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现代性

A. 你认为学习经济法有意义吗有哪些意义

请领会如下四个方面，对你学习经济法及了解其意义，可能会有所帮助。
1、经济法学的概念：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规律的新兴法学学科。经济法是一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法学产生和发展的制度基础。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由德国学者提出和归纳的经济法。（也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较为全面的发端，是以20世纪20年代德国学者的研究为标志。并且，德国成为经济法学的发祥地）。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市场失灵等问题的出现需要有新的法律规范来解决新问题，从而促使经济法的产生，学术界对其开始重视。经济法学在中国的真正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2、经济法概念：是调整在现代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单地说，经济法就是调整调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经济法概念的价值：
（1）有助于理解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a.经济法具有突出的现代性、经济性和规制性，这是它与其他所有部门法的不同。
b.经济法概念可以涵盖日益打通的国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这本身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c.经济法不仅关乎个体利益，也关乎社会公益乃至国家利益。
（2）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经济法的特征、宗旨等问题。
3、经济法的地位：
（1）从部门法的维度看：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整个法律体系有自己独立地位。它是我国7个部门法之一
（2）从法域维度看：无论把经济法放入争论中的社会法法域，还是将其放入经过拓展的公法法域，经济法在上述法域中都有自己的地位，同时，一般不把它放入私法的法域
（3）从与相邻近部门法的关系看：
A、与宪法：从总体上说，两者是根本法与普通法的关系
从制度形成上说，宪法为经济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经济法的各类制度，不过是对宪法规定的具体化
B、与民法：
联系：在法律调整上具有互补关系。两部门法只有有效配合，才能更好地保障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提供。
区别：性质不同：民法是私法而经济法不是
调整对象不同：（此区别也适用于经济法与民法的特别法——商法之间的关系）
C、与行政法
联系：两者的执法主体在形式上都是行政机关
两者所调整的社会关系都侧重于“纵向关系”
区别：调整对象不同：行政法调整的是行政关系，主要是行政管理关系而经济法主要调整特定的经济关系，即“调制关系”
宗旨、手段不同：行政法主要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因而要规范行政权，确保依法行政，保护人权。经济法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因而要运用间接的调制手段、协调矛盾
D、与社会法
联系：都属于现代法，都具有突出的现代性和一定的政策性、社会性。
区别：调整对象不同：社会法侧重解决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经济法侧重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经济问题。
突出的特征不同：社会法的社会性更突出。经济法的经济性最为突出
E、与诉讼法：关系较为密切，尤其在经济法制度的“可诉性”问题上表现突出
F、与刑法：
联系：都属于公法、在一些保护私权的原理上具有一致性、经济法的规定还需与刑法的规定相衔接。
区别：调整对象、调整手段不同。
4、经济法的价值：
1、经济法价值的确立：经济法的价值，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内在的客观功用价值”，即经济法自身的有用性或使用价值。另一类是“外在的主观评判价值”，即社会公众或研究者所认同的或所期望的经济法所具有的价值。
2、对经济法的两类价值的解析：
（1）内在的客观功用价值：经济法的功用，主要是规范调制行为，保障有效调制。同时，经济法可以成为用以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工具，以及各类主体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方面保护自己权益的工具。这些经济法的制度功用，就是经济法的内在价值。
（2）外在的主观评判价值：效率、公平和秩序，作为经济法调整所追求的更高层次的价值目标，反映了经济法主体对经济法功用的外在评判，因而是经济法外在的主观评判价值。
总之，对于两类不同层面价值的研究，可以形成一种内、外部结合，主、客观统一、功用与评判相联系的“二元价值论”。
3、经济法价值体系的构成：由内在的客观功用价值与外在的主观评判价值组成，两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层面，前者所处的层面是更为基本的。而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因而是更高层次的。

B. 如何理解经济法的政府主导性特征

经济法同各类传统部门法相比，具有突出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精神追求上的现代性

①伴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迁，新兴的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在精神追求方面的差异日显，并尤其体现在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或宗旨等方面。

②经济法既不同于更侧重于保护私人利益的传统私法，也不同于更侧重于保护国家利益的传统公法，它更追求一种“和谐”或称“协调”，这是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一种基本精神。

③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不同于传统的部门法，经济法本质上是社会本位法，以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之维护为目标。

(2)在背景依赖上的现代性

①经济法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不同于传统的部门法，经济法产生于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积极的调控与规制，这就使得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基础为现代的市场经济。

②经济法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经济法产生于高度社会化的时代，社会分工的细化，社会的多元化和抽象化都使得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为社会本位。

③上述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是经济法赖以产生的重要背景，而这一背景与传统部门法是不同的。

(3)在制度建构上的现代性

①制度形成上的现代性。经济法制度的形成，与经济政策的联系十分密切，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这是以往的传统部门法所不具有的。

②制度构成上的现代性。从制度构成上看，经济法不仅包含了大量的实体法规范，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程序法规范不断渗入。这是经济法所要解决的日益复杂的现代问题对程序性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效率价值的追求。

③制度运作上的现代性。经济法的制度运作主要是体现在行政领域，而不是司法领域，这与传统部门法的案件大量有司法机关来审理是有很大不同的。

C. 自考本科经济法概论考点！

报考时，一般来讲，不要先报考公共课。因为公共课一年考两次，即在四月份考，十月份也考。故您应把机会留给那些专业课（即非公共课），这样一旦当您本次专业课不及格时，而下次考试该课程又没有，这样，您就可以报考公共课来补上，而不会出现什么课程也不能报的尴尬局面。又同时加快了课程的学习及毕业进程 . 答案补充 自考无入学考试,有自学和助学两种学习方式,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课程结业考试(约16门左右).毕业发国家承认的自学考试大学毕业证书(由主考院校和省自考办盖章).教学一般与主考院校关系不大.自考助学单位一般都是私立的助学机构.自考不是全日制,最多全天上助学班的课.一般自己学直接到当地主管部门(自考办)报名即可.若你想学习省心,且能过得轻松点(有人帮你报名,有人辅导,有人给你复习资料等),参加当地助学班即可.当然要交不少学费.学习方式可选择全天上课,晚课等方式.自考学习需要时间和毅力.最短时间为二年以上. 自考难,成考容易多了. 一般选高校各系部主办或长期主办自考助学的单位的质量能有所保证. 答案补充 自考是有一定的难度但不是特别的难自考的考试内容很广,但并不深所以只要你把书上的内容看透了,过关不问题的我就是自考毕业的如果感觉自已理解能力和自学能力差,可以看看你们那里有没有自考的辅导班,有的话,可以参加学习下作用嘛不是太大,想过关主要是靠自己,辅导班只起辅助作用,不要抱太大希望在上面加油. 答案补充 以前修过的课程不需要修.... 答案补充 都一样，找工作无非集中方式：1，通过学校找，毕业证影响就不是很大。2，通过招聘大会，人才市场找：就是纯粹个人能力了。3自己出去找，看你运气了，国企对统招待遇好。民企对自考待遇高。 答案补充 说来说去，都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端，只能认命了... 答案补充 应该是要的，不过你也可以去问问自考主办方....

D. 郑州大学经济法远程题库第二章

1C 2D 3B 4A 5D

1AB 2ABCD 3BCD 4ABCD 5ABCD
1错 2对 3对 4错 5对

E.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比较

经济法与社会法具有重要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法与社会法最本质区别在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社会法的社会性。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是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经济性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包括调整对象的经济性、法益目标的经济性、运行机制的经济性、效果评价的经济。社会法的社会政策目标与社会法的社会效益指标决定了社会法具有鲜明的社会性。
（二）经济法与社会法的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是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其调整对象是经济性的社会关系，这表明经济法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针对的是全局性和社会共同性的经济关系。同时,并非所有全局性和社会共同性的经济关系都由国家干预,国家仅在需要时对这些关系进行干预。而社会法的调整对象主要则是显著社会意义事项,其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例如教育权利保障关系就涉及文教领域等非经济领域，即社会性的社会关系。
（三）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目标不同。由于经济法与社会法的调整对象及根本属性的不同，导致其目标的存在属性也不同，经济法起源于市场失灵以及原有法律解决能力的欠缺，其目标在于通过国家的适当干预而解决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社会法的目标主要在于救助弱者、反对歧视。经济法侧重于在经济领域实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社会法侧重于在社会领域实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
（四）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公平观不同。经济法倡导积极公平观，而社会法主张消极公平观。
经济法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增量利益增加了,弱势群体才会得到更多的利益。而社会法的公平观主要关注的是对已形成的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扶助,因为它是一种弱者保护机制,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平均正义立场。
（五）经济法与社会法的调整方式不尽相同。经济法的调整方式似乎更为复杂和多样化,主要通过指令性调整方式、指导性调整方式和以私法主体身份介入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等。社
会法则主要通过倾斜待遇、团体契约、强制性最低标准等方式进行调整,例如对贫困人员提供廉租房等等。
经济法与社会法存在以上的区别，这对于我们厘清两法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启发价值，对于立法和司法实践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另外，科学的全面的认识经济法和社会法的关系，还应关注两者的共同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社会性和现代性。
（一）经济法与社会法都具有社会性。包括以“社会公共利益”位本位，经济法与社会法在各自领域中, 通过不同方式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以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法律责任的社会性，。随着法律的“社会化”进程, 传统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三者相互融合, 出现了以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社会公益和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社会责任；调节机制的社会性，在人类社会中, 不仅需要以市场调节机制为特征的竞争机制, 更需要以社会调节机制为特征的合作机制，以实现社会生活的健康、稳定和有序。所谓社会调节机制， 是指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或社团(非政府组织) 以社会公信力为媒介完成的一种社会生活交往模式。
（二）经济法与社会法都具有现代性。经济法与社会法， 同其他传统部门法相比， 具有独特的“现代性”。换言之,，伴随着从物质到精神、从制度到观念的现代化变迁,，整个社会中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法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符号系统，必然会对此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反应。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经济法与社会法， 自然有着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现代性特征。主要包括形成背景的现代性、法域归属上的现代性、制度构成上的现代性。这三方面都源于现代社会的属性特征，体现反应现代社会的要求的。

F. 我国经济法实施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完善

在经济法学领域，要进行政策分析，就必须先明确一系列问题。例如，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于经济法研究?可否提炼出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并有效应用?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经济法学的发展很有价值，而且对于刑法、社会法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设，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狭义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关学科都要着力研究的问题。[1]基于政策主体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与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对应的“对政之策”，限于篇幅和论旨，本文把政策定位于公共政策，[3]并往往限缩于更为狭义的经济政策。

从根本上说，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为实现公共职能和有效治理而采取的各种对策。为此，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公共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或制定的行为准则。它可以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并由此可以分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多种类型，[4]是一系列谋略、措施、条例、法令的总称。基于这种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于广义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应当研究公共政策与法律的互动，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对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事实上，两类政策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而使经济法会体现出突出的经济性和一定的社会性。[5]当然，相比转而言，经济政策对现代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讨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时，一般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政策。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具有与传统法治理念不同的现代性，与政策的联系更为密切。[6]其中，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前提，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是对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法律保障。[7]这种认识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也是进一步对经济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础。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体维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于1958年最先提出。[8]但对于什么是政策分析，始终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尔(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将“政策分析”等同于“政策科学”，这是一种最广义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邓恩(William N . Dunn)则认为，政策分析是运用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应用性的学科，这是相对狭义的理解；而巴顿(Carl V . Patton)等人则认为政策分析就是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的研究过程，这是最狭义的理解。[9]

上述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处。综合借鉴各种观点，可以认为，所谓政策分析，就是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整个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政策分析的对象是“复杂性问题”，因此，需要借鉴各类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哲学、数学、运筹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与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后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关心事实，也关心价值。因此，它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维度，如政治学维度、经济学维度、历史学维度、心理学维度、伦理学维度等。通常，学者们最为重视的是政治学维度和经济学维度，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也最为重要。
应用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及其类型

要探讨政策分析为什么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就必须研究其适用基础和具体类型。因为如果不具备适用基础，该方法就不能进行适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体类型，就无从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

从总体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适用于相关的经济法研究，主要是因为政策与法律(特别是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存在着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主体上的相通性。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者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同一，但在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上却存在着相通性，有时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议会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权的情况下，“政府造法”的现象和问题非常突出，使得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主体，往往都统一由政府来担当。在这种情况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机构”的附属工作。[14]基于自身利益、扩大法定权力或强化政策效力等诸多考虑，政府极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写进法律草案，从而对经济法的立法产生深刻影响。这不仅可以用公共选择理论等来说明，也可以通过各国的经济立法实践来证实。上述主体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会带来政策与法律的许多共通性，从而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在客体上的同一性。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对的都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经济

问题，其规范或调整的对象(客体)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过经济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应急性的特征，其制定或实施往往是经济法制的铺垫、实验或前期预演。正是它们所共同面对的“市场失灵”问题，被普遍作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法理论共识的形成。事实上，经济法学者在其研究中已经隐含了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客体上的同一性，并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着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标与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的工具。相应地，经济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确保宗旨实现的调整手段。经济法既然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体现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同时，又要把各类基本的经济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调整手段，从而使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存在着共通性。

与此相关，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并与经济理论存在着互动关系，[15]因而同样会对经济法的理论与制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发掘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上述“关系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入研究经济法问题是至为重要的。综上，经济政策与经济法，从制定主体到实施主体，从目标、宗旨到实施途径、调整手段、政策工具，从价值追求到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等，都存在着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于政策问题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样也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的基础。

在上述的适用基础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替换性研究”，即把经济法与经济政策进行“替换”，从分析经济政策的各种具体维度，以及由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所生成的各种具体方法，去分析经济法问题；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关注政策系统和经济法系统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影响，以经济法系统为核心，把相关政策的形成和变化看作是影响经济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从而更好地探寻经济法制度产生、发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于相关政策对经济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讨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时，还必须关注其局限性。因为政策与法律，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两者毕竟并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实施机制、规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别。通常，政策更具有应急性、灵活性、易变性，而法律则更具有稳定性、普适性、原则性。个别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适性的法律中；即使偶尔放入，也只能作为“例外”或“适用除外”的情况。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学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应当取其精华，适当重构。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类型

依据不同的研究路径或所要解决的问题等，政策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等。它们在经济法研究中都很重要，故有必要对其择要探讨。
1.政策主体分析

政策主体通常包括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组织体或个体。对政策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明确各类政策主体的地位、作用、价值、权力分配等问题；在经济法研究中，则有助于研究经济法主体的体系以及主体的权义结构，特别是职权与职责的分配、经济法责任形态等重要问题。

政策主体分析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体制法(或称组织法)、[16]主体制度等非常重要。在具体的政策主体中，官方的政策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也有学者认为还应当包括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因为现代国家的政治统治大都通过政党政治来实现。此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无论是利益集团、选民，还是大众传媒，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具体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对上述各类政策主体进行分析，有助于研究经济法学中的规范论和运行论。
2.政策目标分析与政策工具分析

各类公共政策都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临的问题相同，因此，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也自然会与经济法的宗旨相合。这样，通过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就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经济法学价值论领域的相关问题；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从系统论的角度，发现经济法的结构问题，并通过结构调整，来增进和完善经济法的功能。

政策工具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其有效运用，有助于避免政策失败和政府失灵。因此，在经济学领域早就开始了对经济政策工具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政策工具展开的大规模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17]例如，狄龙(Van
der Doelen)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法律性工具、经济性工具和交流性工具；霍莱特(M.
Howlett)则将其划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等。[18]但在经济法研究上，更需要关注的是经济政策工具，如预算、税收、国债、货币、价格等手段以及更为具体的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因为这些经济政策工具的法律化，恰恰构成了经济法有效调整的手段，因而对于研究经济法制度的具体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3.政策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有其生成、变迁的背景。作为一种方法，政策的背景分析，既应关注对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策背景，也应关注相关政策本身的背景，因而背景分析可以“多重展开”。

对于政策背景的分析，有助于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事实上，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都依存于特定的背景，要随着背景的变化来适度调整，以使经济法制度也能够不断地适应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要求。此外，通过政策的制定过程，来认识立法背景和动因，既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也是一种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几种政策分析方法，都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特定的主体，不同的政策主体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并由此会影响到政策目标的确定，因而就应当有主体分析与目标分析；同时，由于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或称政策工具)关系到各类政策主体利益的实现，因而工具分析与主体分析、目标分析也可以联为一体。而上述三种分析，都离不开更深层次的背景分析，只有深入分析主体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各类主体提出政策目标的背景，以及选择和运用政策工具的背景，这样，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的相关分析才可能较为全面，也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解释和实施相关的法律，找到经济法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对策。

上述各种具体的政策分析方法，构成了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的主干部分，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主体、宗旨、调整手段、具体制度、法律环境等，都很有价值。为此，还应当进一步研究其具体应用问题。
四、政策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政策往往是立法和执法的重要依据，[19]因而政策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分析制度的形成，也可用于分析与政策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下面仅选取几种主要的政策分析方法，来探讨其在经济法研究中的应用问题。
(一)政策目标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的目标分析，作为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具体应用，主要体现为通过审视影响经济法立法的经济政策目标，来分析和判断经济法立法在宗旨、原则、调整手段、协调性等方面的成败得失，从而进一步找到存在的问题，并为整个经济法的法制完善提供重要支持。

对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其中，对于宏观经济总体目标的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总体宗旨；而对于具体的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则同样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相关部门法的宗旨。

例如，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目标与其职能是一致的。财政政策的职能，通常包括分配收入、配置资源(或称宏观调控)、保障稳定三大方面。与这些职能相对应，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就是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既要使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又应促进社会分配公平；既要在微观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应在宏观上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从而在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基础上促进和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上述的财政政策目标，必然会影响财税法的宗旨，并使其成为财税法宗旨的一个必要内容。

又如，一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调控货币发行量，保障币值的稳定，以求在根本上保障物价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正是基于该目标，在相关的金融法，特别是中央银行法上，才把稳定币值作为法律调整的核心目标。为了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其能够真正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各国法律往往都在体制法上作出相关的保障性规定。因此，研究金融法所涉及的各类具体制度(如监管制度、传统的“三大法宝”等)，以及在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等方面做出取舍时，应牢记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和金融法的核心宗旨。

此外，在竞争政策或市场规制政策上也是如此。竞争政策主要涉及反垄断政策和反不正当竞争政策，市场规制政策还应当进一步包括消费者政策。这些政策的目标，都会影响相关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宗旨，进而影响到这些法律的实施。

其实，早已有学者关注政策目标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影响问题。例如，韦伯曾经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在处理一人公司问题的时候，会涉及如何思考的问题。对此，韦伯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注意各种经济上的政策的目的，或许还有财政政策和商业道德的因素，这都属于实体的。”[20]这种论断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相关问题也是很有普遍意义的。
(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的应用

通常，为了使政策实施得到法律的保障，需要把基本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从而使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从经济性的调控或规制手段变成法律化的“调制手段”。这种法律化，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整体效益。

例如，财政政策的工具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不包含税收的财政政策工具，也要包括预算、国债、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我国在世纪之交，非常重视“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发国债来拉动内需，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国家又加大了征税的力度，使得税收收入每年都以增收1000亿元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对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协调的，因为“减税”政策更有利于拉动内需，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可能产生“挤出效应”，这就是不同政策工具相冲突的结果。

由于各类政策工具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调整，甚至直接影响其基本权利，同时，政策工具的运用也特别需要法律保障和法律协调，因此，对那些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须加以法律化，使其成为经济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使政策分析方法可以贯穿于经济法的研究过程之中。事实上，对具体的税收制度、预算制度、货币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无不与政策工具的分析直接相关。可以说，没有政策工具分析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很好地分析经济法的具体制度及其调整特点。因此，政策工具的分析，对于经济法研究非常重要。

要进行具体的政策工具分析，关注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尤其重要，这是需要反复重申的问题。例如，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如何协调，是“一松一紧”，还是“双松”或“双紧”?如何在计划层面上作出相应的协调?消费者保护政策与相关的竞争政策如何协调?等等。此外，上述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相关政策如何协调，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类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势必无法完成协调任务。特别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可能被推向极致的情况下，单方面的主动协调无疑困难重重，因而迫切需要“依法协调”。为此，必须在法律上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以“定纷止争”。在这方面，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堪称典范。[21]

(三)政策主体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层次较多，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可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制定基本经济政策，并体现在与其相对应的各层次的立法之中，如国务院的经济法规、各个职能部门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等。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带来了经济法立法和执法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它加剧了经济法的立法与执行的复杂化，导致部门立法、地方立法林立，下位立法对上位立法的抵悟、冲突不断，不协调之处绵延不绝，隐性修改随处可见。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主体以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也不可小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部门日渐兴起，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在蓬勃发展，它们会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法的制度形成。例如，在税收立法中，应如何规定特定群体的税收优惠(如对出口商如何实施出口退税制度等)；在反垄断立法上，对哪些主体给予豁免等。其实，凡是涉及特定主体的立法，都可能会受到某些大企业或其他压力集团的影响，这已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明确各类主体的角色和地位，对于政策制定主体和影响政策制定的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利于进一步分析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及法律监督等环节的问题。
(四)政策实效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实效，是政策分析的极为重要的内容。[22]事实上，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限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和“时滞”等。从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角度来看，影响政策实效的因素，既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能力、努力等方面的局限，也可能是受政策影响的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带来的局限。这些局限都会产生效力减损的问题。

此外，政策的实施及其效力的抵达和效果的产生，往往是存在“时滞”的。[23]即使是应急性的政策，也并非总能“立竿见影”。事实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总是需要主客观的限定条件。如若条件不具备，则可能“政策落空”，导致“政府失灵”。

上述对影响政策实效的限定因素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经济法研究。例如，经济法的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所制定出来的经济法不可能尽善尽美。这样的法律再去实施，其法律实效的“递减”便可想而知。即使立法者和执法者都聪慧而高尚，且能力和努力都足够，但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也会使经济法实施的效果受到影响。因此，透过政策的局限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经济法的局限性。

此外，经济法比经济政策会有更突出的“时滞”问题。由于通常只有相对稳定、较为成熟的政策才可能被法律化，因此，同种类型的经济立法，一般都要滞后于相关的经济政策。政策的实施毕竟有行政或政党力量的推动，因而贯彻速度相对更快一些；但法律化的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必须按部就班，往往要经由多种机构、多种主体、多种程序，因而其“时滞”问题也更为突出。从法治精神的要求来看，经济法的立法、执法、法律监督等都离不开程序，而“程序就是过程”，甚至是漫长的过程，由此产生的“时滞”往往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因而同样涉及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如何有效权衡的问题。

进行政策实效分析，除要研究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外，还可研究政策的限定条件(con-straints)，即一项经济政策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必须依赖的条件。对于某些限定条件所存在的刚性也必须予以注意，这有助于分析法律调整所面临的各类矛盾、实施障碍和解决对策。

事实上，经济法上存在着多个方面的“二元结构”，如何全面兼顾其中所蕴涵的各种矛盾，恰是经济法的“调整艺术”之所在。例如，在经济法上，私益是对公益的限定，没有私益就没有公益，因而不能只考虑公益而不顾及私益。与此相应，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等，在经济法上都应当协调兼顾。同样，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强者与弱者的利益、集体与个体的利益、国家与国民的利益，等等，也都要兼顾和协调，因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法调整实效的限定条件。为此，兼顾各种不同的利益，综合协调不同的情况，在总体上来全面把握，实现“纳什均衡”，应当是经济法调整的总体精神。

上述的兼顾与协调，不仅应体现在总体精神或调整目标方面，而且还应当体现在具体的调整手段方面。只有在各类具体的法律化的政策工具方面做到有效协调，才有可能真正兼顾各类不同主体的利益。可见，在应用政策实效分析方法时，同样要考虑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以及政策主体分析，也就是说，这些分析方法是联为一体的，它们的区分只是相对的。
五、结论

经济政策对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其间存在的诸多互动性、相通性甚至同一性，使人们可以通过政策分析，特别是通过“背景性研究”或“替代性研究”，来发现和解决经济法本身的问题，这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经济法学界已有的或者正在进行的许多研究，实际上都是政策分析。这些政策分析，一般是把“政策”限定于“公共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本文也对此作出了限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不同维度，探讨了该方法的适用基础，提炼出对于经济法研究较为重要的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多种类型，并分析了这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由于经济法学界缺少相关的研究可供参考，因而这些探讨只是“浅探”。

事实上，政策分析在政治学等领域还有许多方面并未达成共识，笔者主要是结合经济法研究的实际，对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进行解析和改造，以增进其对经济法研究的有效性。但在具体运用时，必须考虑到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互通性与差异性，以免以偏概全。

单纯的政策和政策分析，总有其局限性，并会带来经济法制度建设的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分析各类经济法主体的对策活动，还必须关注博弈分析方法，从而提炼出一种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政策一对策分析方法”。此外，政策分析方法还可包括围绕政策而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政策的分类，实际上也是一种分析方法。例如，对经济政策作出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的划分会影响到经济法系统内部的结构与分类以及经济法体系的构建等。需要说明的是，政策分析方法也可以对经济法以外的其他部门法领域产生影响。例如，刑法领域研究的刑事政策问题，社会法领域研究的社会政策，行政法领域研究的诸多公共政策，等等，都可以运用政策分析方法进行探讨。[24]此外，在当代司法领域，也要考虑“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保留”的问题，对此同样需要进行政策分析，以体现和遵从法律共同的价值。[25]

值得关注的是，现实的法律实施，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规范框架，在法律调整的基础上真正直接发挥作用的，往往是各类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的采行，市场规制政策的调整等。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非但不应排斥政策，还应看到它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配套“制度”，是经济法的立法与法律实施的重要源泉和指引。因此，加强经济法的政策分析，必将大有可为。

G. 论述题~~~~试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特征

基本原则：
（一）调制法定原则。依据调制法定原则，调制的实体内容和程序规范都要有法律来加以规定，只是在法律明确授权的特殊情况下，才能由行政法规来加以规定。这一原则在形式上是“议会保留”或“法律保留”原则的体现，是议会与政府在调制权分配上的一种均衡，但在实质上，其主要目标则是力图保障调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保障市场主体或第三部门的财产权等重要权利，保障法律的被遵从和实效。
（二）调制适度原则。其要求是，调制行为必须符合规律，符合客观实际，要兼顾调控和规制的需要与可能，保障各类主体的基本权利。其体现了经济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的特征，它与调制法定原则密切相关，包括调控适度和规制适度两个方面。
（三）调制绩效原则。兼顾公平与效率，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因而追求调制的效果或称绩效，追求总量的平衡和社会总福利的增长，在经济法领域也会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和原则。

特征：
经济法与传统的部门法相比，具有突出的现代性（其中包括政策性和社会性等），是典型的现代法；同基础性的部门法相比，它具有高级性或高层次性（这也与现代性有关），是典型的高级法；同更侧重于保护私人利益或国家利益的部门法相比它在法益保护上更具有社会性；同所有的部门法相比，它具有突出的经济性和规制性。

还要论述哪些方面啊？

H. 经济法的现代性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

经济法同各类传统部门法相比，具有突出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精神追求上的现代性①伴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迁，新兴的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在精神追求方面的差异日显，并尤其体现在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或宗旨等方面。

②经济法既不同于更侧重于保护私人利益的传统私法，也不同于更侧重于保护国家利益的传统公法，它更追求一种“和谐”或称“协调”，这是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一种基本精神。

③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不同于传统的部门法，经济法本质上是社会本位法，以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之维护为目标。

（2）在背景依赖上的现代性①经济法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不同于传统的部门法，经济法产生于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积极的调控与规制，这就使得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基础为现代的市场经济。

②经济法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经济法产生于高度社会化的时代，社会分工的细化，社会的多元化和抽象化都使得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为社会本位。

③上述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是经济法赖以产生的重要背景，而这一背景与传统部门法是不同的。

（3）在制度建构上的现代性①制度形成上的现代性。经济法制度的形成，与经济政策的联系十分密切，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这是以往的传统部门法所不具有的。

②制度构成上的现代性。从制度构成上看，经济法不仅包含了大量的实体法规范，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程序法规范不断渗入。这是经济法所要解决的日益复杂的现代问题对程序性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效率价值的追求。

③制度运作上的现代性。经济法的制度运作主要是体现在行政领域，而不是司法领域，这与传统部门法的案件大量有司法机关来审理是有很大不同的。

I. 如何理解经济法的现代性特征

经济法同各类传统部门法相比，具有突出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精神追求上的现代性 ①伴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迁，新兴的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在精神追求方面的差异日显，并尤其体现在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或宗旨等方面。 ②经济法既不同于更侧重于保护私人利益的传统私法，也不同于更侧重于保护国家利益的传统公法，它更追求一种“和谐”或称“协调”，这是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一种基本精神。 ③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不同于传统的部门法，经济法本质上是社会本位法，以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之维护为目标。 (2)在背景依赖上的现代性 ①经济法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不同于传统的部门法，经济法产生于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积极的调控与规制，这就使得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基础为现代的市场经济。 ②经济法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经济法产生于高度社会化的时代，社会分工的细化，社会的多元化和抽象化都使得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为社会本位。 ③上述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是经济法赖以产生的重要背景，而这一背景与传统部门法是不同的。 (3)在制度建构上的现代性 ①制度形成上的现代性。经济法制度的形成，与经济政策的联系十分密切，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这是以往的传统部门法所不具有的。 ②制度构成上的现代性。从制度构成上看，经济法不仅包含了大量的实体法规范，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程序法规范不断渗入。这是经济法所要解决的日益复杂的现代问题对程序性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效率价值的追求。 ③制度运作上的现代性。经济法的制度运作主要是体现在行政领域，而不是司法领域，这与传统部门法的案件大量有司法机关来审理是有很大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