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保险合同法详论

㈠ 罗马契约与中国合同法之比较

与《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一文作者商榷（正文）
徐忠明 [法律科学]

学界通说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接触、碰撞，乃至吸收、融汇，始于晚清变法修律。最近，胡留元、冯卓慧两位教授发表《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以下简称胡冯文）一文〔1 〕，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视域研究，另创新说，认为中国在汉（东汉）唐时期已经吸收、融汇了罗马法律文化的有益成份。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提出如下商榷意见，求教于胡留元、冯卓慧两位教授。
一
胡冯文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在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商品经济发展高峰时期，如周、汉、唐、宋、明等朝代，中国的对外商业贸易交流范围均愈来愈扩大，而通过外事商业往来，在法制建设中自然吸收、融汇了外民族、外国家的法律文化。”（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特别是，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与罗马两国之间有着频繁的、长期的贸易活动，因此，“中国法律文化必然接受、吸收、融汇罗马法的有益成分，自然，中国民法也从罗马法中汲到营养，发展自己”。又说：“这种融合，最突出的表现，则在中国古代契约法中。”进而又说：“东汉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古代契约概念开始有了变化”；“南北朝至唐代，契约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细绎胡冯文的论证逻辑和方法，我们可以发现：首先，由于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随着丝绸贸易的发展，契约法作为一种连结贸易的纽带有了接触的可能；其次，由于罗马契约法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再次，恰好在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丝绸贸易频繁展开之后，中国古代契约法概念、内容及种类出现了若干与罗马契约法相似的因素；最后，结论也就是中国古代契约法必然吸收、融汇了罗马契约法的有益成果。但是，笔者认为，这其间有些问题值得深思，有待证实。
（一）我们先从中国对罗马帝国的认识水平来考察。虽然随着两国之间丝绸贸易的迅速发展，对于相互间的认识与了解也不断加深。从中文史料看，以《后汉书》对于罗马帝国的记载比较全面，由于文字太长，兹不俱引〔2〕。但是，从现存所有汉唐时代中国的文献资料看， 没有任何有关罗马法律，尤其是契约法的蛛丝马迹的记载。例如，《后汉书》有关文字对于罗马帝国的方方面面均有扼要记载，包括政治体制；但是，对于世所瞩目的罗马私法制度，并无只字述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可能当时中国对于罗马法制并无深刻的印象；即使当时从事对罗马进行丝绸贸易的官私中国商人对于罗马法有所了解、接触，但也没有引起统治阶层的注意，以致在现存史乘中茫无痕迹。
（二）我们再从中国对罗马帝国的贸易关系来考察。笔者认为，在这里简要地讨论一下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首先，中国不仅是世界上迄今所知最早的产丝国家，早在公元前5000年我国就有蚕丝的生产〔3〕；而且也被认为是在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引入养蚕技术以前世界上唯一的产丝国家〔4〕。其次， 西方各国对于中国的认识也主要是从丝绸开始的，现在有称中国为“支那”者，实源于丝绸〔5〕；赛里斯（Seres，丝）“即古罗马语对于中国人之称呼也”〔6〕。再次，在中国与罗马帝国的贸易中， 丝绸虽然不是唯一的物品，但也是最为重要的物品，以致英国学者赫德逊认为：“对罗马来说，丝绸贸易和对中国的贸易实际是一回事，……丝绸至少占中国对罗马出口的90％。”〔7〕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为了回应胡冯文的立论前提，笔者仅择有关问题稍拟讨论，以期探明：在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进行的丝绸贸易，究竟在多大程度中能导致中国古代契约法制吸收、融汇罗马契约法制？其中有无必然性？
（1）汉武帝时代丝绸之路的开通， 一般以张骞“凿空”（公元前138年）为标志，尽管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丝绸贸易有极大的增长，但是，两国的丝绸贸易基本上是间接进行的。这点，胡冯文也承认：“中国的商品甚至辗转运输到大秦，即罗马帝国。”杨共乐先生说得更为明白：“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在公元1 世纪以前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罗马商人未能经由陆路直接去中国，中国人也未能取道陆路直接到罗马。他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靠帕提亚（即今日伊朗）的中间人。”〔8〕这其间， 中国丝绸辗转输入的主要也是罗马帝国的东方行省，如埃及与叙利亚。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罗马’商人多半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9 〕如所周知，埃及（公元前30年）和叙利亚（公元前64年）虽属罗马行省，但是，其在社会政治、经济、风俗诸方面并没有受太多的罗马文化影响〔10〕。因此，其对中国进行丝绸贸易时是否全然依照罗马契约法准则，是一个未知因素〔11〕。另外，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罗马帝国商人首次直接进入中国，是在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文云：“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12〕其中“蒙奇”、“兜勒”究系何国人氏，学者多有争议。据林梅村先生的考证，是马其顿（Macedonia，蒙奇）与推罗（Tyre， 兜勒）均是罗马帝国的东方行省。其后，见诸中国史载的也有数则〔13〕，其中有些所谓“使节”，学者一般认为是一些商人，为谋取私利假冒的〔14〕。然则，丝绸贸易仍是比较间接的。对此，赫德逊先生认为，从公元200—600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尽管中国政治上处于分裂和混乱局面，但是，丝绸贸易还是继续进行。同时又指出：在北方，这种贸易似乎主要是由粟特商队进行的〔15〕；在南方，则由于中原板荡，社会动乱，丝绸贸易反而有所扩大，但是，这种贸易又是由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航海民族维持的〔16〕。在此情况下，中国汉唐时期如何吸收、融汇罗马契约法律，便产生诸多疑问。
（2）沈福伟先生指出“中国丝绸最大的主顾是罗马帝国”〔17〕。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凯撒因为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当时还被认为是奢侈已极。但是，从此以后，罗马男女贵族都争穿丝绸衣服，甚至“连搬运夫和公差都不例外”〔18〕。
对此，我们必须指出以下两点：其一，“中国丝织品向西方输出，大约通过三种渠道，即中国政府向西方少数民族的赠赐，中国政府与少数民族以物易物的交换，以及奔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的活动”〔19〕。武伯纶先生又说：“除了大宗赏赐外，中原政府与边境少数民族政府之间的交换，也为数不少。”〔20〕其中输入西方少数民族的丝绸，有些也被辗转销往罗马帝国。这样，从中国直接通过贸易输出的丝绸也就比想象中的要少得多。其二，诚如学者已经指出：“中国的丝绢大都由外国商人运出，并非都由中国人输出。”〔21〕这样，奔波于南北丝绸之路的外民族、外国的商人，一旦进入我国境内，那么，他们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在汉代，对外贸易实际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政府官办，称为使节；二是民间私营，必须经政府许可〔22〕。关于外民族、外国的商人所应遵守的法律的具体规定，史书有缺，无法详论；但是，从汉代司法实践的个案看，则采用属地主义原则，也即外国商人必须遵循中国法律〔23〕。由此也可以推测，外民族、外国的商人在我国境内与中国臣民贸易时，自当适用中国法律。及至唐代，中国政府关于对外贸易的法律控制尤严〔24〕。另外，有关对外贸易的限制及其管理体制，唐代法律也多有规定，学者对此也有所讨论〔25〕。这里，我们再摘引两条唐代有关涉外法律关系的适用原则。《唐律疏议·名例》“化外人相犯”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律论。”这是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然而，如从外国商人与中国政府、商人贸易角度观察，应该是适用中国法律的。《唐律》的另一条规定透现了其中的某些消息。《唐律疏议·卫禁》“越度缘边关塞”疏议规定：“其化外人越度入境，与化内人交易，得罪并与化内人越度、交易同，仍奏听敕。”据此，外民族、外国商人与中国进行贸易，显然也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所以，很难设想罗马帝国商人能够依据本国法律准则与中国政府及商人进行贸易；中国曾自觉地考究罗马契约法制，并且加以吸收，以便改造中国法律。如果考虑到汉唐时代中国的国际声望，也不致对自身的固有法制缺乏信心。如果从夷夏之辨，天朝中心的意识形态及儒家伦理的价值准则看，也难以吸收、融汇外国法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进行丝绸贸易的过程中，即使有可能接触到罗马法律文化，特别是契约法，也不一定就会吸收、融汇罗马契约法。退一步说，即使可能吸收、融汇罗马契约法，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推测，而不一定就是胡冯文所讲的“自然”、“必然”。另外，考虑到丝绸贸易本身的曲折性、中介性，那么，这种可能也不会很大，而且更有待证实。也许有论者要问：胡冯文不是已经给出了若干例证了吗？对此，笔者认为，这仅是一种附比，不是论证。
二
胡冯文关于中国古代契约法吸收、融汇罗马契约法的基本看法是：东汉以前中国契约仅注意其制定的形式和考虑其在财产争讼中的凭证作用。东汉以后，契约中出现了“合同”一词。南北朝至唐代，契约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契约签订时十分强调立约双方意思一致，并且将此概念规定于国家法典之中。对此，我们必须稍加分疏。首先，胡冯文认为：“合同”蕴含着契约当事人意思一致的含义。这是对的。对此，张传玺先生也说：“合同就是会合齐同之意。写‘同’或‘合同’，既为合券制作了验证的标记，又体现出了缔约各方的意思表示。”〔26〕从第一种意义上讲，“合同”实质上与西周所谓“质剂”、“傅别”和“约剂”一类的“判书”并无根本区别。因为“合同”可以把它理解为把“同”字合起来加以验证的契约〔27〕；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书”形式的契约不仅在中国古代有，在罗马契约史上也曾经采取过这种形式。凯瑟先生指出：“现存罗马契约文书的范例是作证，在形式上与中国汉代的文书极为相似。通常，它们也刻于木简上，一式两份，由当事人分掌。原文按第三人叙述的方式书写。证人的姓名附于其后。发生争讼时，所列证人被传作证。”〔28〕显然它们是各自独立形成的〔29〕。从第二种意义上讲，“合同”意味着缔约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应是古今中外契约行为之通例；大凡契约之所以成立，必得各方当事人的同意，只是在法律认识上有深浅、详略、重轻之别。事实上，罗马契约理论非常发达，中国则对之了无阐述，即使唐代以后亦然，原因在于两种文化性格、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差别。这种契约行为的合意性，也并非胡冯文所谓在东汉以后方才形成的。根据西周共王时代《五祀卫鼎》记载：五大臣听了裘卫要求交换土地的要约后，“正乃讯历曰：‘汝guǎ＠①田不？’历乃许，曰：‘余＠②guǎ＠①田五田’。”〔30〕这在西汉也不乏其例。如《史记·陆贾列传》载：陆贾与五子就家产分析和赡养达成协议。又如王褒《僮约》载曰：当初杨惠丈夫买奴隶便了时，曾与便了就“但要守冢”达成一致意见。
其次，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胡冯文中以为“合同”一词出现例证的《建宁元年马氏兄弟买山》。这里，东汉时人将“合同”称为“bié＠③’，本身就意味着当时人们对“合同”与“bié＠③”并没有作出具有实质意义的区分。那么，“bié＠③”是什么意思呢？刘熙《释名·释书契》曰：“bié＠③，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之也。”这与东汉郑玄释“傅别”相若。对于“bié＠③”这种契约形式，国学大师王国维释云：“bié＠③者，乃两书同别之”；其形制为“táo＠④瓦为之，状如半tǒng＠⑤，面有两yuē＠⑥，盖象剖竹之形”。〔31〕可见，东汉出的“bié＠③”，也是一种“判书”形式的“合同”。据此，笔者认为，东汉开始出现的“合同券”，与先秦以来的“判书”是一脉相承的；对此，不应遽然断定是受了罗马契约法的影响。另外，“合同契”的出现与书写材料的变化也有很大关系〔32〕，也许这是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契约法制时不必强与罗马契约法制攀附。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胡冯文特别强调的从南北朝到唐代契约的“两和立券”、“先和后券”及“和同”，也即强调双方当事人意思一致的问题。第一，笔者认为，说“和”或“和同”或“两和”是契约各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这是没有疑问的。张传玺先生认为：“这样的契约的意思表示也反映出其为合同契来。例如‘唐天授元年（690 年）张文信租田契，曰：“两和立契书，执契两本，各执一半”（《敦煌资料》第一辑第454页）。‘两和’与‘两合’同意， 在《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中，谓之‘和同”。也就是‘合同’。”〔33〕这，可以理解为“两和”或“和同”契约是从中国古代契约法本身的理路发展而来，并非源于什么罗马契约法制。第二，所谓“和”是与“不和”或“强”相对而言；晋代著名律学家张斐注云：“不和，谓之强。”〔34〕对于强制他人立地契的行为，早在秦汉时代就有禁律。例如，秦律规定：“百姓有责（债），勿敢擅强质，违者赀二甲。”〔35〕实际上，契约的合意，在中国古代婚姻契约中表现得更为明确。《礼记·昏义》说：“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如何“合”法？一则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则必须行婚姻“六礼”。其中虽有媒妁穿针引线，但是，订立婚约的双方当事人（父母）意思之一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这起码也是西周以来的传统。这与《唐律疏议·杂律》“诸买卖不和，而较固取者，……杖八十”并无本质不同，只是唐代较之前代更加自觉而已。况且唐代法律对于契约合意，也并无任何理论的探究；如此以与罗马契约理论对合意的定义，则有不同。因此，胡冯文认定是在“罗马法的影响下”实在是太过武断了。
（二）关于中国古代契约种类内容方面的问题。胡冯文中还提到了汉唐契约法制在其他方面吸收、融汇了罗马契约法。其一，认为“中国汉唐契约种类之增多，几乎与罗马法大致相同，这说明中国自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契约种类已与罗马法制有了相互融合”。这种“论证”的方法，实在令人吃惊。因篇幅所限，这里暂不深论。其实，只要把中国古代汉唐时代契约种类的增多放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内部稍加考察，便可以发现，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其二，更为引人瞠目结舌的是，胡冯文认为：罗马关于租赁契约的法律规定已全盘为中国汉唐以后的租赁契约所吸收，这种吸收已不仅是契约的内容的吸收，包括法律名词的吸收，如“庸赁”一词。说得如此铁板钉钉，似乎铁案如山。但是，胡冯文只是类比了罗马与中国汉唐租赁契约三个相似的方面：意思表示一致；租金达成一致意见；标的种类。实质上作为租赁契约的这三个方面，我们在先秦时代的文献中也可以发现其端倪，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畴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这段文字虽非先秦雇佣契约文书，而是宣示一种道理；不仅文字颇有文学色彩，而且文辞也有些抽象；但是，就雇佣契约而言，则可以看出上列三个方面均已蕴含。秦汉（西汉）时代资料虽然不多，但是，综合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看，也是三个方面齐备，用语也与唐代大致相同〔36因之，中国的古代租赁（或庸赁）契约〔37〕，是在自身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法律发展历史中完备起来的，与罗马租赁契约没有什么关系。例如，租赁契约是罗马四类诺成契约之一，什么是“诺成”呢？这在中国数千年发展形成的古代法律术语中是没有的。反问一句，如果说中国汉唐以来的租赁契约已经全盘吸收罗马契约法制，那么，这么重要的法律术语却拒不引进，不使人感到非常奇怪吗？这，正是问题的要害。
通过上面两节文字的考察、分析，笔者的初步结论是：第一，胡冯文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中国汉唐时代的契约法制基本上是自身独立发展完善起来的。

㈡ 乙肝携带者能够入社会医疗保险

乙肝病毒携带者也可买保险

相关资料：结合我国保险业的现状，只探讨乙肝携带者如何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界定投保目标
第二节 圈定保险公司
第三节 比较投保收益
第四节 签订保险合同
第五节 其他问题

第一节 界定投保目标
乙肝携带者购买人寿保险(含疾病险)，可以说绝大多数是慢性乙肝，因为急性乙肝大多数的人经过及时治疗都能转阴。按照购买保险的动机来分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担心乙肝病毒重新活跃复制，想通过买保险来减轻医疗费用的负担，另一类是与没有乙肝的人一样，针对其他疾病而购买保险，一般来说，不外乎这两个

目标。

(一) 针对乙肝而买的保险

战友购买保险，千万要细心，否则要上当受骗。没有乙肝的人们通常说到乙肝，只知道乙肝这么回事，可能有少的还知道还有肝硬化、肝腹水、肝癌。作为一个想购

买保险的乙肝携带者来说，光知道这些远远不够。现行的保险公司为了降低风险，将保险合同中的疾病分得非常细微，所以我们购买保险时，一定要非常小心，注意细节，清楚自己是针对哪一类型的乙肝。比如是针对急性乙肝还是慢性乙肝？慢性乙肝的要具体到是哪一类型的慢性乙肝，针对肝硬化的要具体到肝硬化那一期？如果不清楚要买的是哪一类型的乙肝，听信保险推销员吹得天花乱坠，草率地买了保险，到时发病了，因不符合条件，也不拿到保险，那时就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吞。

以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为例，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人寿保险合同的疾病为两类，一类是肝硬化晚期，一类是急性乙型肝炎。

(二)针对其他疾病而买的保险

有关这些问题，也一样，要心细，小心上当受骗。由于与乙肝无关，不再详论

圈定保险公司
康
保险按照性质不一样分为两类：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很多人选择保险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关注的基本上是健康保险。
最佳的医疗保险方案：以社会保险为主，商业保险作为补充，特别是现在社会医疗保险又增加了几项附加医疗保险，投保人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一、商业健康保险主要有以下三大类： 1、
以疾病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即只要被保险人罹患保险条款中列出
的某种疾病，无论是否发生医疗费用或发生多少费用，都可获得保险公司的定额补偿。如平安的康盛、康顺重大疾病保险，就是这类保险。2、
以约定的医疗费用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医疗保险。即被保险人在接受医疗服务发生费用时，由保险公司按照一定比例和限额进行补偿。 3、
以因意外伤害、疾病导致收入中断或减少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收入保障保险。即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疾病使工作能力丧失或降低时，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的标准补
偿其收入损失的一种保险。二、我国境内的主要保险公司及其有关乙肝疾病的种类和定义

以我国境内的主要保险公司为考察范围，比较各保险公司之间及对乙肝疾病种类和定义之间的差别，方便战友进行投保。
（一）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盛世·万全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有：
1、癌症（恶性肿瘤）：本合同所保障的癌症是指被保险人患有特征为恶性细胞不受控制的生长和扩散并且浸润和破坏正常组织的恶性肿瘤。对该恶性肿
瘤，重大介入性治疗或手术治疗(内窥镜手术除外)在医疗上被认为是必要和必须采取的治疗方法。恶性肿瘤必须基于阳性的病理检验结果确诊。下列肿瘤除外：
（1）原位癌（包括：子宫颈上皮非典型增生CIN-1、CIN-2和CIN-3）或病理学描述为癌前病变的肿瘤。（2）所有皮肤癌，包括表皮角化症、基底
细胞癌、鳞状细胞癌和用Breslow组织学法检查证实的厚度小于1.5mm的黑色素细胞瘤(已发生转移的黑色素细胞瘤除外)。（3）非危及生命的癌症，
如组织学描述为TNM分级T1(a)或T1(b)的前列腺癌或其他相同或更轻的分级的前列腺癌，甲状腺或膀胱的微乳头状癌（肿瘤直径小于1cm），
RAI3期以下的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2、暴发性肝炎：因肝炎病毒感染造成部份或大部份的肝坏死导致急骤肝脏衰竭，诊断必须符合所有下列
条件：（1）急速肝脏萎缩；（2）肝叶坏死，只存留萎陷的肝脏网状支架；（3）肝功能急速恶化；（4）重度黄疸。并需有下列事实证明：（1）肝脏病理证实
有大面积肝细胞坏死；（2）临床上有肝性脑病的客观体征。直接或间接因自杀、中毒、吸毒、药物过量、酒精过量等所导致的肝脏疾病除外。 3、慢性肝脏衰
竭：由于慢性肝脏疾病导致的肝功能衰竭终末期,且被证实具备所有下列临床表现：（1）持续性黄疸；（2）腹水；（3）肝性脑病。继发于酒精、吸毒及药物滥用或误用所致的继发性肝病不在本合同保障范围内。
（二）中国平安保险股份公司
附加定期男性重大疾病保险，（平安保险公司也有针对女性而言的附加重大疾病保险，如：其中有关乙肝疾病的种类和定义与男性重大疾病保险完全一致）

男性重大疾病保险所列一类重大疾病中涉及乙肝的有：

1、严重恶性肿瘤:指
以不可控制的恶性细胞生长和扩散以及组织浸润为特征，经组织病理学检验确定符合国际卫生组织公布的"国际疾病和死因分类"标准归属于恶性肿瘤之疾病。但以
下疾病除外：1.第一期何杰金（HODGKIN）氏病；2.慢性淋巴性白血病；3.原位癌；4.恶性黑色素瘤以外的各种皮肤癌；5.早期前列腺癌（分级为
T1级，包括T1a及T1b）。

被保险人患艾滋病（AIDS）或感染艾滋病病毒（HIV呈阳性）期间，本项责任除外。

2、肝病末期.,肝病末期是指肝脏疾病导致的肝硬化。必须同时满足下列全部临床表现：1.顽固性腹水；2.肝性脑病；3.充血性脾大伴脾机能亢进；食道、胃底静脉曲张。由于酒精型肝炎及药物中毒所致的肝功能衰竭除外。

3、暴发性肝炎,由病毒性肝炎引起的肝脏亚广泛至广泛性坏死并导致肝功能衰竭。并具有以下四项诊断：1.肝脏急速萎缩；2.坏死区域含盖整个肝叶，只存留原网状结构；3.肝功能检验急速异常的退化；4.黄疸迅速加深。

由于酒精型肝炎及药物中毒所致的暴发性肝炎除外。
（三）泰康人寿保险伙股份公司
泰康重大疾病定期保险条款
1、恶性肿瘤

指恶性细胞不受控制的生长、扩散并侵入其它组织。包括白血病、淋巴瘤、何杰金氏病。理赔时，必须提供明确的病理证明证实组织被侵入或有组织学上可证明的恶
性增生。临床诊断结果不能作为理赔标准。但非侵入性的原位癌、恶性黑色素瘤以外的皮肤癌、恶性前期的非侵入性肿瘤及艾滋病病毒所衍生的肿瘤不包括在内。

2、爆发性肝炎

由病毒性肝炎引起的肝脏亚广泛至广泛性坏死并导致肝功能衰竭。其诊断标准包括以下全部4项：⑴肝脏急速萎缩；⑵坏死区域含盖整个肝叶，只存留胶原网状结构；⑶肝功能检验急速异常的退化；⑷黄疸迅速加深/肝性脑病。

3、慢性肝病

指慢性终末期肝脏衰竭并有以下全部表现：⑴持续性黄疸；⑵腹水；⑶肝性脑病；⑷食道静脉曲张。因酒精及药物所导致的肝病不在此保障范围内。
（四）新华人寿保险股份公司重大疾病保险条款
1、恶性肿瘤：指组织细胞异常增生及有转移特性的恶性肿瘤或恶性白血球过多症，经病理检验，确定符合国家卫生部公布的“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分类标
准”归属于恶性肿瘤之疾病，但以下疾病不属本保险的责任范围：（1）第一期何杰金（HODGKIN）氏病；（2）慢性淋巴性白血病；（3）原位癌；（4）
恶性黑色素瘤以外的各种皮肤癌。

2、暴发性肝炎：指病毒性肝炎引起的肝脏广泛性坏死并导致肝功能衰竭，其诊断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1）肝脏急剧萎缩；（2）肝细胞严重损坏；（3）肝功能检验急速异常的退化；（4）肝性脑病。

（五）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友邦附加重大疾病保险条款
1、癌症：指以不可控制的恶性细胞生长和扩散以及组织浸润为特征的恶性肿瘤，但不包括恶性细胞原位无浸润的恶性肿瘤（原位无浸润即指恶性肿瘤细胞
未穿透基底膜以下组织），亦不包括皮肤癌（除恶性黑色素瘤）。癌症诊断是指由专门从事病理解剖或病理诊断的医生依据病理证据作出符合上述癌症定义的诊断。
病理证据是基于对固定组织或血液系统标本所作的阳性病理报告，是以对可疑组织的细胞结构和形态检验得出的结果为标准，任何组织涂片检查和穿刺活检结果不作
为病理证据。

2、暴发性病毒性肝炎：指由各型肝炎病毒引起暴发性肝炎，导致短期内肝有弥漫性病变，产生肝功能衰竭。其诊断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标准：（a） 肝性脑病，出现意识障碍；（b） 持续性黄疸，且肝脏功能急剧退化；（c）弥漫性肝小叶结构破坏，仅剩下倒塌的支架结构。
（六）中国人寿健康保险条款
国寿康恒重大疾病保险条款:

1、恶性肿瘤：是指组织细胞异常增生且有转移特性的恶性肿瘤或恶性白血球过多症，经病理检验确定符合国际卫生组织公布的“国际疾病和死因分类标准”归属于
恶性肿瘤的疾病。以下疾病不属于本合同所说的恶性肿瘤：(1)第一期何杰金氏病；(2)慢性淋巴性白血病；(3)原位癌；(4)恶性黑色素瘤以外的各种皮
肤癌。

2、急性重症肝炎：是指由病毒性肝炎引起的肝脏亚广泛至广泛性坏死并导致肝功能衰竭。其诊断标准必须包括以下全部四项：(1)肝脏急速萎缩；(2)坏死区域含盖整个肝叶，只存留胶原网状结构；(3)肝功能检验急速异常的退化；(4)肝性脑病。

3、慢性肝功能衰竭：由于慢性肝脏疾病导致的肝功能衰竭终末期，其诊断须由本公司认可的消化专科医生确诊并有以下全部表现：(1)持续性黄疽； (2)腹水；(3)肝性脑病；(4)门静脉高压症。

因酒精或药物所导致的肝脏疾病不属于本合同所说的慢性肝功能衰竭。

康宁定期保险、康宁终身保险、国寿生命绿荫疾病保险中有：

暴发性肝炎指肝炎病毒感染而导致大部份的肝脏坏死并失去功能，其诊断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①肝脏急剧缩小；②肝细胞严重损坏；③肝功能急剧退化；④肝性脑病。

附加重大疾病住院医疗保险中:凡患有恶性肿瘤、心脏病（心功能不全Ⅱ级或Ⅱ级以上）、心肌梗塞、白血病、高血压病（Ⅱ期以上）、肝硬化、慢性阻塞性支气管疾病、脑血管疾病、慢性肾脏疾病、糖尿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先天性疾病、遗传性疾病、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癫痫病、法定传染病、艾滋病、性病或正患病住院及因病全休、半休者不能作为本合同的被保险人。

邓先生保险方案 险种名称 份数 缴费年限 保险费 保险金额 保险期间 关爱专家终身重疾 20 到70周岁 6032 20万 终身 守护占家住院定额（二档） 1 年缴 254 最高10万 69周岁 福佑专家人身意外 20 年缴 400 20万 每年 守护专家意外医疗（二档） 1 年缴 62 4万 每年 人物介绍 邓先生今年快三十了，在北京一家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工作，事业上还挺顺利，收入一年有9－10万元，公司给上了三险一金。但他的一块心病是自己在老家上高中时不慎染上了乙肝，后来经过治疗虽无大碍，但已经是病毒携带者了，今后会不会对身体产生影响邓先生自己也不知道。为了防止日后身患重病对自己和家人带来恶劣影响，邓先生想到保险公司购买保险来抵御风险。 邓先生和自己的女友就快结婚了，女友知道邓先生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但并没有因此嫌弃他，邓先生想请保险公司帮自己设计一套保障方案，以便一旦自己发生意外或身患重病。不会对新生的小家庭带来很大的影响，同时也想知道，若为女友购买保险，会不会受到自己的影响。 投保分析 邓先生工作比较稳定，年收入接近10万元。他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需要在此基础上提高个人保障。但邓先生患有乙肝，现在为非发病期的病毒携带者，以后可能发生病毒性肝炎，此后二十年内可能转为肝硬化，而后十余年可能患重症肝衰竭或肝癌，此两种疾病都需要很高的治疗费用，因此邓先生同一般的健康同年龄人比较，将来患重大疾病的几率高很多，急需要重大疾病的费用保障。 他本人现在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患重大疾病的概率远远高于正常人，因此保险公司会根据其具体健康状况，做出相应的费率调整或延时投保等决定。乙肝可以通过性传播，如果邓先生和女友结婚，女友将来成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几率较高，同样需要重大疾病费用保障。因风险相对邓先生要小，可以购买保额略少的重大疾病保险。此外，尽管邓先生女友患病风险要高于普通人群，但保险公司仍可以按常人的费率对她进行承保。同时他们两人在有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可以增加住院费用定额保险，作为患病住院后的费用补偿。 作为年轻人，要考虑在出现意外状况个人失去劳动力的情况下，能尽量补偿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对邓先生来说，这种概率远远小于重病的概率，因此可以通过较少的保险费获得较高的保障。两人可以购买相同的意外伤害保险和意外医疗保险。 投保方案 针对邓先生自己，建议投保人保健康的关爱一生综合保障计划，其中包括了关爱专家终身重疾个人疾病保险、守护专家住院定额个人医疗保险(二档)、福佑专家人身意外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守护专家个人意外医疗保险，同时免费享受赠送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个人健康维护计划”。建议邓先生女友，同邓先生一样购买人保健康的关爱一生综合保障计划，不同点为其中重疾保险购买份数相对较少。 利益呈现 邓先生可以享受的保障有:180天后初患“重大疾病”可获得20万元的赔付，在未领取重大疾病保险金的前提下，因疾病身故同样可以获得20万元赔付，疾病意外身故则有40万元。一般住院日额保险金为每年最高限额36500元，重症监护病房日额保险金每年最高限额73000元，手术定额保险金每次最高限额2000元。意外伤害医疗费用每次最高保额8000元(含最高门急诊费限额800元)。额外保障(住推荐医院)则为(一般住院日额保险金＋重症监护病房日额保险金＋手术定额保险金)×5％。另外还可获得人保健康特有的健康管理服务。 邓先生女友的重大疾病保障为初患“重大疾病”可得10万元，保单生效180日后，在未领取重大疾病保险金的前提下，因疾病身故可获得10万元，疾病意外身故可得30万元。其他与邓先生相同。 以上的健康保险方案关注了邓先生和女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总保费9637元，没有超出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在社保的基础上完善了其它的保障，针对自己高风险的疾病，有了重大疾病保险的健康保障和预防疾病发作的健康管理，为今后的幸福安康的生活打下一份坚实的基础。(人保健康)
参考资料：bbs.hbvhbv.com

㈢ 船舶碰撞条款的翻译

BOTH-TO-BLAME COLLISION 双方有责碰撞条款

The Both-to-blame Collision Clause currently published by the Bal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nference is deemed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is Bill of Lading. 由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现时公布的双方有责碰撞条款应视为已被载入本提单。

If the Vessel comes into collision with another ship as a result of the negligence of the other ship and any act, neglect or default of the Master, Mariner, Pilot or the servants of the Carrier in the navigation or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Vessel, the owners of the cargo carried hereunder will indemnify the Carrier against all loss or liability to the other or non- carrying ship or her Owners in so far as such loss or liability represents loss of, or damage to, or any claim whatsoever of the owners of said cargo, paid or payable by the other or non-carrying ship or her Owners to the owners of said cargo and set-off, recouped or recovered by the other or non-carrying ship or her Owners as part of their claim against the carrying Vessel or Carrier. The foregoing provisions shall also apply where the Owners, operators or those in charge of any ship or ships or objects other than, or in addition to, the colliding ships or objects are at fault in respect of a collision or contact.

如果本船由于他船的疏忽和本船船长、船员、引航员或本船承运人的雇佣人员在驾驶或管理船舶中的行为、疏忽或不履行职责面与他船碰撞，则本船货主应补偿本船承运人对他船即非载货船舶或其所有人所承担的一切损害或一切责任，但此项补偿的损害或责任，仅限于他船或非载货船舶或其所有人已付或应付本船货主蒙受的灭失、损害或提出的任何索赔，并由他船或非载货船舶将此作为向载货船舶或承运人所提索赔的一部分，或冲抵载货船舶或承运人提出的索赔、或取得补偿，或要求收回。上述规定在非属碰撞船舶或物体的，或在碰撞船舶之外的任何船舶或物体的所有人、经营人或主管人，在碰撞、触礁、搁浅或其他事故中犯有过失时，亦得适用。

51.1 租约中订立双方有责碰撞条款的原因
双方有责碰撞条款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提单或租约) 中的一个标准条款。 不少标准格式都是印上这条款, 如著名的Congenbill提单。 这一来, 可防止遗漏。 船东的互保协会有要求船东必须放进本条款在有关合同, 而货物保险的A条款, 也有这条款在第3条。 至于原因何在, 在杨良宜先生的《英国海上保险条款详论》一书的273-276页已有谈到。
本条款源自美国碰撞法律不同于1910年《布鲁塞尔碰撞公约》特殊的“货物无辜规则”(innocent cargo rule)。 根据公约, 也是英国以前的判例法 , 船货是被视为一家, 船舶有错, 则货物也有错。 会这样判估计是从前的做法, 是船货一家人, 所以海上保险也保在一起, 使用的是已存在了200年的SG (ship & goods) 保单格式。
举个例子, 甲乙船相碰, 各判有一半错 (反正双方有错, 比例不重要)。 则甲船上的货物亦被视为有一半错, 向乙船 (non-carrying ship) 索赔将只能得回一半赔偿。 如果讲数字, 甲船的货物损失达2千万美元, 她去向乙船只能以侵权方式索回1千万美元。 至于余下的1千万美元, 只好是自己 (往往是货物保险公司) 承担了。 去告甲船 (即自己的承运人) 是没有用的, 因为《海牙规则》会去对航行疏忽免责, 而碰船正是典型的免责例子。
但美国看法不一样, 它认为货物是无辜一方, 所以美国也不去签1910年的公约。 在美国,“无辜”的货方是可以向对方船舶 (只要有一点过错) 百分之一百索赔回来 。 在普通法下只要有一点过错，就变成了一个共同侵权者 （joint tortfeasors），要对无辜受害者承担独立与共同的赔偿责任 。英国法律的改变纯粹是有了国际公约的规定。
在以上举的一例, 即甲船上的货方2千万美元全可以向乙船要回来 (除了乙船会申请责任限制)。 乙船不能抗辩说我只有错一半, 甚至是只有错百分之十, 因为乙船面对的是无辜的货方, 不存在是货方要承担其余百分比的错, 所以损失要去分摊。 但乙船赔了2千万美元后, 可去向甲船 (船东) 要回一半 , 因为各错一半。 这一来, 岂非通过后门或是兜了个圈, 甲船赔付了给自己船上的货物1千万美元, 而照理在《海牙规则》或有关立法下, 她是一点都不必去负责, 因为是航行疏忽可以免责。
为了这样, 甲船船东不如圈子去兜得更大一些: 在与他船上货物的运输合同, 不论是提单或租约, 去加上一条“双方有责碰撞条款”。 这条款为求完整, 加上是律师草拟, 所以不容易看得明白, 除非是全面了解背景。
这条款的作用是: 有了它, 甲船在被迫付了给乙船1千万美元后, 可依照提单或租约 (看哪一份才是运输合同) 向早装在甲船的货方讨回这笔钱; 依据便是本条款是这样说明的, 是一个合同的权利，与公道不公道扯不上关系，纯粹是在双方订约自由下同意加进去的。而法院或仲裁庭只是有权根据条款的文字去解释。
大家的索赔都成功的话, 即是甲船的货方早以侵权在美国法院向乙船追索到手的2千万美元, 又要根据运输合同的上述条款再吐出来1千万美元还给甲船。 大家都兜了一个大圈, 返回原地, 只是让律师得益。
有了这“双方有责碰撞条款”, 互保协会才会保障船东的， 毕竟互保协会会承保船东部分的碰撞责任。 比如, 会先代垫付给乙船1千万与再去根据提单与租约向甲船货方要回这1千万。
51.2 双方有责碰撞条款的效力
美国曾判决 “公共承运人”(public carrier) 的运输合同, 受《哈特法》或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1936) 的管制, 去加上这一条款是无效的。 照说, 班轮提单就不必再加一条这“双方有责碰撞条款”。 但仍是每一提单都去加印, 不管有效无效。 一方面是船东互保协会要求这样做, 另一方面是如果案件不在美国法院审理, 不适用美国法, 或是美国法院终止审判去承认在班轮提单上的外国仲裁条款 , 在外国 (如英国) 不论是法院判或是仲裁判都会去承认这“双方有责碰撞条款”是有效的, 如其他合同条款一样。
这条款如果是在非公共承运人的合同, 明显是指租约, 连美国法院也接受它的有效性 。
即使是租约有合并了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 (1936), 如NYPE 46的第24条款, 这条款也应是有效 。 这方面在外国, 如英国, 是更不用说了, 明确是有效, 所以船东千万不要漏去加一条“双方有责碰撞条款”在租约 (与所签发的提单)。 特别是碰船, 即使是甲乙两船在亚洲公海碰撞, 甲船的货方也可去美国扣乙船（或她的姊妹船）, 去把2千万美元损失全要回来。 这种“择地行诉”(forum shopping) 很常见, 所以不只是船舶走美国港口, 或在美国海域碰船, 甲船才需要一条“双方有责碰撞条款”来保障的。
看来, 因为《汉堡规则》没有去对航行疏忽免责, 所以, 如果全球性的接受它, 就不应再存在有“双方有责碰撞条款”的必要。 但众所周知, 这一天不像会发生, 就算中国《海商法》也是继续有此航行疏忽的免责

㈣ 一个有乙肝的人能不能买保险

乙肝病毒携带者也可买保险，，一般情况保险公司会安排体检，最终的结果要以保险公司的核保为准，能按标准体承保就最好了，加费承保的情况较大。

投保意外险：乙肝、乙肝病毒携带者，目前肝功能、肝脏超声无异常，可以投保。

投保健康险：如客户明确诊断为慢性乙型肝炎，重疾险、防癌险所有险种，均不接受投保；如客户仅体检筛查发现乙肝病毒携带，需要根据具体险种规则，乙肝五项、肝功能情况、是否存在治疗史具体评估。

(4)海上保险合同法详论扩展阅读：

作用：保险必须有风险存在，建立保险制度的目的是对付特定危险事故的发生，无风险则无保险，为了应用大数原则，有可能受益的风险不在可保范围内，因此商业保险机构一般不承保此类风险。

保险必须对危险事故造成的损失给予经济补偿，所谓经济补偿是指这种补偿不是恢复已毁灭的原物，也不是赔偿实物，而是进行货币补偿，因此，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必须是在经济上能计算价值的。

在人身保险中，人身本身是无法计算价值的，但人的劳动可以创造价值，人的死亡和伤残，会导致劳动力的丧失，从而使个人或者其家庭的收入减少而开支增加，所以人身保险是用经济补偿或给付的办法来弥补这种经济上增加的负担，并非保证人们恢复已失去的劳动力或生命。

保险必须有互助共济关系。保险制度是采取将损失分散到众多单位分担的办法，减少遭灾单位的损失，通过保险，投保人共同交纳保险费，建立保险补偿基金，共同取得保障。

保险的分担金必须合理。保险的补偿基金是由参加保险的人分担的，为使各人负担公平合理，就必须科学地计算分担金。

是具有自愿性，商业保险法律关系的确立，是投保人与保险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自愿订立保险合同来实现的，而社会保险则是通过法律强制实施的。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保险

㈤ 有关货物运输保险论文

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会有灭失的风险,一旦风险发生造成货物损毁,势必会给运输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规避货物运输途中由灭失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企业一般会选择为运输货物投保相应的货物运输 保险 ,从而转移企业承担的风险。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货物运输保险论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货物运输保险论文 范文 一：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利益分析

摘要：对海上货物保险利益的界定不清，使其在国际贸易中产生了不小的麻烦，提出了现行保险利益基本原则的规定在贸易实务中产生的问题，然后在充分研究了海上货物贸易的特殊情况，对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归属作了更合理，更有效，更符合实际情况界定。

关键词：货物保险;保险利益;保险合同;贸易赔偿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672?3198(2012)20?0059?02

1 背景

在国际贸易自由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海上运输成为国际间贸易的重要运输途径，海上货物保险作为分散海上货物运输风险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当事人运用。保险利益作为最重要的保险基本原则之一，成为国际海洋货物运输保险的核心问题。《海商法》和《保险法》在我国发展相对较晚、起点较低，对保险利益的解释过于原则，因此显得比较薄弱，无法形成统一、准确的认识。使得海上货物保险在适用保险利益原则时产生诸多法律问题。据广东海事法院统计1984年建院到2005年底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案件中有23%的涉及保险利益问题。笔者试图从保险的真谛、法律的适用性、贸易实务对保险利益展开分析，以便核赔人掌握国际海洋货物运输保险中对“保险利益”问题的基本处理 方法 。

2 文献综述

2.1 严格利益关系说

学者对严格利益关系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英国学者LordEldon定义为：保险利益是财产合同的订立或财产上的权利而产生的关系，只有严格在这两种情况下致使财产权利的灭失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时才能称得上是保险利益。我国学者对保险利益也有深入的研究，司玉琢研究指出：保险利益是能够准确用货币衡量计算被保险财产合法取得资产的损失。汪鹏南研究指出：保险利益是能够准确衡量且独立于保险合同之上而存在的关系。

2.2 宽泛利益关系说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严格利益说太过狭义，美国、法国、希腊等一部分航运传统强国多数学者认为：所有和被保险财产利益相关的人都是保险利益者，即被保险财产的保全或灭失会给相关利益人造成利益和损失的都是保险利益人。例如，英国1806年Lucena和Craurd之间关于货物保险的诉讼案中，英国法官对保险利益的判断是根据“精神上确定的事”、“真实的期待”或“与保险标的有某种利害关系”为标准。

3 现行保险利益基本原则对贸易实务产生的问题

保险的作用是分散风险，而分散风险对应的是填补亏损。而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必定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在保险纠纷争用的重型武器。那么什么是保险利益?保险利益的范围有多大?保险利益应何时出现在保险合同里?目前我国《海商法》还没有对保险利益作出定义，但它在《保险法》中加以表现，我国《保险法》第12条定义：“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这样的定义使在保险纠纷中处理问题原则化和简单化，且难以形成准确、统一的标准。会在下列保险实务中产生问题。

3.1 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效力问题

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必须对被保险保险标的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关系，否则保险合同无效，这样的规定对于一般的陆上货物保险不会产生利益纠纷，但是对于跨国贸易的海上货物贸易保险合同就会出现很多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因为在跨国贸易运输中货物的投保人签订的是CFR和FOB合同，即货物购买方在货物装船前都没有法律上承认的保险利益，而货物购买人不可能在货物装船以后再去办理货物保险合同，这就造成购买人在购买保险合同的时候并买有取得法律上承认的保险利益，从而导致保险合同无效的尴尬局面。所以我国保险法中这样的规定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样的规定在现在的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是行不通的。

3.2 海上货物保险合同转让后的效力问题

海上货物运输因其提单的多次转让使其所有权不断转移，保险的标的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例如，在货物运输途中在大部分时间内不在其所有人的控制之下。但是保险标的所有权的转移不会损害保险人的利益，所以国际运输中心允许不经过保险人的同意就可以由被保险人经过背书进行转移。我国《海商法》中规定：“对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转让不需经保险人同意，可由被保险人以背书等方式转让，合同权利、义务随之转移”。这些法律部门都在形式上规定了可以自由 转让合同 ，但是保险合同成立的核心的实质内容我国法律没有进行规定，即保险合同效力要以保险利益为依据，被保险人没有法律承认的保险利益就得不到合法的保险效力，保险利益原则是被保险的基础，如果转让人没有保险利益，那么保险利益不会因为合同的转让而产生保险利益。我国现有的《海商法》、《保险法》都没有对转让保险合同的实质要件保险利益作出具体规定，虽然保险利益是一种可以用货币衡量的权益，可以自由转让。但是学者对保险利益是否可以脱离保险标的而独立转移观点不同。

3.3 海上货物保险人代位权问题

保险标的保险利益的范围不统一将会产生下列问题，承运人享不享有保险标的保险利益成为保险人能不能向承运人行使代位权的关键。国内专家学者对保险利益的解释不统一，承运人坚称，承运人在运输途中要以自己的经济利益去承担货物发生风险的损失，从而承运人享有运输货物拥有的可保利益，它可以直接为自身利益对要承担的经济责任进行投保获取保险单或是通过合同规定从而有权享有托运人保险利益。而保险人则主张根据海上保险的可保原则，只有对货物具有法律上承认的真正具有厉害关系的人才能投保，否则视为赌博行为合同无效，托运人将货物的可保利益转让给承运人的条款实质上是使承运人获得了本来不具有的保险利益，托运人损害了保险人的代位追偿权的权利。

4 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归属的界定

对保险利益的归属界定比较难把握。过于严格的界定，会限制了合法保险，掣肘了保险经济效用地发挥。过于宽泛的界定，会出现众多拥有保险利益的关系人，这无疑是纵容了赌博行为，赌博行为会出现投保人投险并盼望货物出险的现象，这违背了保险的原则。现在主流的观点认为国际海上运输保险合同要以承担风险这一原则为利益的边线。

这就是说买卖双方以承担风险为界线，投保人的保险利益根据保险标的的所有权转移而转移。我国在处理海上货物保险实践中也多以风险承担点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享有保险标的保险利益的划分点标准。这样划分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际贸易中《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对货物风险的转移做了准确的规定。

相关贸易术语买卖双方的风险划分在《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都作了详细的规定。FOB、CIF、CFR，是国际海运 贸易合同 中最常见的3种合同价格条款，明确了风险划分点为货物以装货港船舷，即货物买方从货物越过船舷的一刻起开始拥有货物的所有权并承担货物的风险。以“风险承担”的界限作为有保险利益的界限虽然有一定的合理和可操作性，但是缺乏实务性和法理性。在该标规则下可能会出现货物买卖双方都无法获得保险人赔偿的情况，例如，在CIF双方贸易中，货物在越过船舷运输途中造成的货物损失，由于风险已经从卖方转移到买方中。

此时卖方失去了保险利益，如果买方退单、拒收货物或者拒付货款时，卖方即使手中持有提单和保险单也无法获得保险人赔偿。所以有风险承担点为保险利益界线也造成了很多海上货物保险纠纷。贸易合同在FOB和CFR条款下的保险纠纷最为典型，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只有具有了法律承认的保险利益才能购买保险合同，否则合同无效，从而造成货物购买方只能在货物越过船舷后拥有了保险利益后再能去购买保险，而在实务操作中货物保险合同躲在货物装船前购买，尤其是预约合同。这样如果认定保险合同无效，这明显不符合国际贸易货物 运输合同 实务运作的事实。

但是在实务中如果在FOB或CFR下保险货物在装船前发生货物损失，保险人拒绝为被保险人赔偿损失，理由是被保险人对保险货物没有保险利益。笔者认为，在以CIF、FOB、CFR下签订的国际贸易合同中，卖方从货物交至买方手中，再到收到货款，对保险货物享有无可争辩的保险权利，同样，买方从和卖方签订贸易合同后到货物划在合同下对保险货物也享有无可抗拒的保险利益。

所以在处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货物保险合同时没有必要在货物的保险利益上纠缠不休，简单的处理方法是持有保险单并有提单的被保险人只要受到真实的损失就有权利向保险人索取损失报酬，这满足实际，也符合我国《海商法》的规定，赔偿原则是海上保险的基本原则，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损失的赔偿不能超过被保险自身真实的损失，也就是说，被保险人索赔金额要以自身真实的损失为上限，没有损失或者超出损失的保险人可以拒绝赔偿。被保险人不能因为货物损失而得到额外的利益。

以“实际损失承担”作为被保险人获得保险人获得保险的上限在国际海上贸易中更符合实际。这样在货物发生损失时，在损失中真正的受害者只要持有保单和提单自然能获得赔偿，这也体现了保险的真谛。这样保单的转让等一系列的问题只要遵守这以准则都将迎刃而解。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一书对货物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的解释为：“凡因财产发生危险事故可能遭受损失的人，均对该项财产具有一定的可保利益。”此解释明确了拥有提单和保险单的货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且是合法的经济利益相关者，必然有权利依据相关法律向保险人提起索赔。

5 结语

本文主要研究探讨了法律对保险利益原则的规定在处理保险合同纠纷中出现的问题，并对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归属作了更合理，更有效，更符合实际情况界定。笔者认为我国法律规定的被保险人应该具有法律承认的保险利益的规定，应当宽泛的解释为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不为法律所禁止。根据我国《保险法》相关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因此货物买卖当事人应当对保险标的都具有保险利益在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且在操作海上货物保险纠纷时，要以实际损失为依据作出对获得保险赔偿的标准。

参考文献

[1]司玉琢等.新编海商法学[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2]汪鹏南.海上保险合同法详论[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

[3]CIF和FOB合同(郭国汀主译)[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G.吉尔摩C.L.布莱克.海商法[M].北京：中国大 网络 全书出版社，2000.

[5]张辰.保险基本原则在海上货物保险人责任免除中的影响[J].山东社会科学，2007.

[6]李欣.海上货物保险利益案例分析与思考[J].对外经贸实务2007.

[7]黄伟青.国际海运货物保险的保险利益[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1.

有关货物运输保险论文范文二：海洋货物运输保险及保障损失

摘要：随着我国 经济 的飞速 发展 ,我国在海上货物运输的不断扩大的同时,对于在国际货物运输中如何保护自身利益,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论述了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险别、以及海洋货物运输中的损失，并通过对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案例的 分析 ,来说明怎样维护自身的利益.

关键词: 海洋运输货物保险 保险险别 部分损失(单独海损 共同海损)

国际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由于种种因素的 影响 ,货物在途中极有可能受到损失，货主为了保障货物在一旦遭到损失后能从经济上得到补偿，一般都要投保货物运输险。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是以运输过程中的各种货物作为保险标的，被保险人(买方和卖方)向保险人(保险公司)按一定金额投保一定的险别，并交纳保险费，保险人承保以后，如果保险标的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约定范围内的损失，应按规定给予被保险人经济上补偿的一种财产保险。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以海上货物运输保险起源最早、 历史 最久，本文主要论述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的险别和海洋货物运输中的损失

一.洋运输货物保险，按照国家保险习惯，可将各种险别分为:

(一)主要险别

A、平安险

平安险这一名称在我国保行业中沿用甚久。人其 英文 原意是指单独海损不负责赔偿。根据国际保险界对单独海损的解释，它是指部分损失。因此，平安险的原来保障范围只赔全部损失。但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对平安险的责任范围进行了补么和修订，当前平安险的责任范围已经超出只赔全损的限制。概括起来，这一险别的责任范围主要包括：

1、在运输过程中，由于 自然 灾害和运输工具发生意外事，民被保险货物的实物的实际全损或推定全损。

2、由于运输工具遭搁浅、触礁、沉没、互撞。与流一其他物体碰撞以及失火、爆炸等意外事故造成被保险货物的部分损失。

3、只要运输工具曾经发生搁浅、触礁、沉没、焚毁等意外事故，不论这意个事故发生之前或者以后曾在海上遭恶劣气候、雷电、海啸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被保险货物的部分损失。

4、在装卸转船过程中，被保险货物一件或数件落海所造成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

5、运输工具遭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在避难港卸货所引起被保险货物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

6、运输工具遭自然或灾害或意外事故，需要在中途的港口或者在避难港口停靠，因而引起的卸货、装货、存仓以及运送货物所产生的特别费用。

7、发生共同海损所引起的牺牲、公摊费和救助费用。

8、发生了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危险，被保险人对货物采取抢求、防止或少损失的各种 措施 ，因而产生合理施遇用。但是保险公司承担费用的限额不能超过这批被救货物的保险金额。施救费用可以在赔款金额以外的一个保险金额限度内承担.

B、水渍险

水渍险的责任范围除了包括上列“平安险”的各项责任外，还负责被保险货物由于恶劣气候、雷电、海啸、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部分损失。

C、一切险)

一切险的责任范围除包括上列“平安险”和“水渍险”的所有责任外，还包括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各种外来原因所造成保险货物的损失。不论全损或部分损失，除对某些运输途耗的货物，经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双约定在保险单上载明的免赔率外，保险公司都给予赔偿。

上述三种险别都有货物运输的基本险别，被保险人可以从中选择一种投保。

此外，保险人可以要求扩展保险期，例如，对某些内陆国家出口货物，如在港口卸货转运内陆，无法按保险条款规定的保险期内到达目的地，即可申请扩展。经保险公司出立凭证予以延长，每日加收一定保险费。

不过，在上述三种基本险别中，明确规定了除外责任。所谓除外责任是指保险公司明确规定不予承保的损失或费用。

(二)附加险别

一般附加包括：

1、偷窃提货不着险：保险有效期内，保险货物被偷走或窃走，以及货物运抵目的地以后，整件未交的损失，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2、淡水雨淋险：货物在运输中，由于淡水、 雨水 以至雪溶所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都应负责赔偿。淡水包括船上淡水舱、水管漏水以及汗等。

3、短量险：负责保险货物数量短少和重量的损失。通常包装货物的短少，保险公司必须要查清外装包是否发生异常现象，如破口、破袋、扯缝等，如属散装货物，往生育装船和卸重量之间的差额作为 计算 短量的依据。

4、混杂、沾险：保险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混进了杂质所造成的损换。例如矿石等混进了泥士、草屑等因而使质量受到 影响 。此外保险货物因为和其他物质接触而被沾污，例如布匹、纸第、食物、服装等被油类或带色的物质污染因而引起的 经济 损失。

5、渗漏险流质、半流质的液体物质同和油类物质，在运输地程中因为容器损坏而引起的渗漏损换。如以液体装存的湿肠衣，因为液体渗漏而使肠发生腐烂。变质等损失，均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6、碰损、破碎险：碰损主要是对金属、木质等货物来说的，破碎则主要是对易碎性物质来说的。前者是指在运输途中，因为受到震动、颠簸、挤压而造成货物本身的损失;后者是在运输途中由于装卸野蛮、粗鲁、运输工具的颠震造成货物本身的破裂、断碎的损失。

7、串味险：例如，茶叶、香料、药材等在运输途中受到一起堆储的皮第、樟脑等异味的影响使品质受到损失。

8、受热、受潮险：例如，船舶在航行途行途中，由于气温骤变，或者因为船上通风设备失灵等使舱内水气凝结、发潮、发热引起货物的损失。

9、钩损险：保险货物在装卸过程中因为使用手钩、吊钩等工具所造成的损失，例如粮食包装袋因吊钩钩坏而造成粮食外漏所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同在承保该险的史下，应予赔偿。

10、包装破裂险：因为包装破裂造成物资的短少、沾污等损失。此外，对于因保险货物运输过程中续运安全需要而产生的候补包装、调换包装所支付的费用，保险公司也应负责。

11、锈损险：保险公司负责保险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为生锈造成的损失。不过这种生锈必须在保险期内发生，如原装时就已生锈，保险公司不负责任。

上述11种附加险，不能独立承保，它必须附属于主要险面下。也就是说，只有在投保了主要险别以后，投保人才允许投保附加险。投保“一切险”后，上述险别均包括在内。

特别附加险

特别附加险也属附加险类内，但不属于一切险的范围之内。它往民 政治 、国家行政管理规章所引起的风险相关连。 目前 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特别附加险别有交货不到险、进口关税险、黄曲霉素险和出口货物到香港(包括九龙在内)或澳门存储仓火险责任扩展条款。此外，还包括战争险和罢工险等。

二.海上运输货物保险所保障的损失，接损失的程度可以分为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两类。

(-)全部损失

全部损失简称全损，可分为实际全损和推定全损。

1.实际全损又称绝对全损，凡有下列情况下之一者即可构成实际全损：(1)被保险的货物已经完全灭失;(2)被保险货物遭受严重损害丧失原有用途，已不具有任何使用价值;(3)被保险货物丧失已无可挽回;(4)船舶失踪。

2.推定全损是指被保险货物虽未完全灭失，但对被保险人而言已经没有什么用途或价值，凡有下列情况下之一者即为推定全损：(1)被保险货物遭受严重损害，完全灭失已不可避免;(2)被保险货物受损后， 修理 费用估计要超过货物修复后的价值;(3)被保险货物遭受严重损害之后，继续运抵目的地的运费已超过残存货物的价值;(4)被保险货物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使被保险人失去被保险货物所有权，而收回这一所有权，其所需费用将超过收回被保险货物的价值。

(二)部分损失

部分损失是被保险货物的损失没有达到全部损失的程度，部分损失包括共同海损和单独海损两种，由于在以后的论述中还要专门涉及，在此就不再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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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杨良宜的著作列表

现将杨良宜先生（含其子杨大明）所著著作列表如下：
《航运实务丛谈第一册——提单》，杨良宜著，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4年2月第2版（现已绝版）；
《航运实务丛谈第二册——外贸与海运诈骗·货物索赔新发展》，杨良宜著，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现已绝版）；
《航运实务丛谈第三册——租约》，杨良宜著，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现已绝版）；
《航运实务丛谈第四册——滞期费》，杨良宜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现已绝版）；
《航运实务丛谈第五册——英国海上保险条款详论》，杨良宜、汪鹏南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航运实务丛谈第五册——英国海上保险条款详论（第二版）》，杨良宜、汪鹏南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2版；
《航运实务丛谈第六册——期租合约》，杨良宜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航运实务丛谈第七册——程租合约》，杨良宜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航运实务丛谈第八册——海事法》，杨良宜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航运实务丛谈第九册——船舶融资与抵押》，杨良宜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航运实务丛谈第十册——船舶买卖法律与实务》，杨良宜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航运实务丛谈第十一册——装卸时间与滞期费》，杨良宜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航运实务丛谈第十二册——期租合同》，杨大明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航运实务丛谈第十三册——造船合约》，杨良宜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国际商务与海事仲裁》，杨良宜著、朱清整理，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Philip Yang on Shipping Practice》，杨良宜著、林源民编撰，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国际商务游戏规则——英国合约法》，杨良宜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国际商务游戏规则——英国合约法（修订版）》，杨良宜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造船合约》，杨良宜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信用证》，杨良宜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国际货物买卖》，杨良宜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禁令》，杨良宜、杨大明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
《提单及其付运单证》，杨良宜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提单及其他付运单证（修订版）》，杨良宜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国际商务仲裁》，杨良宜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国际商务游戏规则——英美证据法》，杨良宜、杨大明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仲裁法——从1996年英国仲裁法到国际商务仲裁》，杨良宜、莫世杰、杨大明著，法律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仲裁法——从开庭审理到裁决书的作出与执行》，杨良宜、莫世杰、杨大明著，法律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
《合约的解释》，杨良宜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海上货物保险》， 杨良宜著，法律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国际货物买卖》，杨大明著，法律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航次租船合同与租船实务》，杨良宜、姚洪秀著，百家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
《船舶买卖法律与实务》，杨良宜、林源民著，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
《杨良宜租船业务论文选编（一）》，国际航运资料（16），杨良宜著校，史贤训译，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编，1984年9月；
《杨良宜租船业务论文选编（二）》，国际航运资料（29），杨良宜著校，史贤训译，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合编，1985年12月；
《杨良宜租船业务论文选编（三）》，国际航运资料（38），杨良宜著校，史贤训译，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合编，198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