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李洪山
㈠ 在哈尔滨什么学校比较重示财务管理
商学院是哈尔滨商业口最好的学校 但东北林大经济管理学院的财务管理也不错 那有哈尔滨讲注会财务管理很著名的老师丁华 还有哈尔滨讲经济法最权威的李洪山
㈡ 东北林业大学走出过哪些知名校友
东北林业大学是211重点高校，因此优秀的林大校友也是数不胜数，作为一个大四的老学长，我就来介绍几个杰出的林大校友吧。
1 海阳
虽然我看到楼上几个小伙伴也有介绍这位烈士的，但是我实在是还想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第一位“训鹤姑娘”自然保护区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女烈士，徐秀娟。她从小与鹤为伴，并且对保护动物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她去了自然保护区，在一次寻找丢失鹤和天鹅的过程中，不幸溺水身亡。鹤找到了，她却永远离开了。林大每年的迎新晚会都会表演徐秀娟真实事迹改变的话剧，让新生老生，每一个林大人都不要忘记她。更要学习她身上的坚守，勇敢。为了热爱的事物可以放弃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我们每一个林大学子都应该铭记这种精神。永远铭记这位烈士。
希望看了我的回答，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林大校友哦
㈢ 李洪山的个人经历
1970年12月至1976年4月 甘肃省军区独立师三团特务连服役；
1976年4月至1976年12月 永宁县惠丰学校代课教师；
1976年12月至1979年9月 汉延渠管理处政工科干事；
1979年9月至1983年8月 自治区水利局计划处劳资干事；
1983年8月至1987年6月 自治区水利厅劳资处干事（期间：1985年9月至1987年7月在自治区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87年6月至1993年7月 自治区水利厅劳资处主任科员；
1993年8月至1998年12月 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工作）（期间：1995年8月至1997年12月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政法专业学习）；
1998年12月至2000年9月 自治区水利厅组织宣传处处长；
2000年9月至2002年2月 自治区水利厅组织人事处处长；
2002年2月至2006年3月 自治区水利厅党委委员、组织人事处处长；
2006年3月至2006年9月 自治区水利厅党委委员、副巡视员、组织人事处处长；
2006年10月至2008年12月自治区水利厅党委委员、副巡视员；
2009年1月至今 自治区水利厅副巡视员。
㈣ 唐朝的对外文化交流
一）、遣唐使来华
1、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室派往唐朝的使节，他们往返于中日之间，是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2、与学生一起分析日本派遣唐使的目的、次数、作用等。
因这时唐朝正值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其经济文化处于世界的先进地位，而此时的日本则处于奴隶社会瓦解，封建制度确立、巩固的时期。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于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对日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再加上当时交通比前代有所发展，为双方的交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3、介绍为日中友好交流作出贡献的日本历史人物：空海和阿倍仲麻吕；空海在中国是怎样成为著名的学问僧的？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重要贡献？引用王维和李白的诗歌来突出他们与晁衡的深厚友情。《送秘书监晁衡卿还日本》王维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李白的诗见书
（二）、鉴真东渡
看“鉴真坐像”图和“唐招提寺鸟瞰图”教师简介鉴真生平，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鉴真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尊敬？”然后阅读郭沫若的诗“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三）、玄奘西行
1、玄奘为什么要去天竺？
2、玄奘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哪些贡献？
教师讲解：玄奘西游学佛和玄奘学佛后坚决回国的史实，以引导学生学习玄奘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执著追求和热爱祖国的精神。
三、巩固小结：教师简要对本节课内容作一小结。然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唐朝与周边各国的交流得到发展的原因有哪些？第二，学习本课后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第一：唐朝是当时世界上大国，具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经济、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且唐朝实行较为开放的外交政策。
第二：学习玄奘和鉴真的优秀品质；认识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地位，感悟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中外交往可以促进双方的发展，从而联系现实认识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
唐朝是陆路对外交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海路交通得到长足进步，并取代陆路交通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的时代。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影响，在宋代时，东南海外诸国在与宋朝廷的交往中，甚至将宋朝管辖下的中国地区称之为“唐”[1]。历宋、元至明，在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地，一直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2]，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3]，中国姓氏为“唐姓”[4]，中国衣饰为“唐衣”[5]，中国商船为“唐舶”或“唐船”[6]，而从舶上转贩得到的中国货物则被称为“唐货”[7]。最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习称的“汉语”，也被宋代海外诸国目之为“唐语”[8]。中国人留居海外一年不还，称之为“住蕃”；而外国人在中国逾年不归，则称为“住唐”[9]。沿袭至今，有些流寓海外的华人仍然自称为“唐人”，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国称之为“唐山”。历时千载，绵绵不绝。唐朝在海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而这种影响是与唐朝发达的海路对外交通是分不开的。
第一节 海路交通的发展和繁荣
唐朝海路对外交往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利用。在唐代，取道南海前往西方的人数和航海路线都有所增加，直航能力也有所加强，形成了南海交通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并表现出了取代陆路交通地位的趋势。较之前代，唐朝人对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确。与此同时，唐朝通过黄海和东海海域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交通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茫茫大海限制了不同地区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人们充满了探究大海的渴望，但又无法超越浩淼无垠的波涛的阻隔，对海洋彼岸的心驰神往，提供了人类探索大海的恒久动力。早在先秦时代，中华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近海航行技术，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显示了当时海上交通的水平[10]。《汉书》详细记载了汉代远海航船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的航程[11]，这时中国的航船已能够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约葬于公元前122年）出土的银盒、金花泡饰、象牙及香料等西亚或南亚的物产[12]，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的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等[13]，都证明了秦汉时代海上贸易的存在。
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缅甸掸国国王雍由调遣使者入朝，朝贡使中有精通魔术表演的“海西幻人”，《后汉书》中明确指出“海西即大秦”[14]，而大秦就是汉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这位罗马帝国的魔术师当是由海路至印度、缅甸，然后辗转来到洛阳的。海西幻人的到来，沟通了中国古代与欧洲的交通。广州第4013号东汉前期墓中出土的镂空12面菱形小金珠，就是这一时期从南亚经海路传入的舶来品[15]。三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扬帆出海，游历南海诸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16]。归来之后，两人根据见闻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传》和《吴时外国传》，加深和丰富了对从中国南海到东南亚，越阿拉伯海，以至红海港口的古代航线的认识。
东晋及南朝，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西行求法活动的发展，中国僧人纷纷前往海外，为了解海上交通的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最具代表性的是法显和尚前往印度的航海经历。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从长安西出，经沙漠道前往印度求取律藏，经过九死一生，遍游印度各地，最后经瞻波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东部)渡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并在义熙七年(411年)借西南季风搭乘商舶东返故国。与以往不同的是，法显撰写的行记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详细记录了当时航海的技能、利用的技术手段、南海航线各段航程的距离及所需的时间、沿途水文气象等等，为了解四五世纪的海路交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7]。1984年，在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发现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银器中有一件十二瓣状的“萨珊式银碗”，口沿微侈，沿口沿刻有在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区使用的阿拉美文字（Aramaic characters）铭文。除了萨珊式银器外，在这批窖藏中还发现了20枚萨珊银币，其中沙布尔三世（Shapur Ⅲ，公元383-388年）3枚，伊嗣俟二世（Yazdegerd Ⅱ，公元438-457年）5枚，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A型1枚，卑路斯B型11枚。窖藏发现地不远处即为西溪河入海处，这批器物提供了5世纪时波斯商舶来往于南中国海的证据[18]。
隋朝统一之后，炀帝派遣众多使臣出使异域，大业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应朝廷征募，航海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大业六年（610年），经交阯返回。常骏一行到达赤土国界时，国王利富多塞遣使以船舶30艘迎接隋使，归来时，又遣王子那邪迦随贡方物，隋朝使节赍物五千段赠与赤土王，而赤土国也向隋朝贡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金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19]。在增进双方了解的同时，加强了物质文化的交流。根据常骏等人的行程写成的《赤土国记》(二卷)虽然久已散佚[20]，但是在《隋书·南蛮传》赤土国部分摘录了其中部分内容，丰富了当时和后世关于南海历史、交通的知识。
古代载籍对民间海上交通记述很少，与东晋一样，对唐代海上交通状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佛教僧众西行求法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唐代海上交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唐朝前期海陆交通的了解，主要是从僧人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得知的。
5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西行求法，在唐代西行者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从他们选择的路线可以反映唐代对外交通的一般面貌。义净在室利佛室期间，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下称《求法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直接反映唐代对外交往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求法传》，传主都是义净亲见、亲闻的赴西域取经求法的僧徒，为了解和分析当时的对外交通提供了宝贵资料。
《求法传》收录了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到武后天授二年(691年)50年间33批56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经历[25]，其中路线不明者4批4人[26]；经由陆路前往印度者12批18人[27]；经海路赴印度者为21批34人[28]。由海路西行的次数与陆路的比率为2.3:1，而人数之比也为1.9:1，可知在7世纪下半叶，在陆路对外交往充分发展的同时，海路交通也十分繁荣，并且已显露出取代陆路地位的趋势。
2.贾耽与广州通南海道
唐朝声威远播于海外，北宋时代，东南海外在与宋朝交往中，将宋政权控制下的中国地区称为“唐”，引起了宋朝君臣的不快。宋人朱彧记述了这件事，他说：“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1102-1106年)，臣僚上言‘外国指中国为唐、汉，形于文书，乞并改为宋。谓如用唐装、汉法之类。’诏从之。余窃谓未宜，不若改作‘华’字，八荒之内，莫不臣妾，特有华夷之异尔。”[29]北宋臣僚要以“宋”取代“唐”或“汉”字，而朱彧认为应该改称较为抽象的“华”字，取代具体的朝代名称。怎样称呼为宜，姑置不论。从这段记载中可知，由于唐朝东南海上交通的发展，在海外诸国中，“唐”在北宋就已成为“中国”的代称，确是不争的事实。唐朝在海上对外交往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唐代海上交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取道海路前往西方的人数众多，而且表现在航海路线的增多和直航能力的增强。德宗朝宰相贾耽曾任鸿胪卿，主持外交事宜，“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30]先后撰写了《皇华四达记》1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道录》10卷、《吐蕃黄河录》4卷等许多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和《地图》10卷[31]，集中代表了当时地理科学的水平，也全面总结和反映了当时海路交通的状况。
6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贾耽的著作多佚，有关道路的记载是从《新唐书·地理志》的引文中得知的。贾耽记述了当时由唐朝境内四出的7条道路，其中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5条道路是唐朝联接外界的陆路通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是反映了唐朝海上交通的最重要的资料。这里根据贾耽叙述的顺序，略述“广州通海夷道”的行程，以了解唐朝与南海交通的一般状况。
贾耽记载的航线大体可分为四段：广州至马六甲海峡为一段；马六甲海峡至斯里兰卡为一段；由印度半岛西部沿海西北行，至波斯湾头为一段；从东非沿海北溯至波斯湾头为一段。
由广州东南海行，200里至屯门山，鼓帆而西，二日至九州石(七州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大洲岛)，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劳山(越南占婆岛)，南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在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在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国(越南藩朗)；又两日行，至军突弄山(越南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马六甲海峡)。
海峡北为罗越国(马来半岛南部)，南为佛逝国(苏门答腊岛)；自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爪哇岛)，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只国(位于伯劳威斯群岛)，又四五日行，至胜邓州(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巴鲁斯)；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
由师子国西四日行，至没来国(印度奎隆)，又经西北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西北二日行，至拔?国(印度纳巴河口布罗奇附近)；又十日行，经小国五，至提?国(印度河口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提勃尔)。自提?国西行二十日，经小国十余，至提罗卢和国(波斯湾头伊朗阿巴丹附近)，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波斯湾头之奥布兰)，自此乘小舟溯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二日至末罗国(伊拉克巴士拉附近)；西北陆行千里，即可至大食国都城报达(巴格达)。
在唐朝人的心目中，印度半岛西岸迤逦西北行至波斯湾东岸一线为“海东岸”，而
7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自非洲大陆东岸东北至波斯湾的沿海地区则为“海西岸”。以上从没来国至乌剌国，为“海东岸”的航线，贾耽还专门记述了“海西岸”的航线。据载，海西岸之最南为三兰国(东非沿海某地)[32]，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南也门之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阿曼之卡拉特)，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阿曼北部苏哈尔港)，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难国(波斯湾西岸之巴林岛)，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海东岸航线合。
从广州至波斯湾头的乌剌国约需87天，从东非沿海至乌剌国约需48天。贾耽对当时南海航线记载的详细和精确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前代。毫无疑问，只有在海上交通非常发达，得到了详尽的航海资料的条件下，贾耽才会对东西航线做出如此精审的记载，由此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此外，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从广州西行的航线，最远只记载到乌剌国，而由乌剌国到东非沿海的航程，则是由西而东记述，乌剌国是东西两条航线的交汇之地，这种情况客观反映了大食帝国在当时海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3.《酉阳杂俎》与唐代文献对非洲的记载
在古代中国，非洲是人们已知的西方的终点。一般认为，在唐代之前，中国人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对非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明确记述了由非洲东海岸向西北通往波斯湾的航线。杜佑在《通典》中记述唐代大秦国的情况时，附录了杜环《经行记》中有关大秦的记载，并记录了女国与摩邻两个国家。共中“摩邻”的内容尤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据记载，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太[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33]“鹘莽”是中古波斯语gurman的译音，指枣椰树[34]。摩邻具体指哪个国家，分歧尚多[35]。但是综合杜环记载的方位、肤色、风俗、物产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摩邻是当时非洲大陆的某个古代国家则是没有疑问的。
除了贾耽、杜环的著作之外，唐代对非洲最详尽的记载当属段成式《酉阳杂俎》。
8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段成式（803-863年），字柯古，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父文昌，事穆、敬、文三朝（821-840年），出将入相20年，母亲是宪宗朝宰相武元衡之女。段成式不仅家庭庋藏丰富，而且在任秘书省校书郎期间，广泛阅读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图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他接触了大量常人无从见到的奇篇秘籍，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以“奇诡谲怪”著称的《酉阳杂俎》[36]。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的非洲国家主要有孝亿国（Siut，埃及南部）、仍建国（Utica，北非突尼斯沿海古城）、悉怛国（不详，或指Sudan）、怛干国（Dakhel Oasis，撒哈剌沙漠中的沙岛）勿斯离国（Misr，埃及）等国[37]，其中以拨拔力的记载最称完备：
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 。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赉彩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38]。
一般认为，“西南海”就是东非沿海之亚丁湾，而拨拔力就是见于《诸蕃志》记载的“弼琶罗”，相当于现代索马里的柏培拉（Berbera）港。但也有人持异议，指出弼琶罗与拨拔力对音相近，但在风俗、物产等方面差异显著， 不应同属一地，认为从段成式记载的生活习俗和服饰而言，应该是指今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带游牧的马赛族人（Masai）[39]。无论以哪一说为准，从本段记载可知，最晚至9世纪上半叶，唐朝人已经对东非沿海某地的风俗、物产及其与大食的关系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段成式对非洲诸国的记录不仅远远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数量和内容上都大大多于现存的唐代官方载籍的记录。即便考虑到段成式可以接触到许多奇篇秘籍的因素在内，前代或唐代前期也并没有多少有关非洲的现成文献资料供他利用，《酉阳杂俎》有关东非沿海地区的记载，很可能来源于他亲自对来唐的客使或商人的查访。段成式虽然以博闻强记知名于世，但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学者，并不满足于对前代文献的爬梳，调查采访是《酉阳杂俎》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以卷十一“广知”为例，本卷总共记载了44事，涉及到的调查对象有僧那照、道士郭采真、王山人、山人张盈、李洪山人、秀才顾非熊、僧广升等7人[40]。可知在奇篇秘籍之外，博采异闻是《酉阳杂俎》的一大特色。
㈤ 浬浦溪淌松烟暖——高中求学记
赵海均兄纪念蒋仲法老师的帖子，细细拜读，颇有感触。接近文末，蓦见自己的姓名忝列在“翘楚”一词之后，不禁受宠若惊，汗颜不已，心有所感，一首打油诗一挥而就，拿将来作本文的“定场诗”似乎颇为妥帖，诗曰：
新冠袭来旅业苦，
老夫差点要吃土。
卖鳖卖蟹卖鸡花，
一不小心成翘楚。
权当赵兄抛玉引砖，令我不揣浅陋，在校友面前吐露心声。
跟很多校友一样，我在浬浦总共呆了三年，浬中校园内高中两年，上浬浦复习班一年。
每次经过浬浦去斯宅老家，或者折返杭州，就算无暇在校门口逗留，也会不由自主地从车窗往浬中的方向多抓几眼。好像快10年了，浬斯线取直后不再经过浬浦镇里，但只要不赶时间，我还是习惯性地从镇上绕一下，每次都感觉这条路变窄了，也许是心变宽了吧——人生若梦，岁月如歌，这三年的时光，不知道是敬业无私的眷眷的老师，还是慷慨无邪的拳拳的同学，或者是钟灵毓秀的浬浦山水，留在心里的某个角落，成为最柔软最温暖的一部分，无法割舍。
我有叔叔和姑姑毕业于此，还有一个特别会读书但腿有残疾的表姐也在此求学。
十多岁的懵懂少年，背负着家庭的希望，怀揣着朦胧的理想，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人，离开朝夕相处的小伙伴，离开熟悉的环境，突然来到这个陌生的小镇，迅速学会独立生活，学会跟陌生的老师、同学相处，学会安排自己的学习，想来真不容易。而两三年之后，几乎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蜕变，或走向高、专院校深造，或直接走进社会，迅速翻开人生的下一页。
我总觉得浬浦溪里流淌着的不是普通的水，而是浓浓的墨水，它孕育了浬中学子的一腔情怀，一个个离开浬浦，走向世界，用激情、用事业、用朴实无华的生活挥写着一篇篇或壮阔、或传奇、或平淡的文章，汇聚成大时代宏伟篇章的一个小而不可或缺的章节。
当时的溪水沉淀着马郦铜矿泛绿的尾矿，溪中常年飘着一股异味。我在溪水中还捡到过两次青壳鸭蛋，着实惊喜半天。放在铝饭盒里一起蒸熟，开饭时剥壳吃蛋，羡煞旁边的同学。
陈蔡水库正在建设中，从斯宅到陈蔡还没有通车，15里山路因为水淹、工程占路等原因，七绕八弯，坑坑洼洼，实际上远不止15里。剩下从陈蔡到浬浦的15里有班车，但几乎每班都很挤，几乎上不去，好容易挤上车也几乎挨不到自己的座位旁边——那个年代好像没有交警查超员一说；其实有座位也并不舒坦，前后排空间极窄，想来应该是身高快速超过1米7的阶段，坐吧，必须抬高膝盖，否则坐不进；站吧，顶棚又低，只有气窗处能站直，车身一晃，脑袋就磕到窗框上，碰到雨雪天更是酸爽。所以，我经常希望买不到车票。千里无轻担，稚嫩的肩膀挑着一头番薯腌菜一头衣被杂物步行15里不轻松，但可以省下1角5分车票钱，其实有点卖炭翁的心思。
这样的折腾，这样的乔耗（开销，尤指出门在外的开销），决定了一般最多两个星期回家一趟，加上经济条件的制约，也就决定了烧毛腌菜（干菜，也称腌菜头）成了主菜，生抈菜（腌菜）、豆芽成了牙祭。生活的智慧告诉我：生抈菜平时要捺实（压紧），让其面上渗出一层菜囟盖住，否则菜露头时间久了就会腐掉（氧化霉变），所以，茶瓶是必需品。有一年清明过后，我回家时挖了很多胡葱，抱腌后晒到半干，捺了一茶瓶，挑箩革担（挑着担子）一路走了30多里到浬浦，脚步却像华老栓“趁热的拿来”般地轻快，心里乐开了花。后来一个多星期，厨房靠里与新建的三层小楼教工宿舍贴墙的二楼大寝室里，每到开饭时间，咯吱咯吱的木地板响声中都夹杂着胡葱的香味。
很奇怪网上居然搜不到茶瓶的照片，好像这物件根本没在世上出现过一样。请老家的发小帮忙，也差一点要去博物馆拍，结果家里翻出一个类似的。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只是当时用的是青灰色釉，沟槽再浅一点，表面更平滑。
周胜的父亲，一头白发的周华老师给我们上的生物课明确地说，人每天需要摄入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事实上，很多同学摄入的只有碳水，没有脂肪，没有蛋白质，烧毛腌菜里也没有油，是把搪瓷杯放在大蒸屉里反复蒸好几餐强行蒸软的。我有一次舌头疼去蚕场的校医院，短发而微胖的校医阿姨看了是舌间开裂，说是营养跟不上，而且吃药好了之后也无法复原；还有好几个同样症状的同学都去看过。果然，我舌头中间的裂痕至今尚在。
豆芽是好东西。钱校夫手巧，会发豆芽，只要从家里带一杯黄豆到学校，就可以不时地改善一下。有次熄灯后，他还在跟同学争论，宣称“豆芽的营养是黄豆的四倍”，一时成为话题。他还在被窝里藏了一大瓶白糖，我跟同学一起搜到过，一人一勺偷偷甜了一下。
腐乳也是好东西。偶有商家进校推销，一分钱一块，但只供应教职工，我找斯舜威老师帮忙买了半杯，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开心了好几天。
浬浦街上有家豆腐店，几分钱就可以买一大块，但要凭票，只有居民户口才发票，于是在浬浦医院工作的大表哥家的豆腐票经常被我搜刮来——朱亚力老师的夫人也是浬浦医院的职工，短发，白净而微胖，戴眼镜，蛮慈祥。有一次早自修时间在豆腐店里碰到黄雅珍老师，心里打怵，没想到她很客气，一点都没有责怪我。
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油渣炒青菜！有一天傍晚，我刚打开饭盒准备开动，斯老师叫我带上饭盒去他三楼的宿舍。他刚在煤油炉上熬完半铁皮锅的板油，青菜已切好，当着我的面下锅，那吱吱的响声，紧紧抓住了我躁动的味蕾，余味三月不绝。
说完了菜，再说饭。白米饭？那是不多的！斯宅缺田，所以缺米，长年吃返销粮，早米一斤一角三分八，五斤六角九，十斤一块三角八，恐怕一辈子都忘不了了。也就是说，白米饭是要花钱买的，能省则省。而尽管自留地不多，杂粮还是有一些的，于是，主食充满了烤番薯、粥、番薯饭、萝卜丝饭，好一点的是南瓜饭、草子干饭、孟菜干饭。在浬浦读书，吃得最多的是番薯饭。每次买米，都要盘算一下，吃到哪一天，每顿放多少米，必须掺几块番薯，多大的。傅俊辉有一次看到我削番薯就向我要，我不肯，再要，还是没给。——不是我小器，因为这是主食，不是零食，当然，我并没有解释。现在补一声：对不起！
番薯吃多了，酸水会从胃里上泛到喉咙口，非常难受，所以一定要再吃点泡饭压一压。多年以后，当寒风穿过城市的街道，送来阵阵烤番薯的香味，同事每每纳罕于我的毫不为所动。亲，你可知我在当年吃了那么多的番薯，正是为了有朝一日不想吃番薯时有可以不吃番薯的自由？
现在很多校友都送孩子出国留学，如果光从金额上算，留学的孩子一年的花费恐怕足够养活当时全校的学生了，不知道有没有同感的。
也是工作以后，有一天下班，饭先上桌，等菜上来时，我已经大半碗米饭下肚，女儿在旁边惊奇地问：爸爸，米饭什么味道都没有，你怎么吃得下去？泡在蜜罐子里的这一代吃不出白米饭的“味道”，这可是塔饭（也叫塔米饭，指纯米饭），什么瓜菜都没有掺，而且是晚米，味道比当年的一角三分八好到天上去了！
小小少年，没有被如此严峻的物质形势压垮，不但坚持下来，而且顺利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没有顽强的毅力，是不可想像的。仔细想来，那三年的精神生活不但不贫乏，而且还非常丰富，让我终身受用。
可能是高一第二学期开学，家父送我到校，一双解放鞋，挑着一担米桶、网袋、粗麻布豆腐袋和警报袋（战乱年代遗留下来的流行于浙江的一种简易布制口袋，袋口缝着一条抽带，一拎起来就自然束紧，据说是“逃日本佬”的神器）。大寝室还上着锁。孙杭南老师住在新三层楼的一楼，一身簇新的藏青中山装，头发锃亮，一口一个“海涛伯”把我俩让进了他窄小的宿舍，还张罗我们吃饭。
孙老师对我有明显的偏爱，有一次我跟蒋金锁吵架，他默默地站在金锁背面，金锁没发现，而我觉得有老师撑腰，一下来了劲。没想到孙老师大喝一声，一把把我提楞到他宿舍，让我站着反省，撂了我半天，回来就说了一句话：你觉得今天这样值得吗？回去！
斯老师刚分配来校还没开课，就叫人找我去见个面，说真的，我实在想不起多年前在斯宅小学时见过他，那时只闻其名而已。此后多次，晚饭后斯老师约我散步，成了赵共华们嘴里一个酸溜溜的梗，“哈哈，散步！”念叨了好久。惭愧的是，我并没有走上斯老师寄予厚望的文学创作之路，这可能也是我一辈子的遗憾。不过，没有缺憾的人生有吗？
赵颂纪老师教我高二语文，有一天早操时间，他在大操场把我叫到前面谈心，规划我的学习、高考、工作方向，滔滔不绝，全校同学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场景做完早操，还没有讲完。赵老师知道我家境不好，费劲帮我争取到了可能是浬中历史上第一批奖学金，三张2元票，崭新的绿色票子，记忆犹新。
物理老师黄飞仑，头发微卷，一副黑边眼镜，看着威严，其实很亲切，习惯叫人不带姓。高一开学不久第一堂物理课，黄老师点名：燕军！到！同时站起两个同学，一男一女，对视一眼，脸一红，又同时坐下——原来班上有两个燕军，一个姓张，一个姓翁，全班哄堂大笑，这种子就此生根发芽，让我们开心了快40年。
周伯琪老师带队去城关参加县语数竞赛，路过诸暨照相馆，他提议进去拍张照片（前排：陈浩瀚，周老师，郭仕章；第二排：俞培灿，蔡士勇；第三排：马武军，李洪山，老夫），给我们每人洗了一张，没有收钱，不知道是浬中公款开支还是周老师个人掏腰包，说实话，如果让我掏份子，当时是付不起的。事后，我们几个几乎囊括了语数前三名。
高一升高二时风波初起。照惯例，两个班要打乱重新分班，一个文科，一个理科，但是，我们那一年两个班都被安排理科，而且规定，就算准备考文科的学生也不得缺席物理、化学课，包括考试。这着实给了我这个多次被明示、暗示只能吃文科米饭（以文科为方向）的轻狂小生一个下马威，此事一直觉得怪异。而且，我们是最后一届两年制班，高二读完就参加高考。到了高二第一学期快结束，经过文科组老师的努力，学校才安排我们应届生里面的四个“文科尖子”赵兴江、黄玉燕、翁燕军和我去文科复习班插班。赵兄文中的蒋仲法老师的历史课，我有幸在此时聆听。关于蒋老师我其实了解不多，只是听冯国兴说起，蒋老师特立独行，很有个性，但凡他的饭盒或盛菜的汤碗里有人伸过筷子，他断断不会继续食用。
这可能是我在浬中最黑暗的日子，尽管朋友圈从裘孝金、周永金慢慢扩大到郦伟豪、蔡乃武、张光伟、冯国兴、周国裕、陈健……，但还是很长时间不适应。
文科复习班的气氛压抑而怪异，完全不是应届生大寝室里菜市场般的百无禁忌和喧闹，而是类似于百团大战前阵地上的死寂，或者鬼子进村后把全村老百姓都赶到场院边大槐树底下，熊熊火光中，用刺刀逼问乡亲们地下党在哪里，百姓咬牙切齿，却又敢怒不敢言般的鸦雀无声。公认的学覇许仁龙，因紧张过度睡不好觉，一边别得别得（啪嗒啪嗒）敲着木头高低铺的床柱子，一边呜呜大哭：“我困困野困勿熟，我困困野困勿熟……”（我怎么都睡不着），“熟”字的发音类似于噱头的“噱”，发第二声。第二年，许仁龙如愿考入复旦。
有少数同学闹派系，还有个同学丢了手表。周金鑫老师吓了两天后，我居然在自己的米桶边的缝隙里摸到了，尽管之前摸过几次都没有。于是，有个同学刻意在我独处时挨到旁边，目视远方，一字一顿地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偶然之中带有必然性！”扬长而去。
同学起床都很早，而我的睡眠时间远比他们长，当大家“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时我浑然不觉，总被大家回来后匆忙的吃饭声和饭盒的磕碰声惊醒。复习班办在浬中里面，男生宿舍在操场外侧的围墙内，沿墙种了一排直通通的速生喜树，是一年前孙老师带我们一起种下的，“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着身旁的这棵小树”，听着就要掉眼泪。就这样，83年我参加应届高考，历史可能是17分，地理56分记得很清晰。插班的四个“尖子”里，只有考英语专业的少毛赵兴江，楞是直接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实在不是凡人。
第三年是在上浬浦复习班度过的，物质上继续困顿，但精神却异常富足。
两个大班，总共好像有160人左右，我们文科班班主任是美女马菊英，理科班班主任吴锡光，年龄稍长，面貌严峻，一男一女，都是瘦高个。吴老师大声训话：同学们啊，你们要记得，你们今天吃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都将是你们人生的富贵财富！今天你们在水泥池子里敲冰洗脸，吃着腌菜头读书，这样的苦都能吃，我相信，这辈子你们就没有吃不了的苦！
上浬浦的教室是借用的大队屋，两大间，一楼一底，一楼教室，二楼寝室。靠路口这边的山墙已经开裂。83年台风季节，老师安排几个年龄稍大的男生值夜，随时关注山墙的动静，以免不测，我斯宅老家台门屋隔一家的邻居斯保兴就轮到过。
最后一个学期开学，确切地说是84年正月初五、六，下着大雪。家父凑不齐39元5角的学费，犹豫一阵后，拿出别人送的两条烟——一条大红花，一条利群（？）——让我找刚刚顶职进供销社南货柜台工作的发小同学寄售，终因脸皮太薄未果。家父恨铁不成钢，只得补借5元给我，才匆匆赶往上浬浦。
也是这一年，多地现疯狗咬人。4月4日，清明，我从斯宅赶往学校，途经水库工地，突然窜出一条狗咬了我一口。后来听说这条狗还很“有名”，前后咬了好几人，可以确定是疯狗。随后，各路亲戚、朋友帮忙弄抗毒血清，找疫苗，捣草药……可以说，事后的补救什么都没落下，否则我可能早活不到今天；只是在左大腿前方偏外侧靠近膝盖处永久留下了一个半狗牙印。
那么紧张的上浬浦复习班生活，居然有好多次有特长的同学自发上前教唱，程岚的印尼民歌《宝贝》，王小群的《米兰》，骆淑英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徐承峰的《黄杨扁担》，李延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蔡志良的《马车欢唱一路春》……丰富了同学们的精神生活。
文科班开过一次同学自发组织的联欢晚会，蔡士勇唱《蹉跎岁月》的主题歌《一支难忘的歌》，真佩服他，那么长一首歌，歌词、旋律都记得煞清爽。轮到我，嚯地起立，开腔就是“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全班大哗，半是喝彩，半是哄笑。说起来，士勇还是进浬中前早就结识的，1978年我小升初那年夏天，有幸参加在五泄农场举办的“诸暨县首届中学生夏令营”，照通知要求，蚊帐、草席自己从家里挑去，住在农场办的猪场二楼，木地板上席地而卧。半夜起来小便，站在半扶梯上直接洒向猪背，惊醒了一群猪。对了，营友中还有蒋天明。
收到上一年“考起”的同学的来信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我手里就读杭大法律系的裘孝金和就读北大法律系的张光伟的来信最多，可惜在工作后的多次搬家中因不珍惜而丢失了，只记得其中裘孝金有一句话：“肉是每天都有的”，确定一个字都不会记错。对这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我后来选杭大的一个重要砝码。
2018年2月18日，正月初三，同学会晚宴结束，我一直坐着没动，剩下少部分同学时，侯月达老师、马菊英老师都还没走。我走上前去，先后拥抱了两位，是结结实实的熊抱，当时，几乎什么话都说不出，就像现在这样。
特殊的年代，留下了匪夷所思的记忆。
有一种叫“补脑汁”的神药，“学名”好像是维磷补汁，500毫升农药瓶那么黑乎乎的一瓶，现在想来无非是一种糖浆外加某种意念罢了。然而，经济条件再不济的家庭，到了家有学子面临高考，很多都会咬咬牙买上一两瓶，于是，每当寝室一熄灯，人声渐静，浓浓的干菜味中就会传来甘∽∽甘∽∽的吸汁声，此起彼伏，给同学们的大脑注入了亟缺的信之则有的营养。
我也阔过，临近高考那几天，准备把手里最后一块多钱造完，去浬浦街上买菜！街边坐着一个瞎眼老婆婆，面前放着半小菜蓝鸡蛋。蹲下一问，一只1角1，我买了9只，递给她1元纸币，算给她听：1角1×9=9角9分，1分不用找了——着实大方了一回。
没有浬浦读书的经历，不可能理解“三缸腌菜头”的真谛，胜过与“三江六码头”齐名的奉化芋艿头。
人生很长，三年很短，但区区三年，值得回忆的东西太多了，可能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我有几十个微信群，只有在浬浦中学81级同学群里才可以“胡言乱语”，没有任何同学会责怪，反倒有一大堆志同道合时不时一起胡说八道的“毒头”，而更多的平时不怎么发声的同学也几乎没有觉得不妥，有的常常看着群里的胡言乱语偷笑。这个群也几乎不会冷场，不像很多群十天半月无人发声，呆着就让人发怵——这是我灵魂的港湾，某种意义上，这些同学相当于我的第二家人。
转眼间，一切都成了烟云，“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很多都有了孙辈，AI在很多领域取代了人工，自动驾驶汽车已经上路，“基本国情”为“人口多底子薄”的祖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规模已仅次于几代人仰视的美国，嫦娥五号前几天升空，将从月球抓土回来……但是，有一件事不会变——我从浬浦溪中蘸取的墨水，将支撑我续写人生的余章。（2020年11月29日凌晨于杭州闲林）
㈥ 报上海交大医学院口腔专业的人多吗口腔医学和临床医学8年哪个更吃香啊
卫生部：牙科医生紧缺中国至少还需7万名
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主任李洪山说，中国要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口腔卫生方面的差距，做到1万人1名牙医，至少需要13万名牙医，而现在中国注册口腔医生只有6万人，因此还需要7万名牙科医生。
李洪山说，中华口腔医学会全国第三次口腔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人的蛀牙、牙周病等口腔疾病患病率高达97．6％，几乎人人都有牙病。而目前中国注册口腔医生只有近6万人，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发达国家是平均4000人左右一名牙科医生，有些国家如美国、日本是1000多人就有一名牙科医生，中国是平均2万多人才有一名口腔医师。因此加强牙科医生的培养，对于发展中国的口腔卫生事业具有特殊意义。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樊明文教授说，中国的口腔医学教育和研究近几年突飞猛进，情况令人鼓舞。但中国的口腔医学教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譬如口腔医学院教育的管理体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改善，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口腔医学院校。同时，必须加强口腔卫生方面的国际交流，进一步增加口腔医学教育和研究的预算，并努力调整当前的教育制度以顺应时代需要。
㈦ 唐朝对外交流从海陆出发
一）、遣唐使来华
1、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室派往唐朝的使节，他们往返于中日之间，是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2、与学生一起分析日本派遣唐使的目的、次数、作用等。
因这时唐朝正值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其经济文化处于世界的先进地位，而此时的日本则处于奴隶社会瓦解，封建制度确立、巩固的时期。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于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对日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再加上当时交通比前代有所发展，为双方的交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3、介绍为日中友好交流作出贡献的日本历史人物：空海和阿倍仲麻吕；空海在中国是怎样成为著名的学问僧的？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重要贡献？引用王维和李白的诗歌来突出他们与晁衡的深厚友情。《送秘书监晁衡卿还日本》王维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李白的诗见书
（二）、鉴真东渡
看“鉴真坐像”图和“唐招提寺鸟瞰图”教师简介鉴真生平，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鉴真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尊敬？”然后阅读郭沫若的诗“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三）、玄奘西行
1、玄奘为什么要去天竺？
2、玄奘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哪些贡献？
教师讲解：玄奘西游学佛和玄奘学佛后坚决回国的史实，以引导学生学习玄奘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执著追求和热爱祖国的精神。
三、巩固小结：教师简要对本节课内容作一小结。然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唐朝与周边各国的交流得到发展的原因有哪些？第二，学习本课后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第一：唐朝是当时世界上大国，具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经济、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且唐朝实行较为开放的外交政策。
第二：学习玄奘和鉴真的优秀品质；认识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地位，感悟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中外交往可以促进双方的发展，从而联系现实认识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
唐朝是陆路对外交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海路交通得到长足进步，并取代陆路交通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的时代。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影响，在宋代时，东南海外诸国在与宋朝廷的交往中，甚至将宋朝管辖下的中国地区称之为“唐”[1]。历宋、元至明，在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地，一直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2]，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3]，中国姓氏为“唐姓”[4]，中国衣饰为“唐衣”[5]，中国商船为“唐舶”或“唐船”[6]，而从舶上转贩得到的中国货物则被称为“唐货”[7]。最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习称的“汉语”，也被宋代海外诸国目之为“唐语”[8]。中国人留居海外一年不还，称之为“住蕃”；而外国人在中国逾年不归，则称为“住唐”[9]。沿袭至今，有些流寓海外的华人仍然自称为“唐人”，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国称之为“唐山”。历时千载，绵绵不绝。唐朝在海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而这种影响是与唐朝发达的海路对外交通是分不开的。
第一节 海路交通的发展和繁荣
唐朝海路对外交往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利用。在唐代，取道南海前往西方的人数和航海路线都有所增加，直航能力也有所加强，形成了南海交通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并表现出了取代陆路交通地位的趋势。较之前代，唐朝人对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确。与此同时，唐朝通过黄海和东海海域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交通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茫茫大海限制了不同地区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人们充满了探究大海的渴望，但又无法超越浩淼无垠的波涛的阻隔，对海洋彼岸的心驰神往，提供了人类探索大海的恒久动力。早在先秦时代，中华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近海航行技术，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显示了当时海上交通的水平[10]。《汉书》详细记载了汉代远海航船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的航程[11]，这时中国的航船已能够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约葬于公元前122年）出土的银盒、金花泡饰、象牙及香料等西亚或南亚的物产[12]，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的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等[13]，都证明了秦汉时代海上贸易的存在。
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缅甸掸国国王雍由调遣使者入朝，朝贡使中有精通魔术表演的“海西幻人”，《后汉书》中明确指出“海西即大秦”[14]，而大秦就是汉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这位罗马帝国的魔术师当是由海路至印度、缅甸，然后辗转来到洛阳的。海西幻人的到来，沟通了中国古代与欧洲的交通。广州第4013号东汉前期墓中出土的镂空12面菱形小金珠，就是这一时期从南亚经海路传入的舶来品[15]。三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扬帆出海，游历南海诸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16]。归来之后，两人根据见闻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传》和《吴时外国传》，加深和丰富了对从中国南海到东南亚，越阿拉伯海，以至红海港口的古代航线的认识。
东晋及南朝，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西行求法活动的发展，中国僧人纷纷前往海外，为了解海上交通的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最具代表性的是法显和尚前往印度的航海经历。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从长安西出，经沙漠道前往印度求取律藏，经过九死一生，遍游印度各地，最后经瞻波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东部)渡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并在义熙七年(411年)借西南季风搭乘商舶东返故国。与以往不同的是，法显撰写的行记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详细记录了当时航海的技能、利用的技术手段、南海航线各段航程的距离及所需的时间、沿途水文气象等等，为了解四五世纪的海路交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7]。1984年，在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发现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银器中有一件十二瓣状的“萨珊式银碗”，口沿微侈，沿口沿刻有在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区使用的阿拉美文字（Aramaic characters）铭文。除了萨珊式银器外，在这批窖藏中还发现了20枚萨珊银币，其中沙布尔三世（Shapur Ⅲ，公元383-388年）3枚，伊嗣俟二世（Yazdegerd Ⅱ，公元438-457年）5枚，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A型1枚，卑路斯B型11枚。窖藏发现地不远处即为西溪河入海处，这批器物提供了5世纪时波斯商舶来往于南中国海的证据[18]。
隋朝统一之后，炀帝派遣众多使臣出使异域，大业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应朝廷征募，航海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大业六年（610年），经交阯返回。常骏一行到达赤土国界时，国王利富多塞遣使以船舶30艘迎接隋使，归来时，又遣王子那邪迦随贡方物，隋朝使节赍物五千段赠与赤土王，而赤土国也向隋朝贡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金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19]。在增进双方了解的同时，加强了物质文化的交流。根据常骏等人的行程写成的《赤土国记》(二卷)虽然久已散佚[20]，但是在《隋书·南蛮传》赤土国部分摘录了其中部分内容，丰富了当时和后世关于南海历史、交通的知识。
古代载籍对民间海上交通记述很少，与东晋一样，对唐代海上交通状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佛教僧众西行求法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唐代海上交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唐朝前期海陆交通的了解，主要是从僧人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得知的。
5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西行求法，在唐代西行者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从他们选择的路线可以反映唐代对外交通的一般面貌。义净在室利佛室期间，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下称《求法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直接反映唐代对外交往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求法传》，传主都是义净亲见、亲闻的赴西域取经求法的僧徒，为了解和分析当时的对外交通提供了宝贵资料。
《求法传》收录了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到武后天授二年(691年)50年间33批56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经历[25]，其中路线不明者4批4人[26]；经由陆路前往印度者12批18人[27]；经海路赴印度者为21批34人[28]。由海路西行的次数与陆路的比率为2.3:1，而人数之比也为1.9:1，可知在7世纪下半叶，在陆路对外交往充分发展的同时，海路交通也十分繁荣，并且已显露出取代陆路地位的趋势。
2.贾耽与广州通南海道
唐朝声威远播于海外，北宋时代，东南海外在与宋朝交往中，将宋政权控制下的中国地区称为“唐”，引起了宋朝君臣的不快。宋人朱彧记述了这件事，他说：“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1102-1106年)，臣僚上言‘外国指中国为唐、汉，形于文书，乞并改为宋。谓如用唐装、汉法之类。’诏从之。余窃谓未宜，不若改作‘华’字，八荒之内，莫不臣妾，特有华夷之异尔。”[29]北宋臣僚要以“宋”取代“唐”或“汉”字，而朱彧认为应该改称较为抽象的“华”字，取代具体的朝代名称。怎样称呼为宜，姑置不论。从这段记载中可知，由于唐朝东南海上交通的发展，在海外诸国中，“唐”在北宋就已成为“中国”的代称，确是不争的事实。唐朝在海上对外交往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唐代海上交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取道海路前往西方的人数众多，而且表现在航海路线的增多和直航能力的增强。德宗朝宰相贾耽曾任鸿胪卿，主持外交事宜，“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30]先后撰写了《皇华四达记》1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道录》10卷、《吐蕃黄河录》4卷等许多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和《地图》10卷[31]，集中代表了当时地理科学的水平，也全面总结和反映了当时海路交通的状况。
6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贾耽的著作多佚，有关道路的记载是从《新唐书·地理志》的引文中得知的。贾耽记述了当时由唐朝境内四出的7条道路，其中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5条道路是唐朝联接外界的陆路通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是反映了唐朝海上交通的最重要的资料。这里根据贾耽叙述的顺序，略述“广州通海夷道”的行程，以了解唐朝与南海交通的一般状况。
贾耽记载的航线大体可分为四段：广州至马六甲海峡为一段；马六甲海峡至斯里兰卡为一段；由印度半岛西部沿海西北行，至波斯湾头为一段；从东非沿海北溯至波斯湾头为一段。
由广州东南海行，200里至屯门山，鼓帆而西，二日至九州石(七州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大洲岛)，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劳山(越南占婆岛)，南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在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在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国(越南藩朗)；又两日行，至军突弄山(越南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马六甲海峡)。
海峡北为罗越国(马来半岛南部)，南为佛逝国(苏门答腊岛)；自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爪哇岛)，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只国(位于伯劳威斯群岛)，又四五日行，至胜邓州(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巴鲁斯)；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
由师子国西四日行，至没来国(印度奎隆)，又经西北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西北二日行，至拔?国(印度纳巴河口布罗奇附近)；又十日行，经小国五，至提?国(印度河口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提勃尔)。自提?国西行二十日，经小国十余，至提罗卢和国(波斯湾头伊朗阿巴丹附近)，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波斯湾头之奥布兰)，自此乘小舟溯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二日至末罗国(伊拉克巴士拉附近)；西北陆行千里，即可至大食国都城报达(巴格达)。
在唐朝人的心目中，印度半岛西岸迤逦西北行至波斯湾东岸一线为“海东岸”，而
7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自非洲大陆东岸东北至波斯湾的沿海地区则为“海西岸”。以上从没来国至乌剌国，为“海东岸”的航线，贾耽还专门记述了“海西岸”的航线。据载，海西岸之最南为三兰国(东非沿海某地)[32]，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南也门之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阿曼之卡拉特)，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阿曼北部苏哈尔港)，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难国(波斯湾西岸之巴林岛)，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海东岸航线合。
从广州至波斯湾头的乌剌国约需87天，从东非沿海至乌剌国约需48天。贾耽对当时南海航线记载的详细和精确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前代。毫无疑问，只有在海上交通非常发达，得到了详尽的航海资料的条件下，贾耽才会对东西航线做出如此精审的记载，由此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此外，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从广州西行的航线，最远只记载到乌剌国，而由乌剌国到东非沿海的航程，则是由西而东记述，乌剌国是东西两条航线的交汇之地，这种情况客观反映了大食帝国在当时海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3.《酉阳杂俎》与唐代文献对非洲的记载
在古代中国，非洲是人们已知的西方的终点。一般认为，在唐代之前，中国人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对非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明确记述了由非洲东海岸向西北通往波斯湾的航线。杜佑在《通典》中记述唐代大秦国的情况时，附录了杜环《经行记》中有关大秦的记载，并记录了女国与摩邻两个国家。共中“摩邻”的内容尤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据记载，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太[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33]“鹘莽”是中古波斯语gurman的译音，指枣椰树[34]。摩邻具体指哪个国家，分歧尚多[35]。但是综合杜环记载的方位、肤色、风俗、物产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摩邻是当时非洲大陆的某个古代国家则是没有疑问的。
除了贾耽、杜环的著作之外，唐代对非洲最详尽的记载当属段成式《酉阳杂俎》。
8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段成式（803-863年），字柯古，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父文昌，事穆、敬、文三朝（821-840年），出将入相20年，母亲是宪宗朝宰相武元衡之女。段成式不仅家庭庋藏丰富，而且在任秘书省校书郎期间，广泛阅读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图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他接触了大量常人无从见到的奇篇秘籍，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以“奇诡谲怪”著称的《酉阳杂俎》[36]。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的非洲国家主要有孝亿国（Siut，埃及南部）、仍建国（Utica，北非突尼斯沿海古城）、悉怛国（不详，或指Sudan）、怛干国（Dakhel Oasis，撒哈剌沙漠中的沙岛）勿斯离国（Misr，埃及）等国[37]，其中以拨拔力的记载最称完备：
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 。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赉彩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38]。
一般认为，“西南海”就是东非沿海之亚丁湾，而拨拔力就是见于《诸蕃志》记载的“弼琶罗”，相当于现代索马里的柏培拉（Berbera）港。但也有人持异议，指出弼琶罗与拨拔力对音相近，但在风俗、物产等方面差异显著， 不应同属一地，认为从段成式记载的生活习俗和服饰而言，应该是指今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带游牧的马赛族人（Masai）[39]。无论以哪一说为准，从本段记载可知，最晚至9世纪上半叶，唐朝人已经对东非沿海某地的风俗、物产及其与大食的关系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段成式对非洲诸国的记录不仅远远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数量和内容上都大大多于现存的唐代官方载籍的记录。即便考虑到段成式可以接触到许多奇篇秘籍的因素在内，前代或唐代前期也并没有多少有关非洲的现成文献资料供他利用，《酉阳杂俎》有关东非沿海地区的记载，很可能来源于他亲自对来唐的客使或商人的查访。段成式虽然以博闻强记知名于世，但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学者，并不满足于对前代文献的爬梳，调查采访是《酉阳杂俎》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以卷十一“广知”为例，本卷总共记载了44事，涉及到的调查对象有僧那照、道士郭采真、王山人、山人张盈、李洪山人、秀才顾非熊、僧广升等7人[40]。可知在奇篇秘籍之外，博采异闻是《酉阳杂俎》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