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小巩

1. 普法栏目剧黑色塑料袋捂死人的叫什么名字

普法栏目剧黑色塑料袋捂死人的叫白莉莉。

小区的一个居民死在了自己家中的客厅里，一起谋杀引出孩子之谜。死者是一位年轻的女性，被害时头上还套着塑料袋，腹中怀有身孕，不排除入室抢劫的可能，但是民警分析出了，门锁没有被破坏，凶手和被害人可能是认识的。

《普法栏目剧》是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推出的法制栏目剧。

节目以普及法制为宗旨，将真实的法律案例拍摄成通俗易懂的小短剧，同时加入主持人的评说，从内容到形式，使观众更易于接受。

节目于2011年4月18日起每天20:49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首播。

2017年9月3日起，取消周日播出。

2019年3月24日起，恢复每日播出。

普法栏目剧(停播)更名为方圆剧阵。

节目背景:

2011年4月18日，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进行了改版，为进一步开拓社会服务和建设的内容资源，锁定高端，提供专业的法制内容，服务百姓、关注青少年，构建“援助、帮助、救助”的社会服务网络，推出了《普法栏目剧》。

2. 求社会保障法规及基础知识（朋友急需，重奖可追加）

第一节 社会保障的概念与含义一、社会保障的概念 1.一般定义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设立的、旨在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经济生活安全的各种项目总和。 2.国外对社会保障定义的理解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对社会保障的界定有所不同，并且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西欧福利国家将社会保障理解为一种公共福利计划，人人都能够享受。更多的国家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一张社会安全网，为需要的社会成员特别是劳动者的生老病死及其家属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3.我国对社会保障定义的理解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因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而失去劳动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碍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项社会安全制度。二、社会保障概念的含义 对社会保障的概念要给予比较全面的、准确的、科学的概括，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1.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和社会：补偿弱化的家庭保障功能，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以稳定社会。2.社会保障的目标是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一是基于人的生存权的保护，二是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3.社会保障面向社会全体成员：社会成员只要符合社会保障的条件，就应该无一例外地成为社会保障的对象。4.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保证和依据是法律法规：即国家以立法或制定行政条例的形式来确定社会保障的范围、资金来源及支付标准等基本内容，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其得以实现。法和行政条例的法律效力是不同的。所依据的法律有两类：形式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法规和实质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法规。在具体操作时“小法必须服从大法”。三、社会保障的范围和对象1.保障的一般对象 按社会保障的定义，社会保障的一般对象应是全体社会成员。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实现社会保障的原则不同，从而社会保障的对象也有所不同。2.具体的保障范围：视各国保障的原则及国情而定。实现普遍性原则国家：保障对象为全体社会成员；实现特殊性原则国家：保障对象有选择，为部分社会成员；我国的社会保障范围：许多项目只面向城镇的工薪阶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建设之中，由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决定。大多数地区农民是家庭保障。但如果进城打工，就应该受到保障；发展趋势：随保障内容的完善而不断扩大。但何时扩大到更广的领域，要视各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经济承受能力而定。本节重点：1、社会保障的一般概念2、社会保障的含义选择题：1. 社会保障制度旨在满足人们什么水平的生活需要？（单选） A．小康生活需要 B．基本生活需要 C．富裕生活需要 D．现代化生活需要 2 .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依据是什么？ （单选） A．社会立法 B．企业和个人的自觉性C．思想教育是非题： 1、社会保障不是一项社会安全制度 (1) 错，社会保障是一项社会安全制度。 (2) 因为社会保障的目标是保障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使社会成员不至于因为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而陷于贫困。第二节 社会保障的特点与作用一、社会保障的目的和意义1.经济目的 通过社会保障，使社会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维持生命的安全；2.政治目的 通过社会保障，保证国家的各项政策得到贯彻和实施，维持社会稳定，巩固现存的社会制度。3.最终目的：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二、社会保障的特点 一是社会性社会保障对象具有社会性，即其保障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社会保障组织管理机构的社会性；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社会性。社会共同承担制。 二是强制性各国均用法律的形式将社会保障制度固定下来，以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避免了主观随意性。社会保障所规定的某些保障项目，不论个人或雇佣单位愿意与否，都必须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参加并接受其保障；社会成员个人无权选择所参加的社会保障的项目、待遇，社会保障机构也无权拒绝社会成员享受其权利的要求；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以立法形式保证实施，符合缴纳条件的个人和团体，都必须按要求缴纳，否则将被追究法律责任。目前仍有不少企业拒绝参加社会保险，违反了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三是普遍性保障项目普遍：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险又包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多个方面；保障对象普遍：覆盖至全体社会成员；四是公平性符合保障的对象能够均等地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和权利；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和进步。五是互助性横向互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遵循的是一种大数法则，也即是多数成员实现对少数遭遇风险成员的收入补偿；纵向互济：代际之间的互济。如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部分。六是储蓄性 一部分社会保障项目的资金是先行扣除、缴纳和储存，然后分配和使用。其实质是“取之于已，用之于已。”三、社会保障的功能1.社会保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的特点：一是通过市场机制作用于社会，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市场机制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盲目性、外部不经济、无法协调效率与公平等。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效手段之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由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与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调控体系两部分组成，二者相互作用，进行资源配置。国家运用社会保障干预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公共利益。2.社会保障的社会性功能（对社会发展、社会稳定的作用）社会保障的补偿功能：是对因为市场竞争造成失业、下岗者的一种经济补偿。社会保障的稳定功能：通过保证劳动者乃至国民在特殊情况下的生活问题，从而实现整个社会乃至统治秩序的稳定。被誉为“社会安全网”和“社会减震器”。国际劳工组织在总结各国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时指出：“没有社会的安定，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没有社会保障，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客观地描述了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稳定机制的重要性和功能。2、社会保障的经济性功能(对应于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调节投融资功能：社会保障的资金直接来源于社会保障费、国家资助（财政补贴）以及资金运营收入，经过长期积累，数量巨大，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成为国家调节投资的一大支柱。 平衡需求功能：经济要保持健康的发展，就要保持需求与供给的总体平衡。在经济扩张时期，就业比较容易，失业率低。在经济紧缩期，找工作困难，失业率高，可支配的收入减少，容易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社会保障被称之为调节经济的蓄水池，具有非常有效的平衡需求的作用。当经济衰退而失业增大时，由于失业给付，抑制了个人收入减少的趋势，给失去职业和生活困难的人们以购买力，从而具有唤起有效需求的效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复苏。而当经济高涨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支出相应缩减，社会保障基金规模因此增大，减少了社会需求急剧膨胀，最终又使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达到平衡。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通过税收的环节，在一次分配的时候，将高收入者以征税的形式收上来，通过财政手段转移支付，再分配低收入者，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保护和配置劳动力功能 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通过失业救助，使失业者能够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通过就业培训，又使得失业者得到了新的技能，重新就业。促进劳动力有效配置：通过社会保障调控，劳动者无后顾之忧，可以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要素的有效配置。部分劳动力则通过失业救助，找到了最能发挥其能量的工作，也即实现了有效配置。本节重点：1、社会保障的特点 2、社会保障的功能

3. 法律和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

法治从人类的理想成为实体的制度，道德是功不可没的。法治，源于道德和政治上的假设，源自对法律的“善”、人性和权力的“恶”的思索，源自“去恶求善”这一原始诉求构成的法治的正当依据。法治的价值告诉我们，法治追求“善治”，而这正是人类追求了千年的梦想。法治以道德为基础。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之过程，实质上也是推进人和社会的道德意识，对人和社会进行具体、生动的道德教育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受制于物质生活条件的社会主体道德与法律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时至今日，市场经济如火如荼，对这所谓的内部一致性和协调性削弱和破坏，已不言自明。“传统”的道德观与当代中国法律的矛盾冲突不断凸现出来，这将对我们现在的法治建设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并进而影响社会生活的优良顺序。因此，毫无疑问，对“传统”道德观与当代法律之矛盾冲突，以及如何协调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研究分析和探讨就有其必要性了。

一、“传统”道德观与当代法律之间的矛盾

任何社会的变革，往往在思想领域会有深刻的反应。旧体制的瓦解，新体制的建立，不能不使得人们的思想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于是很自然，一系列的矛盾就出现了，尤其是“传统”的道德观与当代法律之间的矛盾，且日益突出，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为了确保改革的顺利实行，树立了平等竞争的法律观念。然而道德观念的转变却比较迟缓，计划经济的“铁饭碗”和平均观念仍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于是产生了许多法、理、情的观念冲突。

在我国“传统”的道德观中，历来是重义轻利的，片面地强调精神而轻视物质利益。并且把义与利的选择作为衡量和评价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重要尺度，于是大量的歌颂“舍生取义”，痛斥“见利忘义”的论调出现了。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的最大化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宗旨。法治国家的法律保护的正是（合义）求利的原则。因此（合义）求利的法律观与“重义轻利”道德观之间的矛盾也就显现了，在法治国家的法制环境下，本来赢利的观念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目前，在道德领域它却遭到了排斥。传统的道德观在处理经济利益纠纷中显得无力，于是人们开始认为是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了，进而，面对所谓义与利的选择，人们陷入了种种矛盾当中。

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的主体精神之一是公的观念，在人们的道德观中，公的利益是绝对地高于私的利益。私的利益要绝对无条件地服从公的利益。这种道德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遇到挑战。市场经济中，法律以调整经济利益关系为根本，不仅保护“公”的利益，同时也要保护私人的合法权益，这必然就动摇了人们道德观念中公的利益的绝对性，从而造成了重公益而轻私利的道德观与公私并重的法律观之间的矛盾。特别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私有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而国有企业改革困难重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到底要不要优先保护公有制资产，要不要实现对民营和公有企业的平等保护，焦点很突出，争论也很激烈。道德的“重公轻私观”与法律的“公、私并重观”之间的矛盾并不缓和。

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权利与义务早已密不可分，但是“传统”的道德观中人们常常把义务与责任的履行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基本标准。道德的内容侧重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履行的义务，即应当做或不应当做什么，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意味着他享有相应的权利，也不以义务的履行者取得一定权利为条件。而实行法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本位的法律观则是在不抛开义务的前提下大力弘扬权利精神，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和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追求。市场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的，商品交换的实质是利益和权利的交换，交换的主体平等、交换自由。 所以“权利本位”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基础和客观要求。离开了权利本位，市场经济就会失去动力和活力。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义务本位”的道德观与“权利本位”的法律观相碰撞的现象发生。因此，面对传统道德观与当代法律观的矛盾冲突，一些人的人生观、伦理观、法律观、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有的人开始推崇个人主义、一切向钱看，有的人则是焦虑不安，对改革缺乏承受力、应变力，甚至滋生了逆反心理，最终导致部分社会主体追求的物欲化倾向、个体行为的无责任化倾向、社会风气的虚假化倾向、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倾向现象的出现。

面对这种种的矛盾，我们应当有何作为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呢？我们知道，道德价值的等级体系中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第二类包括极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入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原则。法律本质上是一种规范，强调的是秩序,当然也应该体现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法律与道德价值等级体系中的第一类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时代、观念和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法律和道德相交叉的边缘地带总是随之而上下浮动。有时表现为部分道德归化为法律，有时又表现为部分法律回归于道德。因此我们可以：

二、树立新型的道德观，与当代法律观念协调发展

任何现象，都不会没有缘由的发生，一定有其原因，“传统”的道德观与当代法律观的矛盾冲突自然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一般来说，社会道德转型相对法律而言较为滞后，法律规范的转型可以更直接地依赖社会现实，由国家通过立、废、改的形式确立。而道德规范的转型则需要人们在现实社会中重新创建、逐渐积累、认可新的道德规范而完成，所需时间较长。同时道德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导向不明、价值取向混乱、缺乏国家强制力 推动等，盲点较多，也就容易出现道德过渡性失衡。但是，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产生与巩固都离不开道德与法律两个因素的优化组合和协调发展，因此，促进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发展对我国法治建设，从人治走向法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树立新的道德观念是有其重要的现实性的。

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无非是传入人们头脑并在人们头脑中改造物质的东西而已。”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传统”的道德观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必须也要与时俱进。我们在继承传统优秀的道德观念基础上，以当代法律观为参照，融合时代精神，树立新的道德观念。

第一，重塑平等、竞争观。利益是竞争的根源，市场经济通过竞争的手段来划分利益的数量和确定利益的归属。优胜劣汰决定了市场的主体必须打破平均主义的道德观，树立平等竞争的道德观。

第二，重塑公正、效率观。传统的道德观把社会公正放在首位，轻视效率，片面追求一种不讲效率的公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必须树立重效率兼顾公平的观念，以追求高效率为目标，以公正、公平原则为社会平衡的杠杆。

第三，重塑“公私观”。传统的“公私观”是重公轻私，把二者对立起来，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树立公私兼顾的观念，要同等对待。

第四，重塑“义利观”。义与利的选择历来是衡量人们道德水平的标尺之一，中国古代，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义利观对后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但我们必须赋予它新的内容，要义利并举，义利有机地统一。一方面以利扶义，使义有物质依托，不至于成为空洞的说教。另一方面是以义取利，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追求正当的利。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中，在整个社会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融合过渡过程中，所谓传统的道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必定会失效，新的道德规范却尚未确立，这些会致使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空白和失范现象，这就急需我们建构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第一，吸收各方面精华，体现开放的时代精神。鲁迅先生说“拿来主义”正适合于我们此时的法制和道德建设。我们应当立足于现实，对古今中外的道德元素，吸收其精华，革除其糟粕。倡导符合时代的正义公平的社会精神。第二，注重道德标准的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结合。传统的道德观标准多以道德纯朴、民风淳厚、君子人格、仁义精神、利他主义等理性主义为核心，追求的是一种务虚而不务实的浪漫主义道德境界，结果往往是与现实生活相脱离，导致道德标准理想化，使人们可望而不可及。人们丧失了追求崇高道德境界的信心而产生了怀疑主义。因此，构建新的道德体系时一定要注重国情，创建一些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第三，法制和道德体系应体现多元化和层次性的特点。所谓道德规范的多元化和层次性是指，根据社会和行为特征的不同、道德对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建立不同的道德规范，从而改变过去道德规范的笼统、抽象的状况。法治社会是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目标性社会，法治社会又是富有创造和效率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仅仅以法律作为其控制和调节自身的唯一方法，那么就必然会丧失自我协调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社会生活的活力就会减退，这也正是目前西方（后现代）社会中显露出来的一个缺陷，弥补这一缺陷，有赖于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新定位。欲治愈道德与法制之间的矛盾，则法律和道德的建设必须要同步协调发展，同时这也是建设法治社会进而使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法律和道德的有机结合和和谐发展，才能使合理、合情、合法的和谐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

4. 如何理解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核心内容

社会主义是法治社会，必须依法治国

5. 社会主义法治思维的含义和基本内容是什么

含义：社会主义法治思维理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同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实践经验的总结。

基本内容：

一是法治意识和观念的层面，这是最低最基本的层面。全社会成员都应当具备相应的法治意识、观念，才能够形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观念基础。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既要有权利意识，又要有自觉遵守法律的义务观念；

二是法治思维和理念的层面，表现在法治意识和观念上升到思维、理念的层面，对制度建构和具体实践起到更加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法治的价值与态度层面，表现在人们的内心价值观和态度上对于法治的内在认同和尊崇，直至法治内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这是法治文化的最高层面。由此可见，法治思维是在法治意识、法治观念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运用法治思维则是对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出的更高层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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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治的意义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不仅要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且要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要积极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要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保政法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不断提高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能力。

要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做好普法工作。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两者不可分割。只有坚持和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6. 道德和法律对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作用

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懂得，和谐社会，法律是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和谐，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和谐。没有法律，或者有了法律却不被执行，社会的和谐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历史早已证明，无论什么社会，不能一刻没有法律。“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P220）即便是在初民的生活里，也是有自己的幼稚而简单的法律，我们在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的埃德蒙斯·霍贝尔《初民的法律》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在中世纪专制统治下，也不是没有法律的，而且法律制度极其严密残忍。至于现代，就更不要说的，每个文明国家，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的法律体系。为什么需要法律，因为人类社会的生存，是有秩序的生存，而社会秩序不像自然秩序那样没有意识的成分，是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下发挥作用的。因此，必须要有法律来规范这个秩序。法律的本质，就是对社会秩序的反映，就好像科学是对自然运动规律的把握一样。也正因为此，我们对秦始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是很高的。没有统一的法制，战争接连不断，百姓不能安居乐业，生灵涂炭。结束战乱，统一国家，建立法制，恢复秩序，促进了社会发展，这样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所以，德国法学家伯恩·魏德士说：“在人类共同生活中，人们宁可容忍有问题的、不符合目的的或者根本就是‘不公正的’法律规则的存在，也不愿意看到完全失去法律控制（没有法律判断）的状态。在那些由于没有规则约束而发生混乱，并完全失去法律控制的地方就是这样。混乱有时比有组织的暴政更不人道，更难以容忍。”（伯恩·魏德士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P42）我们都知道，和谐不过是良好秩序的另外一种表述。我们很难想象，没有了秩序，社会怎么能够保持和谐。而秩序和法律，就是一个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法律的作用，首先是维护社会秩序。譬如市场经济从表面上看，比起计划经济来，好像很难保证有秩序的发展。因为，市场主体都各自为政，各干各的，似乎缺乏安排。然而，实践证明并非如此。市场经济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有秩序地发展着。并且，还有一整套反映了价值规律的完善的民商法体系，加以保护。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其次是纠正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仍然以市场经济为例，这个体制运作过程中，一旦出现不良现象时，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发挥了巨大作用，有效地干预经济发展。这样的干预，就是法律的干预。很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反托拉斯行为，通过国会制定一系列反垄断法律，坚决有力地支解庞大的垄断企业，恢复正常竞争的秩序。他们绝对不会只看到被支解的企业的发展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着眼于社会整体和未来，很理性地处理这个问题。约翰·谢尔曼指出：“既然我们不能赞同作为政治权力的国王存在，我们就不能赞同一个控制生产、运输和经销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国王的存在，既然我们不能屈从一个皇帝，我们也就不能屈从于一个阻碍竞争和固定了商品价格的皇帝。” 在他的力促下，议会出台了《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即《谢尔曼法》。典型的反垄断案例是支解美孚石油公司案。1911年，最高法院判定洛克菲勒财团的美孚石油公涉嫌垄断，必须解散，并处以当时美国历史上最高昂的“罚款”——2924万美元。美国的经济体制如此具有优势，法治建设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可见，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经济如此，其他社会事业莫不如此。自然，社会的和谐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如果说在过去的社会里，秩序离不开法律，那么，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要建设文明的和谐的社会，就离不开法治了。法治，是法律历史从用法治人的法制发展到用法治权的成果。在当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良善的法律，并且被普遍地遵守，那它就是落后的国家。我们看一下那些强大的国家，哪一个不是法治文明的社会；而贫困的国度里，良好的秩序常常得不到保证，社会管理混乱，政局不够稳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从法律的角度讲，就是法治没有建设起来。关于这点，毛主席是老早就讲过的，据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前苏联是军事强国，但绝对不是富国。笔者注），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第293页) 。比如，国家领导人的接替交换是一件重大政治事项，法治缺失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常常酿成社会不和谐的悲剧，军事政变是一个极端的表现。而法治健全的国家，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小布什第一次竞选总统时，选票的绝对数不及戈尔，但选举人票略胜一筹。于是，两位候选人闹得不可开交。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后来却用法律手段顺利地加以解决了。可见，法治建设对于当代民主社会的和谐的重要性了。因此，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一定要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可以说，没有法治，就没有和谐。有了和谐，是因为有了法治。我们更要有这样一个高度的认识，破坏法治，就是破坏和谐。这，难道是上纲上线的极“左”之语言吗？！

7. 我国社会政策与法规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78年，至今已走过28年光辉历程。28年的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改革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1978年到1984年）。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其他方面改革的试验也开始起步。开展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推行两步“利改税”，逐步推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废除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不断减少的集体经济和几乎绝迹的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第二个阶段：改革全面探索阶段（1984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的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从理论上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实践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着眼于探索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企业体制，实行承包制、租赁制等措施，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积极进行以厂长负责制、工效挂钩、劳动合同制为内容的企业领导、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
围绕搞活企业，加快建立以统一开放、运转有序的竞争性市场体制和以经济手段调节为主的宏观间接管理体制为目的的相关改革。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方针，理顺比价关系，改革商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商业经营管理体制，发展非国营流通企业；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改革银行组织体制，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变单一税制为复合税制；对部分城市实行计划单列，减少管理层次，扩大地方自主权。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
对外开放也迈出了重要步伐。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在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中国经济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第三个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年到2000年）。以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思想理论上的一系列新突破，推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这一阶段的改革仍然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制度创新的力度显著加大。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中央和地方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被改造成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许多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被改组为控股公司，发展了一批以资本为纽带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众多的小型国有企业，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进行了改革。积极推进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作，推动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的形成。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使国有资本逐渐集中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适应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需要，多种形式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探索在一些地方积极展开，取得良好效果。
其他方面的改革继续向前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确立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的财政体制框架，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强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调控能力和金融监管方面的职能，开始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国家计划管理从总体上的指令性计划向总体上的指导性计划转变；推行项目法人制、资本金制度和招投标制度，加强投资风险约束。市场流通领域的改革向纵深发展。商品市场进一步发展，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了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健全市场规则、整顿市场秩序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迈出了重要步伐。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适应深化企业改革的需要，建立了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制度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有制结构调整力度逐步加大。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日趋多样化，国有控股的经济不断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势头更加强劲。科技、教育、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向，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以调整学校布局结构，改革高校招生和分配制度为重点，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步伐；实行医疗机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扩大卫生机构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对外贸易、城市住房等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
第四个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0年至现在）。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中共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指导。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
这一阶段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到了突出的位置，按照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着力推进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取得重要进展，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加强；政府机构改革继续推进，国务院新设立和组建了一批经济调节和监管机构，提升了一些监管部门的行政级别，完善了国有资产等部门的管理体制；围绕完善省以下行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加大了县乡机构改革以及扩大县（市）管理权限的力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国务院部门分三批取消和调整了近1800项审批项目；全面推行依法行政，颁布实施了《行政许可法》和《公务员法》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全面展开，全国彻底取消实行了长达2600年的农业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化的棉花流通体制基本确立。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新进展。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力度加大，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工作取得进展，选人用人机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稳步推进；电信、铁路、民航、烟草、电力等垄断行业改革迈出新步伐；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运营状况的监督。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进一步改善。放宽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加强了对私有产权的依法保护，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财税、金融、投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增值税转型试点和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稳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力度加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迈出重大步伐；政府投资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扩大，投资审批制度不断规范。市场体系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商品市场的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资本等要素市场进一步发展，水、电、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步伐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确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失业保险制度建设明显加快。科教文卫体制改革稳步开展。中央和地方所属1200多家科研院所分两批转制；积极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鼓励和支持发展民办教育；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力度，积极开展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稳步推进。

8. 论社会发展与法律的进化

法律局限性问题是自法律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类且至今尚难有定论的社会课题。秦国荣在《法学》二○○五年法律局限性矫正：基本思路与对策

由于法律及其运作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诸多局限性，因而我们在肯定和强调法律乃是现代社会最具权威和效率的社会调控手段的同时，需要注意理顺法律运作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注意运用社会综合控制手段矫正法律的局限性。具体而言：

第一，在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道德、教育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社会控制手段功能的充分发挥。

法律及其调整手段所固有的局限性，决定了仅靠法律运行是难以对整个社会系统进行有效调控的。所以，对于过去那种摒弃法治、否定法治功能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我们固然要从根本上予以批判，但那种认为有了法律就可以万事大吉，只要实行了法治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思想同样是非常幼稚和有害的。事实上，过分依赖法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社会病态已引起了西方社会深刻的反思。比如海外学者余英时就曾指出，西方法治观念已经给西方社会带来了“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等不良影响，他理智而深刻地指出，上述现象均属社会病态而决非现代社会所要追求的目标。（注：参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对于法律局限性以及单纯依靠法治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此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强秦因法制完备而致兴盛，也因法律过于残苛而致败亡的教训，给了后世历代统治集团以深刻的思想启迪。汉代以后，经过儒法之争，主张“礼法”并举的儒家文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应当说并不是偶然现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重视“法治”的同时特别注重“德治”，强调“德法并举”、“出礼入刑”，诸种社会控制手段综合运用的做法早为实践证明为高明理智之举，它对于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部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历史与现实均已证明，这是在东方国家具有普适性的治国之道，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人性与法治本质的深刻领悟，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家们经过世代传承所积累的治理多民族大国的成熟经验和高超技巧。我们说，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领先世界，保持其文化上的先进性，甚至在近现代仍然能对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内的东方国家的法制文明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应当说与此不无关系。

事实上，法律与道德以及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与相互促进的关系，法律只有与包括道德在内的各种社会调整手段有机结合，形成彼此协调互动的运行机制，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内在功能。因为人类社会毕竟是由每个活生生的个体所组成的有机集合体，人类在需要物质生活维系生存的同时，更需要精神生活维系社会有机体的存在。那种离开了道德、文化等精神生活内涵的社会则决不是人类社会，只能是“动物世界”。而尽管法律与道德在内容上是相互包容涵盖的，但再完善的法律都并不能自动提升社会的精神风尚与人们的道德水平。所以，要保证法律得以良性运作，我们就要在提高公众法律意识的同时，着力提高公众的道德素质。因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公众整体素质与文明状况往往并不仅仅取决于该民族、该社会的法律意识情况，而恰恰在于整个社会的道德素养水平。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说，道德素养较好的人，虽然法律知识欠缺，但因其恪守内心的价值信念和道德底线，往往能够做到严守自己的做人准则，其违法的概率一般相对较低。而那些法律意识较强但道德素质很差的人，由于没有起码的道德防线和规则意识，不能用道德信念来克制与约束自己的行为，往往难以抵制诱惑，容易滋生犯意和邪念，其违法犯罪的概率一般相对较高。比如那些穷凶极恶的刑事犯罪分子，其实施故意犯罪时应当说完全知道自己的行为后果，其不仅有很强“法律意识”，而且懂得如何钻法律的漏洞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要建设现代法治文明社会，我们就应当要将社会公众法律意识和道德素质的同步提高作为基本标尺，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反映社会进步的价值观念，提升社会公众的道德水准，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道德环境和良好社会风气氛围；必须将法治与道德等社会控制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将法律和道德所内蕴的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公众内心牢固的思想信念，使之自觉以此来反省、判断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缩小乃至消除法治理想与法律运作效果之间的落差，实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

第二，既要重视法律的形式理性，更要重视法律的价值理性，在保证法律形式正义实现的同时，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强调“德主刑辅”的同时，虽然建构起了庞大的行政司法体制，但其法律的内在精神和功能在于维护皇权专制统治，而不是维护普通民众的基本权益，因而中国传统法制充满了残暴、腐败和黑暗。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我们长期忽视法制建设，使得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文革”期间，法制更是遭到严重破坏，使得包括国家主席和开国元勋在内的公民基本人权都不能得到保障。所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任务特别繁重艰巨。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首先应当要按照法治运作的要求架构体系完备的现代法制模式，实现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在立法上建构概念科学、逻辑严密、内部结构相互和谐统一的法律体系；在司法上建立程序严格、运作规范、各司法机构相互制约与配合的司法机制；在执法上建构严格执法、依法办事，既保证国家公权力的有效运作，又使这种权利能得到有效监督的执法体制；等等。只有建立起形式合理完备的法律机制，才能为现代法治社会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建构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是确保法律能够实现平等与规则正义的前提，而要使法律能够实现良性运作，我们还必须对立法进行价值选择与定位，实现法律的价值合理性。历史反复证明，法治既可以正向价值为依归，成为维护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正义，保障社会公众福祉及其正当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的有效手段；也可以负向价值为取向，成为推行专制和压制、维护特权和私利、实行暴政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只有实现了法律的价值合理性，法律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安定的保障器，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器，社会文明的推进器。

法律价值理性和形式理性的有机统一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有效途径。法律形式理性指向的是法律自身的结构或程序意义，它着眼于法律的操作功能，注重法律的逻辑严谨性，从技术层面说明了法治是一种“真法之治”。法律价值理性指向的是法律所内蕴的价值目标，它着眼于法律的精神理想，注重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和普遍性。它从客观的角度，从社会的层次上，说明了法治是一种“良法之治”。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只有实现了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才能真正赢得全体民众从内心深处对法律心悦诚服的信任和信仰，真正使法律成为令人信服的社会理想信念和社会民众自觉遵行的行为规则。

法律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是法律具有权威性的保证，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在进行法律制度设计时，应当要注意从古今中外吸取既适合于我国现实国情，又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制运作的成功经验，精心架构结构精巧、程序完善细备、运作精良的法律机器；应当能够敏锐洞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要求，准确把握社会前进的脉搏和主线，将那些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气质，反映中华民族特有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反映人类文明发展的共通要求和一般道德观念，反映世界各国所共同接受的通行规则和一般价值理念的内容纳入到立法之中，真正使立法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时俱进”地注意防止法律出现“时滞”现象，及时改良法制运作中存在的弊端，剔除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内容，始终保持法律的先进性与科学性。

第三，既要重视法律的制度建设，更要重视司法执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做到法治的“硬件”与“软件”相配套。

建国以来，由于我们长期忽视法制建设，使得执政党以及党的领导人失去了有效的法律监督与制约，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害并直接导致了“文革”浩劫的发生，小平同志对此透辟地分析道，“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继续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趋向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他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能否真正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能否真正做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能否最终建立井然规范的社会秩序，关键在于能否建立完善、系统、严密的法律制度体系及其运作机制。

更应看到的是，再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毕竟都是人所设计出来并靠具体的人去推动和实施的。法律地位越重要，它对立法、司法和执法者的素质要求就越高。从某个角度说，“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注：《荀子·君道》。）实践证明，法律的实际运行状况与法律操作者素质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制度如果有了高素质法律人的操作，必然能充分发挥其强大的“善法”功能。而如果没有素质良好的法律操作者，则再好的法律制度都可能会或形同虚设，或变形走样。

在建构现代法制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硬件”法律制度建设，形成完整配套的对公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制衡机制、对权力行使者进行问责落实的责任追究机制、对非法公权力行使对社会主体侵权造成损害时予以赔偿的司法救济机制、对法律操作者进行遴选、考评、提拔、监督、奖惩、淘汰的组织用人机制，将公权力行使严格限制在法定范围内，确保法律操作者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内容和程序严格依法办事；另一方面，我们更应注重法律人才的“软件”建设。必须在思想意识上加强对法律操作者的道德素质教育，使其养成忠于法律，信仰法律，愿为神圣的法律献出一切的意志品质；在业务素质上加强对使其进行业务素质教育，使其能够做到精通法律、熟谙法律的正当程序和操作技巧，成为法律实务上的行家里手，等等。只有使法制做到制度“硬件”精良精巧，人才“软件”优品高质，法制才能得到良好的实施与运作。

第四，既要加强法制建设，更要重视法制运作的社会环境和基础条件建设。

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脱离社会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的法制变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对于法律与现实社会生活条件的内在关系，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39页。）所以，尽管法制变革对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具有推动作用，但从根本上说，法律的内容和性质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所决定的，法制变革能否成功也往往取决于后者。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其关键之处并不在于变法者的态度是否坚决，也不在于变法的内容是否先进，而在于这种变法具不具备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支持等现实社会条件。

在中国以现代法治社会为建构目标的法制现代化进程，有着极为特殊而复杂的国情背景和阻碍因素。中国古代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统治和落后封闭的小农经济，严重窒息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生长发育，“官本位”、“义务本位”等传统观念则时时侵蚀着现代法治文明理念的形成。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建设现代法治模式将是一个极为漫长艰难的过程，我们决不能企望仅靠法制变革就能一蹴而就地实现现代法治社会，而必须要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法制的外在运作环境建设，使已经建构起来现代法制模式能够获得良性运行和实施的社会基础条件。

我们所说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是指要加强对立法、司法及执法的内在规律研究，在立法上应当要革除现有立法体制中的弊端，促进立法活动本身的法治化、民主化和公开化，推动高度透明、高效运作的现代立法体制模式的建立，从而迅速提高我国立法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施的有效性，并使我国的相关立法实现与国际先进立法和通行规则相接轨；在司法上应当要在法律上和体制上真正赋予司法机关以司法独立权，坚持司法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要完善对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制，从而有效地遏制和防止司法腐败，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在执法上要使各级政府部门养成严格按照法律和法律的正当程序办事的习惯，遵循政府行为“法无授权即非法”的理念，坚决摈弃过去那种不按法律法规和程序规定，而只按上级“红头文件”、“会议纪要”甚至是“领导批示”来办事的做法，做到行政行为的适法、公开和透明。

加强法制的外在运作环境建设是指要按照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形成良好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现代文化氛围，从而为现代法制运行提供强大的社会力量支持。具体而言，要做到：

要加快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形成和完善权力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建立健全一整套完善先进的对公务员进行遴选、考核、评价、回避、升降、淘汰等管理制度，以及形成相对完备的对公务员非法行政行为进行责任追究与处罚的法律制度；应当要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机关的权力范围、义务内容和角色定位，在赋予其行使公共行政权力的同时，要明确其应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的义务与责任，切实改变行政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等恶习，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牢固树立服务公众的“公仆”意识；应当要求形成高效顺畅和法治化的政府运作机制，建立廉洁精干的公务员队伍，培养行政机关注重行政行为的公开合法性和依法行政的习惯，从而能够做到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以确保一切权力的行使都必须依据法律和法律的正当程序才能作出，任何社会主体的正当权益因行政权力的非法行使而致损害的都能依法得到救济，一切违法违纪的官员都应受到法律追究。

要加快市场经济建设，建立能够对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市场管理和市场秩序等进行有效调控的现代市场运行机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证券金融监管体系、市场管理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法律制度，将一切市场主体的营利行为都纳入法律所设定的规则范围内，使其在享有法定范围内最大限度的经营自主权和自由竞争权的同时，能够做到公平竞争和守法经营。如果其行为扰乱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侵害了其他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必须要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并使受害当事人能够依法得到补偿，从而确保市场经济的健康安全运行，使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此外，还要在社会民众中培育和普及现代法律意识，大力建设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律文化。从根本上说，法制改革与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改革之间既互为内容与目标，也互为手段与途径。因为现代文明社会乃是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和谐统一，而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乃是传统法制实现向现代法治嬗变的最重要保证，是中国最终建成现代法治文明社会的最深刻或最根本的标志。惟有大力推动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以及法治文化建设，现代法制才真正得以建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得以建成。

9. 社会保障法基础知识

社会保障基础知识
第一节 社会保障的概念与含义
一、社会保障的概念
1.一般定义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设立的、旨在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经济生活安全的各种项目总和。
2.国外对社会保障定义的理解
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对社会保障的界定有所不同，并且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西欧福利国家将社会保障理解为一种公共福利计划，人人都能够享受。
更多的国家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一张社会安全网，为需要的社会成员特别是劳动者的生老病死及其家属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3.我国对社会保障定义的理解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因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而失去劳动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碍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项社会安全制度。
二、社会保障概念的含义
对社会保障的概念要给予比较全面的、准确的、科学的概括，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1.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和社会：补偿弱化的家庭保障功能，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以稳定社会。
2.社会保障的目标是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一是基于人的生存权的保护，二是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3.社会保障面向社会全体成员：社会成员只要符合社会保障的条件，就应该无一例外地成为社会保障的对象。
4.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保证和依据是法律法规：即国家以立法或制定行政条例的形式来确定社会保障的范围、资金来源及支付标准等基本内容，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其得以实现。法和行政条例的法律效力是不同的。所依据的法律有两类：形式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法规和实质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法规。在具体操作时“小法必须服从大法”。
三、社会保障的范围和对象
1.保障的一般对象
按社会保障的定义，社会保障的一般对象应是全体社会成员。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实现社会保障的原则不同，从而社会保障的对象也有所不同。
2.具体的保障范围：视各国保障的原则及国情而定。
实现普遍性原则国家：保障对象为全体社会成员；
实现特殊性原则国家：保障对象有选择，为部分社会成员；
我国的社会保障范围：许多项目只面向城镇的工薪阶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建设之中，由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决定。大多数地区农民是家庭保障。但如果进城打工，就应该受到保障；
发展趋势：随保障内容的完善而不断扩大。但何时扩大到更广的领域，要视各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经济承受能力而定。
本节重点：
1、社会保障的一般概念
2、社会保障的含义
选择题：
1. 社会保障制度旨在满足人们什么水平的生活需要？（单选）
A．小康生活需要 B．基本生活需要 C．富裕生活需要
D．现代化生活需要
2 .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依据是什么？ （单选）
A．社会立法 B．企业和个人的自觉性C．思想教育
是非题：
1、社会保障不是一项社会安全制度
(1) 错，社会保障是一项社会安全制度。
(2) 因为社会保障的目标是保障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使社会成员不至于因为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而陷于贫困。
第二节 社会保障的特点与作用
一、社会保障的目的和意义
1.经济目的
通过社会保障，使社会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维持生命的安全；
2.政治目的
通过社会保障，保证国家的各项政策得到贯彻和实施，维持社会稳定，巩固现存的社会制度。
3.最终目的：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二、社会保障的特点
一是社会性
社会保障对象具有社会性，即其保障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
社会保障组织管理机构的社会性；
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社会性。社会共同承担制。
二是强制性
各国均用法律的形式将社会保障制度固定下来，以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避免了主观随意性。社会保障所规定的某些保障项目，不论个人或雇佣单位愿意与否，都必须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参加并接受其保障；社会成员个人无权选择所参加的社会保障的项目、待遇，社会保障机构也无权拒绝社会成员享受其权利的要求；
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以立法形式保证实施，符合缴纳条件的个人和团体，都必须按要求缴纳，否则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目前仍有不少企业拒绝参加社会保险，违反了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三是普遍性
保障项目普遍：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险又包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多个方面；
保障对象普遍：覆盖至全体社会成员；
四是公平性
符合保障的对象能够均等地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和权利；
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和进步。
五是互助性
横向互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遵循的是一种大数法则，也即是多数成员实现对少数遭遇风险成员的收入补偿；
纵向互济：代际之间的互济。如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部分。
六是储蓄性
一部分社会保障项目的资金是先行扣除、缴纳和储存，然后分配和使用。其实质是“取之于已，用之于已。”
三、社会保障的功能
1.社会保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市场经济的特点：一是通过市场机制作用于社会，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市场机制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盲目性、外部不经济、无法协调效率与公平等。
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效手段之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由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与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调控体系两部分组成，二者相互作用，进行资源配置。国家运用社会保障干预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公共利益。
2.社会保障的社会性功能（对社会发展、社会稳定的作用）
社会保障的补偿功能：是对因为市场竞争造成失业、下岗者的一种经济补偿。
社会保障的稳定功能：通过保证劳动者乃至国民在特殊情况下的生活问题，从而实现整个社会乃至统治秩序的稳定。被誉为“社会安全网”和“社会减震器”。国际劳工组织在总结各国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时指出：“没有社会的安定，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没有社会保障，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客观地描述了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稳定机制的重要性和功能。
2、社会保障的经济性功能(对应于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调节投融资功能：社会保障的资金直接来源于社会保障费、国家资助（财政补贴）以及资金运营收入，经过长期积累，数量巨大，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成为国家调节投资的一大支柱。
平衡需求功能：经济要保持健康的发展，就要保持需求与供给的总体平衡。在经济扩张时期，就业比较容易，失业率低。在经济紧缩期，找工作困难，失业率高，可支配的收入减少，容易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社会保障被称之为调节经济的蓄水池，具有非常有效的平衡需求的作用。
当经济衰退而失业增大时，由于失业给付，抑制了个人收入减少的趋势，给失去职业和生活困难的人们以购买力，从而具有唤起有效需求的效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复苏。
而当经济高涨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支出相应缩减，社会保障基金规模因此增大，减少了社会需求急剧膨胀，最终又使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达到平衡。
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通过税收的环节，在一次分配的时候，将高收入者以征税的形式收上来，通过财政手段转移支付，再分配低收入者，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
保护和配置劳动力功能
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通过失业救助，使失业者能够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通过就业培训，又使得失业者得到了新的技能，重新就业。
促进劳动力有效配置：通过社会保障调控，劳动者无后顾之忧，可以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要素的有效配置。部分劳动力则通过失业救助，找到了最能发挥其能量的工作，也即实现了有效配置。
本节重点：1、社会保障的特点 2、社会保障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