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合同法

❶ 如何查找英国合同法

摘要 国外网站：Computer and CyberSpace Law (http://www.ll.georgetown.e/lr/rs/cyber.html)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的资源。外国法律和国际法 (http://www.lawlib.wuacc.e/washlaw/forint/forintmain.html)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图书馆提供。法律图书馆 (http://www.lectlaw.com/this.htm)历史上的法律文件、最高法院决议，以及法律图书馆链接资源等。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Cornell Law School （http://www.law.cornell.e/）

❷ 英美合同法和我国合同法的区别有哪些

一、关于法律适用范围的比较
1、通则的适用范围
我国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与国际私法协会公布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1]有一定关联性，通则的有些规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可以适用的。我国《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该条规定与通则前言第2款规定一致，即在当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则管辖时，适用通则。因此，我国当事人在与涉外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可约定适用通则。该通则比《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更宽泛得多，具有相当的灵活性。除国际商事合同外，该通则也可替代国内法适用。如前言第4条规定，“当无法确定合同的适用法律对某一问题的相关规则的，通则可对该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该条规定旨在说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国内法管辖，但对案件解决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从通则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往我国的司法实践在处理案件遇到困难时，一般求助司法解释、学理解释，还有专家论证。现在通则关于交易纠纷的一些规定又给我们开辟了解决纠纷的途径。通则不是国际公约，不具有强制性，适用与否完全可依当事人的意思选择，但是要明确的是，通则是由近20个国家的法律专家对国际交易的规则进行潜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较之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宽泛得多。参照通则的有关规定，可为我国《合同法》的立法与适用拾遗补缺。通则的宽容之处在于，任何规定都不得限制根据有关国际法原则而应适用的强制性规则的适用，无论这些理制性规则是国家的、国际的还是超国家的（1.4条）；除通则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可以排除通则的适用，或者减损或改变通则任何条款的效力。因通则所具有的这种非强制性，当事人根据各自的情况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该原则适用，使之更适合于当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属于通则范围之内但又未被通则明确规定的问题，应尽可能地根据通则确定的基本原则来处理”（1.6），这就给我们在实务中遇到法律障碍的时候提供了有益的鉴镜。
2、关于格式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共有三个条款，从表面上看对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少，非但起不到保护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为出具格式合同免责的武器。《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1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于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格式合同亦称定式合同或标准合同，对于同一种类、性质并且重复交易的行为，采用标准文本，既节约了交易成本、洽谈时间、条款的争议，也有平等待人的“镜像”。这是人们通过长年累月的交易总结出来的经验，对此应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许当事人协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赁合同、保险合同、房屋买卖合同等）；二是绝大多数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都对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强奸民意。而缔约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势群体，对某些条款即使不同意，但迫于急需无奈，也只有违心签字；三是有些专业术语，作为缔约的另一方难以理解，糊里糊涂签了字；四是这类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办，但这些人为了急于收取代理费或中介费的功利目的，常常会对另一方作虚假承诺。对于格式合同最为人们诟病的是保险合同。无论是人寿保险还是财产保险，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部门立法，其目的并不在于“保险”，而在于“圈钱”。所以保险合同纠纷频繁出现，投保人屡受拒赔之苦。笔者经常承办这类案件，对于法律上的障碍困惑费解。
首先，所谓通常理解，可以说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无任何标准，这又给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谁送礼多，谁就获胜。投保人是弱势群体，纵然满身是嘴，也难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的心脏病（心肌梗塞）一条，投保人和保险人完全可以各执一词。投保人称心率过速是心脏病的一种，保险人抗辩说，按通常的语法理解，这里的心脏病仅指心肌梗塞。从字面上看，保险人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中国语法习惯的心脏病，只是特指括号里的“心肌梗塞”，这本身就会使法官处于两难境地，在实务中肯定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我们认为通则对于确认格式合同条款效力的规定倒是切中时弊：第2.20条（1）如果标准条款中某个条款是对方不能合理预见的, 则该条款无效, 除非对方明确地表示接受；（2）在确定某条款是否属于这种性质时, 应考虑到该条款的内容、语言和表达方式。第3.10条：（1）如在订立合同时，合同或其个别条款不合理地对另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则一方当事人可宣告该合同或个别条款无效。除其它因素外，尚应考虑下列情况：（a）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依赖、经济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缺乏远见、无知、无经验或缺乏谈判技巧的事实，以及（b）合同的性质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权宣告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可修改该合同或条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无效通知的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条件是该方当事人在收到通知后，并在对方当事人依赖该通知行事以前及时告知发送通知一方当事人。本章第13条（2）款的规定相应适用。” 我们认为，《通则》这些条款胜过《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的所有条款，为此，我们建议关于在将来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中应将《通则》条款纳入国内法，这对于格式合同的纠纷处理将大有裨益。
3、关于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我们认为，对于上述合同规定无效，非但不能保护另一方（守约方）的合法财产利益，恰恰减轻了对不法民事行为人的惩罚力度。对此应借鉴通则第3.3条：（1）合同订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义务的事实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2）合同订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合同相关联之财产的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通则规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当事人已将所有的房屋出卖给另一方并已过户，在合同已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判令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在一方当事人将无权处置他人的财产的情况下，也不影响合同效力。这就是对擅自签订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谓不道德的人予以惩罚，对于欺诈、胁迫等致合同无效的条款，通则的规定也有利于受害人一方。请看通则第3.11条：（1）如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一方当事人错误归因于第三人，或为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而第三人的行为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则可宣告合同无效，其条件与由另一方当事人本身签订的合同宣告无效的条件相同。（2）如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归因于第三人，而其行为不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如果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此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或者在合同宣告无效时还未本着对合同的信赖行事，可以宣告合同无效。这两条较优于合同法的地方在于：第一，对于合同的有效与否的决定权由守约一方决定。可以承认有效，也可以宣告无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规定。第二，守约方宣告无效是对另一方的严厉惩罚。因为该条所谓的欺诈，其原因并不在于缔约的一方，而在于第三方的原因，这与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大相径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法律规范也属法律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当根据国情合理继受、过滤和消化对我们有益的立法理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关于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则》可资借鉴外，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也可参考。如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将“程序性的”和“实质性的”公平标准合而为一：（1）合同履行和相对履行之间“明显地不相称”，（2） 并且一方当事人“通过利用另一方当事人的困境、缺乏经验、缺乏判断力或无重大的决断力”而达成的合同，则合同无效。 [2]以色列对格式合同（标准合同）的限制更为严格，该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就契约文句之全部参酌其他情事检讨后确信限制文句对顾客不利，或给予供给等以有危害顾客之虞之利益等，证明该文句之全部或一部为无效”。[3]世界各国对格式合同的免责条款有的称为“灰色条款”，有的称“黑色条款”，对此效力都作了严格的限制，这符合20世纪以来的照顾弱者的立法潮流，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了修正，为此有学者将当前的时代称为“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 的时代，颇有几分合理之处。 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来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释时，将格式合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的免责条款，规定法院可以直接认定无效，这比所谓通常“理解”更为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
二、关于要约与承诺的比较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部分是要约和承诺的方式部分，即第1条—31条、34条，共计20条之多。这部分条款涵盖要约、要约邀请、要约的撤回、要约的撤销、承诺及承诺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则关于要约和承诺计有12条，即2.1—2.12。两者内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异是值得重视的。《合同法》第13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通则第2.1条规定，合同可通过要约的承诺或通过当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但《合同法》对合同的订立方式只采用要约、承诺方式似乎绝对，也不大符合人们的交易习惯，而《通则》在要约和承诺之外加上“可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则宽容和豁达，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为。仅此一点，合同法就稍逊一筹。市场交易的实践表明，所有的合同并不都是要约和承诺达成的。关于通则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订立合同方式局限于要约和承诺的错误已被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所发现。这位德国民法学家尖锐地指出各国立法的偏颇，“近来很多民法典规定，要约和承诺是合同订约的惟一方式”，这是错误的和非理性的。他认为，订立合同的要约和承诺的规则基本上是从18世纪发展起来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几乎没有涉及这一问题，在《法国民法典》中根本没有提及。但是，近年许多国家的民法典都规定了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国民法典》第145条“向他人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的人，受要约约束，但要约人已排除要约的约束力的除外” ；第147条“（1）向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立即承诺之……（2）向不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到要约人在通常情况下可预期收到答复时为止承诺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条，“向不在场当事人发出的，没有承诺期限的要约，在要约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时间内送达的承诺之前，要约有效。要约人可以推定其要约在合理的时间内到达要约人。在合理时间内发出的承诺，但到达要约人时迟到的，要约人应当立即将比情况通知对方。否则承诺产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页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条、第522条也有此规定。荷兰1892年新修改的债法总则第217条，“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 [6] 也只能通过要约和承诺才能订立合同。意大利、蒙古等国也都未忽视要约和承诺这个20世纪最新的合同法范畴。除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之外，英美国家大都把要约作为合同订立的一个要素，尽管各国合同法理论或实务中对要约称谓有所不同，诸如投价、发盘、建议等，对承诺的称谓在各国贸易实务中称为“还盘”等。[7]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也是在关于订立合同须有要约和承诺的方式方面。笔者上引的德民、瑞债均指要约和承诺是指“不在场”的情景下才适用。我国《合同法》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必须将“同意”写进要约和承诺中，因为双方当事人是面对面地订立合同。这是我国《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违反人们交易习惯的结果。在罗马时代，合同义务原本是以订立契约为目的确立的。订约时双方当事人都需要亲自到场，即使这种手段被放弃，一般来说合同的订立仍需要双方当事人在场。……因此，罗马法学家从未认为有必要将“同意”用要约和承诺这两种陈述方式单独地表示出来。这种需要中介在可信赖的邮政服务出现和远距离订阅合同成为可能之后，才成为可能，这就是德民和瑞债指的双方当事人不是面对面的“不在场”的情况下才适用要约和承诺。如果将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约和承诺的一种方式上，这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在许多业已订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将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要约而把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承诺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我们以土地买卖为例，其文件已起草并已公证，并由双方当事人同时签字，因此，很难说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了要约，且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诺” ；再如，一位消费者用现金买一包香烟时，显然，双方当事人是在订立协议。但是，将整个程序分解为“要约”和“承诺”，并讨论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和“承诺” ，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或买方在收款处交付了现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诺”，这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或许对新任律师有些用处。在强行将合同订分立为“要约”和“承诺”时，另一难以处理的情形是，相对方向的建议和反建议在进行长时间的协商谈判后才达成协议，在合同成立时，很难作出明确决定，但是那种认为合同应通过要约和承诺订立的思想对于完成任务毫无意义。[8]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订立合同从理论上讲，有要约和承诺是成立的。但对于面对面的交易行为，很难界定哪一方是要约，哪一方是承诺。如律师与当事人谈代理费的数额时，通常是在讨价还价过程中达成的代理协议。比如就某一收费标准，律师提议按标的额的5%收费，委托人说太高能否按3%，律师说不行，最少也得按4.5%，双方最后达成按财产比例的3.5%收费。这种讨价还价中有要约，有反要约（新的要约）；有承诺，有否定承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互有要约和承诺，两种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难分得清何者为要约，何者为承诺。当然，在人对机器或物发生交易的场合，如自动售货机、投币买地铁票、在宾馆使用备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开封，就可视为承诺。物品上标明的价款是要约，投币或开封视为承诺，这是简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远非如此简单。再如，建筑工程合同的订立则更为复杂。一般认为，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建筑施工单位前去投标是要约，招标人接受投标是承诺，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笔者对这种认识不敢苟同。在司法实践中，招投标仅是建设工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整个建设施工合同中的一个链条，就投标人前去投标而言，因投标人数众多，在未开标之前，尚未涉及建设项目实体内容，即未涉及项目、价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条款情况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无内容的。按照我国《招投标法》规定，建设工程招投标有如下环节：招标（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发中标通知书→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建设部标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条款”对此有明确的解释。上述组成部分均为建设施工合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连串的民事行为，最后归纳在一个总的合同之中。若按高尔森教授的观点，在招投标中，投标人只要前去竞标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标，按此逻辑可以告投标人违约了，然而这岂不荒唐？笔者用此案例证明，何为要约、何为承诺并非楚河汉界一目了然。至此，我们认为，通则第2.1条的“或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合同即成立的规定更加符合交易习惯。德民和瑞民将要约、承诺限缩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均有理论的、立法的和实践的意义。因此，我们在代理具体案件的实务操作时不妨借鉴一下通行的相关规定，以解除法律解释上的困惑和障碍。
三、缔约过失：先合同责任、后合同责任、侵权责任？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责任、非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目前在理论界尚存争议。缔约过失责任理论是由德国目的主义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发表的《缔约上的过失、契约无效于未臻完全时的损害》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创立的，被誉为法学上的重大发现，填补了法学上的盲区，其基本内容是指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信赖利益损失时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个理论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承认。1994年通则第2.15条（恶意谈判）规定：（1）当事人可以自由进行谈判，并对未达成协议不承担责任；（2）但是，如果一方当事人以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则该方当事人应对因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3）恶意，特别是指一方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欧洲合同法通则》称之为磋商过程中的责任。该通则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缔约过失关于恶意谈判中的第2.301条1——3项，第2.302条关于保密义务的规定几乎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了国际商事游戏规则的趋同化乃大势所趋，人类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纳互为消长。[11] 诚如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在《欧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如果说欧洲在经济方面必然要形成统一的单一市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欧洲的私法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势必要统一起来，那一天终会来临，鸿沟将会被填平。[12]这是智者之识。笔者认为何止欧洲，在将来的某一天世界会统一于一个游戏规则，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乐观的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国《合同法》不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而且在借鉴了通则的基础上还有一定的发展。
缔约过失的前合同义务的体现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磋商；（2）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3）未尽协力义务；（4）未尽先义务，以及未尽保密义务。
缔约过失后合同义务体现在第58条，即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讲的“合同关系虽然消灭了，法律仍要求当事人负某种义务，违反了这种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个责任不属于侵权责任，也不属违约责任，类似合同义务。” [13]
除此之外，还有后合同义务，即附随义务。该义务在缔约前存在，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也存在，合同法第92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即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办、保密义务。我国《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规范，并未将缔约过失责任局限在缔约前的通则之中，而是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加大了保护交易安全、惩罚违约的力度。遗憾的是，有的论文在2006年还引用明显过时的观点，[14] 仍局限在缔约前的过失责任范围内，这就落后于我国《合同法》何止十万八千里！所谓缔约过失责任，德国法称为先合同责任，它摇摆于合同法和侵权法之间。在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之初，关于应当将其置于何种责任之下的争议便开始了。迄今为止依然争论未休。据笔者归纳，在大陆法系之间关于缔约责任有三种归属方式：第一种方式为先合同义务，德国自2002年起将缔约过失纳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内（见《德国民法典》第311条第2款和第3款），其可归纳有如下原则：注意义务、信赖责任、附随义务、保护义务。如一方违反上述义务，则承担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类型有缔约前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受损义务导致合同终止等。 缔约过失理论付诸于司法实践始于德国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国法院在该案中将适用于合同责任的规则延伸到了与侵权责任更为相关的事实上。一位女士走进一家商店，在购买了许多商品后，向店员说明要买一卷油毯。店员从货架上抽出她要买的一卷油毯时，不小心让另外两卷油毯从货价上滚落下来，砸伤了这位顾客和她的儿子。帝国法院将合同原则适用于这一案件，并论证说：原告是带着购买油毯的意愿走进这家商店的。因此在双方之间便产生了导致销售者应当保护消费者的特定关系。违反此义务，便应当承担合同损害赔偿的责任。由此引发的是，合同责任原则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侵权事实领域？德国法官的论证表明，假如人们走进一家商店在收银台前等候过程中却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责任应当包括这种侵权行为。依据油毯一案，若第三人与意在缔结合同之人之间存在某种特定关系，则注意义务则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国近年也多有这种判例，如上海一家书店一学生从电梯掉下摔伤；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饭店门前滑倒摔伤等，都是按缔约过失对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举过一个商场因工作人员疏忽未盖地下室盖板，将一顾客脊骨损伤的案例，也称之为缔约过失责任。这是将缔约过失责任扩大化的倾向，值得商榷（下文将涉及该问题）。第二种方式为侵权行为。如2002年9月17日欧洲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根据国际管辖法，恶意终止合同磋商的损害赔偿责任应由《布鲁塞尔条约》第5条第3款调整。该款的调整对象是侵权行为或类似行为。将违反诚信原则、恶意终止合同磋商归属于侵权法，法国、比利时及卢森堡等多国持此观点。法国主流观点认为先合同责任属于侵权性质。1988年法典对此法律观点予以确认。比利时法学界的立法观点同样倾向于合同责任归于侵权责任之中，卢森堡法律体系主流观点也将先合同责任纳入侵权责任之中。第三种方式为将缔约过失与侵权责任相区别，其代表性的国家是希腊。其民法典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将所有先缔约出现的损失或侵害都往缔约过失篮子里装。《希腊民法典》第197-198条依据缔约的目的来界定何为缔约过失、何为侵权行为。该法典首先承认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对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确认，并创造健康的商业交易关系。对此，法学家们举例说，假使某人走进一家商店打量陈列的商品，或走进一家餐馆找位子，并不属于希腊所理解的缔约过失责任范围，因为他们与合同标的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对学者们经常引述的德国法院判决的缔约过失案例，如“亚麻油地毡案”、“顾客香蕉皮滑倒案”、“菜叶案”，[16]希腊法学家认为应当适用侵权法，而不是缔约过失责任，所说缔约过失应为缔约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磋商或违反保密义务等才符合缔约过失构成要素。对此观点，笔者甚表赞赏。现略陈述浅见如下：
首先，要认定是否属缔约过失责任，应按缔约过失理论和通则、合同法的观点和规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恶意磋商、隐瞒真相、协力义务、告知义务、附随义务等。如违反这些原则性规范可以确认缔约过失责任。第二，要依照当事人是否有缔约之目的认定是否确属缔约过失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节假日或闲暇时，逛商店习以为常，有购物的，也有以消遣为目的的（不在少数）。第三，要把握缔约过失法律概念的含义。缔约过失责任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缔约是前提，无缔约的明确目的，即使受到伤害也不能往缔约上靠。二是须有过失。过失有两种含义，一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二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这两种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备前两个要素的情况下才存在责任承担问题。只有具备这三个要件，才构成民事行为的缔约过失责任。

❸ 英国合同法 中有合同相对性吗

英美法系中多是判例法
具体的法条是很少的
当然了合同法中具体的专主体就是当事人双方
所以英属美法系中的合同是有相对性的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
第三方当事人也会介入
比如我国的《合同法》中的代位权和撤销权
都是第三方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❹ 急!!关于英国合同法

对价不能是过去的对价，因为在英国法律中，合同订立之前完成的行为一般来说不能作为对价，因为它不是对新允诺的交换，而过去的对价对于要约人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

❺ 1999年英国合同法在什么背景下修订的。。求高人帮忙。。英语简单介绍一下1999合同法的背景

请问是关于第三方权力的吗？
这部法律叫 <<合同（第三方权力）法 1999>>
背景是这样的，英国的合同法是由案例法组成的。案例法里有一条规则，也就是说第三方不能请求法院执行合同里赋予他的权力 (叫 Privity rule)。比如，A和B签订合同，在A死后B每月给C 2000 英镑，按照案例法，如果A死后B不给C钱，C以个人名义无权请求执行这项权力。

The Contract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Act came into existence e to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Privity rule of the Common Law. The rule states that third parties cannot enforce contractual rights in contracts of which they are not a party. For example, if A signs a contract with B to pay C 2000 pounds after death, under Common Law, C has no right to enforce this right under his personal capacity. This rule is often seen as harsh and unnecessary.

❻ 英国合同法的默契的意思

默示合同
默示合同是指非依当事人明确表示而成立，而是依照主合同内容或当事人行为由法律推定或引伸的双方当事人意图所构成的合同。默示合同往往具有从合同或主合同部分条款的特征，如默示担保合同。默示合同通常又可分为两类：一是法定默示合同，即依法律规定必然推定其存在的合同。例如依照目前英联邦各国法中的产品责任担保原则(这一原则目前仍在发展中)，产品买卖合同中已经附有就产品使用安全的默示担保。另一是依事实推定的默示合同。例如当乘客乘上公共汽车并到达目的地时，尽管乘车人与承运人之间并没有明示协议，但依法应推定他们之间存在默示合同。
由于在普通法中不存在合同利害关系第三人的制度，追究任何合同责任都必须以当事人之间事先存在合同为前提。因此对默示合同和后面将谈到的准合同的法定形式规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离开了这些合同形式制度，许多当事人的责任将无法追究。根据英国法律，默示合同的推定必须具有合理性，并且根据衡平法惯例这种推定往往还须具有必要性。从理论上说，默示合同制度建立在下述原则基础上；有效成立的合同必然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合同性权利义务，因而自愿接受合同性权利义务约束的当事人之间也就必然存在着合同。应该提及的是，某些普通法学者认为，默示合同尽管具有简单合同的特征，但将其列入准合同似乎更为适宜。

❼ 英国合同法 什么时候颁布

英美法系出抄了印度没有一套系统的、成文的合同法，其合同法主要是判例法、不成文法，虽然有1893年《货物买卖法》，美国有1952年颁布的《统一商法典》，但它们只是对货物买卖合同及其它一些有关的商事交易合同作了具体规定，至于合同法的许多基本原则，如合同成立的各项规则等，仍须按照判例法所确定的规则来处理。

❽ 英美合同法中的“对价”(consideration)的历史发展过程谁知道啊 请问！急~

对价（Consideration），也称约因，它是英美法上所独有的概念。在英美法上，对价最初来源于合同法上的对价原则。按照1875年英国高等法院在Currie V. Misa案的判决中所下的定义，所谓对价是指合同一方得到的某种权利、利息、利润或其他利益，或是合同另一方克制自己不行使某项权利或遭受某项损失，或由此而承担的某种责任。
约因学说的确切起源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英美法上的约因学说起源于16世纪中叶，经过17-18世纪的发展至19世纪集其大成。关于约因的起源，有人认为，约因产生于债务的补救；也有人从英国合同法的交易性质方面寻找其起源；有人认为，约因是由关于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始侵权性质决定的。在霍姆斯之前，一般认为约因是由衡平法院从罗马法中借用、在做了修正后引入了普通法；但是，霍姆斯认为这是有疑问的。他认为，最早是以quid pro quo的形式将约因和公平联系起来的。科宾也认为，“当今的著述者们都相信，从来没有人找到过任何具体而明确的‘起源’，也没有一个单独的定义可以被说成是唯一‘正确’的定义，而且，也从未有过一个可用以推论地确定强制执行性的简单而统一的‘学说’。”不管怎样，基于上述观点，可以肯定的是，约因学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衡平法的产物。
自产生以来，约因学说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理论：由19世纪英国法官们提出的“获益—受损规则”和由霍姆斯提出的互惠交易理论；之后又产生了允诺禁止反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约因学说的衰落。

❾ JCT合同范本

一点相关的资料，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探索更规范的建设工程合同体系模式———JCT合同文本研讨会综述
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建筑业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达6％以上。加入WTO之后，中国建筑业将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众多建筑企业的角逐，同时中国建筑企业也将更广泛地参与海外建筑业市场的竞争。届时有关工程纠纷和争端也将会越来越多，了解国际上已广为运用的合同文本，对于如何高效率地解决工程纠纷和争端已成为建筑业界的重要课题。为此，4月13日同济大学和上海英才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在上海共同举办了《JCT合同文本研讨会》，与会的多位专家介绍了国际上著名的英国JCT合同管理模式，并对其与中国相关合同的差异与共性作了深入研究，对我国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体系的完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何为JCT合同文本

JCT（JointContractsTribunal，中译：联合合同委员会）于1931年在英国成立（其前身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IBA〉），并于1998年成为一家在英国注册的有限公司。该公司共有八个成员机构，每成员机构推荐一名人员构成公司董事会。至今为止，JCT已经制订了多种为全世界建筑业普遍使用的标准合同文本、业界指引及其他标准文本。

JCT章程对“标准合同文本”的定义为，“所有相互一致的合同文本组合，这些文本共同被使用，作为运作某一特定项目所必须的文件。”这些合同文本包括：顾问合同；发包人与主承包人之间的主合同；主承包人与分包人之间的分包合同；分包人与次分包人之间的次分包合同的标准格式；发包人与专业设计师之间的设计合同；标书格式，用于发包人进行主承包人招标、主承包人进行分包人招标、以及分包人进行次分包人招标；货物供应合同格式；保证金和抵押合同格式。JCT的工作是制作这些标准格式的组合，用于各种类型的工程承接。

二、JCT合同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异同

JCT合同以JCT98（传统格式）为例，其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建筑师这一角色的两重性。

一方面，建筑师由发包方委任并付薪。在某种目的情形下，建筑师完全代表发包方的利益而作为一个代理人来行为，例如决定发布一个指示来修改工程。作为发包方的代理人，适用民法上关于代理人的法律规定，即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发包人承担。另一方面，在其他情况下，建筑师负有依合同以独立的职业理念来作出决定或提出观点的职责，而不偏袒发包方或承包方。对于建筑师所作出的决定，承包方可以要求建筑师提供作出此项决定的相关信息，如对此不满意，承包方在遵从这一决定之时可依合同提起争议解决程序，即交由仲裁人裁决，或通过法院诉讼解决。但在原材料的质量或工艺标准等方面，建筑师可以依据合同条款作出最终证书，如果在最终证书作出后的28天内承包方和发包方未提起争议程序，则最终证书的决定应当被遵守。

根据JCT合同的这些特点，建筑师所肩负的多种职责与我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情形大不相同。也就是说建筑师既是发包方的代理人，同时又有自己独立的职业标准和理念，两种身份似乎很难协调。这种协调皆是由于JCT合同的设计，合同一旦被接受，对任何一方都具有约束力。

JCT合同文本与我国建设部颁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本）》在工程延期方面的规定相比较，可以发现：对于发包人未能按专用条款约定提供图纸及开工条件的，JCT合同规定了建筑师的相应职责；发包人未能按约定日期支付工程预付款致使施工不能正常进行的，JCT合同未作具体规定。而这些条款在建设部的示范文本中均有比较明确的约定；在工程师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所需指令、工程设计变更或工程量增加以及不可抗力等方面，JCT合同亦皆有相应规定。

我国合同法第278条关于隐蔽工程、第283条关于承包人权利中的一些内容，以及我国建筑法中关于施工许可证、第64条关于违法时被责令改正等规定，JCT合同皆没有说明。

三、使用JCT合同文本的局限性及优点

JCT合同文本要在中国使用确实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英国合同法属于普通法系，而我国合同法更接近于大陆法系，这对于建设工程合同的签订与实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中也折射出两种法律文化方面的差异；JCT合同文本中建筑师地位独特与传统上建筑师可从事工程项目管理业务有关，而在中国建筑师通常只限于作设计工作；JCT合同文本主要是用于建筑师处于重要地位的房屋建筑工程，而对于结构工程师和设备工程师处于主要地位的其他土木工程，则需要作相适当的修改或调整。

但是，在英国，由于JCT合同文本是由建筑业各参与方经过反复讨论，并由他们各自在JCT的代表同意后颁发的，因此JCT合同文本已充分考虑了各方利益的平衡。在某项工程采用JCT合同文本后，一方面双方无须再就通用条款进行谈判，只需对专用条款进行商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在管理合同之时，何方违反合同通常比较容易确定，便于及时处理违约问题。这对于一般来说标的物巨大、工程时间较长、参与方众多并且运作复杂的建筑业界来说非常重要。JCT合同文本最初在英国及英联邦地区使用，由于其历史悠久、相对成熟，应用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目前已成为全世界著名的建筑业合同文本之一。

四、JCT合同文本对于中国建设工程合同体系的影响

据悉，JCT合同文本至今已在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武汉等地的许多工程项目中被采用。并且，对于2008年奥运会所需修建的工程项目，中国政府将向全世界招标，被中标的建筑企业极有可能采用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JCT合同文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这种合同文本的了解和研习就显得尤其必要。

我国虽然有了合同法和建筑法，但是，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文本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对于中国建筑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会产生不利。入世以后，我国工程项目的承发包模式会逐渐与国际接轨而呈多样化发展。新型承发包模式需要相应的合同条件，而我国至今仅有适合施工承包的合同条件，其他诸如项目总承包或者说交钥匙工程承包等承发包模式则没有相应的合同条件，JCT合同条件体系内容十分丰富，这为我国建设工程合同体系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❿ 为什么英格兰没有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呢

结论：

在英格兰，立法上虽未明文统一规定诚实信用原则，但我们可以在英国合同法的许多涉及义务方面的法律条文中找到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同时许多合同法判例也能找到涉及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

分析：

在英格兰，没有民法这一法律部门，也没有统一的民法典，因而诚实信用原则没有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统率存在于法条中。但是，在英格兰合同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义务方面起着基本的主导作用，我们可以在许多涉及义务方面的法律条文中找到诚实信用原则的影子。此外，揭示各种重要事实的义务，避免错误陈述的义务，避免胁迫和不当影响的义务，不滥用受托人地位的义务等非合同义务同样也都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化身。[1]同时，许多合同法判例也能找到涉及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细分之下，合同法里的诚实信用可以分为诚信义务（a good faith requirement）、诚信制度（a good faith regime)和实质正义的诚信（good faith as visceral justice)。[2]

总的来说，虽然英格兰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缺位，并非是能直接适用的一般规则，但在其法律制度中确实存在许多特定的规则，起着和诚实信用相同的作用，避免了当事人以不符合诚实信用的方式而为某种行为。

原因：

1、思想上：英格兰法中较低的人性标准

英格兰殖民时期，人们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的思想注定了合同双方当事人是一种对抗性关系，也就是说，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合同当事人往往处于对立地位，无暇顾及对方利益，诚实信用原则本质上与这种对立地位是不相适应的。于是，为了合同整体经济的效益性，法律设定了较低的人性标准，承认合同当事人有权追求自身利益，只将诚实信用的要求限制在当事人不做虚假陈述的层次，没有继续往上对人们提出更高的要求。

2、立法上：英格兰法中衡平法的存在

如前文所述，在英格兰的法律制度中存在许多特定的规则，起着和诚实信用相同的作用，衡平法就是其中一个特别的存在。衡平法是为了弥补普通法体系的不足，而由大法官根据所谓“公平正义”而形成的一套解决纠纷的补偿方法。它承认既存的普通法存在缺陷，并从公平正义的理论出发，对既有法律规范的不足施以补救，产生了许多具体的制度和规则，如禁反言、口头证据等。

以禁反言为例，在英格兰的衡平法中，禁反言原则主要指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要对自己的言语和行为负责，不能随意否定自己先前的言语和行为。尤其是当事人的行为使得其它当事人产生利益信赖时，更是禁止当事人否定自己的先前行为。[3]虽然与诚实信用的表述不相一致，但仍然在强调双方当事人对彼此的善良真诚、信守承诺、不欺不诈。从这一例中可见一斑，衡平法的基本内涵与欧陆国家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实质上并无二致，因此，它的存在阻碍了诚实信用原则在英格兰法上的确立。

[1] 郑强：《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帝王条款的法理阐释》，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2] 程宗璋：《论英美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其启示意义》，载《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3] 崔欢：《两大法系民法诚信原则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