审被判死刑。乙退换9千元，声称另3.1万元已用于疏通关系。为此甲起诉向乙索要3.1万元。问：法院应如何判决？ 甲乙之间的约定属于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人民法院应驳回甲的诉讼请求，同时没收乙退还甲的9千元和乙收取未退还的3.1万元。 例14：妇女甲在清理丈夫乙的遗物时，发现乙与某女丙之间有过一份协议。协议表明：丙曾同乙长期同居，乙以10万元的“青春补偿费”为条件，解除双方的同居关系。甲随即起诉要求丙归还10万元。问：法院应怎样判决？
4 丙 乙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属于恶意串通，不仅有违公序良俗，而且有损甲的利益，因此 人 民法院应认定该协议无效，同时判决丙向乙返还10万元及利息。 合同法重点 一二、简答，单选 1. 合同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范围（单选）P18基本原则：合同自由，诚实信用，合法，鼓励交易。P13适用范围：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权利义务的合同关系。 2. ①要约的有效条件及生效时间P35有效条件：是特定人做出的意思表示，具有订立合同的意图，必须向希望与之缔结合同的受要约人发出，内容必须具体确定，必须送达受要约人。P40有效条件：我国采用到达主义，即要约达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②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别（单选）P37法律规定，当事人意愿，包含合同主要条款与否，交易习惯区分 ③要约撤回条件（单选）P42撤回的通知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同时到达 ④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及类型P54构成：在合同订立过程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负义务，造成他人信赖利益损失 P57假借订立合同恶意磋商，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泄漏或不正当使用商业秘密，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行为 ⑤附条件合同的分类及其效力P107附生效、解除条件，附积极、消极条件的合同 P108：希望权，复归权 统称为期待权（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 ⑥由第三人履行的后果（单选）P144第三人只是旅行主题，双方合同当事人应对第三人的后果负责（第三人不为被告，无独立请求权） 3. 承诺成立的要件P44由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期限内到达要约人，内容与要约一致，表明受要约人与要约人订立合同，方式符合要约要求。 4. 《合同法》第12条关于合同一般条款的规定P79 八条，有三条即可确认合同成立：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办法。
5 5. 格式条款的特点，解释及无效的情形P85特点：一方为反复使用而预先制定，与不特定的相对人订立，内容定型化，相对人在定约中处于附从地位P89解释：依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条款制作人做不利解释，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用非格式条款P87无效情形：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免责条款免除对方人身伤害责任，格式条款免除制定人责任或加重相对人责任，格式条款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6. 合同的生效要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能独立实施的行为】（单选）P10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必须具备法律要求的形式 7. 效力待定合同的情况及处理P110情形：合同成立时是否发生效力尚不确定，有待于其他行为使之确定的合同。P111处理:不是通过当事人协商，而是通过有权人进行承认。 8. 无效合同的原因及后果（单选）P121原因：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一方有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行为，双方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P134后果返还财产，赔偿损失。 9. 可撤销合同的种类及后果（单选）P128因重大误解订立，显失公平，因欺诈胁迫订立，乘人之危的合同 P134返还财产，赔偿损失 10.合同履行的原则（合同法P61条，62条规定）P143实际履行，适当履行，协作履行，经济合理 11.不安抗辩权概念、运用条件及效力P147概念：在双务合同中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可能）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形时，有中止履行自己债务的权利。运用条件：双务合同互负债务，一方须有先履行的债务且已届履行期，后一方（可能）丧失履行能力，没有对应给付或无担保。效力：及时通知对方，有担保应当恢复履行；若中止，合理期限内无能力或担保可解除合同。 12.合同保全中的代位权、撤销权行使条件、行使主体、行使范围P152代位权：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可请求以自己名义代位行使债权。P162:撤销权条件:客观上债务人实施了处分财产的行为，并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该行为已经或将要严重损害债权。主体：债务人与第三方具有恶意。P165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13.合同变更的条件P175原已存在合同关系，经过当事人协商一致，遵循法定程序和方式，使合同内容发生变化。 14.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条件及效力P177合同权利转让条件：有有效的合同权利存在，转让双方达成合同，权利有可转让性，须通知债务人，依法办理手续。效力：债务人不能再向转让人即原债权人履行债务，债务人负有向新债权人的做出履行的义务，债务人对抗原债权人的抗辩权不会消失。债权人的抵销权。P180义务转移条件：有有效义务存在，可转让性，存在义务移转协议，经过债权人同意，依法办理手续。P181：合同义务转移效力：新债务人将代替原债务人的地位成为当事人，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 15.合同终止的原因P186原因：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解除，债务相互抵消，债务人将标的物提存，债权人免除债务，债权债务归于一人，其他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16.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P190因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实现目的，履行期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或以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延迟履行主要债务催告后仍不履行，延迟履行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17.情势变更的条件 须有情势变更之事实；须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履行终止之前；须是当事人所不能预见的，且有不可预见之性质；因其而使原合同的履行显失公平 18.违约行为的形态及主要形式P205我国合同立法将违约行为分为不履行和不适当履行2种。主要形式：预期违约（明示默示毁约），实际违约（拒绝履行，迟延履行，不适当履行，部分履行） 19.违约免责事由（法定，约定） 两种无效P223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社会异常现象）两种无效：第三人的行为，金钱债务 20.买卖合同的效力（出卖人义务，买受人义务）P250出卖人义务：交付并转移所有权于买受人，物的瑕疵担保，权利的瑕疵担保，交付有关单证资料。买
7 受人义务：交付价款，受领标的物，及时检验，暂时保管应急处置拒领标的物 21.赠与人行使法定撤销权和解除权的情形P280撤销：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对其有抚养义务不履行，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解除：赠与人的经济情况严重恶化，严重影响生产经营或家庭生活（不可追溯已送物品） 22.租赁合同的效力（条件）P295出租人义务：交付租赁物保证期间符合约定用途，维修，物的瑕疵担保，权利瑕疵担保。承租人义务：按约定方法或性质使用租赁物，妥善保管，不作为，支付租金，返还租赁物。效力：承担人获取租凭货物收益的权利，租凭权的物权化，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23.承揽合同的效力P321承揽人义务：完成承揽工作，接受定作人提供的材料或依约提供材料，交付工作成果，瑕疵担保，容忍，保密和通知。定作人义务：支付价款，协助，受领工作成果。定作人的中途变更权，承揽人的连带责任 24.保管合同的效力P365保管人义务：给付保管凭证，妥善保管保管物，亲自保管标的物，不得擅自或许可第三人使用保管物，危险通知义务，返还保管物。寄存人义务：支付保管费及其他费用，保管物情况告知，贵重物品声明 25.运输合同的效力（客运、货运）P344旅客义务：支付价款、行李运费，按规定携带行李儿童，不得带危险、违禁物品，服从指挥不损坏设施。承运人义务：按约定完成运送，告知，救助，保证人身安全，妥善保管行李。P346托运人义务：支付运费，申报货物事项，办理审批检验手续，按约定方式包装，危险品包装警示，中止变更解除合同的赔偿。承运人义务：按约定完成运送，及时通知提货，保证货物安全。收货人义务：支付运费，及时提货，检验货物 26.建设工程合同承包人法定优先权应遵循的规则P334担保的建设工程价款，包括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费用；债权优先于其他民事主体的债券得到实现；消费者交付商品房大部分款项后，优先权不得对抗；时间，实现方式，登记问题等 27.委托合同的效力P373受托人义务：按照委托人指示处理事务，亲自办理，及时报告情况，所得利益上交。委托人义务：承担委托权限内的后果，支付费用，（有偿的委托合同）支付报酬，赔偿
8 三、论述 1.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及竞合的处理规则P225在发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情况下，允许受害人选择一种责任提起诉讼。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在很多方面不同，选择不同的责任对受害人的保护也不同，其区别如下：归责原则区别，举证责任不同，责任构成要件不同，免责条件不同，责任形式不同，赔偿范围不同，对第三人的责任不同，时效有限。 2.不安抗辩权 见上11 3.效力待定合同P110-P118概念：效力待定合同是指合同成立时是否发生效力尚不能确定，有待于其他行为使之确定的合同。情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表见代理以外的欠缺代理权而代理订立的合同，无权处分合同。联系7题作答。 4.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P255 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风险是指买卖合同标的物由于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损毁、灭失所造成的损失。风险负担就是指该风险由谁承担。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例外。细则见P257（第一承运人转移风险，违约之日起负责） 四、案例 1.违约金与定金并用（P222）《合同法>115条预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低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违约金调整（增、减）（超过损失的30%可认为过分高），合同变更的条件（P175见上13），定金不超过标的额的20%、 一般保证的效力（补充责任）(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P190见上16） 2.代位权，撤销权的行使条件，范围，效力 P152P160见上12 3.违约的免责事由（不可抗力免责不适用金钱债务以及第三方债务）定义;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出现了法定的或合同约定的免责条件而导致合同不履行，债权人将被免除履行义务。 4.合同的履行地点。费用不明适用61条62条规定 P145履行点的明确的，当事人应该按确定的地点履行，不明确可协议补充，不能达成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最终规则：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不动产：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履行费用是指债务人履行合同所支出的费用，；履行费用明确的，按约定承担，不明确的，
9 可协议补充，不能达成协议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许交易习惯决定。（费用最终规则：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5.租赁合同效力，附条件合同的分类及其效力，租赁期不能超过20年（P294）。 P295见上22 P108见上2-5 租凭合同特点：租凭合同是转移财产使用权的合同，租凭合同为双务，有偿合同。租凭合同为诺成合同，租凭合同具有临时性，租凭合同为继续性合同。

㈢ 急需答案：涉及违约的受损害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各国法律确定的制度有哪些这些制度的差异和共同点有哪些

合同法定解除权是法律赋予非违约方在其自身利益遭受违约方行为严重损害时得以采取的一种违约救济措施。由于此种救济将导致双方合同关系终止的后果，各国对其均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但在具体规定上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拟对各主要国家的合同法或判例法以及国际统一合同法有关法定解除条件的规定进行比较、评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合同的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以前，当法定的条件具备时，根据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消灭的行为。一般说来，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但在履行过程中，有时会产生某些特定情况。例如，由于对方当事人严重违约，从而使债权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达到，这样合同的存在对债权人来说已不具有实质意义，合同即使在以后能够被遵守，债权人的目的仍不能达到，因此应允许债权人宣告解除合同，从而使其从已被严重违反的合同中解脱出来，及时消除或减少因对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但是，这并不是说，一旦违约都可以导致合同的解除。如果对法定解除权不加以严格的限制，就会导致各种交易关系轻易的消灭，既不符合鼓励交易的目的，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甚至常常会损害合同双方的利益，特别是在一方虽已违约，但违约当事人能够继续履行，而非违约方愿意违约方继续履行的情形时，就应当要求违约当事人继续履行，而不能强令当事人消灭合同关系。因为在此情况下只有继续履行才符合当事人的订约目的，才能更好地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

鉴于以上考虑，对非违约一方的法定解除权，各国均规定了十分严格的条件和限制，但由于各国合同法律制度的不统一，各国的规定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拟对各主要国家的合同法或判例以及国际统一合同法有关法定解除条件进行比较、评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合同法》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英国

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将合同条款分为两类，一类是条件条款(conditions)，也被称为主要条款;另一类是担保条款(warranties)，也称为次要条款。当事人违反两类条款将会产生不同的后果。该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违反主要条款的，将会产生一种权利解除合同;违反次要条款的，将会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没有权利拒绝接受货物。合同条款的上述分类方法由于完全不考虑违约方违反特定合同条款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有多么严重，显得过于僵硬，在有些案件中可能引起不公正。但这种分类也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即具有确定性，双方当事人都可以事先知道违反某个条款必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如果一项条款未被制定法加以分类，法院依据该条款在合同中的重要性来决定其是一个主要条款，还是一个次要条款，其检验的标准是，是否一项特定的许诺涉及事情的根基，以至于如果不履行这项许诺，就会使合同其它部分的履行实质上不同于非违约方的预期。例如，同样是由于生病不能按时履行合同中的义务，在Poussard v. Spiers(1876)一案中，歌手违反合同未能如约参加演出，使整个合同无法履行，被告有权解除合同，另找他人代替原告，而Bettini v. Gye(1876)一案中，歌手未能如约参加排演，并不影响合同如约履行，原告仍然可以按约参加演出，所以被告不能解除合同。另外，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对条款进行分类，指出某些条款是主要条款，另一些条款是次要条款，这与(1979年货物买卖法)中的分类具有相同的含义。但在一些情况下，当事人的分类也不是决定性的。但一般而言，只要当事人清楚地说明了违反某个合同条款的后果，法院就愿意判决当事人的分类是有效的。

自从1962年的一个案例之后，英国法院开始承认那些无法归属的条款为“中间条款”。对于这类条款，法院主要考虑的是违反该条款实际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到足以根本性地破坏合同目的，从而决定非违约方是否有权解除合同。但是，在英国法院的实践中，还是首先要考虑所违反条款属于主要条款还是次要条款，再考虑违反合同的后果。如果前者可以明确，则再无必要考虑后者。

英国法院的实践中还有三种特殊的违反合同的情况：

一是预先违反合同;

二是违反合同只涉及分期履行合同中的一个小部分;

三是违反合同的结果并不影响实际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只是影响了合同的商业盈利性。

在第一种情形中，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预先声明他不打算履行合同义务，或者使自己处于一种不可能履行合同的状况，那么，对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且可以立即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也可以等待合同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再看对方当事人是否准备履行合同，如不履行的，再向法院起诉。此处赋予非违约方立即起诉的权利旨在使无辜的当事人遭受的损失尽快获得补偿。如果非违约方选择了等待对方履行，此时合同依然有效，而非违约方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可以产生一些合理的费用，在期限届满以后再以对方根本性违反合同提出解除合同和赔偿请求。对此英国的学术界与法官们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在对方当事人清楚地表明了预先违反合同的意图之后，履行合同显然是不必要的，由此而产生的费用也完全浪费了，而且也与受害方减轻损失的义务相矛盾。同时非违约一方也可能承担在期限到来时，他自己可能会违反合同，反而使原来违约一方获得了解除合同的权利。

对于分期履行的合同，当事人违反其中一次履行的行为，是否能够授权对方当事人解除合同，其实质上依然是决定该种违反是否属于前述的根本性违反合同目的，这要取决于每个案件中的合同条款和具体情况。比如买卖合同中，法院并不单纯考虑当事人违反合同所涉货物在合同规定的货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要结合具体情况决定该种违反的后果，从而判断是否构成了根本性的违反合同。

除此之外，还可能出现一种法定解除的可能，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他的主要义务，只是在次要的方面违反了合同，其结果并没有影响继续履行合同的实际可能性，只是在商业上，这样做不太合理，以致在事实上根本违反了合同。

(二)美国

英国法关于条件和担保条款的区分，对于美国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统一商法典》(下称U.C.C.)并未明确区分条件和担保条款。U.C.C.在第 2-703条和2-711条分别规定了买卖合同卖方和买方的各种救济，其中就有法定解除权的行使。第2-612条规定了分批交货合同的违约救济，并明确规定：“一批或多批货物，如果因不符合合同或存在其它违约而使整个合同的价值严重降低，即构成违反整个合同。”U.C.C.第2-610条则规定了“预前毁约”时非违约方的救济措施。美国判例法往往通过判断是否存在“严重违约”或“完全违约”来决定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能否成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因此， “严重违约”实际上就是非违约方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条件，而如何来决定“严重违约”又纯属一个事实问题，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据具体情况做出决定。

就合同的履行，依据不同程度通常可分为三种：

(1)完全履行;

(2)基本履行;

(3)严重违约。后两种履行情形属于违约行为。由此，决定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能否成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即是要决定该种违约属于基本履行还是严重违约。基本履行指当事人一方基本履行了合同义务，仅在履行中稍有背离。依据基本履行理论，如果(1)违约履行仅仅轻微低于合理期待的目标和(2)此种轻微背离非为恶意，则非违约方不能解除合同。所以法院需要分析事实，判定该履行行为是“基本履行”还是“严重违反”。美国合同法学者综合不同意见认为以下是法院判断“基本履行”或“严重违反”合同的依据：

(1)受损害一方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他所合理预期的从合同中应得的利益;

(2)受损害一方的损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适当弥补的;

(3)如果受损害一方终止履行，有过失一方在多大程度上会遭受侵害;

(4)有过失一方弥补过失的可信度;以及(5)有过失一方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善意”与“公平交易”准则。

美国法中没有“迟延履行”的概念，因此对于不能按时履行是否可以使相对方解除合同义务法院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美国法院在分析过程中通常首先要决定约定的履行期限是否构成一项先决条件(condition precedent)。一般来说，美国法院并不认为履行期限条款是一项先决条件。另外也可以考虑该种逾期履行属于上述“基本履行”还是“严重违反”合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在合理的时间内履行均属于“基本履行”。但如果合同明确规定严格按照预定时间履行非常重要，即“time is of the essence”，则按时履行是一项先决条件，违反这一条件将会使非违约方得以解除其合同义务。如果缺少上述的明确约定，在违约一方仅略迟于约定日期履行时，美国法院一般不愿就此使非违约方解除合同。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需要特殊对待。比如在选择权合同(option contract)的情形，一项期限为30天的选择权在第31天行使即为无效。又如虽然在合同中未明确规定，但合同标的物的特殊用途使合同双方均意识到按时履行的重要性，如一批圣诞礼物的买卖合同的履行就必须在节前履行。

美国U.C.C.在总结了英美国家的判例经验的基础上，明确采纳了预期违约制度。该法典第2-610条不仅肯定了美国判例确立的在明示预期违约情况下非违约方享有的选择救济措施的权利，而且还增加了非违约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权利。而为了准确地判定默示预期违约，U.C.C.第2-609条规定，当一方有合理理由认为对方不能正常履约时，他可以书面形式要求对方提供正常履约的充分保证。如果对方没有在最长不超过30天的合理时间内按当时情况提供履约的充分保证，则构成默示预期违约。由于单纯地预见到对方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并不意味着对方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美国法将提供保证作为其他救济手段适用的前提，消除了主观“预见”所带来的随意性，限制了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因而更为合理，值得我国借鉴。

(三)德国

《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于2002年1月1日生效，是自《德国民法典》问世以来最重大，最深刻的一次改革。

新文本第323条是关于双务合同情形法定解除权的特殊规则，它适用于双务合同中一切违反义务的情形，包括不给付、迟延给付和不良给付，且不再限于牵连性主给付义务，亦应适用于从给付义务或者其他附随义务，其中不良给付情况下的法定解除权是首次被引入到《德国民法典》中，第323条的适用范围显著扩大。该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必须为债务人指定一个适当的后续履行期间，并且期间必须届满未果。这是解除的一个要件;在第2款规定了一些免于指定期间的情形;第3款规定了以警告代替指定期间的情形;第4款规定了预期违反时的解除;第5款规定在单纯一部给付的情形，债务人原则上只能进行一部解除。只有在债务人对一部给付不具有利益时，其才可以进行总体解除。在不良给付的情形，以违反义务为不显著为限，债权人不得解除合同;第6款规定在债权人应对解除原因承担单独责任、或者承担主要责任时，或者在债权陷于受领迟延时，排除解除的权利。

新文本第324条规定，即使只是违反新法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不涉及给付的附随义务，债权人仍可以解除合同。依新法第324条解除合同，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

一、必须为双务合同;

二、必须违反新法第241条第2款的保护义务;

三、不能够苛求债权人信守合同。但在违反此种义务影响到主给付，并使给付不能依约履行时，适用新法第323条。

新文本第321条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在期间届满相对方仍然欠缺给付能力时，先为给付义务人可以解除合同。在此情形上，准用第323条。该条将旧文本中“财产在订约后明显减少”的不安抗辩权适用前提扩大为“欠缺给付能力”，借鉴了英美法系中的预期违约制度的适用前提，也与第323条所规定的预期违约制度相照应。

新文本第326条第5款规定：“债务人依第275条第1款至第3款不需要给付的，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对于解除，准用第323条，并且无需指定期间。”第275条第1款调整的是所谓“事实不能”，即根本就不能够履行给付的情形;第2款调整的是所谓“事实不能”，即给付虽然在理论上为可能、但却不会为任何理性的债权人所认真期待的情形;第3款则对应由债务人亲自履行给付、即专属给付的情形做出了特别的规定。

(四)CISG

CISG的第49条规定了卖方违约时买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该条第1款列举了买方可以解除合同的两种情形：(1)“卖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构成根本违约”;(2)在卖方不交货时，买方依据第47条规定的程序给了卖方履行的宽期限，而卖方在宽期限内仍不交货或他声明将不交货。类似地，CISG的第64条规定了买方违约时卖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列举了以下两种情形：(1)“买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构成根本违约”;(2)在买方没有按合同规定的日期履行时，卖方依据第63条规定的程序给予买方履行的宽期限，而买方在宽期限内仍不交货或声明将不履行义务，包括不接收货物或不支付货款。另外，CISG的第72条规定了在履行合同日期到来之前，当事人构成预期根本违约的条件，可以解除合同。第73条指出分批交货合同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其中任何一批货物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宣布合同对该批货物无效;若另一方断定今后各批货物履行也将根本违约，可宣告解除整个合同。

综合以上条款可知，CISG中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分为实际根本违约和预期违约)，二是当一方当事人的违约尚不足以构成根本违约时逾额外期限而不履行。

CISG没有采纳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将条款分为条件和担保的作法，而是通过确立根本违约这一制度，将合同后果与合同目的实现结合起来，以违约严重性来确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依据CISG第25条的规定，构成根本违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违约的后果使受害人蒙受损害，这里所述的损害(detriment)是广义的，包括了商业利益损失，标的物损坏，商业机会损失等多种情况;

第二，“以致于实质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此处所称“实质上”，意味着对当事人重大合同利益的剥夺，因此表明了一种违约后果的严重性：“以致于”则表明违约行为和另一方蒙受的重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三，违约方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预知会发生根本违约的结果。在这里，CISG为贯彻过错责任原则，采用了主客观标准来确定违约人的故意问题。

CISG规定以上三个必备条件严格限定了根本违约的构成，但有时也限制了非违约方法定解除权的行使。例如，违约人对结果的预知程度在不同的案件中是不同的，倘若违约人对结果的预知很少，甚至根本没有预知，而违约的结果实际上造成重大损害，在此情况下，因为违约方的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则非违约方仍必须受已被严重违反的合同的拘束，尽管合同的履行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也不能解除合同，这显然不妥。本来违约人能否预见，那是一个过错程度问题，不应影响到解除权的实际行使。所以CISG规定的“可预见性”要件，使其不如美国《统一商法典》仅根据具体违约程度来确定是否可解除合同，更有利于保护非违约方。

第72条在预期根本违约时非违约方可宣布解除合同，在执行中更应慎之又慎，既要“明显看出对方当事人将根本违约”，又要履行该条第2款规定的通知程序，否则属不适当地解除合同，导致非违约方可能不仅在履行期到来时应该接受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履约，同时还要承担本身构成根本违约的风险。该条第3款是关于明示预期违约的规定，大致相当于U.C.C.第2-610条的规定。所不同的是CISG仅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要求对方作出保证，而并未如同美国法那样，将其列为其它救济手段的前提，这就可能会导致解约权的滥用。

按照CISG第47条和第63条的规定，对方当事人的迟延履行实际上赋予了非违约方一项选择的权利，从字面意义上讲，他可以不利用宽限期程序，直接宣布解除合同，也可以给出一个宽限期，逾额外期限不履行，再解除合同。而从功能上讲，这两项条款正是为了确定在迟延履行在哪个时间点才构成根本违约，从而确定非违约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时间。这种宽限期程序使等待履行的非违约方消除了相对方逾期不履行是否足以构成解约权的不确定性，减轻了非违约方可能承担的不当解除的风险。

(五)中国

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法定解除的条件。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5)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形。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主要参考了CISG的作法，规定法定解除的条件主要为预期根本违约，实际根本违约以及逾额外期限仍不履行三种情形，采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说法，抛弃了预见性理论主观标准，减少了因此而造成的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现象以及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因素。

一般而言，预期违约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特有的合同法制度，而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合同法的一项特有制度。我国《合同法》充分借鉴了这两大制度以及CISG行之有效的经验，对预期违约制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也有人认为我国同时规定这两种制度有重复规定之嫌。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混淆了这两种制度。它们虽然相似，但也有显著的区别，如二者产生的前提条件不同，依据原因不同，救济方式不同。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可以使债权人在不同的情形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救济措施，从而加强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另外《德国民法典》新文本也同时规定了这两种制度，从实例的角度说明我国《合同法》这样立法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合同法》将不可抗力单独列出作为一项法定解除的条件。一方面从各国立法看，各国均未将其单独列为一项法定解除的条件。如《德国民法典》新文本仅在第326条第5款的规定在给付障碍的情形下，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英美法系国家则用合同落空原则解决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问题，确认合同解除。但这种解除不经过当事人的解除行为，而是由法官裁决。CISG规定非违约方仅在不可抗力导致出现公约法定解除的情形下才可以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法定解除作为一项违约救济措施，其发生的基本条件是违约行为本身，而不是引起该违约行为的具体事由。因此在不可抗力引起一方根本违约或逾额外期限不履行的情形时，非违约方的法定解除权并非源于不可抗力本身而是源于不可抗力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因而无论从各国的通行作法还是从法定解除自身内涵看，均没有必要将不可抗力单独列为法定解除条件之一，我国将其单独列出不利于法定解除立法体系的简洁和明确，容易引起混乱。

从立法结构上看，我国法定解除及其条件被规定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一章中，这种安排也是比较独特的。如前所述，合同法定解除根本上是非违约方的一种救济措施，是法律赋予非违约方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保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它与损害赔偿，实际履行等相并列而存在。CISG、PICC、PECL及U.C.C等均将法定解除规定在违约补救部分。我国的作法实际上是舍本逐末。合同法定解除导致合同终止，但其更重要、更核心的意义在于为非违约方提供了一种救济措施。所以我国应仿效各国通行的作法，将法定解除及其条件规定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或救济措施专章中，这样更符合法定解除的本质，更有利于其在社会经济交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结束语

比较以上各国立法和判例，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法定解除直接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合同终结的法律后果，所以非违约方仅仅有权在严格的法定条件下宣告解除合同。因此，确定法定解除条件是否成就非常关键。各国均以不同规定确立了具体的法定解除条件。我国统一合同法以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标准，借鉴CISG的作法，将合同后果与合同目的实现结合起来确定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较以前三部合同法来讲，已是向前大大迈了一步，但仍显得太笼统，在实践中因现实情况的复杂多样而显得操作性不强，对于具体情形下当事人是否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往往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又因立法体例的不清晰，使作为一项违约救济措施的法定解除权不能为当事人有效利用。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不同情况下的违约制订更为具体详细的规则，通过完善立法结构和相关法律概念，明确合同法定解除条件。这样，一方面可使合同双方预知何种违约行为将导致合同法定解除从而在履约过程中谨慎行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合同的法定解除，达到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使非违约方在合同法定解除条件成就时充分利用法定解除这一救济措施来减少因对方严重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也可以使违约方在条件未成就时，有效地阻却非违约方不当地行使解除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㈣ 多式联运合同的特殊效力

多式联运合同的特殊效力表现为以下方面： 按照《合同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联运经营人对运输的全过程承担义务。货物的毁损、灭失无论发生在哪一运输区段，其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合同法》第321条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货物毁损、灭失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的，依照本章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 依照上述规定，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采用区段责任制(或称分段责任制或网状责任制)。即货物的毁损、灭失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区段时，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例如，货物毁损、灭失发生在铁路区段，则多式联运经营人依照《铁路法》的规定进行赔偿。《铁路法》第17条第1款第2项规定：“未按保价运输承运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不超过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规定的赔偿限额”。再如，货物毁损、灭失发生在航空运输区段的，则联运经营人按照《民用航空法》的规定进行赔偿，等等。
2)“货物毁损、灭失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的，依照本章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按照《合同法》第312条的规定承但赔偿责任。

㈤ 不安履行抗辩权的法律渊源

不安履行抗辩权源于德国法， 《德国民法典》第321条规定：“因双方契约负担债务并应向他方先为给付者，如他方的财产于订约后明显减少，有难以对待给付之虞时，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之前，得拒绝自己之给付。”而法国学说称之为“不履行的抗辩”，它来自中世纪罗马法，是从约因（consideration）学说出发的。法国民法典第1613条规定：“如买卖成立，买受人陷于破产或处于无清偿能力致使出卖人有丧失价金之虞时，即使出卖人曾同意延期支付，出卖人亦不负交付标的的义务。但若买受人提供到期支付的保证则不在此限。”另外，瑞士债务法第3条、意大利民法第1469条、奥地利民法第105条、中国台湾省民法第265条等都对不安抗辩权有所规定。
中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证据时，可以暂时中止履行合同，但应当立即通知另一方；当另一方对履行合同提供了充分保证时，应当履行合同；当事人一方没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证据，中止履行合同的，应当负违反合同的责任。”中国新颁布的《合同法》明确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并对不安抗辩权的行使规则等作了具体的规定。
从各国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中可见，同属大陆法系，同是不安抗辩权制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不尽相同。法国侧重保护卖方利益，规定只对买卖合同的出卖人适用，采用支付不能主义；而德国民法典规定则不限于买卖合同，只要双务合同即都适用，并不再拘泥买受人破产处于无清偿能力的限制，提出如买受人财产于缔约后明显减少，出卖人即可拒绝给付。可见，德国法对不安抗辩权的规定，不仅反比法国法的规定更广泛，而且对于在后给付义务人订约后财产状况恶化，危及先给付义务人的债权实现的情况下，对先给付义务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更为有利，更符合现代民法学中的不安抗辩权。据此，有学者认为，相比之下，德国法的规定更为合理。我个人也这样认为。
相对于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英美法系也有保护先履行义务方的规定，只是称之为预期违约制度，两者异同，我将在下面阐述。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吸收了英美法的理论，但将预期违约分为预先根本违约和预先非根本违约，而不是分为明示违约和默示违约。就其内容而言，与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相近，都体现了合同法的公平精神。
中国合同法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既吸收了大陆法系的优点，也吸收了英美法系的长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形式和框架是大陆法系的。该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的前提是保护双务合同互负债务的先履行一方的权利，这是采用了不安抗辩权的形式。另以第67条规定的后履行抗辩权保护后履行一方权利，以第66条规定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保护同时履行各方的权利，因此说，抗辩权的整体框架基本上来自大陆法系。另一方面发生原因是英美法系的。该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采用了预期违约制度中权利发生的多原因主义，以更全面地保护先履行一方的权利。

㈥ 不安抗辩权 名词解释

不安抗辩权是指双方合同成立后，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先履行的一方有确切证据表明另一方丧失履行债务能力时，在对方没有恢复履行能力或者没有提供担保之前，有权中止履行合同的权利。规定不安抗辩权是为了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借合同进行欺诈，促使对方履行义务。

不安抗辩权源于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德国民法典》第321条规定:"因双方契约负担债务并应向他方先为给付者，如他方的财产于订约后明显减少，有难以对待给付之虞时，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之前，得拒绝自己之给付。"而法国学说称之为"不履行的抗辩"，它来自中世纪罗马法，是从约因(consideration)学说出发的。

法国民法典第1613条规定:"如买卖成立，买受人陷于破产或处于无清偿能力致使出卖人有丧失价金之虞时，即使出卖人曾同意延期支付，出卖人亦不负交付标的的义务。但若买受人提供到期支付的保证则不在此限。"另外，瑞士债务法第3条、意大利民法第1469条、奥地利民法第105条、中国台湾省民法第265条等都对不安抗辩权有所规定。

中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证据时，可以暂时中止履行合同，但应当立即通知另一方;当另一方对履行合同提供了充分保证时，应当履行合同;当事人一方没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证据，中止履行合同的，应当负违反合同的责任。"

拓展资料：

中国合同法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既吸收了大陆法系的优点，也吸收了英美法系的长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形式和框架是大陆法系的。该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的前提是保护双务合同互负债务的先履行一方的权利，这是采用了不安抗辩权的形式。

另以第67条规定的先履行抗辩权保护后履行一方权利，以第66条规定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保护同时履行各方的权利，因此说，抗辩权的整体框架基本上来自大陆法系。另一方面发生原因是英美法系的。该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采用了预期违约制度中权利发生的多原因主义，以更全面地保护先履行一方的权利。

㈦ 宁波的多式联运经营人

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度

前言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自国际货物多式联运诞生以来国际上就一致呼唤着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统一，然而，至今仍没有一部具有法律效力或强制性的多式联运公约，这极大地制约了货物多式联运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我国有关多式联运的法律同样不能很好地满足多式联运业务发展的需要，亟待完善和发展。因此，对多式联运法律制度的核心——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研究就十分有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海商法》和《合同法》以专节的形式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度进行了规定，但其规定过于简单，而且相互冲突。存在以下问题：1、对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的规定实际上导致完全不同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 2、多式联运经营人对迟延交付是否承担责任；3、货方能否直接向区段承运人提出索赔的问题及其依据（非侵权之讼）；4、多式联运经营人向货方承担责任后向区段承运人的追偿问题。在这些方面，《海商法》和《合同法》的规定有冲突和不足，而这些正是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重要方面，解决这些问题对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非常重要。

针对上述状况，我选择了“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度”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希望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度作以全面的论述，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有冲突的地方作以分析，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

本文的框架结构如下：

第一章，绪论。简要介绍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问题、关于该问题的国内外研究及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概述。明确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法律地位、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含义及责任制度的现状和发展。

第三章，责任制。介绍多式联运经营人的不同责任制，并对我国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作了详细的说明，提出了修改的建议。

第四章，多式联运经营人的归责原则和免责。介绍归责原则的类型，论述多式联运经营人自身和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履行辅助人的归责原则及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的免责，对我国规定的多式联运经营人归责原则进行阐述，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议。

第五章，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范围和责任限制。本章的论述包括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期间，多式联运经营人对货物灭失、损坏、迟延交付的责任，责任限制和责任限制丧失的条件。

第六章，责任的分担和转嫁。主要论述货方向区段承运人索赔的问题和多式联运经营人承担责任后向区段经营人的追偿权行使的问题。

第七章，结论和展望。简要总结本文的观点，并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在论文定稿之际，我要向我的硕士生导师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陈晶莹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本篇论文的选题、筹划、撰写、修改以及最后定稿过程中，陈老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陈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促使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她在海商法方面的造诣为我今后的事业发展树立了榜样。同时，还要感谢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蔡鸿达秘书长和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陈歆律师，他们给予了我热情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本篇论文的写作到此暂告一段落，我深知自己对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研究不够透彻，在今后的工作中还会结合实践情况将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定问题继续研究下去。

最后，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学者和专家关注国际货物多式联运领域的法律问题，尽早提出更加合理可行的研究结论。

内容摘要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我国《海商法》和《合同法》以专节的形式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度进行了规定，但其规定过于简单，而且相互冲突，不能很好地满足多式联运发展的需要，亟待完善和发展。

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度包括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的归责原则和免责、责任范围和责任限制、责任的分担和转嫁（区段经营人的责任）、索赔和时效等一系列问题。协调我国《海商法》与《合同法》规定的冲突，在公平和效率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对我国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在上述诸多方面作以修改和完善，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和我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和贸易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民商法的基本原理出发，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相关法律制度以及现有公约与规则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同时合理借鉴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观点，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度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希望对我国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研究和完善有所助益。

关键词： 多式联运 多式联运经营人 责任制度

Abstract

The multi-modal transport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 China needs mostly to expand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modal transport healthily. China Maritime Code（CMC） and Contract Law stipulate the liability of multi-modal transport operator（MTO,） but the provisions are too simple and contradictory , therefore, fail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 instry and should be revised and improved.

The liability system of MTO consists of liability regime , the basis of liability and exoneration, the range of liability and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the participation of liability and recourse from the carriers of different modes, the claim for compensation and the limitation period etc. Under the guidance of justice and efficiency , harmonizing the stipulations of CMC and Contract Law, China should revise and improve liability system of MTO, which is concive to the interests of each par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modal transpor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is thesis is intended to conct a study on the liability system of MTO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Civil Law and Commercial Law. The author’s opinions have been concluded by virtue of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related legal system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relevant conventions and rules, meanwhile, using reasonably the theories and views concerning law & economics. It is hoped that this thesis is con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ability system of MTO in China.

Key Words: Multi-modal Transport MTO Liability System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度内容简介

一、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产生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形成

国际货物运输的集装箱化和多式运输化是当代国际运输和贸易的特色。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某些国家和地区采用多式运输方式以来，已经开辟了数条多式运输路线，我国的多式运输也已初具规模。随着我国综合运输条件的逐步改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现代物流的兴起和推动，发展多式联运已经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国家“十五发展规划”。我国是重要的贸易大国，我国的运输企业尤其是中远公司对国际贸易货物运输的积极和大量的参与，使得国际货物多式运输在我国整个运输总量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我国的多式联运服务必将迎来广阔的前景。然而，我国国际货物多式运输的发展与多式运输法律制度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1992年通过的《海商法》率先设专节对多式联运合同作了特别规定。《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第八节“多式联运合同的特别规定”以五个条款即第102－106条对多式联运合同、多式联运经营人的含义及法律地位、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期间、货物的灭失或损害区段可以确定时和不能确定时的赔偿责任作了概括规定。由于《海商法》起草之时，可以借鉴的国际上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很少，国内缺乏广泛的司法实践作基础，货物多式联运在《海商法》第四章第八节中只规定了这5个条文，《海商法》实施的实践表明：这些规定过于简单，适用范围过窄，存在漏洞。[1]并且，根据《海商法》第2条第2款，该节的规定不适用于我国境内的货物多式联运。继之，1999年通过的《合同法》在第十七章“运输合同”第四节“多式运输合同”以五个条款即第317－321条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法律地位、多式运输单据、托运人的赔偿责任、货物的灭失或损害区段可以确定时和不能确定时的赔偿责任作了概括规定。《合同法》第17章适用于一切运输合同，无论是国内运输还是国际运输。《海商法》和《合同法》分别对多式联运作的五条规定构成了我国多式联运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多式联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规定，上述两个法律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并且相互冲突。

1997年交通部和铁道部联合发布的《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管理规则》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度也作了规定，该法对多式联运的定义、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包括对迟延交付的赔偿责任），时效等问题作了较为详实的规定，较好地解决了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问题。但遗憾的是，该规则的效力低，且随着2002年《国际海运条例》的实施该规则已被废止。

从国际上看，1973年国际商会制定的《多式运输单据统一规则》（Uniform Rules for a Combined Transport Document）、1980年联合国贸发会制定的《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运输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Multi-modal Transport of Goods）和1991年联合国贸发会和国际商会制定的《多式运输单据规则》（Rules for Multi-modal Transport Documents），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度进行了规范，但由于上述规则的非强制性和公约尚未生效，其对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的规定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感到非常有必要对涉及多式联运的“游戏规则”作以探讨，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度作以研究，以期对我国的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提出建议。

二、多式联运中相关法律概念的含义

（一）多式联运

1、多式联运的概念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虽然被广泛应用，但国际上关于该概念的称谓却尚未统一，相关的概念主要有“联合运输（Combined transport）”、“复合联运（Multi-modal transport）[2]”、“综合运输（Inter-modal transport）”、“一贯运输（Through transport）”。从有关国际公约的称谓上看，联合运输、复合运输、综合运输是同一运输方式的三个名称，其内涵并无不同，他们均指的是以两种以上运输工具运送货物的方式，具体运用哪种称谓只是习惯问题。[3]一贯运输的称谓起源于“一贯载货证券”这一在实践中用得很不严格的称谓，它表达的是一种直接、有效的将货物从出口商运至入口商——从门口到门口（door to door）运程不中断的理想。联合运输、综合运输、复合运输都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所以这三个概念相对于一贯运输来说是下位概念。[4]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有多式联运与相继运输的区别。相继运输是指数承运人作为与托运方所订立的运输合同的订约方共同将货物运送至目的地。这种运输方式规定在我国《合同法》第十七章运输合同第三节货运合同第313条，该条规定：“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这一规定，相继运输与多式联运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属单式运输而后者属多式运输，同时，各相继承运人由于法律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也是与多式联运相区别的。

2、《海商法》和《合同法》对多式联运的不同界定及理解

我国立法没有明确多式联运的概念，而是通过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从而达到对多式联运的界定。《海商法》和《合同法》对多式联运的界定分别如下：

1、《海商法》第102（1）条规定，本法所称多式联运合同，是指多式联运经营人以两种以上的不同运输方式，其中一种是海上运输方式，负责将货物从接收地运至目的地交付收货人，并收取全程运费的合同。可见，《海商法》所调整的多式联运其中必须有一种是海运方式。

2、根据《合同法》第317条释义[5]“本法所称所称的多式联运合同，是指多式联运经营人以两种以上的不同运输方式，负责将货物从接收地运至目的地交付收货人，并收取全程运费的合同”。可见，合同法所调整的多式联运是以两种以上的不同运输方式进行的运输，并不要求有一种必须是海运方式。

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包括海运在内的多式联运合同应优先适用《海商法》的规定，不包括海运的多式联运合同自然应由《合同法》来统一规范。这里，笔者有必要提到的是，运输方式的界定并非以航海、航空、铁路、公路、水路之间的不同为区别，而是依所适用法律的界定来看是否为不同的运输方式。比如，我国的《海商法》规范对象仅是海上运输，而内河运输另有法律规范，则由内河运输至港口再由港口用船运至其他地方，应是以两种不同方式的运输。

（二）多式联运经营人

1975年生效的国际商会规则将“多式联运经营人”表述为“combined transport operator”，定义为“签发多式运输单据的人（包括任何法人、公司或法律实体）”。如果国内法规定，任何人有权签发多式运输单据以前，须经授权或发照，则多式联运经营人只指这种经授权或被发照的人。从严格意义上说，“combined transport operator”既包括两种以上不同运输模式的整合，也包括同种运输模式的运输结合，而且该定义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界定偏重于多式运输单据签发的行为，而没有明确其作为独立的合同主体的法律地位，因而作为定义是不足的。1980年联合国多式运输公约和1992年生效的贸发会议和国际商会规则采用“Multi-modal transport operator”（MTO），从而使多式联运经营人的名称更为准确直观。1980年公约第1（2）条规定“多式联运经营人是指本人或通过其代表订立多式联运合同的任何人，他是事主，而不是发货人的代理人或代表或参加多式联运的承运人的代理人或代表，并且负有履行合同的责任。”1992年规则第（2）条规定“多式联运经营人是指签订一项多式运输合同并以承运人身份承担完成此项合同责任的任何人。”显然，后两个定义比1975年规则的定义更为完整，更能体现联运经营人的法律地位。

我国《海商法》第102条规定“本法所称多式联运合同 ，是指多式联运经营人以两种以上不同运输方式，其中一种是海上运输方式，负责将货物从接收地运至目的地交付收货人，并收取全程运费的合同。前款所称多式联运经营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多式联运合同的人。”可见，《海商法》对多式联运经营人所下的定义与上述公约和规则基本一致。

通常根据多式联运经营人是否参加海上运输，把多式联运经营人分为：

1、以船舶运输经营为主的多式联运经营人（Vessel Operating Multi-modal Transport Operators， VO-MTOs），或称，有船多式联运经营人，他们通常承担海运区段的运输，而通过与有关承运人订立分合同来安排公路、铁路、航空等其他方式的货物运输。

2、无船多式联运经营人（ Non-Vessel Operating Multi-modal Transport Operators，NVO-MTOs），无船多式联运经营人可以是除海上承运人以外的运输经营人，也可以是没有任何运输工具的货运代理人、报关经纪人和装卸公司。无论是有船多式联运经营人还是无船多式联运经营人，其法律地位并无分别。

（三）区段承运人

我国《海商法》并未像对（海运）实际承运人定义一样而对区段承运人作以定义，《合同法》也未对其作定义，从《海商法》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区段承运人是指与多式联运经营人签订合同，履行多式联运某一区段运输的人，他与托运人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他参加多式联运合同的履行。

（四）履行辅助人

履行辅助人，顾名思义，是指辅助债务人履行债务的人。一般认为债务履行辅助人包括两类，一是代理人[6]，二是使用人。所谓使用人是指依债务人意思，事实上从事债务履行行为的人。作为债务人的履行辅助人有三个特点即根据债务人的意思而事实上从事债务履行的人，其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而产生，必须在事实上从事了辅助履行债务的行为。[7]就多式联运而言，规则和公约均提及代理人、受雇人及经营人为履行多式运输合同而使用其服务的任何其他人，他们属于履行辅助人。至于独立的订约人，即具有独立订约人身份的承运人、港站经营人和货运代理人是否属于经营人为履行多式运输合同而使用其服务的任何其他人，成为履行辅助人呢？根据1975年规则和1992年规则，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根据1980年公约，则未必成立。依据1980年公约第15条规定，[8] “其他人”应该满足两点要求，第一，提供的服务应是多式联运经营人为履行多式联运合同而使用即所从事的行为是帮助经营人履行多式运输债务；第二，行为或懈怠须是在履行合同的范围内行事时所为。此条文中的“合同”指多式联运合同，据此，独立的订约人不属于履行辅助人中的其他人。本文认为，对“其他人”所做的限制是不必要的，容易产生解释上的异议，何况在国际货物多式联运中所涉及的使用人大量地为独立订约人，独立订约人应该属于履行辅助人。因此，履行辅助人具体指下列辅助多式联运经营人履行多式运输的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受雇人、代理人和独立的订约人（包括区段承运人、港站经营人、货运代理人等）。

第二节 关于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国内外研究综述

《海商法》实施后，关于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度以及我国对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在实践中引发的诸多问题，学者们着重就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法律地位，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进行比较研究。在《合同法》实施后，学者们又对《合同法》关于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规定与《海商法》进行了比较的研究，指出了两者对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规定实质上的差别，并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和归责原则问题提出了修改的建议。其中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贺万忠的《国际货物多式运输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和《国际货物多式联运中货物损害定域问题探析》（《法商研究》2003年第5期（总第97期）），苏飞的《集装箱多式联运下“隐蔽损害”赔偿责任之研究》（《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Johannes Trappe的《多式联运：关于当代法律的评论》（谢伟、张文广译，载《中国海商法年刊》第11卷），胡正良、赵阳的《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研究》（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一卷第1－2期2002年6月），杨志刚的《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形式与赔偿责任之关联》（《上海海运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方新军的《货物联合运输之承运人责任研究》（《民商法论丛》第13卷），台冰的《国际货物多式联运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载《海商法》2001第3辑）。

以上论著和论文中，在认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法律地位方面，有学者认为，多式联运经营人是随着多式运输这一运输形态的出现而产生的自成一类的运输主体（如贺万忠博士），也有认为，多式联运经营人属于承运人，只不过是新型的承运人，其负责的事项比原来的承运人复杂而已（如台冰），但是由于我国《海商法》及《合同法》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义务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关于承运人义务的一般规定是否适合多式联运经营人呢，多式联运经营人到底有什么义务，在此方面，目前学者并没有深入地探讨与研究。

在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制和归责原则方面，学者的讨论集中在对现有的国际公约和规则及国内法多式联运责任制度的阐述和优劣的比较上，有学者认为应坚持经修正的网状责任制，在归责原则上采用推定过错责任原则；也有学者提出，我国应采用经修正的统一责任制度，归责原则应采用严格责任制[9]。但是无论哪种责任制，货物的灭失或损害区段可以确定和不能确定时的赔偿责任都是要讨论的问题，学者对此问题也作了研究。在责任限额上，有学者认为，1980年公约和1992年规则所采用的将多式联运按照是否包含海运而分别作出规定的方式较为可取[10]。但在赔偿责任范围上，关于海上迟延交付的研究并没有提及多式联运经营人对迟延交付的赔偿责任问题。

在货方的诉权上，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多式联运经营的特点使得货方只能向多式联运经营人而非区段承运人寻求赔偿，其起诉的依据是运输合同，但是对能否给予货方直接起诉区段承运人的权利（非侵权之诉）以及起诉的依据这一问题并没有探讨，在实务中，法院往往会受理货方对区段承运人的起诉，并要求与多式联运经营人承担连带责任，[11]这种做法实现了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保护，但这样做的理论依据何在，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诉讼时效上，一般认为，多式联运经营人向其负责的海上运输区段要求索赔的时效应该是一年，而其他运输区段的诉讼时效则应根据有关的运输法规或者《合同法》以及《民法通则》的一般规定。但是，对于多式联运经营人向海上承运人行使追偿权的时效期间《海商法》之规定是否合理，在实践中引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和研究。

在国际层面上，确立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国家并不多。欧洲C.M.R.公约和C.O.T.I.F./C.I.M.公约成员国将这两个公约转化为国内法以支配特殊种类的国际货物多式运输。[12]德国、荷兰、印度等少数国家法律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有所规定。由于多式联运在经济和贸易发展中的重要性，目前有20多个国家正起草有关多式联运的法律。总体而言，国际上对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研究并不广泛与深入。

1973年《多式运输单据统一规则》、1980年《国际货物多式运输公约》和1991年《多式运输单据规则》，对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进行了规范。虽然1973规则和1992年规则没有强制性，1980年公约尚未生效，但对其相关规定的研究仍对我国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论文以分析、解决我国《海商法》和《合同法》确立的多式联运经营责任制度在理论上、实践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为主旨。在对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法律地位、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特点确立以后，以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归责原则和免责、责任范围和责任限制以及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的分担和转嫁为中心进行分析论证。在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对我国的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的修改和完善提出建议。

作为对运输主体责任制度的研究，本文以民法和运输法的基本理论为依据。由于多式运输不是脱离现有运输模式独立和抽象存在的现象，而是由实在的、具体的不同单式运输模式组合而成，在当今国际运输法律趋同化的形势下，本文对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研究以比较分析为主要方法，包括与我国现有的单式运输法律对承运人责任规定的比较研究和与多式联运公约，规则及其他国家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比较研究。因此，以民法和运输法理论为基础，以比较分析为研究方法，同时，本文又合理借鉴了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观点，这是本论文的特色。

本文通过对现行国际公约和规则及国内法关于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分析研究，立足我国的实践和我国航运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地位，力图建立一套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际操作性的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

㈧ 合同问题

您好，甲有理由要求乙在合同期限内交付A瓶，甲向乙发出要约，乙接受要约作出承诺即将A瓶交付丙运送，此时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所以甲可以要求乙交付该瓶。
乙可以要求甲支付A瓶价金，甲可以向承运人追偿该价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21条的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㈨ 简述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及例外情形的基本法律关系

一、合同的相对性，指合同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拘束力，合同的效力仅及于合同当事人。包括主体的相对性、内容的相对性与责任的相对性，内容有：①合同债权人只能请求合同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承担违约责任），不能请求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承担违约责任）；②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无权请求合同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承担违约责任）；③合同债务人因第三人违约的，仍应对合同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关系另行解决。
合同相对性原理的学理基础：①自我决定，自我拘束。合同债务人仅对自己愿意受到拘束的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②维持合同当事人请求权与抗辩权之间的平衡。
二、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
1．合同保全。《合同法》第73条规定的代位权、第74条规定的撤销权，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债权人在法定条件成就时，得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主张权利。
2．买卖不破租赁。根据《合同法》第229条与《城镇房屋租赁合同解释》第20条，租赁期间，租赁物的所有权（因买卖、赠与、继承、企业合并）发生变动的，原租赁合同对新的所有权人继续有效，即新的所有权人应法定承受原租赁合同。
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分包人的连带责任。《合同法》第272条第二款规定：“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第25条规定：“因建设工程质量发生争议的，发包人可以以总承包人、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
4．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情形下，发包人对实际施工人的责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第26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5．单式联运合同。《合同法》第313条规定：“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须注意：多式联运合同中，实际承运人与多式联运经营人不承担连带责任，没有突破合同相对性的问题（《合同法》第321条）。

㈩ 什么样的合同属于涉他合同

涉他合同即是与合同外的第三人相关联的合同。依此推论，则涉他合同既包括合同效力的渉他性，又包括合同主体的渉他性。前者指合同为第三人设定了权利义务，典型者如保险合同。后者则仅指合同的履行中有第三人介入，第三人并未因介入合同而获得独立与合同当事人的新的权利义务，典型者如合同转让。因后者与当事人权利义务无渉，故学人鲜作专题研究，以致众多学者和习作人在探讨涉他合同或者渉他契约时把后者直接从相关概念中剔除出来，而仅指前者。如台湾著名的民法学者郑玉波先生即认为 “涉他契约为其内容涉及第三人的合同。包括两种情形：其一，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使第三人向另一方为一定给付，此谓‘由第三人给付之契约’；其二，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第三人为一定给付，此谓‘向第三人给付之契约’”。（2）大陆学者尹田教授等人也采此一见解。即便是将涉他合同翻译为Contract Related with A Third Person的冉昊亦采同样观念。为论述方便，下文所述若无特别说明均随通说，特指合同效力的渉他性。本文将从涉他合同的历史沿革并结合我国合同法的总则和分则的规定来论述我国合同法关于涉他合同的立法规定及立法展望。

一、历史沿革

台湾学者通常将涉他合同分为“由第三人给付之契约”和 “向第三人给付之契约”。而大陆学者则将后者称作利他合同或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为给付，第三人由此取得直接给付请求权的合同。（3）而对前者大陆学者多以负担合同言之。英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合同第三人法案【contracts （Right of Third Psrties）Act】则可称作利他合同概念法典化运动的产物了，其比中文利他合同概念更精准地表述出此类合同的法律特征。国外关于利他合同立法和司法实践活动相对较早。罗马法即对合同相对性规则进行了突破，即“向第三人给付并不为债权人带来利益……当缔约人与履约人有利害关系时，更准确地说当向第三人给付是一种本来就应由缔约人履行的给付，因而完全可以说后者实质上是在为自己缔约时，为第三人的利益缔约是有效的”（4）但罗马法仅在少数例外情况下（如买卖合同中买卖双方为照顾被转让物的承租人而达成的协议；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受赠与人约定，由后者在一定时间后向某个第三人返还物品的协议等）才承认第三人有诉权（5）。作为继受罗马法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多在其民法典中对利他合同制度予以确认。《法国民法典》第1121条规定：人们为自己与他人订立契约或对他人赠与财产时，亦得为第三人的利益订立条款，作为该契约或赠与的条件，如第三人声明愿享受此条款的利益时，为第三人订立契约的人不得予以取消。德国民法改变了法国民法的作法，将第三人利益条款予以独立化。《德国民法典》于第二编“债的关系法”第二章“因合同而产生的债的关系”中专设一节（第3节）详细规定了“第三人履行给付的约定”，从而建立了完备的利他合同制度。该法第328条规定：“当事人得以契约订立向第三人为给付，并使第三人有直接请求给付的权利。”关于利他合同有效的理由，在德国民法上甚有争议，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承诺说，即当事人共同为要约，第三人对之为承诺；二是代理说，即依无权代理之关系，说明第三人取得权利的理由；三是传来说，即以第三人系受受约人权利的让与；四是直接取得说，即第三人因当事人之间的契约而直接取得权利。第三人为何直接取得权利，有谓为对于第三人的单独行为；有谓合同行为；有谓为契约得为对于当事人以外之人发生有利益之法律效力，此为契约说，为今日之通说。（6）此外《日本民法典》第537条、《瑞士债法典》第111、112条、《俄罗斯民法典》第140条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68至270条亦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在英国法中，并没有承认利他合同的一般规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利他合同的效力受到广泛的重视，并以判例的形式得到确认。在立法上，199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委员会提出《合同法〈第三人保护〉》的议案草案，并于1999年在英国议会通过，利他合同获得了立法上的依据。其理论依据为“法定允诺说”，即通过法律拟制来认可（被允诺人）债权人之外的第三人也享有诉权。

在美国法中，纽约上诉法院在1859年劳伦斯诉福克斯一案中即已承认第三人诉权，并在以后的波尔诉比尔、塞瓦诉兰萨姆等案例中得到进一步确认。1932年的美国《第一次合同法重述》和1980年的《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对利他合同制度加以完善和发展，扩大了受益第三人的范围，使利他合同得以在更广的范围上予以适用。（7）

可见，不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涉他合同的效力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二、我国合同法总则是否规定了涉他合同

新的合同法出台后，有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第64条、第65条的规定即是涉他合同立法条款。甚至一些参加合同法立法的学者亦持此见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论（总则）》的作者们认为“本条（第64条）规定的是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一些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已有规定，但《民法通则》及被废止的三个合同法均无规定，我们是第一次在法律中加以确认。”且 “由于合同当事人已经约定向第三人给付，第三人可以向债务人请求履行，即第三人有直接向债务人请求给付的权利。”（8）然而依较权威理论，向第三人给付之合同的法律特征有：（1）合同约定受领给付的第三人一般不受行为能力的限制；（2）合同使第三人对于债务人取得直接请求给付之债权；（3）债权人同时享有请求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之权利。（9）合同法第64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按其字面意思并采反对解释，则第三人在债务人未向其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无权向债务人主张违约责任。而事实上该条说违约责任其实就是合同责任，而非仅指违约金责任，该条显然不符合上述第二个特征。故合同法第64条并不是涉他合同中的向第三人给付之合同。

合同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本条符合由第三人给付之契约的法律特征。但因与国外或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有所区别。如法国民法典第1120条规定：“但当事人可以接受使第三人为一定行为的约束，如第三人拒绝为该行为时，约定使第三人为一定行为之人，应负赔偿责任”，这意味着当事人就第三人接受合同条件作出担保，称为担保允诺。台湾民法典规定的“由第三人给付之契约”得对债务人产生“使第三人给付”之义务；而我国新合同法所规定的“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情形，对债务人不能产生前述相同之义务，而只能产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违约责任。可见，合同法第65条规定仍缺乏必要的渉他性，对第三人无任何法律拘束力。

合同法第73条、第74条分别规定了代位权、撤销权的合同保全制度。因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债的保全也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10)。在本合同，主债权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向次债务人行使求偿，其间存在两个合同关系，一是主债权人同次债权人的合同，二是次债权人同债务人的合同，就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赋予主债权人法定的权利，就是代位权和撤消权去保护自己权利，这个法定的行为就是利他合同的根据，但没有次债务人同债务人设立合同的行为，仍不能称之为利他合同。况且债权人行使合同保全行为仅是其本合同权利的扩张而非增加，故并非涉他合同。
正如上文界定涉他和同概念时指出的那样，合同转让也只是当事人的更替或增加，并不曾单向地为新介入合同的当事人增减权利义务，需要新介入者的同意，也不是通说意义上的涉他合同。

综上，合同法总则并无涉他和同的规定。

三、我国合同法分则规定了哪些涉他合同

合同法分则究竟规定了哪些涉他的有名合同，笔者拟作简要分析。

1、买卖合同、公用电、水、气、热力合同及赠与合同原则上均不存在渉他性，通常不可能成为涉他合同。然而依德国法中“附保护第三人的契约”理论，这些合同及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均可能是涉他合同。但就我国的合同法立法及其他相关立法，此类纠纷通常均是依侵权规则进行诉讼的。且由于仅侵权诉讼可得主张精神抚慰金，故选择合同之诉不仅面临立法瓶颈，而且从赔偿的利益得失而言，也非上策。就此而言，涉他合同在这些合同领域勃兴的可能性较小。

2、借款合同原则上也无渉他性，但与借款合同联系最为紧密的担保合同却会给其增添几分渉他性色彩。担保合同设立的目的在第一债务人，也就是主债务人不承担清偿责任时，由担保人来承担，此合同的设立也是相对性原则的例外，但担保人的担保义务的产生显然不是来源于主合同，而是从合同本身，故无论主合同还是担保合同均不是涉他合同。

3、在房屋租赁合同中有 “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以致不少人误以为租赁合同是涉他合同，因为该租赁合同为合同签订后的房屋购买人设定了不得擅自解除租赁合同的义务。这实际上是赋予租赁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效力，适应当今债权物权化的趋势。那么此租赁合同是否为利他合同的一种呢？笔者以为，此种合同虽然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但不是利他合同，因为不破租赁义务的产生与其说是基于租赁合同，毋宁说是合同标的物房屋本身所负担的权利瑕疵。这突出表现为租赁合同中仅房屋租赁合同有此种特别规则。

融资租赁合同依据合同法第237条、第239条的规定似乎是两个合同的简单拼凑，但依第240条的规定则融资租赁合同即只是一个合同，如此理论，则融资租赁合同仅是一个涉及三方当事人的单一合同，根本无渉他性可言。

4、承揽合同和建设工程合同都规定承揽人可将非主体工程交由第三人完成，只是后者强调必须征得发包人的同意。合同法虽不曾明确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但却明确了发包人的直接请求权，当属涉他合同。

5、运输合同中的非签约承运人依合同法第313条规定显然属于涉他合同。我国合同法关于多式联运合同规定似乎无渉他性，但很明显多式联运合同的收货人可直接向最后的承运人主张权利。就此而言，多式联运合同显然是涉他合同。但由于合同法第321条的规定，这一结论似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

6、技术合同涉及第三者主要情形似乎都可以依侵权规则处理，适用涉他合同的可能性较小，笔者认为技术合同不可能成为涉他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涉及的主要是代理的法律关系，原则上无涉他性。但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则具有明显的涉他性，系委托合同中典型的涉他和同。行纪合同中有争议的可能是合同法第418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未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者高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且行纪人补偿其差额的，该买卖合同对委托人发生效力。就此而言，行纪合同似乎系涉他和同。但因此处合同涉他性却与上述合同的涉他性的方向相反，实则系买卖合同所发散的涉他性，而非行纪合同产生的涉他性，故行纪合同无涉他性。“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据此居间合同的第三方支付居间人报酬的负担即为居间合同的涉他效力，故提供媒介服务的居间合同系涉他和同。

（1） 参见冉昊《论涉他合同》，载于中国法学网www.iolaw.org.cn “学者专栏”。
（2） 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P388，（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
（3） 参见周菊《试析第三人利益合同》，载于《广东行政学院学报》第16卷第3期P48。
（4）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P3，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 同（3）。
（6）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P617，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参见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P155，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8）参见肖峋、魏耀荣、郑淑娜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论（总则）》P237－239。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9）参见 尹田《论涉他契约——兼评我国新合同法第64条、第65条之规定》，载于《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P40-43。
(10) 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研究》修订版第三辑P411，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