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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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合同法研究（第一卷）

作者：王利明

豆瓣评分：7.3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2-11

页数：734

内容简介：

本书密切结合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实践，并在借鉴国外合同立法的先进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合同的概念、特征，分类，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的成立，合同的内容与形式以及合同的效力做了较为全面和详尽的研究。

本书作者认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应当由合同自由、诚实信用、合同正义、鼓励交易四项构成；应当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以及合同的不成立与无效；合同法应当将违反诚信义务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并在法律上应当严格区分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对欠缺生效要件的合同，应当区分效力待定、无效和可撤销合同。作者对合同法在当代的发展以及合同法中的一些新的疑难问题，如涉他合同、电子合同、格式条款、效力待定合同的类型、合同漏洞的填补等都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贰』 在什么胁迫情况下签订合同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2)王利明合同法扩展阅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二条 合同终止后的义务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三条 合同约定解除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四条 合同的法定解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五条 解除权消灭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第九十六条 解除权的行使

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 解除的效力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叁』 如何理解合同法第51条与物权法第106条之间的适用关系

阁下所提的问题说得细致了，完全可以做一篇很有水平的论文。
合同法第51条和物权法第106条在法律适用层面的关系，二者的关联在于无权处分，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是无权处分场合合同效力问题，而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是无权处分场合物权变动的问题。尽管如此，二者也不是没有关联，其间的关联发生在善意取得场合是否要求合同有效。对此学学者之间存在较大争议。
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善意取得场合应当具备合同有效这一要件，当时物权法草案（三审稿）第111条也曾经规定要求转让合同有效这一要件。
比如，物权法（草案）三审稿
第一百一十一条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即时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
（二）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
（三）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四）转让合同有效。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后来将这一要件删去了，其中的一个理由即是，这一规定和合同法第51条相矛盾，将会制造碰撞式法律漏洞。
所以从维护合同法第51条的出发点来看，删去这一要件是正确的。但是从法律优劣、比较法视野来看，这一立法并非无可挑剔。而问题的根源均源自合同法第51条。
韩世远教授、王轶为代表的学者即倡导，可以采取物权法第15条的做法，区分合同效力和物权变动，合同效力本身不受无权处分的影响，除非存在法定无效、可撤销的情形。但是这样的做法势必造成合同法第51条成为具文。
综上所述，在不修改合同法第51条的背景下并且不修改对合同法第51条的解释（合同效力待定而非物权合同效力待定）的情况下，将转让合同有效剔除出第106条是符合法学方法论的。也就是说不要求转让合同有效，物权法第106条的善意是指“对出让人没有处分权不知情”，对于是否需要区分不动产和动产采纳不同的善意标准（吸收德国法的做法，对动产还需附加无重大过失的主观要件），学者之间存在争议，从物权法第106条文义来看，确实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崔建远教授认为，对于动产、不动产适用统一的善意标准是指“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但是程啸、朱广新等认为应当区分动产不动产分别采取善意取得和公信力制度。
代表性著述可参考崔建远著：物权法（第二版）；王利明、尹飞、程啸著：中国物权法教程；王洪亮：登记公信力的相对化（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程啸：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公信力制度。

『肆』 比较我国合同法与CISG的区别和联系

一、合同的订立
如果比较 CISG 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 第 14 条 － 第 24 条)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 9 条 － 第 43 条)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合同法对于 CISG 规定作了相当充分的借鉴和吸收。比如，关于要约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约是否可以撤销，这是合同缔结法统一化过程中遇到的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因为不同国家的做法并不一样。CISG 第 16 条等规定反映出了调和不同见解的意图，第 1 款以要约可撤销为原则，不过，它对这一原则作了限制。中国原来的民法理论受德国民法理论的影响，承认要约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于保护受要约人的利益，维护正常交易的安全。不过，中国合同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要约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参考了 CISG，规定了要约的撤回及撤销，惟对此作了若干的限制( 中国合同法第19 条) 。
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合同法“总则”与“分则”的结构，就会明白，该法规定的合同的订立并不限于买卖合同，而是对于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适用的。
二、合同解除
( 一) 根本违约
根本违约( fundamental breach) 的思想被中国合同法接受了，体现在第 94 条第 2 － 4 项。但是，与 CISG 第 25 条相比，二者有一些差异。其一，CISG 第 25 条对于根本违约的构成作了限制: “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这在中国合同法中是没有的。对于这一差异，有的学者指出: “我国法律规定对根本违约的判定标准不如《公约》那么严格，没有使用可预见性理论来限定根本违约的构成，只是强调了违约结果的严重性可以成为认定根本违约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抛弃了主观标准，减少了因主观标准的介入造成的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以及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因素。”（注：参见王利明: 《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4 页;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 288 页。中国学者对于公约第 25 条“可预见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约起草时便已有同类观点存在。Schlechtriem 教授对此指出，这个概念更容易被错误地理解为主观归责因素。由于这里最决定性的问题是对合同以及约定的义务的解释，所以最终涉及的就是对每一项义务违反所产生的影响的证明和举证责任。参见[德]彼得·施莱希特里姆: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李慧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页。）其二，对于所违反的合同义务，CISG 没有进一步要求，只强调其结果（被违反的义务是( 用德国法术语) 主要义务( Hauptpflicht) 抑或是附随义务( Nebenpflicht) ，是给付义务( Leistungspflicht) 抑或是保护义务( Schutzpflicht，参照德国民法第 24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 ，是无所谓的; 附随义务( 或许宜称为附加义务) 也可能对债权人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可能决定合同“应存续抑或解消”。Vgl． Peter Schlechtriem，Internationales UN － Kaufrecht，4． Aufl． ，2007，Rn 114．）;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和第 3 项强调了违反的是“主要债务”，同条第 4 项则未再要求“主要债务”，中国的学说解释亦承认在个别场合，附随义务违约亦得构成根本违约，发生解除权[5]462。
( 二) 协议变更或者终止合同
CISG 第 29 条第 1 款规定，合同只需双方当事人协议，就可更改或终止。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中规定在第 77 条第 1 款和第 93 条第1 款。二者的差异是，CISG 第29 条第2 款规定，规定任何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必须以书面做出的书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但是，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如经另一方当事人寄以信赖，就不得坚持此项规定。中国合同法对于合同的协议变更或者解除，并没有规定类似的规则。但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别的约定，要求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协议须采取书面形式，该约定仍有效力。另外，依中国合同法第 36 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该规定也可以适用于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协议，最终的效果，与 CISG 相去不远。
( 三) 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 CISG 第 26 条及第 27 条，解除合同的声明须向相对人发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释，该 通 知 不 以 送 达 为 生 效 要 件[6]48。依Schlechtriem 教授的观点，从 CISG 第 26 条及第27 条本身的措辞和制订者们的本意出发，应该确认意思表示是从发出时生效的。尽管他本人从法的应然性角度出发，赞同 Neumayer 的观点，即形成权性质的意思表示不应当被视为在受领 人 完 全 没 有 知 晓 的 情 况 下 就 可 以 生效[6]109。而依中国合同法第 96 条第 1 款，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在这一点上，中国合同法与 CISG 存在差异。
( 四) 解除的法律后果
中国合同法第 97 条和第 98 条的规定与CISG 第 8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异体现在，CISG 规定“如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中国合同法没有这样明文的规定，学者解释上主张，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 第 66条)[5]263。
CISG 第 82 条规定了买方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者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上并不存在。在学者解释上，学者指出，《德国债务法现代化法》废止了原来民法典第 350 －354 条，于第 346 条第 2 款规定了以作价偿还来代替返还，解除权并不消灭。德国法的这一转向，殊值重视。我国《合同法》就上述问题，未设明文规定，可以视为法律漏洞，在填补漏洞时，宜取法德国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权人的事由使受领的标的物严重毁损灭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还，作为解除权消灭的原因，而应当肯定解除权人仍保有其解除权，但行使解除权后须对受领的标的物作价偿还[5]484。
三、违约责任与免责
( 一) 关于先期违约
CISG 第 71 条和第 72 条是对先期违约( an-ticipatory breach) 的规定，同时，第 71 条也吸收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 Unsicherheitseinrede) 的内容[6]256。在中国合同法中，一方面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发端于普通法的先期违约制度。与 CISG 相比，一个形式差异在于，中国合同法并非规定在并排的两个条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规定了这两个制度，分别是第 68条、第69 条、第94 条、第108 条。
由于混合继受了两个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国合同法上述条文的解释适用遇到了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里存在一些冲突或者不和协，特别是对于默示的拒绝履行场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经过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 94 条第 2 项的规定上没有反映出来。在学说上，有见解主张宜采体系解释方法，对于94 条 2 项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在解释上应参照第69 条，进一步要求解除权的发生以“催告”为前提[5]462。这一解释结论，如果对照 CISG第72 条的规定，也可以进一步获得印证。
( 四) 要求特定履行
关于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CISG采取折衷方案( 第 28 条) ，以“法院没有义务做出判决，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为原则，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属本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为例外。CISG 第46条规定了买受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62 条规定了出卖人的履行请求权。中国合同法第 107 条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条款，并列规定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肯定非违约方有履行请求权，在通常解释上，非违约方原则上有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法院对于非违约方的选择有一定的裁量权。中国合同法第 109 条规定了金钱之债的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110 条规定了非金钱之债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这种区分，虽然可以从形式上能够分别对应于 CISG 第46 条和第62条，从实际内容上看，似乎没有鲜明的受 CISG影响的痕迹。
中国合同法第 110 条针对非金钱债务规定了三种排除履行请求权的情形: ( 1) 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 2) 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 3) 债权人在合同期限内未要求履行。与之相比，CISG 虽未作相似的规定，但通过解释，也可以获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学者指出，在 CISG 中在货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并不妨碍合同成立，由此引发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给付请求履行的问题，不过，参照CISG 第 46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有排斥对于出卖人过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货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应解释为，对于不能义务的履行请求不予承认[7]22。
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针对质量不符合约定，规定了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其中的“修理、更换、重作”属于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8]314，被称作“补救的履行请求”[5]543。CISG 第 46 条第 2 款规定了更换，同条第 3 款规定了修理，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请求权要件，前者要求“此种不符合同情形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且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 后者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与之相比，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的规定比较富有弹性，“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救济方式，这里的“合理”一词，其实也是在赋予裁判者以裁量权。另外，修理、更换、重作，作为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也要适用《合同法》第 110 条对履行请求权所做的限制[5]546，包括“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场合( 第110 条第3 项) ，排除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值得探讨的是，《合同法》第 110 条第3 项与《合同法》第 158 条所规定的检验期间( 瑕疵发现期间) 的关系。我个人初步的意见是，二者所规定的属于同一类性质的问题，可将前者理解为一般规定( 在总则部分) ，将后者理解为特别规定( 在分则部分) ，并依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解决( 三) 减少价款
CISG 第 50 条规定了减价 ( price rec-tion) ，就此规定，是理解为对于大陆法继受自罗马法的减价之诉( actio quanti minoris) ，抑或理解为合同改订的一种情形，抑或理解为普通法( common law) 中的一种损害赔偿，看法并不统一。大陆法圈的文献倾向于持“合同的一部解除”或者合同改订的观点加以说明; 而在普通法圈中，一方面引用大陆法圈的见解，又以之可以通过本来的损害赔偿加以处理，对于减价规定的设置表示怀疑，这样的文献也是存在的。不过，也有学者提示，从 CISG 对于条文的安排来看，减价( 第 50 条) 被放在合同解除( 第 49 条) 与出卖人的一部不履行( 第51 条) 之间，故将减价放在合同的一部解除( partial avoidance) 的位置上，也是可能的[7]24。
中国合同法在总则第 111 条规定了“减少价款或者报酬”，在立法体系安排上，将减价规定在合同法总则，而不是像德国民法第 441 条规定在“买卖”部分（注：对于德国新债务法的规定，Zimmermann 教授不无遗憾地指出，鉴于新债务法起草人的总体目标是尽可能地将对于隐蔽瑕疵的责任统合进规范违约的一般制度，看到在新的德国民法典中保留着分裂着的减价规定，真是让人吃惊。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15 － 116．）。中国的学说对于减价的探讨尚不多见，既有的探讨将减价权理解成为一种形成权，同时认为与其将减价权建构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构在“合同变更”思想之上[9]21。
( 四) 损害赔偿
如果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受方可以按照公约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项) 。如果买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卖方可以按照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 b项)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 项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所基于的原理是，卖方担保其对于合同义务的履行。该责任并非基于过错、在卖方控制下的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关于履行的特别合同担保，而只是由于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责任。如果不履行是由于第 79 条所谓的无法预见的客观障碍，则不产生损害赔偿义务（注：See Hub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45 Rn 37 － 38． Vgl． auch Müller － Chen in: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 hrsg． ) Kommentar zum Einheitlichen UN － Kaufrecht，5． Aufl． ，2008，Art． 45 Rn 8．）。在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违约亦无须是由于买方的过错，尽管人们须意识到存在着依第 79 条和第 80 条免责的可能（注：See Hag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61 Rn 2．）。CISG 就违约方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不以过错为要件，但有免责的可能，这种规定在中国被称为“严格责任”，并被认为是合同法的发展趋势，进而影响到了中国《合同法》的起草[10]45。对此，虽有中国学者从立法政策立场提出反对意见，（注：参见崔建远: 《严格责任? 过错责任?》，载《民商法论丛》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 页以下; 韩世远: 《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页以下。）《合同法》第107 条最终并未将“过错”作为违约责任或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在这点上，应该承认中国合同法确实受到了 CISG 的影响。
CISG 第 74 条规定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可预见性规则( foreseeability) ，这一规定被中国合同法第 113 条第 1 款完全吸收。CISG 第 75 条规定的替代交易场合的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第76 条规定的未从事替代交易场合依时价计算损害赔偿的方法，在中国合同法中虽未明确规定，在中国实务中的做法，也是大致相当。CISG第 77 条规定的减轻损害规则，中国合同法第119 条的规定与之大致相当。
( 五) 免责
CISG 第 79 条规定的免责事由是“不能控制的障碍”( an impediment beyond his control) ，中国合同法规定的免责事由则是“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后者被定义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 117 条第 2款) ，而 CISG 所用的不是 and，而是 or。因而，中国合同法上的免责事由被限定得严格。CISG 第 79 条第 5 款规定，“本条规定不妨碍任一方行使本 CISG 规定的要求损害赔偿以外的任何权利”。这包括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1 项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二者在这点上是共同的。
四、买卖合同
( 一) 买卖的标的物
CISG 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正如其名称所反映出来的，是货物( goods) ，同时 CISG 又明确排除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经由拍卖的销售、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售、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或货币的销售、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电力的销售( CISG 第 2 条) 。
中国《合同法》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是有体物，并不包括权利。这里的有体物，并不以动产为限，尚包括不动产。当然，土地不能成为买卖的标的物( 只是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 ，故这里的不动产主要指房屋之类建筑物。这里的买卖，既可以是商事买卖，也可以是民事的买卖，包括消费者为买受人的买卖。拍卖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买卖。
( 二) 卖方的义务
卖方的义务( CISG 第 30 条、中国合同法第135 条、第 136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地点( CISG 第31 条、中国合同法第 141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时间( CISG 第 33 条、中国合同法第138 条、第 139 条) 等，中国合同法学习了 CISG。
( 三) 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统合入违约责任
中国法是大陆法系大家庭中的一员，因而，起源于罗马法的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便很容易被想当然地以为存在于中国法中。这一问题，在中国统一的合同法之前，学说上存在分歧。中国合同法第 153 条规定了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第 155 条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 111 条的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第111 条是合同法总则“违约责任”章中的一个条文，它规定: “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 61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对于中国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尽管有个别学者认为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相对独立，它与一般的违约责任竞合，买受人可以根据个案择一而主张[11]，主流的学说则主张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已被统合进了违约责任，中国法奉行的是违约责任“单轨制”，而不是违约责任与瑕疵担保责任并存的“双轨制”[12]。中国合同法的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学习了 CISG。违反 CISG 第 35 条第 1 款而质量不符的情形，既可以包括有瑕疵的履行( peius) ，也可以包括给付他种物( aliud) ，且均可因瑕疵通知期间的徒过( 错过责问 Rügeversaeumung) 而“治愈( geheilt) ”[6]123。同样，依中国合同法第 158条，买受人怠于将标的物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不存在另外追究出卖人一般违约责任的余地。在中国合同法之后，同为大陆法系一员的德国民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也已实现了这种统合[13]79 －121。
CISG 第 35 条对于标的物在数量、质量、规格、包装方面的符合性作了专门规定，对此，中国合同法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分散地作了规定。换言之，在中国合同法上，买卖标的物的合同符合性并非集中地规定的，而是分散的。其中，对于质量的符合性，规定在第153 条、第154条( 指引向第 62 条第 1 项) 、第 155 条( 指引向第 111 条) 、第 168 条、第 169 条等。对于数量的符合性，虽然没有像质量那样明确规定了出卖人的相关义务，但从其他条文可以看出，合同法还是作了相关的要求的，体现在第 158 条、第162 条以及第 72 条等。对于所谓“规格”，合同法没有专门的规定，而是体现在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 比如第 153 条) 或者凭样品买卖( 第169 条) 。合同法没有像 CISG 那样使用“通常使用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但在第 169 条规定了凭样品买卖出卖人的买受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这里的“通常标准”概念，在功能上与 CISG 所谓的“通常使用目的”相当。对于包装，中国合同法第 156 条照搬了 CISG 第 35条第 2 款第 4 项。
CISG 第 38 条规定了买方检验货物的时间。中国合同法第 157 条的规定并不完全一样，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在没有约定场合的及时检验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中国合同法没有进一步区分情形详细规定，而是作了简化处理。这一做法并不意味着中国合同法的起草人认为 CISG 的规定不合理，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便于使立法通过的考虑，在一些规定上删繁就简。
( 四) 风险负担
中国合同法第 142 － 149 条是关于买卖标的物风险负担的规定，这些规定显而易见是受到了 CISG 的影响，但又有所变化。
中国合同法吸收 CISG 的地方体现在: 规定了风险移转的交付主义( 第 142 条，CISG 第 69条第 1 款) 。规定了一些特别的规则，包括: 债权人迟延场合的风险移转( 第 143 条) 、在途标的物买卖中的风险负担( 第 144 条，中国法缺少但书) 、第一承运人规则( 第 145 条) 、特定地点规则( 第146 条) 。中国合同法规定了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 第 147 条、CISG 第 67 条第 1 款后段) 。并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第 149 条，CISG 第 70 条) 。
中国合同法第 148 条规定: 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这一规则以CISG 中是没有的。这一条是参考美国统一商法典作出的规定[14]229，但是，该条与统一商法典第 2 －510 条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动。
由于 CISG 中不存在标的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合同不成立的规定，该合同仍得有效成立，出卖人不交付标的物只是构成违约[6]36，故CISG 中的风险负担制度，被认为是与以双务合同概念为媒介的履行牵连关系机制无关[7]21。

『伍』 王利明的著书立说 潜心治学

1984年，王利明留校任教，适逢我国酝酿、起草《民法通则》，其主要起草者就是王利明的博士导师佟柔教授。王利明协助导师就《民法通则》中涉及的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开始形成了自己对民法体系及各项制度的看法和认识。1986年，他和郭明瑞教授等合作撰写了《民法新论》，该书在法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法研究生的必读书目，直到今天许多颇有名气的学者都坦言受益于此书良多。
历史给了王利明这一代法学家拓荒的机遇，也给了这一代法学家拓荒的艰难。为进行学术上的探索，王利明住过没有暖气的小屋，寒冷的冬日，他背上披一条被子、腿上盖一条被子笔耕不辍。那时他的女儿刚刚出生，为了孩子着想，他只好借住在校外。当时，王利明还担任了两个班的教学工作。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挤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赶往学校。就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以及著名的《民法新论》和《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的著述。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王利明先后获首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等奖励，2004年8月当选为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
物权法是王利明始终关注的领域。在长期对物权法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1998年他出版了《物权法论》。此后，王利明又对我国物权法起草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出版了《物权法研究》一书。
王利明很早就对合同法研究抱有浓厚兴趣。他的专著《违约责任论》获得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后又出版了专著《合同法研究》，被认为“逐步建立了先进。科学、符合中国国情的合同法体系和规则”。
王利明是我国最早研究侵权行为法的学者之一，他的《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为我国侵权法内容和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王利明非常关注人格权问题，他极力主张人格权法应与侵权行为法一样作为民法中独立的制度对待，力图改变传统民法历来沿袭的重物轻人的状况，构建新的民法体系。
民商法理论博大精深，20年来，王利明一直关注着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有关民法学的新问题，孜孜以求，勤奋不已。在通盘研究了民商法具体领域中诸多问题之后，他开始撰写《民法总则研究》，该书荣获2004年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2002年起，《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系列文库》陆续付梓，至今已出版六卷，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王利明认为，对于研究法律的学者，不仅要认识到法治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更要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法治建设中所肩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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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民法书籍推荐

一、民法史与概述

1、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2、[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

3、[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4、[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5、[德]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德]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7、[美]弗里德曼：《美国法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8、[美]弗里德曼：《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9、[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二、民法总则

（一）教科书

1、王利明：《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版

2、[德]哈里·韦斯特曼等：《德国民法基本概念（第16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德] 汉斯·布洛克斯：《德国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4、[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二）体系书

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6、[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7、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8、李永军：《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

（三）专著

9、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0、邵建东：《德国民法总则编典型判例 17 则评析》，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1、[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12、芮沐：《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四）注释书

13、石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三、人格权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

1、[日]五十岚清：《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3、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4、谢远扬：《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四、物权法

（一）教科书

1、王利明、尹飞、程啸：《中国物权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 年版

2、崔建远：《物权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3、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4、[日]我妻荣：《新订物权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5、[德]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第 18 版）》，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二）体系书

6、[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7、王利明：《物权法研究（第四版）》（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8、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中、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版

9、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上、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三）专著

10、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程啸：《不动产登记法研究（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即将出版）

13、尹飞：《物权法·用益物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14、崔建远：《土地上的权利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5、高圣平：《担保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6、程啸：《担保物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四）注释书

1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五）工具书

18、程啸编著：《物权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五、债法总则

（一）教科书

1、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

2、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3、[德]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 7 版）》，中国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二）体系书

4、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5、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5、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6、[日]我妻荣：《新订债权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六、合同法

（一）教科书

1、崔建远：《合同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2、王利明：《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谢怀栻等：《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二）体系书

5、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三版）》（第 1、2、3、4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依次出版

6、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卷）》（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7、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8、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9、邱聪智：《新订债法各论》（上、中、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三）释义书

10、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四）工具书

11、程啸编著：《合同法一本通（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七、侵权与损害赔偿法

（一）教科书

1、程啸：《侵权责任法教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2、[德]福克斯：《德国侵权法》，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3、[德]埃尔温·多伊奇等：《德国侵权法（第 5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二）体系书

4、程啸：《侵权责任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5、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

6、王泽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三）专著

7、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澳]彼得·凯恩：《阿蒂亚论事故、赔偿及法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9、[美]彼得·凯恩：《侵权法解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10、邱聪智：《从侵权行为规则原理之变动论危险责任之构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1、[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四）释义书

1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五）工具书

13、程啸编著：《侵权责任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八、民法方法论

（一）入门阶段

1、[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请求权基础》，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3、[日]北川善太郎：《日本民法体系》，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初级阶段

4、[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5、[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梁慧星：《民法学解释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三）高级阶段

7、王利明：《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8、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9、[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1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九、法经济学著作

1、[德]汉斯-贝恩德·舍费尔等：《民法的经济分析》（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第 6 版）》，格致出版社 2012 年版

3、[美]斯蒂文·沙维尔：《法律经济分析的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4、[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七版》，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5、[美]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6、[美]兰德斯、波斯纳：《侵权法的经济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十、民法思维与案例分析

1、王泽鉴：《民法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3、国家法官学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法律适用方法：侵权法案例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4、国家法官学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法律适用方法：合同法案例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捌』 王利明的襄助立法 学术报国

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利明的学术历程，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商事立法历程的一个缩影。王利明先后参与了《经济合同法》。《合同法》。《专利法》、《产品质量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几十部有重要价值的咨询报告，提出了许多立法建议，受到全国人大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关的专家顾问，王利明承担了大量的司法解释的论证，起草工作，以一个法学家的丰厚学识和高度责任心为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咨询。每当这时，王利明总是放下案头的工作，忙碌到深夜，反复斟酌推敲，就平生所学向决策者们提出自己的建议。他深知，“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
1998年，王利明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2003年，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利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起草小组成员，负责起草了《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侵权行为法草案建议稿》、《人格权法草案建议稿》，并主持完成了《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的条文和立法理由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利明曾经三次走上共和国的最高讲坛，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法制讲座，直接面对共和国的最高决策者表达自己的见解。
1998年4月7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组建不久，李鹏委员长听取全国人大财经委的汇报时，王利明的发言给委员长留下了深刻印象。2002年8月31日，王利明又担任主讲人，向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了《物权法律制度》，提出了立法建议。
2004年4月6日，王利明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企业破产法律制度》。两个月之后，备受关注的企业破产法草案首次提交审议，这部历经10年起草的重要法律正式进入了立法程序。
20天后，王利明又参加了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就《法制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谈了自己的研究体会。

『玖』 合同法哪本书写得好

司法考试选择钟秀勇的，主编《民法》系列教材，著有《三校名师讲义》等司考培训教材
一般的学问选择：王泽鉴、王利明、王轶都是著名的民法学家的书

『拾』 《合同法》对格式条款有什么限制

《合同法》抄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阴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违反提请注意义务的，该格式条款不生效。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大格式条款。

下列情形的格式条款无效：

①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②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

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