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婚姻法

『壹』 二战期间希特勒执行的独裁政策的具体内容

纳粹党所奉行的国家统制政策和理念，包括一些政治观点和具有宗教色彩的极端思想：种族主义、反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神学主义、反犹太主义、反同性恋以及限制与其意识形态相反的宗教自由。强调一切领域的“领袖”原则，宣称“领袖”是民族整体意志的代表，国家权利应由其一人掌握。由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自上至下按领袖原则来管理的政府，提倡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作为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意识思想，重集体尚权威武力。
民族社会主义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宣扬种族优越论，认为雅利安族为最优秀的、对人类进步唯一有贡献的民族。认为“优等种族”有权奴役甚至消灭“劣等种族”，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在意识形态方面，以明确的准则为基础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区别，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歧视与之不同的民族。宣称雅利安—北欧日耳曼人是上苍赋予了“主宰权力”的种族，主张世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各民族必须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求胜，实行对外侵略扩张，力主以战争为手段夺取生存空间，建立民族世界霸权。

利用国会纵火案，“在选举之前就把政治上的左派排除掉。”“通过一个新的紧急法令，即‘总统关于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实际上暂时取消了所有的基本权利。”在国会获得微弱多数，得以上台。
修改宪法，向国会提出《授权法》，“把为期四年的立法权授予政府。”
授权法案最终获得通过，表示希特勒与他的政府得到最高权力，可以在没有议会的批准下通过任何法例，并可以独立制定外交政策和违反宪法的规定。故此，希特勒可以用如此权力清除任何阻止他建立独裁的任何力量。在往後的几个星期内，希特勒的内阁通过数项法令，令德国人失去自由、各退任何非纳粹党员的公务员，以及将所有其他政党与联盟列为非法。第三帝国的统治开始。
纳粹党开始架空了人民党部长控制国家的权力。在没有警察的监控下，冲锋队进行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共产党人、社民党人与中央党人可谓无处容身，被赶尽杀绝。纳粹党也开始以暴力手段镇压犹太人；1933年夏，它自以为所向无敌，取缔一切其他政党与工会，就连人民党也不例外。虽然纳粹党现在一党专政，但国防军完全不受影响。共和时期的军政分立之势仍然持续。同样地，大资本家与地主的私产不受影响；行政与立法部门所受影响甚小。
《授权法》通过后，希特勒公布法令，“取消各州议会，使各州政府完全服从中央。这样，德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禁止政党和工会，“剩下的只有‘唯一的政党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附属团体。并公布法律，这个党被宣传为‘同国家不可分地连在一起’”。
集权，用希特勒的话说：“一个人身兼党、国家、行政数职已成为迅速得以实现的民族社会主义统治原则。”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提出的口号是：“信仰、服从、战斗”。

『贰』 希特勒为什么在自杀前才跟爱娃结婚

爱娃布劳恩，这个平凡的慕尼黑教师的女儿，原本可以过着平静平凡的生活，然而希特勒的出现，让这一切再无可能。爱娃早年在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的照相馆工作，偶然结识了希特勒。二人随后便陷入爱河，随后跟随希特勒见证了纳粹德国的兴起与灭亡。1945年四月，爱娃与希特勒在地堡内结婚，第二天爱娃吞毒自杀，希特勒也饮弹自尽，这场婚姻仅仅持续一天时间不到。后人不免疑惑，希特勒为何在临死前才选择与爱娃结婚？

『叁』 介绍雅利安人婚姻法

摘要 纳粹政府鼓励男女以生育的目的结婚，而不是基于爱情。夫妻离婚的理由，不能是出轨，不能是家暴，也不能是星座不合······，只有有生育能力的丈夫或妻子在对方没有生育能力或拒绝生育的情况下，才可以同对方离婚。婚姻制度在希特勒眼中，只不过是为民族繁殖的工具，他甚至规定，雅利安女人堕胎为非法。同时，为了让德国女孩尽早成为母亲，1938年7月，新婚姻法将雅利安人女性的结婚年龄降低至16岁。然而奇怪的是，希特勒本人却对婚姻与亲密关系充满恐惧心理。

『肆』 希特勒为什么一辈子没结婚

看这里

http://book.qq.com/s/book/0/5/5390/21.shtml

希特勒为什么一直没结婚？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他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并没有涉及在他的内心深处藏得很深的那些理由——因为这些理由，他才发誓要做一名独身者，直到自杀前夕才违背这个誓言。

希特勒生硬地解释说，结婚会分散他的精力，一位国家元首只有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的人民时，才能为人民的幸福作出彻底的自我牺牲。他还列举了一些国家元首的例子，他们由于顾虑家庭，为家庭操心，而忘记了他们对人民所承担的责任。希特勒说，“他们身上有着被锻炼得无比坚强的品格，却因为家庭的原因，毁于一旦。我们还看见一些男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在他们开辟的道路上成就伟业，也因为家庭的原因，变得优柔寡断，一事无成。”他认为他的使命重大，不允许他在个人事情上分散精力。

希特勒说这番话时，一脸的严肃认真，语气也不容置疑，最终既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也说服了那些心存怀疑的人。这个问题也到此为止了。但是在死之前几个小时他才结婚的真正原因，构成了他生命中最悲壮的一面。

他爱过格利 劳巴尔——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的女儿，他对她倾注了极其深厚的感情，使他不可能考虑在他的外甥女离奇死亡后再去迎娶另外一个女人。他经常对我说，她实现了他在女人身上寄予的最完美的理想，还说他有朝一日会娶她为妻，如果不是那场离奇的意外事故夺去了她的生命的话。

身为舅舅的希特勒把格利从维也纳接来的时候，她才十六七岁，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少女，浅褐色的眼眸，身材高挑，声音悦耳动听。一开始，希特勒把她当成大孩子对待，让她上音乐课，妒嫉她和别的男子来往。

1927年，当她秘密地与她的司机埃米尔 莫里斯订婚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命令那名司机与她断绝往来，同时威胁说，如果他对此置若罔闻，就会立即被扫地出门。希特勒本来就是一个粗鲁固执的人，为了拆散这对年轻人，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他不仅威胁格利要把她赶出慕尼黑，而且还真的收回了他发给格利的母亲和她的其他家庭成员的资助，以前他习惯用金钱援助他们。1928年夏天，他的要挟讹诈大获全胜，彻底地拆散了格利和她的司机。没过多久，年轻的格利认识了林茨的一名绘画艺术家，画家为她的魅力所倾倒，很快就提议和她结婚。希特勒通过自己的私人侦探知道了这个事情，也采用同样的手段迫使他姐姐反对这门婚事。

希特勒采取这些行为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他对自己的外甥女的感情，远不只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和呵护之情。他深受一种强烈嫉妒的折磨，而这种嫉妒则是由爱情引发的，只是那时他还不便表露出来。

我曾有机会看到那位年轻画家写给格利的情书。在情书中，那名绝望的求爱者穷尽所有的理由要格利跟他一起走。我为希特勒将那封情书重新誊抄了一份，所以现在还可以把那封信中最有特点的段落引用于此：

“现在，你舅舅意识到他对你母亲的影响力，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软弱。不幸的是，只有等你成年后，我们才能回击这种要挟讹诈。他果真在我们俩的幸福前面设置了许多障碍。然而他知道，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母亲在同意我们结婚之前要求我们分开的这一年，只会增加我们彼此的爱慕和依恋之情。我的诚实善良很难接受如此卑劣的做法。”

“然而，我只能从一些把你舅舅和你连在一起的本质上自私的理由，来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他只是希望你有朝一日只附属于他一个人，而不属于别人。”

在信的另一段，年轻的画家宣称：

“你舅舅依然把你看成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女孩，他不会明白你已长大成人，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你舅舅性格暴烈，在他的那个党派里，所有的人都像奴仆一样对他殷勤备至，卑躬屈膝。我不明白他这样聪明敏锐的人怎么就不明白，他的顽固不化以及他对于婚姻的奇谈怪论，在我们俩的爱情和心愿前只会化为齑粉。他希望在今年内成功地战胜我们，但他太不了解你那炽热的感情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希特勒已经下定决心，一旦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就娶格利为妻。1930年，他租下了位于慕尼黑普令茨雷根坦广场16号一栋房子的整整一层楼，格利也搬到这套公寓里住下。和格利共同生活的这些年，按照希特勒自己的说法，是他这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后来，当他回忆起这一段往事的时候，他容光焕发，详细向我们描述他们俩如何在一起度过的令他陶醉的快乐夜晚。他们俩总是一起出去购物，一起去看戏，定期参加音乐会。他带着一丝涩涩的酸楚，跟我们道出格利的一些小小的怪脾气：“当我带她去时装店时，她叫店员把礼帽部的所有的帽子都拆开包装，还吩咐店员把陈列在橱窗里的帽子也拿过来。当商店里所有的帽子都在她的头上戴过一轮之后，她才告诉店员说没有一顶帽子适合她戴。她说话非常放肆无理，弄得我十分尴尬。我小声对格利说，她不能这样把商店弄得乱七八糟后，什么也不买就离开商店。她却朝我投来一个让人无法生气的微笑，并从嘴里撇下一句话：‘可是，阿道夫舅舅，这些人在这里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希特勒照顾格利，时刻保持着警惕，心怀妒意。他每一次外出做巡回宣传的时候，格利都必须向他庄严地发誓，保证不趁他外出的时候去和那些曾经要好的人来往。只是在她回她母亲家的时候，他才不会强行要求她接受他的陪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9月，当时，希特勒在摄影师海因里希 霍夫曼的商店里认识了一名小店员，名叫爱娃 布劳恩，她迷上了希特勒，相信自己会征服他。希特勒和她逢场作戏，打情骂俏。

1931年9月17日，希特勒打电话把格利从贝希特斯加登叫了过来，当时格利正在那里休息。第二天，他们俩大吵大闹了一场，因为希特勒突然决定要去纽伦堡。格利指责舅舅没什么事就把她叫过来，他不在家，却禁止她去维也纳让一位声乐教师检查她的嗓音，她对此十分气愤。第二天早晨分手时，他们俩开始陷入冷战。当天，格利在搜查舅舅的外套时，从里面发现了一封爱娃 布劳恩写给希特勒的表白爱情的亲笔信，格利的恶劣心情顿时变成了绝望。当晚，她用手枪朝自己的嘴巴里开了一枪，一命呜呼。

希特勒接到消息，从纽伦堡紧急赶了回来。他为外甥女自杀的事感到非常难过，差点要为此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他的副手赫斯好不容易才把手枪从他的手中夺了下来。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不思饮食，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想着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外甥女做出如此决绝的举动。

当他恢复饮食后，他再也吃不下肉食了。也正是从那一天起，他变成了绝对的素食者。

连续好几个月，希特勒一直拒绝会见朋友，完全生活在对格利的回忆之中，格利的房间也保持着她死时的样子。他让那间房子每天都开着鲜花，此后的每年依旧为她举办生日庆典。直到战争爆发，他身上都带着那个房间的钥匙，甚至连格利在伯格霍夫别墅的那个房间也总是关着的。后来，当他翻修这栋别墅，扩大房子的空间时，外甥女位于侧翼的房间也原封不动。她的衣服、梳洗用品和所有属于她的东西都保留在原来的地方。格利的母亲想要一些格利用过的东西或者一些信函留做纪念，都被希特勒拒绝了。格利的所有信件都被她心存嫉妒的舅舅小心翼翼地保存着，1945年4月，希特勒向他的副官绍布下达命令，如果绍布觉得希特勒没有什么机会离开柏林的话，就把那些信件销毁。他还让人按照格利的照片临摹了许多肖像画，挂在他在慕尼黑、柏林和伯格霍夫别墅的套间里。这出悲剧曾让他沉湎于孤独之中不能自拔。

格利自杀六个月后，元首的朋友们终于成功地把他从孤独中解救了出来。一天晚上，海因里希 霍夫曼把他带去电影院，成功地把爱娃 布劳恩安排在他旁边，就像是偶然坐在一起似的。

就这样，希特勒和爱娃 布劳恩又开始眉来眼去了。几年下来，他们的打情骂俏演变成牢固的关系。有一天希特勒向我坦诚相告，他对爱娃从来就没有产生过那种伟大的爱情，只是对她已经习惯了而已。还有一次，他对我说：“爱娃非常善良，但在我的一生中，只有格利才能在我心里激发出一种真正的感情。我永远都不可能有娶爱娃做妻子的念头。我生活中唯一可能与之结合的女人只是格利。”

1945年初，在一次交谈中，有人影射有三个女人曾企图为他自杀，那三个女人是格利、爱娃和米特福德小姐。希特勒就格利之死作了回答：“她是唯一能博取我欢心的女人，也是唯一我可能娶的女人，她的死对我来说是一次可怕的经历。然而，回首往事，我开始相信，她这么做也许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因为她应该得到的幸福我也许永远也不能给她。”

一天晚上，在慕尼黑一家咖啡馆里，希特勒发现一个女孩长得和格利出奇地相像。他让人把那个女孩叫到他就坐的这一桌来，结识了她。几年里，他安排她去听戏剧课，尽管她几乎没有任何舞台表演才能。在此期间，这个被保护的女孩过着非常放纵的生活。希特勒知道后，就再也没去看过她，也完全停止了对她的资助。

『伍』 纳粹大屠杀的零星暴行

从1936年到1944年，纳粹政权制定了一系列种族歧视的法案，它们被统称为《种族法》。希特勒实行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是由杀害德国本国的残疾人开始的。德国残疾人在人种上也是“雅利安”人，但却被纳粹视为“劣等人”，后来纳粹将“劣等人”的范围扩展到吉卜赛人、犹太人以及其他非“雅利安”人。
为了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洁性，清理德意志的基因库，将“人类不平等”这一思想制度化，纳粹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1933年7月纳粹政府颁布了《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即绝育法，主张对患有各类精神和肉体疾病的病人实行强制绝育；1933年11月颁布《反危险惯犯法》和《安全和改革措施法》，授权将反社会者关进国营医院，对性犯罪者实行阉割手术；1935年9月颁布《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尊严保护法》，二者统称纽伦堡种族法，正式在法律上排斥犹太人、吉卜赛人、黑人；1935年10月颁布《保护德意志民族遗传卫生法》，即婚姻卫生法，要求对整个人口进行甄别审查，防止患有“遗传性退化疾病”的人结婚。短短两年间，德国因“缺陷”而被强制实行绝育的人数竟高达5万。
1938希特勒授权实施一项屠杀身心残疾婴幼儿的“儿童安乐死计划”，该计划的受害者约为5000人。1939年希特勒启动了屠杀成年残疾人计划。纳粹医生和医院院长公然叫嚣：“解决精神卫生领域问题的方案必须是一个能够消灭这些病人的方案”，“如果你们医院的病人太多，把他们打死好了，这样你们就会有地方了”。1939年10月希特勒签署了一份文件，文件称：“一些根据人道判断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慈悲死亡。”根据纳粹专门执行安乐死的机构统计，70273人被“消毒”。根据这份统计，在未来10年内安乐死的执行可为帝国节省885439980马克，13492440公斤肉类和香肠。残疾人安乐死的计划进一步在德国占领区扩大实施，大规模屠杀吉卜赛人和犹太人，这就是前文提到的进行所谓“最终解决计划”，在整个执行计划的过程中，被纳粹杀害的无辜平民达600万人以上。 19世纪末期，一艘艘满载着丝绸、瓷器和鸦片的欧洲商船从广东回到汉堡港。船上走下一群中国人。他们在海上漂泊了近一年的时间，被囚在船舱底下做供暖工或机房工。 20世纪初，从中国回来的欧洲商船渐渐多了起来。商人们开始同意妇女在船上作一些杂工。很多中国船员的妻子也跟着四处漂泊。日子久了，有些船员的家属因为疾病或生小孩，不能再随船队出发，被遗弃在汉堡。他们就结伴搭伙，在港口圣保利区搭个小屋或几家合租一室。慢慢地，聚居在这一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当1921年中国领事馆建立时，圣保利区首饰街一带已居住了2000多名华人。当时的《汉堡晚报》就称这一带是个“小中国”。1929年10月，来自浙江宁波的老海员陈纪林，在唐人街成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协会——“水手馆”。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曾和中国有过一段蜜月期。德国需要中国的战略物资钨、铁、锰，要造枪炮就需要这些物资。而中国需要德国的枪炮，进行军事装备。所以，平安地躲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人，并没有像大多数犹太人那样早早收拾行李、变卖家当。相反，很多中国的士绅家庭子弟还选择到德国留学。 到了1938年，希特勒推行“纯净德国血统”政策，认为“五代都是德国人的才是真正的德国人”。华人们被逼与德国太太离婚，理由是“会玷污日耳曼人的血液”。 1939年前后，二战一触即发，纳粹政权逐步加大对各国移民的迫害。居住在唐人街的中国人开始逃离汉堡。特别是1941年，纳粹与中国断交，华人地位急剧下降。没过几个月，唐人街上的所有中餐馆、杂货店等都被迫关闭。但是仍有大约300多名中国人留守在首饰街。他们认为，纳粹最终抓的只是犹太人，对华人的举动只是战争环境造成的。
捏造“通敌罪”迫害华人风云突变，1944年5月初，“水手馆”陈老板等人接到纳粹内线的密信，说纳粹准备向中国人动手。当夜，100多中国人逃离唐人街。13日，200多个盖世太保在布雷希特的带领下，从首饰街两头包抄进来。他们以凭空捏造的“通敌罪”把剩余的130人全部逮捕。 盖世太保把无辜的华人关进了福尔斯布特盖世太保监狱。在狱中，中国人必须进行强制劳动，否则没有食物。3个月后，其中80人被投进位于威廉斯堡的“明日集中营”。由于集中营里的卫生状况很差，中国人又必须进行高强度劳动，其中20人不到一周就去世了。剩下的人，则大多被虐待而死。
二战结束后，德国向被屠杀的犹太人、平民和盟军战俘的亲属提供了大量的抚恤金，唯独对幸存的中国人没有任何表示。他们认为当年对中国移民的大搜捕并非“种族灭绝行动”，和对犹太人的屠杀有着本质区别。直到1972年中德邦交正常，汉堡才越来越多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如今，在首饰街街口，有一块漆黑的、牢牢镶嵌在墙上的铁牌，上面写着“这里曾是中国唐人街的旧址。”德国从那时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唐人街。 乌斯塔沙隶属克罗地亚，二战期间为纳粹傀儡“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武装组织，纳粹德军的走狗，伪军；德国人上台后就对塞尔维亚人大开杀戒，做法十分残忍。战后乌斯塔沙被南斯拉夫人民政府审判惩处，绝大部分乌斯塔沙分子被南斯拉夫人民军枪决或劳教；几个头目逃亡到了国外，但最后基本都死于南斯拉夫特工之手。
乌斯塔沙于1929年4月20日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成立，其目标是让克罗地亚由南斯拉夫独立，其领导人巴维里契（Ante Pavelich）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有密切关系，并且领取其津贴。1941年德国与意大利进攻南斯拉夫，乌斯塔沙组织的军队便趁此时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并成立克罗地亚独立国，并加入轴心国阵营。而且乌斯塔沙组织也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
乌斯塔沙的标志是一个大写的印刷体字母“U”。这个标志很容易被到处粉刷。它的一个变体是在顶上加一个“+”号，意为十字架。
乌斯塔沙当时信奉纳粹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种族上的“纯”克罗地亚，并且视生活在克罗地亚与波黑的塞尔维亚人为他们的主要障碍。这样，1941年5月，乌斯塔沙政府部长米勒·布达克、米尔柯·普克、密洛凡·詹尼茨等人宣布了乌斯塔沙的目标：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必须改信天主教；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必须被驱逐出境；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必须被彻底消灭。
纳粹意识形态同时也带来的一个小问题：克罗地亚人本身是斯拉夫人，这样按照纳粹的标准，他们自己反而成了劣等种族。为此，乌斯塔沙的理论家们不得不编造一套理论用来证明克罗地亚人起源于“非哥特文化”，从而使自己步入雅利安人的行列。
乌斯塔沙领导层的家庭成员中有犹太血统或塞尔维亚血统的，会被授予“荣誉雅利亚人”的头衔。但是，一些低级别的乌斯塔沙分子不得不依靠杀害自己的塞尔维亚妻子或孩子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乌斯塔沙把斯拉夫穆斯林看成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东正教徒不同的是，穆斯林并不受迫害。他们有的参加了乌斯塔沙的克罗地亚国防军，有的参加了乌斯塔沙的种族清洗活动，甚至还有的参加了纳粹德国党卫军，组成了党卫军第13“圣刀”志愿山地师（克罗地亚第一师）和党卫军第23“短剑”志愿山地师（克罗地亚第二师）。乌斯塔沙政府甚至把萨格勒布的一座前博物馆改建为清真寺。
除此之外，乌斯塔沙反对工业化和民主化。
据说乌斯塔沙政权在二战期间从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那里掠夺了价值3亿5千万的黄金。大约1亿5千万被英军截获，但是，剩余的2亿到达了梵蒂冈，并且至今依然存贮在梵蒂冈银行里。尽管在某些方面受到了来自梵蒂冈的压力，但美国加利福尼亚法院仍然授权审理此案，并依法否认自身的这一行为越权。
1945年乌斯塔沙被由铁托率领的人民军击溃，克罗地亚再度并入南斯拉夫。
乌斯塔沙组织虽然达成了克罗地亚的独立，但是乌斯塔沙政权却同时残酷地镇压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根据统计，乌斯塔沙建立超过十个集中营，杀害达九万三千人；但是塞尔维亚人的切特尼克组织也杀害不少克罗地亚人，这都是导致南斯拉夫族群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历史原因之一。

『陆』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党疯狂屠杀犹太人，那现在德国人和犹太人还会有相爱的人和结婚的吗

非常少,但还是有,很多情况还是受到抵制

『柒』 德国民法典有多少条

全文共2385条。

分为5编：总则、债务关系、物权、亲属、继承。另附施行法218条，多系适用法律的规则。这部法典施行至今己有80余年，部分条文经过多次修改。纳粹统治时期，修改较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亲属和继承两编修改较大。

其他3编，也为一些单行法所修改或补充，但法典基本内容未变。这部法典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影响很大。

瑞士、奥地利、日本、泰国和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法典，都在不同程度上参照了这一民法典，因而西方法学界认为，《德国民法典》在大陆法系中，是与“法国法系”并立的“德国法系”的代表性法典。

(7)纳粹婚姻法扩展阅读

影响

德国民法典对所有外国的影响，许多书中都已详细谈到。本文只就它对中国的影响加以论述。

中国正式制定民法典在本世纪20年代末。当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设立立法院。立法院成立后即着手制定民法。起草民法时，自始即决定采用五编制。五编制的采用可以说不仅仿照德国民法典，也是效法日本等国的。

以后五编的内容则多来自德国民法典。民法学家梅仲协指出：“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尝撷取一二。”所以说旧中国的民法，是继受德国民法典而来，实不为过。

除了在法律上受德国民法典的影响外，旧中国的民法学者（包括一些法官）也大都是对德国民法有较深知识的人，因而德国民法的理论也由此影响到旧中国。

『捌』 纳粹头子希特勒为什么在自杀前才跟爱娃结婚

其实是有些原因的，一是希特勒为了表达对外甥女的忠贞，与爱娃交往多年，迟迟不结婚，正是为了向死去的外甥女表达自己的悔恨之心，希特勒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完美，他也要在临死前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一个句号。其次，在临死前结婚，也算是对爱娃这个一心一意追随自己十几年的女孩子有一个交代，这正是源于他内心的偏执情感。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更不愿承认自己感情的失败，即便是死，他也要体体面面的与爱人死在一起。

同月30日下午，刚刚结婚的布劳恩·艾娃吞咽氰化钾自杀。被击败的纳粹党领袖希特勒开枪自杀，尸体被烧毁。希特勒和他的妻子一生相随。希特勒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当他征服整个欧洲地区的计划落空时，他不得不承认失败。当他的生命即将结束时，他选择和他的爱人结婚，一起度过一生。

『玖』 如题，原文即可

Unit 8 sectionA
起初，这对人们绝对是个震惊。
有消息称科学家已经成功克隆了一只成年哺乳动物，一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成就。这一传闻引发了每个人的想象。
克隆多莉（一只相貌无奇的绵羊）的实验过程，从理论上说也同样适用于克隆人类。
一个克隆人的世界突然间近在咫尺，
科幻小说变成了现实。

此消息宣布之后，为了一个未知世界，一个充满各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的未来，各国政府立即起草指导方针。
克林顿总统命令一个全国委员会研究克隆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含义。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已禁止克隆人类，各国领导此时也开始研究克隆其他物种的道德含义。

就像相对论、原子裂变和第一次太空飞行一样，多莉的出现给科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们提出了一长串难以解答的难题。
关于克隆的奇怪问题不断涌现。

首先，为什么有人想克隆人类?

专家们考虑得最多的关于克隆人类的情形可以分为两大类：1)父母想要克隆孩子，要么是想为面临死亡威胁的孩子提供移植器官，要么是想代替那个孩子；2)成年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想要克隆自己。

是否可能克隆死去的人?

有位专家说，如果是刚死去不久，也许就可能。
所使用的克隆方法要求将一个卵细胞和一个含有被克隆人的DNA的细胞核相结合。
(DNA是一种含有我们的基因信息的狭长带状分子。)
这就意味着细胞核必须保持完整。
而人死之后，细胞死亡，细胞核就开始分裂。
但是，的确，至少从理论上说克隆死去的人是可能的。

克隆的人会和母本一模一样吗?

相同的基因不会复制出相同的人。任何认识一些双胞胎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事实上，双胞胎相像的程度胜于克隆人，因为他们至少在母体内分享过相同的环境，通常也在同一个家庭里被抚养长大，等等。
父母可能克隆出一个面貌与第一个孩子相似的人，但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两个人的个性会有很大差异。
一出生就被分开的双胞胎，有时可能有相同的个性特征，但是这样的特征出现在克隆的儿子或女儿身上，却只能令人想起失去的孩子。

即使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克隆人也不会和“母本”一模一样。
比如，克隆人的细胞可能会有来自卵子而非被克隆人的能量加工机制。
然而，在母体和克隆体之间存在的身体差异大部分都很小，需要在设备精良的实验室里才能测定。
唯一可能的例外就是生育能力。
成功地实施了克隆多莉的科学家们也不敢肯定多莉是否能生育。
他们会等到多莉到了生育年龄时再确认这一点。

如果父母决定克隆一个孩子以获得器官，那会怎样?

多数专家都认为，如果一个孩子感到自己只是作为一个器官捐赠者来到这个世界，那他的心理可能受到伤害。
但也有为了进行一些非致命器官的移植而生育第二个小孩的父母，对此许多专家也并不反对。
克隆可以将组织适配率从25%提高到将近100%。

如果把被克隆的动物用作器官捐赠体，那我们就不必担心为器官移植而克隆双胞胎了。
例如，猪的器官就和人类的差不多大小。
但是人体会排斥并破坏来自其他物种的组织。
为了克服这一障碍，一家公司正在试图改变猪的基因码，以避免猪的器官受到排斥。
如果该公司的技术人员成功的话，那么用克隆技术来繁殖这样的猪比用现行的方法更为有效。

克隆的人将如何称呼其DNA捐赠者?

称呼“妈妈”不正确，因为提供卵子并生下婴孩的女子才更有资格被称为母亲。
称呼“爸爸”也不对。
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只提供孩子身上一半的DNA。
朱迪斯•马丁在用笔名“礼仪小姐”撰写的著作里建议这样称呼：“尊敬的先生/夫人”。
为什么呢?
“不论他们用什么方式将你带到这个世界，”她说，“人总得尊敬自己的祖先。”

这样做还是留下了一些词汇上的难题。
一本词典的主编说，名词“被克隆者”听起来不错，但却不够明晰。
他更愿意用“母本”和“副本”。

克隆对社会还有什么其他含义?

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克隆本身，而是基因工程——即根据特定的要求故意改变基因来创造人类。
具体地说，有些专家担心会出现一个新的（和不被尊重的）社会阶层，即“克隆阶层”。
有位专家相信，这一情形类似于16世纪时的一种情况，当时的欧洲人对如何对美洲的陌生居民进行归类感到困惑，并无休止地争论他们究竟是不是人类。

问题不胜枚举，而人们只是刚刚开始探询克隆技术出现后的世界的未来。

Unit 8 sectionB
上星期的新闻报道说，科学家已经克隆了一只绵羊。这一消息引起了学术界和公众的恐慌，他们预想下一个就轮到克隆人类了。
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克隆向生物学最基本的规律发起了一次根本性的挑战，因此有理由担心这或许是威胁人类社会和人类尊严的活动的序曲。
然而，这种道义上的反对大多出自一种本能的、未经思索的厌恶。
这种拒绝对此问题作理性思考的行为，甚至使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其他专家也难以看清这件事的实质。
虽然克隆人类可能不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好处，但也没有人能提供有力的论据证明它会带来真正的危害。

保守派的宗教领袖宣称，克隆人类是对人类尊严的一次重大挑战。
假如克隆的人被当作一种次等动物，权利小，地位低，事实就会的确如此。
但是为什么会想到保护人类权利和尊严的法律不适用于被克隆的人呢？
一名权威律师提出，克隆将会违犯“基因唯一身份权”。
他从何处得来这一权利？
未经通知并征得本人同意，成年人有权不被克隆，这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如果事先得到允许，那又会侵犯谁的基因身份“权”呢？

有关克隆人类前景的科幻小说所发出的种种真切的警告，仔细想来，却变成了无稽之谈。
例如，有人担心，父母克隆孩子是为了“备用器官”，以备原来的孩子器官移植之需。
但是，同卵双胞胎的父母并不会把一个孩子看作另一个孩子的器官作坊。
为什么克隆孩子的父母会有所不同？

另一个让人不安的想法是，克隆会使人们致力于培育具有理想基因特质的个人（如数学天才、足球运动员等）。
这样的想法很令人反感，不仅仅缘于一种下意识的厌恶，还因为纳粹分子以优化种族之名实施的恐怖行为。
但是，某些团体实施的培育项目和在民主社会里已有先例的更为无害的培育方式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前者迫切地培育某类人因而对其余的人进行毁灭，而后者，比如说律师，则是通过自由地选择与别的律师发生性关系得以实现。
已经有了贮存天才的冷冻精子的精子库，但它们还没有生成一个优等种族，原因是很少有妇女排队等候以这种方式怀孕。
为什么我们要认为克隆人类是与此不同的呢？

那么谁可能从克隆技术中受益呢？
也许是濒临死亡的孩子的父母。
这在心理学上似乎不可信。但是，和一个正常生育的孩子相比，被这样的可疑的父母所克隆的孩子，被关爱或被抛弃的机会却是完全一样的。
患不孕症的夫妇也可能求助于克隆。
这样的夫妇当然也有其他选择（人工授精，或收养孩子)，但这不能作为剥夺他们克隆权利的借口。
或者不妨考虑一下理查德•波斯纳法官举出的例子：有一对夫妇，丈夫不幸有某种基因缺陷。
目前，如果这对夫妇想要一个具有自己遗传基因的孩子，他们有四个不甚令人满意的选择。
他们可以自然生育，但却要冒着把疾病遗传给孩子的风险；
他们可以去精子库，冒险尝试不知名的基因；
他们也可以人工授精，然后在将受精卵植入母体之前，或在生育之前，放弃有遗传缺陷的胎儿——尽管这也可能引起反对；
或者，他们还可以请孩子父亲的某位男性亲戚捐献精子——如果有这么一位亲戚的话。
在这个例子中，就连不愿意在显微镜下创造孩子的人也可能认为克隆不是最坏的选择。

即使克隆人类不会给人类提供任何明显的好处，为什么要禁止它？
在民主社会里，除非有证据证明某件事确实或可能产生危害，否则我们通常不会立法禁止它。
在我们尚未继续前进之前，最好是先要求暂时停止克隆人类的研究，以便系统地研究它所引发的深刻问题。
当克隆研究重新开始时，克隆人类应该仍然会是一项历时长久的研究活动。
而且，如果试图研究，它就应当——而且毫无疑问地将会——在谨慎的检查和层层的法律监督之下进行。
最重要的是，约束人类克隆行为的，应当也是现在保护人权的同一法律。
对于克隆人来说不安全的世界，也会是一个对我们其他人同样不安全的世界。

Unit 9 sectionA
一位即将结婚的男子希望能够确保即使婚姻失败，他仍可以把他珍爱的冰淇淋藏品好好储存在冰柜里。
一名女子坚持要求明确婚后由谁来遛狗。
一名男子要求，如果他未来的新娘婚后体重增加15磅以上，他有权离婚。

以上这些都是婚前协议中一些比较荒唐的条款。
但是不要弄错了，大多数婚前协议涉及到的都是钱——以及一旦离婚该怎样分配财产。
而且，离婚及其带来的钱财纠纷，在美国是很常见的事。

婚前协议——简称prenup——就是用来处理这些问题的。
婚前协议由即将结婚的男女双方的律师共同协定，然后由双方在牧师宣布他们结为夫妻之前签署。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婚前协议在美国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因为当时越来越多的州开始通过关于离婚财产分配的法律。
这些法律要么是基于“共有财产”（平均分配），要么是基于“合理分配”（法官认为怎样“公平”就怎样分）。

名人的婚前协议总是新闻头条：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的律师在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死后拿出两人的婚前协议对簿公堂，据说她后来在庭外和解中得到了2,600万美元。

但婚前协议也适用于那些不甚有名却很富有的人。
“这是因为离婚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后果，而再婚又如此常见，”一位家庭法律师说。

典型的想签订婚前协议的人是那些积累了大量财富、曾吃过苦头的男性，他们想减少日后的麻烦。
“他们想自己安排解决，而不想让法庭裁决，” 美国婚姻法律师协会纽约分会的会长说。

保护前一次婚姻的孩子是签署婚前契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可能有价值10亿美元的财产，而他又不想让第二个配偶分得5亿美元。他可能想多留一点给自己的孩子，”一名律师说。
为了将财产传到自己的儿孙手中，六、七十岁的退休丧偶老人在找老伴时，订立婚前协议也很常见。

另一种要求签订婚前协议的情况大多是，未来的丈夫或妻子已经或即将继承巨额遗产或家庭产业，而未来伴侣却家产不多或一贫如洗。

但是，即使双方签订了这样的协议，如果不遵循正确的指导方针，还是不可能在法院实施它。
协议应当由律师起草，因为文字错误——哪怕只是介词放错了位置——也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婚姻法顾问警告说，永远不要选择你未来伴侣的律师来做你的律师。

另一个问题是出于压力而签订的婚前协议。
为避免这类问题，有些律师不愿在婚期已定之后起草协议。
“我认为他们的头上悬着一把剑，那就是压力，”一位律师这样说道。
这些律师会建议自己的当事人绝不要在双方签订协议之前发出结婚请柬。

但不是每个人都采纳这一建议。
律师们援引的一个经典例子是：“婚礼那天，某人——通常是女方——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份协议，于是，她看都没看一眼就签了字。”
还有一位律师回想起一件尴尬事：男女双方还在修改协议，争论哪些该保留，哪些该删除，却有150名宾客陆陆续续来参加婚礼。
结果由于协议无法确定，婚礼取消了。

如果夫妇决定离婚时正住在国外，或两人拥有不同的护照，那也可能因婚前协议产生纠纷。
伦敦一家经常为分处英美两国的夫妇处理离婚事宜的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指出，在英国，法院“基本上忽视”婚前协议，因为英国的法律认为婚姻状况不是静态的，因此应由法官来决定资产怎样分配。

这就可能导致“逛法庭”的现象，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夫妇办理离婚时所在国的法律。
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位富有的艾德•史密斯先生和史密斯夫人结了婚，而且在纽约签订了婚前契约。
可他们住在英国，后来他们决定离婚。
英国律师会对史密斯夫人说‘不行，那个契约无效。’而史密斯先生却想把它当作一桩美国案例来处理。
案子将在何处受理，这可能大大增加达成协议所需的时间。”

这些律师认为，婚前契约是一个商业协议，浪漫的爱情与此过程无关。
他们的理由是：在美国，50%的婚姻最终将被扔进垃圾堆。

另外，有关婚前协议的讨论将使两个人的钱财完全公开化，有时这可以使一对夫妇避免一桩可怕的婚姻。
一个律师说：“它使人们看清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日后可能扩大，并导致离婚。”

然而希望还是有的。
这位律师接着说：“很多人一签好协议，就把它扔进抽屉，然后再也不看它一眼。”

Unit 9 sectionB
整个世界，不论是在穷国还是富国，家庭生活的结构都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这是对许多国家作了新的研究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这份研究报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朱迪斯•布鲁斯说：“认为家庭是个稳定有序的单位，父亲是经济支柱、母亲是情感给予者的观点已经不现实了。
事实上，像未婚妈妈的出现、离婚率上升和家庭变小这样的趋势，并不是美国独有，而是发生在世界各地。”

这份报告是星期二由人口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委员会是一家研究儿童养育问题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纽约。
其图表所包含的信息来自对几十个国家的人口和家庭所做的各种研究。

主要发现概括如下：

• 不论是因为遗弃、分居、离婚，还是因为配偶死亡，婚姻解体的频率都在上升。
在许多发达国家，1970年至1990年间，离婚率翻了一番，而在不太发达的国家，约有四分之一的首次婚姻都在女方40多岁时解体。

• 父母在其黄金工作年间面临着越来越重的双重负担：一是抚养孩子，孩子需要他们的支持去接受更多的教育；二是赡养父母，父母现在的寿命比以前长。

• 未婚妈妈越来越常见，几乎到处都有。比如在北欧，未婚生育的孩子占出生率的三分之一。

• 单亲家庭的孩子——通常是只有母亲的家庭，较之与双亲一起生活的孩子，更可能遭受贫穷，这主要是因为缺少父亲的经济支持。

• 即使是在有父亲的家庭，母亲为孩子承担的经济责任也越来越多。

专家说，即使在不同的文化里，家庭改变的方式也是类似的，这一议题应当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政策，政府的议事日程尤其应该更多地考虑家庭问题。

人口委员会的报告说，全世界的妇女，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岗位上，都往往比男性工作的时间长。
对17个不太发达的国家的研究表明，妇女的工作时间比男性多出30%。
从12个工业国收集的数据中发现：较之男性普通雇员，女性普通雇员的工作时间多20%。

妇女在经济上的贡献也越来越重要。

报告指出，在加纳，三分之一有孩子的家庭主要由妇女支撑。

在菲律宾，人们发现家庭现金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妇女，若是将她们做的诸如种粮食和捡干草喂家里的驴之类的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计算在内，那她们提供的家庭经济支持将占55%。

在美国，本月初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将近一半的已婚职业女性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或更多。

尽管加入工作大军的原因可能因国家而不同，但各地的妇女都发现，要让孩子丰衣足食，唯一的选择就是找一份工作。
高通货膨胀率致使物价上升到了妇女不得不自己挣钱的地步。

“在孟加拉国，传统上一名女子需要找一份纺织工作，因为孩子年幼时丈夫就年事已高或者已经去世，”布鲁斯女士说，
“在非洲，18岁的女子就可能需要一份工作，因为她还未结婚就生了孩子，而她与孩子的父亲只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或者她的丈夫可能另外结婚，需要扶养与别人生的孩子。”

“在亚洲，”她接着说，“丈夫可能会为寻找更好的赚钱机会迁移他处，一两年后就不再给家里寄钱了。
无论在何处，做父母的都发现很少有一份能让一个家庭经济上不发愁的工作。”
她还说，甚至在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的农村人口当中，对金钱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了。

“全世界的父母都越来越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意识到自己的孩子需要能读会写，会计算，”布鲁斯女士说，
“这就意味着他们6岁大的孩子不能再跟着自己在地里干活，而是要到学校里学习字母和加减法。
由于通常没有奖学金，学费、校服费、交通费还有必需品费，都必须父母掏腰包。”
她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将削减公立教育经费作为减轻债务计划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更加重了家庭的压力。

对于这一总体趋势，日本明显是个例外。在日本，单亲家庭和未婚妈妈一直相对较少。

人口委员会的报告发现，尽管多数国家都对身为母亲的女性做了大量研究，但对身为父亲的男性，研究者们却几乎视而不见。
但已有研究发现，尽管父亲的收入通常要超过母亲的收入，母亲通常会将自己大部分的收入用于家庭，而父亲的多用于个人消费，如娱乐等。

收取孩子的抚养费（离了婚的父亲支付的用于抚养孩子的费用）也是件难事。
报告说，在所有离了婚的父亲当中，日本有四分之三，阿根廷有大约三分之二，马来西亚有二分之一，美国有五分之二的人都不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Unit 10 sectionA
我和约翰•布雷尔初次见面时，我俩都已60出头了，不过，较之别人，他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却是事实，并且我害羞的毛病也主要归咎于他。

卡丽舅妈是我最喜欢的亲戚，也是我最喜欢的权威人物。
她总是一脸笑容，满口赞美之词，随时宽容他人的失误。
对我而言，她只有一个缺点，即她也是约翰•布雷尔的姨妈。约翰是她住在格洛斯特郡的妹妹的儿子。
卡丽舅妈总是称他“我的另一个外甥小约翰”，而且总是提起他。

在我意识到之前，我与小约翰可能已被比较了无数次了。
我能清楚记得的第一次，是“卡丽舅妈的另一个外甥小约翰”与我同一天上学，而且他喜欢上学就像鸭子喜欢水，
而我的第一天却是灾难性的。

而且灾难持续不断。
他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孩子，学数学长进很快，解高等数学题轻而易举。而我几乎总是跌跌撞撞，连学百分数都很费力。
于是我开始害怕卡丽舅妈来访，因为她老是比较我们俩。

时间在继续，我们之间的比较也在继续。
通过放假时大人们的谈论，上学时大人之间的通信，我总能随时了解约翰的进步。
在这样的挑战下，我终于开始寻找我最擅长的事情。
当我发现我擅长写作时，我就用心地提高我的写作水平，置其他一切于脑后。
我只要写作，让约翰去拥有所有其他的吧。

我创作的故事，多半与科技相关，本质上是科幻小说。
都是关于火箭、航天飞机，诸如此类把人送上天的东西。
对自己的性格作了点分析后，我认识到我的这些故事就是自己愿望的延伸，我想愈升愈高，直至超过约翰•布雷尔。

在以后的40年里，有三四次我在报上读到约翰•布雷尔的消息。
他当时在做支持大型科学项目的数学研究工作。
这种职业不太会招来多少公众注意，但偶然见诸报端的报道却描绘了他一步步成功的故事，直到退休。
另有一次，有一半专栏报道了他，说他最后的工作是将太阳能用于将卫星送入轨道。
他在波斯湾某国为一个政府部门工作。
而那时，我也在自己的行业获得了成功，写了30本畅销小说，其中无一失败之作。

后来，那一年的11月，我正在一家俱乐部喝酒，等着吃饭。
一声咳嗽令我转头张望。我看见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小小的鼻子看上去难以支撑沉重的眼镜框架。
他叫了我的名字，显然不太自在，而我也不情愿地说是我。
自从我有了点名气后，偶尔也有陌生人向我打招呼。
然后无论他们说什么，我总是感到十分窘迫。

“你—不—不—认识—我—我，”这个矮小男人结结巴巴地说。
“我叫约翰•布—布雷尔。我们都—都有一个亲戚，卡—卡罗琳•莱西。我过去常常听她提起你，”他笑着说。
“你知道……我一直以为，你至少八英尺高，很英俊，生气勃勃，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能干。”
说着话，他的笑容扩散开来。
“真的，”他说，“卡丽姨妈写的那些关于你的信，弄得我几乎要自杀了。渐渐地，我就不愿听到你的名字了。”

听说他那么多年之后突然见到他我有点吃惊。“与你母亲过去常写的关于你的信相比，”我说，“那些信算不了什么。
每次信都告诉我你的计算题做得对。我总是把你想成一位光辉典范，九英尺高，比罗伯特•泰勒英俊，比丘吉尔聪明。
所以，那些信是互相夸奖对方的，对不对？”

“对我来说更糟糕，”他说。
“我一向是小个子，过去总是戴着这东西。”
他摸了摸自己的眼镜。
“而你呢，魁梧、英俊，还很聪明。我总得做点什么，而我能做的就是计算。我拼命取悦于他人，我几乎可以说，”他似乎有点怨恨地说，“就是因为你，我做了一辈子的算术！”

“把算术换成写作，你就知道我的情形了，”我说。

我俩相对而视，脸上挂着相同的表情。
也许，我俩都明白了，我们坐着的这个地方，并不是人生失败的人出没的地方，对于男孩子来说，无论他们现在什么样，偶尔的鞭策并非一件坏事。
我们都推了推自己的眼镜，两人之间的对抗情绪荡然无存。
虽然都没说话，但我知道，我们在举杯纪念我们的卡丽舅（姨）妈。

Unit 10 sectionB
警察在大街上巡逻。
时值晚上10点，冷风飕飕，带着雨意，把城里的街道刮得几乎没了人影，
而这条空冷的大街，也几乎没有一点声响。
警察走在街上心想深夜万籁俱寂，不可能遇上什么麻烦，更不用说拔出别在腰间皮带上的手枪了。

警察挨户地巡逻，查看门是否关好门，就像通常值勤那样，一路穿过宁静的住宅区。
在深夜的这个时刻，住宅区异常的宁静。
倘若围着它绕一圈，可能会不时地看到牙科急诊所或诸如此类地方的灯光。但是大多数生意场所都已经打烊了。
没有哪家酒吧的嘈杂音乐传到街上。

走到某街区的中段，警察突然放慢了脚步。
或许，普通人需要用望远镜才能看清警察从这样远的距离外看到的东西。
但是这个警察不是普通人。
差不多20年前，在他获得警察证书的时候，他就因目光锐利而受到称赞。
就在这时，他看见一个男人站在幽暗的五金店门口。
警察一向他走去，那人就开口说话了。

“没事，长官，”那人安慰地说。
“我在等一位朋友。这是20年前的约会。听起来很有趣，是不是？
好吧，如果有兴致的话，我来给你讲讲。
大约20年前，这里有一家餐馆，大乔布雷迪餐馆，就在这个商店所在的位置。”

“五年前，”警察说。
“餐馆给拆了。”

站在门口的男人划了跟火柴，点上了雪茄。
他吸了一口，雪茄闪着光，
映出一张灰白的脸，一双锐利的眼睛。
他的裤子是黑色，上面有细细的白色条纹。

“20年前的今晚，”男人说道，“我在大乔布雷迪餐馆和吉米•韦尔斯吃饭，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和他都在纽约长大。
我们是穷机器修理工，摆弄涡轮引擎，安装发电机。
但这不是我想干的。
第二天早晨，我就会上路，到西部去发财。
你是无法让吉米离开纽约的，不管用什么车，多大马力。
哦，我们倒是答应，20年后的今晚在这里见面。”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是吧？”警察问道。

“那当然！吉米能有我做的一半好就好了。
他不是最聪明的，但人不错。
有些非常聪明的人想得到我的钱，我得跟他们斗一斗。
在纽约人会变懒，变的没朝气。
西部就不同了，西部的严峻形势，能让人变得意志坚强。
我一开始在汽船上工作，
最终凭借着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做了人上人。”

警察走了一两步。

“我得走了。如果我一整夜站在这儿聊天，局里会从我工资中扣钱。晚安，先生。”他说着就离开了。

接着下起了大雨，风一阵比一阵紧，刮向城里的街道。
在五金店的门口，那个男人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等人，他是从一千英里外赶来赴约会的。

大约20分钟后，一个身穿长大衣的高个子男人从对面街道匆匆走来，
直奔等待中的男人。

“是你吗，鲍勃？”他问道。

鲍勃，这个从西部来的男人，微笑着点了点头。
两个男人相互问候，然后挽着胳膊走上大街。
来自西部的男人，因为成功而自我膨胀，开始叙述他的职业历史，描绘他的成就。
高个子男人深深地埋在大衣里，兴趣盎然地听着。

拐角处有一家食品杂货店，电灯明亮。
当他们走进灯光下时，两人同时转身凝视对方的面孔。

接着，鲍勃，这个从西部来的男人，注意到了一点怪异。
他朋友的脸有点不对劲，不是他记得的多年前的那张脸了。
在他的夹克下的衬衫上，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

“你不是吉米•韦尔斯，”他厉声说。
“时间不会将人改变这么多！”

“时间有时将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男人说道，一边拔出手枪。
“10分钟前你就被捕了，你这个坏蛋、蠢才。
现在不做声了，是吗？
很好。
我说，在我们继续去局里之前，这里有一张字条，是我受人之托带给你的。
你可以在这儿的窗边读一读。
是韦尔斯警官写给你的。”

“鲍勃：我按时到达了指定地点。
当你划火柴点雪茄时，我把你看清楚了。
鲍勃，你模样变了，我几乎认不出你是我的朋友。
但是，我认得你是芝加哥通缉的罪犯。
不知为什么，我不能亲手逮捕你，所以我去找了位警官来做这项工作。 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