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合同法公司法的案例
Ⅰ 合同法案例分析
乙单位不构成违约。甲单位向乙单位去函是一个要约，而乙单位的回函不是承专诺，是一个新的要约属，因为回函里的一个要件（价格）有改变，这意味着甲单位的去函失效，而甲单位对乙单位的回函保持沉默，没有做出回应，则乙的回函的合同关系也不成立。因此，此案例没有合同关系，也就不存在违约。
主 题： 【法律】实质性变更要约未被接受则合同不成立
日 期： 2007-7-25 9:53:43
作 者：
来 源： 人民法院网
内 容： 裁判要旨
合同签订中，如果受要约人对要约内容予以扩张、限制或者变更，便不是承诺，而是对要约的反要约。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质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等的变更，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要约，如对方未明确接受，则合同不成立。
案情
2005年4月12日，中国外运山西公司将加盖其单方“中国外运山西公司进出口贸易部”印章的SA5077号合同传真发至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在大连的办事机构，向其发出要约。要约主要内容为：同意购买伊朗产铬矿块4000公吨，要求三氧化二铬含量为40％以上，基数为42％。价格为203.70美元/干吨CIF CY中国新港。付款方式为根据装运港结果即期付款95％，余额5％根据卸货港结果在CIQ基础上即期付款。装运时间为2005年6月底以前装运第一批2000吨，2005年7月底以前装运第二批2000吨。装运条款为允许分批装运，最小量为1000吨，不允许转运。信用证开证条款为被告于2005年6月初开立以原告为受益人的100％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
2005年4月13日，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将合同条款进行两处修改后复传给被告中国外运山西公司。具体修改为：1.将合同条款第8条的装运时间由“2005年6月底以前装运第一批2000吨”修改为“收到信用证后35天装运第一批2000吨”；2.将合同条款第12条的信用证开证条款由“该信用证开立时间为2005年6月初”修改为“该信用证开立时间为2005年6月3日前”。
中国外运山西公司收到对方修改的合同后，中国外运山西公司业务负责人宋燕平在合同上签署了姓名，但未将该合同给对方传回。
2005年4月14日，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再次复传给中国外运山西公司，并在前次改动的基础上再次对SA5077号合同第11条的装运条款进行修改，将“不允许转船”修改为“允许转船”。并在合同页首写明“宋经理收，电话确认，您已同意以下修改条款，请复传！”
中国外运山西公司收到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的上述4月13日、4月14日两次复传后，均未就改动后的合同进行复传，对方多次催促其履行合同，其未以书面形式答复。
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于2005年6月25日和2005年7月9日将铬矿石4019.227干吨装船，并出售给营口新型硅产品有限公司，价格为162.5美元/干吨CNF大连。该合同与原合同相比较，差价为165592美元。
后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被告中国外运山西公司赔偿165592美元。
审判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一、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所在国新加坡及被告中国外运山西公司所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本案所涉及的买卖关系不在该公约第二条、第三条排除之列，因此审理本案应优先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二、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在收到被告中国外运山西公司2005年4月12日的发价（要约）后，在4月13日复传给被告的传真中进行了两处修改，该两处修改附加了开出信用证为装运前提，同时使装运时间由2005年6月底可能延后到2005年7月，是对装运时间的变更。而装运时间的变更可能影响到交货时间。因此，依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该两处修改视为在实质上变更发价的条件，原告4月13日给被告的复传构成新发价。2005年4月14日，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在前次改动的基础上对合同第11条的装运条款进行修改，将“不允许转船”修改为“允许转船”。并在合同页首写明“宋经理收，电话确认，您已同意以下修改条款，请复传！”原告的这次修改是对交货方式的变更，同样构成新发价。对于原告的两次新发价，原告未能提供被告已作出承诺，并送达原告的证据。因此，原告关于合同已经成立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所涉合同未成立，对双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
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出售给营口新型硅产品有限公司的铬矿石中，三氧化二铬的含量在SGS报告中显示为37.4%，我国商检局出具的报告显示为38.82％和38.89％，均不足40％。而原、被告双方的合同要求三氧化二铬的含量以42％为基数，不低于40％。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出售给营口新型硅产品有限公司的铬矿石确实属于为原告筹备的货物。再者，铬矿石中三氧化二铬的含量低于40％也不符合原、被告双方所发出要约的要求，即使履行也可能被拒绝付款。
太原中院依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十八条第（一）项、第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6716元由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送达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本案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对原告所发要约的两处修改是否构成新发价，即是否构成对要约的实质性修改，合同是否最终成立的问题。
合同的成立是指双方当事人依法就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商一致，即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是合同是否存在的重要标志。如果合同不成立，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也就无须讨论合同的履行、合同的终止、变更和解除的问题，更不存在违约责任的问题。
承诺的内容应当和要约的内容一致，是订立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只有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才能成立。承诺是无条件地全部接受要约条件，因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按要约的全部内容与要约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如果受要约人对要约内容予以扩张、限制或者变更，便不是承诺，而是对要约的反要约，是新发价。承诺的内容与要约内容相一致，并不意味着承诺的内容与要约的内容绝对完全一致，只要求实质内容一致即可，也就是说只有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才构成反要约，而对于要约的非实质性变更并不影响承诺的成立。目前《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都采用了这种处理方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十九条规定：（1）对发价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限制或其他更改的答复，即为拒绝该项发价，并构成还价。（2）但是，对发价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或不同条件的答复，如所载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变更该项发价的条件，除发价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反对其间的差异外，仍构成接受。如果发价人不做出这种反对，合同的条件就以该项发价的条件以及接受通知内所载的更改为准。（3）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质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等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发价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关于何种变更为实质性变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均认为有关货物的价格、数量、质量、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履行方式、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方式的变更为实质性变更。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要求更严格，采取了穷尽列举方式，除上述列举外未允许作其他扩张解释，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上述列举后使用了“等等”字样，表明该公约允许裁判者在裁判时根据合同的具体情况作出何为实质性变更的判断，赋予了裁判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本案中，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对被告中国外运山西公司所发要约的三处修改中，第一处和第二处附加了开出信用证为装运前提，改变了装运时间，属于对合同履行期限的变更。第三处将不允许转船修改为允许转船，属于对合同履行方式的变更。上述几处修改完全属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的对要约作出实质性变更的情形，构成新要约。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主张合同成立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
该案案号为：（2006）并民初字0036号
案例编写人：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效熙
Ⅲ 案例关于合同法
案例1: 2003午10月，周某与某公司签订了为期1年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实行计件工作制，每件产品0.5元，日定额80件。不能完成定额，将从已经加工的件数中扣除相当件数的加工费。由于周某没有加工该产品的经验，不了解加工每件产品需要花费的时间，公司招聘人员也没有做相应的解释，便草草地签订了合同。在工作过程中，周某发现加工每件产品至少要花费10分钟，每天工作8小时根本无法完成定额。周某向公司提出降低劳动定额并适当增加每件产品的加工费，遭到公司拒绝。周某遂向公司提出终止劳动合同。公司告知周某，违反劳动合同必须支付违约金。双方经多次协商未果，2004年1月，周某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终止该合同的效力。
案例2 :张某于1998年6月受聘于某公司，双方签订了为期2年的劳动合同。2000年6月，劳动合同到期。由于公司业务较为繁忙，双方没有解除劳动关系，同时也没有续订劳动合同。2000年8月，某公司向张某下发了《终止劳动合同 通知书》，张某在通知书上签了字。此后，张某在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期间，因病住院治疗。张某向某公司提出：暂缓解除劳动关系，顺延至医疗期满。某公司认为，张某已经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签字，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解除。张某在劳动合同关系解除后患病，与公司无关，公司不能给予其医疗期待遇。张某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请求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案例3: 张某是某轴承厂技工。2004年2月，张某在工作中因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受到车间主任的批评。张某不服气，遂在加工轴承的过程中故意违反安全操作规定，致使多个轴承报废。同事对其进行劝说，但张某置若罔闻，仍然违章操作，发生意外。在意外中，张某受伤致残。事后，张某要求享受工伤待遇。工厂认为，张某是蓄意违章发生的意外，不能按工伤对待，拒绝为张某申请工伤认定。张某向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经调查核实，认定张某所受伤害不属于工伤。张某遂提起行政复议。
案例4:2001年3月，刘某被某公司录用为经理秘书，合同期限为6年。合同约定：从录用之日起3年内刘某不得结婚，否则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一年以后，因刘某男友单位集资建房，为了报上名，刘某与男友结了婚，不久怀孕。
公司以刘某违反合同为由，于2002年6月4日作出了解除与刘某所订劳动合同的决定，并没收了其签订劳动合同时交纳的抵押金5000元。刘某不服，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案例5: 2004年年底，“北大假博士”刘志刚(曾用名刘育豪)伪造了北大的本科、硕士、博士学历，应聘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以下简称郑州航院)教师职位，该学院信以为真，即与刘志刚商谈招聘事宜。为了能让刘志刚毕业后到学院工作，郑州航院决定让其毕业前即可上班。2004年12月份，刘志刚到郑州航院上班，学院按博士生待遇支付给刘志刚4万元安家费，三个月工资6000元，并分配120平方米住房一套。刘志刚上班后，多次以自己是北大博士为由，要求提高待遇，不断和学院提出需要配置电脑、打印机和科研启动资金等要求。郑州航院经向北京大学查询，发现受骗遂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决刘志刚3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4000元。
案例一:1、劳动合同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合同关系，它属于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劳动法》中对劳动合同的规定相对《合同法》来说就是特别法，只有在特别法没有规定的时候才适用一般法。
2、本案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用人单位不能要求职工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且双方如果约定试用期的话，在试用期内可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
3、一般显示公平的合同解除应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这里显然属于劳动合同纠纷，所以应该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对仲裁结果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例二：1、视为没有约定合同期限，双方均可随时提出终止劳动合同。但有的地方规定要求用人单位提出终止劳动合同的要提前三十日通知。
2、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会注明合同解除的日期的。
3、下列情形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一）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二）患病或者负 伤，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三） 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四）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案例三：1、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
2、工伤实行的是无过错赔偿，除非三种法定情形不得认定工伤外，均得认为是工伤。三种情形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的规定，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二是醉酒导致伤亡的；三是自残或者自杀的。所以本案应认定为工伤。
Ⅳ 公司法 合同法 经济法案例
(1)符合。
（2）不符合，因为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因而首次出资额得达到1200万元。
（3）首先要求丁再补起出资，否则变更注册资本。
Ⅳ 关于国际商法中 合同法,公司法,票据等的案例及其分析
一本优秀的来国际商法学习指源导用书。全书内容包括：导论，商事组织法，合同法，买卖法，代理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破产法，反倾销法，国际商事仲裁等。每章包括“概要”“内容提示”“基本概念”“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和“参考答案”等栏目。本书案例丰富，习题类型多样，讲解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村民甲卖给乙5头牛，合同总价款1万元，乙先付定金3000元，剩余的款项在一年内付清，合同约定在乙付清牛款之前，甲保留对5头牛的所有权。乙将牛牵回家，半年内发生了一下几种情况： （1）牛一丢失，风险归谁承担？ （2）牛二生一小牛，小牛所有权归谁？ （3）乙将牛三租给别人使用获得租金400元，租金归谁所有？ （4）牛四毁坏他人庄稼造成200元损失，该损失谁负责？若乙驾驶牛车在街上行走，牛四因受惊狂奔将行人踩成重伤，如何承担责任？ （5）乙将牛五卖给丙，所签合同是否有效？ （6）本案中定金条款是否有效？ 这个是《国际商法》课老师出的案例分析，尽量按照答题模式完整的回答。谢谢
麻烦采纳，谢谢!
Ⅵ 关于公司法的一个案例~~急！
1\原则上是不能向白云公司的股东追偿债务的.因为只要组建了独立的法人的公司就需专由其独立承担责任.
2\关于属掀开公司面纱的运用.即如果股东利用公司的独立法人性质逃避债务等的,可以要求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这个规则的运用,要收集公司股东过失的证据,实际上并不普遍.
3\再有就是对白云公司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
Ⅶ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案例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典型案例
【案情介绍】
宋某是一名2012年毕业的大学生，经过应聘于2012年10月13日来到石家庄赢弗外语培训学校做课程顾问工作。宋某在该学校经历了半个月的学校所谓的培训期，之后，学校只是以口头的形式约定了一个月的试用期，工资1000元，没有与宋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该学校还向所有员工索要工作服的保证金600元，并且与员工签订了一份有关培训费的协议书，其中约定了培训费用1000元，服务期限6个月，然而宋某只是接受的岗前培训。宋某上班期间，几乎每天都会延长下班时间，少则半个小时，多则两三个小时。一天，宋某因家中有事，向部门经理请假一天，部门经理却一反常态，在11月29日向宋某下达通告，要么再延长一个月试用期，要么于11月30日提前结束试用期辞退宋某。对于部门经理的无理要求，宋某气愤离开学校，并求助于律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案件评析】
本案例中，用人单位石家庄赢弗外语培训学校违反劳动合同法，侵害了其员工宋某的合法权益，有证据证明，学校存在以下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行为：自用工之日起不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与员工约定和实际所发工资均低于石家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勒令员工延长试用期；在试用期内，没有对员工说明理由，提前无故辞退；要求员工缴纳保证金；与员工签订实为岗前培训而名为专项培训的培训费协议；经常要求员工加班，但不支付加班费。
第一，学校自用工之日起，不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0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员工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第二，学校与员工约定和实际发的工资均低于石家庄月工资最低标准。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0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2011年7月1日河北省人社厅下发《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石家庄市区及郊区，月最低工资1100元。很显然，学校与员工约定的工资仅为1000元，明显低于石家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当责令用人单位限期补发差额；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拒不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学校违反约定试用期。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9条之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学校与宋某口头约定试用期为一个月，而在试用期即将结束时，提出延长一个月的试用期，明显违反劳动合同法中有关试用期规定。
第四，学校违反劳动合同法，在试用期内，没有正当理由辞退员工。试用期是指用人单位对新招录的员工进行各方年的考察期限，是一个双方互相了解的过程，在试用期内，一方面可以维护用人单位的利益，给单位考察劳动者是否与录用要求相一致的时间，另一方面可以维护员工的利益，使员工了解一下单位是否符合劳动合同的规定。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1项，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员工，用人单位才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依据法律，学校需要举证证明员工不符合录用条件，且录用条件需要在招聘员工时书面告知，然而，学校不给任何理由，不进行任何说明，任意辞退员工，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学校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第五，学校违反劳动合同法，要求员工缴纳保证金。依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禁止以各种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然而有证据证明，学校要求员工缴纳600元保证金，以担保员工工装费，这显然是违反法律的。
第六，学校与员工约定无效的培训费。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2条第二款规定的培训费用，包括用人单位为了对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而支付的有凭证的培训费用、培训期间的差旅费用以及因培训产生的用于该劳动者的其他直接费用。然而，宋某在学校接受的是岗前培训，这是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学校却移花接木，以岗前必要培训当做是法律规定的专项培训，这些做法都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
第七，学校经常让员工加班，但不支付加班费。学校已经明确约定了具体工作时间，然而学校不严格遵守已经制定的时间制度，经常延长工作时间，员工加班后还不支付加班费，违反了劳动合同法，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Ⅷ 谁有关于合同效力的案例
【案情】
2007年2月6日，巴菲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菲特公司)参加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槌拍卖公司)的拍卖会。此前，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以董事会决议形式委托其股东之一的上海水务资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公司)代为处置其持有的光大银行(系非上市股份公司)16985320股国有法人股。巴菲特公司通过竞拍取得了上述股权。拍卖成交后，金槌拍卖公司出具拍卖成交确认书，巴菲特公司向金槌拍卖公司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52654492元，并与水务公司签订了《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此后，自来水公司拒绝履行该协议，并于2007年3月1日向光大银行发送中止股权变更的函，致使巴菲特公司无法取得上述股权。巴菲特公司向自来水公司发函要求尽快办理股权变更申请后无果，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自来水公司履行《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将16985320股光大银行国有法人股予以转让。诉讼中，被告自来水公司辩称：第一，其未向水务公司出具拍卖光大银行股权的授权委托书，也未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巴菲特公司依据该协议向其主张权利没有依据。第二，讼争的股份系国有资产，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的有关规定，转让国有产权应当履行审批、评估程序，并且按规定进入产权交易场所交易。本次股权转让的过程不符合上述规定，转让行为不合法。自来水公司遂提起反诉，请求判决确认巴菲特公司与水务公司签订的《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1、自来水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虽未标明为“授权委托书”，但其内容已体现出授权委托的意思表示，符合授权委托的基本要素，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应认定自来水公司已全权委托水务公司办理光大银行法人股的转让事宜。水务公司以自己名义在自来水公司授权范围内与巴菲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了水务公司与自来水公司之间有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该协议可以直接约束自来水公司，巴菲特公司有权选择自来水公司或者水务公司主张权利。2、水务公司虽然取得自来水公司的授权，可以代理该公司转让讼争股权，但在实施转让行为时，应当按照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所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讼争股权的性质为国有法人股，属于企业国有资产。对于企业国有资产的转让程序和方式，国务院、省级地方政府及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均有相应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制定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根据上海市政府制定实施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市所辖国有产权的交易应当在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根据产权交易标的的具体情况采取拍卖、招标或竞价方式确定受让人和受让价格。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虽然不是行政法规，但均系依据国务院的授权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实施所制定的细则办法。而且，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目的，在于通过严格规范的程序保证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最大程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避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因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上述规定，符合上位法的精神，不违背上位法的具体规定，应当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贯彻实施。本案中，水务公司在接受自来水公司委托转让讼争股权时，未依照上述规定处置，擅自委托拍卖公司拍卖，并在拍卖后与巴菲特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其行为不具合法性。水务公司依据拍卖结果与巴菲特公司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判决：1、确认巴菲特公司与水务公司签订的《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对巴菲特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巴菲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法人股为交易标的的股权转让纠纷。本文针对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行为的效力认定问题，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相关规定的梳理，着重阐释司法裁判的依据。
一、关于规范企业国有股权 (股份) 转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企业国有股权(股份)是企业国有资产的重要表现形式。国有股权(股份)是关系到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之一，是国家获得投资收益的一种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颁布实施了许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二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决定权限或备案制度；三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程序和方式；四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禁止性、限制性规范；五是关于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择其最主要的条款，按发布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年11月16日国务院令第91号)第三条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资产拍卖、转让情形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拍卖法》(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八条规定：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并保留评估结果确定保留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第四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五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转让全部国有资产或者转让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政府批准。第五十四条规定：“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进行。”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应当采用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转让上市交易的股份依照证券法的规定进行。第五十五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以依法评估的、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或者报经本级政府核准的价格为依据，合理确定最低转让价格。《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2009年3月17日财政部令第54号)第十一条规定：“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第二十八条规定：“转让上市金融企业国有股份和金融企业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份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系统进行。”根据以上各项规定，我们将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基本规范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的程序：
(一)决策、审批程序。首先，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根据我国现有的管理模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国务院国资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国资委；二是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其他部门、机构；三是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派股东代表参加的股东(大)会。其次， 如果转让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政府批准。
(二)评估、定价程序。首先，转让方或者标的公司选择委托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依法进行资产评估。其次，将评估报告交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或者备案后，作为确定转让价格的依据，合理确定最低转让价格。再次，在交易过程中，当交易价格低于评估结果的90％时，应报国资委或者有关机构批准。
(三)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首先，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股份)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上市公司国有股份的转让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系统进行，另外还须遵循国家有关国有股减持的规定。其次，公开披露转让信息，广泛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两个以上受让方的，采用拍卖、招投标等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从严控制直接协议转让。
二、关于确认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行为效力的司法依据
应该看到，尽管我国现阶段关于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规范性文件，在各个层面已显得比较全面，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针对违反或者不符合上述三方面程序性规定的转让行为的效力问题，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是，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对这类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即使在新近开始实施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中，也仅仅是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交易行为无效。[1]本案中，光大银行国有法人股的转让未按规定进场交易，该转让协议的是否有效，遂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观点认为，在本案涉讼转让行为发生之时，尚无任何一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场交易，法院不得依据行政规章的规定来确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只要无证据证明股权的受让方为恶意，就应该确认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审理本案的两级法院没有支持这种观点，除了已有的判决理由之外，本文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国有资产转让是兼具私法与公法的法律行为，在法律适用上公法与私法应该并重。
国有资产转让行为之法律性质的正确界定，对于当前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司法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国有资产转让，首先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活动，它符合民商事合同行为的一般特征，其交易主体间的法律地位平等，遵循自愿、公平、诚信等私法原则，受到私法的保护。但是，国有资产转让不仅仅是简单的民事行为：从交易标的上看，它所处分的是涉及面广、数额较大、受公众关注的国有财产；从交易结果上看，它往往导致财产性质从公有到私有的直接转变；从交易影响上看，它会带来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也会伴随着出现国有资产流失、职工下岗裁员等问题。因此，在处理国有资产转让的法律问题上，单靠私法是力不从心的。自《合同法》颁布以来，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司法裁判从宽认定合同效力的态势也十分明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发布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了限缩解释，即将“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种注重保护私权的积极态度，是民商事审判观念的重要进步，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处理国有资产转让合同效力的问题上，单纯强调私法自治的理念，不符合我国国情。具体的说，不符合国家对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精神。国企改革本身是为了解决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因所有者缺位而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变的关键一步，带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和公共利益性。同时，在此过程中，改制行为失范现象的普遍存在，公众与日俱增的质疑，迫在眉睫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都需要公权力的介入。对法律适用而言，绝非是私法向公法的简单延伸与替代，而应当构建起以私法为横轴、以公法为纵轴的活动象限。基于国有资产及其流转关系具有私法和公法的双重属性，有关当事人在进行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时，不仅要依照《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民商法的规定，而且要遵循以《企业国有资产法》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法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国有资产有序转让的保障，应当作为认定国有资产交易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
(二)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部门规章中的强制性规范，应视为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
本案中，是否能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中对交易程序的规定来否认国有法人股交易合同的效力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才能导致合同无效。那么对于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应如何把握其效力？我们认为，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具有强制性，属于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部门规章中的强制性规范，并且应视为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理由如下：
第一，从法律权源分析，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是国务院授权相关部委制定的，与相关行政法规同根同源、一脉相承。《企业国有资产暂行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除前款规定职责外，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第三十一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的监督管理，促进企业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防止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在形式上虽然是法律位阶层次较低的行政规章，但却是依据国务院授权对上述条例的实施所制定的细则办法，是行政法规的延伸与细化，权力来源一致、立法精神统一。国务院部委制定的规章，其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应当具有相当于行政法规的效力。对此，我们应当予以充分注意。
第二，从社会效果分析，国企改革的立法现状是我国经济转型期内特殊立法工作进程的结果，相关部门规章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不容质疑，司法实践中对部分规章的效力应灵活掌握。在社会经济的变革时期，法律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矛盾尤为突出。规范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的法律文件之所以多为行政规章，是因为国企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所涉及的社会利益多元而复杂，它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深刻而严峻，出台正式法律法规的时机尚未成熟，只能处于摸索阶段。同时，改革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迫切需要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做出及时、果断、必要的反映。这种背景下，经国务院授权、各部委下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成为国企改革探索时期我国经济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实现当时行政效率的基本要求。[2]由此，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动使得立法进程也显现出渐进式、探索式：一般都是先制定行政规章，或准许各地试行地方规范性文件，待关系稳定、经验成熟，再总结、上升为行政法规、法律。在国企改革的十多年里，这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国家财产、对经济秩序的制约与保障作用毋庸置疑。如果面对个案时过分讲究公式化的法规效力等级，而不考虑规范性文件的实际社会效果，对效力较低的规章“一刀切”地排除适用，将会使原本奏效的行政管理陷入难以运行的境地，并对该规章所维护的社会利益带来不利的后果。
第三，从整体立法意图分析，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对其进行了呼应与强化。对法律条文做出正确的理解与判断不应局限于法条本身，而应当将其放置在整体的法律框架中，联系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分析探究立法者的真实意图。《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以后，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屡次发布指导性文件，要求严格执行该办法有关产权交易程序的规定。如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做好贯彻落实〈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严格落实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进场制度”；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监察部、国家工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严格监督检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进场交易情况”。2009年5月1日施行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中也有“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的规定，该法虽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由于它是对十多年国有资产管理法规的认可、总结与升华，因此至少可以说明立法者对于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一贯态度。
(三)有关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强制性规范，既是管理性强制规范，又是效力性强制规范。
前文已提到，最近出台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所称的“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只有在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才能导致合同无效。这一解释旨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尽量维护合同效力，其积极意义毋庸赘言。但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识别强制性规范中的管理性强制规范与效力性强制规范。从我国的立法现状看，处于法律位阶上的强制性规范，许多条文的逻辑结构往往只有“行为模式”(包括“应为模式”或者“勿为模式”)而缺少“法律后果”。也就是说，法条只规定了应该、必须怎么做或者不得、禁止怎么做，而没有规定不这样做或者违禁去做的法律后果，更没有直接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对于相关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产生何种影响。处于行政法规、规章位阶上的强制性规范，由于立法主体是行政机关，其制定强制性规范的目的主要在于行政管理，因而规定的“法律后果”侧重于行政责任，很少会触及甚至根本不会触及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据此认定那些没有规定“法律后果”的强制性规范或者没有规定无效后果的强制性规范，仅仅就是管理性强制规范呢？结论显然不这么简单。有学者提出了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区分准则，认为法律法规虽没有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该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属于效力性规定；若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则属于取缔性规定。[3]有法官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强制性规定仅是为了行政管理或纪律管理需要的，一般都不属于效力性规定。具体而言，首先，可以从立法目的进行判断，倘其是为了实现管理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为并不属于效力性规定；其次，可以从调整对象来判断，管理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当然，上述两个方面的判断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4]以本案为例，我们认为，涉及国有资产转让的强制性规范，它首先是管理性强制规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效力性强制规范，其中有关进场交易的规定应当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理由如下：
第一，从调整对象上看，我们所归纳的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三方面的程序性规定，其中的决策、审批程序和评估、定价程序，是转让行为正式实施之前的法定前置程序，它所规范的对象是国有资产转让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一般不会涉及其他当事人，体现了强制性规范的管理性目的。而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则是直接针对转让行为本身，它所规范的对象包括国有资产转让方、受让方、产权交易机构等。相关当事人之间所构建的转让交易关系，是否履行了进场交易，是否实现了等价有偿，是否达到了公开公平公正，直接影响到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因此，强制性规范的效力性，在这一程序环节显得比较突出。
第二，从法律解释学上看，通过体系解释、法意解释及目的解释等方法，可以得出有关进场交易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的结论。《企业国有资产法》提到交易行为无效的仅有第七十二条，即“在涉及关联方交易、国有资产转让等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该交易行为无效。”该条规定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完全一致，无非是起到强调的作用。我们不能仅此认为，只有被认定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才可确认转让行为无效。因为人大法工委对该条的释义是：“当事人恶意违反程序进行的交易活动，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已经进行的财产转让、转移等行为无效，财产状况应该恢复到行为发生前的状态。”[5]另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未按照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的，国资监管机构或者相关批准机构应当要求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转让行为无效。结合上述法条释义和相关的规定，我们运用体系解释和法意解释的方法，已经可以判断出其具有效力性强制规范的性质。若再基于经济法的公法属性，从国有资产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考量，无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就会更为清晰。
第三，从近似的司法实践看，某些法律中被认为管理性强制规范的违法结果往往是导致民事行为无效。例如，《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该款规定的内容，显然具有很强的管理性，但针对其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公司法》中阙如。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对于违反上述规定所形成的担保合同，基本上均确认为无效合同。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对《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理解适用上。该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目前的司法实践，对于违反该条规定所形成的委托理财合同，基本上亦是确认合同无效或合同部分无效。
(四)确认《企业国有资产法》实施以前违反国有资产转让强制性规范的行为无效，可以援用《合同法》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条款。国有资产转让与社会公共利益直接相关。首先，国有资产转让与人民群众利益攸关。企业国有产权流动涉及上万亿国有资产的归属，是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这种利益调整能否在公正的前提下进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公正，关涉人民群众几十年劳动成果的去向，关涉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团结，关涉经济秩序的健康持续发展，因而是当前最突出的社会公共利益所在。其次，国有资产转让备受社会公众关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如此强烈的关注，不仅仅是由于其资产总量的天文数字，而且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度。可以说，在人民法院审理的所有民商事案件中，没有哪一类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不与社会公共利益关联紧密的。有关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强制性规范，旨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行政规章规定了国有资产交易的特殊程序，这些程序的设置目的是为了通过公开、公平的交易使国有资产在保值增值的情况下顺利完成转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因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任务集中承担在规章中这些有关交易的强制性程序规定上，违反了特殊交易程序，就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本案中的当事人正是违反了国有资产必须进场交易的规定。进场交易是国家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监管的重要措施，其意图在于，让国有资产转让和重大资产处置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凭借产权交易市场网络平台功能强大、信息覆盖面广、交易效率高的优势，充分发挥公开市场发现价值、决定价格的功能，使国有资产在公平竞争中实现价值最大化，防止暗箱操作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因此，科学规范的交易程序是国有资产合理流动的必备要求，更是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条件。由此，在涉及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将社会公共利益标准运用于审判过程中，以此进行价值判断，可以使国有资产交易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迎刃而解。具体地说，就是援用社会公共利益标准去衡量行政规章中的各类禁止性规定是否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同时，审慎判断社会公共利益在具体案件中的存在与否。[6]如果交易行为违反了规章或其他法律文件中有关交易程序的强制性规定，而这种交易程序恰恰是为了使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那么法院可以考虑援用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条款认定交易合同无效。
注释：
[1]在《企业国有资产法》立法过程中，有的地方和专家建议规定，国有资产未按照规定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等违反本法规定所进行的交易行为无效。但也有专家认为，笼统规定违反规定的交易行为都无效，可能影响交易安全和效率，还可能损害善意相对人的利益。有的企业则认为，国有资产都要评估和进场交易，程序过于繁琐。而且，资产评估在实践中作用有限，进场交易在有些情况下不利于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因此，建议增加关于评估和进场交易的豁免规定。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三部分“附录”。
[2]蔡小雪：《国务院下属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法律适用：判断与适用》，载于《人民司法》2008年第4期。
[3]参见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320～322页。
[4]沈德咏、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页。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43页。
[6]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企事业单位国有产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载于《法律适用》2005年第12期。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Ⅸ 经济法案例分析（公司法和合同法）
需要承担责任.
新《公司法》在总则和分则中分别列有担保的条款，而且这些条款的规范是强制性规范，其义务性要求十分明确，必须履行，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加以变更或违反，所以这些条款已不仅对公司内部决策机关行为的约束，而是直接决定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即合法通过的股东会（大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成为公司为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担保的生效要件。如果担保合同违背这些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担保合同将被认定无效。
另外，新《公司法》对担保的限制范围由原来的“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扩大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他人（法人和其他个人）”，又使公司为其他非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公司的担保设定了限制条件。即司空见惯的公司之间的互保，也必须经过权力机构的决议而生效。
因此，审核公司担保的主体资格及股东会（大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成为银行的审查新重点。今后银行办理公司为股东或他人债务担保贷款时，应该对担保人或借款人提供的担保人的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大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尽到谨慎的形式审查义务，特别是对影响担保效力的关键内容如担保的授权、担保的最高限额、公司的股东、上市公司的资产总额、实际控制人、表决权、表决程序等应重点审查。当然，银行对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大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的审查义务只是形式审查，而对章程或决议的形式、完整性、真伪性、准确性概不负责。因为银行对担保人或借款人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很难辨别，特别是，对于实际控制人（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的审查只能是停留在担保人或借款人的单方的披露基础上，对其真实性的核实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担保人或借款人来说，其应该保证提供的章程、决议及以上签章的真实性，并应真实披露实际控制人的真实情况，否则，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Ⅹ 合同法案例1
1、不是同时履行抗辩权，拖欠电费是因为柜台租赁合同的附属合同用电合同所生之债，内而A公司拖容欠姜某的500元是租用姜某机器的合同所生之债，不是同一个合同关系
2、无权断电，对姜某拖欠电费的行为应当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解决，而不应采取这种侵权行为，属于私力自救过当
3、不能，因公司没有合法理由擅自收回柜台，其行为明显违约，原柜台租赁合同继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