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❶ 房地产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建立和快速发展，商品房预售作为一种新型房屋销售制度应运而生。商品房预售俗称“卖楼花”，相对于现房销售而言，处于弱势地位的买受人的合法权益更易遭受侵害。如虚假广告、面积“缩水”、质量低劣等问题屡见不鲜，因此而引发的诉讼逐渐呈上升趋势。为维护买受人的合法权益，笔者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6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五证”与预售合同效力的认定、“楼花”许诺与合同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计量规定与商品房面积“缩水”、质量缺陷与司法救济五个方面，就买受人应注意的若干法律问题及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进一步保护其合法权益，进行阐释，使买受人在了解最新立法的基础上更有力、更全面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使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作到法制统一适用。
一、引言
安居乐业，安居才能乐业。
自从诗圣杜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慨至今，有多少中国人为圆这个期盼已久的梦而苦苦追求着……以上海市为例：1979年人均住房面积仅4.2m2，住房困难的就达80万户，占市区总户数的28%。直至1987年，上海居民中还有1.6万户居住在人均不足两平方米的环境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住宅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1949年—1978年，城镇年均住房竣工面积仅为1800万m2，1980年突破了1亿m2，1998年为4.75亿m2，城镇人均居住面积达到9.3m2，比1978年增加5.7m2。到20世纪末，市场机制已经在住房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基本形成了以个人产权为主体的住房产权结构，从新建住房看，个人购买商品房住宅的比例已经接近94%。现在，拥有一个舒适、优美的“安乐窝”已成为现代人迫切而现实的愿望。
商品房销售分为现房销售和期房销售。期房销售即商品房预售，它是指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简称“出卖人”）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发育滞后，市场体系不完善，房地产法制不健全，针对现房销售而言，商品房预售，使得买受人在签订合同时，只取得该商品房的期待权，而非实际上的所有权，只有待开发商将房屋建成竣工后交付给买受人，买受人才能享有现实的所有权及对房屋进行占有、使用和收益。因而，商品房预售合同的买受人承担了比现房销售合同更大的风险。近几年来，随着购买商品房的增多，消费者对商品房销售过程中的广告不实、商品房面积“缩水”、质量隐患严重等方面的投诉越来越多，已成为广大消费者投诉的热点之一。为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我国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03年3月24日通过了《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并于6月1日起开始施行。该司法解释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约定优于法定、惩罚性赔偿等原则，买受人可依法行使买卖合同的撤销权、解除权，要求出卖人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承担违约、修复及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等，从而凸显了对广大买受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下面，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浅谈一下在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中，对买受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
二、“五证”与商品房预售合同效力的认定
预售合同不同于委建合同。所谓“委建合同”，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委托另一方建筑房屋，并负担费用的合同。关于委建合同的性质有“买卖契约说”、“制作物供给说”、“承揽契约说”、“承揽与买卖混同契约说”、“承揽、委托与买卖之混合契约说”。而预售合同有关付款、标的物交付、权利担保、瑕疵担保和违约责任等条款内容多与一般买卖合同相同，在性质上属买卖合同。商品房预售可以加快房地产融资，搞活房地产市场。但在房屋预售中，交易标的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使预购人所面临的风险要比一般现房买卖大得多。例如：有的开发商预收了购房者房款后，由于各种原因，致使所建项目不能继续进行，甚至停工，给购房人造成巨大损失。有时因为种种原因，个别开发商未能按期竣工或如期交付房屋，使购房人无法按时进住或出租。有时购房人在交付了首期房价款后，个别开发商会以种种借口提出后期房价款要涨，甚至要求首期已经交付的房价款要重新加价等，使购房人无所适从。因此，这种形式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和投机性，为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对商品房预售的条件和程序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44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使用权证书；（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25%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由此可知，房地产商在预售商品房时，应具备“五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购房者在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时，应查验开发商是否齐备上述证件及批准文件。有无完备的证件，表明商品房买卖是否属于合法交易的范畴。因此，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都规定了“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由于在实践中，商品房预售存在的问题较多，也较复杂，尽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颁布实施后，房地产市场相对比较规范，但开发商在预售房屋时手续尚不完善的情况仍然存在。如尚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土地使用证及规划许可证或者没有交土地出让金。由于出现上述情况，既有当事人自身的原因，有的也同政府主管部门的行为不规范，对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力有关。如果不考虑除外情况，一概认定买卖合同无效，既不利于稳定交易秩序，保护买受人实现合同目的，同时也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相悖。因此，对此类问题应事实求是的处理，不能轻易地认定为无效合同。只要起诉时已经取得了相关证书，具备预售条件或经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同意的，均不因此影响销售合同的效力。2003年3月通过的《解释》在规定了“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之后，也规定了一个“但书”：“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同时第八条还规定：如果出卖人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买受人可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这样规定，既有利于稳定交易秩序，也利于买受人实现合同目的，从而保护了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三、“楼花”许诺与合同义务
现在，有人将房地产开发经营商为即将开发经营的商品房所作预售广告的“许诺”称之为“楼花”许诺。这些广告或宣传材料全都图文并茂，对所售房屋及其周边环境构画得犹如人间天堂，对购房者颇富吸引力。但是不乏某些开发商为了销售其商品房，会用夸大其实的广告内容来吸引甚至是误导消费。如××花园称其“环境幽雅，空气清新”，其实那里连绿地建设也不完善；××小区称其地点距某车站只有十几分钟的距离，其实那只是地图上虚设的直线距离，根本没考虑实际线路；许诺的汽车车库却变成了自行车车库；什么比邻的学校、医院、邮局等，更是多少年的远景规划……许多购房者实际入住后大呼上当，却又感到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在人们日益呼唤诚信的今天，如何依法解决开发商随意允诺，任意违反，欺骗购房者，从而有效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呢？对此问题，应首先弄清预售广告具有何种法律效力？根据合同法规定，商业广告包括商品房预售广告，其性质只属于一种要约邀请或称要约引诱，即希望购房者向自己发出要约购买其物业的意思表示，而并非是向购房者作出的承诺。因而不构成要约，不能作为买卖合同义务。购房者只能在购房前先针对广告内容详细咨询、翻阅房屋设计图纸、看其构建格局等，确认广告是否真实可信，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如决定购买，应尽量将“楼花”许诺在签订书面合同时重新约定为合同条款，才能使其具有拘束力；但是，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预售广告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开发商在合同之外的广告及其宣传材料中，对其所售房屋的公用部分的设施及装修标准、小区配套设施、绿化及社区公益等问题的具体承诺，应属于合同内容的一部分或属于合同的随负义务，开发商违反的，应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司法解释，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一，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所做的空泛的，不能具体确定的说明、允诺，为要约邀请，不作为合同义务，购房者需与开发商重新约定，签订规范、详备的商品房预售合同，而使其成为合同条款。合同样式可参照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印发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示范文本；其二，开发商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如公用部分的设施及装修标准、小区配套设施、绿化及社区公益建设等问题的具体承诺，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作为合同内容的一部分或合同的附负义务，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也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此外，不少开发商的销售广告或图片资料都在不显眼的角落，有一行意思大概相同的文字“本广告的最终解释权归开发商所有，相关数据以政府最终批准文件为准”。依据法律规定，此格式性善告并不能免除开发商的诚信责任，只要其图片的内容符合解释中规定的要约条件，开发商违反时，仍应承担违约责任。这些规定为购房者权益的保护及诚信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
我国于1993年10月3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备受人关注的当属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即通常所说的“双倍赔偿”。商品房销售案件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存在较大争议。主张适用消法的观点认为：商品房本身就是典型的商品，不适用消法没有依据，且适用消法可以充分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另一种观点认为：消法制定时，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才刚刚启动，当时并没有将房屋这种不动产考虑在内，且由于商品房价值较大，适用消法可能存在双倍赔偿问题，不仅开发商无法承受，对欺诈的界定也存在难度。2003年通过的司法《解释》在第八、第九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且力求最大限度的保护购房者的权益。其目的在于对商品房买卖过程中因出卖人恶意违约和欺诈，致使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交易行为，予以超出违约责任范围的民事责任追究。对此，《解释》第八、第九条规定了五种情形：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第八条）；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第九条）。凡属上述五种情形，从而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或导致合同无效、撤销、解除时，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五、计量规定与商品房面积“缩水”
商品房面积“缺斤短两”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为此建设部制定了《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国家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也制定了《商品房销售面积测量与计算》，对商品房的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及应合理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销售面积的测量方法，计算及测量偏差都作了相应规定。最新颁布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
》均规定商品房可以按照套内建筑面积或建筑面积计价。商品房建筑面积是指层高在2.20米（含2.20米）以上的房屋外墙水平投影面积。套内建筑面积由套（单元）内的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阳台建筑面积三部分组成。
（一）计算全部建筑面积的范围：1.永久性结构的单层房屋，不论其高度均算一层，按其外墙勒脚以上外围水平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多层房屋按各层建筑面积的总和计算。2.穿过房屋的通道、房屋内的大厅、门厅，不论其高度，均按一层计算。3.楼梯间、电梯井、提物井、垃圾道、管道井均按房屋的自然层计算。4.封闭的阳台、挑廊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二）计算一半建筑面积的范围：1.与房屋相连有上盖、未封闭的架空通廊和无柱的走廊、檐廊，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一半计算。2.独立柱、单排柱的门廊、车棚、货棚、站台等永久性建筑，按其上盖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3.未封闭的阳台、挑廊按其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三）不计算建筑面积的范围：1.凸出房屋墙面的构件、配件、挑檐、半园柱、勒脚、台阶等。2.半园柱的雨篷。3.房屋的天面、挑台，天面上的花园、游泳池。
（四）应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1.各产权户共有的电梯井、管道井、楼梯间、垃圾道、配电室、设备间、公共门厅、过道、地下室、值班警卫室以及为整幢房屋服务的共有房屋和管理用房均作为共有部位计算建筑面积。2.套（单元）与公用建筑空间之间的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墙）墙体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为共有建筑面积。
（五）不应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1.从属于人防工程的地下室、半地下室。2.供出租或出售的固定车位或专用车库。现在，有不少房产开发商在房屋面积上做文章，往往会有实测面积少于图纸上住房面积的情况出现。由于购房金额巨大，这样会使买受人造成不少的损失。因此，购房时应在合同中写明销售房屋包括套内面积和公摊面积在内的暂测总建筑面积，并明确约定：“预售时根据甲方暂测面积付款，最终以房地局认定的实测面积为准”。以及实测面积与暂测面积误差比及其处理原则。如合同无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解释》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处理原则：（一）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3%以内（含3%），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据实结算，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不予支持。（二）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过3%，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的，应予支持；如买受人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房屋实际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含3%）部分的房价由买受人按照约定的价格补足，面积误差比超出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承担，所有权归买受人；房屋实际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含3%）部分的房价款及利息，由出卖人返还给买受人，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
《解释》将面积误差比界定为3%，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建议稿）规定的5%提高了二个百分点，既增强了当事人的合同意识，也突出体现了对买受人这一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
六、质量缺陷与司法救济
商品房的质量关系到买受人今后的生活环境优劣甚至生命财产安全。对于渴望安居乐业的平民百姓来说，倾其积蓄甚至多方借款买套住房如果遇上屋漏墙裂、墙倒楼塌的厄运，无异于晴天霹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针对建筑工程质量问题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包括：勘察、设计、施工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建筑工程安全标准要求；建筑物在合理的使用寿命年限内，必须确保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的质量，建筑工程竣工时，屋顶、墙面不得留有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对已发现的质量缺陷，施工企业应当修复；交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建筑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等。建设部规定，开发企业向用户交付销售的新建商品住宅时必须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住宅质量保证书》的内容有：工程质量监督部门检验的质量等级、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在合理使用寿命年限内承担保修的承诺；用户报修的单位、答复和处理的时限；正常使用情况下各部位、部件保修内容与保修期的最低期限。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住宅质量保证书》的约定，承担保修责任。《住宅质量保证书》可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内容，实际是商品房的保险书。其中质量保证书中应当标明正常使用情况下，各部位、部件保修内容和保修期。商品房整体工程及其内部设施的保修期限各有不同，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0条的规定，商品房的保修期限从竣工验收交付使用日期算起。具体期限如下：
（一）基础设备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两个采暖期、供冷期；（四）电器管线、给水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2年；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约定。
《住宅使用说明书》的内容有：住宅的结构、性能和各部件（部位）的类型、性能、标准等说明，并提出使用注意事项，装修、装饰注意事项，有关设备、设施安装预留位置的说明和安装注意事项；门窗类型、结构类型、配电负荷、承重墙、保温墙、防水层、阳台部位的注意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等。同时指出，如因用户使用不当，装修等造成质量问题，开发商不承担保修责任。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如因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不能交付使用，或者商品房交付使用后，购买人认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可以向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请重新核验，经核验，确属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二）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致使房屋使用功能受到影响，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三）交付使用的房屋存在其他质量问题，在保修期内，出卖人应承担修复责任；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买受人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由出卖人承担。但对“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范围”等，该解释过于规范，不利于操作，仍需要进一步明确。
七、结语
党的十六大已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买房在成为颇受人们关注的日常生活中第一件大事的同时，住房的地理位置、楼层、朝向、绿化以及周边环境的好坏已成为现代家庭居住追求的新时尚。但是，蕴涵着巨大商机的房地产业同时也因为法律、法规等制度性缺陷而潜伏着陷阱与危机，加之购房的环节又纷繁复杂，在商品房预售法律关系中，买受人将始终处于弱者地位。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要求给予购房者特殊的法律保护。本文仅从上述几个侧面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以期为购房者提供醒示，作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但由于商品房预售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多而复杂，还应从行政管理、合同法保护措施、物权法保护措施等不同方面给予特殊保护。希望能抛砖引玉，唤起学界给予更多的讨论和关注，以最大限度的保护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买受人预购商品房的法律风险！
❷ 经济法有哪些主要特点试说明你对经济法独特作用的理解。
经济法学的特点
（一）边缘性学科
学习经济法学，要全面地知晓、运用法学各个领域的知识，特别是综合运用法理、宪法、民法、商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理论。学习经济法学，不仅仅要运用法学学科分析的方法；而且要学会运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
（二）新兴性学科
经济法学在世界上只有近100年的历史，在新中国只有20余年的历史。
（三）挑战性学科
经济法学在理论上定论较少、流派纷呈，法律数量多、内容丰富、更新速度快，时时催人奋进，富于挑战性。
经济法的特征
（一）政策性
涵义
经济法的政策性是指经济法的制定、实施和目标必须和一定历史时期基于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形势的发展做出的政治决策和对策相一致。
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自觉规制、调控，其目的是通过“对万变之经济生活的及时应对”，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持续增长。因此经济法具有比其它部门法更为显著的政策性特征。
政策性特征是经济法内在属性的一种外在反映，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因具有这一特征，进而具有鲜明的易变性和灵活性。这一特征显著区别于作为传统法的法典化的民法。后者以体制超越性、中立性，进而具有稳定性的特征著称。
（二）经济性
涵义
经济法的经济性一方面是指经济法的主要调整对象是人们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中形成的宏观经济利益格局下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是指经济法的制定、实施主要应以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这使经济法表现出很强的专业性。这一特征显著区别于民法，民法以伦理性特征明显著称。
（三）时空性
涵义
经济法的时空性是指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或在同一历史时期市场经济的不同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市场经济历史时期，经济法的具体内容、对国民经济规制、调控作用存有差异。
我国经济法和西方国家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产生、发展时间上的差异性和依存环境上的差异性，决定了必须注重研究经济法的时空性。法律在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背景下的存在，是对其现实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我们必须重视这种差异性。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法，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学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反映。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会导致经济法的发展、变化。
（四）综合性
涵义
经济法的综合性是指经济法的制定、实施要公私法兼顾、经济法的调整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经济法的理念与体现
（一）实质正义
1、涵义
正义是法律的生命。不同时代或者国家，人们对正义有不同的理解，形成不同的学说。传统法理学认为，法律的正义只能是形式正义。其基本涵义是：法律应该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人；法律应该保证给予每一个人同等的机会。这种平等被视为起点公平。实质正义相对于形式正义而言。它源于人们对徒具表面意义的形式正义的不满。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真正的公平不是起点公平，而是结果公平。法律应该倾斜保护社会经济弱者，提供更多的机会给那些需要特别帮助的人。经济法所弘扬的是实质正义理念。
2、体现
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实质正义的理念，体现在经济法上：对经济领强者与弱者区别对待，重点维护消费者、小企业、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利益，倾斜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向经济最弱者提供基本经济福利。
（二）社会本位
1、涵义
法之本位，即蕴含于法的基本出发点、基本目的和基本功能之中的精神或理念。法律中的本位观，揭示的是一部法律或者某一部门法作为价值选择的根本立场。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反对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绝对分野的倾向，以至于学者们认为有必要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结构中分离出一个独立的领域，以形成“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三分的格局。由此产生分别强调三种利益本位的个人本位、社会本位、国家本位的观念。然而，对上述观点不无争论，20世纪以来，不论公法抑或私法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以社会本位为其本位观的思想，毫无疑问这与法律社会化的兴起有着必然联系。所以，社会本位是现代法律的本位观。
社会本位相对于国家本位、个人本位而言。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思考法律对策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显示出既不将国家这一抽象的主体凌驾个人之上，也不将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将社会利益作为价值取向的独特精神。社会利益中的“社会”需要界定，需要代表符号。如消费者组织或者机构所代表的消费者群体、各个行业协会所代表的该行业群体、合作社联盟、环保组织所代表的众多环境受害人等。社会利益中的“利益”也需要界定，不仅包括当代人的利益，甚至未来人类的利益也是今天的人类应该关注和维护的利益。
2、体现
社会本位在经济法中主要表现为：面对不同阶层复杂的利益冲突，从社会整体利益和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出发，任何市场主体都不得只顾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或者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并应努力实现社会责任；政府等公共主体、社会团体等半公共主体应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其目标，克制集团、部门的私欲。经济法不仅要权衡当代人类利益的公平，而且要权衡代际人利益的公平。要始终贯穿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
——CUPL银剑山庄
❸ 试论述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经济法应对。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法制建设必须坚持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因为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服务和制度保障，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坚持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我国法制建设追求和实现的所有价值目标都是围绕这一最高的价值要求和取向展开的。离开以人为本，其他法的价值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离开了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就可能偏离法治的轨道。 人类政治文明从人治走向法治，并不仅仅是法律数量的增加和法律功能的扩展，也不仅仅体现在全社会对法律权威的崇尚，最根本表现就是法律价值的转换和创新，即法律对人的主体性、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为我国法制建设中法律的价值转换和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依法治国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是我国法律发展模式真正变革的价值导向，是法律制度创新的标志，它将引导我国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科学发展观对法制建设尤其是立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以看出，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着眼点。法律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节器，在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协调发展的机制，是促进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原则的提出也对我国法制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的发展观把促进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这将导致我国法制建设要做新的调整，尤其是我们的立法重点，必须相应地作适当调整。这种调整，在有些方面是局部的，而在若干领域，则是全方位的。 例如，要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取消旧体制对农民的法律限制和不合理的法律义务，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度。又如，通过立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目前，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已初步建立起了较完整的法规体系，但在生态立法方面迄今还是空白，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必将直接推动生态立法的进程。再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一方面我们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加入WTO之后，使我国的法律更加开放并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又要从我国现阶段国内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特点出发，使我国的法律真正成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成为协调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平衡器。 因此，五个统筹的发展模式，对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立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只有进一步发挥和强化法律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法律在社会调控、资源分配、解决纠纷等方面的作用，协调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最终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实现和谐社会。 三、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凸显了司法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灵魂的“以人为本”，具体地讲就是以公民的权利为本。所以，以人为本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强调对公民各种具体法律权利的高度关怀。作为法律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司法机关对保障和促进人的发展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它通过法律用自身特有的功能和方式保护公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公民的正常社会、家庭关系，制约公共权力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救助保护弱势群体，稳定公民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行为，最终帮助人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它通过对实施侵害行为的侵权者给予惩处，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法律监督，对滥用职权、失职渎职、贪污腐败者给予法律制裁，从而对公民进行司法救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使司法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司法是定纷止争、解决纠纷、化解矛盾、调节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特殊事业，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司法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司法活动中得到贯彻具有重要意义。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同样要求我国司法机关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让司法救济惠及全社会成员。这样，对我国的主要司法机关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人民法院必须认真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在各项审判中高度注重依法保障人权。在刑事审判中，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坚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现代司法理念，坚决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对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法定罪处刑；对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法宣告无罪。在民事审判、执行中，也应适当采取简易审判程序、关怀弱势群体、适度原则等人性化的做法。 同样，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必须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检察机关把诉讼监督贯穿诉讼的全过程，严格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此外，检察机关还必须加强对人权的司法保障，开展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犯罪案件专项活动，重点查办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破坏选举以及严重渎职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案件。这样，以人为本的文明理念让司法更具有亲和力，使人们感受到司法的力度和温度、刚性和柔性，从而真正的彰显司法的地位和作用。 四、科学发展观在相关法律制度上的体现 当今法律和法学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对法律和法学的狭隘理解，无益于法学的发展和法制建设。只有具备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并紧密地结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际，才能使法学研究能够更好地反映制度发展变化的需要，使法律制度能够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为此，就必须转变传统的法学观念，对整个法学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造，以更好地发挥其功能。无论是法律的发展还是法学的发展，主要地都是通过问题推动的。事实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对于许多复杂的新兴问题，传统的法律理论在解释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此，就需要经济法理论等现代法理论来作出相应的解释。下面主要结合经济法来谈科学发展观在相关法律制度上的体现。 如果说，对于局部的、静态的问题，传统部门法比较有解释力和决断力的话，则对于整体性的、动态发展的问题，其解释力就较为欠缺。经济法包含的相关法律制度所应对的是一系列"非均衡的二元结构"，它要在现实的差异性的基础上，解决整体上的一般均衡问题，解决发展中的不均衡问题，确保实质上的平等与公平。由于经济法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因而发展观也体现在具体的经济法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同时，在经济法理论的发生论、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等各个领域，也都有具体的显现。比如，从经济法的价值论来看，经济法所追求的效率、公平、秩序等价值，都同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直接相关。同时，经济法的宗旨，包括了经济宗旨和社会宗旨，都涉及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且，经济法的最高宗旨，就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3]体现的就是科学的发展观。可见，从整个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到具体的宗旨体现，都离不开一定的发展观。 在经济法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制定反垄断法，规范公用企业滥用优势的行为、限制行政垄断、建立有效的竞争秩序，最终促使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反垄断法在价值追求、根本宗旨、最终目的和基本原则上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就是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内核。 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中也有一定体现。有学者指出，社会法学应体现对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关注，做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由此看出，我们要重视对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和诉讼权利实现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并从司法、行政、社会等多层面构建法律保障的机制。我们还应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与原则，通过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源和表现的分析，尽快制定农业现代化促进法、小城镇法、就业法等与城乡居民分别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法律，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城乡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尊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目标在于建立个人与社会、经济与生态之间和谐发展的秩序，因而，环境资源法制建设中，科学发展观也有体现。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循环经济立法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采取借鉴的方法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我们还应该通过对地方立法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估制度的研究，提出可持续发展指导地方立法的总体构想，并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环境领域和相互之间的关联度上，设计相应的评估体系。应该指出，在目前的环境保护立法中，存在着种种误区，诸如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轻资源价值的提升，重产品生产者的责任、轻消费者的责任，重国家的责任、轻社会其他各界的责任，重城市环境的治理、轻农村环境的保护等情况，必须及时得到扭转。因此，在社会主体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平台上，对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进行整体的把握，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 在我国过去的法律制度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非常少。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当我们普遍不重视发展问题，漠视或者忽视发展问题的时候，就会直接影响相关的制度建设。放眼世界，各国在追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观，而由于这些发展观的侧重点不同，就会对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发展观，会对法制建设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影响，并会有效地体现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之中。当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我国法制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❹ 经济权利的种类
（1）财产所有权；
（2）经营管理权；
（3）法人财产权；
（4）经济职权；
（5）经济债权；
（6）工业产权。
基本内容
经济权利 经济权利：是指经济法主体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具有的自己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和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资格。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包括（一）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1.劳动权是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工作和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2.公民有平等的就业权、选择职业权、劳动报酬权，国家要努力增 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机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他人劳动。
3.国家提倡劳动竞赛，提倡义务劳动，奖励劳动模范。
（二）休息权
1.休息权是指为了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提高劳动效率，规定劳动者享受的休假或者休养的权利。
2.国家规定了休假制度，如八小时工作制、双休日制度、节假日制度和探亲假制度等；同时，国家发展各种休息场所与设施。
（三）财产所有权
1.范围--公民可合法拥有的私人财产，包括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财产。
2.保护途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国家赔偿等三种。
3.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同时意味着保护公民的财产继承权。
（四）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
1.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达到一定年龄、条件的有权退休安度晚年。
2.上述人员退休后享有一定的工资待遇和其他生活待遇。
（五）物质帮助权
1.前提条件：①年老；②疾病；③丧失劳动能力。
2.具体措施：
①国家兴建和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②国家实行退休保障制度；
③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军属，优待军人家属；
④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废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公民基本经济权利与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关系公民的社会经济基本权利是中国宪法学者依据宪法文本的规定所作的解释学分类，它大体包括了公民的财产权、生存权、继承权、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受教育权等具体权利。公民社会经济基本权利与国际人权学者所称的第二代人权有高度的交叉关系，但又不完全重合。举例言之，财产权在三代人权中当然归属于第一代人权，是自由权利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宪法规定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始自于五四宪法。其中除财产权经由2004年宪法修正案发生规定上的根本变化外，这种变化包括了立宪思想、权利内容、保护方法等多个层面，其他社会经济权利虽经宪法的四次全面修改，却大抵只有规范表现形式的不同。在中国法制发展最低潮时期出现的七五宪法，对许多重要制度、公民基本权利采取了忽略、否定的态度，但它也在27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物质帮助的权利”。个中原因，颇值得进一步厘清。
一切权利制度的安排都与关于权利的价值理念密切相关。从比较法制的视野而言，西方国家社会权的入宪，与社会国理念的出现有因果的关联。“社会国理念的发想本是指向于对工业化与资本主义所带来之负面后果的修正，其立意乃是在于对社会现实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平衡性措施，弥补其不利的立足点，以增进其充分发挥自我的机会。”它由“早期的防治贫民暴动、维持社会治安，经由工业化、社会解构之后以避免社会问题为目标而由国家承接社会照顾的责任，演变到以法定强制保险来保护国民免于一般性的生活风险（生老病死）……”[2]在中国，社会权规定在宪法中被认为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体现。[3]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新中国的制宪者主张公民基本权利应具有现实性，“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但我们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大……”。[4]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整体的国力并不强大，经济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也较低，那时的公民社会经济权利是依靠系统性的制度来予以保障的。比如：以公有制为核心的所有制制度、以计划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生产交易制度、覆盖全国的公费医疗体系、在农村普遍实行的“五保”制度[5]等等，这样一种保障重在强调公平，并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为主。1993年宪法修正案对宪法第15条作了重大修改。原来的规定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任何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修改后的内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宪法的修改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体制的重大变化，也意味着过去的一套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制度，不再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其表现在：城乡保障水平极不平衡，保障标准的高低、保障设施的分布和保障投入的多少明显不合理；社会保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不高；政府在整个保障工作中的主体作用不明显等……。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现行宪法第14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即“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市场经济以自由竞争为原则，强调对个人利益个人权利的最大尊重。宪法的上述修改所导致的中国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内容及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变化，颇需深入地研讨。
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性质，国内学者都借由比较法的研究成果，运用西方宪法学所提供的分析工具提出自己的见解。国外学者早期主张社会经济权利属于一种“纲领性规定”。如日本学者伊腾正己就认为此类权利并非一般私法上所言的具体性权利，而只是宣示了国家在法律上的政治性与道德性的义务，即只向国家课赋了命其今后应当通过立法和行政活动，为国民能够维持健康且有文化水准的最低限度生活而采取适当措施的义务；基于如此之纲领性规定，国家采取何种保障“最低限度生活”的社会保障立法，或者如何在行政上将其予以具体化，均应委任于立法裁量或者行政上的自由裁量，而且在这样的裁量范围之内，个别具体国民不能主张自己的生存权利。继“纲领性规定”的理论主张之后，后期的学者又分别提出了“抽象性权利”和“具体性权利”两种不同的主张。“抽象性权利”学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日本的松本公亘先生，此学说主要的观点是：在关于生存权等权利的宪法规定之中，确实赋予了国民要求国家在立法行政上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国民可以以此为法的依据，请求立法实施保障生存权的相关立法，或者请求政府采取保障生存权的相应措施；国家同时被课赋了为保障国民的“最低限度生活”而进行立法和采取行政措施的法的义务；规定生存权的宪法条款，并不直接对应国民保障其具体的生存保障请求权；包含于生存权中的国民的权利和国家的义务，均为抽象性的，不具有强制性质，也没有审判规范性，因而在该权利遭到侵害之时，或者在国家不履行义务之时，国民个人并不能以规定生存权的宪法规定为法的依据，直接追究国家不作为的违宪性责任。“具体性权利”学说的代表人物首推大须贺明。该学说认为：生存权是一种法的具体性权利，而并非需要借助另外具体立法才能具体化的的抽象性权利，更并非仅仅规定国家立法指针的、作为纲领性规定的单纯的政治性权利。生存权的权利主体，是经济生活处于“最低限度生活”基准之下的国民；生存权的权利内容，是要求国民保障所有国民能过确保人的应有尊严的“像人那样的生活”；生存权实际的承担对象，是三权分立体制之下的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由“具体性权利论”出发，可以引申出以下结论：国民对于国家享有具体请求权，即可以请求国家在立法与其他国家行为上采取必要的相应的措施，以能充分维持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是为国家的一种宪法义务；司法权对于宪法生存权负有实施性司法保障的法义务，宪法的生存权条款本身，具有明确的审判规范性效果。[6]国外的这些权利性质分析范式对于建构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并不能完全嵌入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制度之中。其理由在于：第一，权利性质的理论所依据的制度事实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法治国、福利国的国家理念，这样一套整体的宪政设计基础要么中国不予采行，要么基于某些条件的制约而暂时并不具备。现行中国宪法是以1954年宪法为蓝本修改而成，其制宪理念和制宪基础与西方国家宪法大有区别。现行宪法1993年才规定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1999年才规定国家举措的制度性宣示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此之前关于国家性质功能的认知、关于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宪法理解与西方国家宪法大有区别。第二，现行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的生存权，关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借由2004年宪法修正案安排在总纲第14条，总纲条款在中国宪法理论中通常视为国家政策性条款，其他具体社会经济权利规定在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中。而西方宪法却明确生存权、最低生活水准权、其他社会经济权利，在立宪体例上这些规定都安排在人权或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中。按照宪法文本释义的一般原则，可以认为这两种宪法制度下的权利性质并不相同。第三，中国的宪制安排不承认法院有宪法解释、适用宪法的权利，所谓“宪法司法化”一直流于理论学者的主张，而没有转为正式的制度安排。权利性质理论中所讨论的具体请求权其实关涉司法诉讼请求权。第四，权利性质的学说讨论隐含的逻辑前提是各种国家权力之间有明确界限，每种国家权力的权力范围是清晰的。但这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逻辑并不融洽，中国宪法第62条第15款就规定全国人大可以行使“应当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由于解释宪法的机关是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早期中国宪法学者甚至主张全国人大具有全权性机关的性质。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国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按照系统解释和目的解释的宪法解释原理，尽管可以合逻辑地解释为中国接受了有限国家和有限政府的理念，但这样一种解释如何与宪法第62条兼容，仍是亟需探讨的宪法问题。第五，在现实的宪政运作中，对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一直采取了将宪法条款立法具体化的途径。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将民生立法作为立法工作重点，制定了许多包含公民社会经济权利保障的法律，主要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某种制度运行一旦变成一种惯行，对法治整体运行的安定性、可预期性便形成一种支撑，形成契合一种一国历史与现实的制度空间。人大的上述立法作为，是基于她自身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机关角色意识使然，并非基于某种权利性质理论的指引。
中国现行宪法对公民社会经济权利规定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比如宪法虽然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作出了广泛的规定，但仅涉及了部分人群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而忽略了其他人群如同性恋者、乙肝病毒携带者；宪法第45条规定的物质帮助权因未同时规定最低生活水准权，导致其权利内容不完整；宪法对社会保障权的确认，仅停留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尚未将社会保障权视为具充分法律性质的宪法权利；宪法规定的部分权利并没有通过基本法律、法律来具体化，而采取了更低位阶的法律性文件如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来保护，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针对宪法上述缺失，国内学者提出了两种不同思路予以补救。一种思路主张修改宪法条文，将社会保障权、最低生活水准权明确规定在宪法相应条款中。[7]一种思路主张通过宪法解释来发掘宪法所未列举权利。其理据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应尊重保障人权”，建立了中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开放性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权的修正案条款可以被视为中国宪法基本权利篇章中的“未列举权利条款”。以该条款为基础，结合宪法文本中的其他条款，一些在我国宪法文本中未列举的权利，例如生命权、社会保障权、迁徙自由等，应该能够找到解释的规范依据。申而言之，按照这种思路，以“人权条款”与《宪法》第14条规定，“国家建立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可能解释出公民的“社会保障权”[8]。论者认为，在中国当下的宪政体制之内，还不能找到宪法未列举权利存在的制度空间。其理由在于，宪法未列举权制度之建立，既需要与专门性宪法解释机关体制相匹配，也需要宪法文本中有明确的概括性权利条款，还需要建立清晰的权利类型制度，包括固有权利层次的人权、基本权利范畴的宪法、一般法律层级的法律权利等。这些条件既是未列举权利制度存在的充分条件，也是其必要条件。[9]很难想像一个采用立法机关宪法解释制的国家里，会有未列举权利的安身立命之所。因为在这种体制下，解释机关同时还是立法、修宪机关，宪法权利条款的不足完全可以借由修宪的途径来弥补，而且解释机关不承担解决具体宪法性争议的职能，难以使它产生发现未列举权利的动机与制度通道。
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司法性保护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美国作为普通法系国家，宪法中缺乏关于社会经济权利的规定，其对社会经济权利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宪法判例实现的。因此，美国在运用宪法司法手段维护弱势体权益方面有许多判例，涉及妇女平等权、黑人的教育权、就业权等方面，采取过多次影响很大的行动。在教育权方面，最高法院在1954年著名的布朗案中，宣布各州对中小学实行的“平等隔离”政策违宪，从而保护了黑人的受教育权，在美国影响深远。美国法院又作出了一系列的反对就业歧视、保护平等工作权的宪法判例来保护弱者。其他普通法系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都存在许多通过法院以司法途径来保障弱势群体的案例。大陆法系国家也有许多通过宪法判决对弱势群体的权利进行保护的案例。在德国宪法法院曾对妇女权利采取倾斜性的司法保护。意大利宪法法院于1983年2月9日第30日判决，宣布歧视女性的有关国籍方面的法律违宪。在韩国，宪法法院曾在“教师的优先雇佣案”中，宣布《教育公职人员法》第11条第1款有关公立教育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毕业生有优先雇佣的规定违宪。尽管上述社会经济权利司法性保护制度运行的成绩斐然，但依然不能成为中国实行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司法保护的逻辑前提。其理由在于：第一，在法治原则之下，任何制度的运行必须获得宪法规范依据的支撑，否则背离宪法文本去自创某种权利保障制度，无异于剜肉补疮，会导致在实现法治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第二，中国最高法院曾尝试过所谓“宪法司法化”的试验，其标志是2001年关于齐玉玲案的司法批复。而实践证明这种试验严重抵牾了中国宪政体制。最后最高法院不得不在2008年理智地宣布废止该司法批复。第三，宪政历史证明，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对阶层性、群体性的权利保护问题，司法机关应该奉行消极主义的立场，保持谦抑品格，而给立法决定、行政政策留下足够的空间。比如，大学生的就业权、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问题，在中国是关涉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社会问题。如果允许其经由个别性的司法诉讼来解决，法院将不堪承受其重，公民权利获得有力的保障也会遥遥无期。政治关乎众人之事，司法只关乎常规、个别之争。套用西方一句流行谚语来说，当下中国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最合理的安排是：政治的归政治、司法的归司法。
❺ 经济法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若干研究论文
经济法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若干研究论文
近年来消费者权益保护逐渐成为社会中人们关注的重点话题，消费者在商品销售的过程中由于商品信息的原因一直为弱势群体，在此基础上为了对消费者提供制度保障，相关部门在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法的基础上对其他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同时，不断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也为广大消费者的合法地位提供了保障。文章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究了其在经济法中的相关问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一直是近年来社会中被关注的重点问题，所以，相关人员也一直致力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研究。在经济法的相关条例中，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了相对明确的规定，并且确定了其在经济法中的地位[1]。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法的不断优化与完善，消费者权益也逐渐成为其保护的重点话题。然而，在实际的消费过程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其中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文章中立足于经济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经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中不足之处
(一)相关制度缺乏完善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也在逐渐提升，在此基础上人们在商品消费的过程中便不断出现权益保护的相关问题，因为人们对于法律法规的不重视，加之相关制度缺乏完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与此同时各个消费者也在不断的投诉，但是迄今为止，有关消费者权益的相关制度尽管在内容上较为完善，但是内容却过于抽象，在实际运用方面仍然缺乏一定的力度。
(二)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不高
人们在面临权益被侵犯的状况，部分消费者会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缺乏维权的意识，同时，消费者的这种意识也加剧了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其次，相关部门缺乏一定的监督力度，导致市场中存在质量问题的商品，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缺乏法律维权意识，导致其自身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欠缺一定的力度。
(三)缺乏后续制度保障
在消费者保护权益的相关制度方面，通常都单一的，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进行保障，在面临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时，一些地区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意识，由此导致在处理方面也没有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同时者这也为经济法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供了一定的难度。
二、完善经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
(一)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完善相关制度
为了完善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视，完善相关制度是其中最为有效的手段。一方面，相关部门要提高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重视，正确认识消费者权益保护，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制度进行完善，相关人员要深入认识消费者在购物中会面临的消费者权益问题，针对各个问题提出对应的解决措施，并且对制度中进行完善。除此之外，也要加强对商品销售的监督，监督部门要对商家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对各市场中恶性竞争的现象进行严格的处理，杜绝市场中哄抬物价的现象[2]。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对市场中的服务进行严格的规定，设置相关的规定，使市场中的服务规范化，以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一定的保障，以完善的制度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制度保障。例如，消费者A在商场中购物时，被一家正在进行宣传的面膜吸引，在销售人员的宣传下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面膜，然而回到家之后发现面膜存在质量问题，那么消费者A的权益便受到了侵害，消费者A对有关部门进行投诉，如果相关人员缺乏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视，那么消费者A的合法权益便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针对该现象，相关部门要在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对消费者A所投诉时间进行解决，并且对销售面膜的商家进行合理的处罚，以此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
(二)加大消费者维权的宣传力度
消费者自身对于合法权益保护的意识十分重要，在面临自身的合法权益被侵犯时，消费者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然而部分消费者因为缺乏一定的法律意识，没有维权意识，不仅对自身的消费权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滋生了市场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为此，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于消费者维权的宣传，通过不同的渠道，宣传消费者维权的重要性，让人们能够认识到维权的意义[3]。一方面，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体的形式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网络的优势，进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宣传，使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够认识到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意义。
(三)优化相关制度，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后续保障
在经济法对消费者权益的规定中，因为相关部门在处理维权事件时缺乏后续制度的保障，导致消费者权益保护在解决方面仍然欠缺一定的力度，为此，相关部门要针对市场中出现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相关事件，提出一定的制度措施，同时要具备长远的眼光，为消费者的权益提供后续的制度保障，不仅要致力于解决纠纷，更要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商家进行处罚，对市场中的服务制度进行规范，同时也对其他的商家进行警告，提高其法律意识。例如在面对消费者A的面膜事件时，相关部门除了要针对相关的制度要求对消费者A进行维权，与此同时，也要综合考虑各个主体的权益，在原来的制度基础上，建立完善的经济赔偿体系，对商家进行处罚。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在提高，在市场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为了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相关部门务必要立足于经济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对制度进行完善，对相关制度进行优化，为消费者的权益提供后续保障。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市场服务的规范性，杜绝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以此推动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❻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比较
经济法与社会法具有重要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法与社会法最本质区别在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社会法的社会性。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是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经济性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包括调整对象的经济性、法益目标的经济性、运行机制的经济性、效果评价的经济。社会法的社会政策目标与社会法的社会效益指标决定了社会法具有鲜明的社会性。
（二）经济法与社会法的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是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其调整对象是经济性的社会关系，这表明经济法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针对的是全局性和社会共同性的经济关系。同时,并非所有全局性和社会共同性的经济关系都由国家干预,国家仅在需要时对这些关系进行干预。而社会法的调整对象主要则是显著社会意义事项,其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例如教育权利保障关系就涉及文教领域等非经济领域，即社会性的社会关系。
（三）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目标不同。由于经济法与社会法的调整对象及根本属性的不同，导致其目标的存在属性也不同，经济法起源于市场失灵以及原有法律解决能力的欠缺，其目标在于通过国家的适当干预而解决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社会法的目标主要在于救助弱者、反对歧视。经济法侧重于在经济领域实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社会法侧重于在社会领域实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
（四）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公平观不同。经济法倡导积极公平观，而社会法主张消极公平观。
经济法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增量利益增加了,弱势群体才会得到更多的利益。而社会法的公平观主要关注的是对已形成的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扶助,因为它是一种弱者保护机制,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平均正义立场。
（五）经济法与社会法的调整方式不尽相同。经济法的调整方式似乎更为复杂和多样化,主要通过指令性调整方式、指导性调整方式和以私法主体身份介入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等。社
会法则主要通过倾斜待遇、团体契约、强制性最低标准等方式进行调整,例如对贫困人员提供廉租房等等。
经济法与社会法存在以上的区别，这对于我们厘清两法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启发价值，对于立法和司法实践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另外，科学的全面的认识经济法和社会法的关系，还应关注两者的共同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社会性和现代性。
（一）经济法与社会法都具有社会性。包括以“社会公共利益”位本位，经济法与社会法在各自领域中, 通过不同方式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以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法律责任的社会性，。随着法律的“社会化”进程, 传统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三者相互融合, 出现了以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社会公益和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社会责任；调节机制的社会性，在人类社会中, 不仅需要以市场调节机制为特征的竞争机制, 更需要以社会调节机制为特征的合作机制，以实现社会生活的健康、稳定和有序。所谓社会调节机制， 是指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或社团(非政府组织) 以社会公信力为媒介完成的一种社会生活交往模式。
（二）经济法与社会法都具有现代性。经济法与社会法， 同其他传统部门法相比， 具有独特的“现代性”。换言之,，伴随着从物质到精神、从制度到观念的现代化变迁,，整个社会中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法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符号系统，必然会对此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反应。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经济法与社会法， 自然有着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现代性特征。主要包括形成背景的现代性、法域归属上的现代性、制度构成上的现代性。这三方面都源于现代社会的属性特征，体现反应现代社会的要求的。
❼ 经济法在社会经济中的特有作用
经济法的来特有功能，主源要包括社会经济协调、利益资源分配、维护市场秩序以及宏观管理规范的集成功能。与经济学追求效率优先、社会学追求行为公平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法的适用特点不同，具有比较优势。改善民生与社会和谐发展。
（一）、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功能
经济法的经济社会属性与公私融合属性决定了经济法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平衡协调功能。经济法调整经济生活既以平衡协调为目标，也以平衡协调为手段，促使社会与私人、私人与私人之间达成某种共识和妥协，以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经济法的稳定风险功能
当经济社会转型期同时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内部市场结构调整问题时，稳定经济风险尤为重要。只有在经济法框架下，充分发挥其稳定经济风险的特有功能，才能营造法治规范的市场环境，解决内部供需关系平衡问题、消费群体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发达国家转嫁经济风险问题和有效抵制贸易保护等问题，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和较快增长，为改善民生和积累社会财富保驾护航。
（三）、经济法的提升效率功能
经济效率的提升取决于市场主体经营自主的私权利和国家介入干预的公权力之间在制度上的高效合理与运行上的规范系统。
❽ 反垄断法是如何体现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经济法的本质特征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一.
反垄断法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一.
❾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合同法关系是什么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于经济法范畴，维护的对象是确定的，贯彻特殊保护原则，是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的法律，其立法主旨在于消费者的受损权益如何救济，而不是具体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因此，只有是消费者的身份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自然人，必须是依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形才适用该法。例外是农民在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时，也参照该法来执行。 另外，营业执照、展销会、柜台出租、虚假广告等情况下所产生的消费争议的解决也是司法考试重要的出题点，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2，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双方或多方当事人（自然人或法人）关于建立、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此类合同是产生债的一种最为普遍和重要的根据，故又称债权合同。
①合同是双方的法律行为。即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互为意思表示（意思表示就是将能够发生民事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现于外部的行为）。②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须达成协议，即意思表示要一致。③合同系以发生、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④合同是当事人在符合法律 规范要求条件下而达成的协议，故应为合法行为。 合同一经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就发生了权利、义务关系；或者使原有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未按合同履行义务，就要依照合同或法律承担违约责任。
3，二者区别于联系
A, 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个特别保护法，消费者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而经营者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合同法中对双方都有权利和义务；这并不是说在消费活动中消费者没有义务、经营者没有权利，而是因为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中已经做了具体的规定。
B, 在经营者的义务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经营者不得单方作出对消费者不利规定的义务”，若作出了不利规定，则规定也是无效的。 而合同法中消费者和经营者权利义务是经过协商确定的，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都是有效的；
C,在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存在两种情形：
一种是轻微后果，如商品不符合质量，可以通过退货等方式解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规定，合同法也有规定，也可以通过合同约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向销售者要求赔偿；
另一种是造成严重后果，即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或其他财产损害的，则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这个规定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范。 .
D,在具体诉讼过程中 ，选择使用不同的法律得到的结果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