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实质公平

『壹』 经济法的实质公平原则的例子

经济法实质公平原则：指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即实质公平。

『贰』 经济法的立法价值

论经济法的立法价值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国家干预和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手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产生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可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既是客观经济生产的需要，也是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关系更加复杂，经济关系亦是如此。在这个实行市场经济的时代，大多数的市场调节都由市场本身来进行，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将它比作 “看不见的手”，并且认为如果没有任何外力的干预，这只手可以引导人们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无形之手理论。①然而虽然市场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它并不像无形之手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是万能。以庇古等人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通过规范分析得出，由于垄断、外部性和社会不平等是内生于自由竞争市场而市场自身又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市场是存在缺陷的，无形之手是会失灵的。这时就需要政府这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措施来干预市场内部的关系，协调市场秩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而制定相应的法律就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是客观经济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新兴的法律部门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其往往有个发展过程；但也正是在这些过程中，法律部门体系逐步发生巨大演变。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裂，进而出现民商分离……如前所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立法已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根据其调整的对象、手段等来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我们都没有充足的理由把它归入民法或行政法等法律部门中。所以经济法也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与其他法律相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是法发展的必然，也是法学理论发展的必然。

现在多数观点对经济法下这样的定义：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② 由此可见，经济法是一个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的重要的法律部门。在此仅讨论其与民法的差异性。首先，就调整对象而言，经济法调整的是特定的经济关系，主要指生产领域中的资源分配关系，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市场管理关系、社会经济保障关系等。而民法虽然也有调整经济关系，但是这个经济关系并不在经济法所调整关系范围内，他们并不是重叠或交叉的。民法所调整的是流通领域中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及非财产的人身关系，如夫妻关系等。其次，从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来说，民法采取自愿、平等、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来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除采取命令与服从的方法外，还采取命令与平等自愿相结合的方法，强调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提倡性规范的结合。再次，从救济手段来说，民法采用民事制裁方法，承担民事责任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赔礼道歉等。经济法采用追究经济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相结合的综合的制裁方法。同时，经济法除了采用经济法责任和经济法制裁等否定式法律后果的调整方法以外，还实行了奖励办法（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对履行经济法规定义务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给与奖励，以激励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第四，民法与经济法的作用或称调整宗旨或立法价值不同，民法强调法人和公民权利的自治，在于满足私人权利，体现的是个人本位思想；经济法则强调国家对全局经济活动的干预，在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它体现的是社会本位的思想。但是经济法与民法也有一定的联系。它们调整的都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其作用紧密相关，民事权利的行使往往受到经济权利的制约，而经济权利的行使又要充分尊重民事权利。另外，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社会关系，需要经济法与民法的相互共同作用才能建立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以经济法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对其它法律部门的否定。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降低交易费用的法律方法可以有多种选择。作为市场失灵催生的法律部门，民法、商法、经济法有其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有不同的侧重和取舍。经济法的价值虽不能脱离公平、自由、秩序、效率等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范畴，但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决定了经济法独特的法律价值观，并以特有的制度规范实现其实质公平、理性自由、整体秩序、社会效率等法律价值。

这里的公平是指经济生活的公平，并且注重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③经济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公平观，社会总体公平要求绝大多数个体和团体间必需公平，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个体和团体间都绝对公平。它在重视形式公平、机会公平、代内公平的同时，还强调分配公平、结果公平、代际公平。所以说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有机统一。形式公平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础，是在追求实质公平的条件下的形式公平。经济法重视个体差异，将市场主体按一定的标准细化为不同类型，属于同等条件的，同等对待。如同样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相等；同样的生产者，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等。民法则忽视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个性特征，而对他们一视同仁的规定，势必造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盛行，产生实质不公平。经济法以实质公平为其更高公平价值目标。实质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④实质公平要求一方面对具备特殊条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场主体的某些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义务或减少其权利。以反垄断为例，从现代反垄断法实现来看，（一个企业）单纯的市场控制力通常并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评价，只有当特定的具有市场控制力的企业将其控制力滥用时，法律才对其进行限制或禁止。而企业仅仅具有市场控制但未行滥用，或企业之行为虽有滥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场控制力，则两者均不违反反垄断法。另一方面，实质公平对遭受或易于遭受经济特权侵害的弱小主体进行特别保护，赋予其更多的权利，而承受较少的义务。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销售者在销售中存在欺诈，消费者可以商品价格的两倍向销售者索赔。为方便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这些规定，从形式上看在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他们的权利义务是不公平的。但是，生产者有责任生产出质量合格的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有诚实信用的义务。与消费者相比，他们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由此可见，经济法的实质公平体现了对弱者进行保护的实质公平，剥去了所谓人格抽象平等、权利机会平等的外衣，而对于“人”进行真实具体的价值关怀。

自由源于人的本性，康德宣称：“自由乃是每个人基于人性所拥有的一项唯一的和原始的权利。”洛克认为：“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扩大和保护自由。”杰斐逊确信：“自由是人人与身俱来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话语无不显示出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中，绝对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正所谓完全的自由就是没有自由。倘若每个人都无所顾忌的追求自己的权利，处处侵犯他人的权利，最终将导致所有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也就无自由可言了。因此，经济法的自由强调的是理性的自由、规则的自由。为了维护一种理性的自由秩序，必须对个体自由的发展予以限制，这就是经济法的自由价值观。他所强调的是社会整体的自由。例如，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与垄断行为的规制，就是对经济自由的一种限制。虽然垄断的形成是自由发展的产物，但由于这种自由已经限制阻碍了竞争、破坏了社会整体的市场环境，所以必须受到竞争法的约束规制。社会整体的自由不仅是经济法独特自由价值取向追求的结果，更可以认为其表现为一种秩序，这是关于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的秩序，重在维护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的秩序，更强调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应有广阔的空间。在经济法秩序下，个体虽然仍是自由的，享有充分的权利，但不得妨害和损害他人和其他公众的自由和权利，不得损害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个体自由和权利的行使受到社会必要限制。要协调个体与团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社会尊重个体，个体服从社会。所以这里的秩序也是整体的秩序。可见，经济法所追求的自由与秩序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和谐的。现代经济法更是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的法律手段，经济自由是其出发点和归宿，通过为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而采取干预、限制的手段，以达到一种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从而实现自由与秩序之平衡，维护使社会经济得以良好发展的良好环境。经济法中的效率指经济效率（即经济效益），包括劳动生产效率、经营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利润率等等；并且这主要是指社会总体经济效率。⑤社会总体效率为价值取向是经济法自身的要求。从经济法的法律体系构成来看，经济法主要由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规范和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规范两部分组成。经济法所调节的是整个市场的秩序，所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的自由，保障的是大多数主体的权利，故其目的是实现社会总体效率的最大化。这里的社会总体既指静态，也含动态。经济法的效率虽然直接是指经济效率，但它不仅指经济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质的提高。经济的质不局限于经济性指标，还包括如对环境、人的思想精神等的影响；后者即人们所谓同经济效益相对应的社会效益。所以，经济效率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经济法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法。具体而言，经济法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也就是说，经济主体追求效益的行为，必须置于社会效益之中来认识和评价，只有符合社会效益的行为，才能得到肯定。经济法从社会效益的需要出发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即通过经济法的一些强制性规范来规制经济生活，重新确立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界定经济个体活动领域和行为方向。

综上所述，经济法与一般意义的法以及民法、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定位差异，是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必然分野的根源所在。这不仅决定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各自迥然有异的法律精神与基本观念，从而使它们在根本价值取向或法律理论上大异其趣。由此也突显和验证了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和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独特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参考资料：
①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27页。

② 杨紫煊 徐杰主编《经济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P10

③ ⑤漆多俊：《经济法价值、理念与原则》，载于《经济法论丛》第2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10月

④ 李昌麒：《经济法学》[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希望能够帮上忙：）

『叁』 什么是经济公平

经济公平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强调的是要素投入和要素收入相对称，它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等价交换来实现的。
完整意义上的经济法，应当包括对经济法的必然性（即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消亡）、实然性（即经济法的本质）及应然性（即经济法的价值）的研究。中国的经济法学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法律价值研究的滞后，人们对经济法的研究步入注释法学的误区，动辄为某一部门法是否归属于经济法而大动干戈，而对经济法的目的、功能、价值追求等应然性表现的十分冷漠和浅薄。这种对经济法价值认识的模糊状态不可能不影响或波及经济法自身体系的构筑。
拓展
诗云：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 不是养蚕人。
无论平地与山尖, 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 为谁辛苦为谁甜?
回答者语：你发现没有，上述诗词都是谈的“公平”问题。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如果真的绝对公平了，反而是另一种不公平。人生来就要享受很多的不公平：出生背景不同、家庭关系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这些不公平甚至是上帝给你的，你想不要都不行。最让人感到心里不平衡、最要命的是：从前跟你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今天吃的和你不一样了。一起工作他升官了，同样做生意他发财了，都没有背景关系他却事事顺利、你却处处碰壁……
中国有三位先贤到留下了关于公平的精彩论述，见下：
本身世界就不是不公平的，也不可能公平。
其实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首先，没有人愿意来维持这个公平，其次，即使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再次，即使有人愿意也有这个能力，他也没有这个时间，把世上人一一称过。
所以就有了际遇这种说法。因为同做一件事，有人直上青云，有人苦痛挣扎，使人长叹却又无奈，只能归之于际遇。
而有人对这不公平是极看不开的。“豁达”二字易书难行。所以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墨子著《非攻上》。而刘基有《卖柑者言》。
附文：
《庄子·胠箧》：偷钩的要处死，偷政权的人反倒成为诸侯。
回答者语：同样是“偷”啊，结果有天壤之别。
非攻《墨 子》
现在有一个人，进人家果园，偷人家桃李，大家听到就谴责他，上面执政的人捉获就惩罚他。这为什么呢？因为他损人利己。至于偷人家鸡犬大猪小猪的，比进人家果园偷桃李更不义。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多。如果损人越多，他越是不仁，罪越重。至于进人家牲口棚，牵走人家马牛的，这比偷人家鸡犬大猪小猪更不义。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多。如果损人越多，他越是不仁，罪越重。至于杀无辜的人，剥下人家的衣服皮袄，拿走戈剑，这比进人家牲口棚牵走马牛又更不义。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他损人更严重。如果损人越严重，他就越不仁，罪越大。现今天下君子，都知道这些事，说它们不义。今天最不义的事，是进攻别国，却不知道谴责，反而称赞它，说它是义。这能说知道义与不义的分别吗？
杀一个人，说它不义，一定构成一个死罪了。如果照这个说法类推下去，杀十个人，十倍不义，必定构成十个死罪了；杀一百个人，一百倍不义，必定构成一百个死罪了。今天最不义的事，是进攻别国，却不知道反对，反而称赞它，说它义。这是确实不知道进攻别国是不义的，所以把称赞的话记载下来传给后世。如果知道它是不义的，那还有什么理由记载不义的事传给后世呢？
现在有人在这里，见一点黑说是黑，见一片黑却说是白，那么一定以为这人是不知辩别黑白的了。尝一点苦说苦，尝多了苦却说是甜，那么一定以为这个人是不知辩别苦甜的了。今天干小的坏事，能够知道而且谴责它；干大的坏事，攻打别国，就不知道谴责，反而称赞它，说它义；这能说知道辨别义与不义吗？由此可知世上的君子，分辨义与不义是多么混乱啊。
回答者语：同样是杀人，杀一个人的是坏蛋，杀十个人的是匪徒，杀一百个人的是恐怖分子，抓到都要通通枪毙，杀一万个人的是军事家，是将军，杀一万人的都要封官加爵。
卖柑者言
杭州有个卖水果的人，擅长贮藏柑橘，经过冬夏也不腐烂，拿出它们的时候还是光彩鲜明的样子，玉石一样的质地，金灿灿的颜色。放到市场上，卖十倍的价钱。人们争相购买他的柑橘。
我买了其中一个，切开它，像有股烟直扑口鼻，看它的里面，干得像破烂的棉絮。我对此感到奇怪，问他说：“你卖给别人的柑橘，是将要用来装满在盛祭品的容器中，供奉神灵，还是招待宾客的吗？还是要炫耀它的外表用来迷惑傻瓜和瞎子的吗？你做这种欺骗人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
卖柑橘的人笑着说：“我从事这个行业已有好多年了。我依靠这个用来养活自己。我卖它，别人买它，不曾有人说过什么的，却唯独不能满足您的要求吗？世上做欺骗的事的人不少，难道只有我一个吗？你没有好好的思量啊。
现在那些佩戴虎形兵符、坐在虎皮上的人，威武的样子，好像是捍卫国家的将才，他们果真能给出有孙武、吴起的谋略吗？那些戴着高帽子，拖着长长带子的人，气宇轩昂的样子像是朝廷中有本事的人，他们果真能够建立伊尹、皋陶的业绩吗？盗贼兴起却不懂得抵御，百姓困苦却不懂得救助，官吏狡诈却不懂得禁止，法度败坏却不懂得治理，白白地浪费国家粮食却不懂得羞耻。看看那些坐在高堂上，骑着大马，喝着美酒，吃着美食的人，谁不是高大的外表，令人敬畏，显赫过人，值得效仿？可是无论到哪里，又有谁不是外表如金似玉、内心破败得像破絮呢？现在你看不到这些现象，却只看到我的柑橘！”
我默默地没有话用来回答。回来思考这卖柑人的话，觉得他像是像东方朔那样诙谐多讽、机智善辩的人。难道他是对世间邪恶现象激愤痛恨之人吗？因而借托柑橘用来讽刺吗？
回答者语：看事情和看人都不能只看表面，表面漂亮的，内在不一定好，要认清事实，不要被假象所欺骗。当今的“肉食者”，有几个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呢？
综观三位先贤文章，你应该对公平有比较客观的理解了吧。

『肆』 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有哪些

论经济法的公平价值

摘要：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也是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关键词：公平 社会本位

一、以社会为本位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石

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是指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对，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种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结果或有机总和。〔1〕经济法的公平价值具有独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建立在以社会为本位的基石之上。

经济法是在公法对私法的介入，以国家之手对市场失灵的干预中产生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学上形成了孟德斯鸠、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自然法学派从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法就是由人类理性和由事物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联系。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现，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在经济学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他认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经济规律会自发实现“自然秩序”。人是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即理性人，在这种“自然秩序中”，当理性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最好福利。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策，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政府的权力应主要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即“夜警国家”的模式。自然法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法受到削弱，民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

然而，亚当·斯密所描绘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来达到的理性的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自然秩序”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贫富分化、市场垄断、公共产品短缺等。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也桎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的盲目和滞后，个体组织生产的有序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个体利益的局部性与短期性，往往使个人利益得以彰显，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忽视。对此，以个人为本位的民法是无能为力的。尚须“国家之手”的干预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而恢复经济的自由与有序、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格局。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3〕有些行为，在民法来看，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这种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或造成威胁时，就会受到经济法的规制。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可谓是个互赢的商业行为。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获得微软的投资，并利用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分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分额的Quicken软件。这场收购双方平等互利，完全符合民法的条件要求。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成后，微软会独霸全美的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起诉，最终导致了这场交易的流产。〔4〕经济法总是以个别经济活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对比效果为参照，来评价公平价值的实现。

国家干预也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从某种方面讲，政府因其本身的特点，在某些时候，也有产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首先政府干预经济，往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例如，保护耕地与发展经济占用耕地是矛盾的。所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规划，严格占用耕地审批制度，遵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彻底落实占用耕地补偿制度。这样，就会既有利于保护耕地，维护农民的权益，又保障了国家的建设用地，达到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但是，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会有冲突。如国家为快速发展经济，过度占用耕地，则可能暂时有利于国家利益，而损害了社会利益。其次，政府干预手段的落后，反应的迟钝，往往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有优势，而微观管理方面不足。政府处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信息广泛，但也难免会有偏差，导致决策的失误。最后，政府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难免会有寻租现象。且由于目前监督机制不完备，在我国官本位历史传统影响下，易滋生腐败。有鉴于此，在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干预的程度、方式、方面，都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加强政府干预的科学性，提高政府人员的素质。

二、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

罗尔斯认为，形式正义执行法律和制度时应当平等适用于属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由形式正义产生形式上的公平。在民法上，公平主要是指形式公平。它意味着机会平等。而机会平等至少要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即社会资源平等地向市场主体开放；竞争的起跑线均等；市场主体同等的不受歧视；市场主体平等的拥有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手段。〔5〕民法所强调的机会公平，是以实现抽象的人格平等和个人自由为条件，将作为民事主体的人视为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视客观存在的人所处的环境和其自身所具备的一切具体特征，给予民事主体同样的法律保护。

但是，法律的普遍性并不能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组合。在以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主体形式上的公平却产生着实质上的不公平。就如一个亿万富翁不可能与一个乞丐具有的条件一样，经济法认为，一个经济巨人与一个经济侏儒也是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即使法律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诸如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信息偏差、经济实力、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差别因素的存在，给市场经济带来的实质不公，使得民法的形式公平难以实现。形式公平，也是经济法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每个市场经营主体，不论其所有制形式、所在区域的不同，都有进入市场进行平等竞争的机会。经济法既不为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在竞争中获胜创造特别优越的条件，也不特别给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制造障碍，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失败。〔6〕

形式公平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础，是在追求实质公平的条件下的形式公平。民法忽视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个性特征，而对他们一视同仁的规定，势必造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盛行，产生实质不公平。经济法恰恰重视个体差异，将市场主体按一定的标准细化为不同类型，属于同等条件的，同等对待。如同样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相等；同样的生产者，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等。

经济法以实质公平为其更高公平价值目标。实质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7〕实质公平要求一方面对具备特殊条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场主体的某些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义务或减少其权利。以反垄断为例，从现代反垄断法实现来看，（一个企业）单纯的市场控制力通常并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评价，只有当特定的具有市场控制力的企业将其控制力滥用时，法律才对其进行限制或禁止。而企业仅仅具有市场控制但未行滥用，或企业之行为虽有滥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场控制力，则两者均不违反反垄断法。另一方面，实质公平对遭受或易于遭受经济特权侵害的弱小主体进行特别保护，赋予其更多的权利，而承受较少的义务。如各国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如销售者在销售中存在欺诈，消费者可以商品价格的两倍向销售者索赔。为方便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这些规定，从形式上看在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他们的权利义务是不公平的。但是，生产者有责任生产出质量合格的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有诚实信用的义务。与消费者相比，他们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由此可见，经济法的实质公平体现了对弱者进行保护的实质公平。

经济法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还相统一于社会本位的基石之上，体现在：经济法为社会公共利益，不同时期调整内容也不同，其公平价值取向也不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鼓励吸引外商来投资，加速我国经济发展，促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就出台了许多优惠政府，使得那些在资本、管理经济上比我国企业雄厚、丰富得多的外国企业，享受到了中国企业都享受不到的有利条件。这对我国企业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不公平的。在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并初步完善，作为WTO的成员，我国的市场竞争规则要同世界接轨，就要求市场经营主体平等地参与竞争，就需要逐渐减少外资企业的优惠条件，让他们享受国民待遇。再如，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企业的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反垄断法是这些国家经济法的核心。而在我国目前，为增强经济全球化中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发挥企业的规模效应，应鼓励、支持建立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同我国企业间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

经济法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条件下同等对待；又追求实质公平，即不同等条件下不同等对待，二者是统一的。形式公平是实质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形式公平的实质公平是平均主义。平均就是在机会的拥有和财富的分配上，无视能力和特殊需要的存在而曲解为简单的按份分摊，是与平等背道而驰的。〔8〕实质公平是经济法的更高目标。实质公平是形式公平的必然发展。没有实质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标也不能最终实现。

三、经济法的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随着人类文明的加速发展，尤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以来，人类面临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世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使所有的国家以及每个国家中所有的地区受益，相反，却加大了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人类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口大爆炸，使得他们能够而又不得不向大自然攫取更多的资源。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利用，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积锐减、矿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9〕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人类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必须通过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争取；第二，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自己的发展时，应承认并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机会和后代人的机会平等；第三，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利益，环境必须成为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10〕

经济法的公平观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观，既体现当代人间的公平，又蕴涵代际人间的公平，是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当代人间的公平，即维护所有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并满足其为此的基本需要。它要求一国内地区间有平衡的发展。在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同，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在某些特定时期，国家为了整体发展的需要，甚或对一些条件好的地区予以政策优惠，来推动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加剧了不平等的存在。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区域经济不平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11〕代际间的公平，即当代人不能因为自身的发展与需要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与发展的条件，要给子孙后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能力的权利。科技的发展，使得后代人有可能开发出新的能源并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但其发展仍然离不开大量的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应留给下一代一个清山绿水的世界。因而当代人既要考虑自身的发展，也要考虑后代人的发展。经济法还为实现公平的可持续发展作了具体的规制，如土地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等，都有所体现。

经济法可持续发展的公平价值观，是注重社会效益的价值观。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比较。经济法的公平价值，不仅限于经济效益，更强调社会效益。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我国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社会效益。在消除地区经济差距上，东部地区要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全方位的经济技术合作，支持和参与西部开发，更好地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央也应多给予政策、税收、财政上的支持，如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加强中西部水利、交通、通信、电网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相关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效益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短期高速发展。我们应走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路，将简单粗放的消耗型经济转变为高技术含量多的集约型经济，进行产业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注重生态效应与经济利益的统一。“经济法的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经济成果的优化和发展也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12〕只有注重社会效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确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它不只强调代内公平，更将视野扩展到代际公平，显示了其对整个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它也是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法律部门的产生、发展、繁荣的重要的活力源泉。

注 释：

〔1〕程宝山：《经济法理论的新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李昌麒：《经济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3〕江合宁：《对经济法与行政法价值定位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4〕美国司法部将微软收购之举提交法院[N]，《国际电子报》，1995年8月7日，转引自：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页。

〔5〕公丕祥：《论当代中国法制的价值基础法制与社会发展》[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2期。

〔6〕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7〕李昌麒：《经济法学》[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8〕卓泽渊：《法理学》[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9〕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程信和、李挚萍：《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J]，广州：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

〔11〕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2〕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议》[J]，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赖达清 李文军

『伍』 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论文

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论文

摘要: 经济法和民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分支。本文从经济法和民法的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入手，谈谈它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发挥的作用。对经济法和民法的研究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

关键词: 经济法;民法;区别;互补

一、经济法和民法的主要区别

(一)经济法与民法在价值取向方面不同

民法的本质是公平和自由，它追求的是平等的原则，民法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遵循意思自治，民法是典型的私法，它的出发点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民法对私权有着充分的保护。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民事主体所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被民法所确认，通过保护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确认了对主体的充分尊重。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对个人经济利益有着极大的追求和兴趣，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民法中所提倡的意思自治原则。经济法是在市场本身调节不灵的情况下，国家采取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是确保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手段。

(二)经济法与民法在调整方法方面不同

民法是典型的私法，它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以最大限度的追求个人的自由、平等为核心追求，当事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按自己的意志设定其权利和义务。经济法具有公法性，它对于违反经济法内容的行为给予制裁，这种制裁包括经济责任和非经济责任;对于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经济法有事也会给予适当的奖励。

(三)经济法与民法在利益本位方面不同

现在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的责任主要是社会责任，经济法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同时兼顾个人利益，坚持总览全局的观念，通过对市场经济下的各类主题的行为，意志和利益的协调，来达到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目的。民法是个体权利本位法，它强调意思自治，主张自由、平等的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民法的形成与发展在冲击封闭的封建经济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主张社会资源的自由分配，这种资源分配模式极大的激发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但是，民法也有不完善的部分。

二、经济法与民法在价值上具有互补性

经济法和民法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们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两个法律。如果市场经济中只有民法的话，那么会导致市场经济的失灵，而经济法可以弥补民法的不足，克服市场经济中宏观运行的盲目性和市场竞法对市场争无序性。在经济生活中经济法不能避免和民法联系在一起，也跟不能去排斥民法，经济法不但需要民法的功能帮助其调整，而且由于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的局限性其根本不能离开对民法的依赖，经济法的许多调整方法正是借助于民法来实现的，借助于民法这个间接手段来实现调整的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民法和经济法是相互补充的，它们的互补性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民法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相互交叉的。民法和经济法的调整关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分界点和连结点。

(二)民法和经济法是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互补。，民法非常注重个人的权利，它是以个人的权利为本位的，这体现了民法对个人利益的关注，而经济法则注重社会的利益，它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这种关注体现了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最终关怀。

(三)民法和经济法功能的互补主要表现为实质公平与形式公平的互补。民法主要追求形式意义上的公平，而不重视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形式意义上的公平使个人有平等的机会平均等地占有使用处分生产资料，并根据这种权利来进行交易活动。我国创设经济法有着明确的目标，具体而言就是维护实质公平，补充因民法追求形式公平忽视实质公平而产生的不公平后果。

(四)经济法与民法在功能上是互补的如今社会，各种经济组织日益的壮大，尤其是企业间的合并，这种合并促使了垄断组织和跨国公司日益壮大，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普通民众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冲击。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个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但是对垄断和兼并产生的'消极影响无能为力。同时，在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的促使下个体只注重追求自己最大化的利益，而那些利益小的和没有利益的产业就会没那么多的人去投资，而这些利益小的产业和无利益的产业又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秩序便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种状况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会导致市场秩序的失控和失灵，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经济法的介入来调整民法的不足。经济法的调整与国家的调整具有同一性，经济法的有效调整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只有在经济法的调控下才能较好的实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目标和追求。经济法关注社会整体利益的实质在于维护社会的实质正义、实质公平，而民法所主张人人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宣言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公平正义。

三、总结

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我们要把经济法和民法中的利于经济发展因素发挥出来，不仅注重经济领域的实质公平，而且要重视经济领域中的形式公平，把两者有效统一起来，多方面、深层次的助我国的经济走出泥潭。

参考文献:

［1］王利民．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

［2］沈敏荣．WTO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J］．《现代法学》，2000．

［3］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41．

［4］杨紫烜．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3．

『陆』 经济法的基本功能和任务

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不但应当有其独特的调整对象，而且也应当有自己独立的作用范围。经济法的作用首先在于弥补民法公平观念之不足。公平原则是民法的最高准则，它既体现了民法的任务、性质和特征，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执法的准绳和行为人守法的基本指南。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公平原则是民法的活的灵魂。不仅如此，公平原则又与一切具体的民法原则不同，它具有对一切市民社会普遍适用的效力，且贯穿于整个民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过程的始终。在公平原则与其他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上，公平原则既是其他原则的高位原则，对其他民法基本原则起到指导作用，同时公平原则又可具体化为平等原则、自由原则、自愿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并以这些原则作为其实现方式。但民法公平强调的是个体公平、条件公平和形式公平。这种公平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市民社会观念的确立、社会的进步、人性的解放、人格的尊重等许多方面都发挥了其他任何法律部门都难以比拟的重大作用。不仅如此，作为私法代表的民法是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己任的法律规范，它所作用的社会生活的范围决定了它只能是私人利益的维护法，它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都是“经济人”，承认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即是说民法只是从市场规则角度对市场行为进行规范，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只要市场主体沿着民法预先制定的行为规则去追求自身利益最爱猫扑.爱生活对于追求的结果就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至于由此所产生的诸如人类生存危机、社会不公等问题，民法通常无能为力。民法所追求的平等也是社会条件的平等，对此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者说平等，一向是指社会的平等，指社会地位的平等，决不是指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平等。”由此可见，民法所倡导的公平、平等的价值理念仅局限于经济个体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它仅仅是形式上的公平和机会上的平等，而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去追求实质的公平和平等。民法只能是个人利益的本位法和个人权利的维护法，如果硬要牵强附会地将民法建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去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那只能是削足适履，是民法的异化。传统的民法既然难以担当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那么这一任务就只能由作为社会法的经济法来承担。与民法相比，经济法强调的是社会公平、结果公平和实质公平，谋求的是社会的稳定发展，追求的是社会的整体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能让全体社会成员受益的整体利益，它既超越于个人利益之上，但又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与个体利益之间是一种既统一又有矛盾的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彼此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因而从整体上协调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推动社会发展已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因此经济法的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广阔的作用空间。
其次是弥补商法效益观念之不足。按照一般理解，商法所调整的主要是商人及其行为。而商人作为市场主体，又以追求利润作为自己一切行为的主要目的和存在的唯一依据，是不折不扣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穆勒的观点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⑤并且还应当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谓理性的人或人的理性是指经济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分析比较和优化选择。马克思指出：“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政治动物。”但同样应当强调的是，在作为政治动物的同时市场主体又是作为经济动物即经济人而存在的。政治人和经济人虽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却有相同的价值行为准则，即无论是作为经济人还是作为政治人，都无时不在既定约束条件下以最小代价去获取最大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人无非是活动在政治领域内的经济人。作为经济人，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商法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将经济人的这种逐利行为合法化、规范化，并为商人的营利行为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但商法中的效益侧重于对个体效益的张扬和保护，注重的是个人意识的尊重。其主要原因在于，商法中的效益原则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商法上的效益原则、自由原则或意思自治原则不过是经济自由原则的法律体现。而经济自由主义又是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石。古典重农学派认为，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都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基本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在于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只能在自由经济体制下才能得以实现。作为古典经济学思想集大成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发挥和完善，将个人主义作为“天赋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认为个人是其本人利益的最好明断者，明智的做法就是让每一个个人在经济活动领域中自主地抉择自己的道路。在这种一切听其自然的社会中，其规律性力量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调控的。自由放任意味着经济领域是一种只服从于自身规律运动和变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独立于作为政治领域的国家之外，且政治国家不应干涉经济领域的活动。社会利益是在个人追逐私利的状态下实现的，个人的逐利过程同时也可以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但这种效益至上和意思自治通常仅局限于个人，当个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意思自治与社会的意思自治发生冲突时，商法首先选择的是尊重个人的利益和意思自治。换言之，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商法侧重于尊重个人的意思自治和保护个人利益，而不能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高度对个人利益进行限制，对个人意思自治予以充分集中。因此，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实现社会效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追求的目的只能由作为社会法的经济法来承担。
最后是弥补行政法国家利益至上观念之不足。行政法是关于行政主体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调整对象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和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之间的关系即行政关系。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它以国家权力的有效划分、国家机关的严格分工作为条件。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大体上包括几方面的内容：关于行政组织的法律规范；关于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关于行政法制监督的法律规范。行政法的主要特点是：内容极其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公安、民政、科技、卫生、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因其内容与社会生活关系十分密切，而社会生活经常发生变化，因此行政法规范常有变动；没有一部统一、完整、系统的行政法典，而由分散的一系列法律文件组成；法律文件数量特别多，在各个法律部门中居于首位；立法是多元的，不同国家机关的行政立法，其性质和效力均有所不同。行政法之所以无力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主要原因在于行政法主要体现的是国家意志，而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意志又主要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国家有时虽然能兼顾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但从根本上说主要维护的还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能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维护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即是说，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行政法既难以同时兼顾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能把社会利益作为主要或唯一的价值追求。行政法主要调整和保护的是国家的政治生活，现代行政法的立足点应是限制国家的行政权力，即如何将国家的管理行为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制定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因此国家的一切只能包括其经济行政职能也应以实现这一目标为其存在目的。也就是说，行政法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将行政机关的行为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政法律规范也主要表现为限权性规范。因此，从其作用领域和存在目的来看，行政法并不负有克服市场调节机制缺陷及维护市场条件的职能，也无力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与行政法不同，经济法调整和保护的是市民社会生活即社会的经济生活，是市民社会的保护法；其立足点在于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干预社会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

『柒』 如何理解作为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公平互利原则

国际经济法有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其中经济主权原则是基础原则，公平互利原则与经济主权原则是密切相关的，经济主权原则是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就无公平互利可言，公平互利原则贯穿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法律规范的始终,体现着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只有实行真正的公平互利原则，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独立和主权完整。
从法理上说，法律原则是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原则源于规则又高于规则,体现着规则的精神实质。法律原则虽然没有规定确定的事实状态，也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后果，但在创制法律、理解法律或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却是不可或缺的。
作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平互利原则不仅可以指引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如何正确地适用规则，而且在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则时，可以代替规则，作为国际经济交往的准则，并且可以有把握地应付没有现成规则可适用的新情况，具有灵活性。
公平互利原则贯穿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始终,体现着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是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基本判断标准。因为不可能有一种强制力作为后盾，只能用一种公平互利的原则来衡量国际经济关系的公正性，与国内法相比较,它的作用较为完整地体现在对守法的指导上。
在现实中，许多经济大国为了一己之利，要么在创制国际经济法律文件的过程中，作损人利已的规定，要么对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的有些条款作合乎已身的解释。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时在创制中吃亏，有时在事后的补救中吃亏。因而，在现阶段，坚持公平互利的原则，使大国在“理”上有屈，促使其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法律文件的制定和修改中，也要充分利用这一原则，维护自己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
一、从公平互利原则与国际经济法的其他基本原则的关系来说
国际经济法有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其中经济主权原则是基础原则，还有全球合作原则，有约必守原则。公平互利原则与经济主权原则是密切相关的，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决不能割裂对待。经济主权原则是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就无公平互利可言；另一方面，也只有实行真正的公平互利原则，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独立和主权完整。现实中，许多借主权平等，而实行表面上的平等地，使许多经济弱国都难以实现真正的经济主权，因而现实中正确坚持公平互利原则十分必要。
从公平互利原则在国际经济法中存在的意义和作用上说，首先，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双赢是最为理想的，最大利益是每个国家都追求的，不吃亏是各个国家的底线。互利的存在，恰好是为了创造一个双赢的环境；而公平的存在，则是对于不吃亏这一底线的保障。所以，公平互利原则在现实中，对于在双边中的国际经济具有的吸引力，对于双方的整体发展乃至各方的发展都是有得而无害的，对于国际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公平互利的原则对于原有的经济实力相当、国际地位基本平等的国家，具有落实和巩固原有的平等关系的作用；对于原来经济实力悬殊、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国家，具有纠正原有的不平等关系，确立实质平等互利的关系的作用。
最后，公平互利原则贯穿于国际经济法的各个领域，在国际贸易、投资、税收、金融等方面，公平互利原则不但可以促进它们规模的扩大，而且对于它们的良性发展亦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二、从公平互利原则实践效果上说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公平互利原则的最好实践，莫过于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斗争得来的普遍优惠制。虽然实行普遍优惠待遇制度尚未规定在国际条约中，被认为是根据发达国家“自行选择”而实行的一种临时措施。不过，由于该制度已有许多发达国家付诸实践并在一些重要的国际文件中得到反映，我们不妨认为该制度已成为国际惯例。
当然，目前普惠制仅仅是在税收上的待遇，随着关税的一再降低，普惠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将越来越小，发展中国家应争取更多的非关税方面的“普惠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第四部分已体现了这一点。目前最为迫切的，是将这些优惠措施稳定下来，并进一步的明确具体化，将这些优惠落在实处。
普遍优惠制的实行，把不过，从上面也可以看出，就是普遍从表面的平等，真正的落实到实质的公平层面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发展有了一定的作用。优惠制也有一些问题，因而，坚持公平互利的原则，在国际经济的实践中，应当进一步加强，从而，在更多的层面上实现公平互利。
三、从我国的国情上来说
在我国有关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公平互利原则基本都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中国现今
正处于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国际经济交往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
我国是国际社会最早提出并推行平等互利原则的国家之一。2004年4月刚修订的《对外贸易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促进和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缔结或者参加关税同盟协定、自由贸易区协定等区域经济贸易协定，参加区域经济组织。”2001年修订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国家把公平互利原则作为对外经济交往法律的基本原则，由此可见，在现阶段，坚持公平互利原则在国内立法中的指导地位。
四、从公平互利的宗旨来说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强调公平互利和平等，究其主要宗旨，在于树立和贯彻新的平等观。
对于经济实力相当的同类国家说来，公平互利落实于原有平等关系的维持；对于经济实力悬殊的不同类国家说来，公平互利落实于原有形式平等关系或虚假平等关系的纠正以及新的实质平等关系的创设。就应当让经济上贫弱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有权单方面享受特殊优惠待遇。
贯彻公平互利原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从世界战略全局和发达国家本身利益出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公平互利关系，有助于缓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困难，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总的来说，现在公平互利原则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国家从立法上确立了公平互利的原则，坚持公平互利原则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是十分有必要的。

『捌』 经济法追求的是效率还是公平

两者兼顾来。如果只要效率，就会自丧失公平，如果只要公平，那社会将无法发展。现实中前者使社会高速发展，到贫富差距拉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后者使百姓均贫富，但使人们失去努力的激励，因为可以不劳而获，社会无法进步。所以两者都要顾……

『玖』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调整对象为哪几种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社会本位原则、实质公平原则、经济效率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a.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b.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c.国家管理、规范经济秩序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d.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拾』 经济法如何保障交易公平——从功能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

摘要：合同法是规范交易的基本法，但不足以保障交易机会配置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
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通过抑强扶弱等手段保障交易公平，从而促进交易。从交易促进的视角 研究 市场规制法，可以较好地构建市场规制法的内部结构，从而使市场规制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法子系统。
关键词：交易公平合同法经济法市场规制法纵观经济法学史，对市场规制法的研究很少从交易的视角展开。由此而产生的弊端主要有二：第一，市场规制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阐释，其与合同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区分第二，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对市场规制法进行研究，因此归属于市场规制法的各项 法律 似乎独立存在，其内在的关联却没有得到认识。这就阻碍了对经济法的深入研究，使 目前 对经济法较多 问题 的认识只停留在表层上，同时在研究路径上使经济法学与民法学相割裂，更给人一种经济法杂乱无章的感觉。本文从功能的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如何在民法的基础上促进公平交易，并基于这一功能研究市场规制法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各法律之间的关联。
一、交易公平的障碍 分析
交易公平是指交易机会配置的公平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时时会发生，但交易公平并不会随之而来。有诸多因素会 影响 交易公平的实现，如交易双方地位、信息拥有量、讨价还价能力、财产拥有量等的差异都会破坏交易公平的实现，成为公平交易实现的障碍。就其关联而言，地位障碍是从交易主体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信息障碍是从交易标的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资源障碍则是从交易标的和交易纠纷处理能力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
（一）地位障碍
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会直接导致交易的不公平。因为这种差异往往使处于弱势地位者在交易决策时不敢讨价还价，从而使其自身利益不能在交易中得到体现。如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公权机关与私人主体之间，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②均因地位差异而使弱势方（奴隶、私人主体、劳动者）的利益受损。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既可能是事实上形成的，也可能是法律造成的，因此需要研究法律如何减少这种差异，对要消除的差异如何运用法律的力量进行消除。
（二）信息障碍
对交易双方而言，交易是一种决策，而决策需要充分、有效信息的支持，如果信息有错误或不足，决策往往也会错误或不当，从而导致交易的不公平。换言之，信息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的讨价还价能力，而能力弱者的利益在交易中往往会受到损害。实践中，影响交易公平的信息障碍主要有二：第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即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处于信息优势，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可以利用其优势信息侵害信息劣势者的利益，而信息劣势一方则因为信息拥有量不足而无奈受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分工的普遍化，信息不对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法律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就显得相当必要和迫切。第二，交易一方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都有制造虚假信息的动机，如果没有良好法律的抑制，则交易双方制造虚假信息的行为也会普遍化，以通过这种虚假信息骗取交易对方的利益。
（三）资源障碍
从广义上说，上述地位障碍和信息障碍都属于资源障碍，但此处所说的资源仅指交易双方拥有的财产。财产拥有量的差异导致不公平交易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财产拥有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交易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因而进一步影响到其交易决策。进言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产拥有量小的主体所做出的交易决策要劣于财产拥有量大的主体做出的决策。第二，在信息充分的情形下，不公平交易往往在交易者之间产生纠纷，而纠纷的解决也需要耗费资源，所以财产拥有量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解决交易纠纷意愿的强弱和能力的大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之下，当交易双方财产拥有量差异很大时，财产拥有量小的交易者在解决交易纠纷时会处于相对更为不利的地位，而这会导致后续的、更多的不公平交易。
由于众多障碍因素的存在，公平交易并不是某一个部门法所能实现的，而需要借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作用来实现交易公平。具体言之，公平交易的实现既需要作为交易基本法的合同法，又需要作为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既需要直接规范交易行为的法律，又需要优化交易环境的法律。
二、合同法规范公平交易的不足
合同法是有关交易的基本法，但作为一种私法，其对公平交易的贡献主要在于确认形式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 自然 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这里的“平等主体”和“法律地位平等”是一种典型的对形式公平的确认。形式公平是“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念在合同法中的具体化。它排斥了人在法律地位上的绝对差异。然而，在一个等级森严的身分社会
，法律地位差异的现象相当普遍，其直接后果是社会交易范围的缩小以及交易公平的丧失。法律确认形式公平，就意味着取消身分限制，使身分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同时，这种形式公平也使任何人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强制。这就是合同法对交易公平的贡献。但这种形式公平并没有彻底解决人类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对事实上存在的不公平问题通过法律宣称公平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形式公平只是公平交易的前提，没有形式公平，根本不可能有交易公平可言，但只有形式公平也并不表明一定会有交易公平。虽然法律可以宣称交易双方地位平等，但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往往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是合同法很难甚至不能改变的。虽然《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但事实上，只依据法律地位的平等是很难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因为交易各方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往往使其权利和义务的确定出现不公平。正由于合同立法只重视形式公平而不考虑实质不公平的现实，故其实现公平交易的能力十分有限。对此，我们还可以从交易资格与交易能力的角度进行分析。交易资格是一个法律问题，合同法上的形式公平只是使尽可能多的主体都拥有交易资格，亦即只解决交易资格问题；而交易能力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不同的交易能力导致在交易中做出不同的交易决策，从而使交易主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程度也会不同。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差异越大，交易不公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般而言，交易能力的改变主要通过对强者的抑制或对弱者的扶助等方式实现，但这是作为私法的合同法力所不及的，不能要求《合同法》必须在确认形式公平的基础上创造各种实质公平，实质公平环境的创建应该是经济法的功能。但《合同法》可以对因实质不平等而导致交易不公平的这种结果设定相应的矫正制度，如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无效。第54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或合同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这种制度确实有助于促进实现交易的公平，但这种公平的实现是事后的，是一种对已然的不公平交易的事后解决。如果进行经济分析就会发现，相对于经济法构建交易前公平交易环境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的成本是很高的，并且其对不公平交易的减少或消除是间接的，其功能也不在于对不公平交易的预防。因此，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不应该成为应对实质不公平的惟一制度。对由实质不公平导致不公平交易的问题，更应该考虑一种事前的预防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不公平交易的数量会大大减少。
《合同法》作为 现代 法对实质公平所给予的应有关注，还突出地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上，即将以往仅以判例、学说、习惯为依据的附随义务，在《合同法》中予以明确肯定，使之转化为法定义务。如“总则”中第42条关于缔约责任的规定，第43条关于先合同义务中保密义务的规定，第60条关于合同履行中的通知、协作、保密等义务的规定，第92条关于后合同义务的规定：“分则”中也有许多条款，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分别对若干种合同的重要附随义务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对于附随义务的形态变迁具有划 时代 的意义，有助于交易中实质公平的实现。但是，合同法的私法本质决定了其对实质公平的追求仍存在局限。这主要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并未改变其在合同当事人义务体系中的附随地位，并且其 内容 在《合同法》中仍不够明确和具体；法定化的附随义务仅有违约责任制度一般保障，《合同法》并未给予特别保障。因此，不能期望仅靠《合同法》将附随义务法定化就能达到理想的实质公平目标。③三、经济法对公平交易的贡献及市场规制法的内在结构
合同法直接规范交易，
经济法则并不直接规范交易，而旨在促进交易，其在交易公平促进问题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交易前公平的构造。作为公平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其体系中的市场规制法。它构造公平交易环境的主要路径有二：第一，禁止人为制造不公平交易环境的行为，如对制造虚假信息行为的禁止。这种禁止性的工作必须由经济法完成，作为私法的合同法由于缺乏公权的支持和法律责任形式的不足往往不能胜任。第二，抑强扶弱以在一定程度内实现实质公平，如对垄断力量的抑制和对信息劣势者直接提供交易信息等。需要指出的是，《合同法》中存在两处类似抑强扶弱的条款。《合同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该条款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事实上剥夺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缔约权，这主要是为了排除出现过多的不公平交易现象。在这种权利剥夺的背后更主要的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是对弱者的扶助。《合同法》第39-41条对有关格式合同做了详尽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些规定采取了与一般合同法完全不同的一边倒的做法，使格式合同提供方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同时也给予了格式合同接受方更多的利益。与市场规制法中的促进公平交易的制度一样，这种类似抑强扶弱的规定的功能之一也在于促进交易的公平，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法和经济法在功能上的衔接，但其中还是有区别的，《合同法》中的制度仅限于对交易一方的权利限制，没有涉及公权的成分。鉴于《合同法》不可能运用公权进行大范围的限权，所以大规模的抑强扶弱工作还是需要由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