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pdf

㈠ 最高院关于如何理解与适用合同法解释第24条问题的答复

《最高法院关于如何理解与适用合同法解释第24条问题的答复》应该是指《最高法院关于如何理解与适用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问题的答复》。
《最高法院关于如何理解与适用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问题的答复》
一、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果合同当事人一方在不具有解除权的情况下，向对方发出了解除通知，对方在本条规定的异议期经过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是否支持，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各地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均存在争议。肯定的观点主张，本条适用的前提是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具有解除权，否则，对方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受异议期的限制，本条不适用，人民法院对解除异议的诉讼请求仍应支持；否定的观点主张，异议期限经过，异议权不再受法律保护，此时无论解除合同的一方是否具有解除权，对方当事人均无权再对合同解除提出异议，故对此种情形下的异议诉请，人民法院不应支持。以上两种观点，均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根本差别在于对异议权的性质、异议期限经过的后果等认识不同。对此，最高法院将在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以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或典型案例等形式，明确提出相应的意见，以统一裁判尺度。
二、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自己在三个月内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属于解除方通过提起确认之诉，对合同已经解除的法律事实进一步予以确认，而非对自己主张的合同解除提出异议。

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

为正确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促进建筑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招标人和中标人另行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与中标合同不一致，一方当事人请求按照中标合同确定权利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招标人和中标人在中标合同之外就明显高于市场价格购买承建房产、无偿建设住房配套设施、让利、向建设单位捐赠财物等另行签订合同，变相降低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以该合同背离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为由请求确认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㈢ 关于技术合同的司法解释(2)

第十五条技术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30日内仍未履行，另一方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当事人在催告通知中附有履行期限且该期限超过30日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履行期限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合理期限。

第十六条当事人以技术成果向企业出资但未明确约定权属，接受出资的企业主张该技术成果归其享有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予以支持，但是该技术成果价值与该技术成果所占出资额比例明显不合理损害出资人利益的除外。

当事人对技术成果的权属约定有比例的，视为共同所有，其权利使用和利益分配，按共有技术成果的有关规定处理，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当事人对技术成果的使用权约定有比例的，人民法院可以视为当事人对实施该项技术成果所获收益的分配比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二、技术开发合同

第十七条合同法第三百三十条所称“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及其系统”，包括当事人在订立技术合同时尚未掌握的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技术方案，但对技术上没有创新的现有产品的改型、工艺变更、材料配方调整以及对技术成果的验证、测试和使用除外。

第十八条合同法第三百三十条第四款规定的“当事人之间就具有产业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实施转化订立的”技术转化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具有产业实用价值但尚未实现工业化应用的科技成果包括阶段性技术成果，以实现该科技成果工业化应用为目标，约定后续试验、开发和应用等内容的合同。

第十九条合同法第三百三十五条所称“分工参与研究开发工作”，包括当事人按照约定的计划和分工，共同或者分别承担设计、工艺、试验、试制等工作。

技术开发合同当事人一方仅提供资金、设备、材料等物质条件或者承担辅助协作事项，另一方进行研究开发工作的，属于委托开发合同。

第二十条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一条所称“当事人均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包括当事人均有不经对方同意而自己使用或者以普通使用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技术秘密，并独占由此所获利益的权利。当事人一方将技术秘密成果的转让权让与他人，或者以独占或者排他使用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技术秘密，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追认的，应当认定该让与或者许可行为无效。

第二十一条技术开发合同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或者约定自行实施专利或使用技术秘密，但因其不具备独立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条件，以一个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或者使用的，可以准许。

三、技术转让合同

第二十二条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技术转让合同”，是指合法拥有技术的权利人，包括其他有权对外转让技术的人，将现有特定的专利、专利申请、技术秘密的相关权利让与他人，或者许可他人实施、使用所订立的合同。但就尚待研究开发的技术成果或者不涉及专利、专利申请或者技术秘密的知识、技术、经验和信息所订立的合同除外。

技术转让合同中关于让与人向受让人提供实施技术的专用设备、原材料或者提供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约定，属于技术转让合同的组成部分。因此发生的纠纷，按照技术转让合同处理。

当事人以技术入股方式订立联营合同，但技术入股人不参与联营体的经营管理，并且以保底条款形式约定联营体或者联营对方支付其技术价款或者使用费的，视为技术转让合同。

第二十三条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当事人以专利申请被驳回或者被视为撤回为由请求解除合同，该事实发生在依照专利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办理专利申请权转让登记之前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发生在转让登记之后的，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专利申请因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成立时即存在尚未公开的同样发明创造的在先专利申请被驳回，当事人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请求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四条订立专利权转让合同或者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前，让与人自己已经实施发明创造，在合同生效后，受让人要求让与人停止实施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让与人与受让人订立的专利权、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不影响在合同成立前让与人与他人订立的相关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或者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效力。

第二十五条专利实施许可包括以下方式：

(一)独占实施许可，是指让与人在约定许可实施专利的范围内，将该专利仅许可一个受让人实施，让与人依约定不得实施该专利;

(二)排他实施许可，是指让与人在约定许可实施专利的范围内，将该专利仅许可一个受让人实施，但让与人依约定可以自行实施该专利;

(三)普通实施许可，是指让与人在约定许可实施专利的范围内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并且可以自行实施该专利。

当事人对专利实施许可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认定为普通实施许可。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受让人可以再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认定该再许可为普通实施许可，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技术秘密的许可使用方式，参照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确定。

第二十六条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让与人负有在合同有效期内维持专利权有效的义务，包括依法缴纳专利年费和积极应对他人提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排他实施许可合同让与人不具备独立实施其专利的条件，以一个普通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让与人自己实施专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三条所称“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范围”，包括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期限、地域、方式以及接触技术秘密的人员等。

当事人对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受让人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不受期限限制。

第二十九条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技术秘密转让合同让与人承担的“保密义务”不限制其申请专利，但当事人约定让与人不得申请专利的除外。

当事人之间就申请专利的技术成果所订立的许可使用合同，专利申请公开以前，适用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有关规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以后、授权以前，参照适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有关规定;授权以后，原合同即为专利实施许可合同，适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有关规定。

人民法院不以当事人就已经申请专利但尚未授权的技术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为由，认定合同无效。

四、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

第三十条合同法第三百五十六条第一款所称“特定技术项目”，包括有关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软科学研究项目，促进科技进步和管理现代化、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运用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进行调查、分析、论证、评价、预测的专业性技术项目。

第三十一条当事人对技术咨询合同受托人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论证、试验测定等所需费用的负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受托人承担。

当事人对技术咨询合同委托人提供的技术资料和数据或者受托人提出的咨询报告和意见未约定保密义务，当事人一方引用、发表或者向第三人提供的，不认定为违约行为，但侵害对方当事人对此享有的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技术咨询合同受托人发现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数据等有明显错误或者缺陷，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委托人的，视为其对委托人提供的技术资料、数据等予以认可。委托人在接到受托人的补正通知后未在合理期限内答复并予补正的，发生的损失由委托人承担。

第三十三条合同法第三百五十六条第二款所称“特定技术问题”包括需要运用专业技术知识、经验和信息解决的有关改进产品结构、改良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节约资源能耗、保护资源环境、实现安全操作、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专业技术问题。

第三十四条当事人一方以技术转让的名义提供已进入公有领域的技术，或者在技术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标的技术进入公有领域，但是技术提供方进行技术指导、传授技术知识，为对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符合约定条件的，按照技术服务合同处理，约定的技术转让费可以视为提供技术服务的报酬和费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照前款规定，技术转让费视为提供技术服务的报酬和费用明显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合理确定。

第三十五条当事人对技术服务合同受托人提供服务所需费用的负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受托人承担。

技术服务合同受托人发现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数据、样品、材料、场地等工作条件不符合约定，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委托人的，视为其对委托人提供的工作条件予以认可。委托人在接到受托人的补正通知后未在合理期限内答复并予补正的，发生的损失由委托人承担。

第三十六条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技术培训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委托另一方对指定的学员进行特定项目的专业技术训练和技术指导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职业培训、文化学习和按照行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计划进行的职工业余教育。

第三十七条当事人对技术培训必需的场地、设施和试验条件等工作条件的提供和管理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委托人负责提供和管理。

技术培训合同委托人派出的学员不符合约定条件，影响培训质量的，由委托人按照约定支付报酬。

受托人配备的教员不符合约定条件，影响培训质量，或者受托人未按照计划和项目进行培训，导致不能实现约定培训目标的，应当减收或者免收报酬。

受托人发现学员不符合约定条件或者委托人发现教员不符合约定条件，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对方，或者接到通知的一方未在合理期限内按约定改派的，应当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技术中介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知识、技术、经验和信息为另一方与第三人订立技术合同进行联系、介绍以及对履行合同提供专门服务所订立的合同。

第三十九条中介人从事中介活动的费用，是指中介人在委托人和第三人订立技术合同前，进行联系、介绍活动所支出的通信、交通和必要的调查研究等费用。中介人的报酬，是指中介人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技术合同以及对履行该合同提供服务应当得到的收益。

当事人对中介人从事中介活动的费用负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中介人承担。当事人约定该费用由委托人承担但未约定具体数额或者计算方法的，由委托人支付中介人从事中介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当事人对中介人的报酬数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根据中介人所进行的劳务合理确定，并由委托人承担。仅在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的技术合同中约定中介条款，但未约定给付中介人报酬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支付的报酬由委托人和第三人平均承担。

第四十条中介人未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技术合同成立的，其要求支付报酬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要求委托人支付其从事中介活动必要费用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中介人隐瞒与订立技术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侵害委托人利益的，应当根据情况免收报酬并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中介人对造成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技术合同的无效或者被撤销没有过错，并且该技术合同的无效或者被撤销不影响有关中介条款或者技术中介合同继续有效，中介人要求按照约定或者本解释的有关规定给付从事中介活动的费用和报酬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中介人收取从事中介活动的费用和报酬不应当被视为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技术合同纠纷中一方当事人的损失。

五、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有关的程序问题

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将技术合同和其他合同内容或者将不同类型的技术合同内容订立在一个合同中的，应当根据当事人争议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案件的性质和案由。

技术合同名称与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一致的，应当按照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类型和案由。

技术转让合同中约定让与人负责包销或者回购受让人实施合同标的技术制造的产品，仅因让与人不履行或者不能全部履行包销或者回购义务引起纠纷，不涉及技术问题的，应当按照包销或者回购条款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案由。

第四十三条技术合同纠纷案件一般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并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指定若干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技术合同纠纷案件。

其他司法解释对技术合同纠纷案件管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合同中既有技术合同内容，又有其他合同内容，当事人就技术合同内容和其他合同内容均发生争议的，由具有技术合同纠纷案件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

第四十四条一方当事人以诉讼争议的技术合同侵害他人技术成果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技术合同纠纷中发现可能存在该无效事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通知有关利害关系人，其可以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利害关系人在接到通知后15日内不提起诉讼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第四十五条第三人向受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就合同标的技术提出权属或者侵权请求时，受诉人民法院对此也有管辖权的，可以将权属或者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合并审理;受诉人民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或者将已经受理的权属或者侵权纠纷案件移送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权属或者侵权纠纷另案受理后，合同纠纷应当中止诉讼。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诉讼中，受让人或者第三人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中止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专利权被宣告无效的，按照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处理。

六、其他

第四十六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许可使用和转让等合同争议，相关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合同法第十八章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处理。

计算机软件开发、许可使用和转让等合同争议，著作权法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合同法第十八章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七条本解释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㈣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二十八条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二）》第二十八条的内容是：
“当事人版依照合同法第一百权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为：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
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
以适当减少。
结合上述条文，本条的理解为：如果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受到的损失，则可要求增加违约金至实际损失。由于违约金已经弥补了守约方的损失，因此再向违约方申请损失赔偿就没有依据，法院就不会支持了

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如何引用

您好，您可抄以具体描述您袭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是2009年6月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其目录如下：
第一部分 司法解释条文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
第二部分 条文释义
引言部分
一、合同的订立
二、合同的效力
三、合同的履行
四、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五、违约责任
六、附则
第三十条
第三部分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1999年12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04年10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2007年7月23日)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㈥ 继续性合同和非继续性合同在溯及力上有什么区别

一、概念不同

1、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没有溯及力继续性合同是履行必须在一定继续的时间完成，而不是一时或一次完成的合同。典型的象租赁和委托等。租赁、消费借贷等继续性合同以使用、收益标的物为目的，在解除时这些利益已经被受领方享有没有办法返还，因此不能有溯及力。

这样，获得利益方此时所获得的利益就是不当得利，适用不当得利的规定，应该返还给给付方。除不能返还导致没有溯及力外，在委托合同时也不能有溯及力，原因是如果委托合同解除溯及到合同成立时消灭的话，会使受托人已经进行的代理行为失去全部法律依据，将变成无权代理。

这样因代理行为所进行的活动以及所牵涉的当事人都将遇到不可预计的法律后果，不利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导致社会秩序紊乱。

2、非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有溯及力非继续性合同是指履行为一次性行为的合同。一般来看，非继续性合同在被解除时能够恢复原状，即已经履行的给付可以返还给付人，所以一般都有溯及力。

另外，违约解除是对违约方的制裁，是一种特殊的违约责任，是对非违约方的一种救济，所以在考虑解除是否有溯及力时还要考虑这个因素。在守约方履行时，如果有溯及力，那么他的履行将由接受履行方返还，并且要和履行时的价值一致，这对守约方来讲有利。

而且在我国没有采取物权行为独立和无因性理论，如果给付中有物权变动的话，此时的返还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视为所有权没有变动。

在违约方全部或者部分履行时，往往这些履行都是瑕疵履行，对守约方来讲，根本实现不了合同的目的，返还这些给付对守约方也是有利的。在违约解除有溯及力导致返还时，往往会发生一些费用，这些费用应该由违约方来支付。

二、可让与性的强弱不同。

1、一时性合同中的债权债务，可让与性较强。

2、继续性合同中的债权债务，原则上由当事人承受，转让的障碍较多。《合同法》对此有所体现：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擅自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224条第二款）。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保管人不得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合同法》第371条；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合同法》第400条）。

三、对解除权限制的程度不同。

1、一时性合同贯彻合同严守原则，解除权发生的原因较少。

2、继续性合同重视信赖基础之存在，信赖基础丧失或难以期待当事人继续维持合同关系时，法律多允许当事人解除合同，继续性合同法律规定了较多的法定解除权。例如，委托合同、不定期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享有任意解除权；加工承揽合同的定作人有权任意解除合同。

四、合同解除是否溯及既往不同。

1、一时性合同解除后具有恢复原状的可能性，可以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

2、继续性合同被解除时，或无恢复原状的可能性，或不宜恢复原状，故继续性合同被解除后仅向将来发生效力，解除前的合同关系不受影响。

㈦ 谁有关于合同效力的案例

【案情】
2007年2月6日，巴菲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菲特公司)参加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槌拍卖公司)的拍卖会。此前，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以董事会决议形式委托其股东之一的上海水务资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公司)代为处置其持有的光大银行(系非上市股份公司)16985320股国有法人股。巴菲特公司通过竞拍取得了上述股权。拍卖成交后，金槌拍卖公司出具拍卖成交确认书，巴菲特公司向金槌拍卖公司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52654492元，并与水务公司签订了《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此后，自来水公司拒绝履行该协议，并于2007年3月1日向光大银行发送中止股权变更的函，致使巴菲特公司无法取得上述股权。巴菲特公司向自来水公司发函要求尽快办理股权变更申请后无果，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自来水公司履行《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将16985320股光大银行国有法人股予以转让。诉讼中，被告自来水公司辩称：第一，其未向水务公司出具拍卖光大银行股权的授权委托书，也未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巴菲特公司依据该协议向其主张权利没有依据。第二，讼争的股份系国有资产，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的有关规定，转让国有产权应当履行审批、评估程序，并且按规定进入产权交易场所交易。本次股权转让的过程不符合上述规定，转让行为不合法。自来水公司遂提起反诉，请求判决确认巴菲特公司与水务公司签订的《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1、自来水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虽未标明为“授权委托书”，但其内容已体现出授权委托的意思表示，符合授权委托的基本要素，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应认定自来水公司已全权委托水务公司办理光大银行法人股的转让事宜。水务公司以自己名义在自来水公司授权范围内与巴菲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了水务公司与自来水公司之间有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该协议可以直接约束自来水公司，巴菲特公司有权选择自来水公司或者水务公司主张权利。2、水务公司虽然取得自来水公司的授权，可以代理该公司转让讼争股权，但在实施转让行为时，应当按照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所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讼争股权的性质为国有法人股，属于企业国有资产。对于企业国有资产的转让程序和方式，国务院、省级地方政府及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均有相应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制定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根据上海市政府制定实施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市所辖国有产权的交易应当在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根据产权交易标的的具体情况采取拍卖、招标或竞价方式确定受让人和受让价格。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虽然不是行政法规，但均系依据国务院的授权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实施所制定的细则办法。而且，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目的，在于通过严格规范的程序保证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最大程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避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因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上述规定，符合上位法的精神，不违背上位法的具体规定，应当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贯彻实施。本案中，水务公司在接受自来水公司委托转让讼争股权时，未依照上述规定处置，擅自委托拍卖公司拍卖，并在拍卖后与巴菲特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其行为不具合法性。水务公司依据拍卖结果与巴菲特公司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判决：1、确认巴菲特公司与水务公司签订的《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对巴菲特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巴菲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法人股为交易标的的股权转让纠纷。本文针对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行为的效力认定问题，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相关规定的梳理，着重阐释司法裁判的依据。
一、关于规范企业国有股权 (股份) 转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企业国有股权(股份)是企业国有资产的重要表现形式。国有股权(股份)是关系到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之一，是国家获得投资收益的一种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颁布实施了许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二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决定权限或备案制度；三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程序和方式；四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禁止性、限制性规范；五是关于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择其最主要的条款，按发布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年11月16日国务院令第91号)第三条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资产拍卖、转让情形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拍卖法》(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八条规定：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并保留评估结果确定保留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第四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五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转让全部国有资产或者转让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政府批准。第五十四条规定：“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进行。”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应当采用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转让上市交易的股份依照证券法的规定进行。第五十五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以依法评估的、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或者报经本级政府核准的价格为依据，合理确定最低转让价格。《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2009年3月17日财政部令第54号)第十一条规定：“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第二十八条规定：“转让上市金融企业国有股份和金融企业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份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系统进行。”根据以上各项规定，我们将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基本规范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的程序：
(一)决策、审批程序。首先，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根据我国现有的管理模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国务院国资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国资委；二是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其他部门、机构；三是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派股东代表参加的股东(大)会。其次， 如果转让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政府批准。
(二)评估、定价程序。首先，转让方或者标的公司选择委托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依法进行资产评估。其次，将评估报告交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或者备案后，作为确定转让价格的依据，合理确定最低转让价格。再次，在交易过程中，当交易价格低于评估结果的90％时，应报国资委或者有关机构批准。
(三)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首先，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股份)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上市公司国有股份的转让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系统进行，另外还须遵循国家有关国有股减持的规定。其次，公开披露转让信息，广泛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两个以上受让方的，采用拍卖、招投标等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从严控制直接协议转让。
二、关于确认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行为效力的司法依据
应该看到，尽管我国现阶段关于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规范性文件，在各个层面已显得比较全面，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针对违反或者不符合上述三方面程序性规定的转让行为的效力问题，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是，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对这类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即使在新近开始实施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中，也仅仅是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交易行为无效。[1]本案中，光大银行国有法人股的转让未按规定进场交易，该转让协议的是否有效，遂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观点认为，在本案涉讼转让行为发生之时，尚无任何一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场交易，法院不得依据行政规章的规定来确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只要无证据证明股权的受让方为恶意，就应该确认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审理本案的两级法院没有支持这种观点，除了已有的判决理由之外，本文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国有资产转让是兼具私法与公法的法律行为，在法律适用上公法与私法应该并重。
国有资产转让行为之法律性质的正确界定，对于当前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司法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国有资产转让，首先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活动，它符合民商事合同行为的一般特征，其交易主体间的法律地位平等，遵循自愿、公平、诚信等私法原则，受到私法的保护。但是，国有资产转让不仅仅是简单的民事行为：从交易标的上看，它所处分的是涉及面广、数额较大、受公众关注的国有财产；从交易结果上看，它往往导致财产性质从公有到私有的直接转变；从交易影响上看，它会带来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也会伴随着出现国有资产流失、职工下岗裁员等问题。因此，在处理国有资产转让的法律问题上，单靠私法是力不从心的。自《合同法》颁布以来，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司法裁判从宽认定合同效力的态势也十分明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发布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了限缩解释，即将“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种注重保护私权的积极态度，是民商事审判观念的重要进步，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处理国有资产转让合同效力的问题上，单纯强调私法自治的理念，不符合我国国情。具体的说，不符合国家对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精神。国企改革本身是为了解决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因所有者缺位而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变的关键一步，带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和公共利益性。同时，在此过程中，改制行为失范现象的普遍存在，公众与日俱增的质疑，迫在眉睫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都需要公权力的介入。对法律适用而言，绝非是私法向公法的简单延伸与替代，而应当构建起以私法为横轴、以公法为纵轴的活动象限。基于国有资产及其流转关系具有私法和公法的双重属性，有关当事人在进行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时，不仅要依照《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民商法的规定，而且要遵循以《企业国有资产法》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法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国有资产有序转让的保障，应当作为认定国有资产交易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
(二)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部门规章中的强制性规范，应视为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
本案中，是否能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中对交易程序的规定来否认国有法人股交易合同的效力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才能导致合同无效。那么对于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应如何把握其效力？我们认为，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具有强制性，属于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部门规章中的强制性规范，并且应视为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理由如下：
第一，从法律权源分析，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是国务院授权相关部委制定的，与相关行政法规同根同源、一脉相承。《企业国有资产暂行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除前款规定职责外，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第三十一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的监督管理，促进企业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防止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在形式上虽然是法律位阶层次较低的行政规章，但却是依据国务院授权对上述条例的实施所制定的细则办法，是行政法规的延伸与细化，权力来源一致、立法精神统一。国务院部委制定的规章，其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应当具有相当于行政法规的效力。对此，我们应当予以充分注意。
第二，从社会效果分析，国企改革的立法现状是我国经济转型期内特殊立法工作进程的结果，相关部门规章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不容质疑，司法实践中对部分规章的效力应灵活掌握。在社会经济的变革时期，法律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矛盾尤为突出。规范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的法律文件之所以多为行政规章，是因为国企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所涉及的社会利益多元而复杂，它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深刻而严峻，出台正式法律法规的时机尚未成熟，只能处于摸索阶段。同时，改革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迫切需要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做出及时、果断、必要的反映。这种背景下，经国务院授权、各部委下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成为国企改革探索时期我国经济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实现当时行政效率的基本要求。[2]由此，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动使得立法进程也显现出渐进式、探索式：一般都是先制定行政规章，或准许各地试行地方规范性文件，待关系稳定、经验成熟，再总结、上升为行政法规、法律。在国企改革的十多年里，这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国家财产、对经济秩序的制约与保障作用毋庸置疑。如果面对个案时过分讲究公式化的法规效力等级，而不考虑规范性文件的实际社会效果，对效力较低的规章“一刀切”地排除适用，将会使原本奏效的行政管理陷入难以运行的境地，并对该规章所维护的社会利益带来不利的后果。
第三，从整体立法意图分析，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对其进行了呼应与强化。对法律条文做出正确的理解与判断不应局限于法条本身，而应当将其放置在整体的法律框架中，联系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分析探究立法者的真实意图。《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以后，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屡次发布指导性文件，要求严格执行该办法有关产权交易程序的规定。如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做好贯彻落实〈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严格落实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进场制度”；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监察部、国家工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严格监督检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进场交易情况”。2009年5月1日施行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中也有“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的规定，该法虽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由于它是对十多年国有资产管理法规的认可、总结与升华，因此至少可以说明立法者对于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一贯态度。
(三)有关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强制性规范，既是管理性强制规范，又是效力性强制规范。
前文已提到，最近出台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所称的“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只有在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才能导致合同无效。这一解释旨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尽量维护合同效力，其积极意义毋庸赘言。但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识别强制性规范中的管理性强制规范与效力性强制规范。从我国的立法现状看，处于法律位阶上的强制性规范，许多条文的逻辑结构往往只有“行为模式”(包括“应为模式”或者“勿为模式”)而缺少“法律后果”。也就是说，法条只规定了应该、必须怎么做或者不得、禁止怎么做，而没有规定不这样做或者违禁去做的法律后果，更没有直接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对于相关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产生何种影响。处于行政法规、规章位阶上的强制性规范，由于立法主体是行政机关，其制定强制性规范的目的主要在于行政管理，因而规定的“法律后果”侧重于行政责任，很少会触及甚至根本不会触及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据此认定那些没有规定“法律后果”的强制性规范或者没有规定无效后果的强制性规范，仅仅就是管理性强制规范呢？结论显然不这么简单。有学者提出了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区分准则，认为法律法规虽没有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该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属于效力性规定；若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则属于取缔性规定。[3]有法官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强制性规定仅是为了行政管理或纪律管理需要的，一般都不属于效力性规定。具体而言，首先，可以从立法目的进行判断，倘其是为了实现管理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为并不属于效力性规定；其次，可以从调整对象来判断，管理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当然，上述两个方面的判断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4]以本案为例，我们认为，涉及国有资产转让的强制性规范，它首先是管理性强制规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效力性强制规范，其中有关进场交易的规定应当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理由如下：
第一，从调整对象上看，我们所归纳的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三方面的程序性规定，其中的决策、审批程序和评估、定价程序，是转让行为正式实施之前的法定前置程序，它所规范的对象是国有资产转让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一般不会涉及其他当事人，体现了强制性规范的管理性目的。而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则是直接针对转让行为本身，它所规范的对象包括国有资产转让方、受让方、产权交易机构等。相关当事人之间所构建的转让交易关系，是否履行了进场交易，是否实现了等价有偿，是否达到了公开公平公正，直接影响到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因此，强制性规范的效力性，在这一程序环节显得比较突出。
第二，从法律解释学上看，通过体系解释、法意解释及目的解释等方法，可以得出有关进场交易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的结论。《企业国有资产法》提到交易行为无效的仅有第七十二条，即“在涉及关联方交易、国有资产转让等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该交易行为无效。”该条规定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完全一致，无非是起到强调的作用。我们不能仅此认为，只有被认定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才可确认转让行为无效。因为人大法工委对该条的释义是：“当事人恶意违反程序进行的交易活动，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已经进行的财产转让、转移等行为无效，财产状况应该恢复到行为发生前的状态。”[5]另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未按照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的，国资监管机构或者相关批准机构应当要求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转让行为无效。结合上述法条释义和相关的规定，我们运用体系解释和法意解释的方法，已经可以判断出其具有效力性强制规范的性质。若再基于经济法的公法属性，从国有资产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考量，无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就会更为清晰。
第三，从近似的司法实践看，某些法律中被认为管理性强制规范的违法结果往往是导致民事行为无效。例如，《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该款规定的内容，显然具有很强的管理性，但针对其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公司法》中阙如。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对于违反上述规定所形成的担保合同，基本上均确认为无效合同。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对《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理解适用上。该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目前的司法实践，对于违反该条规定所形成的委托理财合同，基本上亦是确认合同无效或合同部分无效。
(四)确认《企业国有资产法》实施以前违反国有资产转让强制性规范的行为无效，可以援用《合同法》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条款。国有资产转让与社会公共利益直接相关。首先，国有资产转让与人民群众利益攸关。企业国有产权流动涉及上万亿国有资产的归属，是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这种利益调整能否在公正的前提下进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公正，关涉人民群众几十年劳动成果的去向，关涉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团结，关涉经济秩序的健康持续发展，因而是当前最突出的社会公共利益所在。其次，国有资产转让备受社会公众关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如此强烈的关注，不仅仅是由于其资产总量的天文数字，而且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度。可以说，在人民法院审理的所有民商事案件中，没有哪一类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不与社会公共利益关联紧密的。有关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强制性规范，旨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行政规章规定了国有资产交易的特殊程序，这些程序的设置目的是为了通过公开、公平的交易使国有资产在保值增值的情况下顺利完成转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因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任务集中承担在规章中这些有关交易的强制性程序规定上，违反了特殊交易程序，就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本案中的当事人正是违反了国有资产必须进场交易的规定。进场交易是国家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监管的重要措施，其意图在于，让国有资产转让和重大资产处置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凭借产权交易市场网络平台功能强大、信息覆盖面广、交易效率高的优势，充分发挥公开市场发现价值、决定价格的功能，使国有资产在公平竞争中实现价值最大化，防止暗箱操作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因此，科学规范的交易程序是国有资产合理流动的必备要求，更是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条件。由此，在涉及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将社会公共利益标准运用于审判过程中，以此进行价值判断，可以使国有资产交易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迎刃而解。具体地说，就是援用社会公共利益标准去衡量行政规章中的各类禁止性规定是否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同时，审慎判断社会公共利益在具体案件中的存在与否。[6]如果交易行为违反了规章或其他法律文件中有关交易程序的强制性规定，而这种交易程序恰恰是为了使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那么法院可以考虑援用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条款认定交易合同无效。
注释：
[1]在《企业国有资产法》立法过程中，有的地方和专家建议规定，国有资产未按照规定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等违反本法规定所进行的交易行为无效。但也有专家认为，笼统规定违反规定的交易行为都无效，可能影响交易安全和效率，还可能损害善意相对人的利益。有的企业则认为，国有资产都要评估和进场交易，程序过于繁琐。而且，资产评估在实践中作用有限，进场交易在有些情况下不利于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因此，建议增加关于评估和进场交易的豁免规定。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三部分“附录”。
[2]蔡小雪：《国务院下属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法律适用：判断与适用》，载于《人民司法》2008年第4期。
[3]参见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320～322页。
[4]沈德咏、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页。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43页。
[6]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企事业单位国有产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载于《法律适用》2005年第12期。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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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年份：006-9

页数：169

内容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注释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民事诉讼流程图（一审）民事诉讼流程图（二审）。当今社会，法律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晦涩的专业术语，艰深的法律理论，庞杂的立法体系，这些法律与生俱来的特点，却都成为了读者理解、掌握法律的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注释本)》是法律单行本注释本系列之一。本套书有以下特点：（1）权威部门审定。本丛书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相关立法同志进行审定，内容准确权威；（2）法律适用提要。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注释本)》都由立法机关相关专家撰写该法的适用提要，帮助读者对每一个法的精神和精髓有更深入的理解；（3）重点法条注释。对重点法条进行条文注释，且每个条文都提炼出文主旨，帮助读者准确理解法条内容；（4）法规案例索引。条文下附录关联法规索引和关联案例索引，帮助读者全面掌握法律规范体系，并将法律理论结全到实际案例中；（5）相关配套规定。书末附录一些较重要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使读者在使用中更为方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