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法三十年
『壹』 中华法学大辞典 关于破产原因的定义
《公司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破产法》（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破产法学》（现代远程教育系列教材）（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企业和公司法》（现代远程教育系列教材）（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版
《破产法专题研究》（独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企业股份制：中国规则》（独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
《走进股份制：中国规则》（独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
《破产法学》（21世纪远程教育精品教材：法学系列第二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破产法论坛》（第一辑）（主编），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破产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第一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律师新业务》（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商法概论》（全国高等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副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
《破产法释义》（合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经济法》（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规划教材）（参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人民调解员工作手册》（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经济法》（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定教材）（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股份制企业实务指南》（副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公民法律手册》（副主编），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
《“一国两制”法律问题研究》（香港卷）（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分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现代企业法律制度》（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中华法学大辞典—民法学卷》（参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
《经济法》（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指定教材）（参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至2008年版。
《中国商务知识大全》（参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公司法与高新技术企业股份制改组实务指南》（常务副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4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合著，第一作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律师资格考试教程》（参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法学大辞典》（参编），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公司法与公司运行实务指南》（副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
《市场竞争的法律调整与对策》（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青年基金项目）（参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参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债务知识大全》（参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当代中国公司实务》（合著），中国物资出版社1992年版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模拟试题集解及难点分析》（副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
《法学大辞典》（经济法分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法律调整》（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参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版
《国际经贸金融惯例》（参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企业经济顾问》（参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经济与管理大辞典》（续编）（参编），中国发展出版社1989年版
《行政管理学大辞典》（参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概论》（参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工业企业法读本》（参编），天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经济法原理》（参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律师资格考试指南》（参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法学考试指南》（参编），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
《律师公证制度》（合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 《论破产程序中公益性捐赠行为之撤销》，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1月15日
《论关联企业破产之规制》，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9期
《我国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制度的解析与完善》，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6期
《破产法制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9期
《破产程序中共益债权的受偿无需申报》，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9月18日
《破产案件中对连带责任保证人责任的追究》，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6月27日
《破产立法与实施若干问题探析》，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6月12日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问题研究》，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5月8日；（中国律师2008年第9期转载）
《金融机构破产问题漫谈》，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5月6日
《里程碑---立法的创新与完善》，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3月23日。
《论新破产法上的取回权》，载光华法学（第二辑）2008年第1期
《违法成本低于守法的立法才是危险的误区——谈法的利益引导机制》，载法学家茶座2008年第19辑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破产法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 2008年十三省市区法学会第24次经济法学术研讨会，载“中国经济法三十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论文获得一等奖
《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载经济法学家（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论新破产法立法宗旨的创新》，载中国商法年刊（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再论股东破产债权不能与未到位的出资抵销》，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11月15日
《新破产法立法宗旨的创新》，载检察日报2007年11月9日
《破产撤销权研究》，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
《完善小额消费纠纷的法律解决机制》，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破产企业出资人欠缴的注册资本不得与其破产债权抵销》，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8月30日
《评债务人提交职工安置方案》，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7月11日
《论破产抵销权》，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上市公司重整法律制度研究》，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3期
《让判决书沐浴清澈阳光》，载民主与法制2007第9期
《关于新旧破产法的适用衔接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5月9日
《破产重整立法若干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1期
《破产别除权理论与实务研究》，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7年第5期转载）
《论法院对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的保护》，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1月17日
《闲话法院判决书的上网公开》，载法学家茶座（第12辑）2006年
《化解基站建设引发的矛盾》，载通信企业管理2006年第11期
《规范企业破产程序 公平清理债权债务----新破产法解读三人行》，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9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6年第11期转载）
《企业破产法：金融机构破产法规与国际接轨》，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9月28日
《新破产法剖析》，载经济法学评论（第七卷）2006年
《真假破产中“严重欺诈”均应追究刑责》，载检察日报2006年7月13日
《论债权出资》，载法学杂志 2006年第5期
《我国公司法修改后公司合并规则探究》，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3期
《析新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非股东股权转让之规定》，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6年第6期
《完善有限合伙 促进风险投资》，载检察日报2006年6月13日
《Analytical review on major issues of the new bankruptcy (Law) legislation》2006 Volume 1 Number 2， 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嘉利来”案的蹊跷之处》，载法人2006年第5期
《博客目前能否成为广告平台》，载北京晨报2006年3月14日
《谈新公司法清算制度的完善》，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6第2期
《新<破产法>的突破》，载法人2006年第2期
《谈新<公司法>资本制度之变革》，载会计师2005年第12期
《破产立法札记》，载法学家茶座（第9辑）2005年
《论公司清算制度之立法完善》，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5年第8期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经济法辨析》，载经济法学评论（第6卷）2005年
《论公司治理与公司控制人侵权责任的追究》，政法论丛，2005年第6期（江西财经大学学报，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专刊转载）
《德国和英国的破产立法》，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10月21日、10月28日、11月4日
《论破产案件中土地使用权的处理原则》，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新破产立法纵横谈》，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论职工债权在破产清偿中的优先顺序问题》，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4期
《论新破产立法中债权人会议制度的设置思路》，载法学家200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2005年第7期转载）
《谈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法律责任》，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4月20日
《中国反垄断法调整范围的立法思考与建议》，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9期转载）
《中超风波：产权与体制的博弈》，载法人2005年第1期
《破产立法中永远的痛》，载证券日报2004年11月8日
《国企产权改革的法治化之辩》，载法人2004年第10期
《新破产立法中管理人制度的设置思路》，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5年第1期转载）
《新破产立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9月10日
《新破产立法的破产原因》，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8月20日
《谈对专家论证会的一点看法》，载法学家茶座（第五辑）2004年
《坚决打击破产欺诈逃债行为——论新破产立法中的撤销权与无效行为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8月6日
《新破产立法中对劳动债权的保护》，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7月23日
《新破产立法与国企政策性破产的关系》，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7月9日
《新破产法的适用范围》，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7月2日
《再辨破产法两大难题》，载法人2004年第8期
《新破产法将走向市场化体制》，载会计师2004年第8期
《破产再也不是逃债者免费的午餐》，载检察日报2004年7月1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记新破产立法风雨十年》，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6月25日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论破产立法中的经济法理念》，载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2004年第9期转载）
《上市公司不再是保险箱》，载经济参考报2004年4月30日
《上市公司合并中区分股权性质确定折股比例的法律思考》，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4月16日
《论坛：如何变革集体经济》，载法人2004年第4期
《宇通股权拍卖涉嫌国资流失》，载证券日报2004年1月29日
《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1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2004年第4期转载）
《三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法律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2003年第7期转载）
《“重点企业挂牌”的法律联想》，载法学家茶座（第4辑）2003年
《外商受让上市公司股权的税收问题》，载上海证券报2003年4月8日
《企业改制重组中的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载中国文化报2002年9月16日
《企业改制重组有哪些要求》，载中国文化报2002年8月19日
《再谈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法律问题》，人民法院报，2002年7月19日；民商法学（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2002年第10期
《公司发行股票上市条件》，中国文化报，2002年4月8日，5月20日，7月8日
《试论破产立法与国企失业职工救济制度》，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10期转载）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实务研究》，载证券导刊2002年第13期
《资本经营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载中国文化报2002年3月18日
《文化产业的资本经营与上市实例分析》，载中国文化报2002年2月11日
《公司合并中对债权人的保护》，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2年第1期转载）
《重组长征何其难 只缘法律不完善---- 再评“郑百文”事件》，载证券日报2001年11月19日
《中国股市反思：不规范的根源》，载信息早报2001年10月31日
《“郑百文”事件法律评说----兼论上市公司退出机制》，载证券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1年第10期转载）
《百文重组的法律评析》，载中国证券报2001年5月24日
《“郑百文”事件法律评说》，载证券日报2001年5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年第7期转载）
《不得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载证券日报2001年4月23日
《我国破产法有待进一步完善》，载学习时报2001年3月5日
《郑百文事件挑战破产法》，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2月9日
《上市公司退出机制法律评述》，载法制日报，2000年8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0年第10期转载）
《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与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6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0年第7期转载）
《债权确认程序》，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0年第7期转载）
《对破产企业涉讼案件的处理》，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0年第7期转载）
《破产法的调整作用》，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0年第7期转载）
《深圳市东乐实业公司产权转让案法律评述》，载建筑报2000年4月18日
《解不开的结—— 西藏圣地股权强制转让之法律争议》，载证券时报2000年1月7日
《上市公司的收购方式》，载上海证券报1999年7月19日、9月14日
《确立市场经济的标志——我国破产法的实施与完善》，载国际贸易1999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1999年第7期转载）
《国企转让不应侵犯外方利益》，载民主与法制1998年第22期
《试论破产案件中的保证责任问题》，载法学家1998年第22期
《评“刘秋海事件” 》，载南方周末1998年3月13日
《谈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统一与改革》，载金融时报1998年2月24日
《别除权论》，载法学家1996年第2期
《打击破产逃债行为，保障市场经济秩序》，载贵州法学1996年第1期
《破产法系列讲座》（共12篇），载金融时报1995年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8月23日，9月7日，9月21日，10月14日，10月20日，10月26日，11月3日，11月9日，11月16日
《外资股份公司的税收问题》，载金融时报1995年7月25日
《国有破产企业职工安置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载金融时报1995年7月1日
《浅谈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载金融时报1995年5月20日，5月27日。
《企业改建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原则》，载金融时报1995年4月21日，5月12日
《试论母子公司法律关系》，载金融时报1995年2月22日，2月25日，3月1日
《谈当前破产欺诈行为的防范与制裁》，载金融时报1994年12月20日
《国有企业改建上市公司时资产重组中债务处理问题》，载金融时报1994年12月9日
《谈企业股份制改组中土地资产的处置》，载金融时报1994年12月1日
《股票发行上市中的合同审查问题》，载金融时报1994年11月29日，12月6日
《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的关连交易问题》，载金融时报1994年8月30日，9月6日，9月13日
《也谈银行贷款债权变股权问题》，载金融时报1994年9月7日
《境外上市企业的竞业禁止问题》，载金融时报1994年7月6日
《未经规范化的公司分立合并时怎样处理这些公司的债务》，载经济参考报1994年6月26日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问题》，载金融时报1994年6月11日
《股份制改组中中介机构行为的规范化与法制化》，载金融时报1994年4月22日
《法人股应尽快上市流通》，载经济参考报1994年4月3日
《被撤销企业法人的债务应否追究上级主管部门的责任》，载法学杂志1994年1期
《谈国有独资公司的资产转让问题——评公司法有关规定》，载金融时报1994年2月16日
《股改时国家减免税等形成资产的产权确认》，载金融时报1994年1月12日
《论破产法中的债权确认程序》，载福建法学1993年第4期
《有股者当有其权——企业股份制改组中存在的股权不平等问题应予重视》，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11月14日
《试论判决书之缺陷与改进》，载贵州法学1993年第5期
《让外资股宽活起来》，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10月3日
《也谈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载金融时报1993年9月26日
《谈破产案件受理后被申请破产企业所涉诉讼的处理》，载法学家1993年第3期
《市场经济与破产法的功能》，载法学家1993年第3期
《股份有限公司改组中股权设置的法律规定应予修改》，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7月25日
《股份制方面法律规定亟待完善》，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6月27日
《收容审查制度应予废除》，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3期
《经济诉讼中第三人的正确认定》，载法学杂志1993年第1期。
《试论破产程序中的保证责任》，载福建法学1992年第3期
《因上级机关过错造成合同违约此责任究竟该怎么追究》，载经济参考报1992年8月9日
《为有利被告论正名》，载贵州法学1992年第3期
《试论破产法的调整机制与实施问题》，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
《实施破产法是彻底解决三角债的关键》，载经济参考报1991年10月6日
《未到期的无利息破产债权应当扣息吗》，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2期
《律师刑事代理剖析》，载法学杂志1991年第1期
《试论公司撤并中的债务责任问题》，载债事纵横1991年第1期
《论破产财产》，载福建法学1990年第4期。
《中苏辩护制度比较评述》，载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4期
《保障被告人审查、提出证据的权利》，载青海法学1990年第4期。
《谈破产案件受理后民事执行程序中止问题》，载法学与实践1990年第6期
《略论企业破产法中的终结整顿问题》，载江西法学1990年第4期
《土地使用权终止后地面上的不动产应该归谁》，载经济参考报1990年8月12日
《企业经整顿后破产的债务清偿问题》，载当代法学研究1990年第1期
《破产与兼并相结合——处理亏损企业的一条法律途经》，载经济参考报1990年6月3日
《谈未到期债权破产清偿的扣息问题》，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再谈公司清理中的债务责任问题》，载经济参考报1990年3月18日
《苏联辩护制度漫谈》，载海外法学1989年第（3、4）合期
《对承租人负亏能力的剖析》，载法学杂志1989年第6期
《公司清理中的债务清算问题》，载经济参考报1989年11月5日
《破产界限比较漫谈》，载经济参考报1989年9月3日
《完善公证管辖规定之我见》，载福建法学1989年第2期
《对健全申诉制度的一点意见》，载法学学刊1988年第（2、3）合期
《各国破产和解制度评述》，载经济参考报1989年7月18日
《谈谈破产界限中的缺陷与解决方法》，载经济法制1989年第6期
《企业兼并不能代替破产制度》，载经济参考报1989年5月21日
《了解案情是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基本条件》，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3期
《谈司法机关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的问题》，载贵州法学1989年第2期
《律师职业道德浅谈》，载北京律师1989年第1期
《司法独立是政治体制改革组成部分》，载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1月9日
《司法机关应当依法行使职权》，载工人日报1988年11月5日
《横向经济联合企业的破产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论破产宣告及其效力》，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4期
《也谈“高薪养廉”说》，载工人日报1988年9月23日
《谈企业破产法中的债权申报期限》，载法学杂志1988年第4期
《对迅速审判程序的商榷》，载法学研究动态1988年第10期
《企业破产法中的别除权、取回权与抵销权》，载法学评论1988年第4期
《不要再感恩戴德了》，载工人日报1988年6月18日
《被告人“应当如实回答”析——对刑诉法一项规定的商榷》，载未定稿1988年12月
《不重视公民权利便没有法制》，载工人日报1988年3月11日
《新中国律师制度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6期
《试论律师法律顾问工作》，载山东律师1987年第4期
《政治改革与法制建设》，载工人日报1987年12月25日
《论破产犯罪》，载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党政分开之我见》，载工人日报1987年11月13日
《析我国破产法中的撤销权》，载法学1987年第8期
《宣告缓刑后应立即释放被告人》，载北京律师1987年第4期
《要正确的理解破产的概念》，载经济参考报1987年5月23日
《律师应接办刑事申诉案件》，载北京律师1987年第2期
《对一审宣判无罪的被告人应交待上诉权利》，载湖南法学1987年第2期
《谈辩护中被告人隐瞒罪行的问题》，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2期
《毁坏“自家财物”是否构成犯罪》，载法学学刊1987年第1期
《刑事诉讼理论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综述》，载江西法学1987年第1期
《人民法院应保证二审案件刑事被告人的辩护权》，载新疆法制报1987年4月4日
《也谈法的概念——兼与郭宇昭同志商榷》（笔名 辛平），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1期
《企业破产法与公民劳动权利》，载中国法制报1987年1月5日
《略谈辩护律师参加诉讼的时间》，载北京律师1986年第6期
《迎接破产法的挑战》，载工人日报1986年11月8日
《理论上要有一个新的突破》，载工人日报1986年10月18日
《民主集中制之我见》，载工人日报1986年10月17日
《“极端民主化”剖析》，载工人日报1986年9月12日（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日摘登）
《立法思想也要更新》，载工人日报198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1986年9月5日摘登）
《黄旺连犯的是故意杀人罪》，载法学学刊1986年第2期
《论制约与配合——谈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载法学与实践1986年第3期
《谈谈我国辩护制度》，载学员之家1986年第3期
《“人来人往”还是“文来文往”》， 载中国法制报1986年1月13日
《南斯拉夫的错案赔偿制度》，载法制园林1985年第4期
望采纳！
『贰』 从经济法的发展历史看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历史轨迹和差异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经济法”一词最早见于法国空想主义者摩莱里的着作《自然法典》中,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盛行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张政府对本国经济给予扶助,甚至不惜通过战争以打击?排挤外国的同业竞争者?这一时期,经济法缺乏产生的现实基础?自18世纪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处于自由市场阶段,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亚当·斯密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和理性主义国家职能说?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政治统治成为国家的中心职能?国家虽然也要对一些社会经济进行管理,但从属于国家的政治统治[1]?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行政法尤其是民商法得以高度发展,行政法和民商法的发展没有为国家干预意义上的经济法留下多少余地?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连续发生?特别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不少国家遭到重创?各国政府为了解决危机带来的问题,纷纷打破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绝对界限而全面介入经济生活?这时期主流经济学是国家干预主义说,代表人物为凯恩斯?他在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系统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观点和政策主张?可见,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看不见的手”已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要,要解决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只能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由于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打破了传统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划分界限,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单纯的公法和私法手段都不能解决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需要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来调整,这就是经济法?20世纪70年代后,国家干预主义遭到质疑,以供给学派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时期,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被新经济自由主义所取代?供给学派不反对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但坚决反对国家过多和全面的干预?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市场直接的自我调节为主,国家间接的宏观调节为辅?
(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概况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法产生之前,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是民商法?最初,资本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市场秩序规制立法,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都强调对经济实行宏观管理与监督,着手制订各种不同的计划,试图在“无形之手”和“国家之手”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点[2]?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竞争自由与政府调控权威相得益彰?德国经济法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一战前),这时期的主要立法是1894年德国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的第一部法律——《保护商标法》,1896年出台了《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斗争法》?第二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颁布的经济法有《一般授权法》?《关于限制契约的最高价格的通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的魏玛共和国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一方面废除了战时经济统制法,另一方面又沿袭战时经济法的立法原则,先后颁布了《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钾盐经济法》?《防止滥用经济权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从而开创了把经济法这个概念明确用于立法本身的先例[3]?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后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西德在美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下,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实行社会市场体制?战后初期,根据占领军的指令,实行《反卡特尔法》?1966—1967年德国发生了经济危机,为了保障经济持续增长,颁布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该法是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法律?日本政府借助经济法通过两种方式介入市场,亦即经济法通过两种方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其一,维持竞争秩序,发挥市场机能;其二,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及市场运行予以规制,发挥政府调控作用[4]?日本经济法产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20世纪初期,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形成和壮大?日本的卡特尔在明治中期已产生,最初,日本对卡特尔采取保护与扶植的政策?日本政府先后颁布《出口组合法》和《重要出口商品生产组织法》,它们属于规制未加入卡特尔的组织使之从属于卡特尔的强制卡特尔法,1931年《重要产业统制法》和1932年《工业组合法》也是促进卡特卡的法律[5]?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后,日本统治者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运用经济手段调整和管理经济,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为了防止已被解散的财阀复活垄断资本,日本政府于1947年颁布了《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还颁布了《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1952年始,日本进入20年高速发展期,这时期的重要立法有《企业合理化促进法》?《中小企业基本法》?《农业基本法》?《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围绕摆脱危机?振兴经济?通过立法活动不断完善原有的各种经济法,这一时期主要的立法有《投机防止法》?《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石油供应适度化法》?《关于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中小企业破产互助法》?美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前),产业革命完成后,美国出现了对自由竞争产生极大妨碍的垄断,引起了人们普遍忧虑和不满?美国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出面干预,颁布了一系列反垄断和反限制竞争的法律?主要经济立法有:1890年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和商业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后又通过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二阶段(自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罗斯福上任后,通过颁布经济立法全面干预经济生活?这期间,美国颁布了70多部经济法令,如《紧急银行条例》?《金融改革法案》?《产业复兴法案》?《土壤保护法》?《新农业法》?《国家劳动关系法》?《恢复和救济法》等[6]?第三阶段%26lt;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26gt;,二战后,美国运用凯恩斯主义理论,自觉用经济立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手段则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经常性和必然性手段?这时期的主要经济立法有1981年《经济复兴税法》?《经济复兴法》和1986年《税法》等?
二、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计划是国家用来配置资源的唯一方式?事实证明,在建国初期我国选择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符合当时社会要求,它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去办急需的事业,使我国迅速从经济废墟里恢复过来?但在计划经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我国没有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人类20世纪的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显示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源于它的两大内在的弊端:一是信息机制障碍,二是激励机制障碍?经验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也许具有学习别人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能力,但自身却不具有创造新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能力?计划体制除其内在的缺陷外,其不足之处还在于它的实施有赖于计划的主体——政府官员的高效性和无私性?由于政府内各行为主体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具体负责的公务员又缺乏竞争意识和对成本的关心,政府的活动无法如人民所期望的那样做到有效率,政府官员的“经济人”本性,使政府干预的结果往往背离其初衷,从而导致“政府失灵”?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相结合,诱发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是党和政府面对“合法性危机”而重建严重受损的合法性基础的过程,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由计划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必然会使我国经济体制失去效率和发展动力,引发社会危机?国家干预的失败必然要求在计划体制中引入市场力量,在“国家之手”和“市场之手”的结合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法也就产生了?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初开始认识到单一的计划经济的不足,从而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第二阶段: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实行共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党的十四大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制度保障的经济法也相应地经历了由产生初期的不成熟到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二)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况
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至1992年),这是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第二阶段(1992年以来),这是中国经济法勃兴和走向成熟时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转换,经济法在中国诞生了?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部经济法?这期间的经济法还有《统计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此外还有大量由国务院制定的经济行政法规?随着经济法的兴起,民商法也产生和发展起来,《经济合同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民事法律相继通过?党的十四大在对国内外形势作了正确分析后,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
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历史轨迹和差异
历史性选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抓住法制建设的契机,重视经济立法,从而使我国经济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法体系?这一阶段,市场规制法异军突起,和先前发展起来的宏观调控法组成了我国经济法的主体部分?这时期的经济法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招标投标法》?《税收征收管理法》?《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审计法》?《价格法》?《劳动法》等?
三、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差异性及启示
中西方经济法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都是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干预?协调?平衡和调节,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7]?中西方经济法赖以生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中西经济法生成差异,通过对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历史轨迹的分析,笔者认为中西方经济法的差异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法的生成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8]?所以,中国经济法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其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觉地从无微不至的管理到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具体途径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经济法生成的法制环境也有很大的区别?我国由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存在观念的影响,导致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和受苏联否认私法上,即为民商法缺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开,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经历了从孕育?分离,到独立?成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经济法是在民商法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产生是为了弥补民商法行政法调节经济关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条“反民法”?“异民法”的道路?而中国经济法是民商法缺位下发展起来,其产生并非为弥补民商法不足,而是与民商法同生同荣?共同发展?
最后,经济法生成的路径存在很大差异?在西方经济法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规制法先于宏观调控法产生?市场规制法产生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宏观调控法产生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而在中国经济法体系中,最先产生的是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是在经济法得到初步发展后才产生的[9]?两者社会本位形成路径也完全不同?西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在个体本位上发展起来,是对个体本位的扬弃,中国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由国家本位发展而来,是对国家本位的修正?中国经济法产生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政府干预经济行为;西方经济法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中西方经济法存在很多的差异,有着不同的产生发展历史轨迹和规律,所要面对的问题和肩负的任务是不同的?中国经济法矗立的现实基础是还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既要克服市场失灵也要培育和发展市场,同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属于政府推进型的,加之我国经济法发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发挥市场经济基础作用和警惕干预的滥用,我国经济法还肩负规范和约束政府的经济行为的重任?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10]?我们不能忽视中西方经济法的差异的客观存在?目前,我国经济法学界大多从中西方经济法一致的假设出发,仅以西方经济法为参照系来论证经济法的一般规律?如果不结合中国国情,则完全有可能导致以西方经济法的个性来代替中国经济法的个性,进而以西方经济法的个性代替整个经济法的共性[11],因而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应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法理论的起点,只有把握了中国经济法成长的独立性才能获得对中国经济法的正确认识,也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路径来说,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抛开西方经济法学说对我们的束缚,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出发,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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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http://www.law-jlu.com.cn/benke/jjf20051216-1.ppt#305,41,第三节 税收法律制度
『叁』 中国经济法在哪一年实行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抄1992年，中国经袭济法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重视以法律手段调控经济。此时的“经济立法”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分，将大量地应属于民商法调整范围的社会关系纳入立法范围。二是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反垄断法、限制不正当竞争法缺位。
第二阶段从1992年至今，是中国经济法的迅速发展时期。以颁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起点，进入了制定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的阶段。先后出台了有关产业政策、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国经济法体系正在迅速形成。这时期的经济法发展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经济法的理解，尚未完全摆脱大经济法的模式，仍停留在与经济运行有关的法律的认识上，缺乏对经济法的实质性把握。二是经济法的立法规划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之间存在较大距离。三是经济法的立法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诸多重要的经济法理论研究缺位、立法过程中法律专家的作用发挥不够，也使经济法的发展缺乏理论基础。
『肆』 冯辉的主要论文
1、史际春、冯辉：《论错法如何纠正》，《新视野》2010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11期论点摘编。
2、史际春、冯辉：《“问责制”研究——兼论问责制在中国经济法中的地位》，《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9年第4期全文转载。
3、冯辉：《“经济安全问题”的语境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4、冯辉：《政府强制拆迁应遵循公权与私权的对立统一》，《北京房地产》2009年第2期。
5、史际春、冯辉：《改革开放30年：应运而生的中国经济法》，《朝阳法律评论》第一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版。
6、冯辉：《制度、制度竞争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纪念中国经济法三十年》，《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9年第3期全文转载。
7、冯辉：《中国经济行政法的语境透视与变异解读》，《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8、史际春、肖竹、冯辉：《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义务、道德责任及其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9、冯辉：《论经济法在恢复和振兴灾区经济中的功能》，《理论界》2008年第11期。
10、冯辉：《论企业的公平借贷权》，《月旦财经法杂志》2008年第13期。
11、冯辉：《“后税费时代”农村公共物品难题的法经济学与法社会学分析》，《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2期。
12、冯辉：《论民族性格对法律移植的影响——理论与模型》，《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13、史际春、冯辉：《论物权关系的法律调整——以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功能协调为中心》，《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期。
14、史际春、冯辉：《经济法与经济法治》，《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6期。
15、史际春、张扬、冯辉：《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地方经济法治》，《法学家》2007年第5期。
16、周万春、冯辉：《论信贷公平的实现障碍及其法律对策》，《云梦学刊》2007年第5期。
17、刘士平、冯辉：《试论当前行政法制度的变迁——从两起个案谈起》，《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8、刘定华、冯辉：《论信贷公平》，高晋康、谈李荣主编：《开放条件下的中国金融法制建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9、冯辉、赵迅：《试论当前国内企业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策略?缺陷、成因与弥补》，《怀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
20、骆悟捷、冯辉：《论烟草专卖行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21、蒋悟真、冯辉：《经济法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与理论框架论略》，《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5年第2期全文转载。
22、刘士平、冯辉：《农业产业化中的纠纷及其法律对策》，《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1期。
23、冯辉：《论国际法的理念》，《比较法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4、刘士平、冯辉：《关于“教委指定行为”的法律思考》，《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伍』 中国经济法全文
第一章．竞争法
竞争法是由三个法律所组成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拍卖法》、《招标投标法》。三者相比较，《反不正当竞争法》更重要一点。（2004年司法考试中后两者没有出现考题，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出了一个三分的题）
《反不正当竞争法》
该法可以以“哪一种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主线来具体掌握。
关于竞争法部分，目前我国商务部正在加紧进行反垄断法的立法，而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密不可分。因为标准意义上的竞争法即是由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两个部分所组成的，而我国目前并没有出台反垄断法，关于反垄断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其他法律如《价格法》等，其中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里就存在部分反垄断的法律规范。这也可以解释一些通用的竞争法的教材中，把十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分为“限制竞争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两个部分。其中的“限制竞争行为”实际上即应是对垄断行为的调整。
“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本部分的重点，具体如下：
①市场混淆行为。有四种表现形式。其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二）项是关于第二种表现形式的描述：“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此种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此处应注意关键词“知名商品”，并应掌握关于“知名商品”的界定的问题。第5条第（三）项规定：“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此处与《公司法》中关于“公司名称专用权的保护”的问题相呼应。
②商业贿赂行为。第一，回扣、折扣和佣金是不同的。回扣是违法的，而折扣和佣金是法律允许的。第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此处的“其他手段”，不仅仅指提供金钱，还包括提供免费项目等手段。
③虚假宣传行为。此种行为应注重分析何谓“引人误解”。另外，注意此处与《广告法》相结合的知识点，即在何种情况下广告的经营者和发布者应承担连带责任。
④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此种类型的构成条件是：一是要求有商业秘密。二是有不正当的行为，关于不正当行为的具体表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对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三是行为主体可以是经营者，也可以是其他人。四是已经或可能给权利人带来损害后果。
⑤低价倾销行为（或称“低于成本价销售行为”、“掠夺性低价行为”）。需要考生注意：不是所有低于成本价销售的行为都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必须是要“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为前提。关于此种类型的例外情形是很重要的出题点：如销售鲜活的商品、季节性降价等。
⑥不正当的有奖销售行为。第一，有奖销售行为在我国是法律所允许的。第二，我国法律禁止的是不正当的有奖销售行为。包括“虚假的有奖销售”和“抽奖式销售中的巨奖销售”。另外，需要考生明确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的是“经营者”的不正当有奖销售的行为，而不包括公益性的有奖销售行为。
⑦诋毁商誉行为。例外情形是新闻单位被利用或被唆使时，仅构成一般的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行为，而不是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因为对于新闻者来讲，其与消费者之间不是竞争的关系。
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责任部分，立法重点并不是在民事责任上，而是在行政责任方面。应注意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三种行为是没有行政责任条款的，即低价倾销行为、搭售行为和诋毁商誉行为。
《拍卖法》
本部分在司法考试中最典型的出题方式是“依据拍卖法，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不正确的）？”
重点内容是拍卖规则，尤其是拍卖法的特有规则。
一些细小的知识点：法定公物的拍卖；拍卖企业的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金为100万元人民币；在拍卖活动中有三方当事人——拍卖人、委托人和竞买人，需要注意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及三方所具有的权利义务。
“瑕疵请求规则”——是拍卖规则中最重要的规则。其强调的是当拍卖物出现瑕疵时，由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委托人和拍卖人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不承担责任，如经过展示的或拍卖物有明显瑕疵等情况竞买人丧失请求权。
关于拍卖法特有的规则，还需要掌握底价规则、价高者得规则及禁止参与竞买规则等。
《招标投标法》
重点掌握：必须招标的范围。
中标通知书的法律性质，其发出即生效。
在招投标的过程中关于分包的情形，及责任承担的问题。关于本部分法律规定，突破了合同相对性规则，就分包项目这一部分出现的责任承担问题，发包人既可以要求分包人，也可以要求中标人承担责任。
第二章消费者法
本章由两个部分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关于二者的区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护的对象是确定的，贯彻特殊保护原则，是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的法律，其立法主旨在于消费者的受损权益如何救济，而不是具体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因此，只有是消费者的身份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没有主体上的限制，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均可适用。其立法主旨在于产品责任由谁来承担的问题，以及对受害者的利益的救济的问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本部分重点在消费争议的解决的问题。
①消费者的界定。作为自然人，必须是依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形才适用该法。例外是农民在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时，也参照该法来执行。
②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个特别保护法，因此在法条构成中，消费者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而经营者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这并不是说在消费活动中消费者没有义务、经营者没有权利，而是因为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中已经做了具体的规定。
③在经营者的义务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经营者不得单方作出对消费者不利规定的义务”，若作出了不利规定，则规定也是无效的。
④消费争议解决的问题。在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轻微后果，如商品不符合质量，可以通过退货等方式解决；另一种是造成严重后果，即对其他财产或人身造成了损害。第一种情况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向销售者要求赔偿。而对于第二种情况，即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或其他财产损害的，则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这个规定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
另外，营业执照、展销会、柜台出租、虚假广告等情况下所产生的消费争议的解决也是司法考试重要的出题点，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⑤关于“三包”的规定。
⑥双倍返还。此种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承担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经营者有欺诈，二是提出要求的主体必须为消费者。
《产品质量法》
最重要的是产品责任的承担的问题。
①产品的涵义。
②生产者和销售者对于产品质量的具体义务的种类。这些义务包括产品质量的内在要求如安全性、实用性、明示性等。另外还包括包装标识义务、不作为义务等。
③承担产品质量责任时，有两种路线：一条路线是从责任的分担的角度来看，即当产品责任发生的时候，关于责任的分配遵循“生产者的严格责任”和“销售者的过错责任”两个原则。这里需要重点掌握生产者的严格责任和除外情形（如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将产品投入流通时所存在的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等）。
另一条路线是从受害者的权益救济角度来看，存在多重的救济途径，既可以找生产者要求其承担责任，也可以找销售者。我国的《产品质量法》在修订的过程中，增加了两个连带责任的主体——产品质量责任的认证机构、社会团体社会中介机构。如果产品质量的认证机构不履行其法定义务，对因其产品不符合认证标准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其要与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如果社会团体社会中介机构对产品质量作出承诺和保证，而产品又不符合其承诺和保证的质量要求，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时，其与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章银行业法
《商业银行法》
（所谓的商业银行，是指国家要进行特别监管的特殊的金融企业。）
①商业银行的设立条件。
②商业银行与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在我国现行体制中，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的机构有两个，一是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二是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考生应理解二者各自所监管的范围。
③商业银行的业务。主要是三大业务——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其中中间业务的风险性不是特别大，因此相应的法律规制也少一点。而在资产业务与负债业务中存在一个重要的规则——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主要是为了满足审慎经营的要求。为了保障商业银行的审慎经营，因此会对银行的特定业务有一些要求，目前在《商业银行法》里强调：商业银行在我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的不动产，不得向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依行使抵押权、质权而取得的不动产或股票，应当自取得之日起两年内处分。
④商业银行的接管。这不是一个破产前的必经程序，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因此接管的条件、目的和法律后果需要重点掌握。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①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的分权。
②监督管理的对象。《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2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22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对下列申请事项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书面决定；决定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非常明确的规定了监管机构的审批时限。此为立法上的一大进步，防止滥用监管权力。
④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的关系。《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26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建议，应当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回复。”
⑤《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里确立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特别的监督管理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制整改的措施”——第37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或者其行为严重危及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损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区别情形，采取下列措施（一）责令暂停部分业务、停止批准开办新业务（二）限制分配红利和其他收入；（三）限制资产转让；（四）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的权利；（五）责令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六）停止批准增设分支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整改后，应当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提交报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经验收，符合有关审慎经营规则的，应当自验收完毕之日起三日内解除对其采取的前款规定的有关措施。”本措施说明我国法律在公权力介入时，不再单单是传统上的罚款。
本章法律责任的问题需要将《商业银行法》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联合起来掌握。
第四章证券法
《证券法》
与《公司法》的结合的问题。关于股票、债券的发行，股票的上市、暂停和终止，在《公司法》均有规定，而没有关于证券交易的相关规定。因此《证券法》中关于证券交易行为的规范，是需要掌握的内容。
关于《证券法》的修订。一是第28条（“股票发行采取溢价发行的，其发行价格由发行人与承销的证券公司协商确定。”）二是第50条（“公司申请其发行的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由证券交易所依照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核准。”）
重点掌握：①证券机构。一是证券交易所，在我国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会员制的事业法人。二是证券公司，注意区分综合类的证券公司与经纪类的证券公司在设立的条件、业务范围上是不同的。
②证券的发行的行为。《公司法》上已经有所涉及。在发行过程中，对于律师事务所而言，其相关的证券业务及行为不当法律责任的承担。另外，我国是不允许发行人自己发行证券的，一定要承销发行。在承销的过程中，有一个期限即代销包销最长不得超过90天。
③证券的交易行为。首先应明确掌握受到限制和受到禁止的证券交易行为的确定，不同的机构和人员受到的限制和禁止是不同的。比如对于证券交易所的人员，是禁止其进行证券交易的，而对于证券中介机构人员来讲，是限制交易时间的交易。另外，大股东的短线交易是很重要的出题点，法律不允许大股东在买入6个月以内再卖出或出卖后6个月以内再买入，否则要承担一个法律后果——公司的归入权。其次是证券的上市。重点掌握债券的上市条件。再次，关于上市公司的收购制度。立法实质上是鼓励上市公司的收购的，但是反对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购来做不良的行为。因此应掌握收购不同比例时相对应的不同的规则。
第五章财税法
财税法由税法（又分为税收程序法与税收实体法）、会计法及审计法组成。
税法
税收实体法涉及各种税种，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重中之重又是个人所得税，因此，关于个人所得税里的纳税人、征税对象、税基、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税收减免等等应注重掌握。关于税收程序法里，主要是《税收征收管理法》，其重要的知识点为：①在该法修订以后，一个重要的知识点“纳税人缴纳的税虽然是无偿的，但是纳税人在整个税收征纳的过程中是有权利的”。②注意掌握税款征收中的基本制度，如征纳期限制度、应纳税额的确定的制度、税款征收的保障制度等。③在该法修订后，加了一个“税收优先权制度”，其具体的内容为：税收优先于普通的债权，在特定的情况下优先于有担保的债权。优先的程度为：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优先于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来执行。
会计法
重点为会计核算的要求——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的处理问题。
审计法
随着我国审计风暴的来临，审计法可能会受到司法考试的关注。
重点掌握审计法的调整范围、审计机关的职权及在特定情况下的审计程序。
第六章劳动法
重点问题：①劳动法的适用问题。②劳动合同的解除权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合同解除权是不同的。劳动者享有更多的劳动合同解除权，而用人单位的解除权是受到严格限制的。③劳动争议仲裁和仲裁法里的仲裁是不同的。劳动争议的仲裁主要解决的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纠纷的，因此仲裁法中的一些仲裁规则是不能在劳动争议仲裁中适用的。
重要的知识点：①劳动法的适用范围。②劳动能力的问题。凡是年满16周岁，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均是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人。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关于劳动合同无效的情形与合同法所规定的大致相同。注意：在劳动合同中违反劳动法规定的条款是无效的。关于劳动合同的解除，要准确记忆具体法条的规定。劳动合同的纠纷处理问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与“违反劳动合同的赔偿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违反劳动合同的赔偿责任”中，劳动者的赔偿责任是很重要的考点。④劳动法中的集体合同。集体合同的形式本身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权利。集体合同的效力高于劳动合同的效力。关于集体合同的生效，强调的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15日内未提出异议的，集体合同即行生效。⑤劳动基准法。掌握休假的种类、加班加点时工资的支付。在工资的法律制度里，需要掌握工资的支付保障，如必须以法定货币支付、不得以实物及有价证券代替支付、对待扣工资的严格法律限制等。⑥劳动保护法。重点为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⑦劳动争议。先仲裁后诉讼。需要重点掌握劳动争议仲裁与仲裁法里的仲裁的具体区别，以及在仲裁时间上的限制，如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等等。
分析2004年司法考试中经济法部分所涉及的知识点，有两个部分考查的最多，即银行业法（其有《商业银行法》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劳动法。究其原因：第一，银行业法是新法，且在2004年我国整个银行业的监管体制进行了一个重大改革，并出现了一个新型的监管的模式。这也提醒考生，出现变化的法律，或者已经出现变化但司法考试没有考过的法律，均是复习重点。第二，劳动法虽然不是新修改的法律，但是其与2004年整体的社会大环境有很密切的关系，以人为本，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的问题，引起了法律界的广泛关注。而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弱者是劳动者一方，因此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重要的问题。
第七章土地法和房地产法
本章实质是两个法律，但是却密不可分，原因就在于我们国家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的所有权是分离的。
《土地管理法》
①土地的所有权。我国土地是公有的，一种是国有土地所有权，一种是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对于国有土地，需要掌握哪些土地是属于国家土地的。对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是由三个不同的所有权的代表，即由村、村内的集体经济组织或乡镇来代表。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是受到国家法律和政府管理的限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②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国有土地取得使用权的方法是两种，一种是出让，一种是划拨。出让的方式、期限，出让土地使用权的限制，如何取得划拨的土地等问题需要掌握。
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主要是按用途来确定的，土地的用途不同，取得的方式也不同，（耕地—承包，宅基地—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是复习的重点。
③建设用地的管理。所谓的建设用地的管理是指当要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开发，将其变为建设用地时，则会涉及到国家征用的问题。必须由国家来征用的，在征用的过程中，实际上涉及到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的保护问题，尤其是农民利益的保护问题。在土地的征用过程中，怎样保护农民的权益问题是现在引起各方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焦点，所以此部分一定要了解在征地的过程中，国家建设用地的批准权限，以及关于征地的严格的程序规定，需注意的是：在特定的过程中，由于土地是公有的，所以政府实际上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的权利。
关于土地纠纷的解决，需掌握的是：土地纠纷在确权行政争议上，主要由行政机关来进行处理；但在土地侵权纠纷上，它实际上是因侵权而引起的一个民事纠纷，这时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只是帮助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则可提起民事诉讼，而非行政诉讼，因为纠纷本身的性质是侵权纠纷。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当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等权属问题解决了之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容易掌握了，最重要的知识点是：哪些房地产不得转让，尤其是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转让，即不符合法定条件时，比如未交出让金等；此外，不允许炒卖地皮。
在整个的房地产开发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由于未向国家交足出让金或者未交出让金，在获得后若想进行开发经营以盈利，则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土地的收益部分，必须上缴给国家，此处涉及到国有资产或者国家权利的保护问题。此外，在复习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法条时，还应注意的是房和地，虽然它们是一个土地的使用权，但它们是合并在一起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主体。
第八章环境保护法
环境保护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环境保护法本身可考的条文不是特别多，因此它的重点内容特别容易勾画出来，准确来讲，本部分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环境特殊侵权责任，此外还应注意环境纠纷的解决问题。
1、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制度。环境保护法确立了非常多的制度，比如环境规划的制度，清洁生产的制度，对此至少要了解哪些制度属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制度，在对这些制度基本了解的情况下，重点掌握：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
2、环境法律责任问题。在这里常被考的知识点是环境民事责任。环境民事责任作为一个特殊的侵权，它是一个严格责任，这意味着它不问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环境民事责任的要件是：实施了侵害行为，发生了损害后果，行为和后果之间有一个因果关系。至于主观的过错状态在此不考虑，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严格责任意味着行为人不能随便的免责，其主观有没有过错，不会成为免责的条件，必须有法定的免责情形。对于环境民事责任，法定的免责情形主要是：①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并且行为人及时采取合理措施的。②受害人自我致害的。③第三者过错的。由此可知行为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免责，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要承担责任，注意掌握上述构成要件和免责事由。
3、由于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本身具有一些特有的专业性、知识性问题，所以在一些环境民事纠纷中，它也会做一些调解，如同土地侵权纠纷中，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所做的调解工作；但是它的调解结论，调解过程不是必经程序，也不是最终程序，其调解结论也没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力，如果当事人对其调解不服，则可以提起的是民事诉讼，而非行政诉讼。
另外在环境民事纠纷的解决中，环境民事诉讼的时效是3年，且在环境民事诉讼里常会出现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等情形，总之我们应注意把环境民事纠纷的解决和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免责事由结合在一起来掌握、运用。
『陆』 经济法的基本主体是什么
【内容提要】在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制日趋完善的新形势下，必须重新认识我国经济法的概念、对象与体系。基于对传统的经济法基本理论的深刻反思，我国的经济法应以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以宏观调控法、市场管理法、资产资源管理法及涉外经济管理法等为基本框架，从而构成我国经济法的科学体系。
【关键词】经济法、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经济法体系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制的日趋完善，为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迎来了中国经济法空前发展的新纪元。在新形势下，反思过去，面对现实，展望未来，对经济法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必然会形成某些新的认识。为进一步促进对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的研讨，笔者拟就经济法的概念、对象、体系等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略抒浅见，以就教于法学界同仁。
一、关于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的概念是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是经济法学体系和结构的支柱，也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能否科学地揭示和界定经济法的概念，不仅关系到经济法理论框架的构筑，而且直接决定着经济法能否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因此，对于经济法概念的揭示与探讨，是经济法学研究不可回避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无论经济法在形式上是如何的繁荣，在实践中是多么的重要，其结果都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
有鉴于此，自经济法概念被引入我国后，二十年来，对经济法概念的研讨始终是我国经济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所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人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经济法的概念作出了种种不同的界定，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法学说。（注：对经济法概念的不同认识，形成了种种不同的经济法学说，举其要者，大致有三，即“纵横统一说”、“经济行政法说”、“学科经济法说”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渐完善，某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颇有影响的经济法学说已经逐渐地被放弃。顺应时代的潮流，经济法学家们对经济法的概念又重新进行认识并另行作出界定。
尽管经济法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因素错综复杂，但考察经济法概念产生的历史过程，在笔者看来，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对既存法律的一种分类和再分类的活动。在大陆法系国家，经济法概念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法律突破了传统公法与私法分类状况的认可与折衷。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的形成，为了适应国家对经济的统制，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秩序，资本主义国家从对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并依靠“看不见的手”来调整经济关系，开始走向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国家干预。与此相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颁布了大量的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这些法律的出现，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私法自治的局面，使私法关系渗透了国家干预的痕迹；另一方面，也突破了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传统理论，使公法融入了对私权关系调整的内容。这种法律性质及其内容的演变，被法学家们概括为“私法的公法化”。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法律性质及其内容的变化，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将那些介于传统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法律概括为“经济法”。由此可见，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的动因如何复杂，表现在法理上，则是因应变化了的法律，对原有法律体系的一种重新分类活动。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出现虽然也是对法律的重新分类，但其产生的基础却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天壤之别。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管理国民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干预和管理着社会经济活动，甚至具体到某份经济合同。加之社会主义国家不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因此，规范国家行政活动的行政法最大量的是国民经济管理法规。这种情况在以行政法作为典型公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行政法所不能包容的。尽管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干预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手段、方式和程度有了根本的变化，但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介入和干预的程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出现，同样是对传统法律分类的再分类，但这种分类的基础不是对公法与私法划分的折衷，而是对内容庞杂的行政法的再分类以及对其他相关法律的重新概括。
综上可见，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都意味着对法律体系的重构。既然经济法是法律重新分类的活动和结果，而法律分类又是一种人的主观抽象概括活动，那么，在对法律重新分类的过程中，基于主观认识的不同，对经济法概念的理解就必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本身就是对法律的重新分类，但这种分类绝不是主观的随意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对已有科学分类的充分尊重，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归纳和概括。否则，经济法就永远无法获得应有的独立地位。
纵观我国经济法概念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不仅受制于经济体制，而且还受制于法制的发展水平。首先，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受制于一定的经济体制。在我国，虽然经济法的概念被正式接受至今仅仅有着20年的历史，但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产生着对经济法概念的不同认识。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产生着“纵横统一说”等经济法学说，而且这些学说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亦不无道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也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学说，目前经济法学界正在致力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的经济法学说的建立。这一状况恰恰证明了经济与法的关系，表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其次，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还受制于法制的发展水平。在我国《民法通则》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尚未出台前，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有些经济法学说无节制地扩大经济法领域，将传统民法与商法的内容视为经济法，有的甚至主张用经济法取代民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无法使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相反还导致了法律学科与法律体系的严重混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国法制建设的步伐。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日趋完善，特别是随着我国《民法通则》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的制定与颁布，那些“大经济法”的主张及“综合经济法说”等观点都相继退出了法学舞台，也相应地净化了经济法理论。我们认为，除了内容庞杂且没有统一法典的行政法外，凡是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业已被确定地归属为某一独立法律部门的法律，都不应再列入经济法的范围。不仅民法如此，商法作为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其独立性亦应受到经济法的尊重，也不宜纳入经济法的领域。否则，经济法就无法摆脱“综合症”的困扰，难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法制建设的发展与法律体系的完善，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亦日趋深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经济法就是调整国家（政府）干预或管理社会经济关系之法。尽管在具体的认识和表述上仍有差异，但在原则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最基本的共识。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我国的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干预或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法律表现，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毫无疑问，经济法的概念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密不可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任何对经济法概念的定义都直接源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实质上也是在深化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在逻辑关系和认识顺序上，定义本应结论于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之后或同时。本文对经济法概念所作出的定义同样不能违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般规律，只是为了叙述的便利，才将对经济法定义的结论交待于对调整对象研究的过程之前。
把有无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依据，是为法理学所确认的一项普遍适用的原则。因而，经济法要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必须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即特定的经济关系。从经济关系的法律性质上考察，以经济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两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和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和商法统一进行调整，这就从立法上排除了经济法直接调整此类关系的可能性。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只能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亦即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发生于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以行政管理性为其基本特征，可以把它简单地概括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
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发生在经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根据在此类关系中经济行政机关有无上下级之间的隶属性，还可以将这类关系细分为两类，即不同层次的经济行政机关之间的隶属关系和不同职能的经济行政机关之间的业务范围上的管理关系。前者即上级经济行政机关与下级经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上级税务机关与下级税务机关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由于职能分工的不同，某一政府机关在业务职能上与其他政府机关之间发生的管理关系，如财政机关的决定对同级政府机关的约束。第二类是发生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根据引发此类关系产生的政府行为的不同，可以把这类关系细分为两类，即因抽象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管理关系和因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管理关系。前者是特定政府机关向市场主体实施抽象行政行为所形成的管理关系，如特定政府机关向不特定市场主体颁发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后者则是特定的政府机关按照法律规定并依其职权向特定市场主体实施具体的行政行为所形成的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者的处罚。就上述两类行政管理关系的性质而言，第一类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并不都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的是行政法的规制内容；而第二类行政管理性的经济关系则是经济法的主要调整对象，并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内容。
要正确认识由经济法调整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性质，必须澄清以下问题：
首先，必须搞清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与行政隶属性经济关系的区别。有的同志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行政隶属性经济关系，或者认为隶属性是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注：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 期。）我们认为这种概括并不确切。如前所述，严格意义上的隶属性只存在于上下级经济行政机关之间，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并无隶属性可言，存在的只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将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概括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较为准确。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不仅包括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包括那些应由经济法调整的具有行政隶属性特征的经济关系。
其次，必须搞清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与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的联系。有的同志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管理主体包括国家机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07～213页。）诚然， 广义上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可以具体化为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绝不能因此便得出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是经济管理机关的结论，更不能把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活动看作是经济管理行为。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活动由宪法、诉讼法和有关的组织法等予以调整，此类关系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无干，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必将重蹈“大经济法说”之覆辙。国家立法机关主要是以经济立法的形式去表现和实现国家的经济意志，要实现国家权力机关的经济立法意图，离不开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也就是说国家的经济管理活动都是由政府来完成的，都要转化或表现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因此，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实质上就是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
再次，必须搞清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与市场主体行为的联系，即与平等主体关系的联系。有人认为既然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既然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应由民商法来加以调整，经济法就不应涉足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关系，其实这是不应产生的误解。必须看到，经济法所调整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基础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活动。一般说来，只要市场主体的行为在民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就可以排除经济法的介入，而由民法来加以调整。在民法调整的范围内，主体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权。但当市场主体的行为超出了民法调整的范围，导致市场机制失灵、民法无所作为时，即可能引起经济法的介入，而当作为经济法主体的政府机关依据其管理职能及管理权限介入该经济关系时，此种经济关系即成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并随之成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例如，当市场主体依法公平竞争时，其相互关系为民事关系；当市场主体实施商业贿赂、降价排挤、强行搭售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就会引起有关管理机关的介入，在有关管理机关与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市场主体之间就会形成反不正当竞争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并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由此可见，那种认为经济法不能作用于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完全摈弃经济法对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作用，无疑是拆除了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石，使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无所指向，从而实质上导致了对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否认。有人把国家通过政府根据经济法的规定对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评价比作体育竞赛的裁判，我们认为不无道理，体育竞赛的裁判虽不能直接参与竞赛，但裁判的对象却是竞赛场上运动员的竞技活动。在运动员违例犯规时，裁判员就要主动干预，对犯规的运动员及时判罚，以恢复竞赛秩序并保证竞赛的公平进行。经济法对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作用情同此理。
复次，必须搞清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手段及其相互关系。有人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就会过分强调国家行政权力因素，使经济法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其实这种认识至少存在着两个误解，一是将经济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混为一谈，二是将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简单地等同于行政手段。对此，我们认为，其一，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并不会过分强调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或管理经济的方式、方法和程序等都已被经济法所固定化，政府干预或管理经济的广度与深度已被法律所限定。其二，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并不等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那种认为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的观点，直接源于对经济、行政、法律三种手段关系的误解。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三种手段视为并列关系。然而，从经济法的角度观之，这种认识并不科学。因为健全完善的经济法制必然要求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律化，而经济法就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化的集中表现。在经济法中，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集中地表现为法律形式。例如，税收、税率、利率、价格等作为经济杠杆是实现国家调控的重要经济手段，但这些经济杠杆在经济法中都已被法律化，理所当然地又成为法律手段；又如，计划、命令、禁止、许可、确认、撤销、罚没等都是国家管理经济的行政手段，但这些行政手段在经济法中也被制度化、法律化，上升为法律形式，自然也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律手段。因此，法治国家干预和管理经济应当一准于法。经济法作为国家管理经济之法，是对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并非单纯或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强调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的法律化并不是抹煞这两种手段在性质上的区别，而是强调它们在经济法形式上的统一。
最后，要正确认识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必要性，还必须搞清经济法规制此类关系的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始终存在着市场主体自利行为失控的可能。为确保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和市场活动的有序进行，就必须有效地强化政府权威，充分发挥政府干预和管理经济的职能，以防止市场主体自利行为的失控。同时，由于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为防止对市场主体权利的侵犯，还必须严格地限定政府的权力，保证政府依法行政，不允许政府对市场主体活动的法外干预。这就决定了经济法不仅是国家或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干预政府之法。经济法既要为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设定权利和义务，也要界定政府干预或管理经济的权力和责任，这就是经济法规制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根本宗旨，也是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全部内容。
三、关于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体系是指对已有的或应有的经济法律、法规，按一定的逻辑关系建立起各个经济法部门，由各个经济法部门所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经济法系统。对于经济法体系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实然的经济法体系，即由已有的经济法部门有机组合所形成的经济法系统；二是应然的经济法体系，即由已有的和应有的经济法部门有机组合所形成的经济法系统。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应然的经济法体系是对实然经济法体系的理论指导，而实然的经济法体系则是对应然的经济法体系的现实反映。无论建立实然的经济法体系，还是构筑应然的经济法体系，实质上都是对经济法律、法规按其内部逻辑关系（或依其特有的调整对象，或依其作用的不同领域）进行的一种分类或再分类。建立应然的经济法体系的目的是用来指导经济立法活动，确立一个科学的立法规划，使之成为内部和谐统一的法律整体；构筑实然的经济法体系的目的是通过对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的分类，使庞杂的经济法律、法规条理化、部门化，以便于市场主体知法、守法，并便于经济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经济法的准确适用。
经济法的体系是由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决定的。这一方面说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不同，将直接决定经济法体系在结构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表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在建立经济法体系中的决定作用。例如，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纵横统一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学派，势必将经济合同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组成部分；主张经济法调整综合经济关系的“综合经济法学派”，甚至把民法中的所有权制度、法人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都视为经济法体系的组成部分。显然基于此种认识所建立起来的经济法体系，不仅无助于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地位的确定，而且还人为地造成了现存法律体系的混乱。可见，能否建立起科学的经济法体系，首先取决于对经济法概念与调整对象的正确认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经济法学界对于我国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的认识也日趋一致，这就为科学的经济法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由于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而经济法首先应当包括宏观调控法与市场管理法这两个最重要的经济法部门。对此，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基本取得了共识。此外，我认为，资产资源管理法和涉外经济管理法也应当成为我国经济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宏观调控法
应当指出的是，所谓宏观调控法并不是以法典形式表现出来的部门经济法，而是对调整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是基础层次的调节，但是由于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因而当市场主体的自利行为失控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看不见的手”就会无所适从。为此，就必须建立必要的宏观调控体系，用国家的自觉调节来弥补乃至于在必要时取代市场的自发调节。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与市场主体发生的经济关系就是宏观调控关系，调整此类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就是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调整宏观调控经济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防止或消除经济发展中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通过综合运用法律化了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优化资源配置，优化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衡平市场经济中的公平与效率，引导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
作为经济法部门的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金融法、价格法等，它们分别采用或综合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对宏观经济关系进行卓有成效的调整。
（二）市场管理法
市场管理法亦称市场规制法，是对调整国家管理市场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而市场管理法也不是统一法典化的经济法，而是概括同类经济法律、法规所形成的经济法部门。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为市场主体合法、公平地竞争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然而，由于竞争存在着副作用以及市场主体自利本能的驱动，在市场活动中主体破坏公平竞争的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行为的出现，都会妨碍市场功能的发挥，扰乱市场秩序。垄断与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是市场自身所无力消除的，也是调整平等主体关系的民法所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国家的干预，需要加强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国家在管理市场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就是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市场管理法调整市场管理关系的目的是反对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
作为经济法部门的市场管理法，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证券管理法及房地产管理法等，是对统一的市场管理关系进行整体的法律调整。
（三）资产资源管理法
资产与资源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广义的资产不仅包括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还包括资源性资产，即能给主体带来收益与财富的自然资源；而狭义的资产则仅指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尽管对资源性资源也要实行资产化管理，但由于资源性资产在价值量化上的特殊性，以及在管理上的特殊要求，故本文采资产的狭义概念，并将其与资源并列。
资产与资源是物权的基本客体，是主体赖以进行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而国有资产与国有资源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是国有财产的基本构成。如何管好用好国有资产与国有资源，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完善，同时与国计民生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为了加强对国有资产与资源的管理，国家十分重视这方面的立法，在经济法体系中已经基本形成了国有资产资源管理法这一相对独立的经济法部门，成为经济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作为经济法部门的资产资源管理法，主要包括国有资产管理法和国有资源管理法，其中国有资源管理法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及矿产资源法等。
（四）涉外经济管理法
涉外经济管理法是对调整涉外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尽管我国复关在即，有关的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地与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接轨，涉外国内法渐趋国际化，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对外贸易秩序，我国对涉外经济的管理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们认为涉外经济管理法因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仍可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法部门。
作为经济法部门的涉外经济管理法，主要包括对外货物贸易管理法、涉外服务贸易管理法、涉外技术转让管理法及涉外投资管理法等。
综上，就是我对我国经济法体系的基本认识。对经济法体系的这一构筑，既在经济法体系中排除了本应归属于民法的合同法，使之适应即将出现的调整合同关系“三法归一”取代“三法鼎立”的新格局；同时，也否定了将经济组织法或企业法视为经济法体系组成部分的观点，因为按照新的企业分类标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独资企业法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都有着它们确定的归属。这样就彻底净化了经济法，使经济法名正言顺、名副其实，从而结束了法学教育中长期存在的课程内容重复交叉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经济法体系也不是一个封闭、僵化、一成不变的系统，它不仅在部门法的划分上是开放的、变化的，就是在部门法要素的构成上也应当是开放的、变化的。特别是由于我国仍处于体制改革时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封闭经济法体系的观点，都无异于在否定发展中的经济法。
（原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5期）
『柒』 冯彦君的主要论文
1、《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点评》，《当代法学》，1994年第3期。
2、《试论我国工资立法的原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高教文科学报摘摘要、获奖。
3、《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权的特点与内容结构》，《法律科学》，1994年第6期。
4、《论劳动法是保障人权之法》，《中央检察官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5、《经济合同的无权代理与滥用代理权》，《法学杂志》，1995年第1期。
6、《略论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经济法制》，1995年第2期。
7、《劳动关系契约化：劳动法实施的关键》，《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8日。
8、《市场主体的经济法义务》，《经济与法》，1995年第2期，获奖。
9、《关于中国人民人行法的法学思考》，《吉林金融研究》，1995年第6期。
10、《略论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与保障机制》，《长春城市金融》，1996年第1期。
11、《反垄断法论纲——兼论我国制定反垄断法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1期。 《法学研究》“法学研究综述”引用。
12、《公司减资与债权人利益保护初探》，《法学杂志》，1996年第3期。
13、《论法律权威》，《长白论丛》，1997年第1期。
14、《减刑、假释的法定程序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
15、《解释与适用——对我国劳动法第31条规定之检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16、《论劳动法的基本原则》，《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1期。
17、《论劳动者录用优先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 1、《世纪之交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五年回顾与展望》，《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1期。
2、《强迫职工劳动罪若干问题探讨》，《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2期。
3、《从九五到十五：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当代法学》，2001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4、《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若干问题探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高教文科学报摘摘要摘录。
5、《民法与劳动法：制度的发展与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4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8期转载。
6、《信用：契约法的伦理基础》，《法制天地》，2002年第1期。
7、《强化合同担保机制》，《吉林日报》，2002年2月21日。
8、《契约自由与反垄断规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9、《我国劳动法中应增设竞业禁止条款》，《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3年第3期转载。
10、《市场信用机制的法律建构与保障》，《中国商法年刊第二卷》（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11、《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成就与未来趋向》，《经济法理论与实务热点问题探讨》（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2、《劳动权论略》，《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3年第6期转载。
13、《市场信用的法律求索——以经济法、民商法为视角》，《经济法前沿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 6月版。
14、《强化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新视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4期。
15、《劳动权的双重属性：社会权属性与自由权属性》，《中国劳动保障报》（理论版）， 2004年2月3日。
16、《劳动权的多重意蕴》，《当代法学》，2004年第2期。
17、《跨国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经济法学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18、《WTO：有限政府与现代经济法》，《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5期论点摘编。
19、《公司分立与劳动权保障——我国应确立劳动契约承继制度》，《法学家》，2005年第5期。
20、《正确认识竞业禁止制度》，《中国劳动》，2005年第12期。
21、《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护问题论纲》，《当代法学》，2005年第4期。
22、《经济转型期中国反垄断立法的挑战与抉择——以垄断力的认定为核心》，《江西财经大学学报》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专辑。
23、《〈经济法学〉课程内容体系的反思与重构》，《高教研究与实践》2005年第2期。
24、《口头劳动合同法律效力与事实劳动关系法律效果》，《中国劳动》2006年第1期。
25.《劳动合同解除的“三金”适用与<劳动法>的修改》，《社会正义的十年探索》（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26.《我国劳动合同违约金立法研究》，《社会法评论》（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
27.《定期劳动合同的认识与立法误区分析》，《中国劳动保障报》，2007年4月3日。
28.《劳动合同的效力认定与效力扩张——普通性与特殊性的双重审视》，《月旦民商法杂志》，2007年第16期。
29.《职工参与制及其理论基础质疑》，《当代法学》，2007年第5期。
30．《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载《劳动合同立法理论难点解析》（文集），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4月版。
31．《中国应确立相对独立的劳动诉讼制度——以实现劳动司法的公正和效率为目标》，《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6期摘要。
32.《非典型劳动关系中的报酬权及其实现保障——对我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之解析》，载《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法保障》（文集），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6月版。
33.《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劳动合同法——总体评价与创新点解析》，《当代法学》2008年第6期。
34．《稳定并非和谐：劳动者辞职权制度再检讨》，载《中国经济法三十年》（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35．《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法学的理论贡献》，《当代法学》2009年第1期。
36.《劳动合同服务期规则的适用——以东航返航事件为切入点》，《当代法学》2009年第4期。
『捌』 中国的经济法律有哪些
经济法中核心的法律一般有：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破产法、反垄断法回、反不正当竞答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等等。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
要从以下三点把握这个概念：（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玖』 经济法制度体系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特色之经济法律的典型，重点研究了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及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法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关键词】经济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家承担着制度设计、规划与组织的重要职能。（注：参见（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一书中有关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国家和政府协调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中国经济法，在现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制度变迁重要的是实现制度事实的转变，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实为根本的。制度事实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制度事实决定了制度规则，这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致的。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通过大规模的引进外国法律并不能实现法治和经济的现代化。由此决定了提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迁思路，必然包括我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变迁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促使社会实际经济生活的转变。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法建立的特点
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称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个基本类型。（注：参见林毅夫著《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的观点。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市民为主，且以自发性为基本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国家且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据此推论，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制度变迁中，民商法的主体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为主及其“约定大于法定”的规范特征，使民商法制建设类似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经济法的主体以政府为主及“法定大于约定”的规范特征，使经济法制建设类似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而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发展模式要借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式及其理论，注意发挥该模式在加速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步伐的规模经济优势，克服该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义等消极因素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度建设阻碍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条件的制约，以及在长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制度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这一制度变迁，应该以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经济法制度建设为近期模式，而以体现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民商法为目标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较之中国民商法，前者对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国民商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基础上的罗马法和德国法理论体系；而中国经济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理论体系。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比如，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61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对于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优秀，我们自己往往习以为常，甚至对这种优秀的实际存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存疑虑。其实，放眼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而稳定的政府的存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对于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代价与成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可能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正如亨廷顿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烈矛盾冲突的过程，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政治组织，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又保持其过程稳定的关键性力量。为了维护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主动参与和调控，强制性制度变迁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权威。因为只有保持稳定的制度环境，才能实现经济制度的良性转变，而任何一个社会要保持繁荣和经济发展，都应当保持稳定的社会制度。其中，以调整政府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关系为己任的中国经济法，在维护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的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典型法律例证，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度的核心内容，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建立与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否完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著《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走出“锁定”状态：中国经济法创新的途径
初步分析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法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主要根源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在制度规范和理论资源方面的先占优势，以及由此使中国经济法采取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合而为一的综合法律调整模式（“纵横统一说”是其理论基础），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为主导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选择作用下，而陷入被动的“锁定”状态。应该强调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确立后，中国经济法以政府经济管理法作为经济法制度模式初始选择，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经济法成为强化政府权威和维护部门利益的工具这一“官方优势”，使中国经济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报酬递增和利益集团作用下，虽然它可以在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背景下，逐渐从民法中解放出来；但是经济法至今仍被锁定在行政法和经济政策的双重困扰状态之中。据此，我们提出中国经济法从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锁定状态之摆脱出来的以下基本制度创新思路和途径：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法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较之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成本较之后者要高。为此将降低中国经济法制度变迁成本，作为经济法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经济法的制度和实施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现有的依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依据构成的庞大中国经济法体系进行消肿，以反映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规律的新经济法制度体系（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更高收益，来抵销经济法采取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政策模式的旧经济法制度体系被废除而失去的利益，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创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传统的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术将中国经济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兼顾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并集中体现社会利益的社会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假定经济法视为一个传统公法（如行政法）和私法（如民商法）兼容的新兴法律部门，那么公法与私法兼容这一现代法的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经济法在摆脱对传统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路径依赖”后，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一伟大的制度变迁进程中，深深扎根于丰富的中国本土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营养土壤”之中的中国经济法，比主要依赖于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建立的中国民商法和行政法，前者具有更强大、更有效的制度创新动力。而且，更为现实的意义在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占据着重要地位，坚持公有制、保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监督调控、管理、参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不可少的职能，而中国经济法正是体现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公法与私法、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有效工具，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经济法的建设应当成为重中之重的“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我们集中更多的法律理论和实践资源进行“投资”，才能确保我国在2010年之前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伟大的跨世纪法制建设工程。
『拾』 经济法产生发展
经济法最早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学家关于经济法的概念，主要见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学术文献中。英美法系国家尽管存在我们看来属于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但它们不注重法律部门的区分，没有民法的概念，更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因此，要说明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德日学界对经济法的解说。
拓展资料：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要从以下三点把握这个概念：
（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法就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民商法也调整经济关系。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又要贯穿于经济法体系的始终，具有较强的涵盖性和衍生性，而不能只适用于经济法部门内的某一法域，当然在不同法域中此三原则各自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平衡和谐是贯穿于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过程始终的一种基调，而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原则更侧重于对市场规制法提出要求，涵盖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平衡协调原则和维护公平竞争原则。
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出现是法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融合从而体现在经济法上的客观需要，更侧重于对宏观调控法提出要求，即以客观规律为指导防止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力求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过程体现了国家适度干预的特点，既是责权利效相统一，也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的公平体现。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性原则，是对经济法本质在基本原则上的深层次体现，而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原则与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与手段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