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丛林执法者

⑴ “法律” “法规” “法则”有什么区别

1、法律必须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全国有效。
2、法规分行回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前答者是国务院制定全国有效；后者是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有效。
3、法则不是法律术语，物理化学生物都有很多法则，弱肉强食也可以叫丛林法则。

⑵ 2018年都有哪些普法栏目剧，全部都要国内的。

最近室友给我安利了普法栏目剧，我惊奇的发现，现在的普法栏目剧还是很值得内一看的，细节容之处演得也很到位，胜过了多少小鲜肉和现在的水剧。下面是几个我超级喜欢的2018的栏目剧。

《古镇奇谭》也是同样精彩。除了这三个，我也看过其他的，剧情演技都挺不错的，都可以在网上找的见，并且直接观看的。

⑶ 在法治社会中，你的价值标准是什么

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被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在这五个方面中，公平正义被表述为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指导原则，是发展中的马克思法治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价值取向为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应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以人为本”为本质要求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公平正义，其实现有赖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公平公正执法司法理念的树立。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

社会主义社会一定是以公平为基本特征、以正义为最终价值的社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就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法治的精神不仅在于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复杂的执法工作机制，更在于公平正义精神与价值在法治各个环节中真实的体现和实现。

公平正义是评判社会善恶的首要标准。有关社会价值的学说可谓精彩纷呈，“利益”说、“自由”说、“效率”说、“秩序”说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承认、肯定和保护人们的正当利益，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但是一个社会如果奉“利益”或“功利”为最终的依归，这个社会将成为德性尽失的社会；“自由”是社会生命力、创造力的源泉，但是极端的自由主义将会使社会退化为原始丛林；“效率”为社会发展所必须，但是“效率优先”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成为漠视公平、践踏正义的借口；“秩序”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无秩序便无社会安全可言，但是当秩序成为社会最高价值的时候，则有可能将社会导向活力窒息的境地。由此可见，利益、自由、效率、秩序作为社会价值之一部，固然为社会发展所必须，但都不能作为社会的终极价值准则，它们最终都要受公平正义这一基准的评判和检验，它们中的任何一项均不具有超越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能力。所以，一个社会的善恶及其文明程度，最终要看它是否奉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准则。

建设国家、管理国家所要实现的理想境地是经济富足、政治进步、文化昌明、社会和谐，这些目标的实现皆有赖于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统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来看：社会的主流价值决定着社会的文明走向和发展方向。一个良善的社会必定是将公平正义奉为圭臬的社会，而一个公平正义不彰的社会必定会走向经济的衰退与凋敝、政治的专制与腐化、文化的消沉与堕落、社会的混乱与无序。在一个国家中，利益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冲突与矛盾也是变化多端的，因此执政者的首要任务并非是缠身于具体事务的细枝末节中而是要进行价值判断与选择，进而消除冲突，维护公平，匡扶正义。在此意义上，我认为管理国家的本质就在于价值选择；而一个好的执政者的标准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会义无返顾地选择公平正义。当公平正义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成为全社会的人们看得见、感受得到并能够分享得到的结果的时候，社会主义法治才能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公平正义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

公平正义如果不是抽象的教条，就应拥有反映时代要求的具体内容。公平正义社会首先应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本”首先要回答的是“以什么人”为本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权利保障体系有三个层次：一是“人人”的层次，二是“公民”的层次，三是“弱者群体”的层次。公民权利主要指向政治参与、担任公职、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弱者群体权利主要指向妇女、老人、儿童、身体残障者等特殊对象；而第一个层次，也就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的层次指的是“人人”、“所有的人”，也就是《世界人权宣言》所讲的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它身份的差别，平等享有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中的“人人”。

“以人为本”其次要回答的是“以人的什么”为本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两方面内容，首先，“以人为本”必须以人的共同需要为本，人的共同需要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社会民众的共同的普遍的要求，所以，满足人民的共同要求就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以人为本”还必须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本，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成为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时，公平正义的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便是告成之时。

“以人为本”最后还要回答“如何将人的需要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这一问题。人的需要惟有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才是现实的、安全的。“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在价值上是一致的，它们一方面解决了目的性问题，那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另一方面又解决了一系列关系问题，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统一与和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正是这些理念逻辑的产物，因此，对作为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理解也必须从建立在这些理念基础之上。各级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如果不能透彻理解“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理论，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髓。

公平正义的核心是制度的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历史久远的人类理想，它的基础是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从直观的层面看，社会不公现象是形态各异的，但概括言之不外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起点的不公。其典型表现是，在人们出生伊始就被依照自然生理状况和社会出身的不同进行人格身份的差等划分；第二，机会的不公。对人们进行人格高低区别的目的，是要赋予他们不同的社会发展机会，这便是机会不公。在高考招生中，同一张试卷面前不同地区的考生享有不同的上学机会，甚至在同一个地区的考生因户口的差异也有所不同，这就是机会不公的具体表现；第三，规则的不公。用一类规则对一群人，用另一类规则对另一群人，便是规则的不公；表现在法律上，便是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便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种种特权的存在；第四，结果的不公。同劳而不同酬，少劳而多得，多劳而少得，劳而不获，不劳而获，就是结果不公的表现。

可以说，没有公平正义便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也便没有社会的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是等义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认识的不断深入，社会所弘扬的主流价值观也是不断发展的。“公平正义”观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本质所系，我们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进而对制度予以重建。

公平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制度的和谐

制度的本质在于调整社会各种权利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制度的和谐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所要求的和谐里面第一个要素便是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和谐。国家之成型，是人民意志的产物。因此，国家或曰公共权力存在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便是以人民利益为本，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然而，公共权力自其诞生起，就存在着暴力性、过渡膨胀等弊端。自近代以来，民众所努力致求者、思想家所竭力思考者不外乎如何驯服公权力这个问题。法治社会，公共权力应具有谦抑性、去暴性，公共权力之行使必须以保护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为前提，公民的权利诉求应当能够通过适当程序反映给权力执掌层，权力和权利之间应当能够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可以说，什么时间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和谐相处了，法治社会就形成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就具备了。

制度和谐的第二个要素是公权力之间的和谐。党的执政、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国务院的行政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权、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权、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权，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实现和谐，在和谐前提下相互进行配合和监督。制度和谐的第三个要素，就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权利之间要和谐。公民权利的和谐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权利内容的和谐。法律对公民权利内容的规定应符合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不同等级效力的法律对权利的规定应逻辑统一、体系严谨，对特殊人群应给予特殊的权利保护等等；其二是权利与义务的和谐。马克思指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是我们分配公民权利与义务是应把握的总原则；其三是权利主体之间的和谐。建设法治社会，我们不仅要高扬规则意识，还要努力锻造团结友爱、诚信文明的社会文化。讲求规则，并不意味着我们处处要以规则制人，而在于我们在行为时应谨奉规则，尊重他人的权利边界。权利主体的和谐还应该包括所有公民应平等地参与到法治的整个进程中来。

制度的和谐最终要和谐于制度的正义这一核心点上。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如果全社会的规则意识没有养成，如果各个公权力机关不能从实现公平正义社会的高度上把握公权力的性质，实现和谐运行，社会的公平正义定难实现。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终极目标在于公平正义，其现实道路在于保障和发展人权，其具体途径在于公平执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原则的入宪，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确立了现实的基准、法律的标杆。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了思想和社会条件。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不再仅是一句口号，不再仅是一个理论术语，而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共识，已经融汇进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执政理念，成为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执法的灵魂和动力。

⑷ 关于自我防卫/法律方面

正当防卫有两个前提:
1,被害人的被收迫害情况正在进行
2,被害人处于无可奈何,十分危急的情况下
此外都不是,而且防卫过当也判刑。

⑸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

我只知道我国施行的是大陆法系，而很多西方国家用的是罗马法系.

一方面，内因上来说我国古典文化缺乏法律文化发展的土壤。因为我们的封建社会太过漫长，在人治社会里是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信仰的，法律文化也就因此裹足不前。因而在发展我国法律文化的时候，古典文化能够给予的养分根本不多不足，也就谈不上传承融合了。

一方面，外因上来说我们是被迫发展的。中国的发展是因为外力而呈现跨越式，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我们采取拿来主义，法律文化基本上都是舶来品，是照搬西方传承多年的法律文化精髓，因而割裂了与自己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不仅体现在法律，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至于中西法律文化差异，这个问题很大，涉及到很多方面，可以思考的视角如下：

1、人类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时指出，土地，人口对法律发展影响重大。中国一直是农耕文明，大量水利工程需要人治的存在才有组织可能。西方是畜牧文明，单打独斗的丛林生活使得自由主义泛滥，民主成为必然选择。

2、语言学。东方的汉字体系本身非常复杂，语义存在模糊性，不稳定和过度的修饰性，使得法律文本在传承中容易产生流变，执法者自主解释变得肆意，法律信仰难以树立。西方字母体系语义简单明确，文本解读歧义性低，法官解释空间小，有利于人们形成准确法律观念。

3、哲学。中西哲学体系大不相同，个人主义思潮必然导致民主的诞生，完善的民主又是法律得以被遵循的前提。卢梭社会契约论核心正在此。我们信仰君权神授，信封道德教化而不是法律惩戒，必然道德泛化法律退让。法律的出发点就是人性本恶，我们显然一直接受不同信念。

4、宗教。天主教一直存在法律传统，《圣经》就是所谓神法，罗马教廷对法律文化的推广，传教士对法律文本的研读都使得法律传承有了深厚人文背景，我们传统的儒家思想根本无视法律，所谓法家也是人治下到法治。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在传承法律文化上必然存在苦难。

⑹ 法在我心中伴我演讲稿100字

法律，给人一种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但它对于年少的我们来说，那是太抽象、太模糊了，是学校的普法教育让我懂得了许多法律知识。让我明白了学法、守法的重要性，更知道遵纪守法要从点滴做起。
“勿以恶小而为之”， 意思是说不要以为是微小的坏事就可以做。现在社会很多犯罪分子都是从“小恶”开始一步一步走向犯罪道路的。它就如一只小白蚁在船板上咬一个小洞是很不起眼的，但如果任其发展起来，船就会沉没。它是告诫少年预防犯罪要从预防不良行为做起。
再看看社会上的违法现象：不法商人为谋取暴利将法抛于脑后，大肆造假售假，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的人不劳而获，把法置之度外，打架、斗殴、偷窃、闯交通信号灯等这些行为都对社会遗害无穷。“无规矩不成方圆”，试想，假若人人都轻视法律，那么社会将变的行尸走肉、战乱四起 ，我们和平、幸福、美好的生活将一去不复返！
现在，少年犯罪的案例不胜枚举，我们学生要坚决抵制不良诱惑，学法、知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远离犯罪，做一名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的好学生，做一名守法的小公民。
邓小平爷爷曾说：“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确，我们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应该从小培养法律意识，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将法铭记于心，养成守法的的好习惯，以小手拉大手，为家庭、学校和社会创造平安和谐的法制环境！

⑺ 如何让法治为实现伟大中国梦保驾护航

如何让法治为实现伟大中国梦保驾护航？
党的十八大将法治定位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定位为我们所要倡导的核心价值理念，提出要深入开展学习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的确立，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总任务的必然要求，是国家治理转型的价值追求，是党60余年执政的历史经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方能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保驾护航。
一、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
理解和诠释法治价值观，应当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结合起来。
法律至上是法治价值观的首要要求。法律至上要求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即已建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维护法律权威，必须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它意味着必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要坚决反对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严格执行法律以制止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行为。通过认真实施法律、加强法律监督来确立法治的公信力。法治价值观要求至上的法律必须为“良法”。即良法之治。良法，即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的，体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与意志的法律。法律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要求，不能超出一定的经济基础而超前立法，也不能不顾生产力的发展而滞后立法;法律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意志，为广大人民实现当家做主权利提供条件，旨在维护、实现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律应当符合自身发展规律，体系合理，内在协调，能实现法自身的科学发展。
法治价值观要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在于通过法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法律，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法治价值观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衡量社会主义法治的终极标准是能否有效保障人民权利、回应人民诉求、满足人民期待。防止权力滥用、制约和监督权力是法治价值观的基本蕴涵，也是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权力之间必须实现分工与制约。这是法治的重要原则。即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代表大会根本制度，建立各负其责、互相监督的权力架构。权力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接受法律的监督。权力行使是一种责任，怠于行使或滥用职权，都是失职渎职，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权力受到监督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违法行使权力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二、法治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理念
法治作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展的必然，是党在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必要。
我国处于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基本国情。法治确立为我们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十八大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依据，从“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任务出发而提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确认、运行规则、责任追究都仰赖法律制度及其实施。通过法治实现民主，是真正保障人民主体地位，有效实现人民民主、保障人民权益的途径。法治是先进文化的制度保障，先进文化为法治提供伦理与精神的基础。法治与先进文化价值同向，互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生态文明建设，没有一定的法律制度保障，没有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作为支撑，只是“沙滩上的城堡”，是美丽的空中楼阁。从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出发，法治确立为核心价值观是势所当然。
将法治确立为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转型的价值追求，是现代国家实现善治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怎样带领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是党一直在思考和从事的事业。总结60余年来党执政的历史经验，新形势下，党要率领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必须将法治确立为核心价值观，以之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
十八大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凝练核心价值观，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借鉴域外文明与传承中国文化、人类共同文明与中国特色国情有机统一起来。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个层面价值观存在交织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法治贯穿于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中，是实现国家富强民主、促进社会文明和谐的保证，而法治践行仰赖后者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石、文化底蕴和社会氛围。法治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守护神，通过惩治不符合个人主流价值观的行为提供价值导向功能，而法治践行有赖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观提供守法意识的土壤和规则实施的道德基础。法治同自由、平等、公正相互融合，相辅相成。法治的目的在于实现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发展。缺乏法治的自由是无限度的自由，社会将陷入“丛林法则”的无序。法治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内在地蕴涵着平等和公正。通过法治的强有力保障才能让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人享有公平正义的阳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三、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必须通过法治来实现。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梦，也是法治梦。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要求我们坚持中国法治道路、弘扬中国法治精神、凝聚中国法治力量，方能实现法治中国梦。
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必须坚持中国法治道路，加快法治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法治建设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是经过实践证明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法治规律的正确道路。坚定中国法治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对宪法法律负责与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具有一致性。坚定中国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依法执政，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新形势下，依法执政必须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依法执政要求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即进一步理顺党委与人大、政协、政府、司法机关以及人民团体等各方面的关系，推动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协调统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坚定中国法治道路，加快法治国家建设，必须既要重视顶层设计，也要重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法治建设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需要专门的法律技巧，需要纵向地分析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方位，横向地参考国际法治发展趋势并紧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通盘考虑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划。
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必须弘扬中国法治精神，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法治精神是法治社会普遍尊崇的法治价值追求的总和，而法治文化是法治精神普遍化实践和实现的结果。近现代法治发源于西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发展到现在已经历数百年历史，其法治文明有益因素应当为我们借鉴学习。中华古代法制文明中存在诸多有益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因素，比如德主刑辅、礼法共治、息讼止争等，均值得我们今天细加分析借鉴，要看得起、不自大、善梳理、勤学习、勇扬弃。积极培植和践行法治价值观决非一日之功，既不能统统照搬、全盘抄袭，也不能以邻为壑、逢西必反，而要坚持拿来主义，善于借鉴西方法治文明，努力传承中华古代法制文明，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法治建设经验，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能实现法治文化的自强。
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必须让法治软实力发挥力量，成为推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正能量。法治是一种软实力，力量的发生在于法律得到普遍的信仰和遵守。法治力量不仅仅在于惩治、规范，更在于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成为公民的内心信仰和行为准则。任何人都应当遵守法律，违反法律应当平等地接受法律制裁。法治因实施而生公信力，因公信力而产生强大的力量。法治的力量还在于亲和力。法治亲和力在于人们坚信法治、坚持依法办事，不再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法治软实力的产生还要求激发公民守法意识。伴随市场经济而涌入的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等导致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产生混乱，判断“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的标准丧失基本准则，一些行业、领域、地方存在不以荣为荣，反以耻为荣，不以守法为荣，反以违法为荣的道德倒错现象。比如，中国式过马路、小悦悦事件、“潜规则”问题，等等。必须继续深入开展全民普法教育，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律素质，推动全民守法意识的确立。
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需要将法治融入核心价值体系协同推进，传递释放正能量。十八大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来界定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三足鼎立，一体同向，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践行法治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法治思维和规则意识，而将法治纳入核心价值体系一体建设、协同推进则能实现相互促进，达到整体最优。唯有坚定法治道路，弘扬法治精神，凝聚法治力量，才能为实现伟大中国梦保驾护航;只有系统性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能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⑻ 论法经济学主线：效率与正义

效率与正义：一个经济学和法学的对话

一

叶 航：欢迎大家参加ICSS组织的枫林晚学术沙龙！今晚在座的大多都是浙江大学法学院和经济学院的同学，当然还有其他院系和其他院校的同学。这是一次经济学和法学的对话。经济学与法学本身就有很深的渊源，早期的道德哲学家，比如边沁和密尔，他们的著作既是经济学经典，也是法学经典，因此二者是同源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两门学科逐渐分道扬镳，甚至形同陌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波斯纳出版《法律的经济分析》为标志，在经济学和法学之间又出现了一种融合趋势。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终于再次发现，他们各自研究的对象是互相纠缠、难以分割的。我们先请汪丁丁教授和林来梵教授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汪丁丁：来梵说，我们可以从“财产权”和“产权”引出今天对话的主题。因为“财产权”是法学概念，而“产权”是制度经济学或经济学现在通行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吗？来之前，我在家里翻阅了一下芝加哥大学最新版的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三版）。据法学院老师的说法，波斯纳是被我们经济学俘虏过去的一个法学教授。波斯纳在这本书中讲了两个例子，刚好凸现出法学的“财产权”概念和经济学“产权”概念的区别。这两个例子讲的都是无形资产，结果让法学家很头痛，但经济学家却不觉得是个问题。一个是知识产权，尤其是思想的财产权。如果你说思想有产权，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异议，反正产权

在经济学家看来无非就是三个要素：使用的权利、获取收入的权利和转让的权利。你把这三项权利绑在一起，或者分开处理，都行。比如我的某一个思想，你说这就是汪教授的思想产权，可以，经济学家不会反对。但是法学家要处理那些更具体的问题，比如权利的保护问题、侵权问题、合同问题，他们会觉得思想这个东西很难界定。波斯纳举的另一个例子是电讯频道的拍卖，济学家可能认为这更不成问题，只要设计一个好的拍卖机制就可以了。但法学家却颇感头痛，因为电讯频道看不见、摸不着，它是对空气中某种震荡方式所拥有的权利，他们认为很难界定。

林来梵：大家知道，大陆法和英美法的法律体系不同，思考方式、包括一些术语都有很大差别。波斯纳的两个例子，对大陆法国家的“财产权”来说，是完全可以容纳的。经济学和法学都研究财产的权利问题，但法学叫“财产权”，经济学叫“产权”。其实英语都是“property right”，翻译成中文就有了区别。法学界有一个延承，从民国时就翻译成“财产权”，现在还是一样。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通常都译成“产权”。到底经济学所讲的“产权”和法学所讲的“财产权”是不是不一样？法学所谈的“财产权”，近代以来主要是指“所有权”，后来这个概念不断扩大，以致包罗万象。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所谓财产权，就是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具体而言，财产权至少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物权，所有权是物权里面的一种权利，物权在大陆法国家除了所有权以外，还包括用益物权，用益物权包括土地的使用权，如中国的农地使用权；还有地上权、邻地利用权，比如，邻居的地我们有从其上通过的权利；接下来还有担保物权，比如说抵押权、质押权，担保物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占有，这是有争议的，国内民法学界认为占有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状态。（汪丁丁：物权是看得见的？）也包括看不见的，但在法律解释上可以解释成是看得见的；比如你刚才讲的电讯频道，在有些国家就被解释为一种“物质”（叶航：物理学意义上的。）对，它就是一种物权。第二个是债权，最普通的就是由合同关系形成的权利。第三个是知识产权，就是你刚才讲的思想产权；知识产权是法学财产权所内含的一部分，包括著作权、专利权等。除此以外，也就是第四个，是由特别法所形成的某些权利；日本把特别法上的财产权和公法上的财产权区分开来，比如特别法上的财产权包括渔业权、矿业权；公法上的财产权包括河川利用权，河川是国家的，但我们有利用的权利。

叶航：如果有个开发商盖一幢大厦，把旁边小区的阳光挡住了，这个小区的住户到工地去静坐，要求“还我阳光”。这里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权利呢？

林来梵：在法律上，这是一种采光权。

叶航：它跟物权或财产权有什么区别？

林来梵：对“光”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不能说“光”是你的财产。但是你拥有一个财产——房产，你要采光，所以你拥有采光权。这里涉及的不是财产权的定义问题，而是财产权的限制问题。你有你的财产、我有我的财产，你盖的房子把我的阳光遮住了，实际上是你滥用了你的财产权。其实，这是财产权与财产权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怎么调解？法律就设置了采光权这个概念。

叶航：那么，法律根据什么来界定双方的权利呢？比如美国西部早期的金矿开采权，一开始奉行的是“丛林法则”，谁力气大、谁心狠手辣、谁打赢了就归谁，然后才有法律的介入。我国正处在制度转轨阶段，很多权利都缺乏初始界定。在公有制下，什么东西都是国家的；一旦资源交给市场配置，就会碰到一系列问题。比如前几年发生在浙江的水权交易，义乌市以2亿元的价格向其上游的东阳市一次性购买了横锦水库5000立方米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但这个交易却遭到位于东阳另一侧下游的嵊州市的严重质疑，嵊州方面认为，东阳卖的实际上是本应流入嵊州的水，这种行为损害了嵊州的利益，因此把东阳市告上了法庭。我关心的是，法律如何协调这种权利的冲突？

林来梵：从严格意义上讲，传统法学、特别是法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对规范出现以前是什么状态，一般不予考虑。也就是说，它不考虑法律规范产生以前各种力量是如何对抗、如何博弈的。但在形成了法律规范之后，我们就假定这个规范是合理的，用这个规范去调整此后的冲突与纠纷。

叶航：假定它是合理的？理由呢？如果形成一个黑帮或者法西斯的规范，就是通常所说的“恶法”，它也是合理的？我们也应该认可吗？

林来梵：过去的法律实证主义（虽然已经受到批评，但到现在还是很有力量的一个流派）认为法律就是一种命令，一种强制性的命令。哈特就曾经批评过，这个命令就等于一个强盗的命令，强盗持枪抢劫也可以形成规范。后来人们进一步地认识到法律最终极的价值是正义，规范从法的角度来说就必须贯彻正义的精神，规范的解释、适用、操作都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

二

叶航：这就涉及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法的依据到底是效率还是正义？

汪丁丁：产权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当然也包括法经济学家，认为法律的依据是效率。因此他们认为所有权是一个空的概念，喜欢用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来描述所有权。因为这些权力体现了产权的效率内涵。但是所有权在社会正义的维持方面是一个实的概念，它不是毫无意义的。

林来梵：早期的思想家，比如洛克，认为生命、自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是Nature right。早期的财产权观念在法律里也是这样的，我相信经济学、政治学也大致如此，认为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一个天然的权利，不可剥夺的权利。后来人们才意识到，财产权其实也是设定出来的，是在博弈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但法学毕竟是法学，它的终极价值是追求正义，它不可能完全谦让于力量的对比。在强者压制弱者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倾听“上帝的声音”，这个“上帝的声音”就是正义。今天大多数法学家都认为，法的价值其实是多元化的，包括正义、秩序、合目的性，也包括人的权利，当然也包括效率。但比较正统的法学家，包括我也是这么认为，效率跟法的价值、跟正义不能并驾齐驱、平分秋色。效率是一个下位的概念，如果牺牲了正义，那么效率是很可怕的！联系到中国最近的修宪，我认为，通过十四个条款的修正，体现出一种精神，片面追求效率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把它叫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的终结。中国在过去二十多的改革开放中，经济确实在高效地运转，社会进步也是非常有效率的。但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其中就包括正义的代价。效率导向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可能会受到挑战，但这并不等于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经济学还有许多空间。比如现代许多经济学家也重视正义问题，我知道叶航兄和丁丁兄就比较重视正义问题。

汪丁丁：来梵所讲的是罗尓斯的正义观，就是自由优先于正义，平等的正义优先于效率，这是罗尓斯的排序。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97年以后的中国，以效率导向的经济学已经面临着一个解决社会公正的任务，这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谈论重建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

叶航：在很多情况下，正义恰恰是效率得以实现的前提和条件。比如，我们通常认为市场机制是效率的产物，但我们忘记了它同时也是正义的产物。如果不尊重个人的财产权，不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干什么要通过市场来交换东西？我力气比你大，把你的东西抢过来不就得了，这个效率更高。但如果谁都可以抢的话，就不会有人去生产财富，从长期来说，效率也就子虚乌有了。因此，一个正义的初始产权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恰恰体现了一种长期的、动态的效率。所以，正义原则和效率原则是无法割裂的。

汪丁丁：问题在于你刚才的话多了“正义”这个词，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是没有这个词的。它只承认有一个初始产权，让我们建立一个产权交换机制，然后就可以用科斯定理论证的方式来达到效率。如果达不到效率，那就把这个外生的成本，就是妨碍我们交易的那项成本权利抛弃；或者，干脆把这些权利，比如说黑帮或者律师的权利拿来交换。总之，你可以用市场的方式来论证，只要允许我们进行交易，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的，就是有效率的，初始分配并不重要。至于这个初始的权利配置是否公正，这是经济学家不愿回答的问题。

叶航：我对科斯定理有一个保留性的批判。科斯认为，如果界定产权的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界定给谁都一样，通过权利的交易最后都可以达到效率。这可能吗？就拿科斯自己的例子来说，如果把污染河流的“权利”界定给上游的企业，那么所有下游的居民都要出价向上游的企业赎买这个“权利”；如果把这个“权利”界定给下游的居民，那么上游的企业就要为它的污染行为向下游付费。这两个结果可能一样吗？把污染的权利界定给上游，不仅不符合“生存权优先”的正义原则，而且也不符合效率原则。单从可操作性这一条来说，两种结果的效率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选择让居民向企业赎买污染权这样的荒唐事。事实上，为了效率，我们必须维护正义。所以，当我们真正进入经济学内在的逻辑看问题，或者说进入我们现在正在力图改造的经济学内部去谈这个问题，我以为效率与正义是不可分割的。从长期的、动态的角度看，如果没有道德和正义作为支撑，真正的效率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个语境中，我认为经济学和法学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林来梵：我原意接受这个观点。我们前面谈的是效率和正义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一面，实际上它们也有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一面。正像你刚才谈到的，考虑效率可能会产生正义的效果；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考虑正义也会产生效率的效果。比如就财产权而言，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只有经济自由得到保障的国家（经济自由的保障就包括财产权的保障），才会得到有效的发展，保护财产权其实就是保护效率。

汪丁丁：应当承认，目前流行的法与经济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时期内，似乎始终没有能力正面回答“正义与效率的冲突”问题。这一现象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经济学家普遍没有意识到他们使用的效率概念其实只是“帕累托有效性”概念，并非经济学原初意义上的“效率”。经济学原初意义上的“效率”概念，可以界定为“每一行为主体对机会的充分利用”。这一局限性，在我看来，使大多数经济学家提供的法经济学分析丧失了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第二，法学家们，如贝克尔最近悲观地指出的那样，大约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来熟悉和普及经济学知识，在他们能够熟练运用经济分析方法之前，他们很难在法学传统之内提出具有经济学合法性的法经济学问题。

叶航：但是我觉得这种状况最近正在得到有效的改善，“桑塔费学派”的经济学家试图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为正义寻求合理的地位。在他们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文献中，正义不仅内生于效率，而且是效率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

汪丁丁：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被称为“桑塔菲学派”的一群学者——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认知科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在内，在美洲、欧洲、澳洲、亚洲和非洲的十五个小型社会里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学实验，其中，最典型的实验情境是“最后通谍博弈”和“公共物品博弈”，金迪斯和鲍尔斯等人发表的关于上述实验的一系列研究报告表明，正义感是一种超越特定文化传统和特定历史情境的人类情感。不论在已经市场化的社会里，还是在尚未受市场经济影响的社会里，研究者们观察到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参与“最后通谍博弈”的甲方提出的不公平分配方案被乙方拒绝，或者，在深受“礼品互赠”文化传统影响的社会里，乙方拒绝甲方提出的过分慷慨的分配方案。这场由真实社会里生活

着的人群参与的长达十年的“最后通谍”实验意味着，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正义感的“机会”，其价值将极大地被其中包含的“非义”所抵消。布坎南认为，这是因为行为主体认为不道德行为的“道德成本”太高，以致选择这些行为反而是不理性的。

叶航：在“桑塔费学派”最近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有两篇是标志性的。第一篇是鲍尔斯和金迪斯的《强互惠的演化：异质人群中的合作》，发表在2004年2月的《理论生态生物学》杂志上。这篇文献事实上是一个计算机仿真报告，仿真的环境是距今20万年以前更新世晚期的人类游猎采集社会，仿真的条件严格按照古人类学已经考证的事实设置。仿真的结果揭示出，早期人类社会只有依靠一种被称为“Strong Reciprocity”即“强互惠”的行为，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秩序。所谓“强互惠”，是指那些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族群中背叛合作规范的人的行为，哪怕这种背叛不是针对自己。因此，在“桑塔费学派”的术语里，这种行为也被称为“Altruistic Punishment”，即“利他惩罚”。事实上，这就是“见义勇为”，就是“路见不平，拨刀相助”，也就是我们人类的“正义感”。因此，正义事实上是人类合作秩序的产物。第二篇文献是《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发表在2004年8月的《科学》上，是这期杂志的封面文章。这篇文献是一个脑科学的实验报告，是接着上篇文献所做的进一步研究。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强互惠行为在人类合作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具有这么重要的作用，那么驱动这种行为的机制是什么？因为这种行为不同于自利行为，它无法给行为主体带来利益上的激励。这篇文献的通信作者是瑞士苏黎士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主任恩斯特·费尔博士，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桑塔菲学派”经济学家。费尔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一个假设：如果强互惠行为无法从外界获得激励，那么行为者只能通过行为本身获得满足。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依靠自激励机制实现的。事实上，人和动物的许多行为都是依靠自激励机制实现的。脑科学已经证实，对高等动物来说，启动这类行为的机制是由中脑系统的尾核和壳核来执行的。比如我们人类的成瘾性行为，像烟瘾、毒瘾、酒瘾等等，都涉及到这一脑区。因此，这一脑区在医学上也被称为“鸦片报偿区”。费尔博士猜测，如果强互惠行为依赖这种自激励机制，那么做出这种行为时，人脑的这个部位就会被激活，而且行为的强弱与其活跃程度正相关。于是，他们设计了一系例实验场景来激发人们的利他惩罚，并通过PET即正电子发射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对行为者的脑神经系统进行观察，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个大胆的推断。该实验报告认为，社会偏好模型所定义的效用函数应该包含对违反公正和合作规范的惩罚愿望，它可以比传统的自利模型更好地解释人类的实际行为。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在发现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未得到惩罚时会感到不舒服，而一旦公正得以建立他们就会感到轻松和满意。在现代警察和司法制度建立以前，人类在很长时间内是依靠这种个人的惩罚来维持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的。事实上，现代司法制度可以看作一种以公共品形式出现的、上述行为的替代性制度创新。这两篇文献代表着经济学最前沿的研究方向，它对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理性人假设”提出了重大挑战，为传统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中的正义概念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实证。

汪丁丁：其实，休谟通过《道德原则研究》早就论证了下列思想：人类的全部道德情感都源自“同情”。我们对痛苦的同情在我们内心激发出正义，我们对快乐的同情在我们内心激发出仁爱。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进一步论述了“同情”的情境依赖性、充分知情、以及无偏向性。最新发表的一篇脑功能呈像研究报告表明，当受试者看到他们同情的对象感受痛苦时，受试者的脑区激活状况与他们亲自感受这些痛苦类似，而当受试者对真实痛苦的感受者的同情感减弱到可以忽略时，受试者的这一脑区就不会被激活。这一实验报告支持了2001年发表在经济学主流刊物上的一篇论文的主要结论——对博弈对手有较强同情心的“囚徒困境”博弈的参与者倾向于采取“合作”策略或“礼品赠予”策略。事实上，来自脑功能呈像研究领域的许多报告都向我们表明，包括正义在内的个体道德情感，通过诸如“偏好”这样的价值排序，对个体选择施加了十分显著的限制。

三

叶航：法学究竟是如何定义“正义”的？它和罗尔斯的定义一样吗？

林来梵：就传统来说，法学中关于正义的研究，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差不多。我给研究生和本科生上课时总结出过，法学中出现的正义概念至少有二十个，其中最主要的有5个：“形式正义”、“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还有所谓的“合法正义”和“衡平正义”。其中，关于“实质正义”是最有争议的。正如博登海默所讲的，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也就是海老人的脸，变幻莫测，难以把握。罗尓斯是从规范的意义上来研究正义的，主要研究的也是“实质正义”。

汪丁丁：为了给出“正义”概念的简洁说明，也许我们不得不回到黑格尔关于法和正义的观念。在《法哲学》导论里，至少，我领悟到，黑格尔其实提出了这样的思想：正义，就是我的自由意志承认其他人的自由意志并且寻求康德定义的“公民社会”的那种秩序，它保证每一公民与其他公民享有同等程度的自由。在新政治经济学语境里，正义首先意味着社会对每一社会成员自由权利的尊重，其次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的等度自由。因此，如阿罗指出的，社会应当尊重每一给定的偏好，并且使它对每一给定偏好的尊重与它对其他给定偏好的尊重相容。上述正义的概念，与法学传统内的正义概念十分不同。后者，不论在古代和中世纪神学传统里还是日常生活语境里，通常表述为“给每一个人他所应得的”。事实上，斯密之前的经济学思想史，其核心议题之一就是所谓的“正义价格”，即任一商品应该得的价格。因此，“实质正义”，应该像康德所讲的那样，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目的。

林来梵：但针对个案来说，由于“实质正义”很难认定，所以在个案中是否要考虑“实质正义”，在法学中是有争议的。比如，现在有一个到哈佛留学的名额，为了挑选一个学生，必须设定标准，这些标准要符合正义的要求才能达到我们所说的公平；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学生呢？如果首先考虑学习成绩，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一个人学习成绩好也许是因为他不关心班级事务、缺乏团队精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所以，这个标准不一定公平；那么，我们是否要把德因素考虑进去？但是，道德本身是很难量化的，即使能够量化，还存在不公平的可能；比如我们是否应该把这个机遇给一个家庭困难的学生？或者，给一个很难有机会.出国的学生？总之，会有各种各样的标准会冒出来，你无法确定哪一种标准是

最公平的；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标准都统一起来，找一个既考虑学习成绩、又考虑道德标

准、也考虑贫困程度的标准？但你会发现我们仍然绕不开刚才的困惑，因为你还得确定这三个因素在新标准中所占的权重。因此，“实质正义”是很难追求的。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就已经被国际法学界提出来了，有人认为法律应当优先考虑“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或者是所谓的“合法正义”。

汪丁丁：中国的现实是，我们没有一个给定的“正义程序”和“正义形式”，甚至没有“正义的法律”。在新的社会里，旧的体制都缺乏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规范的研究，例如罗尓斯的研究来让我们借鉴，然后找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程序正义”和“形式正义”，例如全体一致的投票等等，其实这就是公共选择，包括刚才来梵说的，都是我们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问题。总之，正义与效率的冲突，似乎是“法与经济学分析”的核心议题。解决这一议题的正确思路，在我看来，应当是公共选择理论，而不应当是波斯纳的“法的经济学分析”。

林来梵：从法律角度而言，我们中国的问题特别复杂。作为中国人，在海外兜了一圈以后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发现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比如说，中国法律迄今为止最缺少的是“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法学界也有人提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合法正义”。所谓“合法正义”就是符合法律的就是正义，而不管法律是谁制定的，怎么制定出来的。我个人感觉，中国目前同时还面临“实质正义”的困惑。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社会里，必然会不断提出“实质正义”的问题。除了符合“程序正义”和“形式正义”外，我们不得不要求“实质正义”。对我们来说，近代的课题还没有完成，现代的课题就扑面而来，后现代的问题也不断涌现。我们法学家首当其冲，在前面挡着；后面必须有你们经济学家作后盾啊！

叶航：但我们只是看到或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少数人，对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不愿意谈论道德和正义，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是经济学家要谈论的问题。

林来梵：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可悲的。回到开场时对财产权的讨论，为什么我刚才断言片面追求效率的时代已经终结了？就我们最近的这次修宪来看，总共修订了十四个条款，有关人权的就有八条，其中最重大的修改是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写到宪法第十条中。对土地的征收问题也作了修改，这条和私有财产权在内涵上有一定的重叠，但不是完全的重复，有待于法解释学去梳理它。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同时又写上一个条款，就是要界定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姑且可以这样说，财产权的保障是保护富裕阶层或新富阶层的利益，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保护穷人或贫困阶层的利益，这两者并立存在于同一宪法文本中，关系是很微妙的。就财产权保护条款而言，它的规定也是很微妙的。有人说它基本采纳了我在1999年提出的“三层规范结构”说。首先宣布一个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是第一层规范。我们常用的说法是“不可侵犯”，“不受侵犯”是我提出来的，经济学界好像有人提“神圣不可侵犯”？（汪丁丁：但也有好多人表示反对。）财产权“神圣性”和“纯粹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现代，我们一般都会认识到财产权也有“公共性”或“社会性”的一面，所以它不是神圣的，是可以被制约的。第二层规范，是说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来保护私有财产权，也就是什么叫财产权，应该保护哪些财产权，要由法律来界定它的边界和内容。而第三层规范，就是提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征用和征收并给予补偿。

⑼ 厉行法治的原因和要求是什么

原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公布后，引起强烈反响，法治、依法治国、法治中国版再次成为热词。人权们相信，同全面深化改革一样，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将为国家发展注入新动力、给社会生活带来新变化。

要求：加强宪法实施，维护宪法尊严。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注重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9)社会与法丛林执法者扩展阅读：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厉行法治意味着依法办事能力必须提高，特权思想必须克服，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必须改变。应认识到，法律是高压线，也是安全阀；只有在法治轨道上行使权力、推进工作，才能经得起各种考验。

厉行法治，需要每一个人努力摒弃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在自觉守法的同时积极用法，改变凡事都去拉关系、托人情、找门子的行为方式，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