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专家李明瞬

① 求：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李明舜简介

李明舜 男，1964年生，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

主要社会兼职：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社工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服务中心专家组成员、西南政法大学外国家庭法及妇女理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市立法咨询专家。

简历

1964年1月生于河北省饶阳县。1983年7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7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专业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90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专业毕业并获法学硕士后分配到中华女子学院（原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法律系工作。在教学岗位上，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在管理岗位上，历任民法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法律系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2004年3月起任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

主要成果

主要研究领域：
妇女人权、妇女法学、婚姻家庭法学等。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参与了佟柔教授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课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法律调整”研究工作。1990年参加工作后，结合工作的需要，既着手从事婚姻家庭法学、妇女权益法律保障的研究工作，1993年作为副主编出版了《我国刑法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该书以独特的视角和见解，获得了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年主编了《女性面临的法律问题》，1997年、1999年分别发表了《妇女法理论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完善的妇女法与发展中的妇女法学》，首次对妇女法的概念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2001年主编了《婚姻法中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这也是我国首部专门论述婚姻法中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著作；2003年出版了专著《妇女权益法律保障研究》，该书荣获了全国妇联、全国妇女研究会首届优秀成果专著类三等奖。2005年主编了《妇女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此外，《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基本原则及其作用》、《民法典的制定与结婚、夫妻制度的完善》、《指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几点思考》等学术论文发表后均被中国人民大学《妇女组织与活动》、《民商法学》全文转载。到目前为止，出版个人专著1部，主编出版了《妇女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家庭暴力防治法基础性建构研究》等著作9部，作为副主编出版《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等著作5部，参编出版了《国家赔偿法释论》、《刑事诉讼法学新解》等著作14部，发表学术论文、文章30余篇。

主持、参加的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项目有：国家“七五”重点课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法律调整”（1988，参加）、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预防和制止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2001-2003，主持）、中国法学会“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司法调查分项目”（2000-2002，主持）、中国法学会“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理论研究分项目”（2004-2006，主持）、中国——加拿大妇女法培训项目（1999-2002，作为国家级专家参加）、中国——欧盟合作项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与完善”（2004-2005，参加）、全国妇联“妇女权益保障法专家建议稿”（2003-2005，主持）、北京市教改立项目“教学型本科院校运行机制研究”（2005-2007，主持）、教育部课题“女性高等教育研究”（参加）。

参与立法情况：
参与了婚姻法的修改（2000-2001年）、民法典亲属编条文的草拟（200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2003-2005年）等国家立法活动。

主要获奖情况：
参加工作以来，曾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五届全国妇女报刊好作品二等奖；全国妇联、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一届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嘉奖；北京市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反对家庭暴力杰出贡献奖。

多次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法律讲堂》、《两岸万事通》、《央视论坛》、《实话实说》、《半边天》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观潮》、人民网《强国论坛》等栏目传播法律知识。

其间，先后到芬兰、加拿大、日本以及我国香港进修、学习和访问。

② 哪有婚姻法中关于遗弃问题的论文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6-01-05 16:25:00 ] 作者：佚名 编辑：studa9ngns [摘要]：男女两性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财产权利，但事实上女性的财产权利却是离婚过程中的一个脆弱环节，究竟哪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了女性的财产权利？本文从法律视角和社会性别视角对《婚姻法》修正案实施后全国财产分割标的最大的一起离婚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试图挖掘司法实践中妨碍女性取得公正判决结果的深层根源。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女性权利/社会性别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民营经济队伍日益壮大，其夫妻财产关系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夫妻共同财产在数量、种类、结构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夫妻一方在离婚时，私自处分共同财产，侵占另一方的财产权益创造了条件。《婚姻法》修正案第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匿、转移、变卖、毁损，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匿、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隐匿与转移？女方对男方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质证为何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在离婚诉讼过程案中究竟哪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因素影响女性的财产权利？这是《婚姻法》修正案自2001年4月实施以来遇到的新问题，也是迫切需要回答解决的问题。

夫妻财产制是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及相关问题的法律制度。包括夫妻婚前财产、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夫妻债务的清偿、共同生活费的负担；婚姻终止时夫妻财产的清算和分割等内容。在夫妻财产制的诸多内容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是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

2001年4月中国实施的《婚姻法》修正案规定了三种夫妻财产制度，即法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和个人特有财产制。《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法律虽然规定了夫妻财产权利平等，但事实上很多妇女的财产权利都成为离婚过程中的脆弱环节。金一虹通过对法院365份卷宗和个案分析发现，房产分割，女性处于明显劣势；子女抚养，重负更多地落在女性身上；生产经营性资料和经营权的争夺，女性极难获胜；妇女对共同财产的主张常得不到支持；女方因种种原因放弃了应享权益，在放弃权益的前提发生变化后，常常得不到相应权利（金一虹，2002）。

在离婚夫妻财产分割中，最能充分体现两性权力关系的本质以及他们对家庭财产的实际占有、处分的权力分配。因此，本研究选择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胡海英诉李钟鸣离婚案，作为新婚姻法颁布实施后中国大陆最大一起财产纠纷离婚案，胡海英离婚案曾经引起广泛关注。2001年4月20日，胡海英向有管辖权的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要求解除和李钟鸣的婚姻关系，抚养女儿，并依法分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2001年11月13日，南岗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婚生女随李钟鸣生活，胡海英每月负担抚养费200元，一处使用面积28平方米的公产房由H 女承租居住。对双方有异议的两处火锅店、一个实业公司、三处房产、三辆车因有案外人主张权利，被判另案处理。被判两手空空的胡海英对抚养权及财产劈分提出异议，于2001年11月14日，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2年4月12日中级人民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决定中止本案审理，财产争议另案诉讼完毕后，再恢复本案审理。2002年5月，胡海英起诉至南岗区法院，要求依法确认哈尔滨宏鸣火锅店（宣化店、复华店）财产所有权。一审已经确认胡海英为这两家火锅店的财产所有权人，男方不服提起上诉，目前此案正在确权的二审阶段。

本研究在《婚姻法》规定的三种夫妻财产制度的框架下，对其离婚过程中的夫妻财产分割情况进行研究，以此探讨在司法实践中有哪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妨碍女性取得公正的判决结果，女性的财产权利是怎样从法律上的平等走向事实上的不平等的。

本研究的案情分析主要基于以下材料：（1）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2001）南民一初字第2236号民事判决书；（2）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哈民一终字第184号民事裁定书；（3）巫昌祯、杨大文、陈明侠、夏吟兰、李明舜五位婚姻法专家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关于胡海英诉李钟鸣离婚一案的三点意见》；（4）胡海英的代理人黑龙江法准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词及胡海英的上诉状；（5）胡海英本人提供的关于夫妻财产的相关证据资料，包括：两个火锅店设立时的验资报告、变更注册资本登记事项档案材料、变更企业负责人登记事项档案材料、购房收据、购房合同、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机动车登记表；（6）对胡海英本人及代理律师的访谈资料。

本文仅仅是一个特殊的离婚个案研究，并不能推论大陆总体离婚财产分割状况，关于离婚妇女的财产权利基本状况，我会借用其他相关研究的数据和结论。但这个离婚个案可以深入探讨分析妇女财产权利受损的社会性别因素，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性别制度建构的规则以及关注司法实践中的性别公正问题。

二、个案简介：千万家产，胡海英为何两手空空？

胡海英与李钟鸣于1997年6月25日登记结婚，婚后与李钟鸣的父母同住一处，并于1999年7月8日生一女孩。后来夫妻关系恶化，2001年2月，胡海英和丈夫李钟鸣激烈争吵后，从家里拿走50万元现金带着年幼的女儿出走大连。随后丈夫和婆婆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家中失窃。她很快就被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从大连抓回来，塞进了拘留所。同年3月17日，哈尔滨市南岗警方以涉嫌盗窃为由将胡海英刑事拘留。4月4日，警方逮捕胡的提请被检查机关退回，胡海英被取保候审。

③ 有关于婚姻家庭关系的一些有争议的话题，急急急,

当前婚姻家庭案件的疑难问题探析

发布时间：2011年2月14日 吴晓芳 点击次数：105

--------------------------------------------------------------------------------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实施后，为了在审判实践中更好地贯彻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和《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为各地法院正确、及时地审理各类婚姻家庭案件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裁判依据。从全国法院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情况来看，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一些问题争议很大，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并不鲜见，实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讨。

一、夫妻财产约定与赠与合同的法律适用

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的纠纷，比如夫妻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将一方个人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但没有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离婚时赠与房产的一方主张撤销赠与，另一方主张继续履行赠与合同，请求法院判令赠与房产一方办理过户手续。在此问题的处理上，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因此，夫妻之间有关财产的约定，只要系夫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就应认定为有效且对双方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相对于物权法及合同法的规定，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的规定，故夫妻之间有关房产赠与的约定无需经过物权变动手续，离婚时法院可以判决房产归受赠方所有，对赠与房产一方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夫妻有关财产的约定合法有效，但依据合同法中赠与合同一节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因此，尚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赠与，房产赠与人可以随时撤销赠与，对离婚时赠与房产一方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的请求应予支持。

笔者认为，婚姻家庭领域的协议常常涉及财产权属的条款，对于此类协议的订立、生效、撤销、变更等并不排斥合同法的适用。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就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此乃合同法基本原理的延伸运用。在实际生活中，赠与往往发生在具有亲密关系的人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合同法对赠与问题的规定并没有指明夫妻关系除外。虽然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了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有约束力，但如何理解“约束力”一词呢？就夫妻之间的赠与而言，一方赠与另一方钻戒、手表等贵重物品已经交付的，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然不能随便撤销，这就是所谓的约束力。而一方赠与另一方不动产，在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之前，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是可以请求撤销的，这与婚姻法的规定并不矛盾。我国采取的是不动产法定登记制度，无论因何种原因取得，房产物权均需经登记才产生效力。也就是说，在赠与房产时只有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才能产生约束力。夫妻有关赠与房产的约定并不属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如果没有经过公证，离婚时赠与房产一方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的请求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二、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性质和司法效力

所谓夫妻忠诚协议，是指双方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订立的，旨在保障婚姻关系的稳定，以赔偿金为责任形式的协议。有关夫妻忠诚协议的性质及效力问题存在极大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夫妻之间订立忠诚协议，本身说明公民的法律意识在增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夫妻忠诚协议并不违法，因为夫妻忠实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内容，属于法律明确的要求，协议双方等于把法定的义务变成了约定的义务，法院应当予以认可。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夫妻之间签订的忠诚协议，虽不违法无效，但这种协议应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履行，法院不能赋予忠诚协议强制执行力。因为忠诚协议要获得法院赋予的强制执行力，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查证举证程序，法院审理这类忠诚协议案件，必然会面临一个尴尬而危险的举证困境和一系列社会负面影响，我们应当考虑赋予忠诚协议强制执行效力的巨大社会成本。某高级法院在相关指导性意见中规定：对夫妻双方签有忠实协议，现一方仅以对方违反忠实协议为由，起诉要求对方履行协议或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除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外，夫妻一方在离婚案件中以对方违反忠实协议或违背忠实义务为由，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或损害赔偿的，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另一种观点认为，婚姻本身即契约，一方在背叛对方之前，就得考虑违约所要付出的成本。只是在没有具体协议约束的情况下，双方承担的是道德义务，而道德成本对于个人来说是隐性的，是不确定的。一旦签订了协议，就将隐性化的道德成本显性化了，当事人很可能就会三思而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忠诚协议对于维系婚姻稳定将起到积极作用。也有观点认为，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而非“必须忠实”，“应当”意在提倡，只有“必须”才是法定义务。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但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人身权是法定的，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②忠诚协议主张的侵权损害赔偿缺乏法律依据，不属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之列。忠诚协议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法律不能通过合同契约的方式剥夺公民享有的人身自由这一宪法基本权利，故忠诚协议当属无效。

笔者倾向于对忠诚协议认定为有效，因为其符合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是对婚姻法中“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规定的具体化。也正是由于夫妻签订了具体的协议，使得婚姻法上原则性的夫妻忠实义务具有了可诉性。婚姻法规定可以请求提起损害赔偿的范围只限定在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四种情形，而一般的通奸行为不在此列，即必须达到重婚或同居的严重程度。夫妻有关忠诚协议的约定比婚姻法规定的范围宽泛，既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的行为，也包括与他人的通奸行为。虽然，违反夫妻忠实规定尚未达到重婚、与他人同居等严重程度的一方应如何承担相应责任，现行法律未作具体规定，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当事人自行进行约定。忠诚协议的约定与婚姻法的基本精神相吻合，给付的金钱具有违约赔偿性质，这种协议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笔者同时认为，这种协议也是属于可撤销的，如果当事人在协议签订后反悔，认为该协议显失公平，或者是在对方要死要活、苦苦相逼情形下被迫无奈签订的，则可以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出撤销申请。这一年时间属于除斥期间，超过一年则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也就是说，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并不属于交易关系，当然不应受以调整交易关系为己任的合同法调整，例如离婚协议应由婚姻法调整，一方违反该协议不同意离婚，另一方亦不得基于合同法的规定而请求承担违约责任。目前许多学者认为，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排除的身份合同仅指没有财产内容的身份合同，夫妻关于财产问题的约定以财产关系为内容，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不过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等有关法律，这些法律没有规定时才可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因此，法律并没有禁止人们对有关身份关系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只不过这种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应由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进行调整，法院在确认有关身份关系协议的效力时，首先应审查该协议是否违反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的规定。

法院对夫妻之间忠诚协议效力的肯定，并没有扩大现行婚姻法规定的适用范围。对于不构成婚外同居的一般通奸行为，法院不会主动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夫妻中通奸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赔偿，也不会根据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倡导性条款判令通奸一方承担违反忠实义务的责任。但是，对于夫妻双方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忠诚协议，法院应当认定这种忠诚协议有效。既然其与婚姻法规定的精神相吻合，又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当事人双方愿意通过忠诚协议约束自己的行为，并提前约定了违反忠诚协议行为的违约责任，法院有什么理由否定其法律效力呢？至于违反忠诚协议行为的举证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院当然不会依职权去调查，如果一方当事人主张另一方违背忠诚协议但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只能承担败诉的后果，法院又怎么会陷入到“尴尬而危险”的举证困境中呢？

三、处理亲子关系诉讼的难点问题

亲子关系诉讼是身份关系诉讼的一种，主要包括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和非婚生子女认领之诉，即否认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或承认事实上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诉讼中直接证据的缺乏和亲子关系证明责任的高标准，使得亲子鉴定成为关键性证据。亲子鉴定技术简便易行，准确率较高，从技术手段方面来讲，目前被广泛采用的DNA鉴定技术，肯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在99.99％以上，否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则几乎达到100％，在诉讼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如果当事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对此类纠纷应如何处理，审判实践中争议比较大，法院往往很难定夺。

由于亲子鉴定事关重大，涉及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请求确认亲子关系的一方要承担与其诉讼请求相适应的举证责任，即其生父和生母有同居或受胎之可能的基本事实。如果过分强调请求一方的证明责任，势必使请求人的实体权利难以得到保护；但如果忽略请求一方的证明责任，则可能导致权利滥用，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和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亲子鉴定作为一种证据方法，其实施必须具有必要性与正当性。有利于子女的最佳利益构成必要性；所谓正当性，是指当事人在请求进行亲子鉴定时，已具有推论亲子关系存在与否的重要证据，使进行亲子鉴定成为正当的收集证据的手段。在处理有关亲子关系纠纷时，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亲子关系，也可以说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另一方没有相反的证据又坚决不同意做亲子鉴定的，由于亲子鉴定使用的是人体生物学样本，本人是否同意鉴定、同意采样，关系到人权问题，法院不能强制当事人做亲子鉴定，但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作出处理。

有人认为，亲子鉴定涉及人身权利的保护，如果适用上述司法解释有关推定的规定，等于变相强迫鉴定，有侵犯人权之嫌疑。笔者认为，权利冲突是现代民事诉讼中常见的一种情形，如何正确处理权利之间的相互冲突，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取向以及两种利益之间的选择和平衡。在有关亲子关系的纠纷中，一方面要保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保护相对方的人身和人格权利不受侵犯。面对相互冲突的权利和利益，我们应当将未成年子女享有的被抚养教育的权利置于司法保护的首位。

四、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

在离婚诉讼中，经常出现一方当事人持已生效的债务纠纷民事判决书或调解书，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另一方当事人则主张该债务系伪造或者为举债一方的个人债务。究竟应如何认定债务的性质，在审判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的除外。因此，如果没有两种除外的情形，可以根据一方当事人提交的债务纠纷生效法律文书，直接推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另一种意见认为，简单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会导致一些当事人恶意伪造债务，使婚姻充满风险。故举债一方应当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否则只将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认定为一方的个人债务。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是针对债权人提起的以夫妻一方或双方为被告的债务诉讼，而在离婚诉讼中确定债务性质应从婚姻法的立法本意来分析，考虑两个判断标准：一是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如果夫妻举债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二是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1993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扶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

双方合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债应由夫妻共同偿还，这是民法上意思自治及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体现，与离婚诉讼的特点一脉相承，即解决婚姻内部权利义务的分担问题：从举证能力方面来看，离婚诉讼当事人为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收入支出情况一般应当是知悉的，对是否存在举债合意、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在举证能力上势均力敌。因此，在离婚诉讼中，一方主张其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即便一方持已生效的债务纠纷法律文书作为证据，也不能机械地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也要防止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夫妻共同债务。

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作为原告提起离婚诉讼的问题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离婚案件的被告参与诉讼，审判实践中对此没有争议，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作为原告主动起诉离婚，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由他人代为提起离婚诉讼，理由是：1.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在当事人本人不能亲自作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代为起诉离婚有干涉他人婚姻自由之嫌。2.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因此未经本人作出意思表示并授权，他人不得代理本人提出离婚诉讼。3.婚姻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该条款确立了调解是离婚诉讼的必经程序，无行为能力人无法参与调解，因而不能起诉离婚。4.配偶不能代理原告与自己离婚，其他亲属顺序在后没有监护资格，无权代理。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权利遭受配偶侵害时可由他人代为提起离婚诉讼，理由是：1.无行为能力人没有意识，已丧失行使婚姻自由权的客观基础，他人为其利益代理起诉离婚并不违背其意志。在配偶有虐待、遗弃和严重侵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财产权利的行为时，如不允许他人代为起诉离婚，就从事实上剥夺了其离婚的权利，使其遭受严重的婚内侵害而没有救济途径。2.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由此可见，婚姻法关于调解作为离婚必经程序的规定并不包括一方被宣告失踪等特殊情况，法院受理后经审查，可以直接判决离婚。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作为离婚诉讼的被告还是原告，显然都没有能力参与调解，只能由其诉讼代理人进行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的调解。3.法院指定监护人时，前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无监护能力或对被监护人明显不利的，可以根据对被监护人有利的原则，从后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择优确定。法院审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起诉离婚案件时，可以据此排斥配偶作为法定代理人的资格。

笔者倾向于另一种观点，也就是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近亲属一般不能代其提起离婚诉讼，但配偶一方有虐待、遗弃、恶意处分夫妻重大共同财产等严重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除外。目前，一些法院以判例形式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起诉离婚予以肯定。《2005山东高院民事审判会议纪要》提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需要根据特别程序变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由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该会议纪要肯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由他人代为起诉离婚，对我国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起诉离婚制度的完善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六、离婚案件中按揭房屋的处理问题

在目前的离婚案件中，按揭房屋的分割问题成为一个热点。一方婚前以自己的名义签订购房合同及抵押贷款合同，并支付了购房首付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贷款，且婚后才取得房屋产权证的，离婚时对该房产如何进行分割？审判实践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处理办法。(一)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婚后配偶一方参与清偿贷款，并不改变该房屋为个人财产的性质。离婚时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一方的个人债务，对用夫妻共同财产归还的部分贷款，应返还一半给配偶一方。(二)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对于一方婚前支付的房款，由另一方返还一半；尚欠的贷款，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双方返还。(三)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一方的个人债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部分，应考虑房屋增值收益由一方对配偶一方进行合理补偿。

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如果仅仅机械地以房屋产权证书取得的时间作为划分按揭房屋属于婚前个人财产或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则可能出现对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况。众所周知，房屋产权证书的取得与房屋实际交付的时间往往不同步，许多房屋由于购房人以外的原因，迟迟不能取得房屋产权证书。不动产物权登记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离婚诉讼中按揭房屋的分割只在夫妻之间进行，并不存在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冲突。一方在婚前已经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向房地产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买卖房屋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一方在婚前就取得了房产的全部债权，婚后获得房产的物权只是财产权利的自然转化，故离婚时将按揭房屋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相对比较公平。但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参与还贷的行为按借款处理，仅返还共同还贷部分的一半，既不符合配偶一方的本意，又变相剥夺了其拥有自己房产或者投资于其他方面而获益的权利。因此，对按揭房屋在婚后的增值，应考虑配偶一方还贷所做的贡献，对其做出公平合理的补偿，而不仅仅是返还婚姻关系期间共同还贷的一半。

在将按揭房屋认定为一方所有的基础上，未还债务也应由其继续承担，这样处理不仅易于操作，也符合合同相对性原理。婚前一方与银行签订抵押贷款合同，银行是在审查其资信及还款能力的基础上才同意贷款的，其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合同相对人，离婚后由其继续承担还款义务是名正言顺的。

七、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能否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

实际生活中，夫妻一方管理(占有)夫妻共同财产，排除另一方对财产的支配权。但由于种种原因，另一方又不愿意离婚，起诉到法院仅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法院能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审判实践中也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夫妻共同财产这种共有关系是最典型的共同共有关系，而共同共有是指共有人基于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而成立的共同关系，不分份额地对某物共同享有所有权的共有。共同共有人在共同关系存续期间内，一般不得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只要共有关系存在，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就无法划分各自的份额，无法确定哪个部分属于哪个共有人所有。只有在共同关系终止，共有财产分割以后，才能确定各共有人的份额。因此，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某些情形下，法律应当提供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保护自己财产权利的救济途径。如持有或控制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私自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转移、变卖，为了赌博、吸毒而单独处分共同财产等，而另一方因种种复杂的因素不想离婚，或者在起诉离婚后被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如果绝对不允许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随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而无可奈何，其结果是有悖公平原则的。

近年来，有的法院尝试以“夫妻共同财产支配权纠纷”为案由，处理实际生活中夫妻一方侵害另一方共同财产权的纠纷。法院用“支配权”的方式解决了夫妻一方生活困难的燃眉之急，同时也顺应了“非经约定不能分割婚内夫妻共同财产”的主流思想。

笔者认为，物权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由此可见，物权法的这一规定突破了传统民法的共有理论，即允许共同共有人在特殊情况下请求分割共有物，同时还要保持共有关系。但是，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对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只能是一种例外，必须具有重大理由，否则其负面效应不可低估。毕竟如何使用和处分共同财产是夫妻内部的事宜，法律不宜介入太深。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关键是要准确把握“重大理由”的含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严格掌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标准，在有利于夫妻关系的和谐、家庭的稳定和不损害夫妻任何一方财产权益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

注释：

①李明舜：《妇女权益法律保障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

②“法律能干预婚外情吗？”，载2002年12月31日《中国青年报》综合新闻版。

来源：《人民司法》(京)2010年1期第54～58页

版权声明：本站系非盈利性学术网站，所有文章均为学术研究用途，如有任何权利问题，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④ “你哥哥没有经济来源和劳动能力，你照顾他”“我拒绝”有义务帮助吗

兄弟姐妹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亲密的同辈旁系血亲。它包括亲兄弟姐妹关系，也包括养兄弟姐妹关系、继兄弟姐妹关系。

我国素来有“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的说法，意思是作为兄姐，要帮忙照顾弟弟妹妹，当父母不在时，还要承担起养育弟弟妹妹的责任。

从道义上说，兄姐养育弟弟妹妹，天经地义。可是现实中有些父母要求孩子中的兄姐扶养弟妹，兄姐并不乐意，父母只好诉至法院，有些得到法院支持，有些被驳回起诉。这说明，在法律上兄姐并不一定要养育弟妹。

我国《婚姻法》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扶养的义务。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

这是我国关于兄弟姐妹间扶养义务的规定，这里的兄弟姐妹包括亲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扶养关系在这些兄弟姐妹之间，有没有不同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不同的案例一一加以分析。

虽然我国法律在兄弟姐妹间规定了附条件的扶养义务，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弱者的生活，但是法律毕竟具有强制性。这种强制性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保护作用，并不能使被“强制”的对象“心甘情愿”地履行扶养义务。因而，只有加强道德建设，鼓舞人们自愿互相帮助、助人为乐，在兄弟姐妹间形成自觉扶助的意识，才能减少这类纠纷的发生。

⑤ 民法典关于儿童的规定

口罩是阻断呼吸道分泌物 传播的有效手段

就是要你好看。

一九五五年九月下旬一天中午，我偷溜上一列从洛杉矶开出、朝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而去的货运火车。我头枕在行李袋上，翘着腿，注视着天上的滚滚浮云。那是一列慢车，我计划在圣巴巴拉的海滩睡一晚，隔天一大早再偷溜上一列开往圣路易斯-奥比斯蟹(San LuisObispo)的慢车，要不就是等到傍晚七点，溜上一列到旧金山去的直达车。

5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7编、84章、1260条！

一生各阶段的权利

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答案。

（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而未成年人又因其身份的特殊性，

成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备受关注的部分。

今天，和团团一起来看看

民法典如何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守护从孕育到成年的各个阶段

胎儿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民法典在总则编“自然人”章节中，加入新规，将一个人受保护的起始点前移到了胎儿时期。

“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这不仅为近些年热点的基因编辑等划出红线，也为一个生命从最开始提供法律保障。

八周岁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用通俗的话说，八周岁以上的小孩，就可以“帮家里打酱油了”。

十六周岁

“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十八周岁

“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守护未成年人最重要的权益

5点速览民法典在维护儿童权益方面

有哪些进步——

一、《民法典·总则编》结合疫情，完善了因疫情等突发状况下对儿童的保护。

结合此次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对监护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该条能有效避免当父母因疫情被隔离而儿童却无人照料的情况，完善了因疫情等突发状况下对儿童的保护。

二、《民法典·物权编》新增“居住权”规定，有利于保障儿童的居住权

物权编的一大看点就是增加了“居住权”的相关条款，目的是实现对社会弱势的保护，比如妇女、儿童、老人。而儿童作为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在未能独立生活前必须依靠在父母或者其他近亲属的抚养才能健康成长，此次意定居住权（可通过协议或者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出台，给予儿童居住权有充分的协议余地，特别在儿童父母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

三、《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新增部分条款，有利于保障儿童的各项权益

“家风作为一个家庭的风气、风格与风尚，为家庭成员树立了无形的却又无处不在的价值准则。优良的家风支撑着家庭的和谐与平安，塑造着家庭成员的高尚品格和良好行为。家风同样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正，则民风淳。”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认为，以法律的形式强调树立优良家风，宣示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强力倡导，可以强化家庭和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推进家庭弘扬优良家风的知行合一。而这条规定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家庭中的儿童，儿童需要在一个优良家风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努力塑造高尚品格和良好行为，有利于降低今后未年人或者孩子成年后可能违法犯罪的概率。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将《婚姻法》修改从原本的“任何人”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进一步明确了不得危害或者歧视的主体范围。在第二项中扩大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抚养费的范围，包括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进一步保障了虽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权益，比如脑瘫儿、残疾儿、因患病或意外等无法独立生活的非婚生子女等。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明确了离婚后子女抚养问题，父母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由人民法院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同时，增加了已满八周岁的子女自行决定跟谁的条文，尊重已满八周岁的子女的意愿，更有利于子女在其舒适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将《婚姻法》将离婚后未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应当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更改为“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这就给将来法院裁判一方负担子女全部抚养费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实生活中，一方婚后回归家庭，基本上放弃了自已的职场生涯，离婚后再度回归职场难度可想而知，收入也将会出现断崖式下跌，若判决双方各半负担子女抚养费，极有可能导致子女的生活质量下降，该条规定有利于使父母离婚后的子女其生活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四、《民法典·收养篇》新增或修改部分条款，完善儿童的收养制度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八条结合我国的二胎政策，将收养人的条件从“无子女”扩大到“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拓宽了收养人的范围，与现行人口政策一致，有利于促进更多的孤儿被收养，回归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同时，增加了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的要求。如果收养人有违法犯罪的前科，可能会存在对被收养人不利的情况，该条对收养人条件加以限制，有利于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零二条将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四十周岁的年龄限制，从“男性收养女性”扩大到“收养异性子女”，即增加了“女性收养男性”的限制，其本质上增加了对男性未成年人的保护。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零五条增加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有助于符合收养条件的被收养人和收养人建立合法的收养关系。

五、《民法典·人格权编》新增条款，一定程度扩大儿童的“选取姓氏权”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条规定使儿童的“姓氏权”不再局限于随父姓或随母姓，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专家解读：

民法典解释这5类问题

具体应用到现实中，

会是什么情形？

能解决哪些问题？

来看看法律专家的解读5种情况——

0

1

涉及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条文要点：孩子八岁就可以在某些事项中为自己做主的能力了，不要忽视孩子的权利；十八岁就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不能强制干涉孩子的权利。

⑥ 和女朋友相识三个多月了，前一个多月我都在外边打工，我俩聊的也挺好，上个月我从外面回来跟她在一起考驾

一句话，没感觉，你不幽默吧，不会逗她开心～现在不是找饭票，会疼人，会讨开心，用心～工作上进，有这些就ok了

⑦ 家庭教育立法引发的三大猜想

近日，全国妇联在家庭教育立法课题研讨会上传出消息：有关方面正在推动家庭教育立法进程，相关立法建议稿预计年内出台。可见，家庭教育立法的脚步愈来愈近，并越发坚定。那么，立法能否有效制止儿童家暴侵害？是否具有可行性？家庭教育出现偏差，家长该如何“补课”？本期“家话题”走进家庭教育立法的三大猜想。

关键词：家暴

猜想1:立法后打孩子会犯法吗？

最近，一场因抄作业引发的家暴血案迅速在网上升温。原来一父亲发现女儿莉莉抄作业，竟然用草绳勒住她的脖子吊起来打，随后女孩被送往医院，但终抢救无效死亡。

莉莉的悲剧并非个案，近年来包括《男童遭父毒打，雨夜流浪街头》、《男孩未完成作业，被打皮开肉绽》等在内的数起儿童家暴事件频频爆出，一个个不谙世事的生命正遭遇来自家庭残酷的伤害。据中国政法大学一项“家庭体罚子女现象”的调查显示：近七成儿童曾经遭受过家庭暴力。在接受调查的498名大学生中，54%的人承认自己在中小学阶段经历过家长的体罚，高达被体罚总数的71.38%。体罚的形式以父母手打脚踹为最多，占到88%，借助工具，如棍棒、皮带、衣架等实施暴力的占1.6%。从体罚的种类看，辱骂占25.28%，罚跪占16.36%，罚站占13.38%，被父母逐出家门的占4.09%。

关键词：可行性

猜想2:家庭教育立法可行吗？

近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按照全国妇联“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尝试，制定出台家庭教育法规条例”的要求，率先试水地方家庭教育立法，将《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纳入立法规划。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激烈争论，有人不禁慨言道：公权力介入亲子情，困难重重啊！

重庆金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武斌便列举了该条例中要求“父母及监护人应将未成年子女带在身边共同生活，并要求各级学校接收流动人口子女”在执行中可能遭遇的两大尴尬：其一，父母并非不知道将孩子带在身边教育的重要性，但往往外出打工，自己的生活尚不能理顺，如何更好地照顾孩子？其二，当家长不能将子女带在身边共同生活时，《条例》又该怎样进行惩罚呢？

此外，网友“灿若寒星”认为：家庭教育，仁者见仁，如果将教育孩子的准则用整篇的条文规矩框起来，这无论是对家长还是孩子，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关键词：家长教育

猜想3:是否统一接受“家长教育”？

偷盗、抢劫、伤害他人……近年来有媒体陆续曝光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据北京海淀区未成年人审判庭所审案件统计，约五成以上的“问题儿童”来自“问题家庭”；而未管所对未成年人犯罪原因调查显示：约八成人是因家庭结构或家庭教育缺陷造成。同时，许多成年人的犯罪诱因往往也与早年的家庭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无疑，家庭教育不仅仅是私域空间，还是公共事务，不仅仅关乎家庭福祉与个人前途，也维系着社会和谐、国家竞争力。

【权威回应】

可以说，如今“儿童家庭暴力”已不再是一个新名词，但在当前公众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的社会环境下，虐待儿童必须被当作一项新的社会话题被广泛地关注。那么，日前备受关注的“家庭教育立法”能否有力地铲除家暴“枷锁”？是否能给孩子搭起抵挡风雨的保护伞？

出场嘉宾：佟丽华(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张雪梅(青少年法律援助专家)

儿童家暴的法律环境滞后

“我国法律禁止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的规定非常严格，其中《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护法》中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要求。”但在青少年法律援助专家张雪梅看来，这些规定都是非常原则性的规定，且散落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相关规定缺少完整、系统性的可具体操作的实施细则，许多法律规定主要关注的是妇女，对未成年人的关注度明显不足，没有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区别开来”。

对此，张雪梅强烈表示：“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更没有一个专门制定预防儿童家庭暴力的法律，儿童家暴的法律环境是滞后的。”而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看来，所谓“立法的前提是社会的需要”，从现实情况看，现在的家庭教育确实是一个堪忧的领域，通过立法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很多难题。“至于法怎么立、什么时候可以立起来，还有待时间考究。但无论是把家庭教育立法为号召性的法律还是高度可操作性的法律，从法律的实现层面其实都是可以落实的。”

【权威回应】

强制性要求父母执行，不仅增加了父母的压力，也使孩子的处境更加艰难。在当前家庭教育问题突出的现状下，通过立法手段可以矫正家长不良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保障儿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但就现实情况看来，家庭教育立法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还会干扰到家长正常教育的实施？

出场嘉宾：闵乐夫(著名教育专家、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理事)

林建军(妇女人权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国家不能在家庭教育中缺席

全国妇联针对“家庭教育立法”已经筹划了若干年，其背景正是建立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基础之上。“家庭教育立法同《未成年人保护法》一样，本质是一种宣言式的法律，没有充分的操作性。”著名教育专家闵乐夫认为：宣言式的.法律同刑法有根本区别。同时，他还举例说，偷看孩子日记，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六岁孩子没让按时入学……诸如此类的行为虽然不合法，但从违法与守法的范围上很难界定。

家庭教育立法的呼吁更多表达了对当前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期待，反映出了国家法制环境的进步。“但针对法律施行、颁布和落实来说，距离建立真正的家庭教育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闵乐夫看来，此举的最大意义在于从法律高度规定了国家、政府的责任：孩子不仅是家长个人的，也是国家的，必须对其负责。而妇女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建军则表达了同闵乐夫同样的观点：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家庭教育是一种父子相承、无师自通的状态；但在现代社会里，国家不能在家庭教育中缺席。

同时，林建军还指出，对家庭教育进行国家干预，不是要控制家庭，而是要立足于为家庭提供系统专业科学的指导和全面充分多元的保障，一方面为家庭特别是留守儿童家庭等特殊家庭提供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必要支持，一方面用法律手段规范家长和教育服务机构的行为。

【权威回应】

在学校和社会教育渐趋完备的今天，家庭教育的缺陷，已成为影响“下一代”健康成长不容忽视的因素。那么，家长教育有偏差，谁来负责监督纠正？家长是否会统一接受“家长教育”呢？

出场嘉宾：李明舜(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家庭教育问题还需家庭内部治疗

“立法是家庭教育规范化、专业化、系统化发展的需要，是对错误家庭教育行为的监督和强有力纠正。”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李明舜教授指出，立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在内容上需要明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家长及监护人的家庭教育责任。同时，立法是为了加强对家庭教育市场的监管，构建全面的社会支持系统。

而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看来：除了法律层面的有效监督，解决家庭教育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家庭治疗。“只有改变了环境，改变了父母的行为方式，才能改变孩子的问题。”同时，孙云晓指出，权威、民主的教育才是最科学的教育方式。一方面，父母就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树立权威和威信；另一方面要对孩子表示理解和尊重，给他自由，好的教育就是给孩子自由的教育。

□文／本报记者 李培

⑧ 父母打自己小孩犯法吗

父母与子女之间虽然是长辈与晚辈的关系，但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按照《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父母只有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而绝没有随意打骂体罚子女的权利。根据《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每个孩子自出生时起，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享有作为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受抚养权利和受教育权利，国家保障他们的这些权利不受侵犯。因此，任何侵犯未成年人正当权益的行为都是为法律所不许的，家长随意打骂、体罚子女也是违反法律的。

⑨ 男人晚婚是多少岁 女人晚婚是多少岁

迟于法定婚龄三年以上结婚者为晚婚，即男25周岁，女23周岁，但晚婚的前提是双方都为版初婚，如果其中一权方属于再婚就不属于晚婚。年满20周岁，男22周岁，双方自由恋爱，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结婚证。但《婚姻法》没有晚婚年龄的规定，从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上却是鼓励适婚男女提倡晚婚晚育。因它不是强制性的，而只是政府提倡鼓励性的结婚适龄。不过现代人都不太愿意结婚，一线城市大部分都晚婚，都要低于30岁。二三线城市也会越来越晚。只要保持女方生育年龄35周岁以前的婚姻。都是可以说是晚婚的。

⑩ 广东17岁男孩与不满14岁女孩举办“婚礼”，对此你怎么看

17岁男孩与不满14岁女孩举办“婚礼”说到底这是不合法的。而且这种婚姻也是受到现代社会抵触的。17岁还是高中生呢。而14岁充其量也就是初中生呢。十几岁的少年，能够理解婚姻吗？他们情窦初开，也仅仅对彼此有好感，而不可能负起婚姻的责任。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不到法定结婚年龄，是不允许结婚的。这两个少年举办“婚礼”也是让人感到非常震惊的。可见其法制观念淡薄。

幸福的婚姻建立在双方自愿了解的基础上，而少年少女能够彼此了解多少呢？他们对婚姻的真谛又能知晓多少呢？少年的婚姻没有生活基础，注定是一场悲剧。婚姻意味着要独立，要养家糊口，而不仅仅是为结婚而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