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救济机制

A. 经济法案例分析.

从本案来看，王晶的做法违反了劳动合同的约定，首先劳动合同约定工期为5年，但王晶仅工作了一年就辞职了；其次，对于公司的损失，由王晶赔偿。根据《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四条的规定：
劳动者违反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劳动者应赔偿用人单位下列损失：
（一）用人单位招收录用其所支付的费用；
（二）用人单位为其支付的培训费用，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
（三）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四）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赔偿费用。
如果王晶现受聘的公司如果是明知其与原公司未解除劳动关系仍聘用的，也应承担责任。
根据《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六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除该劳动者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外，该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连带赔偿的份额应不低于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向原用人单位赔偿下列损失：
（一）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二）因获取商业秘密给原用人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
赔偿本条第（二）项规定的损失，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执行。

B. 论述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经济法存在吗？它能与民法、行政法相区分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无疑要先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界定。因为通常人们判断一个法域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关键是看它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事实上，我国许多经济法学者也都将此作为整个经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认知入口，可见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确实非常重要。本文从分析国外两大法系中所存在的经济法现象的经济社会根源和目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法所担负的特殊的历史使命入手，试图逐步揭示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找到一个较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从各国经济法学流派的主要观点中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 简述各国经济法学界的主要观点

通常我们都认为现代经济法产生于德国。在经济法学创立之初，德国的经济法学家就对经济法有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经济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只不过是企图指出当时各种经济关系有趋向于法制化的观点而已；另一派则认为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中“企业法”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企业管理或完成经济企业者的事业而产生的关系：“社会法”说认为经济法是把“社会”作为调整对象的法，介于公私法之间：“组织经济法”说则认为经济法是同经济政策相适应的一个独特的法律部门。“统制经济法”说则认为经济法是统制经济固有之法。

日本也是一个经济法学较为繁荣的国家。其中较为著名的学者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是“为了弥补民法调整所不及的法律空白状况，即其中包含的与市民社会私人方面相对的公共社会方面”的内容而形成的法。 丹宗昭信则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是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介入市场的一系列法规。

英美法系的国家因其传统不强调公私法的划分，所以也不关注与此划分密切相关的经济法。虽然在英美法学界绝大多数人迄今为止不主张使用“经济法”这一独立的概念，但并不代表这些国家就没有经济法现象，如今被称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就首先诞生于美国。

（二） 分析各国经济法现象和经济法产生的社会背景

不管各国对经济法承认与否或所持的观点有多大差异，事实上在生产高度社会化，垄断出现以后，以上各国都存在需要由公权力介入自由市场进行调整的特殊的经济关系，这种实际上的由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客观上有了调整的对象，那么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就要从法律部门形成的条件上看，我们知道，任何法律部门的形成，都需要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在客观方面，需要由社会环境造就出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领域，而当时的德国，由于一战的战时经济政策，经济领域出现了新的立法活动和法律现象。在战后，又开始出现有关战后经济复兴的法令，有了刺激新的法律部门产生的法律现象。在主观方面，学者们对一系列的经济法规进行汇总分类，使经济法有了学术的土壤。所以，在笔者看来，经济法在德国产生，并形成一个法律部门决非偶然，而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而从其产生的背景中我们又不难看出，经济法源于特别时期政府对于经济的无奈的干涉，其调整对象最初就是在非常时期需要国家介入干预调整的一种经济关系。

二、从经济法的经济根源中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凯恩斯主义的法律体现

在笔者看来，法律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的上层建筑，都有其相应的经济制度为基础。如果说民法的繁荣是基于经济自由主义，那么经济法所体现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无疑来自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古典经济学代表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但“在这样做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的效果大。”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他主张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是“无为”，崇尚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但在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冲击后，凯恩斯行动主义逐渐兴起，凯恩斯认为，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建立在完全市场机制的前提下的，但这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并非所有的经济当事人都有对称的市场信息和完全的理性且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出现会使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所谓市场失灵，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指由于许多因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呈现出低效率运行的一种非理想状态，用博弈论的观点解释市场失灵的原因就是“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冲突。 而凡是市场可能失灵的地方，都是政府监管干预的地方，都可以揽入经济法管辖的范围内。

（二） 对市场经济在不同状况下的调整-分析经济法与民法异同

笔者认为，民商法与经济法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市场运作良好时以个体为本位的私法，而后者则是市场失灵时以社会为本位进行补救的公法。但最终殊途同归，两者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共同维护市场的稳定，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民商法的性质和特点适合当时社会经济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机制的需要，它通过个体自由和权益的维护，不仅促进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于它维持了市场的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使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因而使社会经济在宏观和总体上得到调节。所以有人说，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

但19世纪末以后，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出现使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机制失灵，其所引发的生产过剩、社会投资结构失调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民商法所无能为力的。 此时，经济法作为市场失灵时的一种救济措施和国家的调节机制就应运而生了。从这一角度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在市场失灵时需要靠国家公权力介入干预才能恢复正常自由市场秩序的经济关系。如果说民商法是保障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的第一道防线，那么经济法就是进一步在需要的时候对市场秩序进行保护的第二道防线。

三、 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现状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 从我国行政法的现状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目前，我国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仅指公共行政或国家管理，并没有表示私营管理的意思，是相对于立法、司法的一个概念。行政法所调整的也主要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行政关系。 应该说，行政法对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国家来说，其产生和发展都是十分艰难的，所以其当务之急也是限制行政权的滥用，规范行政行为。在今后很长的日子里，恐怕还无暇顾及研究行政法在经济领域的适用问题。毕竟，目前我国政府的主要职能依然是发挥其政治职能而非经济干预职能。所以虽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国家干预的特殊的经济关系，但它与目前我国的刚刚起步的行政法依然是泾渭分明，各有一片天地的。

当然，随着国家职能的演进即经济调节职能的逐渐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笔者相信，总有一天，政府职能的重心将从政治职能逐步转移到经济调节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更趋社会化的职能上来。但目前来看，还过于理想化。

（二） 从我国目前社会的焦点问题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改革开放硕果累累，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及在市场经济繁荣的今天，其所隐藏的社会问题却严重困扰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大量的下岗工人如何安置；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恶化的矛盾；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些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的解决，靠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竞争是不行的，还要靠经济法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府直接干预社会分配，发展“预算、税收、社会保障”。 保护市场自由竞争中淘汰下来的弱者的利益，使经济法和民商法成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衡平点。从这一点看来，经济法还是大有作为的。

四、结语

行文至此，应该可以下个结论，说经济法的确存在，其调整对象就是一切需要由国家介入干预的特殊的经济关系，且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经济法存在的意义重大。为了明天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为了更为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了人们在经济上的公共利益，我们还是要好好发挥今天经济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心明主编《当代经济法学》（第二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 第10页。

[2] [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24-29页。

[3] 杨心明主编《当代经济法学》（第二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 第12-13页。

[4] 周林彬《经济法的经济根源》 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

[5] 漆多俊《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65页。

[6] 杨解君、肖泽晟《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2页。

[7] 李昌麒《论市场经济、政府干预和经济法之间的内在联系》，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66-69页。

C. 经济法基本原理有哪些

1. 人们面临权衡取舍。（表明经济学是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的选择问题。）
2. 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机会成本）
3. 理性人考虑边际量。（边际分析法）
4. 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激励因素）
5. 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市场经济）
6. 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市场机制调节）
7. 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政府干预）
8. 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国家整体经济）
9. 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货币政策）
10. 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交替关系。（通货膨胀）

D. 经济法在社会经济中的特有作用

经济法的来特有功能，主源要包括社会经济协调、利益资源分配、维护市场秩序以及宏观管理规范的集成功能。与经济学追求效率优先、社会学追求行为公平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法的适用特点不同，具有比较优势。改善民生与社会和谐发展。
（一）、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功能
经济法的经济社会属性与公私融合属性决定了经济法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平衡协调功能。经济法调整经济生活既以平衡协调为目标，也以平衡协调为手段，促使社会与私人、私人与私人之间达成某种共识和妥协，以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经济法的稳定风险功能
当经济社会转型期同时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内部市场结构调整问题时，稳定经济风险尤为重要。只有在经济法框架下，充分发挥其稳定经济风险的特有功能，才能营造法治规范的市场环境，解决内部供需关系平衡问题、消费群体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发达国家转嫁经济风险问题和有效抵制贸易保护等问题，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和较快增长，为改善民生和积累社会财富保驾护航。
（三）、经济法的提升效率功能
经济效率的提升取决于市场主体经营自主的私权利和国家介入干预的公权力之间在制度上的高效合理与运行上的规范系统。

E. 我国经济法实施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经济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经济法体系不完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经济法律体系,但尚不完备不完备的表现有三:一是立法体系某些重要的环节有漏项现象;二是现行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需要,亟需修订,充实,更新有关的法律,法规;三是现行经济法律,法规之间不协调,不衔接,尚有诸多矛盾与冲突.如经济管理权交叉;执法部门重叠;同一法律法规规定二个管理机关,或同一行为属不同性质分剐属于不同法律调整.多个管理机关管理等.
2.执法主体混乱,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按经济法的规定,执法主体一般为:综合经济管理机关,部门经济管理机关,行业经济管理机关,经济监督管理机关.而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其执法主体大到国家机关,部门,小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一些非经济管理机关也参与经济执法,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十分严重.在经济管理机关中职能分工不明确,有些事情大家争着管，甚至超越管辖范围;有些事情则互相推诿无人管.一些经济管理机关为了维护地方或部门的利益唯关系执法,甚至假公济私.执法便成了"创收"的手段,私分罚款之事多有发生,一些经济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文化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严重欠缺,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薄,执法不懂法.
3.政企不分.经济管理体制的转变,使各部门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各部门都拥有下属企业,拥有行业规制权的部门可以为下属企业带来各种直接的好处.如政府完全拥有产权的自然垄断性质的公共事业(供水,供电)或产业(邮政,铁路),可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叉如政府独资或大部分控股的各种竞争性产业(石油化工,铁路汽车等)的投资,生产,销售仍由政府部门控制.这种政企不分的局面,时于政府管理的效率产生着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市场的公平竞争,新的市场进入者就会受到歧视.
4.违反法定程序乱执法.经济执法必须严格依法行政,按法定程序办事.如告知程序,处罚前置程序,立案调查程序,听证程序,审批程序,送达程序,执行程序等.但有的执法人员随意取舍,不按规定程序,甚至违反法定程序办事(如先罚款后取证).在经济执法中不注重证据收集和审查,以偏概全,或所取的证据不能证明经济执法的实质情况,或证据不符合法定条件,或只重视部门或官员提供的证据,轻视企业或公民个人提供的证据.有时在适用法律法规上出现错误,如定性错误,违反后法优于前法的规定,违反地方性法规效力低于法律法规的规定,或依据所谓行政规范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执法等,严重地违反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5.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司法救济困难.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和执法人员为了维护本地方或部门的利益,在经济执法中实行地方保护主义,进行强制交易和地区封锁,甚至名为打假,实为假打,充当保护伞.一些部门官僚主义严重,办事效率低下,执法不公,行政复议作用有限.由于司法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地方政府,有些司法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的一个部门,因而他们只对本地区党政领导负责,行政干预司法的现象较普遍,集中表现为司法●左剑君行政化和地方化,严重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同时司法领域也存在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现象,致使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加大,合法的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
6监督机制不健全.从现实情况看,虽然监督的部门较多,既有内部监督,又有外部监督,但监督的效果并不理想.还缺少操作性强的监督法律法规,规范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行为.对经济法的实施还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

F. 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目录

导论
第一节 经济法基础理论与经济法学
一、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对象
二、经济法基础理论同经济法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二节 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的意义和方法
一、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的意义
二、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基本方法
第一章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
第一节 市场缺陷与“市场失灵”
一、市场的功能与缺陷
二、生产社会化与“市场失灵”
第二节 国家调节机制与国家经济职能
一、国家调节机制的救济
二、国家职能的演进
第三节 法律体系的因变与经济法的产生
一、“政府失灵”与法律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二、法律体系的演变及其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章 经济法的沿革和地位
第一节 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沿革
一、早期社会的国家经济管理与立法
二、经济法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法
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与途径
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立法概况
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法
第三节 经济法的地位
一、经济法形成独立部门法的条件与标志
二、经济法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第三章 经济法概念
第一节 经济法的本质和定义
一、经济法的本质和特征
二、经济法的定义
第二节 国内外经济法的概念诸说
一、经济法概念的形成与传播
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概念诸说
三、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法概念
四、中国的经济法概念诸说
五、经济法概念比较研究
第四章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第一节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
一、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与种类
二、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民间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法与民商法
三、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国家行政管理关系——经济法与行政法
第二节 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诸说的评述
一、中国80年代经济法调整对象诸说概览
二、关于“纵横说”、“密切联系说”和“管理一协作说”的评述
三、中国“大经济法”观点产生的根源
四、1992年以后中国出现的经济法新诸论
第五章 经济法的价值、理念与原则
第六章 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责任制度
第七章 国家经济调节法律关系
第八章 经济法的体系
第九章 经济法总则的原理和基本规定
第十章 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
第十一章 国家投资经营法原理与制度体系
第十二章 国家宏观调控原理与制度体系
第十三章 经济法的立法与实施
第十四章 经济法学科建设

G. 我国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原则是

经济法律责任是指在国家干预和调控社会经济过程中因主体违反经济法律、法内规而依法应强容制承担的否定性、单向性、因果性经济义务。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一般原则是：主体必须有经济违法行为存在；主体的违法行为必须给国家、社会或个人造成损害事实；
主体的经济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主体在主观上必须具有故意或者过失。

H. 经济法的法律体系有哪些

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回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答 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 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 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

I. 论经济法的实施

自己从中归纳总结一下吧。我国现行经济法没有独立的法律实施机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忽视了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法之本位，即蕴含于法的基本出发点、基本目的和基本功能之中的精神或理念。私法奉行个人本位，公法奉行国家本位，社会法所奉行的则是个人社会化、行政社会化和法律社会化过程中由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演化而来的社会本位。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集中体现在：1.崇尚社会公共利益。一个国家内的利益体系由既彼此冲突又相互依存的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构成，其中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寓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中，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应是大多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不同集团利益的协调化。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则既可能吻合也可能不一致。经济法把社会公共利益（该利益体系中的各种利益形式）都纳入经济法的利益结构，而社会公共利益则被置于其中的最高地位。例如，反垄断法就是通过限制占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的利益来实现以公平竞争秩序为内容的社会公共利益；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就是要实现以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为内容的社会公共利益。2.追求社会公平。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平，既包括基本利益层次上无差别意义的公平，又包括非基本利益层次上有判别意义的公平。这两个层次的公平都受到经济法的重视。例如，竞争法通过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保障实力不同的竞争都有公平的竞争权；产业政策法通过有选择性的限制、扶持、鼓励等措施，来保障强质产业和弱质产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有公平的发展机会；消费者权益保障法通过偏重保护消费者，来保障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公平交易。由于现行经济法的实施机制没有重视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所以也就与民法、行政法产生了混同，致使其没有独立的实施机制。其二，忽视了经济法保护的权利与民法、行政法保护的权利的区别。由于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所以经济法主要保护社会权利，而民法主要保护个体的权利，行政法则主要保护国家的权力。

（二）我国现行经济法法律实施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1.实行独立的经济诉讼的必要性。经济法作为实体法多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对作为其实施支撑的程序法则重视不够，所以本人认为作为经济法实施机制的完善和创新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完善它的救济机制---实现经济诉讼。"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经济法律、法规有权利义务而无诉权，判断倾向于行政而不是司法，导致了行政与司法的混同现象，使法律判断偏离了司法轨道。尽管经济生活中离不开行政管理，并可能引发行政纠纷，最后导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但行政诉讼争执的焦点不是经济利益关系，而是行政管理关系；同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极受限制的，无法涵盖经济纠纷的全部内容；另外，由于经济纠纷案件的被告人多非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显然处理经济纠纷案件是不能完全适用行政诉讼程序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也极少有反映经济法特殊性的程序法规范，造成一直以来经济纠纷案件在本质上是民事纠纷案件的错觉。另外，经济审判庭的职能事实上与民事审判庭的职能也别无二致。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诉权理论的不发达或者根本就没有被重视。经济诉讼，是一种复合型诉讼，独具特色。由于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经济冲突越来越趋于综合性，同一经济冲突往往兼具民事、行政及刑事诸方面的不同性质。要对这种冲突按照人们主观划定的框框逐一分解，然后依不同程序加以解决，不仅成本甚高，而且几乎没有可能和必要。如果在单一的经济诉讼程序中，同时从民事、刑事和行政三方面解决经济冲突中的有关问题，作出三种不同制裁和处理，可以保证纠纷解决的彻底性和有效性。

2.实行经济诉讼应注意的问题。在经济诉讼中，一要扩大原告的范围，不仅受害人有权起诉，而且其他一切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组织和个人也享有起诉权，经济诉讼带有公众之讼的特性。二是要把被告的范围也扩大，包括一切对社会经济整体、全面及长远利益构成威胁或造成损害的组织和个人。它不同于行政诉讼只将被告严格限定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三是案件性质多样化。既有自诉案件，即受害人向法院提起的经济案件，也有公诉案件，即监督检查部门依职权向法院提起的经济案件，还有共同诉讼案件，即公诉人和自诉人共同参加的诉讼，多个自诉人或多个公诉人共同提起的诉讼。四是调解原则的适度适用。这一原则一般仅适用于请求损害赔偿的自诉案件。由于公诉案件直接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不能适用调解原则。五是举证责任应主要由被告承担。原告只需列举发生经济冲突的现象，法院即可立案并责成被告举证。若被告举不出反证，则可判定被告行为违法，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因为作为一般公民个人自身能力有限，要求其举出被告违法的充分证据显然不切实际，否则就会使许多案件因缺乏证据不能成诉，从而导致经济基诉权的落空。六是对胜诉原告实行奖励，尤其是对其中胜诉的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原告给予重奖，以资鼓励其检举揭发控告经济违法行为，从而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原则落到实处。

J.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一、经济法与经济行政法之间的区别

（一） 两者规范的权力不同

经济法规范的是国家主权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而经济行政法规范的是经济行政权对行政相对方经济行为的干预。我国宪法对此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该条明确规定了国家依法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权，该法就是经济法，该权就是主权。宪法第3章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该条明确规定了政府（狭义的）掌握的权力是行政权。主权和经济行政权有本质区别。

第一，两者归属主体不同。国家主权属于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有的西方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在民。例如，《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958年10月4日公布，1976年6月18日最后修改）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和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国家主权。任何一部分人民或者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国家主权。”《日本国宪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序言部分这样写到：“日本国民通过正式选出的国会代表而行动，为了我们及我们的子孙，确保各国人民合作之成果及我国获得自由之惠泽，决心根绝因政府行为而再度酿成战祸，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确定本宪法。”有的西方国家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在民，但可以从表述中推理出这个结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序言规定：“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既然宪法由人民制定，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力必然来源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而经济行政权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体的经济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 例如，在我国现阶段，关税的征收权就属于海关，其他机关和组织都不能行使关税征收权，即使国务院也不能直接征收关税。

第二，两者受制的法律种类不同。国家主权受国际法和宪法规制。在国际范围内，国家主权受国际法规制。经济全球化导致一些有关经济、环保、人权、宇宙空间以及国际犯罪等共同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无力解决，于是，国家之间签订了许多国际合作的条约和协定，为了保证获得国际合作和有效地解决问题，国家就必须遵守这些条约和协定。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国家主权，从它的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正在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影响下被重新定义。……我们对国家主权的概念已经不在与过去一样了。”在国内，国家主权受宪法规制。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对客观上已经形成的民主事实的法律确认。”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相对应的也规定了国家和公民的义务。国家可以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使权力，但同时也必须按照宪法的规定履行义务。而经济行政权除了要受国际法和宪法规制之外，还要受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制。

第三，两者的可分性不同。国家主权是抽象的，具有不可分性。而经济行政权具有可分性。经济行政权只是国家行政权的一部分。不同的经济行政权由不同的行政主体行使。例如，征税权由征税机关行使，产品质量的监督权由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行使。而且，同样一种经济行政权还可以由不同的机关来行使。例如，中国征税机关有三个：海关负责征收关税，财政机关主要负责征收农业税和契税，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部分税由税务局负责征收。

第四，两者的地位不同。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内的最高权力，在我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受它监督，对它负责。而经济行政权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来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第五，两者适用的地域不同。国家主权适用于一切国家领土。而经济行政权按照行使的主体不同，适用的地域不同。中央行政机关的经济行政权适用于一切国家领土，而地方行政机关的经济行政权只能适用于国家领土的一部分。

综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国家主权的运用，而不是行政权的作用。所以，王文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的结论是将主权和行政权混同了。

（二）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不同

虽然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表述存在分歧，但在国家是主体一方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例如，徐杰教授倡导的国家管理和协调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管理和协调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杨紫烜教授主张的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李昌麒教授提出的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漆多俊教授倡导的国家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国家运用主权干预经济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和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有本质区别。

第一，两者主体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主体中的个体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主体中的行政相对方的范围一致，但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主体中的国家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主体中的行政主体有根本区别。经济行政主体包括财政机关、税务机关、海关、环保机关、质量检验检疫机关、工商机关等政府机关以及法律授权的其他执法机关。一般来说，经济行政主体只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且是狭义政府的一部分。狭义的政府仅指国家的行政机关，广义的政府除了包括行政机关外，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我国的国家机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权力机关、国家主席、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成的行政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组成。国家机构就是广义上的政府。国家是包括广义的政府的一个组织体。

国家与狭义的政府不同。（1）两者产生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恩格斯对国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及其他革命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物。而政府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工具，依附于国家，在正常状态下，它的产生方式同国家采取的政体有关。例如，在君主制国家，政府由君主指派产生；而在民主制国家，政府由民主选举产生。在非正常状态下，政府还有可能通过政变产生。在我国，政府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两者持续的时间不同。国家具有恒久性。一个国家在存续时间上并无限制，只要不被吞并消灭，它就会持续存在。而政府则不然。以民主制国家为例。政府皆有任期，由选举来决定政府的轮替。（3）两者所享受的权力不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人群集合体，它享受的权力是抽象的主权。在民主制国家，主权在于全体人民，无法转移。而政府享受的权力是行政权力，来自国家主权的赋予并且受到主权限制，且有一定的行使范围，可以随着政府的更迭而转移。（4）国家有领土疆域的固定性，而政府则无此局限性。国家的成立以一定的领土为要件，此领土可以分割或让与他国，甚至，同一领土可以分割成两个国家。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国家能够宣示主权的范围是其拥有的领土范围。而政府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移动。只要该国人民同意，它可以在国家内的城市之间移动，在战争期间，外国入侵或领土被占领时，政府还可以移至它国，组成流亡政府。

国家干预经济不同于政府干预经济。国家干预经济是主权的作用，设定的是个体的经济行为模式，为了保证个体依法经营，就要有具体的行政主体来执法，这时就是政府干预经济，是行政权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该条体现的主体是国家和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国家禁止其实施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行为。当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实施了国家禁止的行为时，该法第23条规定：“ 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该条体现的主体是国家授权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设的公平交易局和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公平交易局作为行政主体有权在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实施违法行为时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第二， 两者产生时间不同。在法治国家，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先产生，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后产生。以中国遗产税的征收为例。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也日益发展，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再加上歌星、舞星、律师、职业经理人等高收入职业，出现了高收入群体，为了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和增加财政收入，有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提出征收遗产税。在遗产税法没有颁布施行之前，税务机关不可能征收遗产税。只有当遗产税颁布施行，产生了国家和遗产税纳税义务人之间的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时，才可能产生税务机关依照遗产税法和具体的遗产税纳税人之间形成税收征收关系。

第三， 两者消灭的逻辑顺序不同。在法治国家，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在时间上应当是同时消灭，但在逻辑顺序上，应当是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先消灭，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后消灭。以农业税的征收为例。国家在没有宣布废止之前，负责征税的财政机关就不能不征税。只有当国家宣布废止时，负责征税的财政机关才能停止征税。

第四， 两者的抽象性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国家和不特定的个体之间形成的抽象性的关系。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有抽象性的关系和具体性的关系。当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为了有效地执行经济法而实施行政立法行为和制订其他行政规范（或称为其他规范性文件）时，形成的是经济行政主体和不特定的行政相对方之间的关系，具有抽象性。这只是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经济行政主体和特定的行政相对方形成的关系，是具体的关系。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在于落实。不管是广义的法律，还是行政规范，最终都由经济行政主体落实到具体的行政相对方身上。

第五， 两者的稳定性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稳定的，只要国家通过了相关经济法，规范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没有被修改之前，关系不会发生改变。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具有变动性。（1）法律明确授权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而制订具体的实施条例，从而使不同地方的经济行政关系体现出差异性；（2）根据法律的授权，一个地方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势，执行不同的标准；（3）不同的执法人员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在执法过程中会体现出差异性；（4）有的行政主体和执法人员是依法执法，而有的行政主体和执法人员是违法执法，也会造成差异。

根据上述分析，王文的“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于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的结论本身成立，但以此认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是行政关系不能接受。

（三）两者的法律行为的性质不同

王文认为：“如果将经济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行政权直接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手段话，那么，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仅是行政权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它们都属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属性上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其中颁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调节产业结构、税收、利率、汇率、价格的决定等宏观调控措施（经济手段）在法律属性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则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只不过是行政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王文认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行政法律行为表现形式的结论可以接受，但王文将行政主体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方式等同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不能接受。经济法学界虽然在经济法范围的界定上存在分歧，但在有的方面已经取得一致意见，都认为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属于经济法范围。笔者下面就以市场管理法为例来具体分析国家主权干预经济的方式和国家行政权干预经济的方式的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到第15条规定欺骗性市场交易行为、商业贿赂行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等11种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目的是为了保证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运行，属于国家主权干预经济方式之一：禁止个体实施损害市场竞争机制正常运行的行为。为了保证国家的干预能够实现，该法第16条到19条赋予了执法机关工商管理局的监督检查权，第21条到第30条赋予了执法机关工商管理局的行政处罚权。 行政主体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这个任务主要由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来担当；也可以采取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措施，这个任务主要由没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来完成。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了贯彻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了《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等这样一些规范性文件，制定这些规范性文件的目的是为了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进行具体化，同时规定具体的处理程序和方法，指导各级工商机关有效地执法。各级工商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要对具体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时，所作出的行政决定书必须注明授权其进行执法的条文。例如，如果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查处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必须写明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1条对违法经营者进行处罚。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分析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与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两者之间的区别。

第一， 两者主体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主体是国家，经济行政法律行为的主体是经济行政主体。

第二， 两者法律后果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后果是设定了个体的经济行为义务，是抽象的，不针对具体的个体。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中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后果一般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设定的义务具体化。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后果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设定的义务落实到个体身上，针对具体的行政相对方。

第三， 两者表现形式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表现是设定市场主体不得实施的行为。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的表现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结果具体化的抽象行政行为和落实到具体行政相对方身上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四， 两者责任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如果有错误，给个体造成了损害，在我国目前现阶段不需要承担责任。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如果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了损害，实施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要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还可以向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实施违法行为的公务人员追偿。

（四）两者涉及的救济途径不同

王文认为“在经济管理活动过程中，凡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个结论本身就不能接受，王文以此推论经济法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的观点就更不能接受。

在我国现阶段，只有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所以，我国学者在考虑权利救济途径时往往遗漏了宪法救济途径。行使行政权引发的争议的救济途径并不是只有行政救济途径。因为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并不都是行政争议，而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宪事争议，一种是行政争议。行使行政权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引发宪事争议：一是当拥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制订的法规、规章，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损害了行政相对方的宪法基本权利时；二是当政府首脑、内阁部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越权或滥用权力而违反宪法时。当然，行使行政权在一般情况下引发的是行政争议，通过行政途径来救济。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建立宪法诉讼，但并不等于我国没有宪法救济的途径。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第99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当个体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而不能通过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获得救济时，可以向有关的国家机关提起撤销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决定和命令等。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具体的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在宪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初步建立了较具操作性的违宪审查机制。该法第88条规定了改变或者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权限：“（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91条规定了宪法监督的程序。

当个体认为国家干预经济行为不符合宪法，要想不受经济法约束，除非提出证据证明经济法的规定违反了宪法，侵害了其宪法基本权利，只能通过宪法救济途径来进行救济，而不可能通过行政诉讼来进行救济。例如，上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禁止公用企业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公用企业如果认为依据宪法它有权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它要想实施这样的行为，而不受处罚，就可以通过提起宪法诉讼，要求有权机关宣布该规定违宪，使其无效。在该规定没有被宣布违宪无效之前，执法机关有权依据该规定对一个涉嫌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公用企业进行行政处罚，该公用企业如果认为自己没有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公用企业是否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不可能就公用企业依据宪法是否有权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禁止实施的行为展开争论。在我国目前现阶段，在宪法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宪法和立法法建立的宪法监督制度寻求救济。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经济法的救济途径是宪法救济途径，而经济行政法的救济途径包括宪法救济途径和行政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