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婚姻法

A. 王阳明的生平

七、总督两广

嘉靖六年（1527年），思恩、田州的民族首领卢苏、王受造反。总督姚镆不能平定，于是下诏让守仁以原先的官职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黄绾借此机会上书争辩守仁的功绩，请赐给他铁券和岁禄，并叙录平定宁王叛乱功臣，世宗都答应。十二月，守仁军至思恩，卢苏、王受早就听闻了守仁平定盗贼和叛乱，十分害怕，投降了守仁。

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守仁率湖广兵抵达南宁，而卢苏、王受刚归降，愿意立功自赎。王守仁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分永顺兵、保靖兵各自进剿，约定在五月十三日抵达巢穴。叛军退守永安力山，仍然被王守仁围困的大军打败，溃军为副将沈希仪斩杀。至此，断藤峡叛军几乎全尽。

八、病逝归途

平乱后，王阳明因肺病加重，向朝廷上疏乞求告老还乡，推荐勋阳巡抚林富代替自己，不等朝廷的批复就回去了。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1529年1月9日8时）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今江西省大余县境内）舟中。

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B. 明朝真的出现了性解放吗 不是程朱理学盛行吗

中国历史上，“男风”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普遍流行于朝廷和民间，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这种风气是受当时的动荡的社会环境，严苛的性禁锢的政治制度、崇尚人性自由的文化背景影响的。它的盛行在破坏封建礼教的同时，也繁荣了同性文学。然而人们对同性之爱充满排斥的同时，也应该要正视这种社会现象的正常性，为百年男风探索新的正规出路。

关键词：中国历史；男风

男风，指同性恋现象或同性恋活动。现代社会大多数人对“男风”抱以排斥态度，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男风”记载却是不绝于史书的，由此可见“男风”在古代之盛，以及古人对“男风”的赞同态度。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宠大兴，甚于女色”① 的记载。此外，不少文人墨客的诗文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历史时期人们对“男风”的态度看法，如阮籍在他的诗《咏怀诗·三》里对“安陵”、“龙阳”这些事情加以吟咏赞美：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泽若九春，磐析似秋霜。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宿昔月衣裳。愿为双鸟飞，比翼共翱翔。丹青着明誓，永世不相忘。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男风”，根据其中有无同性之爱可分为两种：一、强权下的无爱之爱这种借风气往往出现在君王贵族这样的上流社会，他们权势剥夺他人的性选择，迫使年轻俊美的男子供其亵玩，其中的明正德皇帝武宗可堪称一最。武宗喜年少英俊的娈童，其男宠不计其数并且到处搜罗男宠，其一是从宫里的太监中鳞选娈童作贴身随从，当然也与之进行性活动：“武宗初年，选内臣俊美者以充宠幸，名曰“老儿当”（ “老儿当”是当时男同性恋的代名词。由于男风泛滥，当时对男同性恋有不少代名词与“雅称”），犹云等辈也。时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儿，盖反言之。”②徐充《暧姝由笔》卷三亦曰：“正德初内臣最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然实不计老少，惟宠狎是尊。余近访知老儿当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岂闳孺、籍孺之类欤？”而且，武宗猎艳对象也不限于内臣，当其外出游幸活动中亦四处搜罗娈童：“武宗南幸，至杨文襄家，有歌童侍焉。上悦其白皙，问何名，曰杨芝。赐名曰“羊脂玉”，命从驾北上。先是上出宣府，有歌者亦为上所喜。问其名，左右以“ 头上白”为对，盖本代府院中乐部，镇守太监借来供应者，故有此诨名。上笑曰：“头既白，不知腰间亦白乎？”逮上起，诸大璫遂阉之。盖虑圣意或欲呼入内廷，故有此问。③众多的娈宠，或为功名利禄，或为荣华富贵，或屈服于强权之下，只有少数奋起反抗。公元370年，苻坚的前秦一举摧毁了慕容家族的前燕帝国，前燕的一对皇族姐弟：十四岁的清河公主和十二岁的慕容冲也落入苻坚之手。苻坚贪恋两人的美貌，对这小姐弟非常宠爱，当时长安城中就有歌谣“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但是这一雌一雄岂愿意充当符坚的性童呢？最终慕容冲反叛，苻坚倒台。慕容冲用自己的怒火宣告了一个事实：被权力污染的性爱，带给人们只有屈辱与痛苦。二、惺惺相惜的有爱之爱元代林载卿的《诚斋杂记》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中潘章和王仲先从相见到相爱，情同夫妇，甚至同死的事情。他们俩合葬的墓冢后来还长出一棵枝叶相抱的树，可谓死后仍相爱如故，贞诚感天，这棵树也称为“共枕树”。这个故事虽趋于神话了点，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到潘章于王仲先之间深厚的爱情。另外汉哀帝与董贤的故事也是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拜为黄门郎，由是始幸。问及其父，即日征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起卧。又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④由此可见哀帝对董贤的情谊之深。孔子在《论语》中说：“不有祝佗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以色于今之世！”墨子亦云：“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慧哉！王公有所爱其色，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于万人之官。”由此可见“男风”是有违礼法的。那么，在中国古代，这么一个无处不充斥着封建礼教思想的社会中，这种完全违背礼教思想的同性之爱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乃至自成一“风”的呢？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玄学兴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实行性禁锢的明清时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1、动乱的年代男风的形成和当时的政治动乱，军阀割据，民无所从的形势分不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政治黑暗，统治阶级无暇顾及对伦理道德方面的教化，导致礼教松弛，人们的婚爱状况混乱。在这种形势下,不少人以颓废、放浪、利己的态度对待人生，“风流相放，唯色是尚”，甚至“以男为女”，又或者自形女色以求慰藉。另外，此时期可谓士人天堂，天下寒士尚玄学，好清谈，讲风度，求自由，由此形成了当时放浪形骸，人性自由达到到极致的社会风气。正史上有段关于文学家庾信与梁宗室萧韶同性之爱的有趣的记载：“韶昔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后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蹋肴馔，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宾客满坐，韶甚惭耻。”⑤这段资料描述了当时庾信因为萧韶对自己的冷落，致使双方发生矛盾冲突，甚至于侮辱对方。可见，当时男风不仅盛行，而且其深入程度已经非表面作秀，而是如同男女之爱一般，礼遇冷淡之时，会有怨恨甚至争吵冲突的现象出现。2、玄学的兴盛间玄学的兴起，使人们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审察、批判过去的一些道德观和世界观。与何晏并为玄学宗师的王弼，提出了“崇本息末论”，强调以自然无为为“本”，名教礼法为“末”，强调人的自然性。嵇康则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强盛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了这种观念，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基于这个前提，追求声色也是自然而然，而且是名正言顺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名教经学桎梏及名利的束缚。所谓食、色，性也，人之大欲。既然要追求自然和人性，那当然也包括了性爱在内。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名士们在追求人性自然、思想道德解放的同时，也追求着肉体上的解放。
3、独特的审美出于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魏晋士人重视外貌打扮，在涂脂抹粉中寻求生命的美感。《晋书·潘岳传》曰：“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⑥这种以男子修饰仪容、敷粉装扮为美的社会风气造成了当时社会上的男子脂粉气过重，偏向女子的阴柔。而这种现象正是促进了男子同性之爱的发展。二、明清时期1、物极必反的性禁锢明代谢肇制所著的《五杂俎》中，详细地阐述了男同性恋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发展至明代的情形：“男色之兴，自伊训有比顽童之戒，则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龙阳，见于传册，佞幸之篇，史不绝书，至晋而大盛，世说之所称述，强半以容貌举止定衡鉴矣。史谓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内仿效，至于夫妻离绝，动生怨恚。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今复稍雄张矣，大率东南人较西北为甚也。”由此可见，明代时男风仍是十分盛行的。但是，众所周知，明代继续受程朱理学、封建礼教的影响，“存天理，灭人欲”，实行着非常严酷的性禁锢：明宣宗以后，朝廷颁布法令，裁汰官妓，且对此项条令严格执行。无论官员士子，凡有宿娼者，亦或稍有不正当性行为，轻则贬谪，重则加以革职，且永不录用。然而，恰恰就是这种性禁锢促使“男风”的发展和盛行，玄德皇帝意欲重归道德的初衷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南辕北辄，适得其反。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是不自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此促成的夫妻之间感情往往淡薄。恩格斯说过卖淫和通奸是一夫一妻制的补充。现在宿娼这条“补充”之路既断，于是只好在同性之间发泄了。《五杂俎》中有以下一段论述：“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即是说，与嫖妓相比，男风在当时既没有和法律抵触而且也花费较少的钱。此外，男子相亲，妻子很难过问、追究、反对，家庭矛盾也不会十分尖锐。对宗室而言，同性之爱不会诞生后代，造成血统紊乱，这对满清统治者而言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满族人重视血统，尤其是皇族，为保持自己满族人的皇族血统，满清朝廷严禁满汉通婚。这样一来，同性恋就成为一种为统治者所默许的满汉之间的性关系，于是社会就在严格控制异性性爱行为的同时，放宽了对同性之爱的限制。这样，男风就越刮越盛了。2、思想解放以明朝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为代表的，崇尚“心即理“一派，逐渐冲破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儒理学的束缚，伸张自然情欲的主张开始萌芽。王阳明崇尚个人表现和个性发展，而他的追随者随后发展了这种哲学。他们提出欲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压抑使人无为，人应该表达和释放来自内心和本性的情欲。宫廷中的同性恋风气固然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真正使男风盛行的还是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的改变，尤其是广大士人和官员的积极参与。在中国古代，士人是社会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除了那些以正统自居的道学家之外，明清士人通常不仅不排斥或谴责同性恋，反而常把它作为一种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并加以倡扬。这种道德观念上的开放，导致了同性恋之风在明清两代的空前繁盛。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里，曹雪芹就描写了宝玉和秦钟、宝玉和蒋玉涵的恋情。清朝乾隆年间的学者袁枚的《子不语》中载有大量的同性恋故事，而袁枚本人与吴下秀才郭淳之间就有一段同性恋情。著名诗人兼书画家郑板桥自叙“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⑦算是承认了他也好男风。清代同性恋文学中一批专门描写同性恋爱的《宜香春质》、《龙阳逸史》和《品花宝鉴》等作品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当时的男风之兴盛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纵使男风在中国古代盛极一时，但是，基于男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以迷恋年轻男色为核心，享乐性和短暂性是其特点，它盛行百年，却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或形成以同性联姻为主的家庭模式，或者婚姻机制，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清末以后男风的衰微。
从文明发展上看，同性之爱在中国受到压制是中华民族百年悲剧的一部份。封建社会时期，同性恋者往往成为社会运动的牺牲品。男风兴盛，招引了统治者的注意，使自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相比之下，古希腊的斯巴达同性情人军团在保家卫国方面创下了丰功伟绩，在这种环境下，同性恋受到社会的宽待以至赞美，可谓实至名归。洋炮轰鸣下姗姗来迟的戊戌变法不幸胎死腹中，使当时康有为提出的婚姻法（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内容）未能在神州大地实行。五四运动提倡向西方学习，然而不幸的是当时的西方普遍视同性恋之爱为病态，而五十年代西方兴起的同性恋正常性和健康性研究以及后来的平反政策，却因学术交流的中断而未能及时吸收，“断章取义”的学习使同性恋至今在中国仍然被列为病态。而现如今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周年，部分中国人民已经渐渐重新认识同性恋的正常性，为同性之爱平冤昭雪。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了解和理解同性恋，社会也渐渐开始接受同性恋。我想，我们作为国家的新一代，国家的未来，也有必要正视同性之爱，以史为鉴，在我们追求异性之爱的同时，也帮助这些长期受到歧视的群体探索出一条让他们能长期健康安定生活的生存道路。

C. 男风的历史

中国同性恋历史：华夏男风兴衰史 中国的同性恋最早可追溯到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清代文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称杂说娈童（男同性恋）始黄帝。当然这种说法的依据只是民间传说，而中国同性恋最早的史料记载则来自商朝。《商书·伊训》中谈到三风十衍，书中提到这不好的三风，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三风之一的乱风的一衍就是比顽童，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同性恋。虽然同性恋在今日尚存的最早记载中以乱风这样的受贬面目出现，但这毕竟揭示了同性恋行为在三千年前就已在中国出现，而且其影响之大可列为一风。
在商代之后，同性恋一直没有从中华文化中消失。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同性恋交往更趋活跃，受卫灵公宠幸的弥子瑕和魏王宠儿龙阳君分别让同性恋有了余桃 和龙阳的称呼。
到了强盛的汉代，帝王将相的同性恋活动屡见史书。据《史记》《汉书》记载，前汉皇帝几乎个个都有同性情人。汉代著名人物如汉武帝、汉文帝、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等，都有过同性恋经历。汉哀帝不忍推醒在他衣袖上熟睡的男宠董贤，起身时割断了衣袖，断袖之交从此成了同性相恋的佳话。
汉代之后，男风（男同性恋）时盛时衰。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男性在履行成家立业，传接香火的责任之后，周围人对他们的同性恋情往往宽而待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所持的态度至多是中性的，也就是不褒不贬，历史记载中没有对同性恋进行颂扬。而同性恋关系多以享乐和猎色为特点，从来不对维系封建社会的家庭伦理构成任何挑战或威胁。
中国到了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边界和平，工商业发达，从而滋长了浮华世风。据当时的记载，文人中科举之后马上纳妾，大兴土木建豪宅一时成风，盛宴歌舞，极尽奢侈铺张。江南地区，上及达官贵人，下至商贾文人，嫖娼成风，使娼妓业方兴未艾。与此同时，男妓卖淫的象姑馆也应运而生。明末学者沈德福认为，1429年宣德皇帝的禁娼令使部份官员转向年轻男性取乐。到了万历年，男娼业发展其势之盛，直逼他们的女性对手。宣德皇帝意欲重归道德的初衷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南辕北辄，适得其反。
明末的道德观念也冲破了灭人欲，存天理的宋儒理学的束缚，伸张自然情欲的主张开始萌芽。这种观念的代表是明朝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崇尚个人表现和个性发展，而他的追随者随后发展了这种哲学。他们提出欲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压抑使人无为，人应该表达和释放来自内心和本性的情欲。后来的一些清代文人认为，王阳明的纵欲哲学和与之相伴的享乐风气是明朝于1644年被覆灭的原因之一。
道德观念上的开放，导致了同性恋之风在明清两代的空前繁盛。今天的人们可以从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文学遗产中窥见一斑。男色破财的故事出现在明代小说集《欢喜冤家》里，明代作家冯梦龙在《情史》里也毫不避讳地收录了同性爱情故事。在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里，曹雪芹不但描写了宝玉和秦钟的恋情，而且宝玉和蒋玉涵的同性恋导致了他和封建秩序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宝玉挨打，书中的众学童闹学，薛蟠挨打，贾链狎男宠，贾珍嫖象姑等情节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男风的普遍。清朝乾隆年间的学者袁枚的《子不语》中有大量的同性恋故事，而袁枚本人与吴下秀才郭淳之间就有一段同性恋情。著名诗人兼书画家郑板桥在他的《板桥自叙》中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而他的一系列诗，包括《秋夜怀友》、《板桥竹枝词》等都对同性恋心里有生动刻划。清代同性恋文学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批专门描写同性恋爱的小说的出现。《宜香春质》、《龙阳逸史》和《品花宝鉴》等作品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当时的同性恋风气之兴盛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男风的盛行直接引发了清朝反同性恋法规的出台，导致了持续百年的中国社会的恐同情绪。
中国同性恋历史：华夏男风兴衰史1644年满人进京，中国正式改朝换代。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因为连年战乱而千疮百孔的国家，由于刚经历亡国的羞辱，全国民心涣散，匪患四起，清朝的统治者意识到重整意识形态和重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性，意识到必须拢络文化阶层，以重新建立起国家官僚体制。对中华文化十分精通的清朝统治者此时选择了孔孟之道作为新王朝的意识形态，以达到上述目的。
孔孟之道讲求社会秩序，各人守其本份，三纲五常，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孔孟之道本身主张维持礼教的办法应该是正名和教化，但是中国尊孔的历史表明，光靠教化是不够的，国家还必须同时对违者进行处罚，教罚并举才能有效维持礼教。清朝在建朝初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中国重建礼教时，特别重视法律和法令的作用。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是1646年的法令规定，在定强奸罪时必须提供严格的证据，这条法令意在强调贞操观，其目的一是推行孔孟之道，二是拢络明末保守派儒家学者，求得他们对新王朝的支持。
到了康熙年，清朝已成功地实现了国泰民安，满清政府已经站稳了脚根。雍正皇帝登基后，开展了野心勃勃的巩固满人统治的计划。他一方面减轻人民的税收负担，推行廉政，另一方面对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进行坚决镇压。为了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大兴文字狱，严惩有异己倾向的文人，而且实行株连，处刑严酷。文字狱有效地压制了知识分子对现状与国家政策的批评，但同时又不妨碍推行孔孟正统礼教。
传统礼教主张正名，强调严格的社会秩序，女性守妇道，男性坚守父亲和丈夫的职责，而同性恋直接相悖于这些信条。如果同性恋在社会文化中得到足够的反映，统治者也许不会去注意，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至于大动手脚。但当时男风鼎盛，同性恋在文学作品或文人手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出现，导致了满清统治者对同性恋的关注，使之成了社会问题。雍正死后，年幼的乾隆皇帝继位不久的1740年，延袭雍正加强礼教的精神，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明确反鸡奸的法令出台。该法令将成年人出于自愿的鸡奸行为刑事化，这是清朝严格加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一系列措施之一。法令出台后的落实程度如何，对男同性恋的控制有何效用，史料上没有记载。但这条法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同性恋行为社会化——同性恋不再是个人私事，它被当作一种社会危害受到了法律的干预。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礼教在镇压同性恋方面，终于殊途同归。
中国走过康乾盛世之后，经历了中华民族有文明史以来最为惨的衰败。在外强入侵，连年战乱，国家重建等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国家对占人口少数的同性恋者的压制却总没有被忘记。用中国著名精神卫生专家贾谊诚先生的话说，在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对同性恋，鸡奸等性行为以‘伤害风化罪’论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对同性恋，鸡奸等性行为以‘流氓罪’论处。与此同时，有关同性恋的任何公开讨论在几百年内都被列为禁忌，同性恋者只能在自发形成的公厕和公园等地的渔场相互结识。压制的结果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当同性恋议题重新浮出水面时，忽而成了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和精神污染，而对同性恋的不宽容态度则被称为中国特色。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性恋与中国历史共同生存了千年，而对同性恋的压制仅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中国千年的历史为同性恋作为一个文化和一个族群应如何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以史为鉴，避免同性恋在中国近代的厄运重演。中国的传统礼教是不利于同性恋的，但中国同性恋靠依附主流婚姻制度而得以生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古代的同性恋者都要有传统家庭，转接香火，男子必须结婚生子，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后，同性恋的男子好男风就没有什么约束了。古代中国婚姻的基本意义在于经济联盟，一个家庭同舟共济与天灾人祸斗争，由于死亡率高，确保种族繁衍和家庭稳固是当时的第一需要。因此在联姻时，变数太多的感情因素一直不被首先考虑。但是组建家庭时无视个人感情也对社会稳定不利，中国古代以 纳妾和男风为婚姻制度的补充，满足主男感情或情欲上的需求（不要忘记，中国古代文化本身就是大男子主义的文化）。中国的传统礼教因为适应了中国当时的国情，使中华文明的强盛持续了千年，而中国同性恋者的务实态度，让自身生存千年，没有招致象在其它文化中所遭遇的杀身之祸。
中国同性恋历史：华夏男风兴衰史
从同性恋的角度看，同性恋在明末清初的由盛转衰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同性恋在婚姻制度中的地位并没有因为男风的盛行而发生任何改变。男风以迷恋年轻男色为核心，享乐性和短暂性是其特点。同性恋盛行百年，却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力量，或形成以同性联姻为主的家庭模式，也没有出现一套让同性恋关系渡过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的机制。所以即使参与的人数不少，但与异性婚姻相比，同性恋仍然脆弱无比。第二，男风依附享乐主义而旺，但同性恋没有及时与享乐主义脱钩，为以后的衰落埋下了祸根。追求个性解放和情感宣泄的享乐主义是诱人的，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原因很简单，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享乐不仅需要有物质基础，而且消耗精力。明末的享乐主义助长了腐败，加强了剥削，所以之后的保守派儒家学者将明朝的灭亡归罪于享乐主义是有一定道理的。享乐主义在现实的生活面前有着致命的弱点，当同性恋随着个性解放的享乐主义兴盛之后，没有与之脱离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行为规范，享乐主义的膨胀导致王朝覆灭，与之共生的同性恋也免不了受到清算。第三，光是规模上的扩大，人数上的增加，而缺乏自强机制，同性恋往往成为社会运动的牺牲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一个狮子肥壮倒也无妨，但一头羊肥壮起来，可不是件好事。同性恋没有克服自身致命弱点的时候，男风兴盛，招引了统治者的注意，使自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相比之下，古希腊的斯巴达同性情人军团在保家卫国方面创下了丰功伟绩，在这种环境下，同性恋受到社会的宽待以至赞美，可谓实至名归。
从文明发展上看，同性恋在中国受到压制是中华民族百年悲剧的一部份。康乾盛世时，中国国力十分可观，但政府没有把注意力放到对外交流，学习别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上，而是故步自封，耗费大量的精力来维持过时的礼教，同性恋也成为他们政治短见的受害者。当政者失策而酿成的大祸泱及了整个中华民族，使中国一再落后于历史的前进车轮。类似于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未能在华夏大地出现，洋炮轰鸣下姗姗来迟的戊戌变法也不幸胎死腹中（当时康有为提出的婚姻法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内容）。五四运动提倡向西方学习，但同性恋研究方面却拾来了病态说的牙慧，而西方于五十年代兴起的同性恋正常性和健康性研究以及后来的平反政策，却因学术交流的中断而未能及时吸收，使同性恋至今在中国仍然被列为病态。与此同时，源于基督教文明的同性恋恐惧症也随之而来，正好与三纲五常 合拍。于是乎，落后医学和过时道德对于同性恋的双重压制，而今却成了中国特色。
一个没有信心的虚弱社会，总是首先想到控制民众的言行，包括控制他们的性行为。清朝立法禁止同性恋的举动，表明了统治者缺乏自信，也预示了以后的国势衰落。而当今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认识同性恋的努力也表明了社会的进步。在敦促社会了解和理解同性恋的同时，作为同志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和借鉴前人，在勇敢地追求爱情的同时，探索出一条能让同志生活方式长期生存的道路。
明熹宗朱由校也是搞同性恋的。他征美妓于不夜宫，征召娈童于长春院。而这些女院(娼寮)与男院(娈童居所)，就分别处于北京城中的花柳街与胡同巷。明熹宗就把这些美妓、娈童置于宫中自己设的女院及男院，时常行乐其中，其中美妓赛施与娈童少弥，都蒙皇上的宠幸，每有游宴，则使宠妃姣童傅粉施朱，女衣男服，男衣女服，而交戏于前为乐。 除了皇帝以外，当时一些贵族、大臣也好男风，例如明世宗时的权臣严嵩和儿子严世蕃就好男风，《五杂俎》就提到严嵩的家人永年，号鹤坡，有后庭之宠。他“招权纳贿，与朝绅往来，无不称鹤翁者”，有个御史甚至于还和他结拜兄弟。蒋瑞藻所编的《小说考证》中说到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热恋一个名叫金凤的优童，即少年演员，“昼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以后金色衰而贫困，不演戏了。严家破败以后，金凤又重新演戏，扮演严世蕃，演得维妙维肖。 当时，如果有人犯罪，其家中的女性会被卖为娼，男孩则被卖为被人玩弄的娈童。严嵩和严世蕃每陷仇家，就把仇家的男孩夺来作为娈童，百般侮辱，进行性虐待。后来严家事败，他们的后代也被仇家所纳，而流入倡业。 二、社会上的男风 在明代，尤其是明朝后期，同性恋在社会上已很普遍。当时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士人，都是有名的“分桃之士”。他们除了妻妾外，还有年少俊美的书童，这些书童除伴主人出外或远游，往往也是主人的性伴侣。 当时，把同性间的性关系称为“外交”，把男子与妻妾的性行为称为“内交”。 不少士人和士人之间都有“外交”行为。如清人钮琇的《觚賸》中就提到明代书生吴生和姜郎相好，比一般伉俪的感情还要亲密。可是，他们却被一李姓巨公所拆散，并且把姜郎带到北方。吴生不愿离开姜郎，也克服了许多困难赶到北京，而其他朋友也捐助吴生此行，促成他们俩的会面。这种真挚的感情，也是世间少有。 当时社会上这股男风，在明武宗时最盛，可以说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几乎都有两男相悦的关系。《暖姝由笔》云：明正德初，内臣最为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儿皆好男色。 那么为什么男风在明代会这么兴盛呢？唯性史观斋主解释说：“明代立国，崇尚酷刑峻法，罪至流徒，则妻孥子女皆没入官，女的成为娼妓，男则成为‘贱民’；比较面目姣好的，则拨充一些权贵之家作为厮役奴隶，或是由这些权贵家庭出资竞投，因为他们本身的自由已被剥夺，而且一切皆隶属于主人，对主人的命令是不能抗拒的，也就可以随便将他们加以享乐。……每逢一次大狱兴起，往往也就是购买娈童的机会。” 以上论述，似只说明了当时达官、贵族的喜好男色有一些有利条件，至于更广泛的社会原因，谢肇浙在《五杂俎》中指出：“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这说明了三个原因：一是嫖男人和当时的法律没有抵触；二是嫖妓女要花较多的钱，并非一般儒生所能承担；三是男人之间的亲密行为，妻子往往不加追究，有时也无权过问。这样，男风就普及起来了。
在明代，男妓馆相继开设，此风至清不衰。“据说正德年间，北京已有男院之设，悬‘长春院’匾额；而女妓居所，则称‘不夜宫’——盖取意于苏东坡诗：‘风花竞入长春院，灯烛交辉不夜城’。美妓娈童相竟秀，互以夺贵显狎客为能，娈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尝微行其间。”这就是当时社会上性环境的一幅图画。 当然，同性恋不只是男性，女同性恋者也有，但历史上记载不多，只能从一些文学作品上了解一些情况。明末清初李渔所著《怜香伴》中的崔笺云和曹语花等，都明显地表现出女同性恋的关系。都不仅有女同性恋的叙述，还有女性对女性施行性虐待的情节，应该说，这是当时社会风情的反映。 三、福建男风特盛 根据许多史籍和笔记的描述，福建是明代男同性恋比较公开与普遍的地区。当时，福建海运很盛，去菲列宾、台湾、日本等地通商的很多，而航海的人都相信，船上不能有女人，否则船会出事，这样，长期在海上的人就以同性恋作为性发泄。 明代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云： 近乃有称契儿者，则壮夫好淫，辄以多金娶姿首韶秀者，与沟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诸少年于小舍，最为乱逆之尤。闻其事肇于海寇云，大海禁妇人在师中，有之辄遭覆溺，故以男宠代之，而尊豪刚遂称“契父”。 “契”这个字，在福建就是指男性间的性关系。中国传统的同性恋的关系，当要受社会承认时，就要举行一种“契”的仪式，建立“契父”和“契儿”、“契兄”和“契弟”等关系，在福建地区，这类关系很多，它和广东孤婆庄的妈祖阶层，都是中国传统的同性恋关系的表现。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十分重视家庭关系和家庭形式，所以同性恋关系也要以父子、兄弟、姊妹相称。《敝帚斋余谈》中进一步提到这个问题说：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 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抚爱如婿，弟日后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者，尚寝处如伉俪。 这种“契兄”、“契弟”的关系，不但为当时当地的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所认可，而且权利、义务关系也很明确，这就是“契兄”受到“契弟”父母的爱护和尊敬，像他们的女婿一样，而当“契弟”到了一定年龄要与女子结婚时，“契兄”就要在财力上予以支持。 当时福建地区男风之盛行也有一些特殊原因，一是地处偏僻，贫民多以淫业为生，例如当地的剃头师傅也兼经营变相男倡，并利用学徒为业。清代谢章的《赌棋山庄笔记》云：“福清之渔溪，孔道也，而风俗极靡，丛剃发者，辄蓄成童以下，教以按摩。客至，进献其技，倚人身作忸怩态，其龌龊贪婪最甚，真恶习也。而流妓亦鲜佳者，且年多在三十以外。墙壁或题句云：老阴与少阳，乱掷金钱卜。” 当时，福建还有一个“贱民”阶层，叫蜁民。“传蜁民为南方夷也，从前闽省乃乌诸国，到汉人进闽，他们战败无处可归，相卒入水。或云为蒙古民族，南迁闽、粤二省，元朝时甚有势力，元初宗族子弟同帝至闽不归而留，到处横行。元亡，失势，闽人屡战屡败，至驱迫落水，习操水上。”这些蜁民被视为奴、优、隶、卒一类的下贱人，他们生活在船上，夜晚不行驶时，男的做男妓，女的做妓女，对此也不以为耻。 所以，男风表面上看是一种社会风气，但“淫风”从何而来？其中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原因，它甚至和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连结在一起。

D. 王阳明给他妻弟说了啥

王守仁（1472-1529），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
明赏罚
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他认为：赏罚乃“国之大典”，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地加以使用。而当时“盗贼”日益增多，是由于“招抚”太滥，“招抚”太滥是由于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实行赏罚，以至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象这样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使有百万的兵力，也是没有用处的。他还主张“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认为过时的奖赏，等于没有奖赏，过时的惩罚，等于没有惩罚，都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这些主张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高统治效率，以“破山中贼”。 他还主张行德治教化以缓和阶级矛盾，减少犯上作乱。他说：“民穷必有盗贼”，认为老百姓已经贫困不堪，还要没有休止地征敛，就等于驱使他们去作盗贼。因而有必要“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对灾民实行“赈济”、“免租”，使他们“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所以，他反对“蔑道德而专法令”，主张在镇压人民起义之后，立即“建立学校，以移易风俗”，以求得久安长治。他教导下级官吏说，作县官的如果能竭尽自己的心力和聪明才智，诚心“爱民”，贯彻“抚缉教养”的方针，即使是蛮夷的人，也是可以被感化的；即使是产生“盗贼强梁”的地方，也是可以变为“礼义冠裳”的所在。他强调这一方面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即在于使用软的一手，以“破心中贼”。但这软的一手是有限度的。他强调刑罚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
量情法
强调执法要“情法交申”，区别对待他反对“贪功妄杀，玉石不分”。例如处理“宸濠之乱”的反叛人员时，主张只对主犯处以极刑，至于各“从逆”的人犯，则认为“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不如“俯顺舆情”，判处永远充军，使“情法得以两尽”，“以存罪疑惟轻之仁”。在另外一个“告示”中，他甚至宣布对于胁从“作乱”的人，免于追究，“俱准投首免死，给照复业生理”。这样作既使得“谗谀知警，国宪可明”，也显示了朝廷的“仁慈”。这正是他的“绥柔流贼”策略在法律上的具体运用。此外，他还主张适用法律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地里遥远，政教不及”的边远地区和“小民罔知法度”的情况下，一切“词讼差徭钱粮学校”等事务，都可以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作权宜的处置：“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在“行法以振威”的原则下，他已注意到运用法律的灵活性问题。
重纲纪
求重视“纲纪”，整肃执法之吏，杜绝“法外之诛”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对那些寅缘窃踞官职的豪门势家子弟的不法行为，如居心刻薄，“骚扰道路，仗势而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戍之怨”的情况，要大力加以整肃，特别是对“戾于法”的执法之吏，应当严格要求。但是他指出，在审判中，“刑曹典司狱讼”，事情“繁剧难为”。他们往往受到权贵的拂抑和牵制，以至使得依法断狱之词，“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他们“不挠于理法，不罹于祸败”是很难的。这就尤其要从整肃吏治、严明赏罚入手，消除执行法律的阻碍。他还力主加强监狱管理，杜绝“法外之诛”，指出京师的“提牢厅”，是“天下之狱皆在焉”的重地，负责提牢的官吏，不能不慎重对待，特别对于“桎梏之缓急，扃钥之启闭，寒暑早夜之异防，饥渴疾病之殊养”，甚至于微贱到“箕帚刀锥”、“涤垢除下”的事，无不应当认真注意，以“身亲之”。这样才能既防止“变故不测之虞”，又可免使囚者被“轻弃之于死地”。他还强调，狱中囚犯的再行“犯罪”，并非全是“禁防之不密”，还有促使他们再犯的监管不当的原因。所以只有监狱里做到“令不苛而密”，使囚犯免受“法外之诛”，才能避免“弊兴害作”。思想成就
王守仁是我国宋明时期心学集大成者。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并以此作 王守仁立像
[1]为讲学的宗旨。他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天理即是人欲”；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认为为学“惟学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旨在反对宋儒如程颐等“知先后行”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他论儿童教育，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影响很大。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他的哲学思想，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就有一块“一生伏首拜阳明”的腰牌。他的弟子与心学影响了很多人：徐阶，张居正，海瑞，陶行知等，名扬海外！ 王守仁不只是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非常热爱故乡的山山水水，回故乡时，常游览名胜古迹，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他写的《忆龙泉山》： 我爱龙泉山，山僧颇疏野。 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一夕别云山，三年走车马。 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王守仁的游足还到奉化雪窦山，他写的《雪窦山》诗明丽、秀拔。数百年来被人们传诵不息。 穷山路断独来难，过尽千溪见石坛。 高阁鸣钟僧睡起，深林无暑葛衣寒。 壑雷隐隐连岩瀑，山雨森森映竹竿。 莫讶诸峰俱眼熟，当年曾向画图看。 王守仁的一生，著作甚丰。他死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他将心学凝成四句话，即心学四诀： 王守仁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余姚“四碑亭”，留有纪念他的碑亭。碑文是：明先贤王阳明故里。楹联：曾将大学垂名教，尚有高楼揭瑞云。横额：真三不朽。
思想主张
心外无理：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北京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致良知：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唯求其是：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浙江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士农工商：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四句教：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这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即是“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穴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意鱼鸟自流形”的“真乐”或“真吾”状态。这种境界是超凡脱俗，摆脱个人名利毁誉贫富穷达束缚的自由状态。在这种“至乐”境界之中，人与“大化”流行，“逍遥”于“人生山水”之间，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美与善相统一，达到了一种活泼泼的怡悦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 他的良知体验美学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咂摸体验。在忙忙碌碌前行的道路上，偶一回头，发现先人衣决飘飘，面对蝇营狗苟生活着的人们，早已微笑的将我们宿命的留在艰苦跋涉的道路上，而兀自去追求那种自在清明的圣人生活去了。也只有在这假日，我才能去触摸内心本有的“良知“，王氏的“格物致知”显然对我而言，比朱熹的要亲和受用的多了。 王门四句教阐述了心体、性体和良知在其心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蕴，指出心、性、理三者的内涵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等同的，并通过心性“无善无不善”的分析，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至善”是超越道德善恶的不可执之善。最后，通过对本体与工夫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四句教所内含的潜在矛盾，指出此矛盾是心学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思想演变
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原来这天他闲逛中进了道教的铁柱宫，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通养生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此后他常常在各地和道士讨论养生的问题。 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当时相当于宰相的内阁首辅李东阳笑着说：“你这次不中，来科必中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王阳明悬笔立就，朝中诸老惊为天才。 王守仁
嫉妒者议论说，这个年轻人若中了上第，必然目中无人。二十五岁再考时被忌者所压，又未考中。 二十八岁礼部会试时，他考试出色，名列前茅，中了进士，授兵部主事。王阳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学，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这就是著名的“守仁格竹”。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教育思想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载于《王文成公全书》，为一至三卷，亦有单行本。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格物论”、“心即理”，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此外还有《社会教条》等。 王守仁题跋像
[2]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答顾东桥书》(又名《答人论学书》)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着重阐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卷下一部分是讲学语录，另一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论》。《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由他辑录的朱熹遗文中三十四条“大悟旧说之非”的自责文字，旨在让朱熹作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证明朱熹晚年确有“返本求真”的“心学”倾向。卷下收录的王守仁讲学语录主要是讨论“良知”与“致良知”的。《传习录》是由王门弟子徐爱和钱德洪等编辑的，它包括了王守仁学说的主要观点，历来被视作阳明学派的“教典”，是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的语录是王门弟子分别记录的，编辑者只作了汇编工作，注明哪些条是由谁记录的，未作进一步地整理，因此各条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7封书信出自王守仁的手笔，是王守仁论学书的代表作，但阅读这些书信时，如果与其他有关论学书信联系起来看，它们更多的反映了王守仁晚年比较成熟的教育思想，但由于编者的取舍，如《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大学问》等重要著作未予收录其中，它对于了解和研究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明显有不足之感。所以在评介《传习录》一书时，有必要联系《全书》中的其他篇章。
至理名言
1．“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2．“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3．“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4．“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5．“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 6．“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7．“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谬乎？” 8．“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9．“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10．“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11．“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12．“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E. 古代的人怎么拍拖

谈恋爱是怎么兴起来了？应该追根溯源一下。封建王朝时候没有，民间故事里也没有，神话故事里也没有，说牛郎织女，说梁祝，说白蛇传还是西厢记，都没有，红楼梦算不算？查一查，其实也没有。民国的时候产生的“谈恋爱”这个词，解放后人们结婚前开始把“谈恋爱”当作一个必须进行手续了。为什么是民国？实际上晚清的时候已经有了“谈恋爱”的社会风俗雏形，这要归功于康有为梁启超搞的维新变法，以及之前的洋务运动，再往前能够推到洋和尚来中国传教的年代，那就差不多是道光年间，中国人开始知道原来“爱”是可以谈的，可以“恋”的。西风东渐，国人都把辫子剪了，自然什么都放得开了，什么都豁出去了，爱死不死吧，咱们谈恋爱吧就。到底啥叫谈恋爱，经过了长达200年的摸索，国人渐渐的有了点儿体会，并且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自己民族的发挥创造，到了文革之后，“谈恋爱”真真正正的属于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请注意，我可没说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为它的根儿是舶来品，对于国人来说总也有些龃龉了，“恋爱不谈，根本就没感情可言”，这就是现在的固有观念，在西方很平常的“谈恋爱”被国人升华到了不可或缺的地位，这么看来确实有些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谈恋爱的实质是什么？互相试探，逗闷子，调情，猜谜语，过家家，小孩子的把戏大人来玩儿，说废话，说瞎话，说昏话，说傻话，谈来谈去就是为了把对方固定在一个酱缸里，让他伸不开腿，呼吸困难，六神无主，共济失调，最后病入膏肓了――耗时间耗得焦头烂额无可奈何了要不就是攒激情攒得奋不顾身丧心病狂了――结婚吧，结婚能治病吗？迷信，迷信爱情。谈恋爱的本质就是培养“爱情迷信”的过程。为啥婚姻中要“爱情”呢？自然是为了性交的时候能够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理直气壮，得到一种宗教般的正当性。而实际上，浪费时间，浪费心情，浪费精力、浪费青春，浪费笑容，浪费嗲声嗲气，浪费眉目传情，透支婚后大半辈子的感情，透支了将来对自己孩子的关爱，扭曲了人格，甚至成为神经病。由欲望驱使，而不去做欲望中的事情，却去假惺惺的互相设计陷阱，勾心斗角，把甜的腌成咸的，把咸的腌成酸的，把酸的腌成苦的，这就是谈恋爱。并且同时出现了“爱情本身就是苦的”这么一条没大脑的哲学，确实病得不轻了。

不谈恋爱，不给道光年间的那一群企图使用精神鸦片来和平演变中国的洋和尚这个面子，他又不是我亲爹，我干吗非要听他的？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做主，对夷蛮之人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正道。可以想象道光年间的几个道貌岸然的地痞，拿了本儿《圣经》跟地摊儿上买黄瓜的小姑娘说：“啊，主说人和人之间是存在爱的。这位小娘子，咱们谈谈恋爱吧。哈哈哈。”――这倒是给地痞文化增加了一个先礼后兵的理由。

我还是比较欣赏中国古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至少长辈都是过来人，看人的看得准，童话传说中的失败婚姻正因为它特别少，很罕见，才被编成了志异性的故事传下来，后来人们糊涂，了解历史少，从这些故事里面得到的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失败的例子，于是人们就感到这种东西很腐朽，要自由恋爱，傻乎乎的两个人没经历过什么风风雨雨就开始觉得应该爱对方，简直是小猫小狗。事实上呢？古代有能耐的人不会光棍儿，现在没能耐的人只要会泡姑娘就是“能耐”，而有能耐的人呢？他们忙于工作，忙于建设祖国，我认识的不少优秀的科研人员到了40还交不上女友。古代不管婚姻多么残酷，男主外女主内，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有点儿矛盾家庭内部就解决了，并且孩子都有爹有娘，孩子是家庭的中心，他能够得到最大的父母的关爱；现在呢？有了这个狗娘养的“爱情”，婚姻要比古代残酷的多，女的为了钱，男的为了肉，赤裸裸的买卖婚姻啊这是！有点儿矛盾，马上就出来一句“你不爱我了！我们离婚吧！”孩子呢？成了“爱情的副产物”，都姓“何”叫“何苦来”。

古代为什么会传下来很多爱情故事呢？到底是不是因为古代人们对自由恋爱的向往呢？分析一下。牛郎织女，有银河相隔，一年探一次亲，惩罚。梁祝，坟地里飞出俩扑棱蛾子，鬼婚。白蛇传，雷峰塔封住一个，另一个出家了，报应。嫦娥奔月了，妻离子散。宝黛悲剧，那是反对近亲结婚。也就是《西厢记》最后是个喜剧，里面还出来一个红娘做媒人。什么意思，一目了然，这些都是告诫后人千万不能自由恋爱啊！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有儒教的痕迹，但也是宋朝时朱熹、王阳明等人歪解，儒教诞生之前，夏商周，尧舜禹年代，都是“父母之命”，媒妁是从汉朝开始出现的社会风俗，放宽了父母的眼界，帮助大家从外面找佳人来成双成对，这是多好的社会风气啊！

现在人走了歪路，就连“婚姻法”都规定了自由恋爱，这是中国历史考古界的一个丑闻啊！酱缸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没有做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没理解到底啥叫“谈恋爱”呢，就先上去冒失的去吸毒，并且在社会上成了固定的风气，怪不得现在中国这么多感情纠纷，活该！

不谈恋爱，直接相亲，准备嫁妆，结婚，就行了，有什么甜蜜是婚后的事情，结婚干吗用的？这是两个血统的融合过程，这是中国古代尊重性交和生殖的一种无比高尚的行为，这些优秀的智慧是用刀叉吃生肉的西方人再过100年都无法理解的。没有人口繁衍的丁克家庭，相当于中国古代时候的包妓制度。说包妓制度起源于魏晋，成熟于唐宋，鼎盛于当今。这是对男人女人人格的极大扭曲和侮辱，但由于“爱情”这颗毒草，使中国的不少人上了瘾，甘之如饴，这和吸鸦片有什么不同的？当年林则徐广州禁烟的时候，便提出了“要警惕西方‘爱情’”这个问题，但也只是一说，连奏本都没有到达紫禁城，就被湖广的总督当作有伤风化搁了浅，到现在只有查当年的文牍史才能知道中国当时对于“爱情”是多么的充满忧虑。

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会影响现在人的思维，以致现在的人浑浑噩噩，为爱情所困，腮帮子上长了毒瘤，还以为那是个福气，不知道是可悲还是可笑。

能结婚的，不谈恋爱也结婚；不能结婚的，谈破了嘴皮子也是扯淡。我知道这中间的猫腻，大傻娘们儿你也就别和我玩这个哩咯楞了，还是我原来在博克里面写道的“别再拿爱情过来跟我这儿装蒜！”。

F. 动机直善、私心了无——谈如何正确对待“人欲”

当我没有孩子之前，我是非常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后来，有了两个孩子，他们经常为了玩具闹得鸡飞狗跳，对此，我经常对老婆说：“现在的小孩，怎么这么自私？”，于是，我又开始怀疑“难道人性本恶，是自私的吗？”

其实，人性本无善恶，正如王阳明先生所讲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心的本体是没有善恶之分，善恶只是人意识运动的结果。人和动物一样，欲望是为了保持种族的繁衍生息，是天生携带的基因。

可以说，没有欲望，就没有人类。欲望是人类产生、发展、活动的一切动力。世间一切人类的活动，无论是政治、战争、商业，还是文化、宗教、艺术、教育等,都是人类欲望驱动后的结果。

既然欲望这么重要，为什么朱熹要讲“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要讲“存天理，去人欲”？如果你认为心学大师认为应该把人的欲望统统消灭掉，那你就理解错了。心学和佛家所倡导的“斩断七情六欲”之所以不一样，就是心学并不否定人的基本欲望。

其实，朱熹和王阳明认为人应该对欲望保持一个合理的限度，过分追求就成了贪婪，这也是儒家追求的“中庸之道”的境界。正如朱熹所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所以，他们并不否认合理的欲望，克制的是过分追求“私欲”，也就是过分的“好名、好色、好利”。

什么是合理的欲望？马斯洛（1968）认为，人的需要由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等级构成。这些都是合理的欲望。

与其认为王阳明心学的“人欲”，不如我们把“人欲”称为“私欲”或者“贪欲”更恰当一些。那么“贪欲”究竟有什么危害？

“贪欲”毁身、毁家，甚至毁国，过分的好名、好利、好色，最终以悲剧收场。和珅初为官时，精明强干，乾隆帝对其宠信有加，并将幼女十公主嫁给和珅长子丰绅殷德，使和珅不仅大权在握，而且成为皇亲国戚。随着权力的成长，他的私欲也日益膨胀，利用职务之便，结党营私，聚敛钱财，打击政敌。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即下旨将和珅革职下狱。和珅所聚敛的财富，约值八亿两至十一亿两白银，所拥有的黄金和白银加上其他古玩、珍宝，超过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乾隆帝死后十五天，嘉庆帝赐和珅自尽，和珅死时年仅49岁 。历史上还有魏忠贤、李林甫、杨国忠等贪婪之人，不仅死于非命或者被流放，而且遗臭万年。

“自古贪官多好色”，而今“十个贪官九个色”的断定好像也得到了验证。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统计，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淫乱成性，不管出差到何地，都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从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中，他竟与107个情人有染，其淫乱的行为遍及丹江口、天门、武汉、襄樊、嘉鱼、仙桃、十堰，乃至北京、广州、东莞、南阳、三亚、温州、福建等地，好好的前程，就是这样被好色和贪污所毁掉，悔不当初。

“贪欲”是全世界的敌人。贪欲不光是为了感官的快乐，为财富，为产业，以及希望打败并征服别人的国家，而且还涉及到思想、主意、看法、意见和信仰，这些常常导致灾难和毁灭。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所带来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是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和破坏。直接死于战争的军人即达900万，另有2000多万受伤，350万成为终身残废，饿死、疫死者大约1000万。直接经济损失约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约1516亿美元。大量的房屋、铁路、桥梁、工厂、农田遭到破坏。协约国和中立国的商船损失总计高达1285万吨，其中被潜艇击沉的达1115万吨。生产遭到沉重打击，纯粹从经济角度估计，欧洲的工业发展倒退了8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一次战争。仅在欧洲，战争破坏造成的物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即达2600亿美元（按1938年价值）；各交战国的直接军费支出占其国民总收入的60—70％。军队死亡1690余万人，居民死亡3430余万人，合计死亡5120余万人，仅苏联就达2000余万人。这对人类物质文明是一次巨大摧残。

当今世界，人类的贪婪从未停止，君不见，现在国际上霸权主义横行全球，到处打压别国，对弱小的国家直接发动战争，到处掠夺全球财富。既然“贪欲”对人类的危害这么巨大，那么，我们如何“去人欲、存天理”？换句话说，我们如何去除贪欲？

一是坚持做到克己复礼，做一个善良的人。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颜回请教如何才能达到仁（仁者爱人）的境界，孔子回答说：努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颜回又问：那么具体应当如何去做呢？孔子答道：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不要去做。颜回听后向老师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决心按照先生的话去做。

二是素位而行，不存非分之想。王阳明认为，按照当下的地位去做事，不羡慕职位以外的。处于富贵，做富贵该做的事；处于贫贱，做贫贱该做的事；处于夷狄（少数民族地区），做夷狄该做的事；处于患难，做患难该做的事。这样，做什么事都可以如鱼得水，避免飞来横祸。

三是慎独自律，任何时候都要下功夫。举头三尺有神明，“慎独”语出《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其意是当独自一人而无别人监视时，也要表里一致，严守本分，不做坏事，不自欺。所谓“慎独”，是指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即使没有人监督，也能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道德准则，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王阳明先生认为,只要去人欲、存天理，就可称为功夫。静时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动时也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无论宁静与否。每时每刻下功夫把私欲克掉，自然内心恢复本体，充盈着浩然之气。

六祖慧能神秀菩提偈：“身似菩提树，心似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人欲（贪欲）就像蒙在我们心镜上的灰尘，我们只有经常克制自己，下苦功夫修炼自己，为善去恶，才能做到“动机直善，私心了无”，既能建功立业，又能成为一个正人君子。

G. 阴阳先生王阳明的一生是怎样的

中国传统观念推崇知行合一，人生即学问，学问即人生，学问的背后连接着独特的人生经历与体验。这一点上，王阳明同儒家至圣先师孔子格外相似。王阳明以哲学家入世，文韬武略，教化传世，“左手不释卷，右手不离剑”，事功同哲理交相辉映，实现了知与行、文与武的统一。阳明心学以知行合一开启，终于“致良知”命题，既来自于讲学论道，更来自于实践履行。特别是两次平乱和一次平叛的军事行动，闪烁着王学的精神：“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

坎坷的经历

王阳明早年上书为弹劾刘瑾的御史辩护，触怒刘瑾，遭廷杖之刑发配贵州龙场，中途还被刘瑾派来的刺客劫持，佯装跳河自尽最后逃走，经海路自浙江漂泊到福建，九死一生。他一生文治武功，建立盖世功勋，而这背后隐忍的痛苦，也非常人所能领会。

超越的人格

王阳明功高盖世却遭遇不公，被诸多阁老首辅等官场老油条排挤，未能得到重用，又被批为“狂狷”，不为朱子学派的主流所容，最后抱病出征广西，于戎马之际病逝，未能享得高寿。然而他一生光明磊落，不假外物，不为乡愿，只是尽心尽意求得心安，弥留之际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此等人生经历、人格抱负，是中国儒家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典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在王阳明身上完美统一。

王阳明以入仕实践心学，怀持着教化一方的施政理想，诠释了中国人对于政治责任的独特理解。他到地方就任出行，打的牌子不是戏文里常见的“肃静”“回避”，而是“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他创“十字牌法”、保甲法、乡约法，不仅防盗，更在意于鼓励崇德向善，恢复古已有之的家族互助精神，强化乡里凝聚力。他用“谕俗”四条教育民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不要因一言之忿、铢两之利轻易构讼，贻害子孙。他认为官员有责任教化乡里、爱惜民众，凡是落草为寇的地区，必然是因为“有司抚养之有缺，训迪之无方”，要追究教化不力的责任。在《告谕浰头巢贼》中，对聚众落草的盗贼首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剖析理解其落草的苦衷，逐条分析其为寇的利害，并坦陈自己在“杀与不杀”之间的艰难权衡，以“真心”打动贼首望风而降。平定盗贼后，毫不居功自傲，而是反思不足，在《与杨仕德薛尚谦书》中提出“破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表达自己移风易俗、教化人心的政治理想。

通达的学说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是知识与实践的机械对应，而是意念与行动的自然融合。但凡意念之动，必然指向外物，但凡外物之情，则必然与我有关。譬如山中花朵，“此花为我而开”，不是否认物质世界运行，而是睁眼之后看到此花，花开对我方有意义。这种思维可谓与西方现象学等现代哲学超时空相通。王阳明的哲学有情怀、有温度，他主张“万物一体之仁”，世间事只有对人而言才是有意义的，不存在脱离了人的意义。他一生经历坎坷磨难，除了完善和坚定了他的信念之外，更完成了知行合一的人格塑造，求仁得仁，无怨无悔。

H. 道理的运用

道理这个词， 源出于《道德经》，大致的意思，理是由道洐生出来的，明白了道，就掌握了理；如果不能够悟道，那么掌握的理就是不完整的。

“道，可道也，非恒道”

“道”的含义：说、行、路、轨迹、规律。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玄学之“道”，从感性来认识世界。

很巧的事，语言和直立行走，是人类智力发展的两大因素。为什么“说”和“行”？都给按了一个“道”的含义？这真的不得不佩服，智者在没有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也能够如此具有洞察力。

单单从定义含义上，就可以看出“道”是人可以借助的“工具”。说话和直立行走，就是人类借助交流和解放双手的“工具”，马路轨道是借助通向目的地的工具，规律是了解事物和走向科学的工具。

没有这些工具，人也一样的可以做事情，但做事情的效率就要大打折扣。就好像有人，不用语言而用手势交流，不用双腿而用四肢爬行，有人不走大路，却要在荆棘草丛中穿插行走。

似乎现实生活当中看不到这样的人， 但这也是相对于我们显而易见的事情，转换到一个新的地方，很多人就会像上一段描写的那样可笑，而不自知。做到以上几点，用语言交流、用双脚走路、在已经形成的路上达到目的地，这些看起来很容易，然而真的容易吗？如果容易，为什么其他动物做不到呢？

在人类当中，同样有人像动物一样的冥顽不灵、浑浑噩噩，终其一生，也只能碌碌无为，只不过幸运地披了一副人的皮囊而已。最终，只有真正掌握并继承了智慧的“人”，才有可能体会到真正的做“人”乐趣。

值得一提的是，其他国家的传统医学都被现代医学取消了，中医却因为和特色传统文化结合紧密，顽强的生存着。

我先用武术来做比喻。

古今中外，无论哪一门武术，最重要的就是身法步法。说一个人武功厉害，那叫个身手了得，“身”排在“手”的前面。

闪避腾挪、退守进击，这是运用全身的力量，以身体带动手，拳头才有力量。

如果将拳头比喻人，那么“道”就是身体，只有当人以身合道，才能够发挥出真正的力量。（上一节道德经的文学价值，内容就很玄幻。）

拳王泰森的个头在重量级当中相对来说偏小，身高1米80，体重99公斤。如果比拼绝对力量，泰森肯定落后，但放到拳击比赛当中，泰森的技术十分到位，在进攻和防守的空档之间、在前进和撤退之间，都可以配合步伐，拳击的力量十分具有爆发力。泰森能够在前进的一刹那，完成蹬腿扭腰挥拳，一气呵成。

整个身体的力量连成一片，这也就是中国武术中定义的内力。泰森不是中国人，美国没有“内力”这个词，但泰森确确实实是练出了内力。

李小龙1.73米，体重64公斤。如果进行无限制街头格斗，即使是泰森，也很有可能落败。如果允许带武器，那么泰森就肯定完败了，以泰森的速度，根本就无法跟上李小龙的节奏。

李小龙的动作更加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武术练到这一步，就不再是单纯的力量和动作技巧的训练，而是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这需要经常的冥想内修。

“道”的触类旁通

理解了“道”，就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发展科学。事实上，修身、治国、平天下，都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要求高低不同而已。能力低的人就独善其身，能力高又有背景关系的人就可以管理国家，喜欢做学问的人就可以钻研科技。每个人的爱好和禀赋不同，所以在理解同样道理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特长也不同。

身体好的人，就可以在养生修道上走得更远一点，喜欢人际交往的人，就可以在企业管理生意来往上面，做得如鱼得水，喜欢读书钻研学问的人，就适合写作或者科研。至于走到哪一步，跟各人禀赋爱好有关系。

打个比方，“自信和爱心”对人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到，偶尔做到也不能持久，也不怎么明白自信和爱心到底是如何那么重要的，甚至会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鸡汤或者自我催眠、是一种可笑的宗教信仰。那么现在想象一下一个军队，如果没有士气，不能够令行禁止、言出法随，这个军队还有战斗力吗？其实个人和军队是一样的，个人要想身心状态统一，就要像军队那样纪律严明、出师有名，而“爱心和自信”正是统一身体的纪律和法令。

一个人只有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才能够将军队或者国家交给他管理。一个可以管理军队和和国家的人，必然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欲望。如果一位统帅，不能够有效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欲望，请问这样的统帅，能够打胜仗吗？重用这样统帅的国君，会是一位明君吗？

春秋战国时期的孙膑，因为师兄庞涓的嫉妒陷害，而被处以足刑，双腿不能走路。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孙膑交出了自己的兵法秘籍，同时开始装疯卖傻，住在猪圈里，和猪抢吃。最终，孙膑被访魏的齐国使臣救出。试问，没有对身体和情绪的绝对控制能力，孙膑还能够活下来吗？

一个人对身体的掌控宽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人对智慧的理解程度，一个人对身体的掌控力度，决定这个人修为涵养深度。也许会有人问，有的人明明对身体掌控度很高，为什么还那么笨呢？这是因为每个人天赋爱好不同，天赋低的人，掌握了智慧，智商依然很低，但灵巧程度一定提高，总体的表现，虽然依然很低，但却已超越自我了。（有的人虽然不怕疼，但那并不一定代表那个人对身体的掌控力高，也很有可能这个人比较麻木。）

“法相天地、人法自然”，所有的道理，都是触类旁通的。我们要悟“道”，一方面是开发智慧，另一方面是可以从宇宙宏观的角度来指导我们难以看清的宏观决策。个人的修养，要有足够的休闲娱乐，而国家的发展，也需要无为而治。西方文明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宗教思想浓厚，足够的自由民主。

划重点：《道德经》是哲学的、科学的。现代科学，正是建立在哲学的文化基础之上。不同的是西方是宗教立国，养着一批人研究学问，所研究的学问即使是“无用”的，也有金钱支持他们做这些“无用”的追求。任何一门学科在开始的时候都是烧钱的交易。东方是皇权执政，讲究学以致用文以载道。文人书生百无一用，种田搞不过农民，武力干不过士兵，技术搞不过工匠，偶尔有一个牛逼的有学问的，又招不到学生，政府又不拨款，除了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别无他选。请问科学如何发展？

《道德经》在这方面也做了详细的叙述，“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无，万物之始也”、“无为而无不为”、“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埏埴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凿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车轮的车毂里面有三十根直条，正因为车轮中心为空洞，辐条才能插进去，车才能转动起来。陶器正因为中间为空，所以才能够用来盛放东西。制作窗户，正因为房子中心为空，才能够居住。

最后两句话总结得是很清楚精辟了，有代表的是利益、无代表的是用处。一只碗，“有”的部份是碗的利益价值，而“无”的部份才是真正被用到的地方。

可惜的是虽然道德经的声望最高，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应用。其中有世事无常，重民轻君的思想，而皇帝都希望千秋万代。最终这种违背本心的做法，反过来报应不爽。没有一个王朝能够做到千秋万代，社会的发展停滞落后。

爱因斯坦和牛顿的主要成就，都发生在青年时期。也就是26岁之前！

说明了什么？

达尔文是在中年有成就的，但他的理论在青年时期就完成了，中年去发现，中年时期是旅游证实的。

说明科学成就，创造型的，非经验积累型的，需要热血澎湃的年轻身体。这说明身体的悟性和感知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智商的重要性。

有必要说一下，牛顿的父母和牛顿本人，都属于神职人员。同时本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牛顿的万有引力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很难吗？万有引力、牛顿力学，初中生高中生就可以学完了，相对论，就是一种理论，哪怕没有坚实的理科基础，同样也可以提出这种理论。他们的成功，建立在已有的科学基础大厦上，所用到离不开悟性。

可以说智商达到牛顿和爱因斯坦级别的人有很多，只不过很多人只会计算公式而已，缺乏创造的激情和悟性，而创造的激情和悟性，是需要修身养性的。

王阳明，“心”学的发扬光大者，代表金句“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将“道”的运用推到了极致，被称为实用主义心理学。知道就是行为，不能够真正的做到，就不是真正的懂得。

所谓知行合一，其实就是“道，可道也”的进一步推导总结。“道”，是可行的，行可以入“道”，道行，知行合一。

细品《道德经》，其乐无穷、受用无穷！

“道”是不断变化的。

“道，可道也，非恒道”

非恒道，意思是道理是不断变化的。

这一点很好理解。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事情，如果按照固定的答案执行或者按图索骥，就会闹出笑话。

比如近些年的家庭矛盾，大多数是因为社会变化太快，而部分人还没有认识到，没有做出相应的改变而造成的。夫妻矛盾、婆媳矛盾、母子矛盾，都属于这个范畴。

现在的社会改变了，封建社会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律和风气都改变了，而有些风俗和习惯却依然保留着，这就带来了冲突和矛盾。

以前结婚给彩礼，就相当于买断了一个女人的一生，所以有很多男人乐意。而现在结婚给彩礼，就必须要全方面的考察，否则很容易鸡飞蛋打。结了婚之后，立刻就离婚的，现在也并不稀奇。因为现代男女关系的转变，政府也相应的出台了新的婚姻法。

以前男人把工资以及一切家当交给女人，是一种顾家的表现，因为那个时候女人根本就跑不了，而现在，就要三思而行了。以前男人哄女人，不顾一切的哄，叫做温柔体贴，现在则改称为舔狗。如何得体的交往，是一种技巧。

婆媳矛盾也很普遍。现在女人更加独立自主，而有的婆婆们，却依然想掌控，这就造成了矛盾。

父子母子之间，教育方式和亲子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小孩的人权越来越得到尊重。现在的小孩子也越来越知道维护自己的自尊和人权，如果父母管束的不合理，很有可能造成自杀或者伤害父母的悲剧。

再比如有的人学习很好，几乎不玩游戏。但是这种人值不值得学习？大部分人不停的学习，不玩游戏，几乎是会要崩溃的，最后能搞得自己精疲力尽，变成一个书呆子。认真学习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但具体努力到何种程度，只能靠个人掌握。一个人如何生活？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来，累了就应该休息、就应该娱乐，只要不特意的放纵，就是正确的。有的人可以不停的学习，那是因为那个人本身就擅长做那件事情，全部照抄的学习，就会产生不协调。不协调就会产生紊乱，紊乱就会造成焦虑紧张、效率低迷。

I. 《CCTV中国通史纪录片》第81集 王阳明心学（解说词）

第81集：王阳明心学

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教育家、一位政治家、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的功业事迹，完美实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最崇高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代学者赞誉他是立言、立德、立功的圣人，他上马为将，下马为师，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用内圣开出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是最活跃的儒学思想家之一，他开宗立派，掀起了明代儒学的一波高潮，对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就是王阳明，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被门人称为圣人的王阳明，曾经是个狂绢少年，这种狂绢在他十五六岁时已表露出来，年少的他希望能够真正参透程朱理学的真谛，这是宋朝以来大多数学者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少年王阳明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格竹，宋代的理学家大师朱熹提倡格物穷理之说，认为普遍的真理蕴含在具体的事事物物之中。因此，要寻天理，必须借助格物这一手段，格物的格就是研究，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讲具体事物之理研究一遍，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便能恍然大悟，而万事万物无非是天理的呈现。

父亲官署后院的那片竹林，成为了少年王阳明寻求天理的载体，他独对幽篁，如老僧入定，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片竹林，感受着竹林的风吹草动，体察竹子细枝末节的变化，就这样他整整七天，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期待着恍然大悟，最终眼前的这片竹林已不是往日的那片竹林了，然而，伴随着天旋地转，积劳成疾的王阳明无法坚持，终于败下阵来，显然，他没有通过格竹而领悟到天理。

杜维明：他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人，那么这个老师说读书登科，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状元，也许就好好学你的父亲，结果他很直接的一个反映，他说也许不是，也许是读书做圣贤，当然，他父亲王华听了以后也感觉到高兴，也很震撼，说你居然想做圣人，当然到了阳明的心里面，圣人是什么，很难说，就是说第一等人，这是他的志向。

王阳明，名守仁，他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据王氏的家谱记载，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东晋的世家大族，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贵为天子身边的文学侍臣，出身诗礼簪缨世家的王阳明，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智慧，曾即兴创作《蔽月山房》诗，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潇洒开阔的诗境，不拘一格的眼光，展现了他超越年龄的机敏和思维水平。王阳明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收入到《王阳明全集》的诗作就有600多首，现已经发现的散秩诗有40多首，他善诗文，工书法，多以行草为主，被全世界争相收藏，其书法规矩古法又出新意，诗风淡雅而又自然率真，点画精熟，法度含蕴，其中蕴含着他的人生哲理。

从十一岁离开家乡余姚，跟随为官的父亲王华到京城，王阳明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像一团火一样，激励着这个少年，他渴望去探索事物中蕴含的真谛，也渴望去发现外面的位置世界，王阳明开始实施下一个行动。这一次，他远赴边塞，游历了河北境内的居庸关，紫荆关与倒马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当时，西北边疆常有战事，他向边境的人们问询缘边各族部落的情况，听他们说备边防御的良策，他便览山川形势，长城逶迤起伏，绵延万里，胸中豪气顿生，建功立业、勒石记功，何尝不是少年郎的梦想。

杜维明：儒家里面，主要讲修身，就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分外和内，向外修身就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推到天地万物，但更重要的是向内，就怎么能够正心，怎么样能诚意，怎样致知、格物。

在边塞考察一个月之后，游侠王阳明回来了，心急如焚的王家总算安定下来，但事情远没有结束，自古英雄出少年，豪情万丈的王阳明要向皇帝上书，提出削平草寇的防御之策，带着青春幻想的王阳明将奏章写好后，郑重呈给了父亲王华，请其转呈给当今圣上。然而，热血沸腾的他迎来的却是父亲当头棒喝，斥责他这样的做法是狂妄，父亲的棒喝，没有让王阳明放弃，他研习兵法，每逢家宴便收集核桃练习排兵布阵，一个少年整日纸上谈兵，父亲觉得儿子该结婚了。需要婚姻来管束他那躁动狂绢的心灵，明孝宗弘治元年，王阳明奉父亲之命，远赴南昌迎娶诸氏，这位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青年，有着无尽的求知欲和内心世界的追求。此时的王阳明不是需要婚姻的管束，而是需要一位导师来指明心的方向。1489年，婚后的第二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回浙江老家，途径江西上饶时，特地去拜会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对王阳明的一生起到重要作用的理学名宿娄凉。娄凉可以说是青年王阳明的精神导师，指引他通往向上之路。

俞兆鹏：娄凉说收敛放纵之心是居敬之门，这是入门的基本方法，第二句话以何思何滤，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有各种各样杂念，这种思虑，那种思虑，也不要依靠外界来帮助你提高道德品质修养。

做圣贤的远大志向解决不了王阳明的现实问题，在那个时代，要治国安邦，要有所作为，每个人都必须要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入仕为官的必经之路。十九岁时，父亲责成他学习经义，准备科举考试，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熟读程朱理学经典教义，明朝以经义取士，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明代前期，朱子学是明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朱熹《四经集注》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已经完全发挥了古圣先贤的心思而无余蕴，后人不繁著作，只需依照朱熹所说，循序渐进，躬行践履。

杜维明：明代的时候，最具影响力的是朱学，朱子的学问因为通过科举考试是朱学，有个基本的这个朱学我们叫渐教，就是佛家里面有顿教和渐教，他是一个逐渐的，就是逐渐地积累你的知识，然后积累了知识以后，先知后行，你先有知识，积累了知识，多半人都准备科举，就跟我们的现在人高考一样，准备高考，那么你要读很多书，你要背很多的文本，然后你学做人，战战兢兢，亦步亦趋，按照一个规定来做。

按照父亲的指示，王阳明开始准备参加科举，十年后，二十八岁的王阳明参加弘治十一年的会试，考取进士，终于如父亲所愿踏入仕途。出入官场，王阳明被派到工部实习，当时，西北常有战事，又值星变，朝廷下诏求言。长期有着边塞情结的王阳明一直都在关注边境形势，于是王阳明上《陈言边务疏》，终于实现了自己十五岁以来就有的上疏愿望。在上疏中，他提出八项对策，蓄材备急，舍短用长，简师省费，屯田足食，行法振威，弗恩激怒，捐小权大，严守乖弊。十多年的准备，令这次上疏极为切中事理，但是，王阳明遗憾的发现，自己的奏章如泥牛入海，渺无回音，此时的朝廷官员只知因循守旧，得过且过，整个官场犹如一潭死水。程朱理学，不但无法为大明王朝注入活力，反而使他更加僵化，虽然已届而立之年，王阳明感觉自己一事无成，往日的价值观念正在坍缩，自己的思想与学问亦无从施展，他感到异常的苦闷与彷徨。

这是宛委山南路的阳明洞天，距离浙江省绍兴市约6公里，自古以来就是道教圣地，弘治十五年，三十一岁的王阳明请假归乡养病，筑室于阳明洞旁，他暂时放下程朱理学与家国天下，也无心欣赏千岩竞秀的自然风光，他打坐勤修，试图在佛道之中找到疗救精神危机的良方。他每日只是静坐冥想，苦苦思索，困扰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人生问题，在阳明洞，过去种种，一一浮上王阳明心头，骑射兵学，虽是实用，终究无用武之地，佛老之学，虽可怡悦心智，如果要离世，祖母曾氏与父亲却又割舍不得，怎么办呢。一天王阳明突然领悟到对亲人的眷恋之情，是在孩提时候就有的，是人类的本性，也是做人的根本，如果割断孩提时就具有的人伦之情，便是毁灭人性。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不能以求仙访道，打坐参禅为借口，而舍弃人伦责任，而应以接受人类的普遍情感为前提。

杜维明：假如我祖母这一念能忘，我还是不是一个人，那么这是一个儒家和其它学术之间最为关键的一个课题，儒家的思想史入世，就是有一些情不仅不能忘，不能切断，而是你之所以作为人的必要条件。

对于王阳明来说，阳明洞不只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物理空间，是他弃绝佛老而回归儒学，在离开阳明洞前，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归孔孟，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洞中所悟，隐然已非程朱理学的规矩，而要开始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阳明洞的思考，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让他的人生有了巨大的改变。

周月亮：要出来建功立业，必须是走在儒家的这条金光大道上，那别无选择的，练完以后，他觉得那个颠簸精神没有意义，就是那个要不朽，就是立功、立言、立德。

1505年对王阳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三十四岁的王阳明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正是这一年，他开始在北京正式招收门徒，讲学论道，这期间，他还遇到了理学家湛若水，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湛若水的老师陈白沙是明初著名的理学家，主张弃书册，废文字，去闻见，静中体验心体，是开启明代心学的重要人物，这与王阳明的思想暗中吻合。此时王阳明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与湛若水二人，相互砥砺切磋，期许在主流思想界之外开辟出一道新的天地。但是，要跨越程朱理学，他还有一座大山需要跨越，那就是他自己。

明孝宗死后，武宗继位，时年十五岁，太监刘瑾等人日益得宠，转圈山镇，紊乱朝纲，打击排斥正直的大臣，先朝留下的顾命大臣多半无奈地辞职回乡，言官戴宪等人疏谏，逮系诏狱，身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面临着两种选择，是明哲保身还是仗义执言，选择前者可以确保仕途无虞，选择后者必将招来牢狱之灾，是活在违心的现实里，还是按照心的指引前行，王阳明陷入了知与行的矛盾之中。他意识到遵循孔孟之道就要直道而行，道德只要落实在实践上才是真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王阳明决定挺身而出，冒死进谏，建议宽恕言官，刘瑾大怒，将他投入诏狱，廷杖四十打的昏死过去，许久之后才复苏过来。虽然没被打死，但之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王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经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驿，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之中，规模很小，只有驿丞一名，吏一名，刚到的时候连住所也没有，只好搭了个草棚居住，但这个草棚难以遮风挡雨，于是王阳明移居东峰一处洞穴，称之为阳明小洞天，阳明小洞天位于贵州修文县，城东的龙岗山上，如今洞中留有明、清、民国年前的摩崖石刻43幅，是国内外溶洞摩崖石刻最多的一处，它们或许是表达对王阳明的崇敬之情，或是感叹王阳明非凡的人生经历，或是感念王阳明由此而开启的心学之路。在明朝，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多为苗族、黎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留蹿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居夷处困，不为恶劣的环境打败，始终保持着昂扬的乐观精神，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

杜维明：假如是一个儒者，你在一个一无所有，任何人际关系都没有，你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你还能做到儒者吗，就在那个时候他的顿悟，叫做吾性自足，作为一个人我就圆满了，可是，这个顿悟和佛教或者道家的那种顿悟或者彻悟有很大的不同，他第一个就把他所背下来的五经，他重新在脑子里过一遍，叫五经臆说，就是我现在的这样一个感觉，这种吾性自足的感觉，和我念的儒家的经典有没有矛盾，他经过这五经的检验之后，他觉得没有矛盾，所以后来才发展处就是儒家的心学。

王阳明的自念是向外格物，还是求之内心，是应付外界的直接挑战还是关注内心的主体性，他日夜在石窟中端坐，逐渐体验到内心的平静。经过长久的冥思苦想，一天晚上，正直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狂欢，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

杜维明：那么心即理呢，从这个陆象山开始，因为性即理，就是所有的只要是从事宋明儒学研究的人都接受了，荀子不接受，这是孟子的学说，就是性，我们人性本身，他是体现了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理，如果用孟子的学说来讲，这个本质就是你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所谓心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种内在的，不是受外面的影响，内在的一种同情感，内在的一种是非标准，内在的一种辞让，内在的一种羞恶。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构建的开端，自此以后，他的心学思想如江河决口，沛然莫之能御，王阳明自此创立的心学学说是对朱熹以来的儒家正统思想的一次革命。当他用心即理的眼光来看待万物时，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少年时苦思不得的格竹问题，此时竟然涣然冰释，居住的条件也逐渐好了起来，当地百姓，为王阳明构建了几间房屋，作为他安居和讲学之所，分别名为龙岗书院，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经过近代返修，龙冈书院的原貌得以保存下来，龙冈书院因王阳明而盛名天下，成为圣学之地。王阳明在龙岗讲学的盛况不久就传到省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率诸生拜王阳明为师，又聘请他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针对当时的人们只知死读圣贤经书，远离人伦日用，王阳明在与席书的交谈中首次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认为因为知行脱节，人们知道埋头于书本知识，以纯粹的知识为知，而忽视了活泼泼的实际行动。

杜维明：阳明就说我自己要孝，那我没有行孝是不可能的，我那个知，要知孝的那个知的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把它付诸实践，他认为这个是知行的本来的面貌，知呢就是一种明觉精察，你知道应该怎么做，那么行呢，就是要落实你这个明觉精察的本身，所以这个中间，它的关系是不可分的。

王阳明的心即理与执行合一的新说起初影响并不大，王阳明的讲学也只是局限在贵州一隅，他的心学理论体系此时尚未圆融成熟，这团新思想的火焰，还需要一定的锻炼，才会越烧越旺。

商传：王学是在理学基础上的一个发展，但是王学里面包含了一定的，我个人认为他有一定反理学的一些东西，因为他宣传个性，他要抒发个人的一些东西，和理学的东西克己复礼，要求约束自己，克制自己，这个一切就尊崇最传统的规矩去办，那显然中间互相是不同的。

这是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在龙冈书院立下了这座石碑，上面刻着王阳明当年在龙岗写下的诗句，卧龙一去亡消息，千古龙岗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咸英，江沙漠漠遗云鸟，草木萧萧动甲兵，好共鹿门庞处士，相期采药入青冥。这首诗写出了王阳明内心的苍凉，深处偏僻之地，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悠闲的隐居生活并不是王阳明所向往的。好在王阳明并没有在龙场停留太长的时间，王阳明一年内连升三级，正德十一年，因江西盗寇频发，四十五岁的王阳明经荐举，出任都察院左俭都御史，巡抚江西南安，赣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地，总览赣南、闽西一带的军务。从正德十二年二月到次年三月，王阳明先后指挥了漳南之役，横水通钢和沥头之役三次战役，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平定了江西、福建等地的盗贼，他认识到欲治世，先治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些盗寇与那些被残害的山民们，曾经是亲密的父老乡亲，或儿时的玩伴，为什么会从一夜之间从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变成穷凶极恶的盗贼。在那些山贼心中是否还有良知，盗贼能否返朴归真回归为民呢。

商传：保甲法是原来这个明朝最早他对于基层的管理是里甲，里甲更重于赋税，保甲更重于治安，他用了这样的一种形式，把整个的基层社会管理起来了，然后又用这个乡约的形式，把人们的思想改变过来，就是灭心中贼更胜于灭山中贼，他这套思想，他能够贯彻到他的所有的施政的这个工作和活动中间去。

江西可以称得上是王阳明的第二故乡，在南昌迎娶了她一生的伴侣，在上饶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娄谅，确定了人生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江西也是阳明心学的成熟之地。正德十四年六月14日，王阳明平定江西寇乱后不久，江西便爆发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朱宸濠在南昌举兵造反，直至南京。朱宸濠系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权之玄孙，弘治十年嗣宁王位，面对这场大乱，王阳明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凭借临时凑齐的两三万军队，只用了35天就平定了叛乱，对于这场军事大捷，王阳明更是思绪万千，宁王朱宸濠的妻子娄妃，竟是十七岁他拜谒的精神导师娄谅的孙女。以前叫做水观音亭的南昌画院，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这里的格局和风貌乃至建筑器物都保存完好，这里也曾经是宁王朱宸濠的行宫，当年娄妃就居住于此，如今南昌画院还保留着娄妃井，石碑等与娄妃相关的文物。

这块巨石碑上的屏字，据说是娄妃用青丝为宁王所写，宁王起兵前，娄妃曾经苦苦劝谏，宁王兵败之时娄妃以白色锦帛裹身，投水自尽，朱宸濠被生擒以后，也悔恨自己不听娄妃之言，乞求王阳明能够礼葬娄妃，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王明明对善恶有了更深的思考，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还是失望者，内心都有着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良知，但是良知的呈现，必须身体力行，否则良知只是一种隐性的道德存在，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以此丰富自己的心学体系，他认识到，以前的学说一则发明本心，一则强调知行合一，但本心之知与外在之行仍然断为两截，不如致良知来的简易明白，单刀直入。他自称致良知三字是自己从百死千难中体贴出来的，只有唤醒人人心中的良知，使得人人成为圣贤，才能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杜维明：致良知很难了解，孟子里面说的良知良能，就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善所体现的四端，因为侧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原来我们都具有的。但阳明的重大的贡献，就把这样一个一般讲起来是道德实践，道德哲学里面的一个范畴，变成了整个认识论，和这个本体论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和观念，怎么说呢，就是天地万物都是气，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这个气就是良知良能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个良知良能不是就人有，这个动物有、植物有，无生物都有。

这是浙江省余姚市龙泉山北麓的王阳明故居，故居规模宏大、格局完整、给人以庭院深深之感，又不失端庄典雅之气度，故居大堂寿山堂内挂有当代书法家姜东舒所书的，真三不朽匾，这是历来对王阳明一生在立功、立德、立言三方面皆居功绝顶的确切评价。正德16年11月，王阳明因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勋，被封为新建伯，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已决意放弃仕途，八月即已回到家乡绍兴府。王阳明在绍兴的六年时间里，他专事讲学，达到一生思想的巅峰状态，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士子络绎不绝，以弟子礼师事王阳明，就连年届古稀的老人也用杖肩挑瓢笠诗卷，拜倒在阳明门下，这些学生环绕在他的住处，弦歌之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

 杜维明：明代的时候，到后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那种思想，当然跟阳明心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那种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则，变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如果这个社会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多，这个社会就祥和，这个社会就仁。

大道如人心，万古未尝改，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从16世纪到17世纪后期，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主导着中国知识界，近代学者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无不推崇他的学说。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远达于欧洲和美洲，在全球的哲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对东亚、东南亚的影响更为巨大，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

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为之用也。

杜维明：日本幕府以来的以朱熹学为主的日本学说，日本这个学术传统一个重要的冲击，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发展是打破了，这个朱熹所代表的一个制度非常严格、礼俗非常全面的一种架构，开发出他的那个创造的力量，这就是阳明学所代表的。

王阳明心学不仅对儒学思想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明代中晚期尊重人性，提倡个性解放，勇于表达自我的文化思潮同样始于心学，随着王阳明心学的扩大与普及，心学思想直接影响到明末清初的艺术创作动态，形成了艺术发展的异彩纷呈、风格各异的艺术创作风潮。这幅收藏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馆的《聚贤听琴图》是明末著名画家董其昌的作品，画中的人物神态祥和、安逸，自由而有生机，心学思想直接影响作者对艺术的表达。《水墨花卉》徐渭将他的艺术表达与心学提倡的个性解放，很好的融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艺术风格。

商传：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儒家思想，因为大儒，一代大儒，而且是新儒家，但是呢，儒家并不是书呆子，并不是说坐在书斋里边读书的人，而是经世致用，我要把我学的东西，能够为这个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才。

王阳明，最终用他的生命践行了心学学说，当王阳明以为自己可以讲学终老时，朝廷派他赴广西平定叛乱，56岁的他无奈抱病躯前往，临行时，学生向他请教为学的宗旨，阳明留下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融汇了儒释道三教的智慧，有代表儒家的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无代表了内心的宁静与超越，有无之境的融合正是以敬畏求洒脱，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精神气质和境界。嘉靖七年11月29日，公元1529年1月9日，57岁的王阳明在平叛叛乱后返程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临终前，弟子问他有何遗言，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确，只有内心澄澈光明，元气淋漓，才有这份勘破生死的境界，这份内心的光明。这份光明亦如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激励着后人。一位儒者于兹离世，一位圣人从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