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男妓

1. 同性恋犯法吗

同性恋很正常
同性恋不是病，不是罪，不是错，
同性恋爱情和异性恋爱情没什么不一样
这世上，有人相信真爱，有人怀疑真爱，
IDLOVES是为真爱而生的，专注服务于坚定相信真爱的那一类5%的LGBT同志人群，
IDLOVES认为真爱是一种信仰，神圣不可亵渎。
真、善、美和爱是世间最宝贵的普世价值，
每一个人都接受了先天特定的自然选择
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三观，
IDLOVES虔诚地祈望世间有更多的人相信真爱、践诺真爱、弘扬真爱，
求婚是一种仪式，婚姻则是一种修行，
“所有不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
“所有不以真爱为目的的求婚都是耍流氓”；
为了让象征爱情的自然界最坚硬之钻石为真爱注入永恒和唯一之力量
对爱之真心的考验
IDLOVES制定了犹如宗教般的严苛规定：
关于真爱，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理解，在IDLOVES的定义里，一个同志一生只能爱一个人，只能为一个人戴上那枚意义深重的钻戒。
所以IDLOVES兜售的求婚钻戒严格要求同志凭身份证ID才能购买（没有身份证或不出示身份证ID的坚决不予售卖），
并且一生只能购买一枚，赠予此生唯一的那位TA，表达“你是我此生的唯一”之誓约，如此崇高，如此敬畏，如此臻美。
每位同志凭身份证ID一生仅能购买一次
寓意：一生•一枚•一人
故IDLOVES是一枚特别特别的戒指，送出和收到都足以佐证您的他或她是“真的爱你”，您的他或她是茫茫人海中那“对的人”。
在IDLOVES的文化基因里相信真爱是一种本能，
真爱不分星球、不分国度、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贫贱、不分年龄，
真爱面前人人平等，婚姻面前人人平等。
对于此，有些人理解，有些人不理解，
真爱即IDLOVES的事业，IDLOVES愿意固执地信奉此真爱理念，
恪守真爱这块净土阵地，真诚地希望愈来愈多的人成为“ID真爱信徒”，
让怀疑真爱的人相信真爱，让被爱伤害的人重新相信真爱，让相信真爱的人更加相信真爱，
让真爱普世，实现促进人间真情大爱的宏愿：
“真爱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真爱的，不住在黑暗里”。
——IDLOVES
同性恋是天生的，爱一样一样爱，IDLOVES是专为同性恋而生的。

2. 性解冻的中国性解冻大事记——“性解冻”1978-2006

“谈恋爱” 此前整整10年，年轻人公开约会被视为可耻和堕落，他们只能以“谈工作”为借口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必须是致以革命敬礼。但在这一年，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谈恋爱”一词开始风行全国。
《望乡》 这部原名《山打根八号妓院》的日本电影对国人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反响程度竟达到北京电视台转播市民代表座谈会实况的地步。有人说，还可以有色情场面更浓厚的镜头。
喇叭裤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最初的冒险。这种上细下宽，把整个屁股绷得圆滚滚的性感招摇的“奇装异服”，成为当时考量道德水准的一个标尺。
1979
《大众电影》用法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一张男女主角的接吻照片做封底，引起轩然大波。西北一位读者来信愤怒质问：“他们在干什么？”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由此爆发。
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画中有傣族妇女裸体沐浴，引起争论并一度被覆盖。 新《婚姻法》颁布，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第一，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经调解无效。这使得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奉行自由离婚的领先国家（美国各州到1971年才过半奉行，英国则是1973年才通过）。
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胡廷溢编著的《性知识漫谈》，该书于1985年和1988年再版，发行总数达280万册。同年王文彬等编著的《性的知识》也再版，到1981年3月发行总数达560万册。
第一期《科学画报》刊登了郎景和医生写的《新婚性卫生》一文，人们在小范围内欢呼：性禁区被打破了。
上海芭蕾舞学校到湖南演出，当地观众对舞台上出现身穿白色紧身衣的青年男子感到十分惊讶，在他们看来，这近乎于裸体。落幕时，一位很生气的干部打破了静默，突然喊道：“这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玫瑰梦》被查禁，这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个焦点事件。这一年，正式出版社被查禁的淫秽色情图书达30多种，6家出版社停业整顿，查处因刊有淫秽色情描写或封面插图低级下流的期刊130多种。
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婚姻介绍所。
这年的大众情人是日本影星山口百惠。 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吴阶平教授等编译出版了《性医学》一书，标志着性医学和性治疗在中国的发端。书中删除了“同性恋”全章，同时删去的还有变性欲、异装行为等3章。
由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著名外科专家王大玫教授主刀，张克莎成为中国首例变性人。不久，上海长征医院也开展了变性手术。
美女充斥于杂志和日历的封面。有妇联干部指责出版社这种行为是在侮辱女性。 《中国妇女》杂志在1984年第5期第38页的“征婚启事”栏中第一次刊登了两条征婚启事。其中一则写道：“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四人，房八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4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如谁家中只有女儿又有心招婿的话，我愿到女方家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
第一次公开招聘人体模特。中央美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上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模特，吸引了171个报名者，大多是待业青年。有些报名者不敢告诉父母，要求不要公开名字。 从西方引进的“性学”书籍和文章开始在中国公开出版。阮芳斌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是当时的破禁之作。同时，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等著作被译介到国内，掀起一阵弗洛伊德热。
刘达临在上海举办中国第一次性教育讲习班。
“婚外恋”、“情人”、“性生活”、“做爱”等词语开始出现。
北京处级以上作家抢购洁本《金瓶梅》，只印1000套，删去19610字。
这一年的文化焦点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小说第一次谈到了性压抑的问题。一个因右派问题入狱，另一个因作风问题被劳改。两个人在劳动的麦田里避开看守做了半小时的夫妻，再见面已是8年之后。与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不同，张贤亮只是把性当作一种文化的、生命的思考对象。在他的作品中，性是一种道德，负载着沉甸甸的内涵，而不是小说情节的调剂物。
魏明伦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荒诞川剧《潘金莲》，一反传统的偏见和成见，力图用现代意识重塑潘金莲形象，探掘形成其悲剧的历史的社会的成因，促使人们反思千百年来中国女性的命运和传统婚恋观的枷锁。 “上海市性教育研究会”成立。
刘达临在上海发起成立性社会学研究中心，并于1988年与深圳赵令德、廖丽珠创办《性教育》杂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师赵敏因研究同性恋治疗问题，被公安局6次传讯，理由是他筹备治疗用具时借用了裸体录像带。
曾在南京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陈素华不堪亲友邻居恶语刺激，最终精神失常。 刘达临的《性社会学》，史成礼的《性科学咨询》，潘绥铭的《性社会史》相继出版。
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
中国人民大学举办首届“性科学”培训班。
由中央美术学院葛鹏仁等20多位青年教师策划的 “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参展作品全部为人体作品，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时造成巨大震动。据保守统计，18天中，约有22万人参观了展览。
陈醉专著《裸体艺术论》出版，成为当年最畅销书籍，第一版就印了20万册。 刘达临开始组织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并于1992年出版《中国当代性文化》专著。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在海河夜话栏目中开办“枕边悄悄话”节目，这是中国首个向公众进行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的广播节目。
福建一对男同性恋者公开举行民俗婚礼，其中一位是农民，另一位是一贯表现良好的公职人员，后者因此事被开除公职。 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卫生部在《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中规定，普通高等院校要开设性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讲座。
受国家教委委托，文汇报在上海创办了《文汇青春期教育刊授学院》，并组织编写了《青春期教育》教材（共6册）。
上海举办《人类与性》展览，展出时间5个月，观众30万人次以上。
广东孙沫寒、朱嘉铭、修成娟等组织了广东计划生育性教育会，举办研讨会并出版性教育文集和《人之初》杂志，《人之初》是我国第一个公开发行的性教育刊物。
从事性交易的“小姐”开始在珠三角一带大行其道，“二奶”一词开始出现并迅速传播到内地，成为一种时髦。随后，男妓悄然现身，一个典型的机构是海南的“富太太俱乐部”。 从这一年开始，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山西省、湖北省、重庆市、陕西省、广西柳州市及四川省西昌市相继成立性学会。
安徽发生一起女同性恋者同居的案件，当地公安机关难以对此定性，遂逐层上报至国家公安部。答复是：在目前中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
官方对同性恋问题的首例司法解释，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成为日后警方处理此类问题的参考依据，表明了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非刑事化态度。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崔子恩在课堂上公布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成为中国大陆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第一人。 北京医科大学夏兆骥教授完成了国内第一例女变男变性手术。随后，全国各地相继成立男性病医院或男性科，出现了许多研究生殖生理、病理的研究实验室。
北京开设了“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这是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称为“石破天惊”。
《中国性学》杂志开始出版。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世界电影艺术欣赏》专题节目中，出现了两例裸体镜头，之一是女主人公在池塘中裸泳的长镜头，之二是女主人公赤身裸体在雪地上打滚。
同时，由巩俐与尔冬升主演的《画魂》首开国内电影出现裸体镜头之先河。 中国性学会在经历了15年的酝酿和学术准备后，经卫生部批准正式成立。翌年，在青岛召开了中国性学会首届学术会。此后，中国性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分科进行了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
张北川著作《同性爱》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阐释了人类史的发展是朝着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拥有平等权力的方向进步的。
据不完全统计，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各地出版的性学专著已达420种。
“性用品商店”开始在城市中普及。 舞蹈家金星接受变性手术，从此成为金星小姐。导演张元跟踪了金星手术的全过程，并拍摄了纪录片《金星小姐》。
潘绥铭著作《中国性现状》出版。
香港出版由大陆同性恋者撰写的文章合集《北京同志故事》、《我们活着》。
同性恋酒吧开始在内地一些城市出现。 中国新《刑法》施行，删除了过去常常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又一个标志。
崔子恩作品《桃色嘴唇》在香港出版，这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由国内作家撰写的同性恋题材长篇小说。从1994开始，《钟山》前编辑王干就为这部小说在国内出版奔波，未果。 李银河著作《同性恋亚文化》出版。
大量同性恋网站出现。
针对同性恋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开始运作，内容是关于同性恋的理解和艾滋病教育活动。这个项目由张北川等近20位权威学者和同性恋者参与，并在1999年得到国家明确的道义支持。 歌星毛宁被刺事件使同性恋成为热点话题，同性恋族群被动地浮出水面。
公安部首次对“变性”作出评价，称“选择性别是公民的个人权利”。这标志着在变性这一重大问题上我国与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的接轨。 吉林省推出并实行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独身女性也可以堂而皇之地生孩子，并且立法加以保护，在全国首开先河。
全国首例“性权利”索赔案胜诉。因遇车祸致使丈夫丧失性功能，南京王女士以自己“性权利”无法实现为由，向车祸肇事单位索赔精神抚慰金1万元。南京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支持了这位妻子的诉讼请求，并同时判决肇事单位一次性支付受害丈夫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经济损失近11万元。
延安一张姓夫妇因在家中看“黄碟”而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这一事件的结果是：负责此案的派出所所长被免职，当事人拿到了赔偿金29137元。 武汉女教师诉上司“性骚扰”案经过近两年漫长的法庭审理有了最终判决：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这是全国首例判决胜诉的“性骚扰”案。
木子美性爱日记《遗情书》在互联网上公开，随后正式出版，在整个华语世界掀起了一场风暴。有人这样描述木子美：一个把自己打扮成拿到哈佛学位的潘金莲又兼备着璩美凤一样大无畏精神的姑娘。她的行为和她的性爱日记对中国人的传统性爱观和道德底线是一个挑战。在她之后，涌现出竹影青瞳、流氓燕等一大批以“脱”成名的网络红人。
网络色情开始泛滥。一位网名“高射炮”的男子正在网上“示裸”，被大庆市警察堵在家中。据称，这可能是黑龙江第一个因“网络色情”而被处罚的网民，同时也是《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办法》自1997年12月8日颁布以来，我国少有的以该法案为依据处罚当事人的案例。
换妻游戏等交换性伴侣的活动开始隐秘地出现。“网婚”、“不婚”、“隐婚”等所谓新型婚姻观念出现。
宣传使用安全套的公益广告在央视第一套节目悄然登场。这是我国中央级电视媒体上第一次出现涉及安全套及生殖健康的公益广告。
国内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同性恋健康咨询网站“爱心天空”在哈尔滨开通。
第一届全国(广州)性文化节在广州举办。 官方首次进行人群同性取向和同性恋者艾滋病病毒携带比例调查，进入数据统计阶段。
中国首家性健康教育基地——甘肃性病艾滋病预防教育咨询站在兰州成立。
中国首家性文化博物馆因经营困难迁出上海，落户水乡同里。
一家跨国公司的年度全球性调查报告称，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为19.3人，居全球之冠。而在两年前，中国人均性伴侣是2.1人，为世界之末。
82岁的科学家杨振宁，与28岁的女生翁帆结婚。海外媒体将其摆在“趣谈”栏，国内的舆论更为嘈杂。当事人则坚定而坦荡。
讲述婚外情的《手机》，被媒体评为这一年的“中国年度电影”，并由此诞生出“审美疲劳”、“就像左手摸右手”等年度流行语。 四川成都两所高校7位女大学生签订《青春无瑕同盟协议》。此后，中央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和广西的3位大学女生发起了拒绝婚前性行为的网上签名活动，短短几天中有700多人签名。
“闪婚”开始在都市年轻人中流行。从相识到第一个晚上到结婚，双方相处可能不超过13个小时。
同性恋首次出镜。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了从艾滋病角度讨论同性恋问题的新闻专题片《以生命的名义》，几位同性恋者的面部形象正面出现在荧屏上，这在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标志着国内媒体已向同性恋话题开放空间，中国同性恋告别隐秘时代。
中国第一例同性恋网婚。网名“西瓜超人123”和“明天偶尔”的女子在搜狐网上社区举行了盛大的同性网络婚礼，引起轩然大波。
“芙蓉姐姐”红遍大江南北。随后，博客世界又出“另类”女博客——2005年6月4日，一位没有透露身份的女博客在自己的Blog里，上传了其和老公的性爱录音，并配有简短文字说明，另外还有赤裸性爱描写的日志，标题都很“直白”，如《昨晚又给老公X了》、《做爱全过程性爱录音》等。短短几天，这个名为“我们的性福”的Blog，访问量高达356540人次。
复旦大学为本科生在全国首开《同性恋研究》课程。
崔子恩在北京组织“大陆首届同性恋文化节”，活动开始后被警方叫停。 刘达临主持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性调查，被海外性专家称为“世界性科学史上又一顶峰”。
城乡夫妻抽样调查8000例，仅有23%的夫妻对性生活不满意。进一步调查分析，发现实际上有60—70%的夫妻对性生活不够满意。专家认为，这种矛盾状态正是人们观念上保守与开放并存的反映，对性生活和婚姻质量期望值不高但潜在的不满足又已形成。一方面城市有27%、农村有50%的夫妇对不和谐的性生活采取“随它去”的态度，另一方面性爱问题在婚姻关系中又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进行了“中国第一次随机抽样、规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调查”。该调查显示：中国男人平均43.9岁“退居二线”，47.7岁“下岗”，女人性生命更短。
中国夫妻当中只有27.1%的人对自己的性生活感到非常满意，62.1%的人比较满意，10.8%的人不太满意或者很不满意。
67%的人（男人69.1% ，女人64.9%）仍认为性生活应该男人主动，女人顺从；近80%的女性不知道性高潮是怎么回事；53.5%的男女不知道阴蒂在哪里，甚至高达62.8%的女性对此一无所知。30%的大学生连正常的异性交往都没有。16%的已婚者有婚外性行为。 浙江省“大学生性病/艾滋病关联知识、危险意识、性行为及态度”研究课题由浙江省疾控中心主任丛黎明主持，共对该省两所综合性大学1—4年级22712名大学生进行了取样调查，历时3年完成。
调查显示，平均13.1%的大学生已经发生过性行为，其中男生17.6%，女生8.6%。他们开始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9.51岁。有过性经历的学生中，27.4%的学生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性伴侣。
在有性行为的学生中，2.44%的男生与同性发生过性关系，1.25%的男生有双性性关系；2.57%的女生与同性发生过性关系，0.82%的女生有双性性关系。且存在少量商业性行为。
50%以上的大学生同意发生性行为、未婚性行为，认为只要一对男女彼此相爱、同意就可以有性行为。12%到18%的学生同意已经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人和别人发生性关系、为了钱和别人发生性关系、为发生性关系而付钱给对方、“包二奶”及同性发生性关系

3. 中国古代有没有同性婚姻

基本没有正式成亲的。
首先多数都是结拜。干弟弟或者干儿子之类的。有胆子正式结婚的很少。而且干弟弟或者干儿子已经不错了！
很多有钱人都是仆人，比如书童之类的。成为小妾基本不可能。因为做小妾也有要求。小妾很多都是从侍妾开始的。
比如外面买回来的一些女子。都是通房丫鬟出身，怀孕了才能成为小妾。比如大宅门的杨九红，正常情况的生了孩子才能是小妾。
不过古代小说里拥有很多男扮女装做小妾的故事。但是都不能相信。概率很低，可能不高。

4. 男风的历史

中国同性恋历史：华夏男风兴衰史 中国的同性恋最早可追溯到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清代文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称杂说娈童（男同性恋）始黄帝。当然这种说法的依据只是民间传说，而中国同性恋最早的史料记载则来自商朝。《商书·伊训》中谈到三风十衍，书中提到这不好的三风，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三风之一的乱风的一衍就是比顽童，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同性恋。虽然同性恋在今日尚存的最早记载中以乱风这样的受贬面目出现，但这毕竟揭示了同性恋行为在三千年前就已在中国出现，而且其影响之大可列为一风。
在商代之后，同性恋一直没有从中华文化中消失。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同性恋交往更趋活跃，受卫灵公宠幸的弥子瑕和魏王宠儿龙阳君分别让同性恋有了余桃 和龙阳的称呼。
到了强盛的汉代，帝王将相的同性恋活动屡见史书。据《史记》《汉书》记载，前汉皇帝几乎个个都有同性情人。汉代著名人物如汉武帝、汉文帝、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等，都有过同性恋经历。汉哀帝不忍推醒在他衣袖上熟睡的男宠董贤，起身时割断了衣袖，断袖之交从此成了同性相恋的佳话。
汉代之后，男风（男同性恋）时盛时衰。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男性在履行成家立业，传接香火的责任之后，周围人对他们的同性恋情往往宽而待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所持的态度至多是中性的，也就是不褒不贬，历史记载中没有对同性恋进行颂扬。而同性恋关系多以享乐和猎色为特点，从来不对维系封建社会的家庭伦理构成任何挑战或威胁。
中国到了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边界和平，工商业发达，从而滋长了浮华世风。据当时的记载，文人中科举之后马上纳妾，大兴土木建豪宅一时成风，盛宴歌舞，极尽奢侈铺张。江南地区，上及达官贵人，下至商贾文人，嫖娼成风，使娼妓业方兴未艾。与此同时，男妓卖淫的象姑馆也应运而生。明末学者沈德福认为，1429年宣德皇帝的禁娼令使部份官员转向年轻男性取乐。到了万历年，男娼业发展其势之盛，直逼他们的女性对手。宣德皇帝意欲重归道德的初衷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南辕北辄，适得其反。
明末的道德观念也冲破了灭人欲，存天理的宋儒理学的束缚，伸张自然情欲的主张开始萌芽。这种观念的代表是明朝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崇尚个人表现和个性发展，而他的追随者随后发展了这种哲学。他们提出欲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压抑使人无为，人应该表达和释放来自内心和本性的情欲。后来的一些清代文人认为，王阳明的纵欲哲学和与之相伴的享乐风气是明朝于1644年被覆灭的原因之一。
道德观念上的开放，导致了同性恋之风在明清两代的空前繁盛。今天的人们可以从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文学遗产中窥见一斑。男色破财的故事出现在明代小说集《欢喜冤家》里，明代作家冯梦龙在《情史》里也毫不避讳地收录了同性爱情故事。在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里，曹雪芹不但描写了宝玉和秦钟的恋情，而且宝玉和蒋玉涵的同性恋导致了他和封建秩序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宝玉挨打，书中的众学童闹学，薛蟠挨打，贾链狎男宠，贾珍嫖象姑等情节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男风的普遍。清朝乾隆年间的学者袁枚的《子不语》中有大量的同性恋故事，而袁枚本人与吴下秀才郭淳之间就有一段同性恋情。著名诗人兼书画家郑板桥在他的《板桥自叙》中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而他的一系列诗，包括《秋夜怀友》、《板桥竹枝词》等都对同性恋心里有生动刻划。清代同性恋文学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批专门描写同性恋爱的小说的出现。《宜香春质》、《龙阳逸史》和《品花宝鉴》等作品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当时的同性恋风气之兴盛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男风的盛行直接引发了清朝反同性恋法规的出台，导致了持续百年的中国社会的恐同情绪。
中国同性恋历史：华夏男风兴衰史1644年满人进京，中国正式改朝换代。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因为连年战乱而千疮百孔的国家，由于刚经历亡国的羞辱，全国民心涣散，匪患四起，清朝的统治者意识到重整意识形态和重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性，意识到必须拢络文化阶层，以重新建立起国家官僚体制。对中华文化十分精通的清朝统治者此时选择了孔孟之道作为新王朝的意识形态，以达到上述目的。
孔孟之道讲求社会秩序，各人守其本份，三纲五常，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孔孟之道本身主张维持礼教的办法应该是正名和教化，但是中国尊孔的历史表明，光靠教化是不够的，国家还必须同时对违者进行处罚，教罚并举才能有效维持礼教。清朝在建朝初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中国重建礼教时，特别重视法律和法令的作用。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是1646年的法令规定，在定强奸罪时必须提供严格的证据，这条法令意在强调贞操观，其目的一是推行孔孟之道，二是拢络明末保守派儒家学者，求得他们对新王朝的支持。
到了康熙年，清朝已成功地实现了国泰民安，满清政府已经站稳了脚根。雍正皇帝登基后，开展了野心勃勃的巩固满人统治的计划。他一方面减轻人民的税收负担，推行廉政，另一方面对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进行坚决镇压。为了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大兴文字狱，严惩有异己倾向的文人，而且实行株连，处刑严酷。文字狱有效地压制了知识分子对现状与国家政策的批评，但同时又不妨碍推行孔孟正统礼教。
传统礼教主张正名，强调严格的社会秩序，女性守妇道，男性坚守父亲和丈夫的职责，而同性恋直接相悖于这些信条。如果同性恋在社会文化中得到足够的反映，统治者也许不会去注意，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至于大动手脚。但当时男风鼎盛，同性恋在文学作品或文人手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出现，导致了满清统治者对同性恋的关注，使之成了社会问题。雍正死后，年幼的乾隆皇帝继位不久的1740年，延袭雍正加强礼教的精神，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明确反鸡奸的法令出台。该法令将成年人出于自愿的鸡奸行为刑事化，这是清朝严格加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一系列措施之一。法令出台后的落实程度如何，对男同性恋的控制有何效用，史料上没有记载。但这条法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同性恋行为社会化——同性恋不再是个人私事，它被当作一种社会危害受到了法律的干预。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礼教在镇压同性恋方面，终于殊途同归。
中国走过康乾盛世之后，经历了中华民族有文明史以来最为惨的衰败。在外强入侵，连年战乱，国家重建等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国家对占人口少数的同性恋者的压制却总没有被忘记。用中国著名精神卫生专家贾谊诚先生的话说，在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对同性恋，鸡奸等性行为以‘伤害风化罪’论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对同性恋，鸡奸等性行为以‘流氓罪’论处。与此同时，有关同性恋的任何公开讨论在几百年内都被列为禁忌，同性恋者只能在自发形成的公厕和公园等地的渔场相互结识。压制的结果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当同性恋议题重新浮出水面时，忽而成了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和精神污染，而对同性恋的不宽容态度则被称为中国特色。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性恋与中国历史共同生存了千年，而对同性恋的压制仅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中国千年的历史为同性恋作为一个文化和一个族群应如何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以史为鉴，避免同性恋在中国近代的厄运重演。中国的传统礼教是不利于同性恋的，但中国同性恋靠依附主流婚姻制度而得以生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古代的同性恋者都要有传统家庭，转接香火，男子必须结婚生子，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后，同性恋的男子好男风就没有什么约束了。古代中国婚姻的基本意义在于经济联盟，一个家庭同舟共济与天灾人祸斗争，由于死亡率高，确保种族繁衍和家庭稳固是当时的第一需要。因此在联姻时，变数太多的感情因素一直不被首先考虑。但是组建家庭时无视个人感情也对社会稳定不利，中国古代以 纳妾和男风为婚姻制度的补充，满足主男感情或情欲上的需求（不要忘记，中国古代文化本身就是大男子主义的文化）。中国的传统礼教因为适应了中国当时的国情，使中华文明的强盛持续了千年，而中国同性恋者的务实态度，让自身生存千年，没有招致象在其它文化中所遭遇的杀身之祸。
中国同性恋历史：华夏男风兴衰史
从同性恋的角度看，同性恋在明末清初的由盛转衰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同性恋在婚姻制度中的地位并没有因为男风的盛行而发生任何改变。男风以迷恋年轻男色为核心，享乐性和短暂性是其特点。同性恋盛行百年，却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力量，或形成以同性联姻为主的家庭模式，也没有出现一套让同性恋关系渡过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的机制。所以即使参与的人数不少，但与异性婚姻相比，同性恋仍然脆弱无比。第二，男风依附享乐主义而旺，但同性恋没有及时与享乐主义脱钩，为以后的衰落埋下了祸根。追求个性解放和情感宣泄的享乐主义是诱人的，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原因很简单，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享乐不仅需要有物质基础，而且消耗精力。明末的享乐主义助长了腐败，加强了剥削，所以之后的保守派儒家学者将明朝的灭亡归罪于享乐主义是有一定道理的。享乐主义在现实的生活面前有着致命的弱点，当同性恋随着个性解放的享乐主义兴盛之后，没有与之脱离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行为规范，享乐主义的膨胀导致王朝覆灭，与之共生的同性恋也免不了受到清算。第三，光是规模上的扩大，人数上的增加，而缺乏自强机制，同性恋往往成为社会运动的牺牲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一个狮子肥壮倒也无妨，但一头羊肥壮起来，可不是件好事。同性恋没有克服自身致命弱点的时候，男风兴盛，招引了统治者的注意，使自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相比之下，古希腊的斯巴达同性情人军团在保家卫国方面创下了丰功伟绩，在这种环境下，同性恋受到社会的宽待以至赞美，可谓实至名归。
从文明发展上看，同性恋在中国受到压制是中华民族百年悲剧的一部份。康乾盛世时，中国国力十分可观，但政府没有把注意力放到对外交流，学习别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上，而是故步自封，耗费大量的精力来维持过时的礼教，同性恋也成为他们政治短见的受害者。当政者失策而酿成的大祸泱及了整个中华民族，使中国一再落后于历史的前进车轮。类似于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未能在华夏大地出现，洋炮轰鸣下姗姗来迟的戊戌变法也不幸胎死腹中（当时康有为提出的婚姻法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内容）。五四运动提倡向西方学习，但同性恋研究方面却拾来了病态说的牙慧，而西方于五十年代兴起的同性恋正常性和健康性研究以及后来的平反政策，却因学术交流的中断而未能及时吸收，使同性恋至今在中国仍然被列为病态。与此同时，源于基督教文明的同性恋恐惧症也随之而来，正好与三纲五常 合拍。于是乎，落后医学和过时道德对于同性恋的双重压制，而今却成了中国特色。
一个没有信心的虚弱社会，总是首先想到控制民众的言行，包括控制他们的性行为。清朝立法禁止同性恋的举动，表明了统治者缺乏自信，也预示了以后的国势衰落。而当今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认识同性恋的努力也表明了社会的进步。在敦促社会了解和理解同性恋的同时，作为同志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和借鉴前人，在勇敢地追求爱情的同时，探索出一条能让同志生活方式长期生存的道路。
明熹宗朱由校也是搞同性恋的。他征美妓于不夜宫，征召娈童于长春院。而这些女院(娼寮)与男院(娈童居所)，就分别处于北京城中的花柳街与胡同巷。明熹宗就把这些美妓、娈童置于宫中自己设的女院及男院，时常行乐其中，其中美妓赛施与娈童少弥，都蒙皇上的宠幸，每有游宴，则使宠妃姣童傅粉施朱，女衣男服，男衣女服，而交戏于前为乐。 除了皇帝以外，当时一些贵族、大臣也好男风，例如明世宗时的权臣严嵩和儿子严世蕃就好男风，《五杂俎》就提到严嵩的家人永年，号鹤坡，有后庭之宠。他“招权纳贿，与朝绅往来，无不称鹤翁者”，有个御史甚至于还和他结拜兄弟。蒋瑞藻所编的《小说考证》中说到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热恋一个名叫金凤的优童，即少年演员，“昼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以后金色衰而贫困，不演戏了。严家破败以后，金凤又重新演戏，扮演严世蕃，演得维妙维肖。 当时，如果有人犯罪，其家中的女性会被卖为娼，男孩则被卖为被人玩弄的娈童。严嵩和严世蕃每陷仇家，就把仇家的男孩夺来作为娈童，百般侮辱，进行性虐待。后来严家事败，他们的后代也被仇家所纳，而流入倡业。 二、社会上的男风 在明代，尤其是明朝后期，同性恋在社会上已很普遍。当时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士人，都是有名的“分桃之士”。他们除了妻妾外，还有年少俊美的书童，这些书童除伴主人出外或远游，往往也是主人的性伴侣。 当时，把同性间的性关系称为“外交”，把男子与妻妾的性行为称为“内交”。 不少士人和士人之间都有“外交”行为。如清人钮琇的《觚賸》中就提到明代书生吴生和姜郎相好，比一般伉俪的感情还要亲密。可是，他们却被一李姓巨公所拆散，并且把姜郎带到北方。吴生不愿离开姜郎，也克服了许多困难赶到北京，而其他朋友也捐助吴生此行，促成他们俩的会面。这种真挚的感情，也是世间少有。 当时社会上这股男风，在明武宗时最盛，可以说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几乎都有两男相悦的关系。《暖姝由笔》云：明正德初，内臣最为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儿皆好男色。 那么为什么男风在明代会这么兴盛呢？唯性史观斋主解释说：“明代立国，崇尚酷刑峻法，罪至流徒，则妻孥子女皆没入官，女的成为娼妓，男则成为‘贱民’；比较面目姣好的，则拨充一些权贵之家作为厮役奴隶，或是由这些权贵家庭出资竞投，因为他们本身的自由已被剥夺，而且一切皆隶属于主人，对主人的命令是不能抗拒的，也就可以随便将他们加以享乐。……每逢一次大狱兴起，往往也就是购买娈童的机会。” 以上论述，似只说明了当时达官、贵族的喜好男色有一些有利条件，至于更广泛的社会原因，谢肇浙在《五杂俎》中指出：“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这说明了三个原因：一是嫖男人和当时的法律没有抵触；二是嫖妓女要花较多的钱，并非一般儒生所能承担；三是男人之间的亲密行为，妻子往往不加追究，有时也无权过问。这样，男风就普及起来了。
在明代，男妓馆相继开设，此风至清不衰。“据说正德年间，北京已有男院之设，悬‘长春院’匾额；而女妓居所，则称‘不夜宫’——盖取意于苏东坡诗：‘风花竞入长春院，灯烛交辉不夜城’。美妓娈童相竟秀，互以夺贵显狎客为能，娈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尝微行其间。”这就是当时社会上性环境的一幅图画。 当然，同性恋不只是男性，女同性恋者也有，但历史上记载不多，只能从一些文学作品上了解一些情况。明末清初李渔所著《怜香伴》中的崔笺云和曹语花等，都明显地表现出女同性恋的关系。都不仅有女同性恋的叙述，还有女性对女性施行性虐待的情节，应该说，这是当时社会风情的反映。 三、福建男风特盛 根据许多史籍和笔记的描述，福建是明代男同性恋比较公开与普遍的地区。当时，福建海运很盛，去菲列宾、台湾、日本等地通商的很多，而航海的人都相信，船上不能有女人，否则船会出事，这样，长期在海上的人就以同性恋作为性发泄。 明代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云： 近乃有称契儿者，则壮夫好淫，辄以多金娶姿首韶秀者，与沟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诸少年于小舍，最为乱逆之尤。闻其事肇于海寇云，大海禁妇人在师中，有之辄遭覆溺，故以男宠代之，而尊豪刚遂称“契父”。 “契”这个字，在福建就是指男性间的性关系。中国传统的同性恋的关系，当要受社会承认时，就要举行一种“契”的仪式，建立“契父”和“契儿”、“契兄”和“契弟”等关系，在福建地区，这类关系很多，它和广东孤婆庄的妈祖阶层，都是中国传统的同性恋关系的表现。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十分重视家庭关系和家庭形式，所以同性恋关系也要以父子、兄弟、姊妹相称。《敝帚斋余谈》中进一步提到这个问题说：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 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抚爱如婿，弟日后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者，尚寝处如伉俪。 这种“契兄”、“契弟”的关系，不但为当时当地的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所认可，而且权利、义务关系也很明确，这就是“契兄”受到“契弟”父母的爱护和尊敬，像他们的女婿一样，而当“契弟”到了一定年龄要与女子结婚时，“契兄”就要在财力上予以支持。 当时福建地区男风之盛行也有一些特殊原因，一是地处偏僻，贫民多以淫业为生，例如当地的剃头师傅也兼经营变相男倡，并利用学徒为业。清代谢章的《赌棋山庄笔记》云：“福清之渔溪，孔道也，而风俗极靡，丛剃发者，辄蓄成童以下，教以按摩。客至，进献其技，倚人身作忸怩态，其龌龊贪婪最甚，真恶习也。而流妓亦鲜佳者，且年多在三十以外。墙壁或题句云：老阴与少阳，乱掷金钱卜。” 当时，福建还有一个“贱民”阶层，叫蜁民。“传蜁民为南方夷也，从前闽省乃乌诸国，到汉人进闽，他们战败无处可归，相卒入水。或云为蒙古民族，南迁闽、粤二省，元朝时甚有势力，元初宗族子弟同帝至闽不归而留，到处横行。元亡，失势，闽人屡战屡败，至驱迫落水，习操水上。”这些蜁民被视为奴、优、隶、卒一类的下贱人，他们生活在船上，夜晚不行驶时，男的做男妓，女的做妓女，对此也不以为耻。 所以，男风表面上看是一种社会风气，但“淫风”从何而来？其中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原因，它甚至和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连结在一起。

5. 古代人为什么要把老公叫相公把老婆叫娘子或内人又是从什么时候改口叫丈夫，老公，老婆，妻子的呢

古代妻子对丈夫的称呼，看过京剧，越剧，黄梅戏的话，你一定会对里面不时就有的，拉长了声音的一声娇呼“相――――――公―――”，印象深刻。也可见这个称呼古时之流行。这比 “官人”又进了一步，已经不仅是“官”，而且是最高的官“相”了。若不是怕犯皇上大人的讳，众老婆们最后怕是要叫“皇公”了的哦！男人的家庭地位由此达到极盛。 然而泰极否来，近代以来，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愈演愈烈。男人的地位也是每况愈下，从对丈夫的称呼中也可明显看出。 历程良人 “良人”一词显示不出男女性别，妻子称自己的丈夫为“良人”；丈夫称自己的妻子亦为“良人”；从这儿可以看出当时男女地位大抵还是比较平等的，但这种不加区别也给夫妻间称呼带来很多不便。 郎 根据“说文解字”，在“良”字音义上加以区别；在“良”右边加“阝”，变成“郎”；在“良”左边加“女”，衍成“娘”。“郎”就代表丈夫了李白 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义山诗有“刘郎已恨蓬山远，又隔蓬山一万丛”，花间词中有“问郎花好侬颜好”。 郎君 在前头或尾后加一个字变双音词，即“郎”字后面加一个“君”字；在“娘”字后面加一个“子”字，成了表示亲昵的“郎君”，“娘子”。（注：起先，“娘子”一词仅用青春妙龄的少女。大约到了唐代就成了妻子的称呼。）妻子称丈夫为“郎君”，是对丈夫的雅称。丈夫称妻子为“娘子”，是对妻子的爱称。 官人 宋代，是南北文化交流的时代。在夫妻间的称呼上，也是称谓较多的朝代。宫延中，出现了“官家”一词；平民百姓中，有了“官人”这一称谓。有的妻子称自己的丈夫为“官人”。至今，民间仍对新婚夫妻戏称为“新郎官”、“新娘子”。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就是： 西门大官人。从这个称呼也可看出随着宋代理学的兴盛，男人的家庭地位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啊。 老爷 仅限于官宦人家对老公的称呼。其在家中的尊贵地位不言而喻。 外人，外子 在宋代，妻子也有称自己的丈夫 “外人”的，再文雅点的就叫称做外子”，丈夫则称自己的妻子的除“娘子”外，还称“内人”。在别人面前，对妻子的谦称还有“贱内”、“家内”。 相公 看过京剧，越剧，黄梅戏的话，你一定会对里面不时就有的，拉长了声音的一声娇呼“相――――――公―――”，印象深刻。也可见这个称呼古时之流行。这比 “官人”又进了一步，已经不仅是“官”，而且是最高的官“相”了。 内人：屋内之人的意思。过去对他人称自己的妻子。书面语也称内人、内助。尊称别人妻称贤内助。 娘子丈夫对妻子的一种爱称。古代也指对新婚女子的敬称。 在元代以前，称妻子为“娘子”是不对的。宋代之前，“娘子”专指未婚的少女，意同今天的姑娘。 到了唐代，唐玄宗宠爱杨贵妃，杨贵妃在后宫中的地位无与伦比，宫中号称为”娘子”。这里的娘子，显然已不是指少女了，但也不能理解为是对妻子的称呼。 到了元代，社会上已普遍称呼已婚妇女为“娘子”。到了明代，一般习惯称少妇为“娘子”，而且带有娇爱的味道。 随着称妻为“娘子”的流行，一般妇女也就称为某娘了，如称接生婆为“老娘”，称巫婆为“师娘”，称妓女为“花娘”，称男女关系不清的女人为“夫娘”，以及鄙称妇女为“婆娘”等等，通称她们为“娘们”。 丈夫，zhàng fū ，一般用作名词。又叫老公，古代又称相公、夫君，是男女婚姻中男性的一方，已婚女子的配偶。在古代也指成年男子。 人们通常谈到夫妇时，夫多被称为“丈夫”，妻子则被叫做“老婆”。这两种叫法、习俗相沿至今。 原来，在我国有些部落，有抢婚的习俗。女子选择夫婿，主要看这个男子是否够高度，一般以身高一丈为标准。当时的一丈约等于10尺，商代以前一尺为16.95cm，一丈基本相当于现在的一米七。有了这个身高一丈的夫婿，才可以抵御强人的抢婚。根据这种情况，女子都称她所嫁的男人为“丈夫”。 “丈夫”有许多别称，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夫婿，如“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汉乐府《陌上桑》 夫子，尊称。如“夫子所学，当日知其所亡。”范晔《乐羊子妻》 夫君，如“夫君初破黑山归。”?高骈《闺怨》 君子，敬称。如“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诗经·召南·草虫》 郎，昵称。如“出门愿不闻悲哀，郎在任郎回未回。”?王建《镜听词》 郎伯，如“郎伯殊方镇，京华旧国移。” ：“老婆”与“老公”这类叫法，都含有“相濡以沫、恩爱长久”的愿望。

6. 出轨的女人结局是什么

如果引起双方感情确实破裂，没有和好可能，可能会引起离婚。，情节严重，涉嫌重婚罪的，在离婚时可能会不分或少分家庭财产。离婚的原因有多种，一般是因为双方感情确实破裂，没有和好可能；否则，就不会离婚。其他原因有一方吸毒、赌博、家暴且屡教不改等。

《婚姻法》
第三十一条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
第三十二条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第三十三条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7. 英国是怎样从一个迫害同性恋的国家变成“腐国”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

应该没有吧不过我有较为详细的分析（是找到的，本文最初发表自《凤凰自由谈》）：
3月29日是英国同性婚姻法实施的第一天，从这天起，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同性婚姻得到了法律的认可，许多对同性情侣赶在第一时间举行了婚礼，据英国媒体报道，首相卡梅伦“盛赞”并祝福第一对结婚的同性伴侣。

此外，伦敦政府机构也插上象征同性恋运动的彩虹旗以示庆祝。尽管英国不是世界上最先允许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但是回顾英国同性恋法律变革史，或可解答英国为何变“腐国”？

“腐国”是怎样炼成的？

英格兰1967年将同性恋行为“除罪化”，自2005年以来允许同性情侣缔结民事伴侣关系。2013年7月，同性伴侣婚姻法通过，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于今年3月13日开始为同性婚姻办理登记手续。3月29日，这项法律正式生效。

和大多数国家一样，近代以前，同性恋在英国都是有罪的

在镇压同性恋的法律中，英国亨利八世的法律最为著名，后世有关同性恋的法律大多援引该法。1533年，英王亨利八世制定了对鸡奸判处死刑的法律，这一法律一直被保留到1861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对同性恋的法律与其他各国相比一直是最为严厉的。

19世纪下半叶，尽管同性恋仍被视为犯罪、不道德和不体面的事情，但男妓充斥伦敦，英国上流社会的男子寄宿学校中也盛行同性恋。因此1861年以后，死刑改为监禁，从10年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不等。

当时发生的最著名的同性恋案件，就是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事件。王尔德是位同性恋者，他的性伴是道格拉斯勋爵。1895年道格拉斯的父亲奎恩斯伯里侯爵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公开称王尔德为“摆出肛交姿势的王尔德”。王尔德在法院告他诽谤罪。

然而，王尔德发生同性性行为的事实败露，反被判两年劳役。他的妻子因而离开了他，他的作品也不能再上演。出狱后三年不幸逝世。

沃芬顿报告：划时代的大转折

1954年前英国的同性恋法律地位并无太大变化，同性恋还被认为是一种疾病，任何同性恋活动无论在公共场所或私人空间发生，都会面临坐监。

但随着二战后普世观念的传播，1954年英国内务部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法律应该如何处理“同性恋犯罪与卖淫”。该委员会由15位“社会贤达”组成，没有任何激进分子，而本身反感同性恋的John
Wolfenden被认命为委员会主席。
在被要求“抛开个人立场、基于事实证据作出合乎道德与法理的判断”时，该委员会可以说体现了现代文明的最高道德与思辨，经过62次会议以及听取200个以上团体和个人所作的证词，长达3年的激烈讨论和质证，最终在1957年9月4日由Wolfenden爵士提交给英国政府的这份报告指出，“同性恋不是一种病”以及“任何成年人之间，在相互允许情况下，私下进行的同性恋活动不应被认为是犯罪”。

沃芬顿报告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对同性恋看法的一个重大转折，也被公认为是西方国家对同性恋合法化的起点，具有里程碑意义。

沃芬顿委员会报告认为：“除非社会通过法律机构专门去将犯罪与恶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否则就应保留一个由个人来判定行为是否道德的领域，这个领域用简明的话来说，不关法律的事。这么说不是要宽恕或者鼓励私下的不道德。

相反，强调道德或不道德的判定纯属私下的及个人的性质，是为了强调个人与私下的责任。可以期望一个成熟的人会在没有法律惩罚的威胁下，自觉地承担起责任。”沃芬顿报告将法律领域与道德领域划分开来的思想，对后世的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划时代影响。

196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取消同性恋罪名

1956年英国颁布了性犯罪法案，规定凡不在公共场所（包括公厕）双方同意而且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鸡奸，不算犯罪；除此以外的鸡奸行为仍以鸡奸罪论处。

1964年英国国会继续讨论修改性犯罪法案，上议院阿伦勋爵(Lord
Arran)提出“如果参与者年龄在21岁以上并出于自愿，私下进行的男同性性行为不是犯罪。”1966年该法案分别在上议院和下议院获得通过。

在1967年，在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法律正式取消同性恋罪名，规定年满21岁，双方同意的同性恋行为不算犯罪。但仍然限定，参与者在二人以上或在公共场合的同性恋行为应视为犯罪。此外，规定军事及警察机构人员中的同性恋行为仍属非法行为。

1994年英国国会通过将同意年龄降至18岁的修正案。

2003年反性侵犯法案生效，取消了关于特定性向性别的规定，包括1967年性犯罪法案的有关条款，从而给予男女双方相同的反性侵犯权利。
2006年种族和宗教仇恨法案通过，任何基于性取向的暴力将被以仇恨罪（重罪）论处，该法案于2007年生效。其实在2003年犯罪公平法案已经规定，凡故意针对同性恋的犯罪，性取向仇视将视为量刑加重情节。

从民事伴侣权到同性婚姻合法

在刑事非罪化和受到更多保护后，英国同性恋维权开始转向民事领域。2004年英国通过民事伴侣法案，给予同性伴侣关系法律地位。第一对为英国法律认可的同性伴侣是2005年12月5日登记的Matthew
Roche和Christopher Cramp，由于Roche患有绝症，法院特别取消了14天的静默期，Roche在次日去世。

该法案适用于大不列颠全境，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与北爱尔兰。2013年7月，同性伴侣婚姻法通过，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于2014年3月13日开始为同性婚姻办理登记手续。3月29日，这项法律正式生效。

3月29日起同性婚姻在英格兰威尔士正式生效；伦敦政府机关插上彩虹旗庆祝。

同性婚姻法意义何在？

据BBC3月28日的一项取样1007人的调查，68%的人对同性婚姻应该被允许表示同意，26%的人反对。一个同性恋权益机构表示，“人们的态度难以置信地积极。”此外，调查还显示，约4/5的人不会拒绝参加同性恋婚礼。

调查显示，约有6%的英国人是同性恋

据1992年的一项学术调查结果显示，在8337名接受调访的英国男性中，6.1%承认曾有过“同性恋经验”，3.6%的人承认有过“双向恋经验”。2005年英国政府在民事伴侣立法前夕的一次有关养老金、遗产继承和税务影响的调研结果显示，英国总人口中的同性恋者人口约为6%，也就是每16.66个人中就有1人是同性恋。

英国军队也允许同性恋者在军中服役时公开性倾向。同性伴侣自2002年起可享收养之权，自2005年并可登记为公民伴侣。2004年通过的性别承认法案，英国社会时下已普遍接纳同性恋者。

YouGov公司2007年的民调就显示，九成以上英国人支持立法禁止性向歧视，另据Populus公司2009年民调显示，61%的英国人支持同性配偶结婚权。

新法的核心要义在于平权

在英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立法中，英国政府宣布同性伴侣将可以合法结婚，并平等享受异性伴侣结婚后的一切权益。不过，新法附注称将不会强加于不愿接受此法的宗教组织。各宗教组织有权选择是否允许同性恋伴侣在各类宗教礼拜场所举行婚礼。

支持法案的人士指出，原则问题是同性配偶应该享有与异性配偶同样的权利。内政大臣梅指出：“简而言之，一对相爱的配偶被否认正式结婚的权利是不对的。”支持法案的人士还指出，合法结婚是可以在世界各地被认可的，而民事伴侣并不一定能被世界各国认可。

民事伴侣权与同性婚姻权也还有区别

此前，英国的所谓民事伴侣权与新通过的同性婚姻权还是有区别的。合法结婚的同性配偶将可以和异性配偶一样享有遗产继承权、配偶养老金继承权、人寿保险、子女抚养权、家庭团聚移民权等等权利。同性配偶今后也可以选择和异性配偶一样，除了可以在政府民事部门办理结婚手续外，也可以在愿意受理同性婚姻的宗教场所举行婚礼。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理基础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可以理解和接受同性恋群体的人渐渐在增加了，但是不少社会的排斥和歧视依然存在，有关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法理争论也一直都存在。

法律既然给予了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就当平等对待选择结果

从法理上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同性恋者的权利必须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法律允许每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模式，自由选择生活伴侣，同性恋者现在只是在这个模式里换了一个性别的伴侣而已。

法律既然给予了公民同等的自由选择权，就应该对他们选择的结果给予同等的对待。因而如果法律给予异性恋婚姻承认和保护，也就应同等地保护同性恋者婚姻，不可以以性取向为标准划分人群的不同对待。

同性恋群体的权益也需要法律的维护

从现实上看，同性恋伴侣间虽然缺少婚姻形式，但是实质的伴侣关系一直存在。现在很多的同性恋伴侣共同生活，但在同居期间当他们有了财产的纠纷、继承问题时，没有法律可以适用。在对外关系中，因为社会的歧视和排斥行为，同性恋者受到种种不公的待遇，造成了一开始所说的实质权益和精神上的损害。

现代科学已证明同性恋也是一种自然现象，社会的歧视纯粹源于僵化的道德观念氛围，是不正确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法律拥有最权威的价值判断和导向力，去推动整个社会理性化，引导大众正确对待同性恋人群。

从现实角度考量，对社会也是有益而无害

从社会角度看，现在由于同性伴侣间的结合关系没有法定婚姻形式加以保障和束缚，容易造成部分同性恋者交友随意，加剧群体的不稳定性和性病传播机率。相反，法律若承认了同性婚姻，那么双方以结合关系产生的合法身份权可以使部分同性恋者建立相对稳定关系，有效解决群体内部和对外的矛盾，促进社会安定融洽，是有益的。

同性婚姻合法化或将蔓延开来

同性婚姻在很多国家目前还不被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首先面临着法律上的障碍，而这种障碍，实际上剥夺了同性恋者的同性婚姻权，显然这是不公平的。

世界上最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是荷兰，早在2001年就通过立法。此后，先后通过同性婚姻立法的国家是比利时（2003）、西班牙（2005）、加拿大（2005）、南非（2006）、挪威（2009）、瑞典（2009）、葡萄牙（2010）、冰岛（2010）、阿根廷（2010）、丹麦（2012）、法国（2013）和英国（2013）。

而那些暂时没有合法化的国家，也并没有放弃争取。在2013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一部歧视同性婚姻的法律违宪，使得同性伴侣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赢得历史性胜利。最高法院在裁决书中批评《婚姻保护法》歧视同性婚姻，误导众人“同性婚姻比异性婚姻逊色”，违背了人人享有一切平等权益的美国宪法精神。

《婚姻保护法》被推翻后，意味着在目前承认同性婚姻的12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首都华盛顿)，合法结婚的同性伴侣将与异性夫妻无异，可以在纳税、保险、配偶移民、遗产继承等诸多方面享受优惠和福利。

同性婚姻在很多国家目前还不被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首先面临着法律上的障碍，而这种障碍，实际上剥夺了同性恋者的同性婚姻权，显然这是不公平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理基础是宪法上的平等权，它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与宽容度，是社会的现实要求，更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当相爱的人被法律所分开，那就应该是法律需要被修改。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一份声明中说。
本文最初发表自《凤凰自由谈》，编辑：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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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代为何会男风盛行!

中国历史上，“男风”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普遍流行于朝廷和民间，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这种风气是受当时的动荡的社会环境，严苛的性禁锢的政治制度、崇尚人性自由的文化背景影响的。它的盛行在破坏封建礼教的同时，也繁荣了同性文学。然而人们对同性之爱充满排斥的同时，也应该要正视这种社会现象的正常性，为百年男风探索新的正规出路。 关键词：中国历史；男风 男风，指同性恋现象或同性恋活动。现代社会大多数人对“男风”抱以排斥态度，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男风”记载却是不绝于史书的，由此可见“男风”在古代之盛，以及古人对“男风”的赞同态度。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宠大兴，甚于女色”① 的记载。此外，不少文人墨客的诗文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历史时期人们对“男风”的态度看法，如阮籍在他的诗《咏怀诗·三》里对“安陵”、“龙阳”这些事情加以吟咏赞美：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泽若九春，磐析似秋霜。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宿昔月衣裳。愿为双鸟飞，比翼共翱翔。丹青着明誓，永世不相忘。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男风”，根据其中有无同性之爱可分为两种： 一、强权下的无爱之爱 这种借风气往往出现在君王贵族这样的上流社会，他们权势剥夺他人的性选择，迫使年轻俊美的男子供其亵玩，其中的明正德皇帝武宗可堪称一最。武宗喜年少英俊的娈童，其男宠不计其数并且到处搜罗男宠，其一是从宫里的太监中鳞选娈童作贴身随从，当然也与之进行性活动： “武宗初年，选内臣俊美者以充宠幸，名曰“老儿当”（ “老儿当”是当时男同性恋的代名词。由于男风泛滥，当时对男同性恋有不少代名词与“雅称”），犹云等辈也。时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儿，盖反言之。”② 徐充《暧姝由笔》卷三亦曰：“正德初内臣最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然实不计老少，惟宠狎是尊。余近访知老儿当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岂闳孺、籍孺之类欤？” 而且，武宗猎艳对象也不限于内臣，当其外出游幸活动中亦四处搜罗娈童： “武宗南幸，至杨文襄家，有歌童侍焉。上悦其白皙，问何名，曰杨芝。赐名曰“羊脂玉”，命从驾北上。先是上出宣府，有歌者亦为上所喜。问其名，左右以“ 头上白”为对，盖本代府院中乐部，镇守太监借来供应者，故有此诨名。上笑曰：“头既白，不知腰间亦白乎？”逮上起，诸大璫遂阉之。盖虑圣意或欲呼入内廷，故有此问。③ 众多的娈宠，或为功名利禄，或为荣华富贵，或屈服于强权之下，只有少数奋起反抗。 公元370年，苻坚的前秦一举摧毁了慕容家族的前燕帝国，前燕的一对皇族姐弟：十四岁的清河公主和十二岁的慕容冲也落入苻坚之手。苻坚贪恋两人的美貌，对这小姐弟非常宠爱，当时长安城中就有歌谣“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但是这一雌一雄岂愿意充当符坚的性童呢？最终慕容冲反叛，苻坚倒台。慕容冲用自己的怒火宣告了一个事实：被权力污染的性爱，带给人们只有屈辱与痛苦。 二、惺惺相惜的有爱之爱 元代林载卿的《诚斋杂记》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中潘章和王仲先从相见到相爱，情同夫妇，甚至同死的事情。他们俩合葬的墓冢后来还长出一棵枝叶相抱的树，可谓死后仍相爱如故，贞诚感天，这棵树也称为“共枕树”。 这个故事虽趋于神话了点，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到潘章于王仲先之间深厚的爱情。另外汉哀帝与董贤的故事也是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 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拜为黄门郎，由是始幸。问及其父，即日征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起卧。又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④ 由此可见哀帝对董贤的情谊之深。 孔子在《论语》中说：“不有祝佗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以色于今之世！”墨子亦云：“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慧哉！王公有所爱其色，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于万人之官。”由此可见“男风”是有违礼法的。那么，在中国古代，这么一个无处不充斥着封建礼教思想的社会中，这种完全违背礼教思想的同性之爱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乃至自成一“风”的呢？ 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玄学兴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实行性禁锢的明清时期。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1、动乱的年代 男风的形成和当时的政治动乱，军阀割据，民无所从的形势分不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政治黑暗，统治阶级无暇顾及对伦理道德方面的教化，导致礼教松弛，人们的婚爱状况混乱。在这种形势下,不少人以颓废、放浪、利己的态度对待人生，“风流相放，唯色是尚”，甚至“以男为女”，又或者自形女色以求慰藉。另外，此时期可谓士人天堂，天下寒士尚玄学，好清谈，讲风度，求自由，由此形成了当时放浪形骸，人性自由达到到极致的社会风气。 正史上有段关于文学家庾信与梁宗室萧韶同性之爱的有趣的记载： “韶昔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后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蹋肴馔，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宾客满坐，韶甚惭耻。”⑤ 这段资料描述了当时庾信因为萧韶对自己的冷落，致使双方发生矛盾冲突，甚至于侮辱对方。可见，当时男风不仅盛行，而且其深入程度已经非表面作秀，而是如同男女之爱一般，礼遇冷淡之时，会有怨恨甚至争吵冲突的现象出现。 2、玄学的兴盛 间玄学的兴起，使人们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审察、批判过去的一些道德观和世界观。与何晏并为玄学宗师的王弼，提出了“崇本息末论”，强调以自然无为为“本”，名教礼法为“末”，强调人的自然性。嵇康则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强盛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了这种观念，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基于这个前提，追求声色也是自然而然，而且是名正言顺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名教经学桎梏及名利的束缚。所谓食、色，性也，人之大欲。既然要追求自然和人性，那当然也包括了性爱在内。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名士们在追求人性自然、思想道德解放的同时，也追求着肉体上的解放。 3、独特的审美 出于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魏晋士人重视外貌打扮，在涂脂抹粉中寻求生命的美感。 《晋书·潘岳传》曰：“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⑥ 这种以男子修饰仪容、敷粉装扮为美的社会风气造成了当时社会上的男子脂粉气过重，偏向女子的阴柔。而这种现象正是促进了男子同性之爱的发展。 二、明清时期 1、物极必反的性禁锢 明代谢肇制所著的《五杂俎》中，详细地阐述了男同性恋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发展至明代的情形： “男色之兴，自伊训有比顽童之戒，则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龙阳，见于传册，佞幸之篇，史不绝书，至晋而大盛，世说之所称述，强半以容貌举止定衡鉴矣。史谓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内仿效，至于夫妻离绝，动生怨恚。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今复稍雄张矣，大率东南人较西北为甚也。” 由此可见，明代时男风仍是十分盛行的。但是，众所周知，明代继续受程朱理学、封建礼教的影响，“存天理，灭人欲”，实行着非常严酷的性禁锢：明宣宗以后，朝廷颁布法令，裁汰官妓，且对此项条令严格执行。无论官员士子，凡有宿娼者，亦或稍有不正当性行为，轻则贬谪，重则加以革职，且永不录用。然而，恰恰就是这种性禁锢促使“男风”的发展和盛行，玄德皇帝意欲重归道德的初衷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南辕北辄，适得其反。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是不自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此促成的夫妻之间感情往往淡薄。恩格斯说过卖淫和通奸是一夫一妻制的补充。现在宿娼这条“补充”之路既断，于是只好在同性之间发泄了。 《五杂俎》中有以下一段论述： “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 即是说，与嫖妓相比，男风在当时既没有和法律抵触而且也花费较少的钱。此外，男子相亲，妻子很难过问、追究、反对，家庭矛盾也不会十分尖锐。对宗室而言，同性之爱不会诞生后代，造成血统紊乱，这对满清统治者而言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满族人重视血统，尤其是皇族，为保持自己满族人的皇族血统，满清朝廷严禁满汉通婚。这样一来，同性恋就成为 一种为统治者所默许的满汉之间的性关系，于是社会就在严格控制异性性爱行为的同时，放宽了对同性之爱的限制。这样，男风就越刮越盛了。 2、思想解放 以明朝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为代表的，崇尚“心即理“一派，逐渐冲破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儒理学的束缚，伸张自然情欲的主张开始萌芽。王阳明崇尚个人表现和个性发展，而他的追随者随后发展了这种哲学。他们提出欲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压抑使人无为，人应该表达和释放来自内心和本性的情欲。宫廷中的同性恋风气固然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真正使男风盛行的还是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的改变，尤其是广大士人和官员的积极参与。在中国古代，士人是社会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除了那些以正统自居的道学家之外，明清士人通常不仅不排斥或谴责同性恋，反而常把它作为一种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并加以倡扬。 这种道德观念上的开放，导致了同性恋之风在明清两代的空前繁盛。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里，曹雪芹就描写了宝玉和秦钟、宝玉和蒋玉涵的恋情。清朝乾隆年间的学者袁枚的《子不语》中载有大量的同性恋故事，而袁枚本人与吴下秀才郭淳之间就有一段同性恋情。著名诗人兼书画家郑板桥自叙“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⑦算是承认了他也好男风。清代同性恋文学中一批专门描写同性恋爱的《宜香春质》、《龙阳逸史》和《品花宝鉴》等作品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当时的男风之兴盛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纵使男风在中国古代盛极一时，但是，基于男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以迷恋年轻男色为核心，享乐性和短暂性是其特点，它盛行百年，却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或形成以同性联姻为主的家庭模式，或者婚姻机制，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清末以后男风的衰微。 从文明发展上看，同性之爱在中国受到压制是中华民族百年悲剧的一部份。封建社会时期，同性恋者往往成为社会运动的牺牲品。男风兴盛，招引了统治者的注意，使自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相比之下，古希腊的斯巴达同性情人军团在保家卫国方面创下了丰功伟绩，在这种环境下，同性恋受到社会的宽待以至赞美，可谓实至名归。洋炮轰鸣下姗姗来迟的戊戌变法不幸胎死腹中，使当时康有为提出的婚姻法（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内容）未能在神州大地实行。五四运动提倡向西方学习，然而不幸的是当时的西方普遍视同性恋之爱为病态，而五十年代西方兴起的同性恋正常性和健康性研究以及后来的平反政策，却因学术交流的中断而未能及时吸收，“断章取义”的学习使同性恋至今在中国仍然被列为病态。而现如今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周年，部分中国人民已经渐渐重新认识同性恋的正常性，为同性之爱平冤昭雪。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了解和理解同性恋，社会也渐渐开始接受同性恋。我想，我们作为国家的新一代，国家的未来，也有必要正视同性之爱，以史为鉴，在我们追求异性之爱的同时，也帮助这些长期受到歧视的群体探索出一条让他们能长期健康安定生活的生存道路。 ⑥《晋书》中华书局, 1974年。⑦《板桥自叙》 ①《晋书》卷二十九《五行志》下，第908页，中华书局，1987年。 ②《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老儿当》，第820页，中华书局， 1959年。 ③《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正德二歌者》，第891 页，中华书局， 1959年。 ④《汉书·卷九十三·董贤传》 ⑤《南史·长沙宣武王传》，李延寿，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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