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博古

❶ 小人书的作家有那些

我只知道张乐平，因为我最爱看他的《三毛流浪记》。

❷ 博古遇难后留有子女吗他的后代怎么样了

这世上有一种爱，是最无私的，最纯粹的，那就是母爱。女子天生对弱者充满同情心，而面对自己的孩子，那就更加恨不得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们。甚至有的女子，在面对不是亲生的孩子时，也愿意为之付出，比如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添砖加瓦的张越霞。

张越霞是博古的夫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加入我党，为机要人物工作。最津津乐道的是，她独自抚养了6个儿女，其中二女儿成就最高是副部级官员。她的女婿比女儿更厉害，是一位副国级官员，曾任人大副委员长。

巴尔扎克曾说过，母爱在女人心中是一件简单、自然、丰硕、永不衰竭的东西，就像是生命的一大要素。其实这世上，少了谁，也不该少一位出色的母亲。只有伟大的母亲才能培养出同样出色的孩子。

❸ 请介绍一下王明的历史

王明（1904年—1974年），原名陈绍禹，又名陈绍玉，字露清，安徽省金寨县人。家庭出身贫民（亦说小商人）。 王明资质聪颖，6岁入私塾，8岁能为乡邻写春联。后入大王庙小学读书。1920年考入六安第三农业学校，民国13年，他和进步同学共同组织豫皖青年学会。翌年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份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王明在1937年11月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地区的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他的书记职务。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此期间，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制定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
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但已去苏联就医，从此拒不回国。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先后撰写、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攻击毛泽东，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赞同34| 评论

❹ 沧州刘姓回族都有哪些起源

河北沧州市（含原沧州地区），是回族人民聚居的地方。全市回族总人口17万，占河北省回族总人口的34．7％，为全省，乃至华北地区回族人口最多的市。因此，了解沧州回族渊源及发展，对全国的回族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迁 入 渊 源
回族，是沧州41个少数民族中，历史较久的民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从未著留民族谱志。加之明初燕王朱校“靖难”之役，对沧州一带人民血腥屠杀，赤地千里，造成了历史断带，致使人们对沧州回族的迁徙渊源更加模糊。近年，一些著作中，多将“靖难”以后，即公元1404年作为沧州回族迁入始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还需进一步探讨商榷。
元朝时期，处于华北腹地的沧州，既是全国最大的盐业基地（长芦），又是京题屈指可数的商业繁荣地区，且当时水、陆交通十分发达。陆路建有会川驿（今青县）、兴济驿（今兴济镇）、清池驿（今沧州市区）等京都要道官驿十余处；水路有京杭大运河横贯本市南北220公里，直通京城。水旱码头，商贾云集，具有穆斯林经商、聚落的天然条件，并据《河北省古代陆路运输简史》载，在盛唐时期，沧、嬴、朝三州（皆今沧州辖区）便盛产丝绢，并为当时通过丝绸之路远销外国的重要丝绸产地。可以说，从那时起，沧州就已和阿拉伯国家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至元初，已是“回回人遍天下”、“京城诸路，其寺万余”，而沧州却无回回人涉足绝非可能。
另据口碑传达，今沧辖泊头市西八里庄沙河涯村在明洪武初年便建有清真寺；孟村县志载，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麾下大将常遇春（回）北上伐元，曾设帐于太平村（今孟村县王帽圈村），其部下将士多为回族，战后阵亡回族将土葬于今孟村尹庄村南，历称“回回墓”。由此可推断，当时在战乱中回族将士落足本地者恐不微量。可证明沧州回族始于明前。
沧州回族大量迁入，主要在明初。据《明史·太祖纪》载，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六月，徙山后（今宣化东南延至辽阳一带地方称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电田北平。”其“山后q和“沙漠”当时均属回回人较多的地区，移民中自然占有一定的回族成份。如孟树县韩石桥村韩姓，便是由山后禹州先迁山东禹城后至沧州立庄的。其祖谱中载：“我太祖来自西陲，移镇东路，相传山后禹州人”。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燕王朱隶，为夺帝位，举兵“靖难”，沧州破城，坑人（活埋，四万，百人幸难逃一，燕王即位，出旨迁民，“以实空地”。据泊头、河间、董驿、孟＿村、沧县、献县等县市若于回族家谱记载，其始祖大都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自晋、鲁、浙、沪、皖、鄂等地奉旨迁徙而来。其中迁自南京应天府上元县二郎（龙）岗（港）者居多。如牛进庄刘氏家谱载：“吾东始祖原籍南直隶上元县二郎岗，永乐二年迁徒于此”。孟村镇吴氏谱清道光九年载：“原籍系安徽省徽州府联县，前明永乐年间周祖北迁”。献县马氏家谱一载：“始祖马刚为回族将领，燕王扫北，率三子由南京水西门外二龙港随军到河间府，后长子马广庆到河间东南定居，立村为辛中营”（即今本斋村）。
除上述情况外，历代统治阶级、官僚恶势的民族压迫，也使一些外地回回人被迫向回回人户较多的沧州一带逃避，成为沧州回族的来源之一。如，明朝末年，无定府（今山东惠民）李阁老依仗权势，对惠民、乐陵两地的回族人民进行了残暴的血洗，强令两地周围40里不许有回民居住，迫使许多回族人民从山东逃至沧州，现沧州铁姓回民就是在那次洗劫中幸一兔于难，逃此落户的。
综上所述，沧州回族的迁入，大致可分为六种原因：1．战争。即通过对外战争，使中、西亚阿拉伯人、波斯人进入京都诸路（含沧州）；通过国内战争，使外地回族将士落足沧州。2．经商。沧州优越的经商条件与回族善于经商的特点，决定了沧州是四方回族商人理想的落足之地。S．官居。即出任官职或随龙保驾携眷落户。4．移民。其中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奉旨迁来占产立庄I二是随迁仆从百姓；三是被发流罪。5．逃生。即逃荒、避难而来。6．投一亲。即因种种原因投亲靠友而来。其族源，按照迁出祖籍追溯，可溯至西陵陆路和东南沿海。
二、繁 衍 演 化
回族，是一个团结、仁爱且富有顽强生命力的民族。迁入沧州后，不同时间来自不同地点的各家各户相互攀连，彼此相纳，在血缘关系上结成“回回亲戚”，在风俗习惯、民族感一情上形成了凝聚力很强的“回回一家”。历经数百年的繁衍演化，不断发展壮大。
（一）繁衍“分荣”。经过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沧州回族人口不断增加，各姓家族“抽。核分亲”，原有村庄容量饱和，土地开发受到局限，迫使部分回族人出庄另立，开辟新的栖身之地。
据对当地部分回族宗脉考查：刘氏始祖于南京二郎岗迁来后，先在孟村东北部建庄称牛进庄，后又遣二子分建了今孟村县的西赵河村和南皮县的黑龙村，此后层层“分蒸”，代代 “抽枝”，至今已发展到孟村的新县镇、大北赵河、小北赵河、辛庄子、大提东、小提东，沧县的小马庄，盐山的后刘庄，黄驿市的刘洪博村等10多个刘姓村。吴氏始祖由安徽款县迁来后，本人后返原籍，由二子在今沧州市区和孟村镇占产落足，现黄驿市吴庄子，沧县博古屯，海兴县小路村，孟村何吕店等10多个吴姓村皆为沧、孟吴姓回族分枝。任丘、河间哈姓，为河间果子洼哈姓回族分枝。马姓回族多为青县马桥马氏祖分枝（现马桥已无回族，只有马氏＿回族祖坟，故知者甚少，多误以本斋村为马姓始祖村）。青县辛集及各地散居的回姓，多为沧县大格村回姓分枝。盐山县小宝庄由沧县东宝庄宝氏所造。盐山王古宅村由孟村县杨石桥村王姓所建。孟村大文台李姓由沧县曹庄子迁来，后又分建了李龙潭村。
（二）民族交融。沧州回族，由于与汉族长期居住在一起，生活接触，社会交往，贫困相济，患难相助，以及各种历史的机遇，使回汉两族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其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1．回汉通婚。此情过去多出于回汉两族的贫困之家。旧时，回族为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只许男回女汉结合，不许女回男汉成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和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回汉通婚不再是生活所迫，回汉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现象越来越多，“男回女汉”的原则逐步打破。
2．互改民族成份。其形式有三：＊）汉族改回。即汉族人因某种原因改变民族成份加入回族。清末闻名天下的回族英雄大刀王五（真名王正谊）即生于沧州市王氏汉族家庭。因自幼喜武，欲拜回族武师双刀李凤岗为师，因李不收外族弟子，遂长跪于母前，得允离家改信伊斯兰教，从李学艺。其后人皆为回族。（2）回族改汉。即回族人因某种原因改为汉族。盐山县后刘庄刘姓汉族，即为孟村牛进庄回族刘姓分枝，因居官反教，改为汉族。另有沧州市自姓、黄晔市张姓、吴姓等回族亦有因居官或生活所迫，风俗习惯蜕变，渐随汉族者。 （3）回族改汉又复改回。黄驿市岭庄乡张金庄张姓，解放前因村小，请不起阿訇，又多与汉族通婚，后汉化。解放后，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和民族政策的落实，民族成份和风俗习惯皆又恢复回族；黄驿东湾湾头村张姓原为段庄回族，因居官反教为汉，后又有部分复回。
（三）迁徙外延。数百年来，由于战争、逃荒、谋生、经商、工作调动等原因，沧州回族迁徙外流，延至全国各省和本省各地。据当地调查及河北省民族志（初稿）载：清雍正年间，河间府回族将领哈元生率兵镇压云南昭通、东川的彝民起义后，所领部分士兵便在昭通一带电四，后定居当地。辽宁省营口市虎庄戴、马、张三姓回族是在清顺治年间移民时，由沧州迁去。辽宁盖县熊岳镇回、张、李、刘、尹等姓回族是由青县楮村过去，宽甸哈姓、韩姓均系河间果子洼乡迁居落户，至今均已五至八代。吉林早期回族，多为清乾隆五十丸年 （公元1794年）由盂村、沧县、河间、青县逃荒回族灾民。吉林伊通县回族村了家屯最早为孟村丁庄子丁氏四兄弟辟地而居，并因此得名。吉林辑安县有回、常、李、王、孔、张各性及龙井市杨、金等姓回民约于1928年前后由沧县、河间、肃宁、任丘迁去。河北省张家口部分回族系沧州回族商贩，因贩卖牛羊逐渐定居。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杨姓回族元相系黄驿市羊二庄人，因贩运牲口于清光绪年间落后郭家屯（今隆化县）后迁到凤山镇开烧饼铸定居。河北平泉、丰宁、滦平等县部分回族是从沧州逃荒而来，据平泉县回姓家族称：“老家在沧县大错村，大约乾隆年间过来平泉。”
除上述迁徙较早的情况外，沧州回族大量外流是在铁路交通趋于发达的解放前夕和初期。其主要流向是西北、东北的矿区、林区。今宁夏石嘴山、甘肃迭布，山西大同、阳泉。辽宁抚顺、丹东、本溪，黑龙江省伊春、鹤岗、双鸭山、七台河等林矿城市和北京、天津、上海及哈尔滨、佳木斯、银川、沈阳、呼和浩特、包头、石家庄等经济、交通发达城市的叵族，祖籍沧州、河间者具有相当数量。尤其伊春市和鹤岗市南山区，素有新孟村之称。
另据有关资料记载，建国初期，为加强全国少数民族工作，经中央决定，选派了以王廷芳、刘震环、刘树森为首的大批沧沧州籍回族领导干部携眷到云南、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担任各级领导职务。1956年春，全省23个市、县组织动员1542户，6834名回族群众迁往青海省厅和县从事农业生产，其中867户，3928人定居该地。在这些支边回民中，沧州回民占有很大数量。
三、现 状 与 分 布
沧州的回族，历尽沧桑，经过数百年的繁衍演化，现已成为全市第二大民族。据统计，全市回族共有丁、于、万、马、王等56姓。170788人。回族人口分别占全市总人口和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9％和91地 分布于17个市（县、区）、2个农场和214个乡（镇、办事处）、1468个村（街）。全市建有盂村回族自治县和杜林、大话村、李天木、捷地、孝子墓、辛集、羊三木、羊二庄、新村、果子注、刘庄、本斋第12个回族乡。在居住和人口分布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一）大分散小聚居。从总体分布看，全市所有县、市、区、场和大多数乡镇、村街都有回族居住，较为集中的有75个村为纯回族村或回族人口占90％以上的村。
（二）固寺而居。出于回族风俗和生活习惯的需要，沧州回族多以清真寺为核心，固寺而居。现全市共有清真寺167座，其中沧州北大寺、泊头清真大寺及牛进庄、丁庄子、孟村镇、果子洼、淄川镇、新县镇、本斋村的清真寺历史较久，规模较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清真寺的历史、规模就是当地回族居住状况的写照和标志。
（三）同姓聚居和分区划姓。由于沧州回族多于明初“靖难”以后，为“以实空地”奉诏迁来占产立庄，故所建村庄多为单姓或以单姓为主，虽经历代变迁，这种聚居模式基本未变。因族源多在南方，移民多沿运河北上，落足运河两岸。多年来，虽各有迁徙变化，但不同区域的姓氏区别仍很明显。除以运河为界划分的回族姓氏区域外，许多小区域、小范围也都有不同的姓氏特点。河间的金、哈、白姓，沧县的回、买、吴姓，孟村的刘、吴、丁、韩姓，黄驿的张、王姓，泊头的石姓，青县的戴姓，献县的马姓，皆为当地回族的代表姓。
（四）商贸区内聚居。由于回族善于经商，沧州回族多选择交通发达，商贸繁华，有利于经商的地方居住。全市7个回族人口超万人的县、市（区）中，有6个为古驿站，5个傍运河。就是在回族人口较少的县市中，回族人也多居城镇或商业繁荣的乡镇。在城镇居住的回族人，又多择商贸繁华的街道、区域而居，以形成利商而居，居而利商的特点。沧州南大街、泊头胜利街、河间城关、连镇大街、肃宁主街、苗街等县市商贸繁华部位皆为回族聚居区。

❺ 历史上的王明的资料

王明（1904—1974）
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
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去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国。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主义、教条主义严重。
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左”倾思想的文章。
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政治纲领。
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
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
1942年党整风运动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中共七大时为了团结他，仍选他为中央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去苏联定居，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我党历史，攻击毛泽东思想。
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

王明对国家和人民的一点贡献（原题：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
毛泽东对王明可谓仁至义尽，在中共七大上，亲自提议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一当选。这再一次说明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思想与气度：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新中国，决定让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并不是学法律的专才，但当年他在延安分管妇女工作，后来又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
王明干妇女工作还是颇有一套的。中央十分重视妇女工作，专门成立了女子大学，创办了《中国妇女》杂志，这两件事全由王明办。毛泽东认为把妇女工作交给王明来抓，由他来领衔起草《婚姻法》的草案，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当然，王上面还有法律科班出身的董必武挂帅，这《婚姻法》的工作交王明去具体操作，还是可以放心的。
王明是属于学院派的理论家，要办什么事，先得找理论依据，他要求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必须很快熟悉这一方面的马列论著；同时，与同志们一条一条地审理中共在战争年代制定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前的20多年里，对婚姻问题向来重视，制定过一系列有关法规和条例。这些都成为王明起草新中国婚姻法的基础。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
据说，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的，秘书记录。那天，王明一口气述了17个小时，边述边改，17个小时一气呵成，形成了23000字的初稿，显示了王明的才气。在起草《婚姻法》的工作中，王明是特别“顺”，一是对工作非常投入，二是对中央领导言听计从，表现出很好的合作态度。
历经41稿，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了。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并作了“草案”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这部8章27条的《婚姻法》。毛泽东主席随即发布中央政府主席令，《婚姻法》在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
这部《婚姻法》，本应该成为王明进入新的政治生命的开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有一个明确的决议，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书面检查，但王明始终没有作出书面检查，他企图以起草《婚姻法》之“功”来抵消错误。但中央不允许，工作是工作，错误是错误，两者不可相抵。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毛泽东在一份指示中写道，“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根本就不想回应，一旦要他作检查，他就推说自己有病，要求去苏联治病。中央政治局很重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批准了王明的赴苏请求。谁知，王明竟一去不复返。
王明一到苏联就发泄，趁国内“文化大革命”爆发，便在苏联出版了《中共五十年》，对毛泽东大肆攻击，还出版了一本自命比毛泽东诗词还要高明得多的，收有30多首诗的《王明诗歌选》。

❻ 瞿秋白的一生的简介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

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主编中共中央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

1925年，先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1927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

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 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就义，时年36岁。

(6)婚姻法博古扩展阅读：

瞿秋白的故事：

瞿秋白于1899年1月29日诞生在常州的一处植有梅、兰、桂、菊等花木的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瞿秋白自小由羊牧之的妈妈徐氏照顾和带领。

瞿秋白的生肖为狗，因其发际有着两个“旋窝”，当地俗称“双顶”，故小名叫阿双，羊牧之平时喊他为“阿双哥”。羊牧之生于1901年，岁次辛丑属牛，瞿秋白喜欢呼其“小牛”。

两人童年时期不分彼此，瞿秋白说他们两人是“腊犬”和“小牛”，还说:“我是以犬耕田，力气不够，还要你这条小牛帮忙。”

平时，羊牧之母亲徐氏和瞿秋白及自己的儿子3人同睡一张床。因老式床宽阔，所以两人横着睡，头朝床沿，脚在床里，一左一右，中间是徐氏。

每天到床上后，两个小孩总是在逗闹一番后，就开始背诵唐宋名家诗歌及小令。多数是瞿秋白背，羊牧之跟着附和，偶然也能背上几句。

颇有旧学功底的瞿秋白的妈妈金衡玉喜欢听两个小孩背诗词，每每这时，朗朗的声音会让她感到无限欣慰，还不时走进去对他们夸赞鼓励一番。

有一次，瞿秋白背诵了:“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金衡玉听到后就问自己的儿子:“诗中那位入城的人归来时为什么泪满襟呀？”

瞿秋白回答说:“因为养蚕人穿不上绸缎，而不养蚕的人身上却穿着都是绸缎，所以养蚕人要泪满襟了。”金衡玉听了后，流露出满意的笑意。

她抚摸着瞿秋白的头鼓励说:“读书就要这样领悟出诗中的道理，才能读得懂学得好。”瞿秋白在13岁时，他看到窗外的菊花盛开，就作了一首《咏菊》的五言绝句。

他绝妙地把自己的“霜”、“秋”、“白”的名和号嵌入了诗中。瞿秋白的晚清年间曾在浙江桐乡、山阴等地担任过知县的大伯父瞿世琥。

看到年少的侄子居然能写出这等有功底的诗作来，连连夸耀小秋白聪敏好学，喜不自胜地对着旁人说:“秋白可是吾瞿家的千里驹也。”

文人大抵都有“家国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或许就是出于此，秋白选择了投身革命，并一度处在权力的中心。可是，革命诚然需要浪漫和激情。

但更需要除此之外的其他素质。秋白无法同时拥有其他，便常常在现实的挫折和磨砺前感到力不从心，甚至怀疑自己无能。此时，他已感到无暇自顾。

至于月夜下的箫声，那更成了一个无从谈起的梦。秋白留给后人的印象，始终是个备受争议的角色。这缘于他在过名单狱中写的名为《多余的话》的自白。

他在其中，完整地表现了参与革命以来有过的热情、执着、迷茫、孤独与无奈。正是这份自白，让他的被捕成了“叛变”，就义成了“讨饶不成”。

可是他死时，同所有英雄一样，都很英勇。他高唱着《国际歌》，指定一处草坪盘腿坐下，直待那声枪声的响起。

按照我们平日接受的“英雄”的概念，狱中的瞿秋白，与刑场上的瞿秋白很难重叠起来，或许只能将其理解为，一个独特的人，一条独特的人生路。

我们达不到他的境界，经历不了他的时代、他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更加细致地深入地思考、看待他走过的路，而不是以固有的标准，归纳他的历史归宿。

或许可以说，这是因为瞿秋白将“身后名”置之度外。他可以坦然地接受死亡，却又不愿借死亡来成就本来唾手可得的英名。这是超脱了所有大度与气节的风采，这是对生命的诚恳与真实。

于是，瞿秋白在历史上，留给我们的感觉与启示愈显迷离。他是如此热情地参与了革命，又是如此平淡地疏离了革命。可是，他的心，仍然忠诚地向着革命。

❼ 赣南的革命遗址有哪些请分别帮我介绍

赣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据不完全统计，赣南苏区共有革命历史遗迹1080处。革命旧居旧址中，有重要旧址与活动地545个，革命领导人旧居85个，革命烈士墓26个，革命纪念设施119个，主要分布在瑞金、于都、宁都、兴国等县（市）。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叶坪革命旧址群，位于位于瑞金市叶坪乡叶坪村。叶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地，距城区5公里，是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革命旧址群之一。拥有革命旧址和纪念建筑物22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处。旧址内有“一苏大”旧址、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塔、公略亭、博生堡等多处文物。这里既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地，又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在瑞金的第一个驻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毛主席”的称呼就是从这里喊响的。
1931年9月，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迁驻这里；同年11月1日至5日，在这里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31年11月7日至20日，酝酿了近两年时间，并经过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同志精心筹备的中华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
瑞金的叶坪隆重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大会闭幕后则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总办公厅。临时中央政府内设“九部一局”，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土地法》、《婚姻法》、等法律。大会会址原是谢氏宗祠，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该旧址没有被敌人拆毁，解放后，按“一苏”大会的场景和临时中央政府原貌进行复原陈列并对外开放。[2][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旧址
中央对外贸易总局， 1933年4月在瑞金成立，隶属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是根据地经济建设中极为重要的部门，钱之光任局长（江阿明、刘炳奎先后任副局长），下设业务科、采办科、会计科、出纳科、保管科、管理科等机构，工作人员开始只有30多人，后来发展到80多人。中央对外贸易总局主要任务是管理苏区对外贸易事宜，设法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保证苏区境内的产品与境外的商品经常的交换，消灭农业生产品与工业生产品的剪刀差现象。对外贸易总局为加强对外贸易工作，相继在赣县江口、闽西汀州、会昌乱石圩、吉安值下等设立了对外贸易分局，并在重要出口地设立了10个采办处，形成了一个点多面广的对外贸易网络，这样，苏区的谷米、钨砂等产品运到白区，换回苏区军民急需的食盐、西药和布匹，保障了苏区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1934年10月，对外贸易总局跟随中央机关离开瑞金。 2001年，国家经贸委拨款对旧址进行了维修，现该旧址为全国外经贸干部职工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
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于1931年11月，是全国苏维埃政府肃反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主要职能，是执行侦查、镇压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革命活动。它的内设机构有：侦察部部长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兼任，后由张然和、钱兆凤和汪金祥接任；执行部部长李克农，后由李一氓接任；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政委海景洲；秘书处（后称总务处）处长欧阳毅。1932年增设了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白区工作部，部长张国俭。随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成立，苏区的一些省、县也相继设立了分局，区一级设了政治保卫特派员。1933年4月，国家政治保卫局随临时中央政府机关由叶坪迁往沙洲坝，驻铜锣塘；1934年7月，迁驻云石山艾园岭下，1934年10月，随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
该旧址于1999年秋公安部拨款修复，并对外开放，现为全国公安民警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1931年底，在这谢氏祠厅中成立了中央邮政局。当时，只办理几件简单的邮政业务，专门为中央首脑机关服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邮政局旧址
中央邮政局归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下设邮务科、审查科、电话总机室和递信班。全局人员共50多人。 邮务科主要负责分发信件、报纸等；审查科主要审理邮件有无偏差，有时还派人进行巡视工作；1932年5月1日，在中央邮政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邮政总局，杨岳彬、赖绍尧、王醒才、张善初、汪奇峰先后任局长，邮政总局成立后迁往叶坪的中石村。
该旧址建于1766年，俗称“围院厅下”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印刷厂旧址
中央印刷厂于1931年11月在叶坪成立，厂长陈祥生，副厂长杨其鑫，共青团书记杨尚奎，工会主席曾庆锡，当时全厂有干部职工100多人。中央印刷厂下设材料科、总务处、铅印部、石印部、排字部、编辑部、刻字部、裁纸部、装订部、铸字部。当时厂里机器设备简陋，铅印部机器共有5部，其中有4部为旧机器，主要印刷《红色中华》、《斗争》、《苏区工人》等报刊和一些革命书籍及抗日传单等。石印部主要印刷纸币、米谷票、邮票以及重要的公文布告等。
该旧址系谢氏民房。2000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拨款进行了维修，并恢复了原状陈列。现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4]
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区域中央局旧址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原为当地谢氏宗祠。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此隆重召，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外、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等机构。会毕，临时中央政府部分机构在此办公。
红军检阅台
位于叶坪村临时中央政府广场中，为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检阅红军而建。初为竹木结构的简易台。第一次全国苏维
埃代表大会开幕时，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此检阅了红军队伍。此后，这里多次作为检阅红军的阅兵台。1933年，昨时中央政府决定改建检阅台，将竹木结构改为砖木结构，于当年8月1日动工，次年1月31日建成。
红军烈士纪念塔
座落在临时中央政府广场东北端，是临时中央政府为纪念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牺牲的
经军指战员而建造的。于1933年8月1日动工，1934年1月31日建成。纪念塔由五角星的塔座和炮弹形的塔身组成，高13米。塔座四周嵌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领导人的题词和建塔标志。
公略亭
位于临时中央政府广场北角，是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建造的。公略亭于1933年8月1日动工，1934年1月31日建成。亭子呈等边三角形，三脊攒尖顶，亭中立一三棱锥状石碑，正面刻“公略亭”三字，碑铭为彭德怀所书。

❽ 岱鳌山的相关名人

朱光潜（1897～1986年），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笔名孟实、盟石。安徽安庆枞阳人（今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人）。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897年9月19日生。支持马克思主义少时课读于孔城高小，考入桐城中学，毕业后任教于北乡大关小学。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肄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他还请桐城著名书法家方守敦题写“恒、恬、诚、勇”4字的条幅，作为座右铭。五四运中，他毅然放弃文言文，改写白话文。1921年，朱光潜发表了白话处女作《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随后又发表《行为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进化论证》等读书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对治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的看法。1922年，他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倡导培养“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证精神”。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他漫长的学术道路。香港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大学吴凇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1924年，撰写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又到上海与叶圣陶、胡愈之、夏衍、夏丏尊、丰子恺等成立立达学会，创办立达学园，广泛进行新型教育的改革试验，倡导教育的自由独立。
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在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安徽大学任教。并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朱光潜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认为，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现于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态度与科学的和实用的态度不同，它不涉及概念、实用等，只是聚精会神地对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的观赏。
解放后，朱光潜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辨证统一的美学观点，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即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对立统一于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解放后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1950年以后提出主客观统一说，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还须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
20世纪60年代，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在“文革”期间，朱光潜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仍认真系统地研究马列主义原著，力求弄懂弄通。1984年，香港大学授予朱光潜为该校名誉教授。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朱光潜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六届政协常务委员，民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文艺心理学》
朱光潜主要编著有 《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 《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西方美学史》《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 美学拾穗集》等，并翻译了《歌德谈话录》、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G.E.莱辛的《拉奥孔》、G.W.F.黑格尔的《美学》、B.克罗齐的《美学》、G.B.维柯的《新科学》等。朱光潜不仅著述甚丰，他本人更具有崇高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学术品格。他勇于批判自己，执著地求索真理：当他认识到以往在唯心主义体系下研究美学“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就开始用更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使自己的美学思想向真理趋进；他反对老化、僵化，提倡不断进取。为方便研究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花甲之年开始自学俄语，更在八十高龄之际写出《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翻译近代第一部社会科学著作——维科的《新科学》，学习研究一生不辍。
朱光潜熟练掌握英、法、德语，几十年来，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他对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高声誉。他出版的译著还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此外，他通过系统认真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的一些译文提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
朱光潜是一位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中，尽管道路有过曲折，但他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在复杂的斗争中，辨明了方向，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解放前夕的关键时刻，断然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利诱威胁，毅然决定留在北京。他在与广大人民一起迎接解放的日子里，曾兴奋地说：“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解放后，他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党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尽管他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精神振奋，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发表演讲，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1983年3月，他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一开始他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他对自己后半生的庄严评价。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光升（l876一1963) ，字明甫，世居枞阳县阳和。清末举秀才，目睹朝政腐败，国事维艰、民生凋敝，内心愤葱，毅然摒弃科举，追求民主革命。1902年，考人江南高等学堂，结识革命志士赵声，进行民主革命宣传活动，被处以出堂。乃回乡，于桐城中学堂及崇实小学堂执教，历时五载。后赴日本东京留学，与章太炎、陈独秀等过往甚密，因此得以亲聆孙中山先生教诲，遂加入同盟会。
1911年学成归国，任安徽省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同时任桐城中学堂监督。次年，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委为秘书，不久辞职，与刘希平等创办安徽江淮大学，并任校长。以后，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流亡京沪，常为《新青年》撰稿，揭露封建专制，宣传民主主义思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安庆学生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先生热情支持。次年，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因与军阀坑淦一气，被师生驱逐，请升任校长。升接任校长后，旋与省立第一师范校长李光炯、芜湖五中校长刘希平联络，组织教育界进步人士，成立“安徽省教职员联合会”，与省学联相互支援，向盘踞在安徽的反动军阀开展斗争。1921年6月2日，安徽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向省议会请愿，反对省督倪嗣冲侵吞教育经费，遭到军阀倪道娘、马联甲的血腥镇压，五六十名学生受伤，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姜高琦身戳七刀死亡，造成震惊全国的“安徽六· 二惨案”。在军阀残害学生时，升闻讯，不畏强暴，火速冲进省参议会，怒斥马联甲，遭马捆打，关进小楼。被人救出后，立即联络安庆各界人士，组成“六· 二惨案后援会”，动员安庆市人民罢工、罢市、罢课；并通电全国，控诉倪、马罪行，得到各地驰电声援。安葬姜高琦时，升作挽联，悲痛悼唁，联曰：“天柱徒高，何如烈士垄；江流不转，长屹党人碑。”
1925年，“五册”惨案发生，安庆、芜湖等地学生示威，声讨日、英暴行。当时，教会学校学生激于义愤，纷纷退学。为使这批学生继续就读，先生坚决支持中共党员王步文的提议，与沈子修、朱蕴山等会商，决定从“五姗惨案后援会”的捐款内，提拔6000元，在安庆、芜湖创建建华、民主和新民三所中学，收容教会学校退学的学生。8月，安庆建华中学成立，升任董事长。1926年1月，广州国民党中央派升及朱蕴山、沈子修等9 人为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升被选为常委。工作中，升坚持与我党合作，同国民党右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组成“清党委员会”，公开通缉光升，升避难汉口等地，坚持维护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改初衷，一往无前。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开赴淞沪作战，升辗转赴沪，任淞沪卫戍司令部长官公署顾问，与日寇展开血战。1938年，他又长途跋涉，至武汉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事后，深入湖南省桃源、乾州、秀山等地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后至四川省江津县，与沈钧儒诸君组织“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先生返皖，任安徽通志馆馆长。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安徽文史馆馆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等职。一生致力革命，兴办教育，无视艰险，高风亮节。1963年病逝。 周新民（1897—1979），原名周骏，别名振飞，安徽省庐江县大化乡（已并入乐桥镇）陡岗村人。早年曾在家乡兴办兢存中学（后为县立陡岗中学，今为大化初级中学），后到外地工作，一直关心学校的建设秘教学，常寄图书、教具资助该校，暮年常以书信询问办学情况。
在“五·四”运动时期，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曾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民国11年赴日本明治大学研究院攻读法学，回国后在皖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民国15年（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左派）安庆市党部执委、安徽省党务执监委员会候补执委兼书记长，积极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安徽的大革命运动作出贡献。民国16年（1927）3月20日，蒋介石由九江来到安庆，周新民出席欢迎会。蒋介石在即席讲话中，散布同北洋军阀妥协言论，周新民在会以致答词方式，据理予以痛斥，明确指出：“合作是有限的，我们不能与流氓、政客同流合污，国民革命对外要打倒列强，对内要铲除军阀，我们决不能与军阀妥协。”发言结束，全场鼓掌，一致赞同。蒋介石勃然色变，未终席即拂袖而去。周因此而遭到了蒋介石的通缉。
30年代中期，周新民在上海协助沈钧儒等筹建上海各界救国会，是救国会的发起人之一，以后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河北训政学院、上海法政学院、复旦大学、云南大学、香港达德学院任教。民国27年（1938）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周回到安徽，在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会工作，并任安徽省总动员会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兼总干事。民国31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民国33年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民国35年随民盟总部迁往上海、南京，为维护“双十协定”，实施政协决议，发展民盟组织，而奋不顾身地工作。民国37年在香港协助沈钧儒先生恢复民盟总部，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沈阳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曾率代表团出席匈牙利国际法学会第五次大会，是第一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著述有：《民法根论》、《亲属继承》、《物权》、《债权》、《民事诉讼法》、《婚姻法讲话》、《中国民主同盟简史》等。1979年10月在北京逝世。

❾ 我国早期革命的某一位领导人的英勇事迹（越快越好)急用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放弃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退让政策，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到失败。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撤消总书记职务。其后，他坚持错误，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坚持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11月，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与托派中央决裂，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1942年5月，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年表

❿ 王明在历史上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国际主义超过爱国主义，爱苏联胜过爱中国，可以理解为莫斯科在中共的代理人。

因为王明将苏联利益置于中国之上，忠实执行国产国际指示，获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青睐，1931年取得中共领导人地位。

其极左主张直接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抗日战争开始后，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建国后王明借治病名义去了苏联，滞留不归，客死苏联，真正实现了生为中国人，死做苏联鬼的愿望。用主席话讲，王明这个人考虑别人的太多，考虑自己的太少。抛弃祖国的人，祖国也会抛弃他。

(10)婚姻法博古扩展阅读：

王明与《婚姻法》

王明干妇女工作还是颇有一套的。专门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创办了《中国妇女》杂志。毛泽东认为把妇女工作交给王明来抓，由他来领衔起草《婚姻法》的草案，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王明是属于学院派的理论家，要办什么事，先得找理论依据，他要求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必须很快熟悉这一方面的马列论著。中共对婚姻问题向来重视，制定过一系列有关法规和条例。这些都成为王明起草新中国婚姻法的基础。同时，也照搬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

历经41稿，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了。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婚姻法草案》，并作了“草案”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这部《婚姻法》在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