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释义胡康生pdf

⑴ 民法书籍推荐

一、民法史与概述

1、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2、[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

3、[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4、[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5、[德]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德]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7、[美]弗里德曼：《美国法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8、[美]弗里德曼：《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9、[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二、民法总则

（一）教科书

1、王利明：《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版

2、[德]哈里·韦斯特曼等：《德国民法基本概念（第16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德] 汉斯·布洛克斯：《德国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4、[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二）体系书

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6、[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7、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8、李永军：《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

（三）专著

9、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0、邵建东：《德国民法总则编典型判例 17 则评析》，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1、[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12、芮沐：《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四）注释书

13、石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三、人格权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

1、[日]五十岚清：《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3、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4、谢远扬：《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四、物权法

（一）教科书

1、王利明、尹飞、程啸：《中国物权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 年版

2、崔建远：《物权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3、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4、[日]我妻荣：《新订物权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5、[德]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第 18 版）》，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二）体系书

6、[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7、王利明：《物权法研究（第四版）》（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8、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中、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版

9、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上、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三）专著

10、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程啸：《不动产登记法研究（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即将出版）

13、尹飞：《物权法·用益物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14、崔建远：《土地上的权利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5、高圣平：《担保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6、程啸：《担保物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四）注释书

1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五）工具书

18、程啸编著：《物权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五、债法总则

（一）教科书

1、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

2、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3、[德]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 7 版）》，中国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二）体系书

4、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5、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5、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6、[日]我妻荣：《新订债权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六、合同法

（一）教科书

1、崔建远：《合同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2、王利明：《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谢怀栻等：《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二）体系书

5、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三版）》（第 1、2、3、4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依次出版

6、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卷）》（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7、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8、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9、邱聪智：《新订债法各论》（上、中、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三）释义书

10、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四）工具书

11、程啸编著：《合同法一本通（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七、侵权与损害赔偿法

（一）教科书

1、程啸：《侵权责任法教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2、[德]福克斯：《德国侵权法》，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3、[德]埃尔温·多伊奇等：《德国侵权法（第 5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二）体系书

4、程啸：《侵权责任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5、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

6、王泽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三）专著

7、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澳]彼得·凯恩：《阿蒂亚论事故、赔偿及法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9、[美]彼得·凯恩：《侵权法解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10、邱聪智：《从侵权行为规则原理之变动论危险责任之构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1、[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四）释义书

1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五）工具书

13、程啸编著：《侵权责任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八、民法方法论

（一）入门阶段

1、[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请求权基础》，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3、[日]北川善太郎：《日本民法体系》，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初级阶段

4、[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5、[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梁慧星：《民法学解释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三）高级阶段

7、王利明：《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8、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9、[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1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九、法经济学著作

1、[德]汉斯-贝恩德·舍费尔等：《民法的经济分析》（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第 6 版）》，格致出版社 2012 年版

3、[美]斯蒂文·沙维尔：《法律经济分析的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4、[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七版》，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5、[美]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6、[美]兰德斯、波斯纳：《侵权法的经济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十、民法思维与案例分析

1、王泽鉴：《民法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3、国家法官学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法律适用方法：侵权法案例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4、国家法官学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法律适用方法：合同法案例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⑵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涉他性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涉他性的法律研究
来源： 作者：陈晶莹 时间：2008-04-17 点击： 1667
摘要:本文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涉他性,合同利益第三人的确定,利益第三人的权利,合同涉他性对合同当事人的影响,从法律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海上货运合同; 第三方受益人; 合同涉他性

一、海上货运合同的涉他性
本文所指的海上货运合同涉他性系一定条件成就时合同对第三人的效力。前指“一定条件”包括(1) 合同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 (2) 债权人与第三人间有特殊关系、对第三人负有照顾保护等义务, 债务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第三人与其债务履行有关联且受债权人的照顾保护[1]。前者可追溯到英国1855 年《提单法》第一条的规定: “提单上载明的每一收货人,以及提单上每一被背书人,基于货物的交付或通过提单的背书而受让提单上所记载货物的所有权的,应当像提单所包含的合同当时是与他本人签订的一样获得并拥有全部诉权,同时也应对有关货物承担相应的义务。”该规定在海上货运立法实践中首次确定了收货人作为合同第三人享有的直接的合同权利,由于该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要求合同上的权利义务的转移应与所有权的转移同步,使收货人作为第三人的权利具有不确定性。之后的英国1992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和美国1936 年《波默林法》都不以所有权的取得为条件,而规定只要指示提单的合法持有人, 即有权根据运输合同诉承运人。事实上前述英美法指的提单持有人即合同第三方利益人。后者则指在德国具有习惯法效力[2]的“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制度中合同对第三人生效的条件。德国法上的“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是指特定合同一经成立,不但在当事人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而且债务人对于与债权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也负有照顾、保护等义务。债务人违反此项义务时应依合同法原则对上述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所受的损害负赔偿责任。此处的特定合同既包括买卖合同、租赁合同,也包括运输合同。

二、利益第三人的确定
1 第三方受益人
海上货运合同在托运人和收货人非同一人时属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合同第三方受益人为收货人。收货人在1978 年《汉堡规则》中定义为“有权提取货物的人”。中国《海商法》也援引了《汉堡规则》对收货人的定义。
“有权提取货物的人”在提单运输下一般解释为提单合法持有人。然而,提单具有流通性, 在流通过程中可能出现不止一个提单持有人,往往既有中间持有人,又有最终持有人。海运单运输下的合同是否存在第三方受益人? 不同的立法对此问题的规定显然是不尽一致的。1990 年的《国际海事委员会海运单统一规则》规定:“托运人不仅为其自身利益,同时作为收货人的代理人,为收货人的利益而订立运输合同,并向承运人保证,他具有此种权限”。根据代理原理,该规则的规定使收货人直接地成了合同当事人,故无第三方受益人可言。而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则都从不同角度认定第三方受益人的地位,如英国1992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规定:“本法所称海运单是指任何不是提单但是符合以下要求的单据: (1) 包括或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货物收据,并且(2) 明确根据上述合同承运人应将货物交付与谁。”这就说明英国法下的海运单表面上虽不可流通,却能有效代表运输合同,确定合同赋予第三人的权利。而享有合同权利的第三人仍应是收货人,只不过这里的收货人是合同指定的、或一定条件下托运人指示变更了的收货人,其提货不以持单为前提; 《美国1999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第二条(a) (5) (A) (i) 规定:“运输合同”是经海运或部分经海运部分以一种或多种其他运输方式运输的货物运输合同,包括提单(或类似单证) ,不论是否可转让,且不论其为印刷的还是电子的。该规定中的运输合同包括可转让和不可转让的提单或类似单证,故可以认为海运单应属该法中的运输合同之一。而合同所指的“货物运输”在该法第二条(a) (8) 中指包括承运人接受货物时起至承运人将货物交付给有权接收货物之人时为止的期间。说明承运人有义务将货物交付给有权接收货物的人,而有权接收货物的人则应包括海运单下的收货人,即海运单运输下的合同第三方受益人。而中国在这个方面的立法规定并不明朗。中国《海商法》没有明确海运单的性质,只是在该法第44 条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作为合同凭证的提单或者其他运动单证中的条款,违反本章规定的,无效。”即海运单属于证明海上货运合同的“其他运输单证”,应适用《海商法》的有关规定。更没有象《海商法》第78 条规定提单项下收货人与承运人的法律关系那样明确海运单下收货人的法律地位。当然,已有学者认为,海运单既已纳入中国《海商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一章的调整范围,海运单关系人有权依法起诉承运人[3]。但这毕竟是学说,在适法上仍有不确定性。笔者认为,中国《海商法》有必要在《合同法》第64 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规定的基础上,确认海运单运输下合同的涉他性,使海运单下的收货人直接取得请求债务人改造的权利。
2与债权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
当海上货运合同的托运人与收货人同为一人时,该合同便不具有第三人利益合同之性质。这种运输合同通常是在买卖合同采用FOB 价格条款条件下签订的。因此,FOB 下的卖方作为海上货运合同的发货人、第三人, 能否视为特定的第三人而得到合同的保护? 立法有无必要认定合同对这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 根据德国判例与学说创立的“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制度,合同只对符合下列条件的特定第三人提供保护: (1) 第三人与债权人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债权人对第三人承担保护、照顾附随义务; (2) 债务人在订约时预知上述利害关系; (3) 债务人的履行与否关系到第三人的切身利益。实践中,FOB 条件下的卖方(海上货物运输的发货人) 与合同的债权人(托运人及收货人) 间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债权人对其负有给付义务和其他附随义务;债务人(承运人) 在订立海上货运合同时一般对FOB 下的买卖双方关系是知情的; 承运人若无单放货,FOB 下的卖方将难以依约收款。因此,FOB 下的卖方应视为与债权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而得到合同的有效保护。鉴于FOB 下的卖方既不是运输合同的缔约人、又不是提单的关系人,立法应就合同对该特定第三人的保护效力予以承认,以使FOB 下的卖方对债务人享有诉权。而“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原理在此问题的应用是完全符合诚信原则、保证交易安全、保障债权实现(货款收取权的实现) 的立法精神的。

三、利益第三人的权利
1利益第三人的权利内容
关于第三人利益合同下第三方受益人的权利,各国立法大多认为,第三人取得的是向合同债务人直接请求给付的权利。第三人的权利与合同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基本一致, 但第三人毕竟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两者间仍有一定的区别,具体体现在: (1) 第三方受益人的权利内容完全取决于合同当事人的合意。第三人虽对是否接受合同赋予其的权利有决定权,但对自己所接受的权利的内容却无决定权。(2) 合同赋予第三方利益人的权利既可是积极的请求权,如交付货物请求权; 也可是消极的抗辩权,如喜玛拉亚条款中承运人的代理人、雇佣人可与承运人一样享有合同赋予的抗辩权。然而,第三方利益人却不能象合同债权人那样,享有撤销合同、解除合同的权利。(3) 当债务人不向第三人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时,第三人是否有权像合同债权人一样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质言之,债务人违约应否向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我国《合同法》第64 条的规定过于简略, 只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在实践中易产生歧义。有观点认为,在第三方受益人合同中,第三方只是作为接受债权的人而不是合同当事人,其接受债权基于第三人作为债权人的代理人接受或第三人作为受益人接受履行。债务人如果违约,也只能向原债权人而不是向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4]。据此理解, 《合同法》第64 条的规定并未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三人也不能真正享有合同赋予他的权利,即有权利、无救济。
而大多数《合同法》释义书籍[5] ,尤其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合同法》立法意见的全国人大法工委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均明确《合同法》第64 条是关于为第三人利
益合同的规定。认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下, 债务应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而不是向债权人履行;不但债权人享有请求债务人向第三履行的权利,第三人亦有直接取得请求债务人履行的权利。债务人不向第三人履行合同或瑕疵履行的,第三人与债权人一样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赔偿损失或者请求债务人承担瑕疵履行责任[6]。本着立法者的初衷, 尽量地对第64 条作扩大解释,使第三人的利益能够得到合同的有效保护。因此,该条款的文义表述与立法者的意图没有很好契合, 合同的利他性不确定,对此问题有必要在将来的民法典中加以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该第三人有权直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或履行不符合约定时,第三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或赔偿损失。

在“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下,与债权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的权利虽然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方受益人的权利一样, 在一定程度上都独立于合同债权人的利益, 构成合同债务人的一项专门的、独立的义务。
但这种权利还是有其特殊之处的:即第三人不具有直接请求合同债务人履行合同的权利,而只能对债务人不履行或不依约履行对其所造成的损害要求赔偿。在合同的履行不存在瑕疵的情况下,第三人实际上不享有任何权利。
2利益第三人的权利变更
当事人是否享有变更权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 (1) 第三人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的信
赖; (2) 第三人接受合同赋予他的权利的意思表示。英美法同时采用上述两条件为判断标准,而大陆法则主要采用第二个条件。但是, 在大陆法国家的司法实践中,第三人对合同是否产生信赖的因素已引起了法官们的高度重视, “一个德国法官往往会考虑第三人是否已因对赋予其利益的允诺的信赖而改变了其地位。如果第三人已经改变了其地位,应认为合同当事人已经失去了取消或变更第三人权利的权利。”[7]我国立法对此无明确规定, 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基本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69 条第2 款的规定相仿:“第三人对于前项契约,未表示享受其利益之意思前, 当事人得变更其契约或撤销之。”在海上货物运输实践中,若为提单运输,第三方受益人(收货人) 表示受领利益的形式常为出示提单接受货物,故收货人出示提单前当事人仍有变更权。然而,考虑“信赖”因素的话,当事人在债务人(承运人) 交付货物前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即收货人做好收受货物准备的时间里将被剥夺变更权;如果是海运单运输,收货人受领的形式能否再以收货人出示到货通知和其身份证明为准呢? 笔者认为,海运单运输合同当事人的变更权应有所限制,债权人(托运人) 在银行凭海运单议付后即丧失变更权。
否则,第三方受益人(原收货人) 要求债务人交付货物的请求权将可能因债权人指示债务人变更收货人而落空。第三方受益人通过银行议付货款说明其对合同赋予他的权利的充分信赖,当事人的变更权理应被剥夺。在“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下,由于合同债权人是合同的主要债权人,第三人只是附带的债权人,其享有的是债务人履行有瑕疵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非要求债务人履行合同项下给付的请求权。所以,当事人可以自由协议变更或撤销合同。

四、合同涉他性对合同当事人的影响
在“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下,第三人享有的是债务人履行有瑕疵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该请求权原本产生的基础应是债务人未依约改造而构成的对第三人债权的侵害责任,但有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制度,第三人便可以得到合同的有效保护,直接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无需以侵权为由起诉, 且当事人在合同项下的权利不受影响。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涉他性则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事人的权益。
1 债权人的权利
在海上货运实践中,CIF 条件下承运人出具清洁提单,收货人凭单提货时货物有短损,直接向托运人索赔、拒付短损货物货款, 而未向承运人主张瑕疵履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事情时有发生。上海保联泰电子电器有限公司诉日本川崎汽船株式会社海上货运合同纠纷一案[8]就是典型的范例。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收货人已凭正本提单提货,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已不是提单持有人,不能因收货人拒付货款而向承运人诉请赔偿。笔者认为, 在承认海上货运合同涉他性的前提下,由于第三人享有直接的请求权,一般债权人似无权为第三人所遭受的损失诉请损害赔偿。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债权人在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下也有权请求债务人向第三人为给付, 故就其向第三人之给付,不能谓无利益。故因债务不履行,债权人受损害,而就其损害之可得发生之情事,债务人已知或可得而知者, 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亦得请求损害赔偿[9]。否则,如果因债权人对标的物已无所有者权益, 而第三人非合同当事人而判令两者均无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将会使债权人得到不合理的利益。如在海上货物运输下,当提单失效时,债权人可能实际失去货物的所有权或表面上失去货物的所有权(根据约定卖方保留的货权的情况下) ,无法根据提单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运输合同并不会因提单的失效而终止,运输合同项下的权利仍应得到行使。由于债务人对第三人的不当履行,使债权人货款收受难以实现或不能实现,且这些损害事实应该是债务人“已知或可得而知” 的。因此,债权人可以以债务人债务不履行或履行不当为由请求损害赔偿,而这也正好与我国《合同法》第64 条的规定不谋而合。
2 债务人的权利
由于海上货运合同的涉他性,债务人基于对债权人的抗辩亦可用以对抗第三人。除此之外,债务人的权利行使将因第三人以货物交付请求权的同时使其承担到付运费和卸货港发生的费用。因此,当第三人不受领利益时,债务人处于怎样的权利状态? 实践中, 第三人不受领或受领迟延时第三人应承担不受领责任或受领迟延责任是毫无疑义的,我国《海商法》第86 条也同样规定收货人应承担因不受领或受领迟延而产生的费用与风险。而债权人是否应对不受领或受领迟延负责,笔者认为在海上货运合同履行中,当第三人依约受领给付时,合同即得清偿,债权人在其与第三人的买卖合同中的义务也随之完结;而当第三人不受领时,合同的第三人约款便失去了(原因关系[10] ) 的对价基础,但基本合同仍然有效,只是债务人应将不受领的情况通知债权人,并协商解决的办法,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债权人承担。且债务人在第三人不受领的情况下,往往会通过行使留置权来实现其在合同项下的权利(运费或卸港发生的费用的请求权) 。由于第三人不受领,货物的所有权就不发生转移,作为货物所有权和合同当事人的债权人就不可避免地承受起不受领的费用和风险。我国《海商法》第88 条的规定说明立法认可了第三人不受领时债务人就因此所受的损失和费用对债权人的赔偿请求权。当然,债权人尚可通过买卖合同向第三人追偿。
五、结 语
近年来,中国海商法学界对海上货运立法的研究逐步从提单的法律效力研究转移到提单与海上货运合同的交叉研究,较好地理顺了提单与海上货运合同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关系。研究其中不乏一些难以解释清楚或诠释上较为牵强的问题,如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的诉权依据;提单失效后托运人或提单持有人的权利等等。而这些问题无不涉及合同的涉他性。笔者因此引用合同法制度中的涉他合同理论和相关的海商立法对海上货运合同的涉他性进行阐释,并根据公平、合理、进步的立法思想、海上货运合同的特点以及货物流通交易的客观要求对问题的解决提供些许思路,以期待对我国在此一领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此文曾发表于《社会科学》2002 年第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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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肖厚国:《契约对第三人的保护效力之研究》,《河北法学》1995 年第6 期,第14 页。 [2]转引自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 册,第35 页。 [3]赵德铭:《国际海事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336 页。 [4]尹东年、郭瑜:《海上货物运输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年版,第264 页。 [5]指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112～114 页及江平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54 页等。 [6]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112～113 页。 [7]Markesinis , Lorenz , Dannnemann , The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VI) The Law of Contract and Restitution (3rded. ) ,P. 273. [8]见《上海海事法院案例例集》(内部资料) ,第27、28 页。 [9]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627 页。 [10]此处原因关系指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下,债权人自己不受给付,而约使第三人取得权利的债权人与第三人的对价关系。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632～6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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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

作者：胡康生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9-05

页数：19

内容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释义丛书》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编辑的一套系列丛书。该套丛书由一系列法律释义组成。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和部分参与立法的同志编著。该丛书坚持以准确地反映立法宗旨和法律条款内容为最基本要求，在每部法律释义中努力做到观点的权威性和内容解释的准确性。

本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释义丛书》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为了配合合同法的宣传和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特撰写了本书。本书力求详尽、通俗地逐条阐释合同法的内容，同时又努力做到观点的权威性和内容解释的准确性。是你学习合同法的优秀参考书。

⑷ 什么是合同关系得同一性

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效力同一性的立论依据《合同法》颁布后，合同法理论上一直坚持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制度。笔者提出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效力同一性理论，势必面临着对一些观念的挑战。(一)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构成要件基本相同现有通说理论认为，合同生效的条件与合同成立的条件是不同的，具备了成立要件，合同将宣告成立，但已经成立的合同必须符合一定的生效要件，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合同生效要件是判断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标准，具体包括有：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具备法律所要求的形式。(注：王利明、 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96页。)笔者不完全同意上述观点，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条件虽有不同，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现就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构成要件分述如下。1.合同成立的构成要件，我国合同法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外国合同法有规定合同成立构成要件的情形，比如《法国民法典》第1108条规定：“契约有效成立应具备四项根本条件：负担债务的当事人的同意;其订立契约的能力;构成权利义务客体的确定标的;债的合法原因。”从我国《合同法》第8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来看，这里的“依法”是对“成立”的限定词，表明合同成立应当有其法定的构成要件。从《合同法》的篇章结构上来看，合同成立是该法第2章“合同的订立”中所规定的内容。 合同订立的结果便是合同成立，即合同的订立是达成协议的过程，反映的是“线”;合同成立是达成协议的结果，反映的是“点”。(注：孔祥俊：《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因而，该章关于合同订立的规定，包括合同主体的资格、合同的形式、合同的内容、合同的订立过程等内容，也应当适用于合同成立。概括地说，合同成立的要件一般包括：(1)合同的主体须有双方或多方当事人;(2)合同的内容须具备合同的必要条款;(3)合同的订立程序须经过要约、 承诺两个阶段。2.合同生效的构成要件，我国合同法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逻辑关系上来看，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只有合同成立以后，才能进一步谈合同生效的问题。因而，合同成立的构成要件，当然也应当是合同生效的构成要件。除此之外，从《合同法》第44条至第46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合同生效的要件还应当包括是否履行批准、登记等手续，以及约定的生效条件是否成就、期限是否界至。由此可见，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条件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这还涉及到对下面两个问题的新认识。(二)合同生效和合同有效存在着区别现有通说理论并没有注意合同生效与有效的区别，并常将二者混同使用，甚至还有观点认为《合同法》第44条规定的“生效”不如称为“有效”更为确切。(注：孔祥俊：《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笔者认为， 合同“生效”是指合同产生法律约束力，侧重于合同效力的时间方面的问题;而合同“有效”则是指具有法律效力，侧重于合同效力的定性方面的问题，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三)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合同法》第44条至第46条规定的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区别，根据是否依当事人的意志决定，可以分为两类情形：一类是合同依法成立时即生效，以及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生效条件、附生效期限，在条件成就、期限届至时合同生效。在这类情形下，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都主要是涉及合同当事人的意志。另一类是合同成立后，还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这类情形下，合同的成立体现了当事人的意志，合同生效还体现了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有关国家管理机关的意志。但不能因体现国家管理机关的意志，就认为是一种法律上的评价。不管是当事人进行要约、承诺行为，还是国家管理机关进行批准、登记行为，它们都必须依法进行，也都无权对合同是否依法成立和生效进行法律上的评判，而只有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才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对合同是否依法成立和生效进行确认。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合同成立和生效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合同是否依法成立和生效，才是审判机关和仲裁机关对合同的法律评判。《合同法》第44条既然用了“生效”而没有用“有效”这个概念，正是因为批准、登记机关确实无权就合同是否有效进行确认。三、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效力同一性的表现合同的效力，又称合同的法律效力，它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乃至第三人产生的法律后果，或者说是法律拘束力。(注：陈晓君：《合同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依法成立和生效的合同，其效力同一性表现在多方面，以下主要谈两点。(一)依法成立和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1.关于合同成立的效力。《合同法》第8 条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该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其法律约束力表现在：一是“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二是“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效力的规定与我国其他有关立法和国外有关合同的立法是一致的。2.关于合同生效的效力。既然合同成立的效力表现为“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合同生效是针对已经成立的合同而言的，故其效力就更是如此。这是不言而喻的。由此看来，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效力，都表现为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二者的效力在实质上应当是一致的。有观点在解释《合同法》第8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的效力时， 就认为“合同依法成立生效以后，对当事人就具有了法律约束力。”(注：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很显然，这种表述就没有严格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效力。现有通说理论认为，合同成立不一定产生法律约束力，合同生效才使当事人之间成立的合同具有了法律约束力。 (注：龙翼飞：《新编合同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笔者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因为这和《合同法》第8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是格格不入的。(二)当事人违反依法成立和生效的合同，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第107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该条对违约责任的规定，没有明确指出是针对依法成立或者是生效的合同。对于违反依法生效的合同，当事人当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是勿庸置疑的;对于违反依法成立而未生效的合同，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理论上认识是不统一的。如上所述，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不管该合同是否生效。但这种法律约束力体现在法律责任形式上，是缔约过失责任还是违约责任，理论上是有不同认识的。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一种责任。按照前述关于合同依法成立后未生效前当事人有权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观点，以此进行推论，因当事人有权不履行合同，故而就不存在违约责任。那么，此时当事人的责任就应当是一种缔约过失责任了。另有观点认为，“合同的成立是区分合同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根本标志。合同的成立意味着合同关系的存在。在合同成立以前，因合同关系不存在，则一方的过失而造成另一方信赖利益的损失属于缔约过失责任而不属于合同责任范围，只有在合同成立以后，一方违反合同义务才构成对合同义务的违反并应负合同上的责任。”(注：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135页。)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这也是基于依法成立而未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观点而得出的结论。比如，在不动产所有人一物多买的情形下，多个买主中谁办理了转让登记，谁就取得了所有权，但出卖人要对其他买主承担违约责任，而不是缔约过失责任。(注：孙礼海：《合同法实用释解》，工商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四、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效力同一性与司法立法改革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常遵循一套较为固定的模式。首先是要确认合同的效力，即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然后才是对纠纷进行处理，如果是有效合同，就让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如果是无效合同，则让当事人承担无效合同的责任。由此看来，对合同效力的确认，是审判机关处理任何一个合同纠纷案件的必经程序。但这种固有的审判模式，会禁锢审判人员的思路，使其为一些案件的处理所困扰。研究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效力同一性，改革现有的合同纠纷审判模式，可以为走出困境找到出路。因为“依法成立的合同”，也同样“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而不一定要具备生效要件。因此，审判人员不一定都要从合同生效制度来考虑而确认合同是否有效，也可以从合同成立制度来考虑而确认合同是否依法成立，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对于依法成立而仅仅是缺乏登记等生效要件的合同，审判机关可以认定该合同依法成立，同时判令当事人履行登记即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等义务。这样，既促进了商品交易，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又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相关规定。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效力同一性对合同纠纷审判的影响， 早在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就有所体现。关于合同生效的效力同一性在立法改革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有观点认为应将“依法成立的合同”理解为：“既具备成立要件也具备生效要件的合同，而不应狭义理解为当事人所成立的合同。”(注：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页。)这实际上体现了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制度同一化的观念。这里所谓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制度的同一化，就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即生效，在立法上不再区分合同成立与生效，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制度同归为一。《合同法》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予以区别规定，虽然解决了过去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合同法既然规定了依法成立的合同就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么再规定合同成立后条件成就、期限界至时生效，以及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就似乎显得多此一举，导致立法上的重复与浪费，甚至前后矛盾。首先，对于附生效条件、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而言，合同依法成立后就具有了法律约束力，也就应当产生法律效力。至于条件是否成就、期限是否届至，这是有关合同的履行问题，而不是合同的效力问题，都不影响合同对当事人的法律约束力。其次，对于须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合同而言，合同依法成立后就具有了法律约束力，也就应当产生法律效力。至于是否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这是有关行政法、物权法等法律部门的调整范围，而并非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因为合同在本质上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法》第2条)，这也体现了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原则; 而《合同法》关于“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规定，却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这样，在同一部法律中既有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规定，又有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规定，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混杂在一起，导致法律部门分工的混乱。另外，对于依法成立而未生效的合同而言，适用《合同法》第8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而适用第44条的规定，则未产生法律效力，这从逻辑上讲是不严密的，甚至可以说是前后矛盾的。现行合同法关于合同生效制度的规定，完全可以由其他法律部门来予以调整和解决。《合同法》第123条的规定， 为从立法上进行改革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即“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比如，我国物权法出台后，不动产买卖合同的登记将作为物权变更生效的条件，而不应再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分工更加具体和科学，今后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将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制度也将逐步趋向同一。五、结语现行合同法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分别规定在该法第2 章“合同的订立”和第3章“合同的效力”之中， 寓意着合同成立属于合同的订立范畴，解决的是合同是否存在的问题;合同生效属于合同的效力范畴，解决的是已经存在的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但如前文所述，合同成立固然是一种事实判断，解决的是合同是否存在的问题;而合同生效与合同成立相比，其构成条件并无实质性差别，只是是否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以及约定的生效条件、期限是否成就、界至，这些条件也是一种事实上的判断而并非法律上的判断，只不过此种事实判断与彼种事实判断相比，其事实内容不同罢了。与合同成立、生效不同的是合同的有效，它才是对合同效力的一种法律上的判断。合同成立不仅仅只是解决合同是否存在的问题，因其具有法定的构成要件，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审判机关审理已成立而未生效的合同纠纷，仍可确认合同是否有效成立。合同生效也没有解决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审判机关审理已成立且生效的合同纠纷，仍需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效力具有同一性，合同成立制度已经能够涵盖合同生效制度的内容。在许多英美学者的着述中，合同成立指合同的“有效成立”，因而把影响合同效力的各种因素也包括在合同成立的范围内。(注：王军：《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法国民法典》第1108条规定的也是合同“有效成立”的条件。我国合同法也有必要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制度同一化。

⑸ 大家好，请教一个法律问题，我家盖房，农村宅基地，村民一起盖，一共8间，当时说好拿有最好位置的人补贴

最高法公布：宅基地使用权纠纷典型案例| 附裁判规则

2015-12-28法信

裁判规则

收揽法院最新裁判标准，汇聚类案法律适用规则。

本期导读：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能否将宅基地转让给城镇户口人员？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及国家政策，宅基地等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带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功能，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享有和流转，否则，转让合同一律无效。但在实践中，违法流转却大量存在。本文以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合同纠纷典型案例——邹克友诉张守忠合同纠纷案为契机，整理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相关观点和案例，供读者参阅。

最高法公布典型案例

1.楼基地转让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该转让协议无效，转让人应向受让人返还购买楼基地款——邹克友诉张守忠合同纠纷案

【本案要旨】楼基地所占土地性质系集体所有土地，且转让人取得该楼基地系基于原宅基地及房屋重新规划、拆迁后的补偿利益，其性质等同于宅基地。将该楼基地转让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违反了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院依法确认该转让协议无效，受让人不能取得涉案楼基地的使用权。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转让人应向受让人返还购买楼基地款。

转让人明知涉案楼基地依法不能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成员仍进行转让；作为日常生活大宗交易，受让人在未确认土地性质的情况下即购买涉案楼基地，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2月4日发布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1.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违反规定将宅基地转让给城镇户口人员的行为无效——吴桂连、杨尚霖诉谢运珍、吴国铭、吴国宁宅基地使用权案

【本案要旨】在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有着特定的身份条件限制，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和处分权，任何人都不能非法买卖或者非法转让宅基地。具有农村户口才能取得宅基地，城镇人口则不可以。我国《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违反规定将宅基地转让给城镇户口人员的行为无效。对于无效合同，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该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双方在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时均知该协议为无效协议，仍进行宅基地买卖，故双方当事人均有过错，应该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案号：（2011）防市民一终字第193号

审理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2.农村宅基地上共建房屋的，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能取得共建房屋分得份额的所有权——杨立志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归属纠纷上诉案

【本案要旨】农民与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宅基地上共建住宅时，往往约定房屋产权分配份额。但由于政策禁止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共建人中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方能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证和房屋产权证，另一方对房屋的权利则处于不确定状态。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并未禁止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取得宅基地上房屋，因此，此类共建合同应认定合法有效，其应能取得共建房屋分得份额的所有权。

案号：（2009）通中民一终字第0087号

审理法院：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 2010年第22期

1.宅基地转让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转让协议无效

我们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从全国范围看，目前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和抵押的条件尚不成熟。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抵押的问题，现行法律和国家有关政策也采取了原则禁止的态度，《担保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权不得抵押。国务院1999年和2004年两个文件也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宅基地和农村的住宅。《物权法（草案）》也曾多次重申这一规定。《土地管理法》虽未明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和抵押，但有关“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的规定，也反映出不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城镇居民转让的本意。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研究小组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出版）

2.宅基地使用权取得、行使和转让

土地管理法和担保法对宅基地使用权做了规定。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担保法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此外，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有关文件，多次强调农村居民建住宅要严格按照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依法取得宅基地。农村居民每户只能有一处不超过标准的宅基地，多出的宅基地，要依法收归集体所有。同时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胡康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出版）

3.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

在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形下，当事人仍应负如下几种民事责任：

（1）返还财产。返还财产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对已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请求权，而已接受该财产的当事人则有返还财产的义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就意味着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存在，那么就应该让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恢复到如同没有订立合同时的状态下的情形。而返还财产就是旨在使财产关系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况。所以不论接受财产的一方是否具有过错，都应当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不过返还财产主要适用于已经作出履行的情况，如果当事人根本就没有开始履行，或者说财产尚未交付，就不应适用返还财产这一原则。

（2）折价补偿。返还财产为恢复原状的原则，但是在有的情况下，财产是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在此种情况下，为了达到恢复原状的目的，就应当折价补偿对方当事人。不能返还可分为法律上的不能返还和事实上的不能返还。

法律上的不能返还，主要是受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制。即当一方将受领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而第三人取得该项财产时在主观上没有过错，不知道或者没有责任知道该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善意第三人就可以不返还该原物，并且该原物也是不可替代的，此时，该当事人就不能返还财产，他就必须依该物在当时的市价折价补偿给另一方当事人。

事实上的不能，主要是指标的物灭失造成不能返还原物，并且原物又是不可替代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该财产的当事人应当依据该原物当时的市价进行折价补偿。

（3）赔偿损失。《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一般都会产生损害赔偿的责任。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凡是因合同的无效或者被撤销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主观上有故意或者过失的当事人都应当赔偿对方的财产损失。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第3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胡康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出版）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修正)

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

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第六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资料来自于公众号【法信】

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所编、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胡康生主任主编的《释义》

1. 《释义》里面对来法律条文的源释义内容和语句属于非正式的解释，即学理解释。一般是指由学者或其他个人及组织对法律规定所作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学术性或常识性的，不被作为执行法律的依据。
2.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可以指导司法实践，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具有法律效力。

显然最高法司法解释的效力要高于《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