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经济法

『壹』 唐宋元明清经济总量

一千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业年产就达一百二十五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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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来驳一驳楼上这句胡说八道的东西，胡说八道害死人的。

美日等国在上世纪2、30年代开始，对中国经济起步表现出了及浓厚的兴趣。一般都认为中国经济起步于宋朝，现在各方已经对宋朝的每年铁产量有了比较准确的估计。日本学者估计为5000~40000吨之间，美国学者更是高估到了75000~150000吨之间。但是现在国内研究者从宋朝长期持续铸造铁钱、制造铁兵器和铁成为生产胆铜的原料三个方面对铁的需求增长以及制造铁农具对铁原料的消耗总量，进行新的估算，最后得出宋代最高年产铁额应该是35000吨至70000吨之间。

北宋的铁产量大约是唐朝的3倍左右，而到了南宋，铁产量刚刚维持唐朝的水平。元朝仍未恢复到北宋的水平。

中国的铁产量在明朝时期达到古代史最高峰，永乐年间为年产量9700万斤，折合近5万吨，和北宋产量最高的年份相当。到了嘉靖年间，仅广东一省的铁产量就达到3100万斤，占全国的1/10。而北方山西、河北等的产铁大省的产量历来就高于广东。

到了清朝，康熙下令关闭全国90%的铁矿，并对余下的征收2/10的重税。康熙时期全国铁年产量大幅下降到4500万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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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货币衡量的标准金属：黄金和白银。明朝查封大太监刘瑾时，抄出家产黄金250万两，白银5千万两（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仅他一家就比整个北宋的年收入高出了不知道多少倍。而张居正一条鞭法收上来的400万两白银，只是整个明朝经济总量的凤毛麟角。西方学者的《白银资本》一书中说，1545~1800年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60000吨（12亿两），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再加上从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流入的，明末清初时期中国白银拥有量是北宋无法比拟的。
明朝极盛期江南纺织业非常发达，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到了清朝乾隆时只剩下300张。纺织业的蓬勃发展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原动力，而清朝为了杜绝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抑制纺织业作坊是必然的。明朝末年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前面说的张居正为何只能收这么点白银的根本原因所在。

再看经济发展的基础---人口。北宋全国人口由初期的2200万上升到末年的4500万左右。而明朝永乐年间为5000~6000万，到了崇祯时期经历了连年的灾害和农民起义，人口仍然高达1.9亿。这和明朝时期农业科技的大幅发展以及积极引入西洋农作物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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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唐朝时期中国经济尚未起步，经济总量较低。北宋时期奠定了中国经济起步的基础，北宋的经济比唐朝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南宋由于战乱和地域萎缩的原因，经济总量基本上又下降到唐朝的水平。元朝经济止步不前。到了明朝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海外贸易的大力发展以及私有制经济体系的逐渐形成，使明朝的经济总量比北宋连续翻翻，步入历史新台阶。而清朝统治者实行海禁、严厉消除私有制经济等等原因，使清朝经济总量比明朝有了惨不忍睹的下滑，甚至又回到了北宋的水平。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的巅峰。

『贰』 唐宋之际社会的变革以及经济文化的高涨

隋朝结束了三百年的南北分裂，重建丁统一的帝制国家。隋朝综合汉魏官制创立的政治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继续和补充。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诏书起草，是决策机构；门下省职掌封驳，为审议机构；尚书省负责政策执行，属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隋称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长官称尚书。三省长官共议国政，同执宰相之职。尚书省最高长官因权力太

大，又因下有六部，唐初以后基本不设，只有副职代领此职，而且逐渐没有实权。三省长官议政之所称政事堂，唐太宗以后宰相的成员增多，不限于三省长官。一方面可以集思广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大臣专权。三省制的门下省掌封驳，有对皇帝诏书审定、驳回的权力，这一点历来为后人所赞许。

隋朝在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整顿魏晋以来地方行政机构的混乱局面。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县以下还有乡里组织。为加强中央集权，从隋文帝起，废除了两汉以来州县长官自辟僚属官的制度，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均由吏部任免。积极作用是减掉了不少冗员，节省了国家开支；消极作用是导致地方行政长官权力过轻，难有积极作为，遇有非常情况则不利应付。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如何使中央与地方权力达到均衡，，既保证统一又不失活力，始终是古代中国政治一大难题。此外，为控制地方，唐还划分了十大监察区，称为道；朝廷随时派官员巡察地方政治。

另一项事关文化发展的新制，是科举制的确立。科举制大致制科和常科两项，制科由皇帝临时安排，以待非常之才，官员和平民子弟都可参加。常科基本每年一次，科目主要有进士、明经等六科。其中进士一科要考经典、诗赋和时务策论，难度大、录取宰低，中举后前程又好，所以特别受士子重视，有所谓“缙绅(指官僚阶层)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之说。科举制度创始于隋而大兴于唐，其最大的优越处是公平，读书人都可以经由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决定于出身门第。因此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晚清。汉武帝立经学，两汉培育出一个以经术起家的士流，隋唐则是用科举培育了一个新的土流。科举士流与经学士流在精神气质上不尽相同，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正统高层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2．北方文化背景与唐朝开国

(1)尚武精神

开放的胸襟是唐代立国的基本气象。唐代展开了比秦汉更大规模的开边拓土，最强大时疆域东到朝鲜半岛，西与今天的伊朗接壤，南到越南，北逾大漠而人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唐朝所以有这样强劲的军事实力，完成这样大的开拓，一句话，在它精良的府兵，而府兵的精良又以北方传统为背景。北朝以来实行府兵制，隋至唐初相沿不改。此制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但关中(今陕西、甘肃东部)地区最多，数量几乎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要注意的是，府兵参战武器和马匹是自备的。《木兰辞》中木兰从军前到各市场买骏马长鞭的叙述，也是唐代府兵参军准备的写照。如果是普通的农民，这样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世代习惯农田耕作的农民，仅有农隙的短期训练，无论如何都不会马上成为驰骋沙场的能手。只有—种解释，唐朝早期之所以采取府兵制，依仗的是北方尚武精神。对马匹的热爱又是初唐时代的普遍时尚，画家喜欢画马，有杜甫诗歌为证；马球及骑马射猎在上层社会特别流行；政府对马政特别注意，马的品种是经过杂交改良的，而且价格便宜；在府兵集中的陕西、甘肃的适宜地带，则有饲养近百万马匹的军马场。唐朝若没有它从北朝带来的尚武精神和能征惯战的习性，其赫赫武功是不可想象的。

(2)开放的民族政策

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对异国之人，唐朝基本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唐太宗曾颇为自许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与其说是唐朝皇帝思想境界高，不如说他的北方文化传统赋予他这样一副心态。早就有学者指出唐朝皇室汉族血统不纯，这倒不关紧要，重要的是其北朝关陇贵族胡汉共处的文化经历，使他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严夷夏之防”一类的狭隘族群观念。唐对异族心态的开放，可以由文成公主出嫁西藏一事看出。汉对匈奴也曾有“和亲”，但那是在国力不足时；能击溃强大突厥的唐太宗肯把女儿嫁给与唐修好的松赞干布，绝非鄙视“夷狄”的人所能行。这样的事情在唐太宗及其他皇帝还不止一次。心态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与边地民族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与秦汉时期不同，唐朝对边地异族除那些侵扰边境者，如强大一时的突厥汗国进行军事打击外，一般都采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政策。广阔的境域内必然含有众多的部族人群，“全部落、顺土俗”的含义是让这些部族自治。在边疆地带，王朝或设都督府，或立羁縻州县，但基本都用部落族长为首脑。而数量众多的边地贵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职，也是唐朝特有的现象。这不限于境内，来自日本和朝鲜的晁衡、崔致远都可以在朝任职，可见唐朝气魄之大、包容之广。

唐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在东亚前所未有的以强大的唐朝为中心的部落民族大联合，以及日益高涨的学习唐文化的运动。唐朝皇帝被推举为众多民族的“天可汗”，各部落族长可以在本族群区域内称汗称王，并得到唐朝的策封。边地民族纷纷效仿唐朝制度，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体系，并热情地学习着中原的一切文明生活方式。唐人也在热心地向他人学习，胡服、胡床、胡乐等等，在长安特别流行；著名的玄奘取经及其试图建立原汁原味的佛家教派的努力，与唐人特有的对异域文明的热爱有相当大的关系。当时在亚洲有两大文明：一是迅速崛起的伊斯兰大帝国，另一个就是唐代文明。前者不久走向衰落，后者则更加持久地对亚洲及欧洲产生着影响。首都长安堪称世界文化的融会场和集散地，这里可以看到来自亚洲各国的人员、文明、物产，也可以看到来自边地、异国的留学生和遣唐使；其文化影响甚至远及欧洲。

(3)崇佛教与重诗文

唐代是一个宗教文化的时代。佛教、道教、儒教以及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袄教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信众。朝廷文教基本是一种以儒学治国(表现是以儒家经典选拔政治人才)，以宗教治身并允许信仰自主的多元格局。其中尤以佛教最盛，最盛的原因与王室的北朝背景大有关系。从总体上看，唐人对宗教抱的不是南朝时代“偏于理”，而是北朝的“偏于教”。早期的皇帝都热衷于佛教，武则天夺取唐室最高权力据说是得到僧侣的帮助，她本人甚至编造佛教的授记，诡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化身，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这样的欺骗手段，不是偶得的灵感，而是来自她宗教的虔诚和迷信；这样的手法能够奏效，也正是普遍信仰佛教的结果。北朝式的宗教信仰，使佛教在唐代达到了极盛的局面。佛家的高僧们受着中国宗法的启发，通过对佛教经典的诠释，建立各种宗派。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净土宗、禅宗纷纷成立。诸多宗派各呈异彩，分流并进，最终形成禅宗独占天下的局面。禅宗能够大兴于世的文化机制，至今还有待深入研究，但它“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旨趣，与中国人尚简明不喜欢烦琐的思维倾向有关；更重要的可能是它所标举的出世方式，“佛是世间法，不离世间党” 及“劈柴担水，无非是道”的修道主张，将出世与人世打成一片，与印度僧人到森林去躲避世俗的方式大相径庭，而更合乎中国人的生活理念。真正发展了印度佛教的是禅宗，如果没有唐代虔诚的宗教精神为背景，禅宗的出现当然是不可想象的。

北朝贵族对南朝文化的羡慕心态，在唐代初期仍然以强劲的势头沿袭着。唐太宗曾命高士廉编定《氏族志》，貌似打击山东(即太行山以东地区)贵族，实则唐太宗此举一如当年北魏孝文帝定姓氏，“说明他本人并没有从根本上同门阀士族划清界限”。讲究谱牒本来就是南朝士族的风尚。武则天时代也曾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山东贵族，但胡如雷先生说得好：“武后集团与其说是出于政治考虑打击士族，不如说是垂涎三尺，企羡与士族攀姻，达不到目的

后恼羞成怒，转而大力压制旧姓。”不论是太宗还是武后，贵为皇帝而“企羡”做一个高门或与高门攀亲，典型反映出他们尚没有摆脱孝文帝式的心理。诗歌、文章在唐代的大兴，亦未尝不是同样的北朝心态起作用。唐太宗、唐玄宗都好舞文弄墨，唐太宗做秦王时开学士府，延揽十八学士，直接承续的是南朝诸王结交文士的风气。公认的上官仪、沈俭期、宋之问等对唐诗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们都是宫廷诗人，聚集在一起吟风弄月是他们的常科。北周朝廷因为对南朝诗歌的酷爱扣留过诗人庾信，现在皇家不须这样做了，大唐国里有的是才子，只消把他们拢聚在一起就可以尽情风雅了。连国家选拔政治人才的科举考试，都加上考试诗赋内容，如果没有王室北朝心态下对诗赋文学的狂热，是不可想象的。选拔政治人才，吟诗作赋并非必要，但在皇帝心目中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如此，南朝文人留下的诗文传统，就重新被振作起来，成为一代读书人的大事，并终于繁荣成一个伟大的诗文时代。不仅是诗文，书法、绘画、佛理等一切南朝土子的擅长之物，无一不被唐朝人接续并且赋予自己时代的精神气质。

3．唐代边疆政策对北宋的决定性影响

唐代的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是北宋立国的艰难。强盛时，唐王朝作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和平的方式，带动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共同进步。一当中原政权在晚唐五代变得衰弱时，那些早就享有较高自治权力的边地民族，则乘机内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北方的辽、西北的夏无不如此。两汉时边地民族的内迁是以部落的形态杂居，而北宋建国时，发育于唐代的北方异族政权已经在那里等着与它较量。西晋边地民族的举事。是因为政府措置失当；北宋则另有难题，它必须面对历史的结果，北宋开国规模前比不上汉唐，后也比不上明清，它的边疆压力却十分沉重。为防御北方政权的南下，它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养兵开支的耗费前所未有。但养兵千日，未必能用在一时，对付北国兵马，宋军几乎是屡战屡败。因为北宋建军思想过分借鉴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而陷入严重的局限。唐代之所以有藩镇的尾大不掉，也是起源于它的边疆政策。唐玄宗因受奸相李林甫的愚弄，执迷不悟地信任杂胡出身的安禄山，以致造成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拥兵自重。这给北宋开国者印象太深了，致使皇帝对将领极端猜忌。北宋一建国，马上“杯酒释兵权”地解除战将的指挥权。平时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打起仗来，将军得照着由皇帝事先制定的方案作战，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忌讳武人，北宋王朝转而大力任信文臣。宋代基本延续了隋唐科举制度，并多加改进，使之日趋严密。每次开科取士的人数较盾代大大增加，考试及格马上录用，不及格者，则可以由皇帝“恩赐”进士出身。对士大夫的优礼，也空前隆重。首先是俸禄优厚，在职及退职的官员都有厚禄；其次文臣到一定级别的都可以享有丁孙补官的特权，称为“荫子”之制，不仅“荫”同姓子孙，也可以“荫”异姓亲戚。凡此种种，造成了一个待遇丰厚、养尊处优的庞大的官僚阶层。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就了一个庞大的利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这一切，追溯其源，都与唐朝开放的边疆政策有着直接的链条般的联系。现实上，北宋不能不面对唐朝崩溃后的局面；观念上，又不能不注意唐朝的经验教训。两方面都促成着——种情况，就是北宋立国艰难。大唐文明是开放的、浪漫的，宋代文化则显得内在而含蓄。有唐的开放浪漫，就有宋的含蓄内在，其间存在着必然的历史因果。

二、唐宋间社会文化的变革

1、两税法实施的关键作用

唐初继承北魏的均田制，并实施租庸调制。经过隋农民大起义及长时期的内战，唐朝手中掌握了大量无主荒地。政府将这些土地按规定分配给成年男女；受田农民按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租税(租)及乡土所产的绢、帛若干斤、尺(调)，并无偿地为政府服役若干时日，不服役则折交相当的绢布(庸)。上述内容即租庸调制，其精神仍然是秦汉以来重小农的经济制度的变种，没有本质性的差异；其实施的条件是战争造成的大量荒地。小农经济脆弱，天灾人祸、征敛无度，都可以使之破产。这又为豪富人家的兼并制造了机会。小农的破产，即意味着国家财政来源的枯竭。到唐太宗开元的“盛唐”时期，土地兼并、农民逃亡已经十分严重。安史之乱更造成北方经济的严重破坏，所以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采用杨炎的建议，颁布实行“两税法”，对赋役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两税法以夏、秋两次征税而得名，其核心内容是以一个家庭的财产状况和田亩数量为依据征收赋税。同时政府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酒、盐等商品交易征税，改变多少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同时还协调了中央与地方税利分割关系。两税法的实行，使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寿终正寝。其中计亩征税与把田亩列人资产项目及对商业的征税等内容，沿袭的是南朝时的成法并作

了一些调整。

两税制的意义也绝不仅限于使唐王朝摆脱了经济困境这一点，它标志着一种王朝治国观念的变革，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影响至深。两税法首次以官方政令的形式，公布了一种与传统重农主义大不相同的国家观念。两税法的核心是“唯以资产为宗”，它改变着将工商业视为浮末、不道德行业从而严加限制的做法；也改变着将土地的占有，视为威胁国家安定从而严厉打击的旧做法。尽管它并没有表现出保护工商业及大地主利益的积极性，因而存在着很大局限，但政府现在已经初步懂得以经济的手法管理国家经济的道理，因此无意间也承认了一切私人的赢利活动是合法的，从而引起所有制观念的更新。这放开了一条缺口，使地主阶级、工商业者放开手脚去兼并土地、经营产业，贫苦的社会阶层也因此获得了一点自由。要知道，在按户口人头纳税服役的时代，破产的小农只有取消自己的户头和独立，完全依附到富人家里去，才能免除朝廷的征敛，现在他们可以不那样做了。清贫可以少出或不出赋税，他们就可以用契约的方式向地主租赁土地，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多了。社会矛盾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唐朝中期以前，人民起义的矛头多指向朝廷，中唐以后则更多地指向地主，北宋初年王小波提出的口号是“均贫富”，以后造反甚至是要“替天(“天”指

皇帝)行道”。

凡此种种都表明着社会的变化，重要的特点是两税法的实施，为社会的富人和穷人都不同程度地松了绑(富人受惠当然更大)。正因如此，唐宋之际才出现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高涨。

2．唐宋之际社会的变革及经济文化的高涨

中唐以后到北南两宋社会方面的变革，首先是南北朝以来旧门阀贵族衰落以至从历史上销声匿迹。其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是科举制度造成的，实则很难说明问题。科举只是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上进开了门路，但旧贵族也一样可以经由科举致身通显，这样的冢族很多。有人说是武则天以科举打击旧关陇势力所致，更不足以说明问题。一个势力强大的阶层，不是某一位皇帝打击就垮得掉的，充其量也只是抑制一下而已；况且武则天大力打击关东、关陇旧势力别有内情呢?旧贵族衰落的原因应当从中唐以后整个社会制度特别是两税法实行造成的变化寻找答案。两税法以财产等级征收赋祝的规定，极不利于大家族的存在，势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门析户的趋势。这可以从史书所记得到印证。其次，两税法造成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也不利于大家族经济。失业的农民可以转而做小商人或租赁地主土地，不会去依附到大家族那里。此外，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和五代时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给这个垂死的阶层以致命的一击。看史书，唐代的读书人总好以自标郡望来显示一下家世，到宋代文人，这样的习气基本消失，人们更愿意表明的是自己如何努力。

唐宋间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化是市井因素的大增，繁荣的城市遍布全国，附丽于市井新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这都是社会经济特别是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结果。

3．社会经济的高涨与文化现象的更新

社会经济在唐宋间的高涨在南方和北方是不一样的。北方因战乱，社会经济发展时断时续。同样与战乱有关，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转移。魏晋南北朝开发南方的历史意义，至此展露出来了。需要指出的是，向南转移并不意味着北方已经全面落后，北宋时期，北方的山东河南一带农业手工业经济并不落后，在宋代经济全局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总体上看，是北不如南；而这样的重心南移，到南宋才基本完成。

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进入全面开发耕地的时期”，显示着实行新税法对农业开发的刺激作用。中唐以后水稻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人们大兴水利，促进着稻作农业向集约化方向扩展；曲辕犁也被广泛使用于水田了；插秧技术得到推广，早熟的品种被引进到那里：这一切促使着稻米产量大幅度提高。“苏湖熟，天下足”，南方的稻米对减轻全社会生存压力有重要意义，也是唐宋时期国脉所系。粮食产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开垦出来了，有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茶叶在唐代就成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内全社会的日常消费。在全国贩运茶叶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茶树、桑树、漆树、竹子广泛栽植。经济作物的发展即手工业的发展，南方人以特有的灵秀(其实是生产经验累积的结果)制造着漆器，编织着竹器，纺织着精美的丝织品。在过去是北方出绢帛，南方产麻布，现在南方也有精湛的制造技艺。陶瓷制造业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后逐渐南移，到宋代，景德镇已经变为天下瓷都。而陶瓷制品也在唐宋之际成为百姓一般性日用品。此外像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进展。

生产的高涨一定带动商业贸易和都市文明的发展。唐宋两代南北经济交流十分活跃，陆路交通之外，隋朝修建的大运河沟通着当时的关东与关中，东南与西北；长江庞大的水系，更是自南北朝以来就成为经济交流的大动脉。由于联系东、西亚的丝绸之路的中断，商人们把注意力投向海上贸易。在许多交通要道，集市贸易空前发展，大运河和长江沿岸及东南沿海大都市纷纷出现，十分繁荣。“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长安、洛阳、开封、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当时著名都会，而且扬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育而发达起来的，是富甲一方的经济中心。就是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城市，经济功能也越来越大。如长安，在一开始建设规划是市区、作坊与居民区严格分开的，中唐以后，店铺沿街鳞次而立的趋势显著加强；宋的都城开封，从《清明上河图》上看去，简直就是一个商业都会。城市建筑格局发生了大的变化，城市中的经营者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即行会；货币在交换过程中比重增大，“僦柜”和“飞钱”出现了，北宋纸币“交子”也流通起来了。

城市不仅累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市井文化方方面面，其中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新文艺的兴起，最能观察当时社会文化之一斑。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宋进入“黄金时代”。记录“说话”的文章叫“话本”，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祖。戏剧的发达同样令人瞩目。一种被称之为“宋杂剧”的戏剧在瓦舍勾栏中演出，并且已经商业化。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与杂剧南北相应。此外还有滑稽戏、傀儡戏、影戏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观众。“宋代伎艺商品化的……突出特点是，从京城到地方，从宫廷到民间，不论帝王、官僚还是士子、商贾，都可以出资雇用乐户艺人，随时演出。”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如此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当然新的文艺表现着新兴市井阶层的思想意识，但在说话人的讲古说今中，在戏剧搬演着历史的故事时，民众更接受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和生活观念。这不仅沟通着古今，也沟通着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对一般民众的“教化”作用，甚至要比国家办学来得还要普及和深入，它们促进着民智的开发。

这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民力发展的时代，除上述的表现之外，是科技方面的发明。让中国人自豪的四大发明，除造纸术外，火药、指南针及活字印刷都是在唐宋之际发明或广泛应用的。指南针的再发现最能说明问题。据载战国时中国人就懂得了磁石的特性，但是在宋代它重新被注意利用，直接的原因就是航海的需要。创造性的生产生活实践激发科学技术的高涨这条规律，在指南针的应用上得到印证。对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逐渐落后于西方这样一个老问题，由此也可以获得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的社会生产在唐宋以后，没有继续更深更广地拓展前进。有一项小发明的遭遇很能说明科技与生产需求的关系，宋代有一种“走马灯”的游戏，透明的灯笼里点上蜡烛就可以自动旋转。英国人瓦特受沸水顶起壶盖的启发，发明了蒸汽机，走马灯的游戏实际利用的是热气的动力学原理。但是由于没有英国那样的产业革命做背景，在那时就只是把它当成游戏了。社会文化的日益高涨的需要，却刺激了印刷术的革命性变化。民力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使得原有雕版印刷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活字印刷术在北宋应运而生。它的发明者是—位制版工平民毕异。记载生产和科技进步的文献多了起来。晚唐的文学家陆龟蒙的《耒耜经》记述了各种农具，其中就有曲辕犁。“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梦溪笔谈》问世于北宋；《耒耜经》和《梦溪笔谈》都成于文人雅士之手，农具和一般科技的进步，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可见其势头之大。中国科技的发展有几个高潮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魏晋南北朝，另一个就是唐宋之际，每个时期都是生产开发的高涨期。

三、民族传统复归下士大夫的文化振作

安史之乱引起唐王朝的衰落，这个巨大的变局激起了—种华夏种族意识的觉醒运动。在当时，人们把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唐，视为夷狄对中华的祸乱，“夷夏”观念因此而起。而唐代的中衰，同时伴随的是回纥(回鹘)人在中原的横行，吐蕃人对唐的掠夺及在西北的长期盘踞，都使唐朝越发衰败，种族意识越发高涨，以至演变为仇视一切外人。唐末田神功领导的暴动曾杀死扬州的波斯商人数千人，黄巢起义也在广州攻击过胡商。种族意识的觉醒在五代随着北方异族的侵害及两宋时期与夏辽金元的对峙，变得更加激烈、深入和牢固。

这激发了唐宋由科举而形成的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振作和以变法为中心的改革运动。唐代开元、天宝以前的读书人，因身处太平盛世，又遇上皇帝的重诗尚文，精神是昂扬的。但那时的昂扬多系念于一己的功名事业，或关注自己的精神家园；前者如边塞诗的高歌，后者如田园诗派的吟唱。从中唐起，知识分子的思想所系明显变化。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争文化正统的意识，一是更关注现实问题和具体问题。中唐思想界、文学界代表人物是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思想两方面的变化在这些人身上分别表现出来。韩愈在《原道》等一系列文章中，揭出了一个从尧、舜、禹、汤以迄孔子、孟子的“道统”，并认为这个“道统”至孟子而失传，今天得由他加以继承光大，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文化的主体意识。与此相辅相成，他又打出了“攘斥佛老”(主要是佛)的大旗，把佛教及道教视为“夷狄”之教、思想异端而欲加以排除。他的学侣李翱，则以对儒家学说中的“心”“性”内涵的初步发挥，应和韩愈的“道统”之说。柳宗元、刘禹锡一方面参与现实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如《封建论》、《非国语》、《天论》、《天对》等文字，或着意于从历史的阐释解决现实问题，或立意打破思想上的精神迷误。白居易则代表的是诗歌创作向传统的回归倾向。他所领导的以“但歌生民病”为宗旨的“新乐府运动”，实际有意恢复着《诗经》、汉乐府开辟的文学传统。韩愈到孟子那里汲取精神魄力的源泉，白居易则皈依经学一脉。中唐时期儒家经典之学也形成一时风气，如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左传》之学。文化的道统意识和强烈的现实感，发之而为文章为诗歌，韩柳等中唐士人的思想、学问及文章，基本就是宋代文人精神的基本范围和规模。

道统在宋代演变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气概；心性内容则由深感唐末五代“无廉耻”的士人发展为理学、道学。北宋实行的文官政治，士大夫集政治家、诗文家、学问家于一身，本着各自的道德学问及对现实问题不同的理解为政，宋代士大夫出现类似后世“党派”的政治群体。唐代有所谓“牛李党争”，但基本是在暗弱皇帝的朝廷里争权、闹意气；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属于新党，以“扰民”、“生事”、“与民争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的为旧党。新党代表土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旧党认为，现有政治体制及种种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官员们不能正确执行，而且与其像新法那样向民众开财源，不如从皇帝及朝廷的节约做起。同时?

『叁』 唐宋变革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方便有什么变化

经济上,开始了私田,井田制因为注重公家的划分,逐渐成为农业发展、经济发展的制约.很多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开始打破井田束缚,开拓新的土地形式.
政治上,新的产业经济导致的贵族崛起,一些老的封建贵族没落,所以产生了诸侯兼并、自立和中央政治势力的丢失.王者政令不受于诸侯,公家自封为诸侯也开始出现.
思想文化上,简单说是百家争鸣的表现,墨、儒、道、法、兵、农、阴阳、杂家等,诸说纷纭.
民族关系是华夏与诸民族融合的时期,所以有华夏变夷、夷狄入华等表现.

『肆』 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耕作方式、生产方式是怎样的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状况都不一样。原始社会应该谈不上经济，那时候人们都是按需分配，按劳而作。奴隶社会是国有土地制度，那时候经济相对不发达。封建社会是以小农为生产的主要经济制度，取决于其土地制度。1．官营手工业从西周到明代前期，官营手工业一直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2．私营手工业（1）兴起：春秋战国时期（2）发展：明代中叶以后，在制瓷、纺织、矿冶等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3．出现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明朝中后期，苏州等地出现以丝织为业的“机户”，开设机房，雇佣机工进行生产。机户就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就是早期的雇佣工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种雇佣关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2.1．5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 B商业发展的概貌1．商代：产生了专门的职业商人2. 宋代：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集镇、夜市兴盛3． 明代：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实力雄厚，叫做“商帮”商业发展的特点城市逐步增多，发展繁荣严格限制阶段：从周至唐，坊市分开放松限制阶段：宋至明清，坊市界限打破， 唐宋时，沿海上陶瓷之路，出现一些沿海港口城市如泉州、明州、扬州2.1．6 “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C重农抑商政策：我国古代最基本的经济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贯穿于封建社会始终内容：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即保证经济政策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面倾斜。评价：①封建社会前期，主要为积极作用——促进了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②封建社会后期，主要为消极作用——严重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中国社会发展滞后。1．生产工具的进步：①农具材质的更新：原始社会、商周时期：耒、耜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铁农具使用

『伍』 唐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历史影响

唐朝商品经济：
1、交通发达（交通要道上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备有供客商骑用的“驿驴”；以运河、长江为主的水运也很方便；从长安、登州、扬州、广州等地出发的对外交通也很发达）；
2、货币统一（由五铢钱到开远通宝）；
3、市场发达（场所固定——市；官员管理——物价和税收等；邸店柜坊——邸店兼营旅店、货栈和交易场，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店铺限定——营业面积；时间限定——市的买卖时间；夜市草市——繁华大城市里有夜市，偏远的农村有定期举行的草市）；
4、商人众多（大商人、中等商人、小商小贩、胡商、外商）。

宋朝商品经济：
1、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2、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
3、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
4、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
5、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中有“市易法”，由政府设立市易务，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陆』 举例说明唐宋元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如何理解明清之际农耕经济高度发达。同时显露出

唐宋以来，商品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经济上的变化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文学、艺术的发展。
一、商品经济对思想的影响
1、明清之际思想批判主要背景
商品经济的冲击和程朱理学丧失活力，是明清之际思想领域发生巨大变革的根源。明清之际思想批判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2、经济思想主张
（1）李贽的义利观念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逐利拜金风气盛行，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尊奉礼教的士大夫们鼓吹“存天理，灭人欲”，从思想上扼杀这些叛逆理学的“异端”意识。
李贽极为痛恨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维护传统礼教的卫道士，指斥他们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为自己谋取高官厚禄。
他认为人皆有私，“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追求物质享受乃是“秉赋之自然”。每个人都可以顺其“自然之性”，“各从所好，各骋所长”，使个性得到自由发展，而不应该被强迫顺从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
（2）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倡导“工商皆本”
明末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工商业地位日渐突出。“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受到了尖锐的挑战。明末进步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
“工商皆本”主张的提出，反映了市民阶层发展经济的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带有初期的民主思想的色彩，具有进步作用。这是一种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正确思想，但在当时并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3）中国明末清初的批判思想没有形成像西欧启蒙运动波澜壮阔的根本原因
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较为脆弱，使得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二、商品经济对书法的影响
1、宋代——崇尚意趣、忽略法度
市民阶层兴起，社会生活丰富多样，文风很盛，又因当时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在文艺审美上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强调表现心境和意趣。
2、明代——呈现平民化、世俗化、个性化趋势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苏杭等地不仅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还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文人书法在此时受到重视，他们大都有较深的文化素养，在继承优秀书法传统的基础上，更追求个性化的改造，力求书法能够抒发个人情怀。
三、商品经济对绘画的影响
1、民间风情画
宋代以来，一方面社会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繁荣，传统政治城市的经济职能和娱乐服务色彩空前加强，并形成了大量纯粹的经济市镇；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度的日益发展完善，以及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书籍的普及和民间文化水平的大大提高；加之戏曲的形成和兴盛，民间世俗文化得以日益繁荣。
2、明清时期
文人画全面占领画坛，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动荡”实际上指的是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和发展、传统社会秩序的松动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明清变革带来的冲击，以及异族统治下的思想文化专制。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风格独特、不拘成法的画家和画派。
四、商品经济对宋词（诗歌）的影响
宋代城市生活的日趋繁荣吸引了大批士子。他们于山水田园之外，更加迷恋都市歌舞宴饮的生活。
五、商品经济对小说的影响
1、宋代话本——把中国小说推向新阶段
产生背景主要包括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和说书在宋代的流行。
2、明清小说——空前繁荣，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
（1）繁盛的原因
①大批工商业市镇兴起，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
②印刷业的发展
③明清时期社会识字率的普遍提高。
（2）特色
①通俗文学蓬勃发展，达到成熟阶段
②浸染着拜金逐利的社会风气
③带有批判现实的色彩
六、商品经济对戏曲的影响
1、中国古代戏曲的形成——宋代南戏
宋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发展促进中国古代城市格局发生变化。原先城市中封闭的坊市制格局在宋代遭到废弛。出现许多集市，还出现了大型综合娱乐场所——瓦舍（北宋都城汴梁最大的瓦舍可容纳数千人，而南宋都城临安城内有瓦舍20多处）。各种通俗文化，尤其是戏曲便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很大发展。南戏就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形成了。
2、中国古代戏曲的成熟——元代杂剧
戏曲是综合艺术，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物质基础。元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局部繁荣是导致元杂剧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代，蒙古族统治者，征服中原，连年的战争使中原经济遭受严重摧残，但蒙古族贵族追求生活的奢靡，将大批工匠集中到城市。而流离失所的人口也不断涌进城市谋求生计，这也导致某些城市出现畸形繁荣。如元代的都城大都，城市商业活动频繁，人口极度膨胀。城市的繁华以及市民阶层的壮大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大批演员、观众与活动场所，促成元杂剧兴盛。
3、中国古代戏曲的鼎盛——京剧
京剧这一剧种孕育、形成于北京，与北京其时在全国所处的特殊位置有关。明清两朝，北京作为帝国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不仅聚集着人数众多的皇族贵胄、文武百官，而且吸引着各地的商人蜂拥而至。
各地商人来京后纷纷设立商业会馆、商号，各大会馆除了设有祭神的设施外，一般都有戏台。逢年节喜庆之日，会馆即集资邀请戏班来会馆演出。
在这种情形下，四方艺人纷纷云集北京，以满足京城皇室贵族、官员、商人以及广大居民的文化娱乐需要，北京自然成为休闲文化的一大中心。

如何理解明清之际农耕经济高度发达，同时显露出近代前夜的迟滞与危机？

明清之际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已经显露出一些新旧冲突的征兆。这种从农耕经济中分离出的新经济因素，带有向工业文明演进的趋向。但在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政策的抑制、阻碍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未能形成扫荡旧经济基础的强大力量。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飞跃相比，在处于农耕经济顶峰的康乾之际，中西国力兴衰的易位便已大体定局。
正当明末农民起义以及明清之间战火纷飞之际，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此后一二百年，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完成向近代工业国家的转变。工业革命使西方资产阶级不到100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些西方国家疯狂地越洋抢滩，掠夺金钱，贩卖奴隶，开辟市场，建立殖民统治。
康乾盛世时的帝王对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性变革毫无认识。他们对外紧闭国门，对内压制打击工商业，厉行文化专制，严重摧残近代化因素萌芽。愚昧自大、固步自封的清帝国与西方列强力量的对比迅速发生逆转。到19世纪初英国推行罪恶的鸦片贸易后，中国社会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

『柒』 宋朝和唐朝的"两税法"的异同。 回答的清晰明了一些，谢谢谢谢🙂

在中国古代社会，赋税制度随着土地产权形态的变迁而亦步亦趋演变。唐中叶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土地产权私有化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在以授田制为基础上的土地产权国有制的瓦解，意味着在国有土地上耕种的均田农民无力交纳按丁、按口征收的租庸调。于是随着土地产权的这一变化，按丁按口征收的赋税大为减少，按土地、财产数量征收的赋税在全部课税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上升。唐中期杨炎倡行的“两税法”的实施，是中国古代社会赋税制度史上的历史界标。它所反映的不仅是赋税制度的变化，更是唐中期以后土地产权的演进决定赋税制度的变迁这一本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生产资源方面的产权私有化有如春雨润物，不露声色但却持续不断地渗透到各个领域，产权私有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日趋发展的情况下，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而进行自由买卖，日益显示出其作为能不断增值的商品的价值，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欲望，产权私有化也越来越不受任何限制地膨胀起来。其结果，在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态势下，可资利用的生产资源已大部分为私人所拥有。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各项制度安排是紧密匹配的，当邻域的某项制度安排由于某种原因改变之后，其他相关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调整。因此，在唐宋产权制度变迁的新形势下，政府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也随之而发生变迁。从宋代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来看，随着商品经济的广泛深入，产权私有化程度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不断加深，宋代赋税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也随着产权形态的变化而呈现出新的特点。其表现是在承认产权私有的基础上，国家的各项赋税日益以私有产权拥有的数量来确定税额的多少。宋政府制定经济制度政策的目的和原则，越来越偏重于与私有产权者共同分割产权的收益权。这是宋代赋税制度变迁的时代背景。
宋代赋税的制度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宋代的赋税，大致上以土地产品的间接分配为主。即通过土地产权所有者交纳的二税来进行再分配。
两宋的赋税，主要是继承唐代两税法而来的二税以及其他一些承继五代弊政而来的苛捐杂税。二税是对土地产权所有者收地税，其征税对象既包括地主，也包括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其他的苛捐杂税，有只针对产权所有者的，如支移、沿纳、折变等；也有针对所有国家居民、按人头摊派的，既有地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包括佃农在内，如丁盐钱、丁绢等。从理论上来说，在产权私有的状态下，无论何种赋税征收方式，都是来源于土地收益权的再分配。因此，宋代的赋税是建立在地租基础上的再分配，是集中化的地租。
宋代的二税以国家通过“田主”间接取得收益为典型形式。即国家政权在产权私有的情况下，通过征收二税来参与分割土地的收益份额，从而完成土地收益权的再分配。宋人王柏说：“嗟夫，田不井授，王政堙芜，官不养民而民养官矣。农夫资巨室之土，巨室资农夫之力，彼此自相资，有无自相恤，而官不与也，故日官不养民。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以之禄士，以之饷军，经费万端，其始尽出于农也，故日民养官矣。”这段话相当透彻地描述了宋代产品再分配的方式，即赋税来源于土地收益权的再分配。“农夫输于巨室”，就是劳动力所有者向产权所有者缴纳地租。这是扣除劳动力产权获得的经济利益之后的剩余部分，也是土地的所有者依靠出租产权经营使用权所得的经济补偿。在这里，土地产权的所有者与土地的经营使用者两者之间首先进行产品的直接分配，即产品收益权初次分割。“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就是产权所有者向国家缴纳赋税。这是在产品已直接分配之后完成的，是产权所有者在自己直接分配得来的产品中再分出一定的份额上交给国家，以换取国家对自己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实施，是产权收益权的再次分割。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产品的初次分配（直接分配）与再次分配（间接分配）之间的分别与联系。其分别在于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的参与者和所行使的权利的不同。初次分配的参与者是劳动（力）所有者与产权所有者，双方行使的权利是劳动力产权和土地产权；再次分配的参与者是土地产权的所有者与土地产权的保护者，双方行使的权利是产权的所有权和公共产品的提供权（产权的保护）。其联系在于两者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土地产权的收益权。无论是地租还是赋税，都是土地产权收益权的转化物。只不过赋税是产品收益权的再分配，是在物质生产之外的领域，使用国家权力以强制的方式从地租中分割出来而已。在这种场合，私有土地产权所有者仅仅起了一个产品转缴的作用。然而，这仅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既然产权的收益权要经过两次分割，那么对产权的所有者来说，就存在在每次分割中如何使自己尽可能获益、甚至以对方受损为代价而获益的机会。在产品的直接分配中，劳动力产权所有者和土地产权所有者总是有一个如何利用自己的产权尽可能多地分得收益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确定地租量的问题。两者之间存在着关于产品初次分配的博弈。而在产品的再次分配中，又存在着土地产权所有者希望“白搭车”的问题。私有土地产权者想方设法逃避赋税，而国家政权为了保证自己的财政收入有增无减，必须强制向一切国民（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征收税金，两者之间存在着关于产品再分配的博弈。第二，宋代赋税以土地、财产为征收赋税的对象。
唐代及唐以前各代的口赋、户调式、租调制、租庸调制等，都是以人丁户口为标准的。所谓按丁、按口征收赋税，其前提在于有大量自耕农半自耕农存在。马端临指出：“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齐周隋唐因之，赋税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简略，不能详知，然大概计亩而税之令少，计户而税之令多。然其时户户授田，则虽不必履亩论税，只逐户赋之，则田税在其中矣。至唐，始分为租庸调，田则出粟稻为租，身与户则出绢布绫锦诸物为庸调。然口分、世业，每人为田一顷，则亦不殊元魏以来之法，而所谓租庸调者，皆此受田一顷之人所出也。（唐）中叶以后，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不能禁其卖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可乎？”因此，随着唐中叶之后均田制的瓦解，土地产权私有化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土地产权私有化的情况下，不但土地产权私有的总量增大，而且土地产权私有者内部拥有土地数量的差距也悬殊。自耕农的土地日益被侵蚀，失去土地的人口日益众多：无地的佃农成为社会人口的多数，而他们再也无力交纳按丁、按口征收的大量赋税。于是在土地产权改变这一历史背景下，按土地、财产数量征收的赋税所占的比重就大大上升了，“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这一地租再分配形式也就进一步突显出来。所谓按土地、财产征收赋税，正是国家通过“田主”间接取得土地产权收益权的表现。
第三，宋代赋税制度由劳役向赋税转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徭役也是劳动者土地收益权的体现，只不过这种体现不以产品、而是以劳务的形式体现出来，实际上是国家在时间、空间上占有劳动（力）产权或土地收益权。所以说，徭役实质上是与赋税一样的，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唐以前，一般劳动者最感痛苦的是征调无时、调发无度的徭役。这些徭役，“或以起军旅，则执干戈、胄锋镝而后谓之役”。既包括百姓无偿为国家充任一定期限的兵卒，或驻守地方，或防戍边防，或自带兵器，或自备n粮的兵役。“或以营土木，则亲畚锸、疲筋力然后谓之役”，也包括百姓无偿为国家政府从事筑堤防营宫室、造桥梁修道路等公共工程的劳动的力役。
唐初实行租庸调制，其中的庸，实际上是以赀代役，开创了徭役向赋税的转化。“安史之乱”前后，府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取代，百姓已基本上不需承担兵役。唐中期的两税法，将代表力役之征的庸钱并入到两税中征收。劳役向赋税的转化进程日益强化。
演及宋代，虽然从国家法律规定上百姓仍然有服徭役的义务，但在实际操作中，国家陆续规定可以钱代役，各色徭役均已开始了向以赀代役（代役税）转化的过程。如夫役中的河夫，先是由准许离服役地点过远的地区“不可使民间一一亲行，故许民纳钱，以充雇直”；逐步发展到“河北、东京、淮南等路出赴河役者，去役所七百里外，愿纳免夫钱者听从便”，“京东、河北五百里内差夫，五百里外出钱雇夫”；再演变为“准敕五百里外方许免夫，自来府界黄河夫多不及五百里，缘人情皆愿纳钱免行，今相度，欲府界夫即不限地理远近，但愿纳钱者听”；最后定格为“凡河堤合调春夫，尽输免夫之直，定为永法”。这样，就将纳钱免役制度化，从而确立了劳役向赋税的过渡和转化。当然，宋代地域广阔，各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而且事物的发展和制度的确立总会有一些反复。但正如苏辙所评论：“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专以钱。近世因其有无，各听其便：有力而无财者使效其力，有财而无力者皆得雇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劳而具。”宋代徭役征调的大趋势反映了由劳役向赋税的制度变迁。 同时，与唐宋之际的其他赋税一样，这些由力役转化而来的赋税，也经历了一个从唐代以人丁户口为征收依据（租庸调制）发展到宋代以赀产为征收依据的演进过程。北宋元祐年间，“都水使者吴安持言：州县夫役，旧法以人丁户口科差。今元祐令，自第一等至第五等皆以丁差，不问贫富，有（偏重）偏轻之弊。请除以次降杀使轻重得所外，其或用丁口，或用等第，听州县从便”。从“旧法以人丁户口科差”，到“或用丁口，或用等第，听州县从便”，反映了力役征发逐步向以户等（资产作为摊派对象的过渡，表明国家力役征发从“以丁为本”的时代逐步演进到“以地为本”的时代。事实正是如此。根据史料记载，宋代各地方政府在力役征发中，往往采取按户等、田亩摊派的原则。北宋李元弼在总结自己当县令的经验时说：“差夫役，总计家业钱均定，遂无偏曲”，明白无误地指明以田亩赀产为征收免夫钱的标准，说明在地方州县征发免夫钱在实际操作上已逐渐形成制度化。宋人苏轼说：“自两税之兴，因地之广狭瘠腴而制赋，因赋之多少而制役，其初盖甚均也。责之厚赋，则其财足以供；责之重役，则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轻重厚薄，一出于地，而不可易也。户无常赋，视地以为赋，人无常役，视赋以为役，是故贫者鬻田则赋轻，富者加地则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胜，亦所以破兼并之门而塞侥悻之原也。”可见，在两税法之后，在赋税征收以田亩广狭为依据的基础上，各类征役也“因赋之多少而制役”，“视赋以为役”，实际上是以田亩赀产为征调征役的依据，所谓“其轻重厚薄，一出于地”，表明劳役的摊派最终还是落实在田亩赀产上。与两税法后按土地、财产征收赋税一样，国家通过将部分夫役摊入田亩赀产，从而使“田主”承担部分夫役（免夫钱），正是国家参与间接瓜分私有土地产权收益权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这也是与前代不同的变化。
第四，宋代工商业税大大增加。
宋代以前，国家政权一般仅对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较大影响的盐铁的生产和销售采取国家垄断经营，实行官产官销，完全排斥私商的参与。中央政府通过“寓税于价”（即通过专卖加价）这一比较隐蔽的形式，取得比直接课税更为丰厚的财政收入。而对其他的商品一般只征少量的税或根本不征。即使征收，也往往由地方官府自行决定税率，自行支配商税收入。如汉代，“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隋朝至唐开元前，“凡关，呵而不征，司货贿之出入，其犯禁者，举其货，罚其人”，其目的在于“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暴”，而不在于收税。唐代两京诸市署与州县市令的设置，目的也只在于管理市场，而不在于收市易之税。由于宋代以前各朝商税征收本身并未程序化和制度化，国家政权对于商税收的多少也并不在意。宋以前各代官方文献中全无全国性商税收入的统计，说明商税收入在当时的国家财政中尚不占重要地位。
唐玄宗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开始对少地或无地的商人按户等高下征收地税；代宗大历户税改制，对有邸店、行铺、炉冶者等工商业者，又进一步规定加等征收户税。到两税法又明文规定，“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行商是指流动的商人，所在三十税一，当指其所带商品货物的价值而言。所谓居者，应是指坐贾，即定居某地开铺经营商贸的人，他们也须纳税。这表明商人要缴纳另外的商税。也就是说，两税中开始将商税与地税、户税区别开来了。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对征收商税都很重视，后唐有“商税务”，后汉有“商税使”，后周有“商税院”，都是负责专门征收商税事务。北宋初，太祖“诏榜商税则例于（商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即是指将《商税则例》公布在商税务的门前。《商税则例》的公布，表明北宋在一开始就有了正式的商税法规。北宋在四京（即开封府、河南府、应天府、大名府）设“都商税院”，南宋时临安府的税务也设“都商税院”；在各州、府设征收商税及其他税收的机构“都税务”，各军、县、镇也相应设置征收税务或税场，负责征收商税
宋政府将商税的征收程序化和制度化，并对商税的征收制定了多项征收规范。有论者指出：“宋代商税和田税截然分离，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商税则例及其变动情况，各地州、县、墟镇广置税务机构，这些情况表明商税征收到宋代首次进入了自身的制度化时期。”并指出，这标志着“原来超经济强制性质的抑商政策开始向经济性强制的征商政策转化”。这些结论是十分有见地的。同时，商税征收制度化，也是对商品生产者私有产权保护的制度化。因为比起唐末五代对商税的横征暴敛，商品生产者交纳一定的商税，以换取政府承担对商品产权的保护和实施，从成本上来讲是合算的。北宋初年在全国各地曾努力改革五代十国苛刻的征商弊制，并严格约束各级理财机构和征商机构，防止其过度苛征暴敛，使商品生产者的交易费用降低。商税征收制度化，说明“当私人收益的潜在增长超过交易费用时，便会为建立这种所有权进行种种尝试。政府承担对所有权的保护和实施，因为它为此付出的成本低于私人自愿团体所付的成本”。宋代允许工商业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也达到了政府“商旅既安，课利自厚”的目的。正如诺思所说，“显然，从发展新的制度和所有权中获得的收益必然相对（多）于费用增加，所以创新（制度）是有盈利的。”
宋代的工商业税，如过税（商品流通税）、住税（商品交易税）、力胜钱（水路流通税）以及矿冶收入等都有大幅度的上升。工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日见重要，是田税、禁榷收入之外对宋代财政影响较大的税项之一。从商税收入占国家总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北宋时期，商税收入约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南宋由于缺乏商税收入的全面统计，其在全国财政的总收入比重难以确定，但估计大概比北宋时期还是会有所提高的。这也是宋以前不能相比的。可见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日趋高涨，商税收入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渐趋重要。商税已单独成为国家重要税收之一。
第五，宋代把征自京城及诸州、县、寨、镇的正税冠以“城郭之赋”（即坊郭之赋）专称，即从唐代两税法中分出坊郭之税。
唐杨炎请行两税法云：“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悻。居人之税，秋夏两徵之。”因此，唐代的两税是“居人之税”，是除了“不居处而行商者”之外的所有“居人”，即不分乡村户或坊郭户，都须缴纳之税。如前所述，按照两税法，居人两税钱的多少是依据户等的高下而定的，又均定户等的依据则是田亩和资产。城市居民的房产只是作为众多杂产之一，在排定户等进而决定两税钱中有一定作用，此外并无所谓屋税。但在唐后期以至五代，先后出现了独自存在的间架税和屋税。唐德宗时，曾一度征收屋税。后因遭到反对，很快停征。但自五代起至于宋代，又皆有屋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1十月诏：“应汴州城内百姓，既经惊劫，须议优饶。宜放二年屋税。”这是作为“城郭之赋”的屋税首次见诸于文献的记载。此后，后晋、后汉、后周时，皆有征收屋税的记载。由此可见，至少自五代开始，屋税已是各地城市居民缴纳的一项正常的赋税，是宋代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的始源。
宋代，对城市居民征收“城郭之赋”。何谓“城郭之赋”？据《玉海》、《文献通考》等书所述，乃“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是指坐落在京城及诸州县寨镇的房产和地产应缴纳的税赋。所谓“宅税”，即是屋税，为宋代文献中常见的坊郭户缴纳的正赋。自五代开始，至宋一直如此。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即有“减（扬州1城中居民屋税，民皆悦服”的措施。宋初，“潘美定湖南，计屋每间输绢丈三尺，谓之屋税。”以后熙宁方田均税法中规定：“屋税比附均定。”崇宁方田令规定：“诸州县寨镇内屋税，据紧慢十等均定，并作见钱。”至政和二年，又改为每等之中再“各分正次二等”，共为二十等。可见宋代城市居民始终承担缴纳屋税的义务。而据南宋《庆元条法事类》载，诸州申夏秋税管额帐式中，须将“盐钱、屋税、麴货等及自来别立顷项开说钱物，并依税租开具“，表明屋税收入是在乡村民户夏秋税租之外“自来别立顷项”的钱物，并不属于两税范畴之列。这样，宋代就形成乡村民户无宅税，以房产为税产的屋税是坊郭独有的税目。《宋史》“食货志”中将“城郭之赋”与“民田之赋”等并列，也即将城镇居民所缴纳的房产税与乡村居民所缴纳的土地税区别开来，表明房产税已从作为两税正宗的土地税中分离出来，是宋代二税之外的特有税目。这当然是与宋代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城市私有房屋产权的逐步确立相联系的。
三
所谓制度变迁，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具体到仍处在农业社会的宋代，就是如何更好地配置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让其发挥更大的潜力的过程。也就是说，是如何达到帕累托更优的过程。
宋代继承唐代“两税法”的“以资产为宗”的税收制度，规定了以土地为主的资财作为法定的征税对象，从税制上较以前更为明确地承认和界定了土地私人占有的产权，表明无论国家政府还是个人都已公开承认私有产权的合法性，达成了社会共识，从而激发了土地产权拥有者利用土地资源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对宋代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按资产征税对农民劳动者意味着赋税的减轻及赋税的公平，对生产积极性也有一定的制度激励作用。
宋代从制度上规定了各类徭役均以产权多少来摊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业劳动者的负担。同时，以钱代役，使农民逐步摆脱了劳役的束缚，人身相对自由，土地私有产权和农民人身权利也成为表现出更多独立利益的行为主体。这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以钱代役顺应经济发展与赋役制度变迁的历史要求，具有一定的制度创新的特点。
商税征收的制度化，实际上是承认商品生产者的产品产权所有，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承担对商品产权的保护和实施调动了商品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既增加了商品生产者的盈利（降低成本、扩大规模、交易量增加等），又增加了政府的盈利（商税收入），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事实证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商税制度化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宋代赋税制度的变迁，提供了进一步发挥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潜力的激励机制。这是因为，“不管是在企业内部，或是在市场上，行为者总是在各种组织制度的约束前提下来使他们的目标函数最大化”。宋代的社会经济，在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这一前提下，为数众多的经济元在进行经济选择、经济决策时，都毫无例外地遵循着一个相同的基本规则：这就是在各种现存的制度制约条件下寻求最大的产权收益，从而使各经济元在从事经营和生产时，主观上以追求达到更高的生产效益及个人所得的边际效益为目的，而在客观上却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与赋税制度变迁的激励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