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合同法的共同错误

『壹』 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中的重述（restatement)是什么意思

象明月说来的那样，美国的这种重述是不源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修订是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对法律作出的有法律效力的修改和更新。这就是两者的最主要区别。
重述一般会涵盖一定时期内美国法律的一些重要理念，理论的产生和变化。很多对美国法律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法学家的理论会被记录在这种著作中，由于权威法学家的学说有时候会被作为法律的无约束力的渊源，如果被立法者所采纳的话就会变成有约束力的渊源。所以这种专家意见很受重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贰』 美国合同法的地位和意义

美国合同法的地位：是一种一种特殊的地位，美国合同法具有更多的革命因素。意义：了解美国法，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英美法，美国合同法已经具备了如此之多的其独有的特征。

《美国合同法》是主要研究英美合同法律常用词汇的手册，美国合同法指对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合同法规则的总称。在世界各国的合同法中，美国合同法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美国法是英美法系大家族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了解美国法，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英美法。

直到今天，美国合同法上依然深深烙着英国合同法的印迹。然而，经过200多年的独立发展，美国合同法已经具备了如此之多的其独有的特征。总的来说，与英国合同法相比，美国合同法具有更多的革命因素。

传统的英美合同法理论认为,侵权责任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不能扩展到违约责任中.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方的利益,美国法学界和法院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理论。

『叁』 美国合同法的目录

美国合同法 本书目录第一章 合同与其他债
第一节 合同与准合同
第二节 合同与欺诈
第二章 合同的成立
第一节 要约和承诺
第二节 格式之争（Battle of Forms）
第三章 对价
第一节 对价理论
第二节 不得自食其言（Promissory Estoppel）
第四章 合同的效力
第一节 当事人的缔约能力（Capacity）
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方式
第三节 意思表示真实
第四节 合同的非法性（Illegality）
第五章 合同的解释
第一节 合同的内容
第二节 交易过程和行业惯例（Course of Dealing and Usage of Trade）
第三节 不利于制订者的解释
第六章 不履行合同的后果
第一节 履行不能和合同目的落空
第二节 违约（Breach of Contract）
第七章 违约救济
第一节 损害赔偿金的计算（Measure of Damages）
第二节 非金钱损失（Non-Pecuniary Loss）
第三节 间接损失（Consequential Loss）
第四节 约定赔偿金条款（Liquidated Damages Clauses）
附录一 美国联邦和州法院系统轮廓图
附录二 常用英美合同法律词汇

『肆』 美国合同法规定哪些方面

美国没有合同法，但有《统一商法典》：
美国统一商法典
（1912年3月1日颁布 1912年3月1日实施）

第一篇 总则

第一章 本法的简称、解释和适用

第1—101条 简称
本法称为并可被引用为《统一商法典》。

第1—102条 宗旨；解释原则；通过协议改变本法条款的效力
1．本法应作灵活的解释和适用，以促进本法之基本宗旨的实现。
2．本法之基本宗旨为：
a．使调整商业交易的法律更加简洁、明确并适应现代要求；
b．使商业作法能够通过习惯、行业惯例和当事方协议不断获得发展；
c．使各州调整商业交易的法律归于统一。
3．在本法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本法各条款的效力可以通过当事方的协议加以改变。本法规定的善意、勤勉、合理和注意的义务，不得通过协议加以排除；但是，当事方可以通过协议确定履行这些义务的标准。所确定的标准不得明显不合理。
4．本法某些条款包含有“除非另有协议”或类似词句，这并不意味着未包含此类词句的其它条款的效力就不可以通过本条第3款所规定的协议加以改变。
5．除上下文另有所指外，在本法中，
a．单数词包含复数含义，复数词包含单数含义；
b．阳性词包含阴性含义和中性含义；在可以得到合理解释时，中性词包含任何词性的含义。

第1—103条 一般法律原则应作为本法的补充
在本法没有具体条款予以排除的情况下，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各项原则，包括商人法和涉及合同能力、本人和代理人、禁止反悔、欺诈、虚伪说明、胁迫、强制、错误或破产的法律，或其它使合同生效或失效的法律，应作为本法的补充。

第1—104条 不作默示废除之解释
本法是一部旨在统一其领域内法律规范的一般法。在可以合理避免的情况下，本法的任何部分均不应被认为被本法以后的立法所默示废除。

第1—105条 本法的地域效力；当事方选择适用法的权力
1．除本条后述另有规定外，如果一项交易同时与本州和它州或它国有合理联系，当事方可以协议选择本州法律或它州或它国法律作为确定他们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如果无协议，本法适用于与本州有适当联系的交易。
2．当本法下列任何条款对适用法作出规定时，应按条款之规定适用有关的适用法；相反之协议，只在所规定之适用法（包括冲突法规范）允许的范围内才有效：
债权人对已售出之货物的权利 第2—402条；
银行存款和收款篇的适用 第4—102条；
受大宗转让篇约束的大宗转让 第6—102条；
投资证券篇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第8—106条；
担保交易篇中有关担保权益之完善的条款 第9—103条。

第1—106条 灵活提供救济
1．应为使受损方尽可能地恢复到另一方充分履行义务时他本应达到的状态而灵活提供本法所规定的救济；但除非本法或其它法律另有特别规定，受损方无权就间接损失或特别损失取得赔偿，也无权取得惩罚性赔偿。
2．本法所规定的任何权利或义务，均可通过诉讼强制执行，除非设定此种权利或义务的条款另有不同的和限制性的规定。

第1—107条 放弃因对方违约而产生的请求权或其它权利
受损方可在签署并交付书面弃权声明后无对价地全部或部分放弃因对方违约而产生的请求权或其它权利。

第1—108条 条款的独立性
如果本法的任何条款或其对任何人或任何情况的适用被判决无效，此种无效不应影响本法的其它条款或其适用，除非此种无效必然导致该其它条款或其适用的无效。在此种意义上，本法的各条款是独立的。

第1—109条 标题
本法各条的标题均为本法的组成部分。

第二章 一般定义和解释原则

第1—201条 一般定义
除本法以后各篇为适用该篇或其任何一章而对下列定义作出补充定义或上下文另有所指外，在本法中，
1．“诉讼”包括反诉、反请求、债务抵销、衡平诉讼以及其它任何确定权利的法律程序。
2．“受损方”指有权获得救济的当事方。
3．“协议”指当事方事实上达成的合意。此种合意可以根据当事方使用的语言得到证实，也可以根据其它客观情况，包括本法所规定的交易过程、行业惯例或履约过程（第1—205条，第2—208条），得到推定证实。协议是否产生法律后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依本法条款予以确定；否则，应依合同法原则予以确定（第1—103条）。（请比较“合同”）
4．“银行”指任何从事银行业务的人。
5．“持票人”指占有凭票付款（或交货）或空白背书票据、所有权凭证或证券的人。
6．“提单”指由从事货物运输或递送业务的人开出的证明收到待运货物的单据，包括空运单。“空运单”指空运货物时能起到与海运或铁路运输提单相同之作用的单据，包括空运托运单或空运货单。
7．“分行”包括银行在外州或外国独立注册登记的分行。
8．对某项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指承担说服事实之审判员，使其相信该事实存在之可能性大于其不存在之可能性的责任。
9．“正常业务中的买方”指在不了解所售货物侵犯了第三方之所有权或担保权益的情况下以善意通过正常方式向从事该种货物销售之卖方买进货物的人。此处的卖方不包括典当商。所有在井源或矿源销售矿物或类似物质（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应被视为从事该种货物销售的人。“买进”既指用现金买，也指用其它财产交换或利用有担保或无担保之信用赊买，也包括依据前存买卖合同收取货物或所有权凭证，但不包括大宗转让，也不包括为担保金钱债务所作的转让，以及为部分或全部清偿金钱债务所作的转让。
10．“醒目”：任何条款或句子，如果其书写方式使作为其阅读对象的通情达理的人在阅读时不至忽略，即为醒目。印刷的大写标题属于醒目（如大写的“不可流通提单”）。表格中间的任何字句，如果使用较大字体或使用其它明显不同的字体或颜色，即为醒目。电报中的任何字句均为醒目。条款或句子是否醒目，由法院判定。
11．“合同”指当事方通过协议而承担的受本法或其它适用法约束的全部法律义务。（请比较“协议”）
12．“债权人”包括普通债权人、担保债权人、留置权债权人以及债权人的任何代表。此种代表包括代表债权人利益的受让与人、破产管理人、衡平法中的清算人，以及破产债务人或让与人之财产的执行人或管理人。
13．“被告”包括反诉和反请求中处于被告地位的人。
14．涉及票据、所有权凭证、动产契据和投资证券时，“交付”指自愿转移占有。
15．“所有权凭证”包括提单、码头收货单、码头收据、仓单或书面交货指示，也包括任何在正常商业或金融业务中足以证明凭证占有人有权利接收、持有或处置凭证或其所代表之货物的其它凭证。一项凭证要成为所有权凭证，它必须表示出，凭证系由货物保管人开出或是开给货物保管人的，并表示出凭证代表着由货物保管人占有的货物。此种货物必须或者是特定的，或者是特定的一批货物中具有种类物性质的一部分。
16．“过错”指不当行为、不履行义务或违约。
17．涉及货物或证券时，“种类物”指货物或证券的任何一个单位在本质上或根据行业惯例均与任何其它类似单位完全相同。在本法范围内，如果任何特定的协议或单据将不同种类的货物视为同种，则非种类物亦可被视为种类物。
18．“真实”指不存在伪造或仿造。
19．“善意”指有关行为或交易中事实上的诚实。
20．“执票人”指占有所有权凭证、票据或投资证券的人，且所占有的所有权凭证、票据或投资证券必须系对占有人或系对其指定人所开立，或系背书给该占有人或给其指定人，或系为凭票付款（或交货）式或空白背书式。
21．“兑付”指付款或指承兑并付款；或在信用证有规定时，指购买或贴现符合信用证条款的汇票。
22．“破产程序”或“破产诉讼”包括为债权人利益所作的财产总让与或其它旨在清算或重整债务人财产的程序。
23．“破产”指某人在正常业务中停止清偿债务，或在债务到期时无能力清偿，或被联邦破产法视为失去清偿能力。
24．“金钱”指由本国或外国政府授权或批准作为流通货币之一种的交换媒介。
25．一个人在下列情况下被视为已得到关于某一事实的“通知”：
a．他实际上已知道该事实；或
b．他已经收到有关该事实的通告；或
c．根据当时他所了解的各种事实和客观情况，他有理由知道该事实的存在。
一个人对某一事实实际上有所了解时，即为“知道”或“了解”该事实。“发现”或“得知”或含义相似的其它词句，指知道而不是有理由知道。通知失效的时间和条件，不由本法规定。
26．任何人如果在通知他人时采取了正常的合理的通知方式，即被视为已“通知”他人或已向他人“作出”通知，而不论他人是否实际上了解该通知。一个人在下列情况下应被视为已“收到”通知：
a．他注意到了通知；或
b．通知被适当地送至他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或送至因他的行为而使人认为适于接收此类通讯的其它地点。
27．涉及一项特定交易时，当一个组织内从事该交易的人注意到了该组织所收到的涉及该交易的通知时，通知即从该时起生效；无论如何，通知均从该组织行使适当勤勉时该人应该注意到该通知时起生效。如果一个组织具有合理的日常工作制度，使从事该交易的人能够得到所有重要情况的通知，并且该组织实际上也遵守了这些制度，该组织即行使了适当勤勉。适当勤勉并不要求为该组织工作的某个人在其正常职责以外去传送通知，除非该人有理由知道该交易并有理由知道该通知对该交易有重大影响。
28．“组织”包括公司，政府或政府机构，商业信托公司，遗产管理委员会，信托基金会，合伙或联合体，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共同或联带权益的人，或其它法律上或商业上的实体。
29．“当事方”系与“第三方”相区别，指从事某种本法所规定的交易或订立某种本法所规定的协议的人。
30．“人”包括个人或组织（见第1—102条）。
31．“假定”指事实审的审判员在没有得到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必须认定所假定的事实是存在的。
32．“购买”包括通过下列方式取得财产：买卖、贴现、流通、抵押、质押、留置、发行或再发行、馈赠，或任何创设财产权益的其它自愿交易。
33．“购买人”指通过购买取得财产的人。
34．“救济”指受损方通过或不通过法院而取得救助的权利。
35．“代表”包括代理人、公司或联合体的行政管理人员，遗产的受托人或执行人或管理人，或任何被授权代表他人作为的人。
36．“权利”包括救济。
37．“担保权益”指对动产或不动产附着物所享有的作为付款或履行义务之担保的权益。卖方在货物已发运或已交付给买方后所保留的对货物的所有权（第2—401条），效力上只相当于保留“担保权益”。“担保权益”这个词还包括第九篇范围内之帐债或动产契据的买方所拥有的权益。第2—401条中所规定的货物特定于买卖合同项下后买方对货物所享有的特殊财产权，不属于“担保权益”，但买方可在满足第九篇的要求后取得“担保权益”。租赁或寄售中所保留的所有权不属于“担保权益”，但当事方确有设立担保之意图时除外；在任何情况下，寄售均受有关寄售之条款（第2—326条）的约束。租赁交易的当事方是否确有设立担保之意图，应根据当事案件的事实确定；但是（a）购买选择权本身并不证明存在设立担保之意图；（b）如果协议规定，在满足租赁条件之后，承租人不需另外支付对价或只需支付形式对价即成为或可以成为财产的所有人，该项租赁中即存在设立担保之意图。
38．涉及书面材料或通知时，“寄送”指在支付邮费或传送费并正确标明地址后将书面材料或通知交付邮寄或通过任何其它常用通讯手段交付传送。涉及票据时，应按票据上注明的地址或另外商定的地址交付传送；如果无此种地址，则应送往在当时条件下为合理的地址。如果收到书面材料或通知的时间不晚于适当寄送时该材料或通知应该到达的时间，即可认为寄送适当。
39．“签名”包括当事方意图认证一份书面材料时所作的或所使用的任何符号。
40．“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41．“电报”包括通过无线电、电传机、电缆和任何机械传送方式或类似方式所传送的信息。
42．“条款”指协议中与某一特定问题有关的那一部分。
43．“无授权”签名或背书指未经实际授权、默示授权或表见授权而作的签名或背书，包括伪造的签名或背书。
44．“对价”：除涉及流通票据和银行收款时另有规定外（第3—303条，第4—208条，第4—209条），如果一个人在取得权利时同时作出下列行为，即为支付“对价”：
a．承担有关提供信用的有约束力的义务；或提供即期信用，不论该信用是否已被提用，也不论他是否有权在收款遇到困难时作出倒帐；或
b．将取得的权利作为前存请求权的担保；或将其用来全部或部分地偿付此种请求权；或
c．根据前存购买合同接受货物的交付；或
d．一般地讲，支付了足以支持简式合同的价值。
45．“仓单”指从事商业性货物存储业务的人开出的收据。
46．“书面”或“书写”包括印刷、打字或任何其它有意作出的可见记号。

第1—202条 第三方的单据构成初步证据
形式适当并注明为提单、保险单或保险凭证、正式过磅单或检验单、领事发票，以及其它任何经合同授权或要求而由第三方开出的单据，构成其本身之权威性和真实性的初步证据，也构成该第三方之单据中所陈述之事实的初步证据。

第1—203条 善意的义务
对本法范围内的任何合同或义务，当事方均须以善意作出履行或寻求强制执行。

第1—204条 时间；合理时间；“及时”
1．如果本法要求在合理时间内作出一项行为，当事方可以通过协议对此种时间作自由规定，只要所规定的时间不是明显不合理。
2．作出一项行为所需要的合理时间，应根据该行为的性质、目的和客观情况确定。
3．如果一项行为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作出，或当协议无规定时在合理时间内作出，该行为即为“及时”。

第1—205条 交易过程和行业惯例
1．交易过程指特定交易的当事方在此交易之前做出的，可被合理地视为构成一种当事双方共同的理解基础，以解释他们之意图和其它行为的一系列行为。
2．行业惯例指进行交易的任何作法或方法，只要该作法或方法在一个地区、一种行业或一类贸易中已得到经常遵守，以至使人有理由相信它在现行交易中也会得到遵守。此种惯例是否存在及其适用范围，应作为事实问题加以证明。如果可以证明此种惯例已载入成文的贸易规范或类似的书面文件中，该规范或书面文件应由法院解释。
3．当事方之间的交易过程和当事方所从事之行业或贸易中的行业惯例，或当事方知道的或应该知道的行业惯例，使协议条款产生特定含义，并对协议条款起补充或限制作用。
4．在合理的情况下，应将协议的明示条款与适用的交易过程或行业惯例作一致解释；如果此种解释不合理，明示条款的效力优于交易过程和行业惯例，交易过程的效力优于行业惯例。
5．协议中任何一部分内容之履行地的行业惯例，应作为解释协议该部分之履行的依据。
6．一方为证明某种有关的行业惯例而提供的证据，只有在该方曾已经适当地通知对方，使法院认为该通知已足以避免不公正地使对方感到意外时，该证据才可被法院接受。

第1—206条 适用于本法未另作规定之动产的反欺诈法
1．除本条第2款另有规定外，一项动产买卖合同，在救济金额或价值超过5000美元时，如果缺乏书面材料证实：当事方已达成买卖合同，且合同规定了价格或确定价格的方法，且合同规定了可合理辨认的标的，且被要求强制执行的当事方或其授权代理人已在合同上签名，合同即不可通过诉讼或抗辩予以强制执行。
2．本条第1款不适用于货物买卖合同（第2—201条），也不适用于证券买卖合同（第8—319条）和担保协议（第9—203条）。

第1—207条 在保留权利的情况下履行义务或作出允诺
明确声明保留权利的一方，即使以他方要求或提出的方式履约或允诺履约或同意履约，也不因此损害其明确保留的权利。“不受损害”、“保留异议”或类似词句，可以构成明确声明。

第1—208条 任意加速的权利
如果合同规定，一方或其权益继承人有权“任意”或“在他认为自己处境不安全时”或在类似词句所规定的情况下要求对方提前付款或履约，或要求提供担保物，或要求增加担保物，此种规定应被解释为，只有当他善意地相信对方付款或履约的前景已受到损害时，他才有权这样要求。证明缺乏此种善意的举证责任，由接到加速要求的一方承担。

第1—209条 债务的降位
债务人所承担的任何债务，均可在承担时以降位方式规定其清偿顺序次于该债务人所承担的其它付款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通过与债务人或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订立协议而对自己取得付款的权利作出降位。但是，在对抗该共同债务人或降位债权人时，此种降位并不构成担保权益的设立。本条应被解释为是对本条制定前所存在之法律的澄清，而不是对其的修改。

『伍』 美国合同法的简介

在世界各国的合同法中，美国合同法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美国法是英美法系大家族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了解美国法，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英美法。直到今天，美国合同法上依然深深烙着英国合同法的印迹。然而，经过200多年的独立发展，美国合同法已经具备了如此之多的其独有的特征。总的来说，与英国合同法相比，美国合同法具有更多的革命因素。如果说该书的写作最主要的宗旨是让读者学习了解英美法院处理合同争议的方法，本书的写作目的则是让读者对美国合同法有一个更全面和更深入的认识。对于美国合同法上的各主要制度，本书均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探讨

『陆』 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我国合同法以及公约对救济方法有何不同规定

1、卖方违反合同的补救方法
主要有三种情况：
(1)不交货
交货是卖方的一项最基本的义务，对卖方违反买卖同规定拒绝交货，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同：
大陆法系国家规定：当卖方拒绝交货时，买方可采取实行履行救济方法，是指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规定履行交货义务;同时买方也可采取解除合同、请求损害赠偿的救济方法。
英美法系国家则强调：一切合同义务都当事人所作为的许诺，即使做出许诺的一方没有过失，也构成违约，同样应承担违约责任。
《公约》规定：在卖方拒不交货的情况下，可采取以下三种救济主法：
a.要求对方履行交货义务;
b.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撤销合同;
c.请求损害赔偿。
(2)延迟交货
《公约》在延迟问题上的处理方式， 参照《德国民法典》的做法，在第49条规定，只有当卖方延迟交货构成根本违反合同时，买方才可以撤销合同。《公约》还规定，无论买方采取保种救济方法，都不妨碍买方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即使买方已经以卖方迟延交货为理由撤销其合同。
(3)货物与合同不符
当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在品质、规格、数量或包装等方面与合同约定不相符时，买方应采取哪些补救方法，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
《公约》规定，即买方应在发现或应发现不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说明不符情形的性质，否则即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可采取以下几种救济方法：
a.要求交付替代物;
b.要求对不符合同的货物进行修补;
c.在宽限期内履行;
d.要求减低价格;
e.交货部分合格的情况下，不能全部解除(如果是机械配件可以)。
f.撤销合同(解除合同);
g.请求损害赔偿。
2、买方违反合同的补救方法
买方违反合同的主要表现有：
(1)不按合同的规定支付货款;
(2)不按合同规定受领货物。
出现以上情况，应采取哪些补救办法?各国法律规定不同。
a.大陆法系国家规定：如《德国民法典》规定，如买方不支付货款，卖方可以采取：
提起诉讼，要求支付价金;
请求赔偿和解除合同。
b.英美法系规定：卖方只能请求损害赠偿，而不能解除合同。买方拒收物和拒绝支付货款时，卖方可采取两种不同的救济方法：
一是债权方面的救济方法：当货物的所有权尚未转移买方时，如买方拒绝受领货物或拒不付款，卖方一般无权对买方提出价金之诉，而只能以买方不接受货物为由，对买方提出损害赔偿的诉讼。
如果货物的所有权已经转移于买方，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买方无理拒绝货物，卖方可以以买方拒绝接受货物为由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向买方提出支付价金之诉;二是买方已经接受了货物，而拒绝对付货款，卖方唯一的救济方法就是向买方提起价金之诉，要求支付货款。
二是物权方面的救济方法：是指未收到货款的卖方对货物所享有的物权。英国法律规定，当买方不支付货款时，卖方可以对货物进行以下两种权利：
留置权：即未收到货款的卖方可以对货物行使留置权，把货物留下来作为支付价金的担保，直至买方支付全部价金为止。一旦货物脱离卖方占有(已发运过去)，卖方就不能行使此项权利，而只能行使中途停运权。
停运权：是指未收到货款的卖方在买方无力清偿债务时，把已脱离其占有但仍处于运输途中的货物，重新取运回来的一项权利。行使此项权利需具备以下条件：卖方必须已经交出了对货物的占有;买方确无清偿能力;只能在货物的运输途中行使。
3、买卖双方都可采取的救济方法
(1)损害赔偿(直接、间接);
(2)逾期违约的，中止履行;
(3)分期分批交货合同的违约救济办法：
交货，未交，交货(当中有一批交货可以解除，但第三批必须交货)。
交货，未交，交货(第二、三批由于没交款，都可以解除)。
交，未交，未交(第二批零配件没有到可以全部解除)。

『柒』 美国法律与中国法律有没有什么共同点教育制度有什么不同

美国和中国的法律区别很大，但是不能笼统地说美国是英美法系（也叫普通法系、判例法系等），中国属于大陆法系（也叫成文法系等），因为说美国属于英美法系可以说是公认的，但是说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则有失公允，尤其是我国的法律制度是属于有中国特宴镇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自成一家的，不能简单地划入某个法系。比如说我国的合同法在合同的订立程序上就是采用英美法系的制度，但是在判断合同的成立上却又有些许不同，在要约和承诺的具体规定上也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没有对价制度的构建等。具体的说，岩祥行美国和中国在具体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学教育和司法体制上都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应试教育 ,美国相对注重实践能力的培粗哗养.

『捌』 中美合同法的异同

一、我国合同法的规定
我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什么是具体确定的并没有明说，但合同法12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13条也规定受要约人对以上几项内容的变更就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构成新要约。由此可见这八项内容应该是对意思表示构成要约很重要．但合同法第61、62条又规定对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履行期限、履行方式、旅行费用约定不明确的可以补充协议，不能达成协议的，法律也规定了相应的解决办法，所以这几项也不是必需的。合同法111条规定对于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按照标的性质和损失大小，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至于解决争议的方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合同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规定，有协议的按协议，没有的或者按照事后的协议申请仲裁，或者直接到法院解决。
由以上分析可见，我国合同法对要约的内容要求只有标的和数量以及确定的当事人是必需的，比《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还简单，该法中规定要约至少应包含标的、价格或确定价格的方法、数量或确定数量的方法三项内容，否则即会因缺乏明确性而对要约人或受要约人缺乏约束力。同时规定了要约人的有限制的撤销权，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态度上我国合同法都尽量增强要约的有效性，由此可见对促进合同交易的决心。
在我国，受要约人于承诺时亦有很大的权利。一方面可以在不改变要约的实质性内容的前提下，决定合同的内容；另一方面，我国采取的是承诺通知到达生效的基本原则，所以受要约人在承诺到达要约人之前或之时都有撤销权。 二、美国合同法的规定
美国《统一商法典》和很多合同法著作，也对要约作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但基本不会离开要约是一方当事人对某些明确条款所作的同意表示这一含义。至于什么是明确条款，美国合同法认为必须达到可强制执行，否则不构成合同。如数量、期限等没有确定，就不能构成强制执行。但美国更重视要约的法律效用，即要约产生受要约人的承诺权。什么样的行为产生承诺权柄因此成为要约?它应当是这样一种行为，即足以使受要约人合理地相信自己已经被授予创设合同的权力、足以使他人认为它是为求得他的承诺而对他做出的、包含所要订立的合同的所有条款。
美国要约一般不受任何约束，他们认为虽然要约给受要约人创造一个合同订立完毕的条件，只要一个要约没有因为超过要约入所确定的期限或者因为其他客观确定的期限而被撤销，它在此期间内也就一直具有被他人承诺的能力。但是，只要没有发生承诺，那么要约人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撤销其要约。即使在要约人宣告他愿意在一个明确期间内受到其要约约束的情况下，法律也无法在该期限届满之前阻挡要约人单方面提出撤销要约的要求。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法律原则有其以下三种原因。1．是英美法的基本原则对价理论：即除了包含在“签封”文件中的允诺外，允诺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意思表示，它只有在受要约人已经作出回应或承诺一个对应的履行的情况下，才产生一个有约束力的义务。要约在被接爱以前，通常没有相对人的任何对应履行，也未采用庄重的形式，因此要约人有撤销要约的自由。2．是英美法承诺生效的时间采用“发信主义”，减少了受要约人承受要约人撤销要约所产生的风险，3、是英美法属判例法制度，法官手中有相当大的衡平权，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及公平正义的观念对有关制度进行矫正，使制度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
司法实践中有加强要约约束力的倾向，因为法官会认为撤销要约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从而在某些情形下，法院会不顾对价理论而坚持要约不能撤销。比如，美国在立法与司法上基本形成了要约不可撤销的四种情形：（1）由对价支持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该对价可以是一个很小的数目）；（2）由对价中约定的禁止翻供所支持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3）由法律（主要是州立法）规定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4）单边合同中要约的不可撤销性。
美国合同法要求受要约人对要约内容要完全的同意，对要约内容的任何改动都能够导致承诺权的丧失。承诺生效的时间也采用的是发信生效的基本原则，这就意味着一旦承诺通知发出，合同立即生效。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虽然两大法系在不断融合，但有些法律制度由于信奉的基本原则不同，所以还有不同之处，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与研究，以期待中美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

『玖』 美国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有哪四次

美国司法往事一瞥

2019-09-03 11:39

虽然现在的美国看起来有些胡闹、幼稚、缺乏教养，虽然历史上（都不太好用“历史”这个词儿，时间短了点儿，夸张点说就好比量身高用“光年”做单位）的美国看起来有爆发范儿、阴险狡诈、飞扬跋扈——但我们翻一番美国的法治往事，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法治国家。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律师缔造和治理了美国：

1.《独立宣言》签署者56人，有超过半数是律师（一说25人）和法官；

2.制定美国《宪法》时的与会代表55人，一大半是律师，包括杰斐逊、汉密尔顿、马歇尔、亚当斯等；

3.美国200多年历史中，有半数以上的国会议员、70%的政府高官（正副总统、国务卿、内阁成员）是律师，包括大家熟悉的奥巴马、拜登、希拉里。

4.美国有110万律师（百万雄狮），是世界上律师最多的国家。人口占世界5%，律师占全世界律师1/3左右。

在美国，律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和一个阶层，更是一种力量和文化，正如林肯所说：让法律成为这个国家的信仰。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法治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偏见和罔顾事实，正如电影《以性为本》所讲述的，即使存在女权歧视，依然被傲慢的司法体系视而不见，甚至是视为物竞天择的公平，在经历了九死一生、九牛二虎后，才产生了首位女法官。

『拾』 急需答案：涉及违约的受损害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各国法律确定的制度有哪些这些制度的差异和共同点有哪些

合同法定解除权是法律赋予非违约方在其自身利益遭受违约方行为严重损害时得以采取的一种违约救济措施。由于此种救济将导致双方合同关系终止的后果，各国对其均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但在具体规定上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拟对各主要国家的合同法或判例法以及国际统一合同法有关法定解除条件的规定进行比较、评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合同的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以前，当法定的条件具备时，根据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消灭的行为。一般说来，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但在履行过程中，有时会产生某些特定情况。例如，由于对方当事人严重违约，从而使债权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达到，这样合同的存在对债权人来说已不具有实质意义，合同即使在以后能够被遵守，债权人的目的仍不能达到，因此应允许债权人宣告解除合同，从而使其从已被严重违反的合同中解脱出来，及时消除或减少因对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但是，这并不是说，一旦违约都可以导致合同的解除。如果对法定解除权不加以严格的限制，就会导致各种交易关系轻易的消灭，既不符合鼓励交易的目的，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甚至常常会损害合同双方的利益，特别是在一方虽已违约，但违约当事人能够继续履行，而非违约方愿意违约方继续履行的情形时，就应当要求违约当事人继续履行，而不能强令当事人消灭合同关系。因为在此情况下只有继续履行才符合当事人的订约目的，才能更好地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

鉴于以上考虑，对非违约一方的法定解除权，各国均规定了十分严格的条件和限制，但由于各国合同法律制度的不统一，各国的规定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拟对各主要国家的合同法或判例以及国际统一合同法有关法定解除条件进行比较、评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合同法》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英国

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将合同条款分为两类，一类是条件条款(conditions)，也被称为主要条款;另一类是担保条款(warranties)，也称为次要条款。当事人违反两类条款将会产生不同的后果。该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违反主要条款的，将会产生一种权利解除合同;违反次要条款的，将会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没有权利拒绝接受货物。合同条款的上述分类方法由于完全不考虑违约方违反特定合同条款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有多么严重，显得过于僵硬，在有些案件中可能引起不公正。但这种分类也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即具有确定性，双方当事人都可以事先知道违反某个条款必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如果一项条款未被制定法加以分类，法院依据该条款在合同中的重要性来决定其是一个主要条款，还是一个次要条款，其检验的标准是，是否一项特定的许诺涉及事情的根基，以至于如果不履行这项许诺，就会使合同其它部分的履行实质上不同于非违约方的预期。例如，同样是由于生病不能按时履行合同中的义务，在Poussard v. Spiers(1876)一案中，歌手违反合同未能如约参加演出，使整个合同无法履行，被告有权解除合同，另找他人代替原告，而Bettini v. Gye(1876)一案中，歌手未能如约参加排演，并不影响合同如约履行，原告仍然可以按约参加演出，所以被告不能解除合同。另外，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对条款进行分类，指出某些条款是主要条款，另一些条款是次要条款，这与(1979年货物买卖法)中的分类具有相同的含义。但在一些情况下，当事人的分类也不是决定性的。但一般而言，只要当事人清楚地说明了违反某个合同条款的后果，法院就愿意判决当事人的分类是有效的。

自从1962年的一个案例之后，英国法院开始承认那些无法归属的条款为“中间条款”。对于这类条款，法院主要考虑的是违反该条款实际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到足以根本性地破坏合同目的，从而决定非违约方是否有权解除合同。但是，在英国法院的实践中，还是首先要考虑所违反条款属于主要条款还是次要条款，再考虑违反合同的后果。如果前者可以明确，则再无必要考虑后者。

英国法院的实践中还有三种特殊的违反合同的情况：

一是预先违反合同;

二是违反合同只涉及分期履行合同中的一个小部分;

三是违反合同的结果并不影响实际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只是影响了合同的商业盈利性。

在第一种情形中，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预先声明他不打算履行合同义务，或者使自己处于一种不可能履行合同的状况，那么，对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且可以立即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也可以等待合同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再看对方当事人是否准备履行合同，如不履行的，再向法院起诉。此处赋予非违约方立即起诉的权利旨在使无辜的当事人遭受的损失尽快获得补偿。如果非违约方选择了等待对方履行，此时合同依然有效，而非违约方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可以产生一些合理的费用，在期限届满以后再以对方根本性违反合同提出解除合同和赔偿请求。对此英国的学术界与法官们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在对方当事人清楚地表明了预先违反合同的意图之后，履行合同显然是不必要的，由此而产生的费用也完全浪费了，而且也与受害方减轻损失的义务相矛盾。同时非违约一方也可能承担在期限到来时，他自己可能会违反合同，反而使原来违约一方获得了解除合同的权利。

对于分期履行的合同，当事人违反其中一次履行的行为，是否能够授权对方当事人解除合同，其实质上依然是决定该种违反是否属于前述的根本性违反合同目的，这要取决于每个案件中的合同条款和具体情况。比如买卖合同中，法院并不单纯考虑当事人违反合同所涉货物在合同规定的货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要结合具体情况决定该种违反的后果，从而判断是否构成了根本性的违反合同。

除此之外，还可能出现一种法定解除的可能，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他的主要义务，只是在次要的方面违反了合同，其结果并没有影响继续履行合同的实际可能性，只是在商业上，这样做不太合理，以致在事实上根本违反了合同。

(二)美国

英国法关于条件和担保条款的区分，对于美国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统一商法典》(下称U.C.C.)并未明确区分条件和担保条款。U.C.C.在第 2-703条和2-711条分别规定了买卖合同卖方和买方的各种救济，其中就有法定解除权的行使。第2-612条规定了分批交货合同的违约救济，并明确规定：“一批或多批货物，如果因不符合合同或存在其它违约而使整个合同的价值严重降低，即构成违反整个合同。”U.C.C.第2-610条则规定了“预前毁约”时非违约方的救济措施。美国判例法往往通过判断是否存在“严重违约”或“完全违约”来决定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能否成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因此， “严重违约”实际上就是非违约方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条件，而如何来决定“严重违约”又纯属一个事实问题，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据具体情况做出决定。

就合同的履行，依据不同程度通常可分为三种：

(1)完全履行;

(2)基本履行;

(3)严重违约。后两种履行情形属于违约行为。由此，决定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能否成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即是要决定该种违约属于基本履行还是严重违约。基本履行指当事人一方基本履行了合同义务，仅在履行中稍有背离。依据基本履行理论，如果(1)违约履行仅仅轻微低于合理期待的目标和(2)此种轻微背离非为恶意，则非违约方不能解除合同。所以法院需要分析事实，判定该履行行为是“基本履行”还是“严重违反”。美国合同法学者综合不同意见认为以下是法院判断“基本履行”或“严重违反”合同的依据：

(1)受损害一方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他所合理预期的从合同中应得的利益;

(2)受损害一方的损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适当弥补的;

(3)如果受损害一方终止履行，有过失一方在多大程度上会遭受侵害;

(4)有过失一方弥补过失的可信度;以及(5)有过失一方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善意”与“公平交易”准则。

美国法中没有“迟延履行”的概念，因此对于不能按时履行是否可以使相对方解除合同义务法院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美国法院在分析过程中通常首先要决定约定的履行期限是否构成一项先决条件(condition precedent)。一般来说，美国法院并不认为履行期限条款是一项先决条件。另外也可以考虑该种逾期履行属于上述“基本履行”还是“严重违反”合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在合理的时间内履行均属于“基本履行”。但如果合同明确规定严格按照预定时间履行非常重要，即“time is of the essence”，则按时履行是一项先决条件，违反这一条件将会使非违约方得以解除其合同义务。如果缺少上述的明确约定，在违约一方仅略迟于约定日期履行时，美国法院一般不愿就此使非违约方解除合同。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需要特殊对待。比如在选择权合同(option contract)的情形，一项期限为30天的选择权在第31天行使即为无效。又如虽然在合同中未明确规定，但合同标的物的特殊用途使合同双方均意识到按时履行的重要性，如一批圣诞礼物的买卖合同的履行就必须在节前履行。

美国U.C.C.在总结了英美国家的判例经验的基础上，明确采纳了预期违约制度。该法典第2-610条不仅肯定了美国判例确立的在明示预期违约情况下非违约方享有的选择救济措施的权利，而且还增加了非违约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权利。而为了准确地判定默示预期违约，U.C.C.第2-609条规定，当一方有合理理由认为对方不能正常履约时，他可以书面形式要求对方提供正常履约的充分保证。如果对方没有在最长不超过30天的合理时间内按当时情况提供履约的充分保证，则构成默示预期违约。由于单纯地预见到对方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并不意味着对方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美国法将提供保证作为其他救济手段适用的前提，消除了主观“预见”所带来的随意性，限制了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因而更为合理，值得我国借鉴。

(三)德国

《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于2002年1月1日生效，是自《德国民法典》问世以来最重大，最深刻的一次改革。

新文本第323条是关于双务合同情形法定解除权的特殊规则，它适用于双务合同中一切违反义务的情形，包括不给付、迟延给付和不良给付，且不再限于牵连性主给付义务，亦应适用于从给付义务或者其他附随义务，其中不良给付情况下的法定解除权是首次被引入到《德国民法典》中，第323条的适用范围显著扩大。该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必须为债务人指定一个适当的后续履行期间，并且期间必须届满未果。这是解除的一个要件;在第2款规定了一些免于指定期间的情形;第3款规定了以警告代替指定期间的情形;第4款规定了预期违反时的解除;第5款规定在单纯一部给付的情形，债务人原则上只能进行一部解除。只有在债务人对一部给付不具有利益时，其才可以进行总体解除。在不良给付的情形，以违反义务为不显著为限，债权人不得解除合同;第6款规定在债权人应对解除原因承担单独责任、或者承担主要责任时，或者在债权陷于受领迟延时，排除解除的权利。

新文本第324条规定，即使只是违反新法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不涉及给付的附随义务，债权人仍可以解除合同。依新法第324条解除合同，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

一、必须为双务合同;

二、必须违反新法第241条第2款的保护义务;

三、不能够苛求债权人信守合同。但在违反此种义务影响到主给付，并使给付不能依约履行时，适用新法第323条。

新文本第321条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在期间届满相对方仍然欠缺给付能力时，先为给付义务人可以解除合同。在此情形上，准用第323条。该条将旧文本中“财产在订约后明显减少”的不安抗辩权适用前提扩大为“欠缺给付能力”，借鉴了英美法系中的预期违约制度的适用前提，也与第323条所规定的预期违约制度相照应。

新文本第326条第5款规定：“债务人依第275条第1款至第3款不需要给付的，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对于解除，准用第323条，并且无需指定期间。”第275条第1款调整的是所谓“事实不能”，即根本就不能够履行给付的情形;第2款调整的是所谓“事实不能”，即给付虽然在理论上为可能、但却不会为任何理性的债权人所认真期待的情形;第3款则对应由债务人亲自履行给付、即专属给付的情形做出了特别的规定。

(四)CISG

CISG的第49条规定了卖方违约时买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该条第1款列举了买方可以解除合同的两种情形：(1)“卖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构成根本违约”;(2)在卖方不交货时，买方依据第47条规定的程序给了卖方履行的宽期限，而卖方在宽期限内仍不交货或他声明将不交货。类似地，CISG的第64条规定了买方违约时卖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列举了以下两种情形：(1)“买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构成根本违约”;(2)在买方没有按合同规定的日期履行时，卖方依据第63条规定的程序给予买方履行的宽期限，而买方在宽期限内仍不交货或声明将不履行义务，包括不接收货物或不支付货款。另外，CISG的第72条规定了在履行合同日期到来之前，当事人构成预期根本违约的条件，可以解除合同。第73条指出分批交货合同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其中任何一批货物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宣布合同对该批货物无效;若另一方断定今后各批货物履行也将根本违约，可宣告解除整个合同。

综合以上条款可知，CISG中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分为实际根本违约和预期违约)，二是当一方当事人的违约尚不足以构成根本违约时逾额外期限而不履行。

CISG没有采纳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将条款分为条件和担保的作法，而是通过确立根本违约这一制度，将合同后果与合同目的实现结合起来，以违约严重性来确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依据CISG第25条的规定，构成根本违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违约的后果使受害人蒙受损害，这里所述的损害(detriment)是广义的，包括了商业利益损失，标的物损坏，商业机会损失等多种情况;

第二，“以致于实质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此处所称“实质上”，意味着对当事人重大合同利益的剥夺，因此表明了一种违约后果的严重性：“以致于”则表明违约行为和另一方蒙受的重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三，违约方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预知会发生根本违约的结果。在这里，CISG为贯彻过错责任原则，采用了主客观标准来确定违约人的故意问题。

CISG规定以上三个必备条件严格限定了根本违约的构成，但有时也限制了非违约方法定解除权的行使。例如，违约人对结果的预知程度在不同的案件中是不同的，倘若违约人对结果的预知很少，甚至根本没有预知，而违约的结果实际上造成重大损害，在此情况下，因为违约方的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则非违约方仍必须受已被严重违反的合同的拘束，尽管合同的履行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也不能解除合同，这显然不妥。本来违约人能否预见，那是一个过错程度问题，不应影响到解除权的实际行使。所以CISG规定的“可预见性”要件，使其不如美国《统一商法典》仅根据具体违约程度来确定是否可解除合同，更有利于保护非违约方。

第72条在预期根本违约时非违约方可宣布解除合同，在执行中更应慎之又慎，既要“明显看出对方当事人将根本违约”，又要履行该条第2款规定的通知程序，否则属不适当地解除合同，导致非违约方可能不仅在履行期到来时应该接受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履约，同时还要承担本身构成根本违约的风险。该条第3款是关于明示预期违约的规定，大致相当于U.C.C.第2-610条的规定。所不同的是CISG仅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要求对方作出保证，而并未如同美国法那样，将其列为其它救济手段的前提，这就可能会导致解约权的滥用。

按照CISG第47条和第63条的规定，对方当事人的迟延履行实际上赋予了非违约方一项选择的权利，从字面意义上讲，他可以不利用宽限期程序，直接宣布解除合同，也可以给出一个宽限期，逾额外期限不履行，再解除合同。而从功能上讲，这两项条款正是为了确定在迟延履行在哪个时间点才构成根本违约，从而确定非违约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时间。这种宽限期程序使等待履行的非违约方消除了相对方逾期不履行是否足以构成解约权的不确定性，减轻了非违约方可能承担的不当解除的风险。

(五)中国

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法定解除的条件。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5)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形。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主要参考了CISG的作法，规定法定解除的条件主要为预期根本违约，实际根本违约以及逾额外期限仍不履行三种情形，采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说法，抛弃了预见性理论主观标准，减少了因此而造成的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现象以及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因素。

一般而言，预期违约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特有的合同法制度，而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合同法的一项特有制度。我国《合同法》充分借鉴了这两大制度以及CISG行之有效的经验，对预期违约制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也有人认为我国同时规定这两种制度有重复规定之嫌。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混淆了这两种制度。它们虽然相似，但也有显著的区别，如二者产生的前提条件不同，依据原因不同，救济方式不同。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可以使债权人在不同的情形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救济措施，从而加强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另外《德国民法典》新文本也同时规定了这两种制度，从实例的角度说明我国《合同法》这样立法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合同法》将不可抗力单独列出作为一项法定解除的条件。一方面从各国立法看，各国均未将其单独列为一项法定解除的条件。如《德国民法典》新文本仅在第326条第5款的规定在给付障碍的情形下，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英美法系国家则用合同落空原则解决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问题，确认合同解除。但这种解除不经过当事人的解除行为，而是由法官裁决。CISG规定非违约方仅在不可抗力导致出现公约法定解除的情形下才可以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法定解除作为一项违约救济措施，其发生的基本条件是违约行为本身，而不是引起该违约行为的具体事由。因此在不可抗力引起一方根本违约或逾额外期限不履行的情形时，非违约方的法定解除权并非源于不可抗力本身而是源于不可抗力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因而无论从各国的通行作法还是从法定解除自身内涵看，均没有必要将不可抗力单独列为法定解除条件之一，我国将其单独列出不利于法定解除立法体系的简洁和明确，容易引起混乱。

从立法结构上看，我国法定解除及其条件被规定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一章中，这种安排也是比较独特的。如前所述，合同法定解除根本上是非违约方的一种救济措施，是法律赋予非违约方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保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它与损害赔偿，实际履行等相并列而存在。CISG、PICC、PECL及U.C.C等均将法定解除规定在违约补救部分。我国的作法实际上是舍本逐末。合同法定解除导致合同终止，但其更重要、更核心的意义在于为非违约方提供了一种救济措施。所以我国应仿效各国通行的作法，将法定解除及其条件规定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或救济措施专章中，这样更符合法定解除的本质，更有利于其在社会经济交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结束语

比较以上各国立法和判例，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法定解除直接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合同终结的法律后果，所以非违约方仅仅有权在严格的法定条件下宣告解除合同。因此，确定法定解除条件是否成就非常关键。各国均以不同规定确立了具体的法定解除条件。我国统一合同法以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标准，借鉴CISG的作法，将合同后果与合同目的实现结合起来确定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较以前三部合同法来讲，已是向前大大迈了一步，但仍显得太笼统，在实践中因现实情况的复杂多样而显得操作性不强，对于具体情形下当事人是否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往往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又因立法体例的不清晰，使作为一项违约救济措施的法定解除权不能为当事人有效利用。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不同情况下的违约制订更为具体详细的规则，通过完善立法结构和相关法律概念，明确合同法定解除条件。这样，一方面可使合同双方预知何种违约行为将导致合同法定解除从而在履约过程中谨慎行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合同的法定解除，达到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使非违约方在合同法定解除条件成就时充分利用法定解除这一救济措施来减少因对方严重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也可以使违约方在条件未成就时，有效地阻却非违约方不当地行使解除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