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济法

㈠ 请问春秋战国以前是否有诸法合体

从法制文明的历史考察，伴随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曾出现过法典化编纂的高潮，中国也不例外。考察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法典化的过程，肴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奴隶制的夏、商、周三代积累了丰富的刑事立法经验，开始酝酿制定法。例如，规定了三国三典的刑事政策(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规定了疑罪从赎、疑罪从赦等刑罚适用原则。同时，开始制定《禹刑》、《汤刑》、《九刑》、《吕刑》等，并初步区分狱、讼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形成法典化的渊源。但由于统治阶级奉行“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法律秘密主义观念，所以阻碍了成文法公布的进程。与奴隶制夏、商、周三代刑事立法相适应，当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司法体制，在中央，即天子以下，设立了中央司法机构，有大理(夏)，也有大司寇(商、周)；在地方，有诸侯国家，还有乡、州两级地方司法机构。
当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伴随地主阶级的兴起，和社会剧烈变化，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如郑国子产、魏国李悝等人，在他们主政期间，打破奴隶主阶级对法律的垄断，揭开了法典化的序幕。通过铸刑书和铸刑鼎以及制定《法经》等各种方式，将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成文法典公诸于世，从而使法典化步人新的历史阶段，成为普遍遵守的法律规则。这一时期李悝制定的《法经》，成为当时法典化的突出代表。从《法经》的内容看，它主要是刑事性的法典，也就是说，既包括了刑法方面的规定，也包括了刑事诉讼法方面的规定，从刑事诉讼法学的角度看，该篇法典首先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刑事政策和立法的指导原则，主张用法律的手段对于“造反”等政治性的犯罪，“杀人无忌”等恶性刑事犯罪，以及抢劫盗窃等危害财产安全的犯罪，列为刑事镇压的重点，作为推行法典的主要任务。此外，《法经》规定了《盗法》和《贼法》，与此同时，为了保障上述两篇实体法的实施，又特别规定了《囚法》和《捕法》。最后，《法经》还专门规定了具有“具其加减”作用的《具法》，作为全篇的总则，指导各篇的行用。从形式上看，《法经》确实有“诸法合体”的特点，但在内容上也有相应的分工，也就是说，在“诸法合体”的前提下，包含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元素：第一，刑事政策和指导原则；第二，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如《囚法》和《捕法》；第三，最早规定了总则的基本内容，即各篇有关犯罪的量刑与行刑的基本原则。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古代法典化的进程具有典型价值，虽然它与世界各国同期法典都有相似之处，即“诸法合体”的形式，但不同之处，它也包含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元素，这说明，中华民族的先人已经领悟到法典原则和法典制定的关系、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关系、总则和分则的关系，虽然因为在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生产方式限制了人们的视野，造成法典化初始阶段的一些特点(诸法合体、程序法与实体法并立等)，但毕竟把法典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公布成文法治理国家的阶段。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二)秦汉社会转型与法典化运动
西周以下到春秋战国，中国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封建社会开始形成。进入秦汉，社会转型期后，为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改革上层建筑，特别是法律制度成为历史的要求，也成为地主阶级奋斗的目标。从有关秦朝的历史文献的记述，到云梦秦简的发掘，人们都可以看到，统一的秦王朝已经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法律秩序，它的法典化程度，远远超出以往的春秋战国的水平。从当时的刑事政策和立法指导原则来看，秦朝提出“以法为本”、“垂法而治”、“一断于法”、“轻罪重刑”、“事皆决于法”等一系列刑事立法原则，对于封建刑事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商鞅改法为律，认为“律者，’常也”，“律者，罚罪也”，律的功能作用还在于“范天下之不一归于一”，这样就把封建国家的刑书定位为国家大法，也就是刑事性的、普遍性的、经常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其中也包含刑事诉讼法《囚律》、《捕律》等法律内容。
汉承秦制、萧何在制定《九章律》时承袭了秦律的传统，在盗、贼、囚、捕、杂、具六律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三篇，形成了九篇律文的体例。对于《九章律》，后代有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九章律》对秦律作了重要的发展，增加了惩治违反户籍管理，以及财赋征收方面的犯罪内容，增加了惩治违法擅自兴修土木工程和擅自调动军队的犯罪行为，又增添了惩治违犯牲畜管理规定的各项犯罪，使得封建刑书内容更加丰富，同时又将某些单行刑事立法，经过中央立法部门的整理，上升为国家大法的内容。另一种意见(曹魏时代之刘劭)认为，《九章律》的问世，在体例上有严重的失误，按照李悝制定的《法经》，具法排列最后，也能起到总则对分则的指导作用，只是位置不一定合适。而《九章律》把具律既不放在篇首，又不放在篇末，而置于篇中，从而使总则的地位有所降低，总则的作用也难以发挥。由此可见，在秦汉转型期内，承袭了春秋战国的刑事立法的成果，继续推进法律改革。但从法典化的过程看，秦汉立法仍属于初创阶段，在其探索中，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之处，这就为后世的刑事立法、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前提。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秦汉时期由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度，面临着纷繁复杂的法律问题，单纯的国家大法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于是，秦代创造了令、诏、廷行事等，汉代创造了科和比(比又称“决事比”)，于是出现了以多种法律形式调整社会关系，惩治社会犯罪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东汉年间，创设了一种“比”的形式，也就是典型判例断案的形式，即所谓“诸夜半无故人人家，主人登时杀死，勿论”。秦汉法律都规定，杀人者斩。但出于正当防卫，将入室犯罪者在格斗时当场杀死，判例规定不追究责任。这种减免处罚的判例规定，对于同类案件具有示范作用。换句话说，可以进行类推，即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条件下，比照典型判例，对同类案件作出科学的、符合逻辑的推理判决。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在刑事法律形式上有重要发展，即将成文法和判例法相辅相成，相互为用，共同构建了封建早期的刑事法律体系，它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只承认判例法而否定成文法的传统，又不同于大陆法系只承认成文法而否定判例法的传统，从法律渊源的意义上看，这是中华民族先人的一种创造，它们不固守某种不变的成式，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创造新的法律形式，来调整变化了的社会关系。
在秦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度内，无论是中央的司法体制，还是地方的司法体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在中央，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司法大权，成为最大的司法审判官，皇帝以下，设立廷尉，作为司法审判机关的长官。但廷尉已经和商、周的大司寇在执掌上有明显的不同，按照《周礼》、《秋官·大司寇》的记载，大司寇主掌司法审判，同时兼管“刑暴乱”，即负责社会治安管理。但到秦朝时期，由于旧贵族的反抗，和社会矛盾的突出，犯罪案件剧增，加重了刑事审判工作，从而导致了秦朝完成了中央司法审判权与中央治安管理权的两权分离。于是，在廷尉之外，又设立中都尉，使之掌管全国治安管理大权。秦汉司法体制的这一变革，意义重大，曾影响了封建后世两千年。此外，秦汉时期还设立了监察机构，即御史大夫和监察御史，以及御史台制度。这种垂直监察领导方式，有力地巩固了封建集权制度，有效地制约了官吏的不法行为，为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封建法典化的第一次高潮——隋唐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众所周知，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法制文明的发展，从而产生了中国封建法典化的第一个高潮。隋朝采用中典治国的方针，在《开皇律》中确立了十二篇的法律体系，其中以《名例律》作为律文首篇，充分发挥了总则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改变了萧何《九章律》中《具律》既不在篇首又不在篇尾的状况。与此同时，将秦汉、魏晋以来《囚法》、《捕法》、《捕断》、《系狱》改造成为《捕亡律》与《断狱律》，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律文当中的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内容和行刑规则。封建刑事法律体系改革的成功，这应视为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第一个标志，此外，隋唐时期，随着社会文明与法制文明的发展，采取了以轻刑主义替代重刑主义的原则，从而推出了法定的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这种捌度的进步性表现在：采用身体刑的笞杖方法替代残酷野蛮的墨刺肉刑，以徒流等劳役刑替代野蛮残酷的荆刑和宫刑，以绞、斩两种死刑替代以往残酷的死刑制度，诸如具五刑、枭首、车裂等。从中可以看到，隋唐统治者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从保护犯火的劳动力价值出发，推进了刑罚制度的文明化改革，这应视为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第二个标志。隋唐法律中，特别是唐律当中，虽然确定了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但在国家大法中，对刑讯逼求口供的做法是加以严格限制的。《唐律》之《断狱律》规定：凡刑讯，必须向上级提出申请，上级批准后才能实行；在实行刑讯时，必须有同僚共同参与，才能够动用刑罚，而刑罚总数为杖二百，同时规定要分三次进行。这说明，唐朝统治者认识到，刑讯逼求口供的审讯方法，是存在着很多弊病的，必须严格加以限制，避免出现冤、假、错案。与此同时，《唐律》之《断狱律》又规定，在审理案子的时候，如果罪犯“赃证露验”，经审判人员反复推敲研究，理无可疑，即使无法取得犯人口供，仍可以依据证据定案。《唐律》的这项规定，是当时刑事诉讼法理科学的重要发展，也是审判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发展的重要根据。对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第三个标志。此外，隋唐确立了皇帝以下中央三大司法机关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共同负责中央司法审判的格局。其中，大理寺负责流刑以下的审判工作，死刑案件必须上报皇帝，由皇帝最终裁决；刑部负责对大理寺审案的复核工作；御史台则负责法律监督工作，用以纠正大理寺和刑部审案的失误。隋唐在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审判制度，州县长官就是该地方的司法长官和行政首脑。他们掌握两项主要权力，即案件的批准权和上报权，州县长官以下，设立法曹参军和司法参军，具体审理各类刑事案件，审判结果要报州县长官，州县长官认为审判无误，可以批准执行，但审判和执行的案子只限于笞杖和徒刑。如州县长官认为审判案件过于复杂，难于定案者，可以上报中央，请求处理。此外，唐朝还规定了死刑的复奏制度，在京实行“五复奏”，在京外实行“三复奏”，通过复奏的形式，尽量减少死刑执行中的冤、假、错案，以此缓和社会的不满情绪，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从司法制度的完善与构建和谐司法秩序上，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统治时期，达到了封建统治的巅峰，也可以视为封建法典化进人高潮的第四个标志。
(四)封建法典化的第二次高潮——明清时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时代进入了晚期。它产生了许多不同于封建中期的特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早年生长在民间，较之一般的帝王更了解民情，在长期的征战和统治中，形成了带有自身特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识，他的思想当中，更多的带有针对性和实践性。在洪武十三年发生宰相胡惟庸造反案后，朱元璋针对此案得出结论，宰相制度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于君主专制统治不利，应当予以废除。他还强调，今后有人提出要恢复宰相制度的“定斩不赦”。针对此次宰相的变乱活动，朱元璋进行了改革，不仅在政治体制上排除了宰相的制度影响，实行皇帝亲抓六部的垂直领导体制，而且，通过变更法律的体制，实现皇帝运用法律规范约束六部官吏的新的制度，即《刑律》的七篇体例，具体说，就是《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次法律体例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法律科学的角度看，总则的指导地位固定，依然可以发挥统率作用。此外，这次变革，在分则的领域实现了行政法律规范相对的集中于《吏律》，财政、金融、经济法律规范相对集中于《户律》，礼仪科考等法律规范相对集中于《礼律》，惩办军官、军士犯罪的军事法律相对集中于《兵律》，刑法、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相对集中于《刑律》，违法建筑工程方面的法律相对集中于《工律》。我们结合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可以看到，这次变革的重要价值即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适应当时的政治经济的要求，形成了由封建性的“诸法合体”过渡到资本主义性质的部门法体制的中间环节，就是沈家本所说的“六部分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六部分律”体制的出现，是十二篇体制的重大发展，也是走向部门法体制的中间环节，同时也是封建法典化进人第二次高潮的重要标志。明清时代是封建晚期社会，在明朝存在厂卫特务干预司法的厂卫制度，在清朝存在着思想高压与文化专制的文字狱制度，这些都是晚期封建社会地主阶级走向没落在司法制度上的体现。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并不能以偏概全，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仔细考察明清时代的会审制度，就会发现，在死刑的复审、复核方面，明清时代步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众所周知，死刑是剥夺人们生命的最高刑罚，一旦执行死刑，便会出现死而不可复生的局面，如果执行的是冤假死刑的话，其后果就更加严重了。明清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在死刑复审复核制度上作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划分死刑的两种类别，即立决和监候制度，凡死刑属于造反等政治性的重大案件和恶性的杀人案件等，一般采取斩立决和绞立决的处刑方式，而对于一般的死刑案件，则采取斩监候和绞监候的处刑方式，也就是留待秋审或朝审时再作处理。其次，建立临时的最高审判机构，即九卿会审制度，由中央六部尚书和大理寺卿、左都御史、通政史等九位中央长官，会同审理绞监候和斩监候案件。具体的形式有两种，即秋审和朝审。所谓秋审，是指在立秋以后，由九卿在天安门西面的朝房会同审理全国上报的死刑案件(绞斩监候案件)。所谓朝审，是指由九卿出面，会同其他官吏审理中央刑部处理的绞斩监候案件，以及京师附近发生的绞斩监候案件。从最后处理的结果来看，上述死刑案件的多数都可以获得减刑的处理，例如，可矜(具有某些可怜因素的死刑案件)、缓决(因证据不足推迟审理案件)，以及留养承祀(独生子死刑案件)都可以获得减刑的处理，惟有情实这类死刑案件因其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属实无误，故上报皇帝勾决执行死刑。明清时期对死刑案件的重视，表明当时的统治者对生命价值的肯定，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总括以上，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典化运动，渊源于夏、商、周三代，初创于战国秦汉，完善于隋唐，变化于明清。由于当时社会条件所限，特别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方式的影响，使得当时的法典只能是诸法合体、诸法并存，而不可能产生独立的部门法，但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从法典化的运动中看出它自身发展的规律。从法典的体例来看，由杂乱无章到体系化，由繁杂到简明，由总则置于篇尾到总则调整到篇首，显示了立法技术的提高与司法经验的丰富和积累，从法典的内容来看，由单纯的刑律的调整，发展到判例与刑律共同调整，采取多种手段调整社会内容和社会关系，反映出法典化伴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日益完善的过程。此外，从司法制度的角度来看，中央司法机关由单一机构执行法律，到多个机构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共同执行法律；地方司法机关由长官行使司法权，到长官掌握批准权和上报权，具体案件由司法参军或法曹参军审讯，反映了司法机构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在执法过程当中不断地调整变化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走向文明的过程，特别是唐朝的三复奏、五复奏，明清时代的会审制度，都表明了，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社会文明的要求，统治者也逐渐改变了草菅人命的态度，而逐步转到对人生命价值的肯定。由于本书研究的是刑诉法典化问题，而古代不可能分离出刑事诉讼法，也不可能产生独立的刑诉法典，对于古代的研究，只能在诸法合体的条件下，来研究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变化过程。中国古代初步分离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产生了狱和讼的区分，这说明中国的先民们，已经意识到刑事诉讼同民事诉讼，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具体争端的解决方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历代的刑书和刑律中，都包含了总则的相关内容，都囊括了程序法的相关规定，诸如《囚法》、 《捕法》到《捕亡》、《断狱》，再到《刑律》，可以看到，它们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所解决的程序问题越来越集中，这同样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走向文明的过程。但是，这一项进步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一种进步，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下的部门立法的进步不可同日而语，而后者则是前者质变的结果，也是客观发展的必然。
参考资料：中国古代法典化发展历程〔china16300〕

㈡ 广西防城港300多套房屋商铺为什么被贱拍

9月9日，广西防城港腾飞龙公司执行案评估、拍卖问题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专家有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永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民事诉讼法研究所所长宋朝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刘作翔，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韩波，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林剑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晓兵等。包括《财经》杂志、法制日报、法制晚报、北京时间、经济观察报、中国房地产报和华夏时报等多家媒体的记者参加了会议。

刘作翔教授表示，如果确实存在法院不回应当事人的评估异议和执行异议，显然存在程序违法问题。另外，评估公司通过更正函对评估报告的时间进行改动，是非常随意的，也是没有法律依据，是无效的。按照程序来讲，法院对当事人的执行异议应该给出一个明确的裁定，但是法院却没有，就急于拿出拍卖，是值得质疑的。从资产评估到现在已经相隔一年多时间，房屋价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腾飞龙公司在评估报告出炉后又进行了1.6亿元的建设投入，如果以原先的评估价作为拍卖起拍价，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林剑锋教授、韩波教授和刘晓兵教授也发表了意见，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类似观点。

腾飞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忠飞表示，防城港中院通知将在10月10日对被查封的300多套房屋进行拍卖，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公司将于近日启动执行异议程序。

㈢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的老师有哪些 要齐全 多谢了 本人要考法大的研究生 跪求各位帮助！！！

民法学总论 李显冬／姚新华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事诉讼法 杨秀清／王娣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物权法 隋彭生／刘智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债权法 姚新华／刘智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马列经典著作选读 邬名扬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代经济理论与政策 邬名扬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知识产权法 费安玲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张 锋／吴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经济法基础理论与房地产法 赵红梅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国际经济法 杜新丽／杨 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司法（含证券法与企业法） 王卫国／吴景明 中政大教授、博导、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
金融法、税法 魏敬淼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合同法、担保法 隋彭生／刘心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宪法与法理学 王人博／陈景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法制史 江兴国／马志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民事诉讼法学 杨秀清／王娣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刑法学 阮齐林／邬明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合同法、担保法 隋彭生／刘心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事诉讼实务与民事执行 宋朝武／杨秀清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宪法与法理学 焦洪昌／陈景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张 锋／吴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法学院副院长
仲裁法学 宋朝武／杨秀清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建设部法律顾问
证据法学 洪道德／鲁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物权法 隋彭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刑事诉讼法学 洪道德／刘玫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公司法（含证券法与企业法） 王卫国／吴景明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民法学总论 李显冬／姚新华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
中国法制史 马志冰／江兴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马列经典著作选读 邬名扬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代经济理论与政策 邬名扬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㈣ 宋代法律的作用和特点

宋代是中国古代发展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宋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比前朝有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变化。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杨高凡认为，宋代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得到发展，法制建设也表现出与其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时代特色。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维护私有权益的经济立法和民事立法更加详密完备，具有无与伦比的时代特征。

宋代是一个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王朝。这一时期，不仅让人们的义利观念和私有权观念发生变化，也促进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使以维护私有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事法律规范更加完备。因而，民法成为宋代法律内容中最丰富，最能反映宋代法律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是民事权利主体的变化。在租佃制、雇佣制盛行的宋代，不仅官户、地主、平民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就是唐代的“贱民”，即宋代的客户、工匠、机户乃至私家雇佣的人力和女使等，在宋代亦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依法享有权利主体的资格，这些“贱民”法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民事法律体系、关系变化的重要表现。另外，宋代出现的义庄、祭田、学田及寺院等都有独立的财产、完备的管理制度，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团体。在法律上，它们具有财团法人和综合法人的性质。

第二是物权法的详备。宋代是一个私有制高度发展，所有权观念深化的朝代，所以调整物权关系、维护私有权利益的法律也相当详备。尽管宋代没有现代概念上的动产与不动产的明显区别，但在内容上已有财物与产业之分，无论是私财还是官物，私产还是公业，都是法律积极维护的对象。宋代法律对动产物权的原始取得（先占、遗失物、漂流物的拣获、埋藏物的发现等）和继承取得（买卖、赠与、继承等）及添附物的处理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对以动产物权作为借贷担保的质、当、典押等亦有明确的立法。凡私自移走支配他人所有财物，在刑法上则构成了盗窃罪，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此外，宋代法律对以田宅为主要内容的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规定更加详密。

由于宋代统治者对土地的占用、开垦、典卖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为土地所有权的取得带来了新的特点。在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冲击下，土地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使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相当频繁，买卖成为取得土地所有权的主要途径。宋代租佃制、典卖制的盛行，又使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开始分离，宋代法律不仅承认这种分离的合法性，亦允许占有权、使用权独立有偿转移，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永佃权在宋代土地所有权中是一种强有力的物产权，既可以世代相承，亦可以典押转让使用权和收益权。宋代物权法的内容十分丰富，对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权益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是债权法的发展和契约关系的发达。债是指特定当事人之间请求特定行为的民事法律关系。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复杂化，在买卖、借贷、典当、租佃等契约关系中，因侵权行为、不当得利 、无因管理等法律事实，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为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宋代在法律中对债的发生、债的履行、债的担保、债的免责、债的强制效力及债权人的权利、债务人的义务都作了详细规定，以至于出现了“违契不偿，官为理索”的说法，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在契约关系方面，宋代的契约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法律形式，是为适应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发展起来的，是维护所有权利益的重要法定依据。宋代的契约种类繁多，主要有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典押契约、租佃契约，但无论哪类契约，凡经官府印押，交纳契税的，官府都承认其法律效力。为了维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宋代法律对契约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担保责任、时效、损害赔偿等都作了严格规定，明确了立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是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权利的扩大。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妇女的社会性劳动进一步增强。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带动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变化。在婚姻关系中，宋代妇女的法定离婚权冲破了“七出”“义绝”的范围，离婚的主动权有了明显增大。随着人们对妇女贞节观认识的变化，社会各阶层对妇女的再嫁表现出积极的支持态度。在法律上表现为维护妇女再婚自由权的立法相应增多。宋代规定，寡妻既可以另适，也可以招来接脚夫，妇女再嫁在宋代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家庭关系中，特别是夫亡妻在的家庭中，法律确定了寡妻的户主权，在户绝家庭中，寡妇依法享有立继权和代位继承的权利。因此，宋代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变化，也是宋代法律变化的重要表现。同时，宋代在财产继承法等方面的制度也非常完备，这反映了宋代对私有权维护的深化程度和法制特色。

宋代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重视程序建设也成为其诉讼法的时代特色。诉讼法是保证实体法正确实现的程序法，依据案件的性质，诉讼法又分为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宋代的法典和前代一样不仅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分，刑诉法和民诉法也不分。其司法机构设置、诉讼活动原则、诉讼程序、审理方式、判决方法等虽多借鉴唐代的制度，但以程序制约司法权的滥用是其突出的特征。在宋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君权的强化，表现在司法上是皇帝越来越广泛行使审判权，当时的审刑院就成为皇帝审断案件的顾问机关。宋代中央的中书、枢密、三司等行政机关直接干预司法审判活动。在地方，强调州县行政长官必须亲自审问案件，既加重了他们的司法责任，也扩大了他们的司法权力。这都是皇帝加强对司法权控制的表现，也是宋代司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制度正义是宋代刑事审判最突出的亮点。为了保证实体法的有效实施，宋代构建了完备的审判、复核、监督检查机构体系，规定了详细的起诉形式，建立了收集、辨别、运用证据的制度。为防止司法官吏在审判活动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造成刑狱冤滥，从制度层面对审判权进行了限制。首先是确定了“鞫谳分司”体制，使审理权与判决权分离；其次是规定了“长官躬亲”制，以防司法审判中的吏奸之弊；其三是推行“亲嫌回避”制，以保证审判的公正；其四是确立了“据状勘鞫”制，以防状外别生奸狱；其五是限制滥施刑讯，防止冤案滋生。在司法制度中，审判程序规定的尤为严密。从刑案现场勘验、取证、审讯到结案，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标准，防止官吏在各个环节中借机生奸。在审理结案之后，检法议刑之前，创立了必须的录问程序，即对徒刑以上大案，另外安排官员提审录问案犯，进一步核查犯罪事实，以防审理中的差误，这是其他朝代审判中没有的程序。录问无枉错之后，由检法官根据案情检出适用法条，这就将定罪量刑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其后则由幕职官根据案情和法条草拟初判意见，交由通判及幕职官集体审核签押后，呈知州定判。如此严密的审理和判决程序，在中国法律史上独树一帜。试图通过制度正义实现法律正义，也是宋代法律建设趋向文明的突出表现。

在宋代，随着民事权利主体的扩大，有关民事诉讼的法律也更加完备和具体。宋代不仅明确规定了受理民诉的“务限”，案件“结绝”的时限，审结后官府给予当事人“断由”，而且对民事诉讼审理不当的案件准许当事人上诉。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为了宽恤民力、恢复生产、钳制官吏违法害民，广开越诉法，这不仅丰富了宋代民事诉讼法的内容，扩大了民事诉讼权，也彰显了宋代民事诉讼法的发达。

中国古代的司法中，既没有律师也没有辩护制度，百姓的诉讼全凭官吏决断，被冤之民无法得到法律帮助。至宋代，由于人们私有权观念的深化，人身权利相对扩大，要求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愿望日渐强烈。基于社会的需要，在江南民间产生了“教引讼理”“教授辞讼文书”的讼学。同时也出现了专门指教词讼、替人辩理为业的讼师和以佣笔为业的写状代书人。讼学的产生，讼师和佣笔代书人的出现，是中国封建诉讼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也反映出宋代诉讼活动十分活跃。

同时，为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宋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中央集权制度加强，调整经济关系，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法律内容相当丰富：如商事法、专利法、矿冶法、财政法、税收法、钱法、钞法等，宋代经济立法尽管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但也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观宋代的法制建设，不仅规范详备，内容丰富，亦表现了突出的时代特点。民事法规和经济法规完善表现出宋代私有权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从诉讼法的完备和民间讼学的产生表现出宋人对程序法的重视。可以说，宋代法制在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两方面表现十分突出。宋代法制虽有因袭旧制的方面，但也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中国封建法律史上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㈤ 国际经济法的对外经济

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
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1．古代中国时期，即奴隶社会后期和封建社会时期，约相当于公元前四、五世纪至公元1840年；
2．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时期，约相当于公元1840年至1949年；
3．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即公元1949年以后。
一、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内涵
（一）古代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简况
夏朝时期，各个部落联盟之间就时常开展跨越联盟疆界的贸易。商朝时期，商品交换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开始使用原始形态的货币。到了周朝，实行“朝贡贸易”。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同海外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业，明显的标志是：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中国的丝绸就已开始辗转远销希腊等地。
秦朝时中国与印度支那半岛、朝鲜半岛两个半岛广大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是相当密切的。
汉朝对外经济交往也日益发达，开拓了 “丝绸之路”，又辟海市。经过隋朝进入唐朝，全国重新统一安定，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也空前兴旺发达。
宋朝时期，政府侧重于在南方发展海上国际贸易。元朝建立陆上国际商道畅通无阻，海上贸易也有新的发展。
明代初期，多沿袭元朝，且又有重大发展，如郑和下西洋。明代中叶以后，关闭口岸，停止对外贸易，实行“锁国”政策。清朝则变本加厉实行“海禁”，虽一度解禁开港，但对外来商人一律严加限制。
（二）古代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法理内涵
第一，古代中国开展对外经济交往，是国内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所必需。
第二，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其主要动因植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对外经济交往史上，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起落，但总的来说，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是主流。
第三，在古代中国长期的对外经济交往中，基本上体现了自主自愿和平等互利的法理原则。
第四，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其规模和意义都难以与近现代的对外经济交往相提并论。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内涵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简况
继1840年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又发动了多次侵华战争。用战争暴力打败中国，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各种政治、经济特权，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形成了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的恶性循环。
（二）强加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法理”
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中国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受到严重破坏，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始终贯穿着两条线索：第一，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往往处在非自愿、被强迫的地位，受制于人，听命于人。第二，中国总是遭到不平等的屈辱，忍受不等价的交换。弱肉强食的原则，不仅被列强推崇为“文明”国家的正当行为准则，而且通过国际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和签订，取得了国际法上的合法地位和约束力。
三、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
（一）独立自主精神的坚持
与平等互利原则的贯彻
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乃是新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一贯坚持的最基本的法理原则和行为规范，也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健康发展的两大基石。它由国家的根本正式加以肯定和固定，上升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和基本行为规范。
（二）闭关自守意识的终结与对外开放观念的更新
半殖民地时期中国长期遭受的历史屈辱，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帝国主义所强加于中国的经济封锁，以及霸权主义背信弃义对中国所造成的经济破坏，都激发了和增强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意识。但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产生了对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对外经济交往受到重大的消极影响，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去了调动国外积极因素的良机，拉大了与先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使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更加自觉、更加成熟的历史发展阶段。
1993年，中国宪法正式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针对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提出了纲领性的文件，大大加强了对外开放的力度、广度和深度。
第五节 贯彻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与学习国际经济法
一、中国实行经济上对外开放国策的主要根据
它是在总结该国多年实践经验以及参考国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国在实现“四化”过程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中国应积极参加和利用国际分工，实行平等互利的国际交换，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
因此，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两套本领。
二、深入学习国际经济法对贯彻上述基该国策的重大作用
其主要意义，可大体归纳为：
第一，依法办事：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十分需要借助于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加以指导、调整和约束。中国应积极参加国际经济交往，对于这种法律规范的现状和发展趋向，需深入了解，自觉地“依法办事”，避免因无知或误解引起无谓的纠纷，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第二，完善立法：广泛深入地了解上述规范和惯例的有关内容，使中国涉外经济法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工作有所借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法律规范和日益完善的法制保障。
第三，以法护权：要熟悉国际经济法的有关规定，和有关国家的涉外经济法的有关知识，在“国际官司”中，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中国的应有权益。
第四，据法仗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要以国际经济法作为一种手段，按照公平合理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为全世界众多弱小民族仗义执言和争得公道，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旧更替。
第五，发展法学：立足于该国的实际，以该国利益为核心，重点研究该国对外经济交往中产生的法律问题，作出符合其该国权益的分析和论证。逐步创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科体系。

㈥ 世人皆知明朝锦衣卫，但是却很少人知道宋朝的秘密警察

说起特务机构，首先想到的就是明朝的锦衣卫与东西二厂，毕竟明帝国灭亡之路上，这宦官领导的特务机构没少出力，因此世人对明朝的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就耳熟能详。其实两宋时期也有天子亲率的特务机构，叫做皇城司，基本上皇城司与锦衣卫的工作差不多，等于是宋朝官家的秘密警察。

而且宋代是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的朝代之一，别看两宋时期打仗不行，可国民经济却世界领先。可以想象经济一发达，从商之人就多，这不法商人非法牟利之事也就多如牛毛。两宋时期可没有什么经侦手段，更没有什么经济法，毕竟封建社会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却没有配套的制度与法律相呼应，久而久之必然会产生很多问题。皇城司的调查与介入，属于非官方主动宏观调控，但也有干预的作用，继而也能让宋朝的经济发展走上良好持续的道路。

㈦ 学习法律知识的体会

最近，我认真学习了我国于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教师法》虽然存着，但许多侵犯我们教师合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例如殴打、辱骂、诽谤教师、拖欠工资等等，而我们教师迫于时代和社会的压力，能够主动利用这件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人却不多，这说我们明教师只知法、守法是不够的，还要用法，因为用法也是我们的基本权利之一。我们教师作为一支具有高素质的社会队伍，学好、用好法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教师必修的一门功课。下面谈谈我学习《教师法》的一些浅薄的体会。一、更新了自己对法律的认识，清楚的了解到自己的法律地位。以前的我认为教师就是为社会为学生服务的，吃点亏是可以吞下去，现在我不会再这么认为了，因为，每个人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平等”的口号不应是嘴上说说而已，落到实处才拥有意义，否则有法也等于无法了。二、我认识到了我们教师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教师法》不仅帮助我们教师得到她们的所得，也让我们教师有了行为上的准则，只有学习好它才能保证教师享有自己的权利。另外，我也知道了我们教师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一定的义务。在学习了《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后，让我更明确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该履行的义务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工作中，严格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让学生满意，家长放心，社会认可，不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不讽刺，挖苦，不威胁、责难家长。时刻以教师的道德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不穿奇装异服，处处“身正为范”。对于后进生，不拔苗助长，不讽刺挖苦，要耐心教育。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教学不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移植的过程，应当是学习主体(学生)和教育主体(教师，包括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学生将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自主知识的习得者。面对知识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的时代，我意识到：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把老师知识的储藏和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比为“一桶水”与“一杯水”的陈旧观念，而要努力使自己的大脑知识储量成为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筛滤旧有，活化新知，积淀学养。有句话说的好：“一个教师，不在于他读了多少书和教了多少年书，而在于他用心读了多少书和教了多少书。”用心教、创新教与重复教的效果有天渊之别。教书和学习的生活，使我感悟到：教师的人生，还应该有创新精神。年年春草绿，年年草不同。而我们的学生亦是如此，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的目的是为了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让每一个学生主动地、活泼地发展。在组织教学中把整体教学、分组教学与个别教学结合起来；在教育过程中，贯彻个别对待的原则，讲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学生们像一朵朵稚嫩的小花苗儿，但每一颗都有与众不同的可人之处。因此便更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方法用爱心去浇灌、呵护。总之，我们会在以后的教育教学中，多学习法律知识，用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教师法》、《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护法》来规范和鞭策自己，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保障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这样才得以使我们的事业走向辉煌使我们的教育对象健康成长。

㈧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或经济法研究生考试科目

【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 】
民商法学专业考研参考书目，有时候也叫考研指定教材，基本上可以说是考研专业课复习最重要的考研辅导资料。考研专业课的考核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考研 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 民商法学专业的专业课考试是学校自己命题，这就要求考生要完全按照报考院校的要求进行非常有针对性的复习，具体来说就是一定要用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 民商法学专业考研指定教材进行复习，进行认真的钻研，考研真题试卷最终是根据考研指定教材出的，如果不按照中国政法大学考研指定的书目进行复习，那么即使复习的再好，实力再强，也很有可能会在专业课上栽跟头。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 民商法学专业参考书与指定教材为：701法学综合一：
法理学（40分）：法理学导论。
宪法学（40分）：中国宪法。
国际法学（40分）：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含WTO]、国际投资法、国际技术转让、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公法（国际公法基本理论）；国际私法（国际私法理论与制度、法律适用、国际民事诉讼、国际商事仲裁）。
行政法学（30分）：行政法、行政诉讼法。
801法学综合二：
民法学（50分）: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法总论、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继承法；
刑法学（50分）：刑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25分）：刑事诉讼法学（含刑事证据）；
民事诉讼法学（25分）：中国民事诉讼法。

㈨ 宋代的代表性刑法是什么

宋太祖建隆四年编成《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它是我内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容法典。
其条文只是《唐律疏议》的翻版，变化之处在于：增加"折杖法"；收集自唐末至宋初150年间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规范209条附于律文之后；篇目仍是12篇、502条，但在每篇下设有门，合计213门。

㈩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办学条件

2006年以来，学院共培养全日制本科生2443人，硕士研究生980人，博士研究生250人。历年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均在90%以上。学院现有在校学生2950人（其中本科生1602人、硕士研究生1178人、博士研究生170人）。就师生人数而言，民商经济法学院是中国政法大学规模最大的学院。 知名教授学科姓名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学张楚知识产权法、网络法、电子商务法、科技法，以及网络安全与取证技术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孙佑海自然资源法、环境法、司法与环境资源保护民商法学夏吟兰亲属法、继承法、妇女人权民商法学赵旭东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徐晓松经济法理论、公司与企业法、国有资产法诉讼法学宋朝武民事诉讼法学、仲裁法学民商法学李永军民商法学民商法学管晓峰公司治理、以及与公司制度相关的金融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王灿发环境法、国际环境法民商法学王卫国民法总论、财产法（物权法、无形财产法）、债与合同法、侵权法、破产及重整法、企业法（公司、合伙、国有企业）、金融法、土地法、民法哲学、比较民商法、中外民法史民商法学费安玲民法学、罗马法学、知识产权法、保险法诉讼法学杨荣馨民事诉讼法学、仲裁法学、调解法学、公证法学、强制执行法学等经济法学施正文税法、国际税法、财政法、金融法、公司企业法民商法学巫昌祯亲属法、继承法、妇女法经济法学刘少军金融法（银行法、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民间金融）财税法（财政法、税法）法哲学（法哲学、经济法哲学）知识产权法学来小鹏知识产权法学经济法学时建中竞争法、公司法、金融法经济法学符启林经济法学民商法学李显冬民商法、侵权行为法、矿业法、土地法、能源法、农业法、中国民法史民商法学高祥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张穹长期从事检察工作，在刑事领域颇有建树。近几年，由于从事政府法制工作，致力于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政府法制建设等诸多专业领域研究民商法学张俊浩民法学原理、知识产权法、公司法知识产权法学冯晓青专长于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特别是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提出并构建了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在知识产权法哲学方面了提炼了知识产权劳动理论、人格理论、激励理论和平衡理论。实务研究领域专长于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经济法学李曙光经济法，破产法，金融法，法经济学诉讼法学肖建华民事诉讼法学、仲裁法学、证据法学民商法学江平民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徐家力法学民商法学王胜明民商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曹明德环境资源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