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320

Ⅰ 工科毕业10年，司法考试，裸考，没有学习过法律，只学过一点合同法和民商法基础，今年考了268，如何

您好：
这个不好做评价，可以给你个标准看看：
一般情况下，文科生，经过大学四年学习，裸考，基本上可以考到320分左右。

Ⅱ 我国合同法的主要制度

合同违约制度是合同法中最重要制度之一。本文对我国合同法中违约责任制度概念、法律特征、归责原则、违约责任构成以及违约责任免除范围等基本规定进行论述。合同法确立严格责任作为合同归则原则与国际间经贸交往的归则接轨，符合违约责任的本质，是我国合同法制度的重大进步，有效保护守约方的利益。
违约责任制度是我国合同法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它是合同的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障，不仅可以促使合同的当事人双方自觉全面地履行合同义务，起到避免和减少违约行为的发生的预防作用，而且在发生违约时，通过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使守约方的损失得到补偿。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三个合同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为基础，以《民法通则》为指导，吸取了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移植和借鉴国外立法，摒弃了三个合同法过于原则、过于简单的缺陷，是一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市场交易规则，较为完备重要法律。违约责任制度无疑是合同法中最重要制度之一。我国合同法对以往的违约责任制度进行完善，不仅在总则中设专章对违约责任作了一般性规定，而且在总则的其他章节和分则对违约责任制度作了具体规定。
一、违约责任的概念
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生效合同所应承担法律责任。我国的合同法律制度规定当事人承担的违约责任主要包括承担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和赔偿损失三种形式，这三违约责任形式可根据不同的情形具体适用，既可以单独适用，还可以同时适用两个或全部责任形式。违约责任以财产责任为核心。是在长期的市场交易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法律机制定约后必须履约，必须遵守合同的义务，违约必定是守约方权利的侵害，从公平的原则出发，有侵害必须要给以补偿。
二、违约责任的内容
合同法规定违约责任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让违约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补偿和惩罚所承担的财产支出，维护守约方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合同法规定须根据违约的具体情况让违约方承担下列之一或者全部以下三种违约责任
1．继续履行合同
违约方不能履行合同或不能按时完全履行合同，令相对人不能实现合同预期利益，相对人如果发现违约方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条件，并且继续履行对自己有利时，有权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以恢复自己合同的权利。
2．采取补救措施
主要指在已经出现质量违约的情况时，违约方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合同因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导致的损失，以及采取必要的措施为恢复合同的全面履行创造条件，为对方实现合同权利而完成必要的工作。我国合同法第111条规定，合同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在依照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做、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的违约责任。
3．赔偿损失
赔偿损失是指由于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时，应当承担的财产责任。由于当事人的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必要的补偿是整个合同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赔偿损失要根据公平原则和等价的原则进行。既损害多少赔偿多少，没有损失就无须赔偿。合同法第11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当然，违约责任的补偿性也不是绝对的，在特定情况下违约责任也体现出惩罚性，如根据《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违约金高于但不是过分高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的，高出的部分即具有惩罚性。根据第113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1倍。英美法系较之大陆法系更强调违约责任的补偿性，这体现在其对实际履行的态度上。
英美法系上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首要的违约救济是损失赔偿，而非实际履行。实际履行作为平衡法上的救济方式，是以公平正义原则为指导的，即以所谓衡平法院法官的良心为准，需要个案酌量。同时，它又作为一种补充救济方式，总以例外的方式存在，所以其适用的条件通常以其不适用的情况表达出来，法律经济分析学派对英美法系的以上做法提供了理论根据，若他不履约而增加的收益超过对方因其履行而可获得的利益，那么他的违约行为就是一种有效益的行为 。即所谓：“有效益违约”（Efficient Breach）。这对合同双方而言没有损害，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也是有益的。
“有益违约”主张只要赔偿守约方可期待利益即可不实际履行，其假设的前提可期待利益是确定的，这些都使该理论受到许多批评和反对。反对者认为，可期待利益的确定本身便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可期待利益赔偿中的种种限制，如损失的可预见性、确定性等，使守约方基本上无法得到充分补偿；另外违约后的交易成本并不一定比实际履行中的交易成本低，往往导致极不效益的后果。因此他们主张扩大实际履行的适用，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补充。不过，目前美国合同法上仍将损失赔偿作为首要的救济方式，虽然许多法院对实际履行的适用的确出现日益灵活放宽的趋势。
三、违约责任的特点
违约责任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违约责任是合同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所产生的责任，这包含两层含义：1、违约责任产生的基础是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合同关系，若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则无违约责任。2、违约责任是以违反合同义务为前提，没有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不承担违约责任。第二、违约责任具有相对性。违约责任的相对性，是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产生，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负违约责任。第三违约责任具有补偿性，违约责任主要是一种财产责任，违约责任的主要目的在于补偿合同当事人因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损失。从合同法所确认违约责任的内容，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经济损失，都体现补偿性。第四，违约责任可约定性，根据合同自愿原则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违约金的数额等，
四、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综观各国立法实践，对违约责任原则的规定主要有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我国合同法确定了严格责任原则。合同法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这就是严格责任原则。在违约形态方面，《合同法》第107条规定了“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两种形态，这承袭了《经济合同法》第29条、《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8条、《技术合同法》第17条的相关规定，符合我国传统立法中两分法观点，即将违约形态划分为不履行和不适当履行。这种划分能够涵盖所有的违约形态，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总结我国立法、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的违约形态体系。其次，归责原则方面，《合同法》第107条、120条确立了严格责任原则。这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8条，《技术合同法》第17条的规定是一致的。在严格责任原则下，只要不存在免责事由，违约行为本身就可以使违约方承担责任。因此严格责任更有利于保护守约方的利益，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增强当事人的责任心和法律意识，克服信用危机。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只有在不能证明其对违约行为无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违约责任，
所谓严格责任，又称无过错责任，是指违约发生以后，确定违约当事人的责任，应主要考虑违反合同因违约方的行为造成，而不考虑违约方的故意和过失。合同法中把归责原则确定严格责任原因有：第一，严格责任的确立并非自合同法开始，在民法通则以及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中也有关于严格责任的规定。第二，严格责任具有方便裁判和增强合同责任感优点。在过错原则下，只有在不能证明其对违约行为无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违约责任，而过错属于主观心理状态其纯在与否的证明和判断，较属于客观事实的行为和免责事由更为困难，严格责任更利于降低诉讼成本。严格责任原则符合违约责任的本质。因为违约责任在本质上是以合同义务转化而来的，是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不履行合同时追究其违约责任，是在执行当事人的意愿和约定，因而应该实行严格责任。实行严格责任，有助于更好地同国际间经贸交往的规则接轨。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都确立了严格责任原则，反映了国际上合同法发展趋势。当然，严格责任作为我国合同法中违约责任的一项总的原则，也不是绝对的，针对某些合同违约的特殊情况，合同法分则也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例外，如第189、191条的赠予合同、第303条的客运合同、第320条多联运合同、第374条的保管合同、第406条的委托合同等。但这些只是一般原则的例外，并不能改变严格责任原则在合同法中的主导地位。

五、违约责任的构成
1．主体条件
违约责任是当事人违反了有效合同后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所以凡是违约责任必然是当事人因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导致的法律后果。违约责任是与侵权责任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违约责任的主体必然是有效合同的当事人，是有权独立主张自己利益和独立参加仲裁或诉讼活动的主体，而侵权责任的主体可以是任何法人主体、合伙主体和自然人，多数侵权行为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少数侵权行为是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是无效合同关系或者侵权与违约法律竟合关系。
主体资格是主体进行各种法律行为的前提条件，如果主体资格不合格的或有缺陷的，就不能构成有效的合同，当事人也就不用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的主体资格由自然人和法人两种主体构成，其中自然人作为合同的当事人必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如果不符合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行为能力条件的，应当由其法定代表人或监护人代为行使订立的权利，或者承担由合同生效而产生的合同责任。法人作为合同的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也就是指该法人的章程规定其可以为某中合同行为，至少该合同行为没有违反国家对限制经营和凭一定条件和资格经营的规定 。
2．违约行为
违约行为是指合同当事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和时间履行合同，包括两种情况；第一，作为的违约，指义务人应当以自己的主动行为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例如；完成提交货物、完成一定的工作的行为。第二，不作为的违约，指少数合同规定合同的当事人应当以自己某些不作为的承诺作为合同成立的基础，例如，保密合同的当事人或合同中的保密条款，其基本内容就是规定根据合同的信息必须保密，如果违反合同规定的条件泄露了需要保密的信息时，就可构成违约责任。
3．承担违约责任的主观条件
合同履行是一种客观事实，合同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客观上也使对方的权利不能实现，为了维护对方的合同权利，就要让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违约责任主要包括继续履行、采取 补救措施和赔偿损失三大内容。继续履行是为了恢复对当事人的权利，在此情况下合同法并不看重违约方主观上有无过错，而是看重违约方有无履行能力，如果具有履行能力，对方要求继续履行的，必须履行合同的。既使不能按时履行，而且履约方主观上并无过错，例如出现了不可抗力的情况，只要不可抗力的情况消失后当事人仍然具有履行能力的，对方就有权要求履行合同义务。从此角度看构成继续合同义务的责任并不需要主观上有过错。采取补救措施是违约责任的第二种形式，多为对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标准的补救。赔偿损失是违约责任的第三种形式，根据财产法的原则，当事人由于自己的不当行为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责任。
六、违约责任免除范围
违约责任免除是指当事人的行为虽构成了违反合同，但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谅解，无需承担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给对方的损失。
1不可抗力的概念
不可抗力是指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在合同生效后，由于出现了当事人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且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时，对约定的合同如何处理的法律规定。
2不可抗力情况的范围
1）法定不可抗力的情况
根据我国合同法，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具体地讲，独立于人的意志和行为之外，且影响到合同的正常履行。构成不可抗力的事件繁多，例如严重的地震、水灾、风灾、雨灾、低温高温等人力所不能或很难抗拒的自然突发情况，而这些情况在订立合同时是不能预见的或不能确定的。当合同履行中出现这些严重的自然灾害并妨碍合同的正常履行时，当事人主观上并没有过错，既没有不想履行合同的心态，也没有想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心态，而是实际上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在此情况下无须承担责任。
2）的不可抗力情况。由于当事人对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有所预计，并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那些情况属于不可抗力情况，当出现这些情况时就可以免除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的责任，包括其他的违约责任。
3．不可抗力的例外
1）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并没有完全阻止或妨碍合同的履行，或当不可抗力的情况消失后，合同可以继续履行的，当事人不得以发生了不可抗力的情况不履行合同和拒绝承担违约责任。
2）当发生不可抗力情况时，当事人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或减少损失，但是没有采取措施，而是消极等待，致使不可抗力情况导致的损失扩大的部分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是我国合同法律制度中关于合同的履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协助履行原则的精神。
七、完善违约责任的相对性和确立责任竞合制度
所谓违约责任的相对性，是指违约责任只能在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 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 《技术合同法》第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由于上级机关的原因，不能履行技术合同义务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另一方赔偿损失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再由上级机关对它因此受到的损失负责处理。”《合同法》在此基础上，将引起违约责任的上级机关扩大至一般的第三人，其第121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解决。”另外，《合同法》第64、65条也对违约责任的相对性做出了规定，使该项制度趋于完善。择请求权的制度。这种选择不仅是总结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结果，而且是对世界上先进立法经验的吸收和借鉴。由受害人选择请求权，选择对其更有利而对加选用。《合同法》第122 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做出规定。责任竞合现象是伴随着合同法和侵权法的独立就已经产生的现象，是法律无法消除的客观存在。从各国立法和判例看，在处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方面，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即禁止竞合制度、允许竞合和选择请求制度、有限制地选择诉讼制度。从《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来看，我国是采用了允许竞合和选择受害人有利的方式提起诉讼和请求，既充分尊重了受害人的意愿，同时也可能加重不法行为人的责任，有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

Ⅲ 合同法里面说的"应当"应该怎么样理解

不是必须执行 意思是按照法学理论和常理有义务去做 不是必须 在判别法律责任时应该偏向应该

Ⅳ 自考法学本科考多少门

1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4序号1－12为必考课
序号3为公共外语任选1门2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300015英语(二)大学英语自学教程(上册)
大学英语自学教程(下册)1400016日语(二)新编日语(1)

新编日语(2)

新编日语(3)14400262法律文书写作法律文书写作3500249国际私法国际私法4600246国际经济法概论国际经济法概论6700230合同法合同法5800227公司法公司法4900167劳动法劳动法41000228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41100226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法41205680婚姻家庭法婚姻家庭法（一）31300263外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4序号13－22为选考课，任选3门及以上1400264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41500265西方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41605678金融法金融法41700233税法税法31800257票据法票据法31900258保险法保险法32000259公证与律师制度 公证与律师制度32100169房地产法房地产法32200024普通逻辑普通逻辑406999毕业论文不计学分，需答辩100243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5加考课程205677法理学法理学7305679宪法学宪法学4400245刑法学刑法学7500242民法学民法学71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4序号1－12为必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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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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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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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3为公共外语任选1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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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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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二)
大学英语自学教程(上册)
大学英语自学教程(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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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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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日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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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2
法律文书写作
法律文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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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私法
国际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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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法概论
国际经济法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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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
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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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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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
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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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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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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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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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制史
外国法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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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法律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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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法律思想史
西方法律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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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
金融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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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
税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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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法
票据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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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
保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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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与律师制度
公证与律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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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9
房地产法
房地产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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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4
普通逻辑
普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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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99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需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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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3
民事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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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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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
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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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
宪法学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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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
刑法学
7
5
00242
民法学
民法学

Ⅳ 2008新劳动合同法返还培训费

肯定是以实际发生的培训费为准的，就按所说的320元（人/月）为计算依据，那么你3个月的培训费用总计是960元，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所以是按照你跟单位签订的服务期来约定的，如果当时没有另外再签约合同期限的协议，那么就以你一开始所签劳动合同中的期限为准，假如你的合同期限为3年，那么你从08年5月辞职时为单位服务了11个月，而你总的合同期限为36个月，还有25个月未履行，
那么你应该支付的违约金为：（960/36）×25=667元。
至于说你们单位在欺骗你们的情况下所签的那个协议是无效协议，公司的专项经费都是有帐可查的，你只要能向劳动行政部门提供你们的实际培训费用是320元（人/月）的书面证据，就能推翻单位8000元培训费的说法，实在不可以，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仲裁，请求查单位的帐目，一查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Ⅵ 论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

违约责任，又称为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所应承担的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民事责任。违约责任制度在合同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合同当事人的意志之所以能够产生法律拘束力是以违约责任制度的存在为前提的。正是因为有违约责任的强制性作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意才能够象一把“法锁”一样拘束他们自己。①本文拟就我国《合同法》中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等问题作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一、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概述

违约责任中的归责是指合同当事人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债务的行为发生以后，应依何种根据使其承担责任。此种根据具体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例如，针对已经发生的行为，法律是以当事人的过错，还是以已经发生的违约后果作为判断标准，明确认定违约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该种明确责任的过程，即责任的判断过程，就是违约责任的归责过程。在归责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正确认定责任的一定的法律原则，即是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因此，所谓归责原则，乃是确定违约当事人的民事责任的法律原则。②各国立法对合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有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

合同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合同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时，以当事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作为确定责任的要件和确定责任范围的依据。过错责任原则最初产生于罗马法。公元前287年，罗马平民会议通过了保民官阿奎利乌斯提交的一项法案，即《阿奎利亚法》。这部法典中，明确规定了过错责任的内容，确定了“对偶然事件谁也不负责任”和“无过错则不受处罚”等原则。此后，在《阿奎利亚法》规定的基础上，通过法学家的学术解释和裁判官的判例，罗马法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备的主观归责体系。③大陆法系国家较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如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规定“债务人如无其他规定，应就其故意或过失的行为负责任”。

合同法中的严格责任原则，是指违约发生后，确定违约当事人的责任，不考虑当事人有无过错，即不考虑当事人主观上有无过错或过失，而是只考虑违约后果是否因当事人的行为造成的一种归责原则，其特点在于不考虑违约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只要当事人的违约行为与违约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违约责任即告成立。严格责任原则多为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如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规定，“如果合同的履行义务已经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构成违约”。

实践中，不同的归责原则的确定，对违约责任制度的内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直接决定着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当事人主观上的过错是违约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严格责任原则则一般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有过错为责任构成要件，尽管在某些情形下过错并不是在违约责任的归责中绝对不能考虑的因素。

第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决定着举证责任的负担和内容。通常情况下，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国家和地区的合同中，以违约当事人有过错为责任要件，即所谓有过错即有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但在诉讼中，为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减轻其过错举证负担，一般都采用过错推定的方式，即不要求非违约方举证证明违约方有过错，而是在查明违约事实时，即推定违约方有过错，使其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允许违约方就自己无过错举证，如果违约方能够证明自己对于违约没有过错，即可获得免责。采用严格责任原则的国家和地区的合同法中，由于不以过错为责任构成要件，违约方则无必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如上所述，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分别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但是，实践中，该两类原则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并非是相互排斥的。随着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交易关系的日益多样，造成违约发生的原因及违约所致的后果日益复杂，违约责任归责原则已呈现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以能够更好地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经济秩序。

二、我国《合同法》中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的有关规定

根据《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即“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我国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有着一定的发展过程。

众所周知，最早制定的《经济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由于当事人一方的过错，造成经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后来制定的《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对此有所发展，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采用了严格责任原则，如《民法通则》第11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也都是这样规定的。鉴于此，新《合同法》为统一立法和实践的不同理解和做法明确规定违约责任的归责采用严格责任原则，理由如下：

第一，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违约责任的构成仅以当事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为要件，违约方免责的可能性在于证明有免责事由的存在。因此，在诉讼中，非违约方只须证明违约方未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违约方如无证据证明有免责事由，则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由于不履行和免责事由均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存在与否的证明与判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此可以方便裁判，有利于诉讼。

第二，严格责任原则之下，有违约行为就有违约责任，有利于促使当事人严肃对待合同，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并防止在过错责任原则下违约方寻求无过错以逃脱责任的现象，增强当事人的责任心。

第三，严格责任原则更符合违约责任的本质。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的发生有着显著的区别。侵权责任一般发生在不存在直接联系的当事人之间，法律上要求侵权行为人承担责任就不应仅以损害发生为前提，在损害事实之外还应该另有理由，即可归责性。过错就是侵权责任的可归责性，只有对造成的损害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追究责任，才不至于不适当限制人们的行为，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侵权责任不同的是，违约责任是由合同义务转化而来的，本质上是出于当事人双方约定，这本身就使违约责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因此，合同责任理应严格。④

第四，符合国际上合同法发展的趋势。英美法系国家一向以严格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如德国也从过错责任向严格责任原则发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对违约责任同样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作为参加国，该公约已对我国生效。最近几年公布的由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法学家共同参与拟订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欧洲合同法原则》也都采用了严格责任原则。因此，我国《合同法》采用严格责任原则，既与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接轨，也符合国际合同立法的要求。

应当注意的是，《合同法》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原则上适用严格责任，但在《合同法》的分则中对某些特殊的情况则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如《合同法》第189条、第191条、第222条、第265条、第303条、第320条、第374条、第394条、第406条关于赠与合同、租赁合同、承揽合同、运输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等的规定。上述例外并未改变严格责任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中的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我国《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已经形成了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过错责任原则为辅的多元化的科学归责体系，既符合国际合立法的发展趋势，也更好地适应了保护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立法目的。

三、违约责任的免责事由

所谓免责事由，是指免除违反合同的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原则和理由。免责事由总是与一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联系在一起，它以既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为前提。由于免责事由的成立足以推翻根据责任构成要件所作出的责任成立的判断，所以，它实际上是对归责事由和责任构成要件适用的否定。⑤因此，对免责事由的限定是违约责任归责过程中一个主要的问题。

一般来说，免责事由可分为法定的免责事由和约定的免责事由。法定的免责事由是由法律直接规定，不需要当事人约定即可援用的免责情形，包括一般的法定免责事由和特别的法定免责事由。前者是指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不可抗力，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后者是指法律特别规定的其他免责事由。关于特别的法定免责事由，我国《合同法》的主要规定有：第311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有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394条第2款规定，“因仓储物的性质，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质、损坏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1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约定的免责事由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免除责任的情形，这种约定称为免责条款。原则上说，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不存在无效事由时，应承认其效力。但是，免责条款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否则无效。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伤害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第40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权利的免责条款无效。

应该说，我国《合同法》对免责事由的规定已形成体系，但并不能说完善，典型的如没有规定合同目的落空的免责事由⑥，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加以探索和研究。

Ⅶ 求一篇合同法和招投标方面的论文

《合同法》与招投标

问过好多招标代理机构的年轻人，整个招标投标程序操作至全过程结束的目的是什么？大都一脸的茫然加疑惑，部分人能回答：省钱。这种答案不能不说是行业中的悲哀了，其实答案只有三个字：签合同。

招标投标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为签订合同做准备直至合同签订完成的过程。招标代理则是招标代理机构受招标人委托为招标人寻找一个完成招标项目的合同当事人，即选一个有能力又经济的合作伙伴。

既然是签订合同的过程，就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行事。《合同法》中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承诺”是合同订立的基本过程，是受法律保护的。一旦要约成立（即到达受约人处），发出的一方即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同样，承诺成立，发出承诺的一方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招标投标就是通过招标方式，完成“要约-承诺”的全过程，用于约束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看似简单，其实具体落实到招标投标活动中的各个阶段，对比起来就比较复杂了。现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中规定的“招标投标”与《合同法》中规定“要约-承诺”他们之间的关系分析一下。

一、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

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是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是引诱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不是要约的意思表示，只是要约邀请，属于事实行为，不是法律行为。

在招标投标活动中“要约邀请”引诱的不只是一个要约人，而是不少于三个，所以应当广而告之。要约邀请不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你不想向我发出要约，可以不参加招标投标活动，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按照我“要约邀请”中的提示，即通过“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了解项目情况，了解向招标人发出要约的有关事项。

二、编制和发售招标文件

编制、发售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中对项目情况进行详细阐述，并初步规定（这里是规定，不是协商）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使要约人了解更详细的项目情况。

招标文件算“要约”、 “要约邀请” 还是“承诺”，现在还有些争议。一般大家习惯把它算做“要约邀请”，即我编制招标文件邀请你来向我发出要约，你要是不想向我发出要约，可以不参加投标，即不递交投标文件。它符合《合同法》的“要约邀请”条件。可招标文件中又有一些受要约人和要约人双方应负的法律责任在里面。例如合同部分，大家都知道，合同是附在招标文件里的，是承诺人的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而要约邀请不属法律行为，招标文件的解释顺序一般又在投标文件前，也就是说此处的本应“承诺”的内容跑到“要约邀请”里面去了，还有要约的内容也搀杂其中，所以单讲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还有些问题。大部分行内人士认为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内容的具体化，是要约邀请的继续，是要约邀请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个人认为招标文件有别于合同法的“要约邀请”，它包含了部分“承诺”的成分和本应要约人发出的要约信息。它应该属于合同一方当事人即招标人的提前承诺，虽然不受《合同法》的约束，但在《招标投标法》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开标前十五天受其约束，不得随意改动。这是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问题，有些盘根错节。

《招标投标法》有其特殊性，依据《招标投标法》的第十三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发出要约的要约人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准备通过竞争来获取承诺的多个当事人，招标文件是向多个投标人发售的，它不是《合同法》中所指的合同双方的哪一方，因为合同的另一方还没有确定，即要约人还没有确定。

招标文件自发售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十五日至，这一段时间招标文件还可以认定为“要约邀请”，因为还可以做必要的澄清和修改。但开标前十五日后，招标文件对招标人产生了的约束力，此时只认定是事实行为而没有法律行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就有些太随便了，不能因为招标人发出的招标文件，在法律上认定为“要约邀请”，没有法律行为，就可以在承诺前回避或逃避责任，对于做为参加投标的要约人和当事人的投标人来讲，就谈不上公平了。在实际项目操作中，有很多招标人对这个十五天的规定极端的不重视，经常随意修改招标文件的内容，其实与只认定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有很大关系关系。

招标文件有好多内容是招标人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法律责任，所以不能单单将招标文件认定为“要约邀请”或“要约”。它是由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招标人做出的部分“要约邀请”加部分的“提前承诺”揉合在一起的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三、递交投标文件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开标是要约到达的时间即要约生效时间。其实，对于投标人来讲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才是比较重要的时刻，因为要约人的所有法律责任在这一时间成立，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包括投标文件的修改和撤回均应在这一时刻之前），即要约成立。

《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要约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招标过程中生效时间即为投标截止时间，即开标时。《合同法》规定了撤消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同时，也就是说投标截止后就不可以撤回投标，当然也就不可以补充和修改投标文件，投标截止时(开标时)发出要约的投标人，已经接受了要约邀请，作出了要约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成立。投标人受其约束，不可随意改变法律条件，在招标投标活动中为投标人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并不得随意改变，如改变将按违约处理，承担响应责任。

四、评标、推荐和确定中标人

评标、推荐和确定中标人的过程，是从众多发出要约的人中选出最优秀的法律意思表示人，接受要约的过程。对各要约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评比直至确定中标人，即要约—承诺。整个过程在《合同法》中没有时限要求，只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这里可理解为双方的事先约定。《招标投标法》也没有对其作出明确时间限制，只是规定了发出《中标通知书》后签订合同的时间，但《招标投标法》有其特殊性，它使要约人和承诺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受投标有效期的约束，所以各部委又在各种办法和规定中相应制定了部分时间的限制，而且各部委之间的规定各有差异，不好掌握，是个有待统一解决的问题。

五、发出《中标通知书》

发出中标通知书，即招标人做出了承诺，它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发出通知后是否可以理解为招标文件中的合同就成立了，其实不然，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是一个不完善的合同，如果代理机构认真负责些，业主又比较明白，那么合同会严谨和完整些，如果文件编制肤浅粗糙，那么合同的签订便十分麻烦和困难。此时已经承诺确定了中标人，再谈合同细节内容，互不相让，这时候再回头看招标文件的性质时，还能看做只是“要约邀请”吗？对双方来说，它还含有一部分“要约”和“承诺”在里面。

还有一个经常被业主和代理机构以及监督机构忽视的问题，即《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由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此处的“招标人”有可能是业主，也有可能是招标代理机构，还有可能是他们双方，看是如何委托的了。在招标活动实际操作中，招标代理机构往往习惯以自己的名义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此项工作就由代理机构代劳了。那么，代理机构有权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吗？我个人认为，如果招标人全权委托代理机构，并对中标结果予以认可，还是可以的，但往往代理合同在双方权利和义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我看招标代理机构不去自以为是的代理此事也罢。

谁来做出“承诺”是《合同法》中规定的法律地位主体能否成立的重要条件，所以以招标代理机构名义发出中标通知书，总归不符合法律规定，有些篡权的味道。中标通知书是承诺人的第一承诺，是确定合同主体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可不能儿戏。如果中标人收到的中标通知书是以招标代理机构名义发出的，那么一旦发生问题，招标人可以否认其合法性，到时约定俗成的东西，就没有法律依据了，官司难打。虽然此类事情极少发生，但合同主体还是清楚点比较好，这也是招标人的权利。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一个投标人，中标通知书所加盖的红章是招标代理机构的，我会放心吗？我又不是与你们招标代理机构签订合同，你哪有权利向我的要约做出承诺，承诺人是项目业主，讲的通俗些，是支付给我工钱的人，我哪里会承认你。

现在是买方市场，投标企业竞争太激烈，大家都不去计较这些，赶快签了合同，我投标人再也不用与代理机构打交道了。签订合同后，承诺的主体确定下来，大家即可按照合同履行责任和义务，下步工作也就按部就班了。

了解了以上内容后发现，以《合同法》解释招标投标的过程，其中有一个问题不好确定，就是招标文件的定位，是否理解为“要约邀请”，还是“承诺”？我想不好加以定义。那么如果算做“要约邀请”，只是招标人一方的意愿，是否能理解为双方的前期沟通，那么是否需双方协商法律责任？而不是招标人自己说了算。倒是理解为“提前承诺”或含部分“要约”比较合适，招标人已经将自己签订合同后的法律责任和部分承诺事先写在里头了，例如：工期、付款方式、计价方法等，并且规定了一段时限的法律约定，就不能只认作是“要约邀请”了。看来，两部法的融会贯通还是个复杂的问题，或许法已经到了该重新修订的时候了。

二○○六年十月

Ⅷ 所有都要拿回来！翟欣欣被要求返还千万财产，后来怎样了

随着苏享茂家属诉翟欣欣案开庭审理，当年的程序员苏享茂跳楼事件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2017年9月的一天，苏享茂跳楼身亡，死前，他留下遗书称自己的死全都是被前妻翟欣欣逼的。一时之间，两人的之间的情感经历成为当时的热点，舆论的矛头也都指向了翟欣欣本人。

苏享茂与翟欣欣相识于某婚恋平台，彼时的苏享茂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事业正处在上升期，为了找心仪的女朋友，苏享茂不惜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翟欣欣的条件也确实符合苏享茂找女朋友的标准，她长相漂亮而且是名校硕士毕业，父母也都在高校任职，可以说家庭条件也非常优渥。

从苏享茂的遗书中，我们得知翟欣欣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她的第一段婚姻也是闪婚闪离，仅维持了几十天的时间。但是这件事情，直到两人领证前，翟欣欣才向苏享茂坦白，作为两人的"红娘"的婚恋网，却表示对这一情况毫不知情。不过这并不是他们唯一一次出现失误，在这件事情之后，该婚恋网又因为未核实到相亲女性的真实信息，对另一位会员吴先生进行了合同金额三倍的赔偿。

逝者已矣，两人在短暂的婚姻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无法得知，但是从两人相处的模式中，我们可以窥探出，在这段关系中，翟欣欣一直是处于享有主动权的位置。在恋爱、婚姻的关系中，彼此坦诚、相互关爱，才是正确的相处模式，共生、共赢的状态才能让一段关系走得更加长久。

但是，总有一些人更倾向于情感和精神上操控，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控制、虐待或者利用别人才是最终目的，而当被虐待或者控制的对象反抗时，会引起他们强烈的恨意，不惜用一切手段去镇压和打击对方。翟欣欣对待苏享茂的手段，就很符合这种"精神虐待"的特征。

我们要善于识别婚恋关系中的这种"精神施虐"者，如果遇到有人在相处的过程中，不断否定你，让你怀疑自己，甚至歪曲事实，把事情的责任都推到你的身上并企图控制你的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不要企图用让步的方式让对方软化，直接拒绝和反击回去，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真心能够被温柔以待，如果做不到爱对方，那么，最起码，也不要伤害。

Ⅸ 关于合同法的论文

目录：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及构成要件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二、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的区别
（一）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区别
（二）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
三、关于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之思考
（一）缔约过失责任适用范围
（二）、缔约过失责任表现形式
对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的思考
主题词：合同法 缔约过失责任
内容摘要：
缔约过失责任，也称之缔约上过失责任。它的提出其目的是解决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由于缔约当事人一方的不谨慎或恶意而使将要或缔结的合同归于无效，或被撤销，从而给信赖其合同有效成立的对方当事人带来损失，也可能一方当事人的过失而导致对方当事人的损失。简言之，就是合同缔结当事人一方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所应尽的义务，而致使另一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正是合同法上缔约过失责任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缔约过失责任存在的重要意义。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产生，正是由于合同法和侵权法在各自调整范围上出现的真空地带，对在缔约阶段因一方过失、过错致他方受损害均无法解决。为了弥补这一漏洞需要从法律上建立缔约过失责任。又因为缔约过失责任与合同责任密切相关，在新的合同法中将缔约过失责任纳入其中，实是一种创举。本文试从分析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构成要件着手，准确把握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的不同点。为实践中适用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从缔约过失责任适用范围上把握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在适用时间上，准确确认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先合同义务；在适用空间上，准确确认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定事由的产生以及缔约过失责任的各种表现形式及补偿范围对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的思考。
对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的思考
缔约过失责任有的学者们称之为先契约责任，先合同义务或直接称之缔约过失。何谓缔约过失责任，学者们归纳的定义不尽统一，一般认为是指在合同缔结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尽的义务，并致使另一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时，而承担的民事责任 。一般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理论是德国法学家耶林（Rudolf von Jhering）首先提出的。1861年，在其主编的《耶林学说年报》上发表的《缔约过失、契约无效与未臻完全时的损害赔偿》一文中指出“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契约上的积极义务范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系于缔约时善尽必要的注意。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契约关系，正在发生的契约关系亦包括在内，否则，契约交易将暴露于外不受保护，契约一方当事人不免成为他方疏忽或不注意的牺牲品。契约的缔结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若此种效力因法律上的障碍而被排除时，则会产生一种损害赔偿义务。因此，所谓契约无效，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非谓不发生任何效力。简言之，当事人因自己的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信赖而产生的损害 。
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前，应当认为我国并没有相对完整的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对缔约过失责任原来的三部合同法（即《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中也未作出明确的规定。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才较系统地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填补了法律上的空白。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及构成要件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缔约过失责任是产生于缔结合同过程的一种民事责任。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于何时，何时终结，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以要约生效作为起点。主要理由是因为要约以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此时要约分别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产生拘束力，双方才能进入一个特定信赖领域。在这种特定的信赖领域内，合同当事人双方才可能基于信赖对方而作出缔约合同的必要的准备。另种观点认为，由于缔约过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想要确立一个时间点非常困难，而且是僵化的。因此，应根据不同的先合同义务，灵活确立一个可变的时间点较为理想。
本文基本同意第一种观点。缔约过失责任以要约生效为起始，是因为缔约过程中是一种双边行为，缔约之初双方不具有缔约上的实际联系，不可能产生信赖利益，也不产生先合同义务。必须是双方之间接触、了解、确信后才能产生一种信赖关系，如一方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对相对方构成损害，才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于要约生效，终止于合同生效，判断是否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其关键是看缔约双方是否具有缔结合同的目的，一方或双方是否有违反先合同义务，而致使相对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
2、缔约过失责任是以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民事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是在诚实信用原则下的产生先契约义务，或称之为先合同义务1。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缔结合同过程中，负有相互协助、通知、说明、照顾、保密、保护等附随义务。正是由于缔约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所负的先合同义务，才导致了不同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缔约过失责任。
3、缔约过失责任保护的是一种信赖利益。根据“无损失、无责任”原则，缔约过失责任也须有损失，但这种损失须为信赖利益的损失。信赖利益或称消极利益，一般是指无过错一方因合同无效、不成立等原因遭受的实际损失。对于信赖利益的损失界定，在目前法律上无明确规定的情况，较难以把握，在司法中可能会出现赔偿过宽、过窄，也可能出现同一类案件有不同的裁决结果。本人认为，信赖利益的损失，其范围可以包括：缔约费用；履约准备费用。
4、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补偿性的民事责任。缔约过失责任在现行法中尽管已经得到明确，但附随的先合同义务法律无明确的规定，只是适用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因此，缔约过失责任不是履行利益或期待利益。他只存在于缔结合同过程中，一方因信其合同有效成立而产生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即损害的是对方的信赖利益。故缔约过失责任救济方式仅为补偿性，其目的是为了达到与契约磋商未发生时相同的状态。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缔约过失责任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其构成须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两个方面。具体而言，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以下五个：
1、缔约过失责任发生在缔约过程中2。缔约过失责任发生在缔约过程中，或者在合同已经成立但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合同生效要件而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况下。如果合同已经有效成立后，合同的缔结过程就已经结束，因一方当事人的过失致使另一方当事人受到损害的，只能构成合同的违约责任，而不能适用缔约过失责任。
2、必须有缔约过失行为的存在。有违反先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的行为。缔约一方当事人在缔约的过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相互协助、通知、说明、照顾、保密、保护等义务的行为。一般认为《合同法》第42条、43条之规定，即是只有合同缔约人的一方存在上述行为时，才可能承担因此行为产生的缔约过失责任。
3、必须有损失的存在。违反先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的行为给缔约合同的对方造成了信赖利益的损失。如果没有损失，就不存在赔偿。赔偿的损失也是基于信赖利益的范畴，不包括履行利益。
4、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违反先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的一方在主观上必须存在故意或过失。过错是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缔约过失责任作为民事责任的一种，也不例外。过错具体表现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基本形态。故意是指缔约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合同无效、不成立或被撤销，能给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后果，而仍然进行这种民事行为，希望或放任违法后果的发生。过失是指缔约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合同无效、不成立或被撤销造成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因疏忽大意没有尽到协力、通知、保护、保密等义务，虽然预见到了但轻信其不会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因此，无论故意或过失，只要具有过错就要承担责任，无过错就不承担责任。如果缔约过程中发生的损失是受害人、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的，则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也不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5、违反先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的行为与对方所受到的损失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合同缔约人一方的损失并不是因对方的过意或过失造成的，而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其受损失的一方合同缔约当事人也不得向对方主张缔约过失责任。
二、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的区别
（一）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区别
违约责任是我国《合同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规定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其与缔约过失责任的区别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责任产生的前提条件不同。违约责任是违反有效合同的义务而承担的民事责任，它是以有效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条件。而缔约过失责任则仅仅适用于合同缔结过程中及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判断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合同是不是有效成立。如果双方之间存在着有效的合同关系，则适用违约责任，如果双方不存在有效的合同关系，则仅能适用缔约过失责任。
2、责任承担的形式不同。缔约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违约责任承担形式，可以约定违约金的数额，也可以约定定金等条款。而缔约过失责任它排除了缔约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或免责条款，而是直接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进行约定，也因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归于无效，其责任承担只能是损害赔偿，当事人不能任意选择。一般以受到的损失为限，赔偿的是对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损失。
3、归责原则不同。缔约过失责任只能使适用过错责任原则1。即只有在缔约一方有过错的情况下才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或双方均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缔约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均无过错，虽然也存在着损害并造成一方或双方的损失，也无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一方面过错责任原则要求以缔约当事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作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即：确定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仅要有违反先合同的行为，致使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而且缔约方在主观上确实存在过错；另一方面，这种过错必须与信赖利益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此来确定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一般适用无过错推定原则。作为例外或补充也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对违反合同义务的当事人无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在所不问，均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第107条之规定，将该原则予以确认。同时，对于有名合同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如合同法第189条、第191条、第320条、第374条、第406条、第425条等，从而形成了严格责任为主导，过错责任原则为例外和补充的立法格局。
（二）公平、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法》第5条规定， 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这里讲的公平，既表现在订立合同时的公平，显失公平的合同可以撤销；也表现在发生合同纠纷时公平处理，既要切实保护守约方的合法利益，也不能使违约方因较小的过失承担过重的责任；还表现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因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履行合同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重大失衡，公平地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诚实信用，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诚实，要表里如一，因欺诈订立的合同无效或者可以撤销。二是守信，要言行一致，不能反复无常，也不能口惠而实不至。三是从当事人协商合同条款时起，就处于特殊的合作关系中，当事人应当恪守商业道德，履行相互协助、通知、保密等义务。

在起草合同法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规定等价有偿原则。等价有偿是商品交换的规则，作为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的合同法，公平原则已经包含等价有偿的内容。公平地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就有价值相等的意思。我认为在合同法中还是用公平原则代替等价有偿原则为好。等价有偿作为商品交换的规律，并不表现在每次商品交换中，每一次商品交换的不是商品价值，而是商品价格。只有在长时期的商品交换中，在价格围绕着价值的上下波动之中，才表现出等价有偿的规律。公平原则既表现在整个社会的交易秩序方面，更表现在个别的具体的合同之中，任何一个合同都应当遵循公平原则，体现公平原则的精神。由于合同种类广泛性，有的合同属于无偿合同，用公平原则比等价有偿涵盖更宽一些，更能照顾千姿百态的各类合同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的适用面愈来愈宽。有人认为，按照恪守商业道德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包含公平的意思。除合同履行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外，合同法规定诚实信用还适用于订立合同阶段，即前契约阶段，也适用合同终止后的特定情况，即后契约阶段。《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第43第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二条规定的是缔约过失责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基本依据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该条讲的是后契约义务，履行后契约义务的基本依据也是诚实信用原则。

（三）遵守法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条规定，集中表明二层含义，一是遵守法律（包括行政法规），二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遵守法律，主要指的是遵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基本上涉及的是社会公共利益，一般都纳入行政法律关系或者刑事法律关系。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国家通过强制手段来保障实施的那些规定，譬如纳税、工商登记，不得破坏竞争秩序等规定。法律的任意性规定，是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或者排除适用的规定，基本上涉及的是当事人的个人利益或者团体利益。当然，法律的任意性规定，不是永远不能适用。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对合同的某个问题，当事人有争议，或者发生合同纠纷后，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达不成补充协议，又没有交易习惯等可以解决时，最后的武器就是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合同法的规定，除有关合同效力的规定、以及《合同法》第38条有关指令性任务或者国家订货任务等规定外，绝大多数都是任意性规定。
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相当于国外的不得违反公共政策或者不得损害公序良俗的规定。随着民事法律的不断完备，不少过去属于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现在已经有法律规定，成为遵守法律的内容。但法律与社会存在相比，毕竟是第二性的，法律很难对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事无巨细地都作出规定。遇到在法律上没有规定，又涉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怎么办，最后的法律武器就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这一原则，才可以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四）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

《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该条规定主要适用于合同履行，为什么要写到合同法第一章一般规定之中，给予高度重视呢？

中国在转轨时期，由于缺乏搞市场经济的经验，管理水平不高，法律意识不强，经济秩序上有些混乱，合同履行率较低。针对这种情况，强调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实意义很大。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首先是对当事人说的。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违反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是对行政机关说的。行政机关不得干涉当事人依法订立的合同，不得违法变更甚至撕毁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是对审判机关说的。审判机关应当像遵守法律一样保护当事人依法订立的合同。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如果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普遍贯彻，那么，合同这一法律手段，必将大大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新的合同法，不仅在第8条确立了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 也在合同订立、变更或者解除等方面维护这一原则。在合同订立方面，详细规定了要约、承诺制度，共22条之多，使合同的订立较之于过去规定清晰可辨，具有操作性。在合同变更方面，《合同法》第77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78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在合同解除方面，合同法规定了约定解除；第93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也在第94条明确规定了当事人一方解除合同的特定情形。

最后谈一下合同法基本原则的表述问题。《合同法》第3条至第8条规定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有人认为，有关合同法基本原则的表述不够全面。这个意见是对的。要在短短的一、二句话中全面表达合同法的每一个基本原则十分困难，事实上也做不到。那么，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怎么写呢？一是类似于民法通则的办法，如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二是有针对性地作出最难体现该项基本原则特征的规定。合同法有关基本原则的表述，采取的是后一办法。

Ⅹ 谁有关于合同效力的案例

【案情】
2007年2月6日，巴菲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菲特公司)参加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槌拍卖公司)的拍卖会。此前，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以董事会决议形式委托其股东之一的上海水务资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公司)代为处置其持有的光大银行(系非上市股份公司)16985320股国有法人股。巴菲特公司通过竞拍取得了上述股权。拍卖成交后，金槌拍卖公司出具拍卖成交确认书，巴菲特公司向金槌拍卖公司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52654492元，并与水务公司签订了《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此后，自来水公司拒绝履行该协议，并于2007年3月1日向光大银行发送中止股权变更的函，致使巴菲特公司无法取得上述股权。巴菲特公司向自来水公司发函要求尽快办理股权变更申请后无果，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自来水公司履行《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将16985320股光大银行国有法人股予以转让。诉讼中，被告自来水公司辩称：第一，其未向水务公司出具拍卖光大银行股权的授权委托书，也未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巴菲特公司依据该协议向其主张权利没有依据。第二，讼争的股份系国有资产，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的有关规定，转让国有产权应当履行审批、评估程序，并且按规定进入产权交易场所交易。本次股权转让的过程不符合上述规定，转让行为不合法。自来水公司遂提起反诉，请求判决确认巴菲特公司与水务公司签订的《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1、自来水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虽未标明为“授权委托书”，但其内容已体现出授权委托的意思表示，符合授权委托的基本要素，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应认定自来水公司已全权委托水务公司办理光大银行法人股的转让事宜。水务公司以自己名义在自来水公司授权范围内与巴菲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了水务公司与自来水公司之间有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该协议可以直接约束自来水公司，巴菲特公司有权选择自来水公司或者水务公司主张权利。2、水务公司虽然取得自来水公司的授权，可以代理该公司转让讼争股权，但在实施转让行为时，应当按照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所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讼争股权的性质为国有法人股，属于企业国有资产。对于企业国有资产的转让程序和方式，国务院、省级地方政府及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均有相应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制定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根据上海市政府制定实施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市所辖国有产权的交易应当在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根据产权交易标的的具体情况采取拍卖、招标或竞价方式确定受让人和受让价格。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虽然不是行政法规，但均系依据国务院的授权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实施所制定的细则办法。而且，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目的，在于通过严格规范的程序保证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最大程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避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因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上述规定，符合上位法的精神，不违背上位法的具体规定，应当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贯彻实施。本案中，水务公司在接受自来水公司委托转让讼争股权时，未依照上述规定处置，擅自委托拍卖公司拍卖，并在拍卖后与巴菲特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其行为不具合法性。水务公司依据拍卖结果与巴菲特公司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判决：1、确认巴菲特公司与水务公司签订的《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对巴菲特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巴菲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法人股为交易标的的股权转让纠纷。本文针对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行为的效力认定问题，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相关规定的梳理，着重阐释司法裁判的依据。
一、关于规范企业国有股权 (股份) 转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企业国有股权(股份)是企业国有资产的重要表现形式。国有股权(股份)是关系到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之一，是国家获得投资收益的一种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颁布实施了许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二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决定权限或备案制度；三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程序和方式；四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禁止性、限制性规范；五是关于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择其最主要的条款，按发布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年11月16日国务院令第91号)第三条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资产拍卖、转让情形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拍卖法》(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八条规定：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并保留评估结果确定保留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第四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五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转让全部国有资产或者转让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政府批准。第五十四条规定：“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进行。”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应当采用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转让上市交易的股份依照证券法的规定进行。第五十五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以依法评估的、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或者报经本级政府核准的价格为依据，合理确定最低转让价格。《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2009年3月17日财政部令第54号)第十一条规定：“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第二十八条规定：“转让上市金融企业国有股份和金融企业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份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系统进行。”根据以上各项规定，我们将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基本规范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的程序：
(一)决策、审批程序。首先，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根据我国现有的管理模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国务院国资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国资委；二是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其他部门、机构；三是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派股东代表参加的股东(大)会。其次， 如果转让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政府批准。
(二)评估、定价程序。首先，转让方或者标的公司选择委托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依法进行资产评估。其次，将评估报告交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或者备案后，作为确定转让价格的依据，合理确定最低转让价格。再次，在交易过程中，当交易价格低于评估结果的90％时，应报国资委或者有关机构批准。
(三)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首先，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股份)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上市公司国有股份的转让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系统进行，另外还须遵循国家有关国有股减持的规定。其次，公开披露转让信息，广泛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两个以上受让方的，采用拍卖、招投标等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从严控制直接协议转让。
二、关于确认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行为效力的司法依据
应该看到，尽管我国现阶段关于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规范性文件，在各个层面已显得比较全面，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针对违反或者不符合上述三方面程序性规定的转让行为的效力问题，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是，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对这类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即使在新近开始实施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中，也仅仅是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交易行为无效。[1]本案中，光大银行国有法人股的转让未按规定进场交易，该转让协议的是否有效，遂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观点认为，在本案涉讼转让行为发生之时，尚无任何一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场交易，法院不得依据行政规章的规定来确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只要无证据证明股权的受让方为恶意，就应该确认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审理本案的两级法院没有支持这种观点，除了已有的判决理由之外，本文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国有资产转让是兼具私法与公法的法律行为，在法律适用上公法与私法应该并重。
国有资产转让行为之法律性质的正确界定，对于当前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司法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国有资产转让，首先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活动，它符合民商事合同行为的一般特征，其交易主体间的法律地位平等，遵循自愿、公平、诚信等私法原则，受到私法的保护。但是，国有资产转让不仅仅是简单的民事行为：从交易标的上看，它所处分的是涉及面广、数额较大、受公众关注的国有财产；从交易结果上看，它往往导致财产性质从公有到私有的直接转变；从交易影响上看，它会带来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也会伴随着出现国有资产流失、职工下岗裁员等问题。因此，在处理国有资产转让的法律问题上，单靠私法是力不从心的。自《合同法》颁布以来，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司法裁判从宽认定合同效力的态势也十分明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发布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了限缩解释，即将“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种注重保护私权的积极态度，是民商事审判观念的重要进步，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处理国有资产转让合同效力的问题上，单纯强调私法自治的理念，不符合我国国情。具体的说，不符合国家对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精神。国企改革本身是为了解决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因所有者缺位而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变的关键一步，带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和公共利益性。同时，在此过程中，改制行为失范现象的普遍存在，公众与日俱增的质疑，迫在眉睫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都需要公权力的介入。对法律适用而言，绝非是私法向公法的简单延伸与替代，而应当构建起以私法为横轴、以公法为纵轴的活动象限。基于国有资产及其流转关系具有私法和公法的双重属性，有关当事人在进行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时，不仅要依照《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民商法的规定，而且要遵循以《企业国有资产法》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法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国有资产有序转让的保障，应当作为认定国有资产交易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
(二)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部门规章中的强制性规范，应视为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
本案中，是否能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中对交易程序的规定来否认国有法人股交易合同的效力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才能导致合同无效。那么对于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应如何把握其效力？我们认为，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具有强制性，属于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部门规章中的强制性规范，并且应视为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理由如下：
第一，从法律权源分析，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是国务院授权相关部委制定的，与相关行政法规同根同源、一脉相承。《企业国有资产暂行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除前款规定职责外，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第三十一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的监督管理，促进企业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防止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在形式上虽然是法律位阶层次较低的行政规章，但却是依据国务院授权对上述条例的实施所制定的细则办法，是行政法规的延伸与细化，权力来源一致、立法精神统一。国务院部委制定的规章，其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应当具有相当于行政法规的效力。对此，我们应当予以充分注意。
第二，从社会效果分析，国企改革的立法现状是我国经济转型期内特殊立法工作进程的结果，相关部门规章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不容质疑，司法实践中对部分规章的效力应灵活掌握。在社会经济的变革时期，法律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矛盾尤为突出。规范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的法律文件之所以多为行政规章，是因为国企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所涉及的社会利益多元而复杂，它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深刻而严峻，出台正式法律法规的时机尚未成熟，只能处于摸索阶段。同时，改革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迫切需要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做出及时、果断、必要的反映。这种背景下，经国务院授权、各部委下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成为国企改革探索时期我国经济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实现当时行政效率的基本要求。[2]由此，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动使得立法进程也显现出渐进式、探索式：一般都是先制定行政规章，或准许各地试行地方规范性文件，待关系稳定、经验成熟，再总结、上升为行政法规、法律。在国企改革的十多年里，这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国家财产、对经济秩序的制约与保障作用毋庸置疑。如果面对个案时过分讲究公式化的法规效力等级，而不考虑规范性文件的实际社会效果，对效力较低的规章“一刀切”地排除适用，将会使原本奏效的行政管理陷入难以运行的境地，并对该规章所维护的社会利益带来不利的后果。
第三，从整体立法意图分析，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对其进行了呼应与强化。对法律条文做出正确的理解与判断不应局限于法条本身，而应当将其放置在整体的法律框架中，联系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分析探究立法者的真实意图。《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以后，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屡次发布指导性文件，要求严格执行该办法有关产权交易程序的规定。如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做好贯彻落实〈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严格落实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进场制度”；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监察部、国家工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严格监督检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进场交易情况”。2009年5月1日施行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中也有“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的规定，该法虽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由于它是对十多年国有资产管理法规的认可、总结与升华，因此至少可以说明立法者对于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一贯态度。
(三)有关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强制性规范，既是管理性强制规范，又是效力性强制规范。
前文已提到，最近出台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所称的“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只有在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才能导致合同无效。这一解释旨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尽量维护合同效力，其积极意义毋庸赘言。但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识别强制性规范中的管理性强制规范与效力性强制规范。从我国的立法现状看，处于法律位阶上的强制性规范，许多条文的逻辑结构往往只有“行为模式”(包括“应为模式”或者“勿为模式”)而缺少“法律后果”。也就是说，法条只规定了应该、必须怎么做或者不得、禁止怎么做，而没有规定不这样做或者违禁去做的法律后果，更没有直接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对于相关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产生何种影响。处于行政法规、规章位阶上的强制性规范，由于立法主体是行政机关，其制定强制性规范的目的主要在于行政管理，因而规定的“法律后果”侧重于行政责任，很少会触及甚至根本不会触及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据此认定那些没有规定“法律后果”的强制性规范或者没有规定无效后果的强制性规范，仅仅就是管理性强制规范呢？结论显然不这么简单。有学者提出了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区分准则，认为法律法规虽没有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该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属于效力性规定；若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则属于取缔性规定。[3]有法官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强制性规定仅是为了行政管理或纪律管理需要的，一般都不属于效力性规定。具体而言，首先，可以从立法目的进行判断，倘其是为了实现管理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为并不属于效力性规定；其次，可以从调整对象来判断，管理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当然，上述两个方面的判断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4]以本案为例，我们认为，涉及国有资产转让的强制性规范，它首先是管理性强制规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效力性强制规范，其中有关进场交易的规定应当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理由如下：
第一，从调整对象上看，我们所归纳的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三方面的程序性规定，其中的决策、审批程序和评估、定价程序，是转让行为正式实施之前的法定前置程序，它所规范的对象是国有资产转让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一般不会涉及其他当事人，体现了强制性规范的管理性目的。而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则是直接针对转让行为本身，它所规范的对象包括国有资产转让方、受让方、产权交易机构等。相关当事人之间所构建的转让交易关系，是否履行了进场交易，是否实现了等价有偿，是否达到了公开公平公正，直接影响到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因此，强制性规范的效力性，在这一程序环节显得比较突出。
第二，从法律解释学上看，通过体系解释、法意解释及目的解释等方法，可以得出有关进场交易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的结论。《企业国有资产法》提到交易行为无效的仅有第七十二条，即“在涉及关联方交易、国有资产转让等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该交易行为无效。”该条规定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完全一致，无非是起到强调的作用。我们不能仅此认为，只有被认定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才可确认转让行为无效。因为人大法工委对该条的释义是：“当事人恶意违反程序进行的交易活动，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已经进行的财产转让、转移等行为无效，财产状况应该恢复到行为发生前的状态。”[5]另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未按照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的，国资监管机构或者相关批准机构应当要求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转让行为无效。结合上述法条释义和相关的规定，我们运用体系解释和法意解释的方法，已经可以判断出其具有效力性强制规范的性质。若再基于经济法的公法属性，从国有资产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考量，无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就会更为清晰。
第三，从近似的司法实践看，某些法律中被认为管理性强制规范的违法结果往往是导致民事行为无效。例如，《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该款规定的内容，显然具有很强的管理性，但针对其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公司法》中阙如。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对于违反上述规定所形成的担保合同，基本上均确认为无效合同。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对《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理解适用上。该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目前的司法实践，对于违反该条规定所形成的委托理财合同，基本上亦是确认合同无效或合同部分无效。
(四)确认《企业国有资产法》实施以前违反国有资产转让强制性规范的行为无效，可以援用《合同法》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条款。国有资产转让与社会公共利益直接相关。首先，国有资产转让与人民群众利益攸关。企业国有产权流动涉及上万亿国有资产的归属，是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这种利益调整能否在公正的前提下进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公正，关涉人民群众几十年劳动成果的去向，关涉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团结，关涉经济秩序的健康持续发展，因而是当前最突出的社会公共利益所在。其次，国有资产转让备受社会公众关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如此强烈的关注，不仅仅是由于其资产总量的天文数字，而且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度。可以说，在人民法院审理的所有民商事案件中，没有哪一类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不与社会公共利益关联紧密的。有关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强制性规范，旨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行政规章规定了国有资产交易的特殊程序，这些程序的设置目的是为了通过公开、公平的交易使国有资产在保值增值的情况下顺利完成转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因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任务集中承担在规章中这些有关交易的强制性程序规定上，违反了特殊交易程序，就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本案中的当事人正是违反了国有资产必须进场交易的规定。进场交易是国家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监管的重要措施，其意图在于，让国有资产转让和重大资产处置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凭借产权交易市场网络平台功能强大、信息覆盖面广、交易效率高的优势，充分发挥公开市场发现价值、决定价格的功能，使国有资产在公平竞争中实现价值最大化，防止暗箱操作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因此，科学规范的交易程序是国有资产合理流动的必备要求，更是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条件。由此，在涉及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将社会公共利益标准运用于审判过程中，以此进行价值判断，可以使国有资产交易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迎刃而解。具体地说，就是援用社会公共利益标准去衡量行政规章中的各类禁止性规定是否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同时，审慎判断社会公共利益在具体案件中的存在与否。[6]如果交易行为违反了规章或其他法律文件中有关交易程序的强制性规定，而这种交易程序恰恰是为了使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那么法院可以考虑援用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条款认定交易合同无效。
注释：
[1]在《企业国有资产法》立法过程中，有的地方和专家建议规定，国有资产未按照规定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等违反本法规定所进行的交易行为无效。但也有专家认为，笼统规定违反规定的交易行为都无效，可能影响交易安全和效率，还可能损害善意相对人的利益。有的企业则认为，国有资产都要评估和进场交易，程序过于繁琐。而且，资产评估在实践中作用有限，进场交易在有些情况下不利于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因此，建议增加关于评估和进场交易的豁免规定。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三部分“附录”。
[2]蔡小雪：《国务院下属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法律适用：判断与适用》，载于《人民司法》2008年第4期。
[3]参见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320～322页。
[4]沈德咏、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页。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43页。
[6]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企事业单位国有产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载于《法律适用》2005年第12期。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