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与自然法
㈠ 什么是“自然法” 他有什么意义
关于自然法的含义，在人类认识史上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认识。但通常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制定法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断定能够发现永恒不变的标准，以作为评价成文法优劣的参照。其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斯多噶学派引进了一种新的看法，并设想了均等的自然法，认为理性乃人所共有，自然状态则为理性控制的和谐状态，但已为自私所破坏，故而应当恢复自然状态。按照理性去生活，就是按照自然生活。罗马法中的自然法思想即源于此。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惯于使自然法与上帝法相一致，不过有的学者在自然法中强调上帝的理性，有的学者却强调上帝的意志罢了。 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谓其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与神学而言。荷兰法学家H·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自然人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T·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假说，认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19世纪，自然法的思想普遍受到责难，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虚构，纯理论性作为法国革命的口号带来了许多过分的结果，认为自然法已经死亡，并判定其不可能死灰复燃。但在20世纪，自然法又有再生迹象，有些学者恢复了对自然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法观念的态度时，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却不拒绝其合理成分。 以上关于自然法学说，林林总总，各有不同，但却在以下表现其共性：（1）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2）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3）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 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在自然法的哲学体系中，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时有交会，这种理念称作“交叠命题(overlap thesis)”。 自然法的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其差异在于，在法律规范的确定方面，道德究竟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本条目倾向分别阐释对自然法的不同理解，而避免简单地将那些理论拼凑糅合。 “自然法”这个术语涵义颇丰，它既是一类道德理论，又是一种法理学说，而这两种社会科学的核心却是截然不同的。
㈡ 什么是社会契约说，求详解
社会契约论是流行于启蒙时代的一种社会构建理论，现代亦有“新社会契约论”作为后继的发展。
社会契约论的基本内容是，人在历史上，或至少是在理论上是独立且自由的存在，进而由彼此自由的人因为各种原因组成了社会和政 府。社会契约论的几个重要概念有：1、自然状态，即社会建立前的原始状态。2、立约，即人们互相订立契约，彼此交出一部分或全部权利以组成政 府。3、政府权力
在启蒙运动中，几个著名的社会契约论者对于社会契约各个概念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其中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中人对人是狼，彼此互相伤害；人们为了和平而建立政 府，政 府具有人民的一切权力，不可废除。
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中人和人自由平等，人们为了处理财产分歧而建立政 府，政 府只有财产的仲裁权即行政权，可以废除。为了防止政 府危害人民，又必须对政 府分权，后来孟德斯鸠则进一步提出了三权分立。
卢梭的观点是，自由状态中人人生来自由平等，但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剥削，进而建立了压迫政 府；为了重新实现平等，人们订立契约，使人民当家做主。新的政 府集结了人民的“公意”是一切人把一切权力委托给一切人，因而能为一切人服务，也就不需要洛克的分权。
㈢ 1 8世纪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的产物是什么
19世纪末叶以来资产阶级法学中一个派别。又译社会学法学派。西方法学家一般认为该派具有下列的一个或两个特征：①以社会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法，认为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法对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②认为法或法学不应像19世纪那样仅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应强调社会利益和“法的社会化”。法国A.孔德在西方法学著作中，常被认为是早期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社会学法学的早期代表英国社会学家H.斯宾塞认为社会和国家如同自然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生存竞争和强存弱汰；法的任务只在于维护个人自由；每个人只要不妨害他人的同样自由，就可以从事他所愿意从事的任何活动。奥地利社会学家L.贡普洛维奇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种族斗争；国家起源于较强的原始民族对较弱的原始民族的征服；法是社会中统治集团通过国家权力对被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工具；法的原则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法国社会学家G.塔尔德和美国社会学家L.F.沃德等人则被认为是早期社会学法学中的心理学法学派创始人。19世纪末新功利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R.von耶林和新黑格尔法学首创人J.柯勒，也被认为是早期社会法学派的首创人。20世纪社会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奥地利法学家E.埃利希、德国社会学家M.韦贝尔、法学家H.坎托罗维奇和美国法学家R.庞德等。与早期社会学法学家的主要区别是：他们不仅认为法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特别强调法的社会作用和效果；他们不是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而是强调社会利益和社会调和；他们不是仅从人种学、生物学或心理学一个角度，而是综合各门学科解释法律现象。庞德曾将社会法学派和其他法学派（主要是分析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的区别归纳为以下几点：该派着重法的作用而不是它的抽象内容；它将法当作一种社会制度，认为可以通过人的才智和努力，予以改善，并以发现这种改善手段为己任；它强调法所要达到的社会目的，而不是法的制裁；它认为法律规则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指针，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模型。在20世纪的西方法学中，还有不少派别虽与庞德等人的社会法学派观点有所不同，而在许多基本观点上又极为类似，因此可列为社会法学派的支派，如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见狄骥）、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派、欧洲大陆各国的自由法学派、利益法学派、北欧各国的斯堪的纳维亚法学派以及心理学法学派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法学派在理论上并无显著改变，但在方法论上日益与自然科学或综合学科结合而成为一种应用法学。
㈣ 自然法是什么
自然法是一种主张一定的权利因为人类本性中的美德而固然存在，由自然赋予（传统上由上帝或超然的来源），并且这些权利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得到普遍理解的哲学。因为是由自然所决定的，自然法则被认为是客观和普遍的，它独立于人类的理解，以及特定国家，政治秩序，立法机构或整个社会的制定法而存在。 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断定能够发现永恒不变的标准，以作为评价成文法优劣的参照。
关于自然法的含义，在人类认识史上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认识。但通常是指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断定能够发现永恒不变的标准，以作为评价成文法优劣的参照。其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斯多噶学派引进了一种新的看法，并设想了均等的自然法，认为理性乃人所共有，自然状态则为理性控制的和谐状态，但已为自私所破坏，故而应当恢复自然状态。按照理性去生活，就是按照自然生活。罗马法中的自然法思想即源于此。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惯于使自然法与上帝法相一致，不过有的学者在自然法中强调上帝的理性，有的学者却强调上帝的意志罢了。
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谓其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与神学而言。荷兰法学家H·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自然人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T·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假说，认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
19世纪，自然法的思想普遍受到责难，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虚构，纯理论性作为法国革命的口号带来了许多过分的结果，认为自然法已经死亡，并判定其不可能死灰复燃。但在20世纪，自然法又有再生迹象，有些学者恢复了对自然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法观念的态度时，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却不拒绝其合理成分。
以上关于自然法学说，林林总总，各有不同，但却在以下表现其共性：⑴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⑵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⑶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
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在自然法的哲学体系中，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时有交会，这种理念称作“交叠命题（overlap thesis）”。
自然法的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其差异在于，在法律规范的确定方面，道德究竟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本条目倾向分别阐释对自然法的不同理解，而避免简单地将那些理论拼凑糅合。“自然法”这个术语涵义颇丰，它既是一类道德理论，又是一种法理学说，而这两种社会科学的核心却是截然不同的。
影响
自然法主张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公正至上。自然法是整个科学的思想基础和各种具体法规的指导原则，它高于一切人定法和人为权利。这种人类自然平等的思想是对罗马法律实践的理论概括与升华，标志着罗马法学的高度成熟
㈤ 《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观点如下：
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
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
《社会契约论》创作背景：
18世纪的法国处于一种比较黑暗、比较堕落的社会危机中，社会中的人有界限森严的等级划分，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是僧侣，他们人数少但却地位非常高，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起到特殊的地位；第二等级是国王贵族，他们拥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利，通过对第三等级，也就是农民、手工业者以及资产阶级的剥削来获得资产维持其奢侈荒淫的生活。
㈥ 罗马的自然法是什么
自然法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
它与“公民法“、”成文法”的区别在于它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
㈦ 前些年流行的高薪养廉之说，主要是根据哪个理论产生的
一、高薪养廉的提出
（一）廉政的呼唤
1、权力的本质
廉政与权力密切相关，什么是权力？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权力是指它的保持者在任何基础上强使其他个人屈从或服从于自己的意愿的能力。”[4]有人认为“权力是特定主体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物，使之产生一种压力继而服从的能力。”[5]罗素则说“权力可以被定义为预期结果的生产。”[6]并与物理学上的“能量”概念作了类比。[7]本文认为，广义上的权力就是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一种具有强制力的优势。它并不一定表现为权力主体的意志，因为权力现象在社会中是错综复杂的，一个权力主体可能在另一种权力关系中只是服从者，但是即使是权力主体在执行比他更高一层次的权力主体的意志时，他仍然表现出一种强制力和居高临下的优势。权力也有公、私之分，而本文所探讨的权力仅仅是狭义的，是在政治法律领域的公权力中的最主要的一种：国家权力。
那么国家权力是怎样产生的？在中世纪，国家权力曾被认为是来源于上帝，“君权神授”，是“天意”对人性的安排，国家权力（王权）是神权的世俗化，因此王权应当服从于教权，这种思想被称为“托马斯主义”。[8]到17、18世纪，霍布斯提出“社会契约论”，他对国家下定义说“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御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9]霍布斯将古希腊学者伊壁鸠鲁最先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与自然法理论结合，论证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源”与流的关系，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后来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所继承和发展，从而树立了“公意、主权在民”的思想。对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卢梭指出“权力”其实来源于“公意”，而“公意”则是人民通过社会契约将自身的“权利”让渡出来组成的，“每个人由于社会公约而转让出来的自己一切的权力、财富、自由，仅仅是全部之中其用途对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那部分”。[10]总而言之，国家权力归根结底是来源于人民的权利，权力合法性的源泉是人民，而不是神、君主、贵族等任何其它方面。这种权力学说成了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发展到20世纪，自然法学得到复兴，出于对现行实在法的批判，产生了新自然法学，新自然法学对权力学说又有了新的发展，它可以分为两派，即新托马斯主义的自然法学和世俗的（非神学的）自然法学。其中法国哲学家雅克·马里旦继承和发展了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法律思想，马里旦的国家理论被称为“工具主义”，他“在上帝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之间，又插进入了一个抽象的人民的标志，在上帝是国家最终决定因素这一大前提下，又强调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国家是人民建立的；国家的目的在于人民的共同福利；统治者的权威来自人民；人民控制着国家和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员；国家和所有政府官员都要对人民负责；民主政体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国家只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工具”。[11]总之，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理论无论是否将国家权力视为一种人格或是一种工具，无论认为权力的最终和最高的来源为何，但在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上，均承认权利先于权力，国家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是公民权利的产物，也是为公民权利服务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权利与权力都不是天赋的，都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道德的和习惯的权利产生在前，法定权利和权力产生在后。而从法定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说，是先有了阶级和国家，有了公共权力和法律，然后才有法定权利。权利是夺取国家权力的阶级斗争的胜利者按阶级力量的对比进行分配的产物，因此权力是权利的渊源和前提，“没有人民的国家，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不能把权力看成是一种消极的力量，不能忽视权利对权力的依存性。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夺取政权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人民行使革命权、起义权的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象资产阶级法律那样承认这种权利是法定权利，（例如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那样），而认为这是一种道义上的权利。所以正确的认识应当是一方面人民权力是具有绝对性、主导性的，它是制定法律配置公民权利的前提和基础；而另一方面政府权力或某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则是相对性、派生性的，它以公民的权利为基础，并受公民权利的制约。因为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因此，人民的选举权（这是一种权利）是政府权力的基础。总之，人权与人民权力（政权）是法定权利的基础，而公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基础，政府权力是由政权和公民的权利所派生出来的。[12]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区分了习惯的、道德的权利和法定权利，并揭示了它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在阶级社会中权利和权力取得的基础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它仍然承认对于具体的政府而言，它的权力仍然是公民权利的产物。
㈧ 霍布斯 洛克 卢梭关于契约论有哪些主要观点
社会契约论是17世纪和18世纪最有名的政治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社会契约论是对国家神权论的直接否定。 社会契约论假定，国家之前是人类的无政府的自然状态，所有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都占有因自然法而产生的自然权利。因人们滥用自然权利而使人们的生命及财产得不到保障。为了摆脱这种自然状态，人们慢慢地经过明示或默示的同意，订立一种契约，以建立足以保障自然权利的国家和政府。这样，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以契约建立的国家，任务是遵守自然法，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如果统治者违背契约，人民有权推翻政府，由此得出主权在民的结论。为了防止统治者专横，洛克、孟德斯鸠主张分权制。 卢俊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任何人都没有强使他人服从的天然权威。社会秩序或制度并非源于自然或强力，而是建立在人民自由意志所订立的社会契约之上的。人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状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使每个个人如果不集合起来将面临毁灭，因而人类必须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既能够以全体的力量来保证个人的人身和财富，又能够使每个结合者不丧失自由和平等。因此社会契约的要旨是在订立契约时，人人无保留地将自身及其全部与政治结合体有重要关系的权利转让给集体，并同意接受“公意”的指导，目的是保障自己的自由、财产和人身的安全，条件是人人无例外地遵守契约。由于结合者并非把自己奉献给任何个人，所以在订约后他仍然是自由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和集体的共同体，亦即“共和国”。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契约下，人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才不至于丧失平等和自由。 卢俊认为，建立在社会契约上的国家，其主权即最高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在民主主权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对个人来说他是主权者的一员，而对主权者来说他是国家的一员，因而统治与被统治只有相对意义。主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是行政权的根据。政府决不是主权的体现者，而是主权的受托者。“公意”是国家的灵魂，它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从而永远是公正的。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公意”体现为法律。法律是作为立法者的全体人民所作的规定，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和对象的普遍性，因此它不仅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平等，而且是自由的基石。因为人们唯有服从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的。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民不仅有定期决定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利，而且有通过起义推翻违反契约和法律、实行暴虐统治的君主的权利。卢俊承认宗教的社会作用。他认为，人们进入政治社会后需要由宗教来维持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基督教有害于国家，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公民宗教”。它并非严格地作为宗教教条，而只是维系人们关系的社会性的感情。 卢梭的社会政治学说代表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激进的民主思想。他的《社会契约论》一书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对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和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国家都起过积极作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以及两国的宪法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 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洛克认为人们成立政府在自然状态下的转让权利是有保留的，生命权和自由这样的基本权利是没有被转让的，这样政府的目的就是保护这些没有转让的权利不被侵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却是另外的进路，其实说卢梭是一个破坏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建设者，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构建了一种适合统治的方法，就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卢梭的契约论容易导致专制”。卢梭认为人民将一切的权利给了政府，这样没有任何可以保留的权利，在这里卢梭用“公意”这个词语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人们将权利的全部转让后，有其中的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就是侵犯了自己的权利。 洛克试图利用社会契约论证明，政府是根据多数人的意志组成的，政府根据人民的同意来实现人民的统治。到了18世纪，卢梭把洛克的思想推向极端，认为人民的同意是在共同意志基础上形成的，从而提出了“人民主权”思想。他说：“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决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做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卢梭的民主观就是直接民主，一种一致同意的民主，一种程序极为简单、最好是不需要程序的民主。为此，卢梭主张强迫个人服从公意，排除党派政府，反对代议制，尊重多数的绝对权威。在卢梭那里，人民的统治变成了绝对多数原则。 社会契约论中暗含着一个原则：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人的自然权利的保护者时才是合法的，一旦它侵吞人们在订立契约时让渡给它的自然权利，它就变成了罪恶的存在。当然，关于自然权利，以霍布斯为首的保守派与以洛克为首的激进派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前者强调人们在向国家转让其固有权利之后其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威的高度一致，后者则强调对于暴政的抵抗权，并用作为平民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纲领。 社会契约理论一般认为是自然法学的基础理论之一，这个诉诸理性的学说在洛克和卢梭那里得到发扬光大，我们所见的学说也是这两人为主。其实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很多的法学家也是用这个学说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的，格老秀斯、霍布斯等人也是这样的支持者。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忘记美国的缔造者们，他们将这个思想写在了他们的宪法中“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每一个人都从他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相同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护这些权利，在人们中间成立了政府。”这个可以说是对于社会契约论的经典的描述。 由社会契约理论导致的主权在民理论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社会契约论深入到达美国的第一批殖民者的人心，在清教徒中，将契约当作“国家”的成立基础在新英格兰、康涅狄格、罗得岛等地是普遍实行的。著名的“五月花盟约”(1620年)宣告，签名者“谨在上帝和彼此面前，庄严签订本盟约，结成国家，以便更好地建立秩序，维护和平，为促进上述目的而努力；并随时按照最适宜于殖民地普遍福利之观点制订公正平等之法律、法令、宪法并选派官吏，誓当信守不渝”。在独立战争爆发前，革命权利的理论大量涌现。正如《独立宣言》声明，“政府从被统治者的同意获得公正的权力”，“任何政府一旦破坏这些目的，人民即有权变革或废除它，并且建立新的政府，根据这些原则奠定它的基础，并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的安全和幸福的方式组织它的权力”。此时各州的宪法也充满了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引发了新的国家的诞生，因此，它的历史进步意义是不容否认的。但是，自然状态是不可论证的假设，自然权利主要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因此，恩格斯指出：“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㈨ 霍布斯，洛克，卢梭三者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有何区别
社会契约说是17世纪和18世纪最有名的政治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社会契约说是对国家神权说的直接否定。它的两个基本功用是：解释国家的起源；规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
关于霍布斯，洛克，卢梭三者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因该理解为：这是以“自然状态”作为事实前提，社会契约论的三个版本，这三个版本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各个版本的社会契约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都是非本质的，社会契约论的基本逻辑线索在霍布斯那里已经奠定了，洛克和卢梭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霍布斯的继承者，尽管他们结合时代的需要对社会契约论作了较大的改进。
关于三者之间的区别，由于篇幅问题，我就简单的概括一下：
霍布斯：代表作《利维坦》；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由于自然资源匮乏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战争状态。在此前提下，霍布斯提出的“社会契约”就可以很好理解了，即霍布斯将自然状态的描述过于糟糕以及霍布斯对于秩序的渴望有关，可以简单概括为个人放弃管理自己的权利，赋予某一拥有强大力量者（即利维坦），并承认他的一切行为。由此可见，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还没有脱离神学影响，而且具有专制的特点。
但是不可否认，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已经提供了西方主权文明的基本逻辑线索，即“自然状态——社会契约——主权文明”。后面的社会契约论的经典作家如洛克和卢梭都基本上是遵循这样的逻辑线索，对社会契约论提出了更加细致、世俗化和适应时代需要的修正。
洛克：代表作《政府论》；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状态，人们自觉的依据自然法来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自然状态的标志是没有共同的裁判者。洛克将作为理性规则的自然法引入了自然状态之中，并且赋予每一个遵守自然法的人以自执行的权力，一定意义上洛克的自然状态已经披上了文明的外衣，尽管还远不够完备。洛克的“社会契约”则是因为自然状态时时的受着战争状态的威胁，所谓的自由与平等存在但缺乏保障和极不稳定，因此自然状态中的每一个人“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以谋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稳的享受他们的财产并且有更大的保障来防止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犯。”属于有限政府原则，这一原则将作为以后发展起来的现代宪政的重要原则基础。同时，由于社会契约中人们自由的保留，人民在逻辑上便保留了对政府的抵抗权或革命权，如果政府违背社会契约所附加的基本义务的话。
卢梭：代表作《社会契约论》；卢梭对于人类“自然状态”的认识主要反映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即《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看来，在真正的自然状态中，人在丛林里健康、自由而平等的生活着。但是随着文明不知不觉发生以后，自然状态的美好日益遭到破坏。卢梭同时承认美好的“自然状态”已经不可能通过从文明社会的简单后退实现，而必须重新设计社会社会制度。卢梭在这里是美化了“自然状态”，从批判现实的策略来讲，这种美化可能反映了一种“述古”与浪漫的情怀，借古讽今，以求改变现实。因此，在这里卢梭与霍布斯和洛克都产生了距离，因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关注的是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整体性改造，这一改造的规范起点就是社会契约，而改造的对象也许可能就是霍布斯或洛克版本的社会契约所要达到的文明社会。具体的社会改革方案反映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中。卢梭在这部书中首先论证了强力不构成权利的基础，只有同意才构成权利的基础。“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 卢梭在这里对于强力的看法与霍布斯是接近的，因为霍布斯同样论证了个体力量不可能作为强力构成稳定的秩序，只是霍布斯更多的是在事实的意义上言说，而卢梭则更进了一步，在合法性或道德的意义上否定强力可以构成权利。卢梭在书中提出了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他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是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 卢梭是要在个体自由的世俗基础之上建立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使得个体的自由不妨碍这种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建构，同时已经建立的政治共同体的秩序又不至于危害个体自由，个体的自有与共同体层面的整体的自由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人们高度集合成了一个意志，即“公意”——这是共同体本质意义上的最高意志，而不同于代议制民主程序产生的统计意义上的“众意”。
为求此目的，卢梭反对代议制民主和社会中间组织，主张直接民主和政治参与。因此，在社会契约的具体内容上，卢梭便坚持“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 我们看到尽管卢梭的逻辑是坚持在个人自由的世俗基础上建立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但是他所描述的这一过程却充满了神圣性。如果说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过程充满一种“恐吓气氛下”（这可以理解为是霍布斯所故意制造的）的功利选择以及洛克的社会契约过程是人们相对从容的工具理性过程，那么卢梭的社会契约则是一次道德的转化，即被文明所扭曲的人性在缔结社会契约的一瞬间，由于个体所拥有的全部都已让渡给一个“道德的和集体的共同体”并且个人也立即的成为整个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每一个人都仿佛立即分享了他们集体表演的“道德转化”的结果。这是一个极其精致的逻辑想象，也因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实际上成为三个版本的社会契约论中最富美感的一个，卢梭所提出的整体性的社会改革方案也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比尔的实践 便充分展示了卢梭理论的巨大冲击力，尽管这种巨大的冲击力常常是破坏性的。
卢梭版本的社会契约论的最大问题在于无论在民族国家的规模上得到政治实现，因为直接民主受到特定的时空的限制，只能在“小国寡民”的条件下（比如希腊城邦）实现。代议制民主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被证明可以较好的解决现代政治共同体的秩序建构问题，同时又能够较好的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对于代议制政府，密尔 在理论上作了必要的展开，这里不再赘述。
㈩ 孟德斯鸠在自然法的具体解释上与其他启蒙学者有何不同
在自然法的观点方面，他与其他启蒙学者是相同的，不过在具体解释上不同。他不同意社会契约论，认为原始人的结合是出于人生的需要，并非自愿以契约为根据，社会起源于自然的演进，并非契约的订立，人类进入社会后，软弱感消失了，平等关系又终止了，于是战争就开始了。有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也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为了控制这种战争，就不得不有法律和政府，一个社会没有法律和政府就无法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